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明“致良知”之回應時代問題的方式及其挫折

作者：幹春鬆

來源：《文史知識》2025年第5期

十五世紀末，堪稱人類曆史偉(wei) 大的轉折點。 1492年，當哥倫(lun) 布完成了第一次自歐洲大陸至美洲大陸的橫渡之後，差不多時候，中國人也開始了對世界的探索。鄭和下“西洋”為(wei) 我們(men) 熟知，然在宋元時代泉州已經是世界上著名的貿易港，這說明，明代的人們(men) 應該已經有了“世界”的視野，可惜的是這種視野似乎沒有充分體(ti) 現在當時的儒者的作品中。比如，在王陽明的文字中，地理大發現似乎並沒有進入他的知識體(ti) 係，他苦惱於(yu) 困坐竹子前未能實現朱子的“格物窮理”的境界。他也曾遠征廣西，但也沒有展現出對“域外”的興(xing) 趣。

不認同朱子的觀點，沒有妨礙在以朱子的思想為(wei) 標準的科舉(ju) 考試中，陽明所取得的成功，在哥倫(lun) 布到達美洲大陸的那一年，也就是1492年，陽明順利通過了鄉(xiang) 試，中了舉(ju) 人。

▲ 西班牙馬德裏的哥倫(lun) 布紀念碑（作者供圖）

隨後的會(hui) 試遭遇到一些曲折，這並沒有讓陽明沮喪(sang) ，弘治九年（1496），他又一次落榜，當同舍生因失利而陷入悲痛和失望時，陽明這樣安慰他：“世以不得第為(wei) 恥，吾以不得第動心為(wei) 恥。”

在讀書(shu) ——出仕這樣的社會(hui) 剛性格局下，無論如何不動心，陽明依然會(hui) 繼續下一次考試。 1499年，陽明第三次參加會(hui) 試，成功名列二甲第七名。這一年，被後世的各種暢銷書(shu) 塑造成風流才子的唐寅也參加了考試，但很不幸，他因“科舉(ju) 舞弊案”而聲名狼藉。或許這種人生的困境讓唐寅的精神寄托轉向了藝術，並對晚明畫風產(chan) 生巨大影響。從(cong) 更宏大世界美術發展的背景來看，唐寅的變化有點“微弱”，因為(wei) ，與(yu) 唐寅生存於(yu) 同一時期的米開朗基羅開始將科學引入到他的創作中。作為(wei) 文藝複興(xing) 時期的傑出藝術家，米開朗基羅的成就得益於(yu) 歐洲的文藝複興(xing) 將科學和藝術結合起來。這一時期，人們(men) 把黃金分割、透視等科學技法引入藝術之中，與(yu) 文藝複興(xing) 強調人的價(jia) 值的思想傾(qing) 向獲得了共振。

▲ 央視紀錄片《王陽明》（2021）劇照

將同時代人進行比較，並不是刻畫思想家的最好辦法，就比如很少有人會(hui) 去比較戴震和康德。但這樣的比較，從(cong) 文明發展史的角度，會(hui) 給我們(men) 這樣的提示：為(wei) 何人類會(hui) 走上不同的發展道路？為(wei) 何不同地區的人們(men) 的思考會(hui) 如此的不同？

不過，我把唐寅拉進對陽明的思考中，並不是基於(yu) 藝術史的原因，而是因為(wei) 他強調個(ge) 性的繪畫風格和對主觀意境的強調，與(yu) 陽明的良知學在思考方式上頗有呼應。我想追問的是：陽明的良知之學在哲學上的突破和唐寅注重個(ge) 性的畫風在藝術上的獨樹一幟，是整個(ge) 晚明社會(hui) 經濟發展的整體(ti) 趨勢在哲學、藝術上的反應，還是他們(men) 基於(yu) 思想邏輯的自我革命。

思想與(yu) 社會(hui) 生產(chan) 方式不可分。哥倫(lun) 布在美洲大陸並沒有發現黃金，但隨後西班牙的殖民者，卻在南美洲發現了白銀。產(chan) 自美洲的白銀讓中國的貨幣體(ti) 係發生了根本的轉型，這個(ge) 時期中國的市場的萌芽產(chan) 生了對於(yu) 穩定貨幣的巨大需求。

