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丨中國古典學研究的新進路
作者丨楊朝明（山東(dong) 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教授）
來源丨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暨儒家郵報發表，原載《中國社會(hui) 科學評價(jia) 》2025年第4期

摘要：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國古典學研究肩負傳(chuan) 承傳(chuan) 統文化的重任，但由於(yu) 受疑古思潮、“軸心時代”理論等影響而麵臨(lin) 諸多挑戰。疑古思潮致使懷疑過甚、古籍遭疑、文化連續性被割裂；“軸心時代”理論雖受關(guan) 注，但其論證存在問題，且與(yu) 疑古思潮合流，使中國文化源頭被遮蔽。中國古典學研究的關(guan) 鍵包括中西古典學差異、對中國古代文明發展的再認識以及典籍等問題。為(wei) 此，應從(cong) 多方麵突破中國古典學研究麵臨(lin) 的困境：回歸傳(chuan) 統，汲取古代思想家智慧，明晰文明傳(chuan) 承脈絡與(yu) 製度穩定性；整合資源，從(cong) 考古學、曆史學等多維度研究古代文明；突破傳(chuan) 統，擺脫西方範式和固有思維束縛，借助數字化技術等創新研究方法，推動中國古典學發展，助力文化傳(chuan) 承與(yu) 創新。

關(guan) 鍵詞：中國古典學 疑古思潮 “軸心時代” 古籍研究

中國最高領導人給世界古典學大會(hui) 的賀信指出，兩(liang) 千多年前，中國和希臘兩(liang) 大文明在亞(ya) 歐大陸兩(liang) 端交相輝映，為(wei) 人類文明演進作出了奠基性貢獻。古典文明是人類文明演進的“奠基之作”，以其燦爛深遠的文明成果深刻影響著世界曆史的發展進程，是全人類共同的寶貴精神財富。中國最高領導人希望專(zhuan) 家學者擔負起古典學研究的使命，為(wei) 促進文明傳(chuan) 承發展、推動文明交流互鑒作出更大貢獻。我們(men) 認真總結反思百餘(yu) 年來中國學者的研究成果，會(hui) 發現一些關(guan) 鍵問題如疑古思潮的影響、“軸心時代”理論的適用性等，仍有必要進行深入探討，這有利於(yu) 打開中國古典學研究新局麵，彰顯中華文明作為(wei) 人類文明“奠基之作”重要篇章的意義(yi) 。

一、中國古典學研究的曆史與(yu) 現狀

在中華文明五千多年的發展曆程中，以孔子、孟子、老子、莊子為(wei) 代表的中華哲人承上啟下，對他們(men) 的深層認知，密切聯結著對“中國”或“中國文化”的本質把握。因此，他們(men) 思想形成的曆史時代、文化背景便成為(wei) 曆代思索與(yu) 研究的重心。“古典學”概念引入中國後，中國古典學研究隨之興(xing) 起，中國古文明研究依然是研究的核心。在古典學研究方麵，近代影響深遠的疑古思潮以懷疑精神和實證方法，對古史材料進行係統整理和辨析，打破了傳(chuan) 統古史體(ti) 係的神話色彩，推動了史學研究的現代轉型，促進了學術思想的解放，開拓了古史研究新視野。不過，疑古思潮在疑古過程中存在過度懷疑傾(qing) 向，對古史材料的否定常常過於(yu) 絕對，忽視了某些古史傳(chuan) 說所蘊含的曆史信息，對文獻的解讀有時脫離了曆史文化背景，造成了對古史的片麵理解。

20世紀80年代，基於(yu) 學術的進步以及大批地下文獻的重新問世，李學勤等學者致力於(yu) 重新評估中國的上古文明，倡導“走出疑古時代”，開創了古典學研究的新局麵。同時，雅斯貝爾斯“軸心時代”理論傳(chuan) 入中國，因其與(yu) 諸子時代時間重合受到關(guan) 注，卻因論證缺陷而與(yu) 疑古合流，忽視中國文化源頭。實際上，中國上古曆史漫長，文化發展軌跡獨特，古典學需總結反思，以推動自身發展，還原古文明真貌。

（一）“古典學”概念的引入與(yu) 發展

“古典學”起源於(yu) 西方文藝複興(xing) 時期，特指古希臘羅馬的典籍和文化研究。近代以來，中國學者將這一概念引入國內(nei) ，並嚐試將其與(yu) 中國曆史相結合進行比較研究。在19世紀末 20世紀初西方文化強勢東(dong) 漸的背景下，一些學者在救亡圖存意識主導下，開始思考中西文化關(guan) 係。梁啟超以“文藝複興(xing) 時代”比喻有清一代之學術，讚賞乾嘉學派“以複古為(wei) 解放”的治學方法符合西方文藝複興(xing) 以來的科學精神，首次使用了“科學的古典學派”的表述，開辟了以中國文化實踐對比觀照西方學術的先河。

