朝廷孵出黑社會
    作者：吳鉤
    來源：作者惠賜《儒家郵報》
    時間：西曆2013年2月5日
    
    
    
    （作者按：這是一篇以清代青幫的發展為例，探討黑社會形成的文章，節選自拙著《隱權力2——中國傳統社會的運行遊戲》（複旦大學出版社）一書。）
    
    
    青幫的前身是水手行幫
    
    說起青幫，大家都知道它是清末民初三大秘密會黨之一（另兩個是洪門、紅幫），也是近代上海一支非常重要的隱秘社會勢力，當時盤踞上海灘的軍政要人如張仁奎、張樹聲（馮玉祥部下），世家子弟如袁克文（袁世凱次子）、阮慕白，商界聞人如虞洽卿、顧竹軒，黑社會大佬如黃金榮、杜月笙，等等，都是青幫中人。青幫跺一腳，半個上海灘都會抖三抖。
    
    青幫又名清幫、安清幫，其來曆可以追溯到清初的漕運水手行幫，與明清秘密宗教羅教也有極深的淵源。青幫秘籍《通草》是這樣記述的：
    
    “康熙皇帝又為南漕朝夕躊躇，意將南方諸郡民稅漕糧移運北京，以為滿蒙祿食。傳旨午門外張掛皇榜，招募義士，護國匡漕。翁、錢、潘三位老祖揭下皇榜，康熙皇帝下旨，命三位義士領幫匡漕，潘祖為正統，翁祖為左統，錢祖為右統。三祖奉了皇帝聖旨，領運通漕，名為安清幫。雍正四年，船齊下水，開始運糧。翁、錢、潘三祖因人類不齊，殊難約束，經漕督何公立邦奏明，恩準三祖各開山門，廣收弟子，支配各船服務。再由徒傳徒，人才日眾。全幫合力合心，漕運於斯為盛。”
    
    但這一“奉旨護國匡漕”的“光明出身”，其實是幫會中人以訛傳訛或故意杜撰出來的。按清廷官方文件的記載，青幫的“翁、錢、潘三祖”原本是晚明的羅教信徒，從北方密雲縣到杭州府傳教。羅教宣揚“無生父母”為救世主、“真空家鄉”為芸芸眾生的最後歸宿，信羅教者可得拯救，免墮輪回。在杭州北新關外碼頭附近、漕船停泊之所，翁、錢、潘三人各修一庵，供奉佛像，吃素念經，後人遂將這三庵稱為翁庵、錢庵、潘庵。雖然三庵成了漕船“回空”（指漕糧運至北京後，空船返回）之時，水手們上岸駐足容留之所，但“三祖揭皇榜”之說，顯然是無稽之談。
    
    漕運作為給京城與軍隊供糧的生命線，事關重大，也不可能交由民間義士“承包”領運。所謂的“翁、錢、潘三祖”招兵買馬、成立幫派，更是冒犯了朝廷的心腹大忌，豈可能獲得皇帝的“恩準”？事實上，清代的漕糧押運，是由軍事係統負責的，朝廷專設漕運總督駐在江蘇，統轄與漕運有關的行政官員與衛軍。漕運衛軍又叫做“旗丁”、“運丁”，糧船的水手與舵工則是旗丁另行雇覓的。每船由一名旗丁領運，有水手與舵工若幹人，每四五十條船組成一個船幫。青幫的“幫”字，本義並非幫派之幫，而是船幫之幫。
    
    如果說旗丁是體製內的國家公務員，享有月糧與津貼；水手、舵工則是體製外的臨時工了，收入非常微薄，一年所得不過一二兩銀子，頭工的工價銀多一些，大概有六七兩。水手的這點收入，連養家糊口都遠遠不夠（學者推算，清代江南的五口之家，一年生活支出約需三十兩銀）；漕運又是十分艱苦的活計，“蹈江涉河，經曆寒暑”，終年漂泊不定，生死未卜，連朝廷的官員都覺得這些“苦累難言”的“赤貧窮漢”“深可憫惻”。但在運糧過程中，水手們還要遭受漕運係統與地方衙門官吏的層層盤剝，朝廷命官空有表示“憫惻”的奏章，卻無法給他們建立有效的製度性救濟。
    