有學者研究發現，白銀作為(wei) 一種貨幣形式的出現和流行並不在大明朝廷和體(ti) 製的規劃範圍內(nei) ，而是一種市場自發形成的對流通貨幣的需求的產(chan) 物，到十五世紀後半葉，也就是陽明生活的時期，當時東(dong) 南沿海一帶的地契等交易一律由白銀交割，這說明白銀已經完成了自下而上的自發形態和自上而下的體(ti) 製承認的統一，因為(wei) 政府允許以白銀來抵充賦稅和勞役，這也可以看做是農(nong) 業(ye) 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標誌。而來自南美洲的白銀，則為(wei) 這個(ge) 當時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ti) 提供了源源不斷的“貨幣”原料。

我們(men) 知道航海和隨後的科技的發展，改變了歐洲人的世界觀。如果經濟形態的轉型對哲學和文化會(hui) 產(chan) 生決(jue) 定性的影響，那麽(me) 白銀資本和明代的技術對陽明學產(chan) 生影響了嗎？

經曆與(yu) 朱子哲學的反複懷疑和辯難，龍場的困頓終於(yu) 讓陽明獲得對於(yu) 良知的真正自信，這個(ge) 時代需要有一種新的哲學來回應市場發展所帶來的平民化的新社會(hui) 結構。我個(ge) 人堅信陽明心學是以一種徹底的挑戰者的姿態，回應了明代中後期的社會(hui) 問題。

比如：良知學所具有的平等特征和其社會(hui) 功能的平民化傾(qing) 向，讓陽明學在引發巨大的社會(hui) 影響的同時，不斷呈現出其思想的內(nei) 在矛盾即人格平等和人類的智力、社會(hui) 地位的先天不同之間的矛盾。對此，陽明本人也試圖通過強調良知有“兩(liang) 種”教法，來化解弟子對於(yu) 這個(ge) 問題的困惑。陽明在回應錢緒山和王畿對於(yu) “無善無惡心之體(ti) ”的分歧時，指出，對於(yu) 智力超群的人（利根之人）和普通人之間，需要有不同的教育方法以期所有人能體(ti) 會(hui) 良知先在的道理，又能體(ti) 察到其中的精微之處。

這種困惑首先來自良知具足所必然帶來的對經典價(jia) 值的衝(chong) 擊。西方宗教改革所強調的“因信稱義(yi) ”即是要讓自己的內(nei) 心直接麵對上帝的召喚，而無須教堂的神父這一中介。如果良知“自本自根”，我們(men) 要想成為(wei) 聖人是否必須通過“經典”或者孔子的“教誨”呢？當然不是，良知會(hui) 讓我們(men) 成為(wei) “自家的準則”。陽明說：“爾那一點良知，是爾自家底準則……我亦近年體(ti) 貼出來如此分明，初猶疑隻依他恐有不足，精細看無些小欠闕。”（《傳(chuan) 習(xi) 錄》）由此，言辭的真理性不再來自言說者的地位或經典性，而是要與(yu) 自己的內(nei) 心取得“印證”。這種真理性標準的轉換，其意義(yi) “本可以”接近於(yu) 馬丁·路德所進行的宗教改革的思想意義(yi) ，即隻要相信良知在自己的心中，孔子的言語就不再是評斷是非的標準，而是那句話是否能與(yu) 內(nei) 心的良知達成一致。“夫學貴得之心，求之於(yu) 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於(yu) 孔子，不敢以為(wei) 是也，而況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於(yu) 心而是也，雖其言之出於(yu) 庸常，不敢以為(wei) 非也，而況其出於(yu) 孔子者乎？”（《傳(chuan) 習(xi) 錄》）

▲ 中華書(shu) 局三全本《傳(chuan) 習(xi) 錄》

沿著這樣的邏輯推論下去，對儒家學說通過製度化所構造起來的意義(yi) 和符號世界是一個(ge) 重大的突破。如果孔子的話都不再是衡量是非的標準，那麽(me) 孔子以後的人的言辭，這裏毋庸置疑，所指的即是朱熹的解釋係統，就不應該成為(wei) 人們(men) 思考問題的“標準答案”。真理檢驗標準和道德評斷準則，不應被少數人壟斷，而是每個(ge) 人的內(nei) 心的準則，以及由此而構成的“公共意誌”。他說：“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學，天下之公學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傳(chuan) 習(xi) 錄》）如此這般，陽明的知行合一，與(yu) 其被理解為(wei) 了解了經典之所言，然後將其落實到自己的行為(wei) 中，還不如說，要把自己對於(yu) 良知的信心落實到行為(wei) 中，並因此構成對自己行為(wei) 出發點的信任。