到20 世紀八九十年代，西方學術思想進入我國，隨著“西方的沒落”等觀念傳(chuan) 入，國內(nei) 學者開始突破西方中心觀，有學者進行亞(ya) 述學、埃及學、赫梯學等世界文明史與(yu) 中國文明史的比較研究，林誌純提出構建“中西古典學”的主張，著重論述古代文明世界的民主政治史，明確指出古典學研究的意義(yi) “是走向近代，而不是‘複古’”。到20世紀初，劉小楓、甘陽等人積極倡導古典學的理念，主張建構中國古典學，編纂出版《經典與(yu) 解釋》係列叢(cong) 書(shu) ，對柏拉圖、亞(ya) 裏士多德等西方哲人和作家的思想進行注疏，通過與(yu) 西方古典精神的對話，推動中西文明的交流互鑒。

中國古典學是以中國古代經典文獻、文化及相關(guan) 領域為(wei) 研究對象的學科，涉及中國古代文明的各個(ge) 方麵，注重全麵了解中國古代社會(hui) 的發展曆程、文化成就和思想精髓。可見，中國古典學的研究對象及範圍與(yu) “國學”相近。國學也是近代的產(chan) 物，是特殊時期出現的概念，“如果沒有西學的入侵，中國傳(chuan) 統文化受到嚴(yan) 重威脅，出現嚴(yan) 重危機，所謂‘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國學的概念可能就不會(hui) 產(chan) 生。”

無論是中國古典學，還是“國學”，其概念本身都顯得過於(yu) 寬泛而籠統，不易把握。有的學者主張應重點關(guan) 注孔子、孟子、老子、莊子時代，因為(wei) 這是中華文明發展的重要時期。例如，馬一浮提出國學就是“六藝之學”，他說，“此代表一切固有學術，廣大精微，無所不備”。這一說法受到很多學者的讚成，劉夢溪認為(wei) 這一定義(yi) “態度既儼(yan) 然鄭重，學理意味也極深厚”。孔子與(yu) 早期儒家整理並傳(chuan) 述“六經”，主張修己安人，“儒學”之核心正是“六藝之學”，即經學。李學勤也持這樣的看法，他指出,“國學的主流是儒學，儒學的核心是經學”。“經學”或“六藝之學”聯結著中國古代文明的研究，因此，中國古典學研究的重點就是古籍與(yu) 古史。

古典學引入中國，反映了當時人們(men) 對中國古史的觀念，背後也體(ti) 現著對“古代中國文明” 的認知與(yu) 探索。在早期，中國學者使用“中國學”“國學”“華學”“漢學”等多種說法來指代對中國古代文明的研究。隨著學術發展，“中國古典學”逐漸興(xing) 起，人們(men) 也在古典學視域中，深入研究古代文明，整理研究早期中國典籍，推進“國學”的學科建設，期望兼容“國學”“漢學”，挖掘古典文明的時代價(jia) 值，以古典文明滋養(yang) 和啟迪後世。

（二）疑古思潮的深遠影響

中國古代文明研究首先要溯其源，對春秋戰國“諸子學”、三代“王官學”的研究是中國學術史的關(guan) 鍵，因此，中國古典學研究首先麵對的，就是自宋代以來所形成的疑古思潮。疑古思潮是中國學術史上的重要現象，要把握中華文明的價(jia) 值，更好傳(chuan) 承發展中華文明，就必須準確了解疑古思潮的得失，這是正確理解中國古典學研究現狀、擔負起古典學研究使命的必然要求。

為(wei) 了維護儒家道統，學者以儒家的價(jia) 值觀念和道德標準來評判經典和曆史事件，這使得他們(men) 的研究視野受到一定限製，難以對非儒家的思想文化進行客觀公正的評價(jia) 。受限於(yu) 時代，當時的學者在研究中也缺乏現代科學的考古學、語言學等多學科的綜合運用能力，主要依賴文獻資料進行考證，使得他們(men) 的研究結論有時不夠準確和全麵。在此背景下，疑古思潮打破了對經典的盲目崇拜，鼓勵學者以更加理性和批判的態度去審視古代文獻和傳(chuan) 統學說。這種懷疑精神促使學者對經典進行深入研究，通過對文獻的考辨、文字的訓詁等方法，糾正了以往注釋和理解中的一些錯誤，推動了經學、史學等學科的發展。

可以說，疑古思潮在一定程度上衝(chong) 破了傳(chuan) 統的思想束縛，為(wei) 思想的創新和發展開辟了道路。它使得學者不再局限於(yu) 傳(chuan) 統的儒家經學體(ti) 係，開始思考“六經”之外的思想資源和學術價(jia) 值，促進了學術思想的多元化發展。學者通過對古代文獻的細致梳理和考證，努力還原曆史的真實麵貌。他們(men) 對一些被神化或歪曲的曆史記載進行辨析，去除了附會(hui) 在曆史人物和事件上的不實成分，使人們(men) 對古代曆史有了更客觀、準確的認識。然而，部分學者在疑古過程中過於(yu) 激進，在缺乏充分證據的前提下就輕易否定一些經典和曆史記載的真實性，導致對古代文化遺產(chan) 的過度破壞。這種片麵的疑古態度忽視了古代文獻在傳(chuan) 承過程中的複雜性，以及其中蘊含的豐(feng) 富曆史文化信息。

