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定京】從郭錫良“努力繼承國學傳統”談起

從(cong) 郭錫良“努力繼承國學傳(chuan) 統”談起
作者：雷定京（湘潭大學）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布
時間：西元2025年5月15日

從(cong) 某種意義(yi) 上來說，今日高校文學院中的“古代漢語”課程，實際上是對“乾嘉樸學”之精神的傳(chuan) 承與(yu) 延續。“乾嘉樸學”當然是“經學”，但“古代漢語”卻不能斷然說是“經學”。今人當懷揣何種態度，來研究古漢語乃至整個(ge) 中華傳(chuan) 統文化呢？這就令我不由得想起了研究古代漢語的湖南前賢郭錫良先生。

郭錫良先生

郭錫良（1930—2022），湖南衡山人，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著有《古代漢語》《漢語史論集》《漢字知識》等專著。2020年，正值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係建係110周年。本年11月20日，郭錫良先生在《光明日報》的“我與北大中文係”專題下發表了《努力繼承國學傳統，博古通今》一文，深情地回顧了他在北大的學思曆程。文中觀點“努力繼承國學傳統”，尤為令人矚目。

郭先生所言“努力繼承國學傳統”，究竟是繼承什麽樣的一種傳統呢？先生言：“就是要博古通今，不僅是文學語言相通，文史哲都要相通。”實際上，郭錫良先生所言的“傳統”，即是一種以儒學為主體、綜合吸納諸子百家的“國學”之學統。也就是說，郭先生倡導在繼承“國學傳統”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入展開古代漢語的研究。

2017年12月19日，郭錫良先生在湖北大學開展了題為《國學複興與語言學研究》的講座。郭先生在講座中回顧了20世紀以來的國學發展曆程，認為“現在提國學複興是正確的，國學代表著中華文化、代表著東方文化”。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國學，迥異於西方個人主義思想；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代表的儒家精神內核，是“世界文化的精華”。可見，郭先生認為“國學傳統”就是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優秀文化傳統；而“語言文字研究對國學複興是很重要的”，古代漢語研究者應有誌於“努力繼承國學傳統，博古通今”。

郭錫良先生的“國學複興”思想深受恩師王力先生的影響。

王力先生

王力（1900—1986），字了一，廣西博白縣人，中國語言學家，主要代表作有《中國音韻學》《漢語史稿》。王力先生出生於書香門第，自幼承蒙父親教誨，爾後又努力自學、博覽古籍。

1926年，王先生考入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師從趙元任先生。趙先生雖然不是儒家，但卻能在歐風美雨飄搖的時代努力保護發掘中國語言文字，基於發展國學的理念抨擊“西方中心主義”的文化觀，這一點無疑對王力先生產生了重要影響。

此外，梁啟超先生亦對王力青睞有加，盛讚其曰：“開拓千古，推倒一時。”梁先生還曾書對聯一副贈予王先生曰：“人在畫橋西，冷香飛上詩句；酒醒明月下，夢魂欲渡蒼茫。”在這樣的學術熏陶下，王力先生兼采趙元任、梁啟超二位先生的學術風格，並進一步將其進行創造性轉化。

梁啟超贈王力聯

王力先生繼承了傳統國學中的“小學”研究範式，並將之與現代語言學的理論進行有機融合，這可以看做是獨屬於王先生的“綜合創新”。在《中國語言學史》的《前言》中，王先生指出：“我們有五千年文化需要繼承，文獻資料的考證和故訓的尋求，仍然需要有人去做，即以整理古籍而論，我們就需要訓練一批具有語文學修養的人才。再說，從語言理論方麵看，中國古代也有很多可資借鑒的東西。在封建主義上升時期，也像資本主義上升時期一樣，學術上有不少美麗的花朵。中國是世界上語文學發達最早又最盛的國家之一，我們應該很好地繼承祖國的語文學遺產，並且把它發揚光大起來。”

王力先生進一步指出，古漢語研究是對傳統“小學”學術範式的繼承與發展。作為清華大學國學院培養出來的語言學大師，王力先生當然對“國學”頗多認同。我們固然不能說王力先生是儒家，但今人至少可以看出：王先生的古漢語研究非常注重“國學根柢”，他並不排斥“國學”，亦不一味排斥“儒家”。