    生存的艱辛與無助，使得漂泊在大運河上的漕運水手，大多加入了羅教。早在明代，羅教已在漕運水手中流傳。信奉“真空家鄉、無生老母”的羅教不僅給了水手們精神上的寄托與慰藉，還為他們提供了看得見摸得著的庇護與福利，如水手無處住歇時，可以借宿羅教的庵堂；年老無依的水手，還可以“進庵看守”、“耕種餘地以資糊口”；若水手因病亡故，也可埋葬於庵堂的義塚，不致生無立足之所、死無葬身之地。因此，羅教對於漕運水手的吸引力自不待言，皈依的水手越來越多，“以至日久相率歸教”。到了清雍正年間，杭州北新關外的羅教庵堂，已從原來的翁、錢、潘三庵，一度增建到“七十餘庵”。
    
    看起來，水手行幫中的羅教，有點像近代社會的NGO組織，至少具有互濟互助的NGO功能。可是，後麵的曆史已證明，水手羅教並沒有隨著近代的到來而發展成為合法的NGO，反而，它最後演化為見不得光的黑社會組織。這是為什麽呢？
    
    朝廷對水手羅教的毀禁
    
    考察水手羅教向青幫演進的軌跡，應該從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朝廷對羅教的一次嚴厲查禁切入。
    
    這一年秋，浙江仁和縣知縣王莊聽說杭州北新關外的拱宸橋一帶，修有二十多處廟宇，通稱為“庵”，因其“不僧不俗”，“供奉羅教經卷”，不像是朝廷批準修建的合法庵寺（清廷規定：非經禮部審批，不得私建寺廟，違者嚴懲不貸），形跡可疑，而清王朝對“隱藏圖像，燒香集眾，夜聚曉散，佯修善事，煽惑人民”之類的民間宗教一直是非常忌諱的，這類未經朝廷認證的宗教團體，具有不受官方控製的組織資源與意識形態體係，極容易生成對抗正統權威的隱權力。所以，王知縣立即派了官差前往查處。
    
    這些庵堂，原來都是在翁、錢、潘三所老庵的基礎上擴建的，其中翁庵因萬姓改建，又稱萬庵，另有王庵、章庵、黃庵、虞庵、彭庵，俱由翁庵所出；錢庵則分出劉庵、陸雲庵、八仙珠庵、滾盤珠庵、周庵、間庵、石庵等；潘庵又分出清涼庵、王庵、劉庵等。因為隨著皈教水手的增長，舊庵已不敷居住，羅教信眾又釀資分建了多處庵堂，還在庵外購置餘地，以資守庵人日用。
    
    仁和縣官府從李庵內查獲羅像二軸、羅經三箱，又從劉庵內查獲羅經七部，從其餘各庵搜查到羅經五十餘卷。經查，發現崇奉羅教的水手，有吃素念經的，亦有不吃素念經的，而長期住庵管理之人，則是年老或有病而不能充任水手的老弱病殘，看起來都不像是心圖不軌之徒。而且，所查獲的經卷大致也是一些“勸人修行”的鄙俚之語，“並無悖逆之處，亦無不法邪術”。設立庵堂的目的，無非是“以便生者可以托足，死者有地掩埋”。
    
    盡管如此，王知縣也不敢草率處理，畢竟民間私習旁門左道、異端邪術是朝廷大忌，所以九月初三，他將調查拱宸橋羅教庵堂的情況呈報給浙江巡撫覺羅永德，請領導定奪。覺羅永德是一名具有“高度政治敏感”的滿族大吏，明白邪教最易惑眾，何況漕船水手人多勢眾，盡是好勇鬥狠之徒，聲應氣求，尤其容易“齊心生事”，所以他認為應該“從嚴查禁”，以絕後患。
    
    九月初十，覺羅永德奏報朝廷，建議“將皈教之人從重處治，毀其經像，革除庵名，改為公所，仍許水手回空時棲止”。
    
    這不是清廷地方大員對杭州羅教庵堂的第一次查禁。早在雍正年間，時任浙江巡撫的李衛一到浙江上任，即留心訪察浙幫水手信奉羅教之事，並查實浙江北關一帶，原有七十二處羅教庵堂，現在還餘下三十餘所，他向皇帝報告說，“細查其教，止吃齋念經，其可惡之處，在於借此心齊，欺人生事”。為防不測，已派人將各庵堂經像一概銷毀，不準再以“羅教”之名相稱，改為公所，作為水手回空時的暫棲之所。之所以保留公所，是李衛考慮到“若將此等庵堂盡行拆毀驅逐，則冬月空回各水手無所依歸，反生事態”。不過李衛仍不時防範，在漕船回空的季節，派遣部屬“帶兵巡查，一有所犯，即行嚴拿，從重痛處”。雍正皇帝也認為李衛做得不錯，有政治敏感，也有大局意識。
    