但陽明所帶來的革命潛力被一種“調和論”式的思維方式所稀釋。良知學所強調的道德自信，試圖化解宋代理學出現之後所形成的天理之公和人欲之私的對立，但這種化解，並沒有走向對天理的否定，而是要將人的日常生活看做是天理在生活實踐中的“展開”，這種缺乏決(jue) 絕性的“化解”，並非是將矛盾拉滿，並非是將世俗生活非道德化，而是通過肯定民眾(zhong) 日常生活的合道德性，來將天理和人欲進行“調停”。如果我們(men) 再度將眼光向西，與(yu) 陽明生活時期幾乎完全重合的馬基雅維利，則努力跟人們(men) 說明，君主並不必須是一個(ge) 道德完滿的人，評判君主和官僚階層的尺度應該在於(yu) 他們(men) 治理的績效，這種“非道德”的政教分離的新政治觀，成為(wei) 西方政治變革的發端。

有一些學者認為(wei) ，晚明的良知學運動是一場未完成的啟蒙，因為(wei) 陽明並沒有倡導一種非道德的政治，而是將道德前置，其後果是後世的陽明學追隨者，並沒有從(cong) 良知對權威的挑戰中建立起一種非道德化的秩序體(ti) 係，反而有可能轉化為(wei) 從(cong) 內(nei) 心深處消除抵抗意識的自我修心之術。

陽明強調他的致良知之學是從(cong) 百折千難中才確立，這是真誠地告誡各種良知學的信徒不要將良知“輕浮”化為(wei) 一種內(nei) 在修養(yang) 的方法。陽明學的最重要的特征就是知行合一，如果知不能轉化為(wei) 實踐，那麽(me) 良知的革命性意義(yi) 就很可疑。所以，一旦認信良知，就意味著他必須行動。然而在陽明所處的時代，任何發自內(nei) 在道德指引的行動，都可能讓人置身於(yu) 危險之中。陽明自己的一生，充分證明了這一點。麵對宦官、麵對讒言，他甚至有生死之虞。也因為(wei) 如此，陽明比他同時代的思想家更為(wei) 強調“勇氣”的作用。在這個(ge) 意義(yi) 上，良知不是讓自己的內(nei) 心平靜的思想，而是讓自己獲得挑戰流俗的勇氣。

良知之學之當下直截，讓良知之學不沉迷於(yu) 思想或自我欣賞所帶來的精英主義(yi) 立場，一旦相信良知，那麽(me) 滿街都是聖人，思想的民眾(zhong) 性呼之欲出。

陽明有意設置了良知的兩(liang) 種教法，來區隔弟子們(men) 的不理解甚至不滿，但更多的人卻從(cong) 中獲得了靈感和力量。

王艮所創立的泰州學派是陽明學內(nei) 涵的民眾(zhong) 性的典範。王艮抓住了陽明學的精神實質，並加以更為(wei) 簡明通俗地表達出來。比如陽明說：“與(yu) 愚夫愚婦同的，是謂同德；與(yu) 愚夫愚婦異的，是謂異端。”（《傳(chuan) 習(xi) 錄》）這是一種“自甘於(yu) ”異端的態度。而王艮的發揮，就點明了聖人並非與(yu) 百姓日常生活另有一套準則，聖人是與(yu) 百姓同喜同樂(le) ，同思同想的，這樣衡量聖人的標準得以徹底扭轉，即百姓之日用才是“正”，悖逆百姓之喜樂(le) 的，是異端。他說：“聖人之道，無異於(yu) 百姓日用，凡有異者，皆是異端。”（《王心齋先生遺書(shu) ·語錄》）