近代以來，疑古思潮在學術界掀起了巨大波瀾，對中國古典學研究產(chan) 生深遠影響。毫不誇張地說，在這股思潮之下，一大批文獻的成書(shu) 年代被向後推移，眾(zhong) 多承載著中華民族悠久曆史與(yu) 燦爛文化的古籍遭到懷疑與(yu) 否定。古籍中的一字一句，本是古人智慧的結晶，卻在疑古思潮的籠罩下，其真實性與(yu) 權威性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

在這種思潮影響下，中國學術界出現了“東(dong) 周以上無史”“中國哲學從(cong) 春秋講起”之類的極端觀念，極大影響到人們(men) 對中國古代文明的認識，割裂了中國曆史文化的連續性。疑古思潮在近代逐漸發展出了以顧頡剛、錢玄同為(wei) 代表的“古史辨”學派，他們(men) 主張用曆史演進的觀念和大膽疑古的精神，結合西方近代社會(hui) 學、考古學等方法，研究中國古代的曆史和典籍。在他們(men) 眼中，古書(shu) 的真偽(wei) 和年代是判斷其史料價(jia) 值高低和能否使用的前提，隨著討論的深入，辨證古代文獻資料的年代及真偽(wei) 等問題成為(wei) 該派古史討論的主要內(nei) 容之一。從(cong) 這個(ge) 角度來說，“古史辨”派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有從(cong) “古史辨”向“古書(shu) 辨”轉變的趨勢。

從(cong) 20世紀二三十年代開始，學術界逐漸形成了一種名曰“辨偽(wei) 學”的特殊學問，學者過度“甄別”史料，大量珍貴文獻被視為(wei) “偽(wei) 書(shu) ”棄而不用，使得中國曆史文化被“截斷眾(zhong) 流”“攔腰斬斷”。有人已察覺其問題嚴(yan) 重，直言“古籍辨偽(wei) ”名稱欠佳。古籍研究應涵蓋“真”書(shu) 與(yu) “偽(wei) ”書(shu) ，是雙向互證的學問，而非單向的辨偽(wei) 。有學者曾經洞察“古史辨”運動給學術帶來的嚴(yan) 重後果，指出重大的學術革命隻是開啟多種可能，並不能解決(jue) 所有問題。

在上古史研究領域，“古史辨”運動的得失，有待未來更深入地研究，或依賴有價(jia) 值的考古材料來評判，當下難以定論。我們(men) 不能因辨偽(wei) 而忽視古籍蘊含的珍貴價(jia) 值，應在新的研究中重新審視和發掘那些曾被忽視的部分，平衡古籍研究中對“真”與(yu) “偽(wei) ”的探索，推動學術朝著更全麵的方向發展。

20世紀80年代，李學勤提出“重新估價(jia) 中國上古文明”，對古代文明進行全方位深入研究，希望“走出疑古時代”。李學勤充分肯定疑古思潮在一定時期的積極意義(yi) ，但也指出存在過度懷疑、否定古籍記載真實性等局限。李學勤主張重新審視疑古思潮，以更客觀、更全麵的態度看待中國上古文明，避免因過度疑古而造成對古代文明認識的片麵性。他倡導從(cong) 多學科、多角度研究上古文明，將考古學、古文字學、曆史學等相結合，不局限於(yu) 單一的研究方法和思路，為(wei) 古典學研究注入了新活力，推動學科的交叉融合與(yu) 發展，糾正以往因疑古而導致的對上古文明認識的偏差，引領人們(men) 對中國古代文明的起源和發展進行更清晰、更完整的認識，增強文化自信。

（三）“軸心時代”理論的影響與(yu) 爭(zheng) 議

德國思想家卡爾·雅斯貝爾斯提出“軸心時代”概念，他將古希臘的蘇格拉底、柏拉圖、亞(ya) 裏士多德，古印度的釋迦牟尼，中國的孔子、老子等聯係起來，認為(wei) 他們(men) 提出的思想和學說對人類文化產(chan) 生了深遠影響，且這些思想文化在大致相同的時期蓬勃發展。因此，他將這一時期視為(wei) 人類思想文化的重要發展階段。

由於(yu) 諸子百家所處的春秋戰國時期與(yu) “軸心時代”在時間上基本重合，這一理論在中國學術界引起了廣泛關(guan) 注和討論。不少人認為(wei) ，諸子百家是“軸心時代”中國思想文化的代表，這種理解逐漸成為(wei) 一種“慣常思維”。然而，“軸心時代”理論的論證方法存在一定問題。其采用時空歸納與(yu) 類型比較的方法，僅(jin) 依據“同時出現”就得出結論，但“同時出現”是否具有必然關(guan) 聯，比較方法本身並不能證明。而且，雅斯貝爾斯沒有關(guan) 注到中華文明在諸子時代以前的漫長發展，也沒有注意到中國許多思想家尊崇古代“先王”的原因。