    覺羅永德實際上是想沿用李衛的成例查禁水手羅教。但是，他的這一建議，受到乾隆皇帝的批評。九月十七日，皇帝給覺羅永德發來上諭，指出“毀其經像，革除庵名，改為公所”的查禁措施不足以杜絕後患，杭州的羅教庵堂“從前雖經李衛查毀經像，而房屋尚存，以致故態複萌，各庵內仍藏羅經羅像，是其惡習難返，非徹底毀禁，不能盡絕根株。”
    
    說到這裏，乾隆將覺羅永德教訓了一通：永德啊永德，你的政治警惕性怎就這麽低呢？如果真如你所奏，將庵堂改為公所，那麽數年之後，“查察稍疏”，他們勢必又將公所變為庵堂，曆史的教訓不是在眼前嗎？漕運水手有無棲止之所，“原不必官為籌劃”，不是我們官府的責任，你幹嘛要多管閑事？那些人都是“臨時雇募應用，更非官丁可比”，不是國家公務員，你替他們操什麽閑心？況且，“有漕之處，不止浙江一省”，江南、湖廣、河南、山東“均有糧船，均需水手”，怎麽沒有聽說他們需要公所？“何獨浙江為然”？你知不知道，這幫水手盡是“遊手好事之人，群居一處，必至滋生事端，於地方又有何益”？
    
    在這道上諭的最後，乾隆以斬釘截鐵的語氣告訴覺羅永德：“除將本案從重辦理外，所有各庵堂，概行拆毀，毋得仍前留存，複貽後患！欽此！”
    
    皇帝都將話說到這個份上了，覺羅永德嚇出一身冷汗，豈敢怠慢？立即飭令浙江各府縣，徹底鏟除羅教庵堂。一場轟轟烈烈的拆遷運動在乾隆三十三年的浙江、江蘇鋪展開來。北新關外查出的二十三所庵堂被全部拆毀，拆下來的物料及地基逐一估價，造冊上報朝廷，留充地方公用。為首九人因“看守各庵、收藏羅教經卷、又於庵內念經”，按律杖一百，流三千裏；其中一人“除收藏羅教經卷外，另有羅教圖像，情節較重，從重發往烏魯木齊等處，給披甲人為奴”；另有十幾人隻是“看守各庵，但未習念經卷”，以及“曾經皈教習念羅教經卷”的水手，罪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未皈依羅教的水手，杖一百；未入教、亦未吃素念經、僅僅“在庵往來寓歇”的水手，打三十大板，遣送回原籍。
    
    表麵看來，乾隆這次對水手羅教的毀禁，比他的父皇做得更為“成功”，在官府看得到的視線內，羅教庵堂以及那些危險的念經聲全部消失了，應該不可能“故態複萌”了吧。然而，在傳統王朝治下，權力的管製尚做不得無遠弗屆、無孔不入，必有其力所不及的地方；另一方麵，孤苦無依的漕運水手需要精神的寄托，更需要抱團取暖，需要以組織化的力量來增進他們索取與維護自身利益的權重，這些需求如同暗河的洪流不可堵塞。
    
    於是，盡管修建在陸地的庵堂被拆毀了，但羅教係統內的水手又在茫茫江河之上建立他們的根據地——每個船幫，專有一隻船用來供奉羅祖圖像，稱為“老堂船”，作為羅教水手的議事中心，各幫又“公派一人專管香火並通幫水手用錢賬目，為當家”，當家稱為“老管”（或“老官”），是各個船幫的最高首領。
    
    水手行幫的權力化
    
    從庵堂階段到老堂船階段，水手羅教的組織形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並對它後來的演化路徑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其一，羅教水手的活動更加隱秘化。以前的庵堂雖然未取得官方承認的合法性，但至少是半公開地吸納信徒、吃齋念經、講習教義、給水手提供生活福利。而設於江河上的老堂船，已經擺脫了官府的監控。懾於官方對羅教的嚴厲打擊態勢，水手行幫不得不將他們的組織與活動方式轉入地下狀態，各幫船還建立起秘密的聯絡信號，如遇事即以傳出“紅箸”、“溜子”為號，“人即立聚”。隨著時間的推進，後來的青幫還發展出一套隱語係統，用於交流、識別身份與發號施令。
    
