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學術路徑與(yu) 《儒家政治哲學大綱》

作者：幹春鬆

來源：《光明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六年歲次乙巳五月初三日戊戌

          耶穌2025年5月29日

《儒家政治哲學大綱》

幹春鬆 著

北京大學出版社

【著書(shu) 者說】 

任何學術作品都不太可能靈機一動就寫(xie) 成，每位學者的學術寫(xie) 作都是從(cong) 最初的聚焦點逐步向新領域拓展的過程。我自己大部分的學術工作主要集中在儒學領域，最近出版的《儒家政治哲學大綱》（入選2025年3月光明書(shu) 榜）就是從(cong) “製度儒學”到“政治哲學”推展的一個(ge) 階段性成果。

我之研習(xi) 、體(ti) 會(hui) 儒學，在方法上可以用《製度儒學》（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一書(shu) 的書(shu) 名來“標識”。

製度儒學，顧名思義(yi) 就是探求儒學與(yu) 中國傳(chuan) 統製度之間的關(guan) 係，通過“製度的儒家化”和“儒家的製度化”的雙向互動，構成了儒學—製度—日常生活的相互影響、相互製約的秩序體(ti) 係。“製度儒學”的研究方式，與(yu) 一直以來注重哲學和觀念研究的方式有很大區別，也與(yu) 一般的製度史研究方式不同，它的關(guan) 注點落在思想和製度之間的互動上。從(cong) 《製度化儒家及其解體(ti)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2012年），到《保教立國：康有為(wei) 的現代方略》（讀書(shu) ·生活·新知三聯書(shu) 店，2014年），再到《理想的國度：近代中國思想中的國家觀念》（四川人民出版社，2023年）等，我的研究始終“一以貫之”地延續這一思路。

這種儒家研究方式促使我廣泛閱讀政治學與(yu) 政治哲學著作，從(cong) 古希臘到霍布斯以來的經典，進而思考儒家秩序的觀念基礎。2010年前後，我在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主管科研工作，當時學院聚集了一批政治哲學學者，如段忠橋、龔群、周濂、劉瑋等。基於(yu) “有組織的科研”理念，我與(yu) 段忠橋、龔群組建了政治哲學教研室，並設立博士點。隨後，我推動當時的哲學院學術委員會(hui) 主任張誌偉(wei) 申請學校項目，組織撰寫(xie) “政治哲學史”係列著作：韓東(dong) 暉負責西方政治哲學史部分，張文喜負責馬克思主義(yi) 政治哲學，我和彭永捷，還有當時在國學院工作的梁濤負責中國政治哲學史。

這個(ge) 項目很快被學校批準，我們(men) 開始在全國範圍內(nei) 邀請學者，想象著“讓最合適的人寫(xie) 最合適的章節”。但翻閱過此書(shu) 的讀者可能會(hui) 發現，西方政治哲學史三卷本，庶幾可以稱得上初步達到這個(ge) 目標，而中國政治哲學部分則不盡如人意。撰寫(xie) 中國政治哲學的困難在最初設計框架的時候就已經發現。當西方政治哲學部分順利地請好作者，開始寫(xie) 作的時候，中國政治哲學部分還在為(wei) 應該如何區分政治哲學和政治思想史、政治製度史展開爭(zheng) 論。所以，隨後的寫(xie) 作雖多有名家擔綱，但並未讓我們(men) 自己感到滿意。2017年，由張誌偉(wei) 、韓東(dong) 暉和我主編的《政治哲學史》，獲得了“中華優(you) 秀出版物獎”，但建立中國政治哲學的學術範式始終是我的學術追求，也成為(wei) 推動我持續深入研究的重要動力。

2015年之後，我開始將研究重點轉向章太炎和梁漱溟，特別是梁漱溟。按牟宗三先生的評價(jia) ，梁漱溟“思考力強，性情真，誌氣高，也有相當的智慧，可惜無學以實之”，並認為(wei) “鄉(xiang) 村建設”的路並無可取之處。但在我看來，固然梁漱溟先生的論證並非如學院派那樣細密，但若說他“若其社會(hui) 所以形成之文化根據及背後之曆史淵源，則並未接觸到”，便有些偏頗。梁漱溟先生認為(wei) 基於(yu) 中國的曆史文化淵源，中國便不可能走上西方現代社會(hui) 發展的道路，故而確立起文化多元主義(yi) 的進路，認為(wei) 中國文化的特色是“倫(lun) 理本位”“職業(ye) 分途”，故而既沒有階級的觀念，也沒有個(ge) 體(ti) 的意識，如此這般，中國要建立現代國家，不能照搬蘇聯或西方的路徑，而是要基於(yu) 自身的文化特性來培育新的政治習(xi) 慣，這個(ge) 思路是基於(yu) 對中國現實的深入體(ti) 察而得出，並非基於(yu) 儒家經典的學理推論，故而，給我們(men) 理解現代中國的發展進程，提供了極具價(jia) 值的視野。為(wei) 此，我撰寫(xie) 了《倫(lun) 理與(yu) 秩序：梁漱溟政治思想中的國家與(yu) 社會(hui) 》（商務印書(shu) 館，2019年），我認為(wei) 與(yu) 其討論儒家觀念是否“民主”，不如討論支撐儒家秩序觀的核心概念有哪些。