在中國學術史上，疑古思潮與(yu) “軸心時代”理論在特定時期合流，使得“軸心時代”理論的影響不斷擴大。但實際上，中國文明跨越了雅斯貝爾斯劃分的史前、古代文明、“軸心時代”和科技時代四個(ge) 階段，且連綿不斷、脈絡清晰。如果按照雅斯貝爾斯對“軸心時代”的描述，這個(ge) 時代在中國更應是文、武、周公時代，而非孔、孟、老、莊所處的“諸子時代”。春秋戰國是中國文化發展的特殊時期，是思想、智慧的繁盛期、高漲期，而非起源期。

“軸心時代”理論以及相信這一理論的人，並未關(guan) 注到中國文化此前漫長的發展，也忽視了中國思想家何以那樣尊崇古代“先王”。如果按照雅斯貝爾斯所劃分的人類曆史四階段，“軸心時代”聚焦第三階段。然而，從(cong) 時間早晚看，古希臘、古羅馬並非最早；從(cong) 持續影響看，埃及、兩(liang) 河流域及歐洲古希臘、古羅馬文明都曾中斷，隻有中國文明既早又持久。20世紀80年代後，“軸心時代”理論被中國學者普遍接受，與(yu) 疑古思潮密切相關(guan) 。疑古派縮短中國古史，使中國古史與(yu) “軸心時代”第三階段對應，恢複了諸子學合法性，但也導致中國文化源頭被遮蔽。

二、中國古典學研究的關(guan) 鍵問題剖析

中國古典學研究的關(guan) 鍵，首先是厘清中西古典學的核心差異：西方古典學以古希臘羅馬文明為(wei) 核心，其所關(guan) 注的古典文明與(yu) 近代工業(ye) 文明之間存在明顯的曆史斷裂；而中國古典學不僅(jin) 立基於(yu) 自身連續的文化傳(chuan) 統，研究視野也更為(wei) 廣闊。要準確把握中國的“古典時代”，必須立足於(yu) 諸子時代及以前的曆史文化語境。事實上，受疑古思潮的影響，學術界對中國古代文明的發展水平仍存在認知局限，“走出疑古時代”仍需經曆漫長曆程。例如，關(guan) 於(yu) 中國古籍的成書(shu) 年代，學術界的認知至今仍存在諸多爭(zheng) 議，這就要求我們(men) 繼續推進“為(wei) 中國古書(shu) 排隊”的工作，並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客觀評價(jia) 中國古代文明的發展水平，這是中國古典學研究亟待突破的關(guan) 鍵所在。

（一）“中國古典學”與(yu) 西方古典學的差異

西方古典學與(yu) 歐洲現代國家的崛起相伴而生，在歐洲向近代轉型的過程中，一些人將古希臘羅馬想象成“烏(wu) 托邦”般的存在，試圖通過參考古希臘、古羅馬的經典及思想解決(jue) 近代化過程中麵臨(lin) 的困境，從(cong) 而逐漸形成了專(zhuan) 門研究古希臘羅馬典籍和文明的“古典學”。但西方古典學所研究的文明和歐洲近代文明存在斷裂，中間經曆了長達一千年的中世紀。

今天我們(men) 重視中國古典學研究，關(guan) 注中國古代文明起源與(yu) 發展，顯示了人們(men) 對中國古代文明價(jia) 值與(yu) 意義(yi) 的關(guan) 注。今天的中國是曆史中國的延續，不了解古代中國，很難理解今天的中國。但是，對中華文明認識上的某些不足也顯而易見。例如，當下一些學者潛意識中將“中國古典學”與(yu) 西方研究古希臘羅馬史的“古典學”關(guan) 聯起來，甚至以“對標西方古典學”來定義(yi) “中國古典學”的內(nei) 容，這種做法忽視了中西文化的巨大差異，很容易在中西古典學的“對標”過程中出現錯位。

中國文化是鮮活且傳(chuan) 承不斷的。今天我們(men) 使用“中國古典學”的概念，要繼承並超越當年“整理國故”的意義(yi) 。“整理國故”主張對中國傳(chuan) 統學術文化進行全麵、係統的整理和研究，這使得大量散見於(yu) 古籍、文獻中的資料得以被發掘、分類和整理，為(wei) 後世的學術研究提供了豐(feng) 富且較為(wei) 係統的資料基礎，有益於(yu) 推動學術方法現代化。懷疑可以大膽，求證也要小心，這樣才能促進學術研究科學化規範化。重新審視和發掘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價(jia) 值，讓人們(men) 認識到中國傳(chuan) 統文化蘊含的智慧和精華，有利於(yu) 抵禦西方文化對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衝(chong) 擊。

今天的中國古典學研究，要繼承以往的優(you) 良傳(chuan) 統，重視新資料（出土文獻以及被出土文獻“激活”的傳(chuan) 世文獻），更要在重新認識古代文明的基礎上，以更寬的視野研究中國傳(chuan) 統文化中更廣闊的領域，在廣泛借鑒現代學術方法的同時，也要結合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特點進行創新和發展。既不要輕視對所謂“故紙堆”的理解與(yu) 正確認知，又要立足於(yu) 今天的中國，麵向未來，麵向世界，從(cong) 曆史和現實、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角度深入闡釋中國。