2025年5月8日，裘錫圭先生不幸逝世。裘先生的逝世，是學界的一大損失。有學者卻在此時發表“割席論”，提出裘先生生前已與儒家“割席”，並且進一步將錢穆與裘先生相比，認為錢穆亦早與“現代新儒家”“割席斷交”了。近日，某些“新墨家”也跳將出來，由此判斷裘先生“必然反儒”，建構“反儒事業”的合理性，仿佛“儒”是非“反”不可的，“新墨家”是“正確無比”的。所謂“新墨家”追求的終究是“大行墨術”，這當然是一種“蹭熱度”。

如此紛紜之說，顯然已不是裘先生本意，更已遠超出了紀念裘先生的範圍。我倒認為裘先生並不一定就“反儒”“反國學”，先生或許是在繼承乾嘉樸學的基礎上，對他所不完全理解的事物保持緘默罷。裘先生或許既受乾嘉樸學風氣浸潤，又受實證主義理論影響。無論裘先生選擇哪種理論治學，這終究是他的自由；無論我們怎樣評價裘先生的學術思想，亦都很難繞過樸學對他的影響。

至於說錢穆與“現代新儒家”“割席斷交”，則更顯可笑。錢穆與“現代新儒家”有所疏離的關鍵在於不認同其“新”，而不是不認同“儒家”。某些學者在明知錢穆先生倡導“溫情與敬意”的曆史觀時，仍然執著於刻意放大錢先生與熊十力先生、牟宗三先生、徐複觀先生的差異性，其動機十分可疑。此外，一味忽略錢先生的“溫情與敬意”，一意孤行地倡導一種實證主義或言技術主義的曆史研究方法，並將“現代新儒學”斥為“玄學”，真的就符合“一分證據講一分話”的史學原則嗎？因此，這不是誰與儒家“割席”的問題，而是麵對以儒家為代表的數千年傳統文化，應當抱有何種情感與態度的問題。

現今某些學者的治學方式，自本質上而言是一種技術主義或言實用主義的方法。在麵對以儒學為代表的傳統文化時，技術主義者采取的隻是冷冰冰的態度，探求他們心目中的“真”與“假”，而對其缺乏“溫情與敬意”，仿佛越“冷冰冰”便越“客觀”。在他們眼裏，“儒學”乃至“國學”之精華隻是供人研究的史料，認為它們就應當躺在博物館中任人觀摩，而不是也不應該是鮮活流淌在日常生活裏的東西。令人深思的是：當現今的某些“曆史學家”丟棄了“溫情與敬意”、當曆史研究變成了精致的技術主義者自我誇耀的資本時，是否從某種意義上標誌著人文學者喪失了人文精神呢？

某些學者揚言“溫情與敬意”的史觀夾雜了“主觀情緒”，但他們卻不知道失去溫情的人文研究更是一種倒退。於是我便想起了王力先生“繼承五千年文化，並且把它發揚光大起來”的宏願、想起了郭錫良先生“努力繼承國學傳統”的呼籲。這當然是王、郭二先生對清華大學國學院精神的延續，而且更是對梅光迪、劉師培等“國粹派”的致敬。郭先生雖然亦在為《〈論語〉語法分析詞典》一書所做序言中批評錢穆“立說多依朱熹集注，自然更是最大的敗筆”，但這並不意味著郭先生便由此不讚成“儒學”乃至“國學”。事情恰恰相反，郭先生在晚年弘揚“國學複興”旗幟，並認為“儒學”之精華便是“國學”之精華，更是“世界文化的精華”。

郭錫良先生在《努力繼承國學傳統，博古通今》的結尾處說道：“北大中文係的精神必須是博古通今，要博學多識，要繼承國學傳統，也要吸收西方先進經驗。博古通今，這大概就是我們的優點。”“博古通今，要繼承國學傳統，也要吸收西方先進經驗”，這不僅是郭先生對北大的期許，而且也是他老人家對學界晚輩的殷切期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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