2013年，我由中國人民大學轉到北京大學教書(shu) ，給研究生開設了《儒家哲學專(zhuan) 題》《中國現代哲學專(zhuan) 題》課程，以課堂討論為(wei) 主。在討論中，我其實已經有從(cong) 核心概念入手建構儒家政治哲學的思路。在這方麵，指引性的著作就是張岱年先生的《中國哲學大綱》，他將中國哲學歸納為(wei) “宇宙論”“人生論”和“致知論”三部分，每一部分都是通過該主題的核心問題和重點概念展開。相較於(yu) 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和馮(feng) 友蘭(lan) 《中國哲學史》的哲學史架構，張岱年先生以概念來建構中國哲學的書(shu) 寫(xie) 方式獨樹一幟，這也正是其著作影響深遠的原因。對我而言，這種路徑更有助於(yu) 我理解中國哲學“是什麽(me) ”。

十幾年間，在研究和教學相結合的過程中，我有意識地以天、地、人為(wei) 結構來梳理儒家政治哲學的核心概念，在整理成書(shu) 稿的時候，將之劃分為(wei) “天、天命、天道”“仁者愛人”“人性與(yu) 民本”“差序與(yu) 平等”“權力與(yu) 疆域”“感與(yu) 教化”“勇敢與(yu) 複仇”七個(ge) 部分。很顯然，這個(ge) 結構是以“天道”與(yu) “仁愛”為(wei) 哲學基礎，以“人性”和“血緣秩序”為(wei) 範式維度，以“權力”和“疆域”作為(wei) 政治哲學的具體(ti) 實踐。

本書(shu) 對儒家政治哲學有一個(ge) 總體(ti) 的理解，即不僅(jin) 僅(jin) 是強調儒家有自己的政治理念和秩序理想，而是更側(ce) 重於(yu) 去梳理傳(chuan) 統儒家是如何去證明這些政治理念和秩序的合法性和有效性。比如，許多經典在證明某個(ge) 製度的普遍性的時候，往往采用預設性的前提，比如“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或是經驗性的歸納，比如，所有人都愛吃烤肉，或都喜歡看美麗(li) 的花等，這些證明背後是否有更為(wei) 原理性的證明，是否有更為(wei) 完整的論證鏈條等，就是我所努力要去發掘的。簡言之，與(yu) 關(guan) 注儒家是主張平等或差等相比，本書(shu) 更關(guan) 注荀子或其他人是如何證明平等或差等的合理性的。雖然，本書(shu) 對此隻是一個(ge) 開頭，但這肯定是未來我寫(xie) 作《儒家政治哲學史》的目標。

我最大的願望，就在未來的學術工作中彌補十年前主編《中國政治哲學史》部分時的“莽撞”。這本《儒家政治哲學大綱》作為(wei) 建構“儒家政治哲學”可能呈現方式的奠基性工作，以“大綱”為(wei) 名，正是為(wei) 了鞭策自己繼續努力。

《儒家政治哲學大綱》一書(shu) ，有一個(ge) 附錄是關(guan) 於(yu) “人工智能”對儒家倫(lun) 理的挑戰，看上去應合目前的熱點，但實質上此項工作早已開始。北京大學博古睿中心在2014年前後籌備期的兩(liang) 大主題是“天下”與(yu) “人工智能”，第一批博古睿學者中來自中國的隻有趙汀陽和我，所以除了與(yu) 安樂(le) 哲先生一起推動東(dong) 亞(ya) 的“天下”論題之外，就是接受博古睿中心負責人宋冰的邀請，寫(xie) 了人工智能對儒家倫(lun) 理的影響一文，體(ti) 現我對此問題的初步想法。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