（二）對中國古代文明發展水平的再認識

中國早期的思想者很早就思考“天”與(yu) “天下”的關(guan) 係，從(cong) 天文曆法出發，把“人”錨定在天地之間，思考在“人心”和“道心”之間“允執厥中”，希望人們(men) 明天理、尊天道，不能無法無天。正如孔子所說，人不可“獲罪於(yu) 天”（《論語·八佾》），實際上，西周初年的人們(men) 就認識到這個(ge) “天”就是“民”，認識到“民之所欲，天必從(cong) 之”（《尚書(shu) ·泰誓上》）。許多學者低估了“前諸子時代”或“前儒學時代”的智慧高度和思想深度。大量的考古發現和學術研究成果表明，中國文明有著極為(wei) 悠久的曆史。經過考古發掘，一件件沉睡地下數千年的文物重見天日，揭示了古代文明的諸多奧秘。

河南舞陽賈湖遺址出土了八千多年前的骨笛，測音顯示,當時已有完整的七聲音階，且音孔精度極高，這改變了人們(men) 對先秦隻有五聲音階的認知，表明當時的音樂(le) 文明已達到較高水平。甘肅秦安大地灣遺址有麵積達 450平方米的會(hui) 堂式建築，河北武安磁山文化遺址發現能儲(chu) 藏十萬(wan) 斤小米的貯藏室，反映出當時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力超乎想象，大規模建築的出現也體(ti) 現了當時社會(hui) 的組織和規劃能力。

中國考古遺址隻是發現與(yu) 揭示了中國地下遺存的很少部分，但我們(men) 可以以管窺豹。例如，襄汾陶寺遺址的測日影觀象台與(yu) 《尚書(shu) ·堯典》中對天象觀測的描述相呼應；陝西神木石峁發現的古城麵積相當於(yu) 六個(ge) 故宮，印證了《吳越春秋》中關(guan) 於(yu) 城郭起源的記載。這些都表明當時在天文觀測、城市建設等方麵取得了顯著成就。河南偃師二裏頭遺址對研究華夏文明淵源、國家興(xing) 起等問題意義(yi) 重大。眾(zhong) 多考古發現與(yu) 文獻記載相互印證，充分說明中國上古文明發展程度遠超想象，絕非處於(yu) 文明發展的初級階段。比如，良渚古城遺址的發現，展現出五千多年前中國已經出現了高度發達的早期國家形態，有著複雜的城市規劃、水利係統和社會(hui) 等級製度；三星堆遺址出土的大量獨特青銅器、金器等文物，證明了古蜀文明的高度發達，其青銅鑄造技術和獨特的文化內(nei) 涵令人驚歎。

孔子、墨子、莊子等先哲先賢，都對“先王”懷有極高的敬意。例如，孔子秉持“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論語·述而》）的態度，奉行“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禮記·中庸》）。從(cong) 諸多典籍及先王言論中，我們(men) 能獲得關(guan) 於(yu) 中國上古三代時期文化發展的不少啟迪。《尚書(shu) 》雲(yun) “惟殷先人，有冊(ce) 有典”，莊子稱“古之人其備乎”，墨子也多次提及古代有著豐(feng) 富記載。

從(cong) 他們(men) 對古代的評價(jia) 中，我們(men) 得以窺探中國古代曆史豐(feng) 富的記載。這些記載不僅(jin) 僅(jin) 是簡單的史實羅列，更是古人智慧創造的結晶。古代先民用他們(men) 的勤勞與(yu) 智慧，在諸多領域取得了非凡成就。這是我們(men) 民族的根脈。雖然一些古籍曾經遭到質疑，但隨著研究的深入，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這些古籍具有重要的曆史價(jia) 值。例如，《尚書(shu) 》雖部分篇章存在爭(zheng) 議，但其中關(guan) 於(yu) 夏、商、周時期政治、製度、思想等方麵的記載，可以與(yu) 考古發現相互印證。《周禮》《逸周書(shu) 》《孔子家語》以及《今本竹書(shu) 紀年》《六韜》等典籍，不能僅(jin) 僅(jin) 因為(wei) 文字風格、思想麵貌等原因就被主觀臆斷成書(shu) 年代較晚，它們(men) 包含了豐(feng) 富的曆史信息，對研究古代文化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中國古典學研究中的典籍問題

中國古典學研究必須麵對的一個(ge) 挑戰是古籍問題。曆史的載體(ti) 是古書(shu) 典籍，近代以來疑古思潮的發展，很自然地由“古史辨”演變成了“古書(shu) 辨”。無論是胡適提出的“諸子不出於(yu) 王官論”，還是羅根澤對諸子興(xing) 起原因的闡述，都是“古史辨”轉向“古書(shu) 辨”的表現。《古史辨》第3冊(ce) 以後，研究內(nei) 容逐漸從(cong) 對古史傳(chuan) 說的考辨，更多地轉向了對古書(shu) 本身的真偽(wei) 、年代、作者等問題的考辨，使得古史辨的範圍和重點發生了變化。