    其二，羅教水手的組織結構更加嚴密化。庵堂時期的水手羅教尚是一個結構鬆散、有互助性質的宗教團體，各庵管理者通常由年邁孤苦的水手充任，並無權威的稟賦，其職責不過是看守庵產；入教的水手也隻是將庵堂當成棲身之所，與庵主並不構成嚴格的權力等級關係；這時候的水手羅教除了宣傳教義，也沒有建立森嚴的家法體係。而到了老堂船時期，水手羅教已經具備了權力組織的形態特征：
    
    首先，出現層級權力結構。各個船幫內部，各人的地位按輩份排列，水手入幫要拜師父，“凡投充水手，必拜一人為師，派到輩分，彼此照應”，師徒之間構成等級關係，幫中輩分最高、資格最老的羅教信徒，選為當家老管。
    
    其次，出現生殺予奪的權力。老管不但掌管一個船幫的“通幫水手用錢賬目”，抓著經濟大權；而且具有家長統治的絕對權威，“凡本船吃齋水手、牽夫（纖夫）服其管束”，如果“水手滋事，必送老官處治”。
    
    再次，出現嚴厲的幫規、家法。幫中水手，不論何人，若違反幫規，即有家法伺候，視其罪責輕重，或棍打，或燒炙，或截耳，或割筋，甚至“立斃，沉入河中”，“決不寬容”，這叫做“替代祖法”。老堂船還設有木棍一根，名為“神棍”，是執法權的象征，後世青幫將“神棒”附會為“乾隆欽賜”，但乾隆怎麽可能給令他寢食難安的水手羅教禦賜什麽執法棒呢？想必是青幫首領在借“欽賜”之名強化自己的權威吧。
    
    總而言之，老堂船時期的水手羅教，儼然已是一個個鑲嵌在官方漕運係統（由漕運總督、巡漕禦使、督糧道、管糧同知、漕標、旗丁等組成）上，又自成一體的隱秘王國，有自選的國王（老管），有管轄的臣民（數量巨大的水手、舵工、纖夫），有私訂的律法（幫規與家法），還有議事、決策的權力中樞（老堂船）。
    
    從庵堂到老堂船，水手羅教的教門色彩趨淡，而幫會色彩漸濃。以前，共同的羅教信仰是水手們實現互濟互助的重要紐帶，並不需要出現一個權力中心，但是現在，羅祖圖像雖然供奉在老堂船上，但宗教符號已不是整合水手的主要因素，他們被納入到一個等級森嚴的權力結構中，這個權力結構才是羅教水手建立相互關係的安身立命之所，從組織傳導出的權力信號才是聯結他們的關鍵介質。水手羅教的這一變異，我稱之為“權力化”。對變異後的羅教組織，我們也應該換個叫法，稱其為“羅教水手幫”，以便和之前結構鬆散的水手羅教相區別。
    
    水手行幫的“權力化”過程，大致是在乾隆後期至嘉慶年間完成的。乾隆苦心孤詣非要斬斷漕運水手與羅教泛組織之間的聯係不可，然而事與願違，在羅教水手們將活動中心轉移到水上之後，加入羅教的漕運人員不減反增，到了道光初年，受老堂船控製的羅教水手已“不下四五萬”，“沿途牽手（纖夫）尚不在此數”，實際上，在漕運線上隨行覓食的纖夫，人口規模遠遠超過漕運水手，他們也是羅教信徒。這個統計數字，來自清廷大員的奏報，不會是捏造誇大之詞。
    
    我們已經知道，加入羅教水手幫，須服從老管、師父之號令，受到嚴厲幫規的束縛，稍有違逆，便有被責打乃至沉河之虞，而且，入教還得掏錢，“給予老管香錢一二百文不等（相當於一個月的工資）”。可是，為什麽水手群體還要對羅教趨之若鶩呢？說到底，無非是出於生存之需與利益之爭。
    
    水手生活窮苦，老無所依，病無所治，但隻要加入羅教水手幫，“派到輩分”，便可“彼此照應”。原來各幫通常設有一個“基金會”，股本來自水手的“雇值”（工錢），即每名入教的水手從他的年工資中抽出若幹文錢，交給老管“收存生息”。以後如果有水手生病或身故，老管就從“基金會”中酌量撥資，用於支付醫藥費或喪葬費。這一救濟功能，顯然繼承自水手羅教庵堂時期的互助互濟精神，隻不過“基金會”的控製權，牢牢掌握在老管手裏，“平時未經出錢者，即無人為之照管”。
    