▲ 崇儒祠，在江蘇泰州海陵區，祀泰州學派創始人王艮。

在他們(men) 生活的年代，陽明因其思想的先鋒性，被視為(wei) 異端，王艮的泰州學派強化了這種異端，從(cong) 而遭致更多的非議。陽明的弟子更願意給那些並非以科舉(ju) 為(wei) 目的的人講學，這也被人所詬病，比如焦循批評陽明後學的講學對象是“鹽丁、樵夫、窯匠、賣油傭(yong) 、網巾匠、戍卒、農(nong) 夫、商賈、胥吏”等等，一介細民，不讀書(shu) 者也（《易餘(yu) 籥錄》卷一二）。似乎，那些生活在社會(hui) 底層的人並不配理解陽明的思想。

講學活動乃儒學功夫論之基礎，孔子就發出“學之不講，是吾憂也”之感歎，但陽明提倡講學，其中有對傳(chuan) 注之學的批判。陽明後學如龍溪，嚴(yan) 格區分“耳學”與(yu) “實學”，認為(wei) 入耳出口，隻是觀點的“內(nei) 循環”而已，隻有在實踐中、生活中加以印證，才算是“身心”之學。這種身心之學包括錢穀兵甲，搬柴運水，灑掃應對。

有人因陽明及其後學對商業(ye) 的承認，將陽明學視為(wei) 東(dong) 方的“資本主義(yi) 精神”，經常被引用的如鄒東(dong) 廓的這段話：“自公卿至於(yu) 農(nong) 工商賈，異業(ye) 而同學。聞義(yi) 而徙，不善而改，孳孳講學以修德，何嚐有界限？古之人版築魚鹽與(yu) 耕莘齒胄，皆作聖境界。世恒訾商為(wei) 利，將公卿盡義(yi) 耶？ ”（《東(dong) 廓集 ·示諸生九條》）這是對百姓日用的充分肯定，並不能因為(wei) 自己是讀書(shu) 人而高人一等，由此來貶低商人的社會(hui) 作用。

陽明弟子的民間講學活動，是否是因為(wei) 難以得君行道而自覺地轉化為(wei) 對民眾(zhong) 教育的“覺民行道”，這值得探討。若從(cong) 陽明學的內(nei) 在精神出發，若良知自足，那麽(me) 是否意味著陽明也不一定以時代的啟蒙者自居，因為(wei) 陽明學的平民性決(jue) 定了他們(men) 不再以“導師”自居，而是“公共思想”的參與(yu) 者。

陽明接受王艮的挑戰和辯難固然可以理解為(wei) 陽明之思想自信，但也可以看做是一種更為(wei) 平等的師生關(guan) 係的樣板。《陽明年譜》中，記載了陽明師徒的一次中秋賞月活動：

（嘉靖三年）八月，宴門人於(yu) 天泉橋。中秋，月白如晝，先生命侍者設席於(yu) 碧霞池上，門人在侍者百餘(yu) 人，酒半酣，歌聲漸動。久之，或投壺聚算，或擊鼓，或泛舟。先生見諸生興(xing) 劇，退而作詩，有“鏗然舍瑟春風裏，點也雖狂得我情”之句。

這種自由的狀態是良知突破思想束縛的生動表現，這也讓陽明自己想起了孔子與(yu) 弟子們(men) 唱著歌踏著晚霞歸來的狀態，這是良知學的真精神，在激蕩著時代風潮的同時，自然會(hui) 遭到人們(men) 的讒言，即使在他帶著戰功殞命於(yu) 歸途中，這種抨擊依然是句句致命。《明史·王守仁傳(chuan) 》中，我們(men) 可以看到桂萼的評價(jia) ：“守仁事不師古、言不稱師，欲立異以為(wei) 高，則非朱熹格物致知之論，知眾(zhong) 論之不予，則為(wei) 朱熹晚年定論之書(shu) 。號召門徒、互相倡和，才美者樂(le) 其任意，庸鄙者借其虛聲。傳(chuan) 習(xi) 轉訛，悖謬彌甚。 ”許多“正人君子”把他定位為(wei) 一個(ge) 淆亂(luan) 人們(men) 思想、破壞穩定秩序的人，即使他戰功卓著，亦無法挽回。好在這一切，乃是陽明所能預料到的，因此他亦無怨無悔。

總之，良知學具備了啟動社會(hui) 變革的一切力量，但轉型並沒有真正發生。陽明說“吾心光明”，願此光明能照進二十一世紀人們(men) 的心裏。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