顧頡剛受清代學者崔述的影響，提出“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說，認為(wei) 時代愈後，傳(chuan) 說的古史期愈長；時代愈後，傳(chuan) 說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這一理論對中國傳(chuan) 統古史體(ti) 係產(chan) 生了巨大影響，推動了中國史學的現代化進程，但也造成了對早期典籍的過度懷疑。顧頡剛本人也承認這一點，他在編《古史辨》時曾表示，“我的野心真太高了”“我真成了‘誇大狂’了”，這也從(cong) 側(ce) 麵反映了他對古史辨運動後期發展方向變化的一種認識。

在中國古代典籍研究領域，文獻“互證”這一方式暴露出了不容忽視的弊端。一旦某部文獻被草率判定為(wei) 偽(wei) 書(shu) ，與(yu) 之存在關(guan) 聯互證的其他典籍，往往也會(hui) 在未做深入探究的情況下，被盲目貼上偽(wei) 書(shu) 的標簽。這種做法無疑是對古籍價(jia) 值的嚴(yan) 重貶損甚至泯滅。中國上古時期，本有著豐(feng) 富的曆史記載，可在一輪輪“辨偽(wei) ”工作的推進下，竟逐漸陷入了近乎“無書(shu) 不偽(wei) ”的困境，這顯然與(yu) 曆史事實相悖。

“辨偽(wei) ”的初衷，本是為(wei) 了在浩如煙海的古籍中去粗取精、去偽(wei) 存真，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由於(yu) 方法存在缺陷、證據不夠充分，甚至受到主觀臆斷的影響，許多蘊含重要價(jia) 值的古籍被錯誤定性。我們(men) 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古代典籍輾轉傳(chuan) 抄的難度與(yu) 艱辛，古代典籍曆經千年傳(chuan) 承，在書(shu) 寫(xie) 流傳(chuan) 過程中，出現訛誤、增刪在所難免，但絕不能因此就對其價(jia) 值予以全盤否定。在判定古籍真偽(wei) 時，應當充分整合文獻學、曆史學、考古學等多學科的知識與(yu) 方法，展開深入細致的考證，而不能僅(jin) 僅(jin) 依賴“互證”這一存在明顯缺陷的單一手段。唯有秉持更加審慎、科學的態度，才能夠有效避免珍貴文化遺產(chan) 遭受誤判，讓古代典籍在學術研究與(yu) 文化傳(chuan) 承中持續發揮更大的作用。

民國時期，張心澂受顧頡剛《古史辨》提出的古籍辨偽(wei) 的啟發，以清人姚際恒《古今偽(wei) 書(shu) 考》，明人宋濂《諸子辨》、胡應麟《四部正訛》三書(shu) 為(wei) 基礎，廣泛搜集他書(shu) 辨偽(wei) 材料編撰《偽(wei) 書(shu) 通考》，被考辨出的偽(wei) 書(shu) 竟多達千餘(yu) 部，給人的感覺簡直就是“無書(shu) 不偽(wei) ”。然而，在中國古代文明尤其是古代中國典籍研究中，還存在許多亟待解決(jue) 的問題。以《逸周書(shu) 》《孔子家語》《淮南子》等典籍為(wei) 例，其篇名中的“解”“訓”之類字樣反映出後人整理的痕跡，但不能僅(jin) 僅(jin) 因為(wei) 這些典籍的文字不像《尚書(shu) 》那般佶屈聱牙，就認定其成書(shu) 年代較晚。

疑古思潮對儒家經典的成書(shu) 年代、作者、內(nei) 容真實性等方麵進行質疑和重新考證，動搖了儒家經典在人們(men) 心中的神聖地位。那時興(xing) 起的反孔思潮直接將矛頭指向孔子及儒家思想，批判其封建禮教、等級觀念等內(nei) 容，認為(wei) 這些是阻礙中國社會(hui) 進步的因素。疑古派對傳(chuan) 統古史係統包括儒家所推崇的上古聖王等內(nei) 容進行了顛覆，這與(yu) 反孔思潮中否定儒家傳(chuan) 統觀念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相通，與(yu) 孔子儒學相關(guan) 的文獻成為(wei) 懷疑的重點，顧頡剛便認為(wei) 孔子傳(chuan) 說經兩(liang) 千年編造已雜亂(luan) 無章。在他看來，包括《論語》《孔子世家》《孔子家語》等眾(zhong) 多與(yu) 孔子相關(guan) 的文獻皆不可信，甚至有“《孟子》未必可取，《左傳(chuan) 》未必盡信”，《大學》《中庸》“固與(yu) 采桑娘、山隱居之故事立於(yu) 同等之地位”之類的說法；孔子與(yu) “六經”的關(guan) 係也被否定。如此一來，原本豐(feng) 富的孔子研究資料被大量剝離，“孔夫子”幾乎成為(wei) “空夫子”，對中國上古史研究產(chan) 生了消極影響。