    更為重要的原因是，水手、纖夫、舵工都是社會底層，身份卑微，地位低下，不但覓食艱難，還要受有官方背景的千總、旗丁等剝削，如果加入羅教水手幫，情況就不同了，可以獲得整個組織的庇護，不但免受旗丁盤剝，而且還能反過來盤剝旗丁。
    
    按清代漕運慣例，漕幫水手的工錢發放有一個流程：先由各船幫“頭船”的旗丁開寫一份工資單，遞交給後麵各船，照單發錢，稱為“溜子”（“溜子”後來成了老管發起鬧事的信號）。水手的雇值，“向例不過一兩二錢”，有幫會撐腰的水手往往以“雇值低微”為由，挾製旗丁加工資，每人索錢二、三十千文。沿途遇上“水淺停滯或催趕閘壩”時，水手又會借機向頭船的旗丁加索錢文，逼寫“溜子”，如果旗丁不肯開“溜子”，水手們便在漕船停泊於曠野處所的時候，“乘夜聚眾滋鬧，打船進艙，持刀恐嚇”。
    
    道光五年（1825年），漕船在浙江的碼頭裝糧時，嘉白幫、杭三幫的水手勒逼旗丁給他們加派工錢和補貼“裝米錢”；到了運糧途中，水手又捏稱旗丁侵蝕了他們的銀兩，那是道光元年的“皇賞”（五年前的錢，可能是一筆糊塗賬了），現在必須還給他們，每條船五十三千文錢，兌換成銀子，大概是每船二三十兩。水手們“傳發溜子，挨船訛詐”。而“旗丁懼禍，不敢不給，或寫立欠票，或變賣客貨”。據稱這場索錢行動持續了數月之久，其他船幫也先後效尤。
    
    旗丁不是有官方身份嗎？怎麽鬥不過水手呢？官方的報告說是水手“人眾勢洶”，其實是因為鬧事水手的背後，站著一個強大的組織——羅教水手幫。豈但旗丁對水手畏之如虎，就連職權更高的糧船押運官“丞倅運弁”，亦不敢過問。在羅教勢力鼎盛之時，老管甚至自己開寫“溜子”，傳給各船水手索取工錢，而“旗丁不敢不從”。
    
    水手羅教“權力化”轉型的結果就是，老管憑恃羅教水手幫的組織資源、家長統治的絕對權威，能夠動員大量水手、舵工、纖夫，從而擁有在一定程度上與漕運的官方代表對抗的隱權力。而老管治下的羅教水手們，也憑借組織的力量，獲得了奪取更大利益的可能。
    
    為了爭奪更多的利益或更大的勢力範圍，不同老管所統治的不同船幫、不同派係之間（一個船幫可能分出若幹派係，若幹個船幫也可能同屬一個派係），還時常相互鬥毆。廬江幫與蘇州白糧幫；鎮江幫與湖州八幫，都長年爭鬥不休。道光五年，嘉白幫的潘安（安即庵的諧音。羅教庵堂被禁毀之後，羅教各派係不叫庵名，改稱“安”）係與錢安係，為爭八條新造漕船的歸屬，發生了一場大規模的械鬥，持刀凶鬥了四日，事後從江中撈出屍體五六十具。
    
    不管是爭地盤的廝殺，還是對旗丁的要挾，固然可以看出組織化的漕運水手並非善茬，更反映了當時水手行幫的利益分配，缺乏明晰的分配製度與談判機製，隻能取決於各利益集團的暴力資源。
    
    向黑社會演進
    
    盡管老堂船時期的水手行幫形成了嚴密的組織，出現了黑幫化的苗頭，不過，在前麵我們的敘述中，羅教水手幫與其說是黑社會組織，不如說更像是給漕運工人提供福利、主張利益的“工會”。雖然他們抗爭的手段不那麽合法（問題是當時有合法的抗爭渠道嗎？），不那麽文明，甚至有些血腥，但畢竟還很少見到水手行幫從事組織化的犯罪活動、出現普遍化的反社會行為。
    