事實上，深入分析後不難發現，諸如《孔子家語》偽(wei) 書(shu) 說這類結論，其實並不可靠。例如,《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shu) 》問世時，龐樸就驚訝於(yu) 其中有許多與(yu) 《孔子家語》相通的資料，感歎這些材料的出現“轟然打破了我們(men) 的成見”，非常感慨地說，麵對“竹”的事實，我們(men) 不能不承認《孔子家語》為(wei) “孟子以前的遺物”。但自《孔子家語》被認定為(wei) 偽(wei) 書(shu) 後，書(shu) 中諸多珍貴記載便遭棄用，大量原本可作為(wei) 旁證的內(nei) 容就此被擱置，這對學術研究而言，不啻重大損失。還有《周禮》（即《周官》）研究也是如此，無論是古籍的記載還是後人的認知，都認可“周公作《周禮》”的說法，但在疑古思潮的影響下，這一“定論”受到挑戰，而事實恐怕絕非如此。《詩經》亦存在同名異篇的現象，這給典籍的陳述與(yu) 真偽(wei) 判斷帶來了困難。如果我們(men) 不能保持清醒的頭腦，就很容易被此類現象迷惑，陷入誤區。此外，對於(yu) 一些典籍的解讀，也存在因時代局限和研究方法不當而產(chan) 生偏差的情況。例如，對孔子儒家“大一統” 思想的理解，過去人們(men) 往往簡單地將“大一統”與(yu) 政治上的統一畫等號，而忽略了其本義(yi) 是“以一統為(wei) 大”，崇尚曆法上的統一，目的是實現行動上的和諧、統一，使社會(hui) 分工與(yu) 協作更加有效。

三、中國古典學研究的新探索

立足於(yu) 今天的中國，古典學研究處於(yu) 一個(ge) 最好的時期，也是十分關(guan) 鍵的時期。一方麵，“第二個(ge) 結合”打開了中國文化的創新空間，我們(men) 的文化建設在正本清源、守正創新中取得曆史性成就，我們(men) 應該加大力度，進一步把握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了解中華文明的智慧和精華，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腳跟；另一方麵，大批早期中國地下文獻紛紛麵世，為(wei) 我們(men) 超越疑古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條件，為(wei) 我們(men) 了解中華文明的長度、寬度以及中國傳(chuan) 統智慧的高度與(yu) 深度提供了空前有利的學術基礎和資料條件。在傳(chuan) 統典籍記載中，春秋時期的人們(men) 動輒以“古之道”“古之製”為(wei) 依據評人論事，其蘊含的信息值得特別注意。我們(men) 需要走出單一的研究路徑，擺脫西方範式和傳(chuan) 統束縛，開拓新領域，嚐試新方法，挖掘潛在信息，揭示古代思想文化演變規律。

（一）回歸傳(chuan) 統，汲取智慧

走出疑古，當然不是走向簡單信古，而是要依據新資料，提高史識，看清中國古代文明的真實麵貌，要以更加客觀、全麵的態度重新審視古代文獻和曆史記載。例如，隨著考古學的不斷發展，大量出土文物如近些年發現的戰國竹書(shu) ，為(wei) 古代曆史和文獻提供了新的佐證。像郭店楚簡、上博竹書(shu) 、清華簡、安大簡的發現，對研究中國早期文明有重要的價(jia) 值，讓人們(men) 看到了一些失傳(chuan) 已久的古籍原貌，也為(wei) 印證和補充傳(chuan) 世文獻提供了有力依據，促使學者重新思考疑古思潮中對一些古籍的過度質疑。

中國古典學研究應回歸傳(chuan) 統，深入理解和汲取中國古代思想家的智慧。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祖述堯舜，憲章文武” 的文化觀，體(ti) 現了對曆史文化的尊重與(yu) 傳(chuan) 承。我們(men) 應從(cong) 孔子的思想和行為(wei) 中認識到中國上古文化的重要價(jia) 值，以及傳(chuan) 承和弘揚傳(chuan) 統文化的意義(yi) 。

《左傳(chuan) 》《國語》《孔子家語》等中國早期典籍中反複提及的“古之道”“古之製”，其實就蘊含著豐(feng) 富的古代文明信息。它反映了文明傳(chuan) 承脈絡，如《左傳(chuan) 》中關(guan) 於(yu) 繼統法“大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yi) 鈞則卜，古之道也”的記載，表明這些製度非周代獨有，而是傳(chuan) 承已久。這說明中國古代文明存在一條清晰的傳(chuan) 承脈絡，從(cong) 更早期的時代延續至商周，體(ti) 現了古代文明在時間維度上的延續性。像嫡長子繼承製，通過對文獻和甲骨材料的研究可知，它應是三代共通的根本製度，雖在傳(chuan) 承過程中有形式上的變化，但核心未變。這與(yu) 孔子所說的三代之禮“損益”關(guan) 係中“禮之大體(ti) ”（《禮記·喪(sang) 服四製》）保持不變相呼應，它不僅(jin) 為(wei) 我們(men) 提供古代社會(hui) 治理經驗，也有助於(yu) 我們(men) 正確評估古代文明發展水平。從(cong) “古之道”“古之製”的記載看，殷商時期在繼承製度、禮儀(yi) 製度等方麵已較為(wei) 完備，這表明當時的文明發展程度較高，有利於(yu) 糾正以往的認知偏差。