    但是，羅教水手幫到底不同於近代意義上的工會，而是沿著秘密會黨的邏輯，繼續向著黑社會的方向演化。
    
    如果說，乾隆後期出現的老堂船，是水手羅教發生嬗變的標誌，那麽道光年間漕運水手與私鹽販子的合流，則是水手行幫再一次發生嬗變的起點。雖然我們找不到一個確切的年份來對應這個起點。
    
    說到這裏，我們需要簡單插述一下帝國的鹽政製度。跟以前的朝代一樣，清王朝也是實行嚴格的食鹽專賣製，食鹽不可自由買賣，隻能先由官方認為的“鹽浦”收購，然後，鹽商向官府申領“鹽引”（食鹽專賣憑證），再到指定的“鹽浦”買鹽，按照指定的路線運到指定的地點銷售。朝廷派出的鹽運使，就是全國唯一的食鹽批發商兼緝私部門。這種專賣體製，無可避免地會催生兩項後果，一是腐敗，鹽商為獲得更多的食鹽配額，向鹽政官行賄；二是出現私鹽市場，食鹽走私活動猖獗。
    
    而水手行幫借著千裏航運之便，一直就存在“私帶客貨，冒渡關津”的痼弊。早在雍正年間，漕運線上已活躍著一類走私團夥，叫做“風客”，“風客”慣與水手相串通，在運糧時搭載貨物，運至揚淮托給當地商人，交待他們賣掉貨物，買入食鹽，預屯於碼頭，等漕船空回時，再將食鹽裝船，運至各地銷售。”
    
    水手行幫結成嚴密組織之後，更是有了得天獨厚的走私優勢。大宗的走私，離不開組織化的資源、一呼百應的首領、充沛的運輸力量、嚴厲的保密機製，而羅教水手幫正好能滿足這些要求。
    
    道光年間，水手運販私鹽的情況已經相當普遍，因應這一地下市場之需，漕運線上出現了一種叫做“青皮黨”的鹽梟集團，或盤踞於碼頭，或跟隨船幫上下，專為水手行幫散銷私鹽。江蘇淮安府的安東、清河一帶，又有羅教遊民“私結黨羽”，自號“安清道友”，專在淮河、運河上走私貨物、販賣私鹽，有時甚至冒充兵勇，以查河為名，騷擾商旅，搶劫民財，名曰“站碼頭”。其後，“安清道友”與“青皮黨”“引類呼朋，恃眾把持”，融為一體。這“安清道友”便是青幫的雛形之一，也是“青幫”名稱的由來。
    
    鹹豐三年（1853年），南漕完全停止河運，改為海運，數以十萬計的漕運水手、舵工、纖夫突然失業，淪為遊民，雖然部分水手獲得朝廷給資遣散，或被招募為水勇，但絕大多數人是一下子“無可仰食”。這支龐大的失業水手隊伍，流落在長江中下遊，湧向旱地碼頭，並利用原來的幫會資源與走私渠道，跟當地“青皮黨”相融合，以販賣私鹽為主業，同時兼營賭博、綁架、搶劫等暴力業務。
    
    在水手行幫與私鹽走私集團合流、完成黑幫化轉型之後，一部分幫中頭目在販賣私鹽的過程中，積累了巨大財富，並逐漸提高了自身的社會地位。隨著幫會對社會的動員力、控製力、影響力的遞增，一些有頭麵的人物也加入了幫中。光緒二年五月廿四日的《申報》說，原來隻是“無業遊民”、“刑傷匪類”入幫，但是現在，居然有“武庠中之舉秀、仕途中之子弟、衙署中之差役，湣不畏法，自以為雄，樂居下流，毫不為怪。”而頭麵人物的加盟，又進一步強化了幫會的勢力。這個時候，不能繼續叫它“水手行幫”或“羅教水手幫”了，我們就正式稱之為“青幫”吧。
    
    青幫的每個成員都有一個字輩，字輩是區分眾人在幫中地位與權力的標誌，師徒關係則是青幫的核心關係，師父對徒弟具有家長製的絕對權威；青幫還發展出一整套完備的幫規體係，包括“十大幫規”、“十禁”、“十戒”、“十要”、“家法十條”；還製訂了複雜的儀式體係，開香堂收徒、執行家法等都要舉行嚴肅的儀式。加入了青幫，相當於同上一條船，按幫規要求，大夥應該“同參互助”、“患難相扶”。
    
    上海開埠後，大批青幫中人前往滬上“打天下”。這個租界割據、社會控製乏力、地下經濟（以黃賭毒為主）泛濫、龍蛇混雜的都市，給青幫勢力的壯大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以青幫為代表的黑社會勢力，迅速發展成為一支可以左右上海政局、商界、社會秩序的隱秘力量。直至上世紀四十年代末，上海灘王旗變換，新政權以雷霆萬鈞之力接管上海社會，原來的社會結構與社會勢力才迅速土崩瓦解。昔日不可一世的黑幫大佬黃金榮，在新時代成了螻蟻一隻，不得不拖著老邁之軀，到“大世界”門口打掃衛生。
    
    結語
    
    回顧水手行幫向青幫的演進史，可以說，清政府在無意中充當了推手與孵化器的角色。
    
    社會這個大空間，要麽由國家權力全盤接管，但如此一來，社會必如一潭死水，人民呈原子化生存；要麽由社會自組織充分自治，而優良的社會治理總是建立在自組織發育成熟的社會結構之上。
    
    假如國家權力既無力完成全方位的接管，又恨不得將自組織消滅殆盡，那麽，社會必然在陰暗處發育出畸形的秘密結社，羅教水手幫、青幫其實正是這種畸變了的社會自組織。如果清白自組織的合法性與自治權不被承認，那麽，社會最終要麵對的可能就是橫行江湖的黑幫隱權力，羅教水手幫蛻變為青幫的過程正好證明了這一點。
    
    應當承認，傳統中國並非完全排斥社會自組織，以鄉紳為主體的社會領袖、以血緣為基礎的宗族組織、以業緣為紐帶的行會商會、以地緣相聯結的同鄉會館，都獲得了相當成熟的發育，而且政府也承認他們的合法性與自治權力。然而，對於遊民群體的組織化，朝廷卻一直保持著高度警惕與嚴厲打擊的態度。我們可以發現，中國曆史上，從不曾出現過合法的遊民組織，而所有秘密教門、地下會黨的主體成員，則總是由遊民群體組成。這不會是偶然的社會現象。
    
    其政治性的原因，在前文引述的乾隆上諭中，已透露了幾分玄機：首先，政府並不打算管顧漕運水手的生老病死，“原不必官為籌劃”；那麽好吧，水手們不指望官府眷顧了，自己組織起來互助互濟吧，官府也堅決不同意，“遊手好事之人，群居一處，必至滋生事端”，不徹底查禁怎麽行？可笑後世青幫卻編了一個“奉旨匡漕”的出身，一段乾隆爺“欽賜”家法棒的秘史，拚命跟皇帝套近乎，這若不是拉大旗作虎皮，便是十足的自作多情。
    
    問題是，朝廷可以毀掉水手自組織的外殼——庵堂，卻無法消滅水手們對組織化的需求。自組織的一個外殼被鏟除了，另一種形式的外殼又會偷偷生長出來；你看，庵堂剛被拆毀，老堂船就出現了。事實上，朝廷拒絕在陸地上給水手們留一處遮風擋雨的庵堂或公所，等於是將這個龐大群體驅趕入茫茫江河，放逐到官方權力鞭長莫及的地方，就好比是將一隻你非常討厭的蛋，扔到一個你看不見、卻有著孵化溫度的地方。所以說，水手行幫踏上秘密結社的老堂船、走上“權力化”的路子，首先要“歸功”於朝廷的驅逐之力。
    
    當然，秘密結社未必一定是黑社會組織。黑社會通常應滿足如下特征：有穩定組織；有規則體係；處於秘密狀態；反社會性；從事有組織性的犯罪。作為黑社會組織的青幫之所以被孵出來，還因為水手行幫本身已具備了黑社會的因子。這些因子，隱藏在羅教水手幫的組織結構中——隱秘的組織形態、森嚴的權力等級、家長製的統治權威、嚴厲的家法約束、對暴力資源的依賴。這些因素，完全合乎江湖社會的基因圖譜，非常適合於搞“犯罪辛迪加”。水手行幫的“犯罪辛迪加”色彩，主要體現在大規模販運私鹽與武裝搶劫上。當水手們這麽做的時候，這個古老的漕運行幫也就徹頭徹尾淪為黑社會組織了。
    
    假如曆史可以假設，我想這麽假設一下——如果朝廷允許羅教庵堂作為NGO機構向漕運水手提供精神救助與生活救濟，或者準許水手行幫建立工會性質的老堂船給自己維權，那麽，在近代舞台上，還有沒有青幫粉墨登場的機會呢？
    
    作者惠賜儒家中國網站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