（二）整合資源，多維度研究

古代文明研究的路徑豐(feng) 富多樣，我們(men) 應積極整合多方麵的資源，從(cong) 多個(ge) 維度開展探討研究。美籍華裔學者張光直在其代表作《商文明》的緒論中提出探索商代曆史的五條途徑，即傳(chuan) 統曆史文獻、青銅器、卜甲和卜骨、考古學、理論模式。這些路徑為(wei) 研究商代曆史提供了多維度、全方位的視角和方法，打破了單一研究手段的局限，使學者能夠更加係統、全麵地對包括生產(chan) 、分配、祭祀、權力等在內(nei) 的商代文化全貌進行分析，從(cong) 而窺視商代文明的奧秘。這些途徑相互印證、相互補充，有助於(yu) 克服因曆史久遠、文獻缺失等帶來的研究困難，進而推動商代曆史和文化研究的深入發展。

張光直的思路為(wei) 我們(men) 多維度研究古代文明提供了鑰匙，要開啟深入探究整個(ge) 三代時期及古代文明的大門，就要整合資源、打開思路。在探索古代文明時，單一維度的研究往往如盲人摸象，難以窺其全貌，而多維度研究則能讓我們(men) 從(cong) 不同角度拚湊出古代文明的完整拚圖。例如，在考古學維度，要注重挖掘實物證據及其所承載的古代文明信息；在曆史學維度，需要細心辨別包括出土文獻在內(nei) 的真偽(wei) ，把握其形成與(yu) 流傳(chuan) 規律，梳理文獻內(nei) 涵；在人類學維度，洞察社會(hui) 結構與(yu) 文化習(xi) 俗，增強社會(hui) 對個(ge) 體(ti) 成長和社會(hui) 關(guan) 係的認知；在科技史維度，探尋技術發展軌跡，掌握不同文明在技術創新方麵的成就以及它們(men) 之間的相互影響；在藝術史維度，感受那時的審美與(yu) 精神表達。這種多維度的研究思路，讓我們(men) 能夠全方位、多層次地認識古代文明，通過整合多方麵的資源，更準確、更深入地還原古代文明的真實麵貌，理解其發展演變規律。

（三）突破傳(chuan) 統，勇於(yu) 創新

在新時代的學術語境下，中國古典學研究需要突破傳(chuan) 統觀念的束縛，勇於(yu) 創新。我們(men) 不能局限於(yu) 西方古典學的範式，也不能因循守舊、故步自封。就像“大膽假設，小心求證”，以今天新的資料作為(wei) 依憑，“大膽”不至於(yu) “過勇”，“小心”為(wei) 力求“嚴(yan) 謹”，敢於(yu) 開拓新的研究領域，嚐試新的研究方法。

長久以來，部分學者受傳(chuan) 統思維影響，過於(yu) 依賴既有研究成果與(yu) 方法，在研究領域與(yu) 視角上缺乏拓展。西方古典學範式的引入雖帶來了新思考，但盲目套用會(hui) 使得研究脫離中國古典學自身深厚的文化土壤。我們(men) 應清醒地認識到，中國古典學有著獨一無二的發展脈絡與(yu) 豐(feng) 富內(nei) 涵，絕不能被既定框架所束縛。我們(men) 要敢於(yu) 涉足未知領域，積極探尋新的研究方向。從(cong) 新的文化視角解讀古代經典，挖掘以往被忽視的意義(yi) ，在不同學科的交叉地帶尋找古典學研究的新生長點，為(wei) 中國古典學注入全新活力。

科技的迅猛發展給中國古典學研究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機遇。數字化技術與(yu) 大數據分析等新興(xing) 手段，為(wei) 古典學研究開啟了一扇通往新世界的大門。中國古代文獻作為(wei) 承載悠久曆史文化信息的符號係統，具有不可估量的價(jia) 值。利用數字化技術，我們(men) 能夠對浩如煙海的古代文獻進行高效整理、安全存儲(chu) 以及便捷檢索，提高研究效率。建立古代文獻數據庫，研究者可以瞬間獲取所需資料，並進行精準比對分析，極大地節省了時間與(yu) 精力。

當今世界正處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中華民族迎來了民族複興(xing) 的關(guan) 鍵時期。“兩(liang) 個(ge) 結合”尤其是“第二個(ge) 結合”打開了文化創新的空間，我們(men) 要在五千多年中華文明基礎上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就要大力加強中國的古典學研究，在與(yu) 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鑒中，繼承曆史而書(shu) 寫(xie) 新的曆史，禮敬文明而更新文明，進一步彰顯自信，走向未來。

〔本文注釋內(nei) 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