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堯卿與(yu) 周敦頤：範仲淹的“同調”與(yu) “講友”

作者：雷定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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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廣銘先生曾在論文《關(guan) 於(yu) 周敦頤的師承和傳(chuan) 授》中指出：周敦頤其人其學在北宋時期不被主流學界所重視，並進一步提出“在宋人的記載當中，也找不到周敦頤與(yu) 其同時代的主要學人互相商討、切磋學術問題的痕跡”的論斷。鄧先生僅(jin) 列舉(ju) 了周敦頤與(yu) 王安石論學之史料，認為(wei) 除此之外周氏別無講學論道之友矣。實際上，周敦頤還曾與(yu) 範仲淹、胡宿等人一同論道。《宋元學案補遺》就將周堯卿列為(wei) 範仲淹的“同調”；而《宋元學案》則將周敦頤列為(wei) 範仲淹的“講友”。《宋元學案》《宋元學案補遺》的主要依據，乃是《二程遺書(shu) 》與(yu) 《宋史》之記載。這說明周敦頤和他的同鄉(xiang) 前輩周堯卿，都曾與(yu) 後來成為(wei) “慶曆經學”領袖的範仲淹展開過學術交流。除此之外，周敦頤的舅父鄭向，亦堪稱是範仲淹在政治與(yu) 學術上的密友。

一、周堯卿：範仲淹的“同調”

周堯卿（994—1045），又名周奭，字子餘(yu) ，道州永明（今江永縣城下鄉(xiang) 疊樓村）人氏。周堯卿十二歲即喪(sang) 父，全賴母親(qin) 一人將其撫養(yang) 成人。因此他奉母至孝，服侍母親(qin) 直至終老。周氏安葬母親(qin) 之後，又在墓旁守孝三年，以草為(wei) 席而以石為(wei) 枕。因為(wei) 周堯卿孝老敬親(qin) 之情至誠至切，所以其孝行遠播天下。據曾鞏後來在《儒學行義(yi) 》所記：“或有以堯卿居喪(sang) 比馮(feng) 元者，孫複聞之曰：‘元動息求之於(yu) 禮，其哀思未數數能也。堯卿先盡其哀，而情不遠於(yu) 禮，其可同日語哉。’”當時士人，皆將周堯卿與(yu) 另一位名滿天下的孝子馮(feng) 元並稱。曾鞏為(wei) 何要在《儒學行義(yi) 》中專(zhuan) 門為(wei) 周堯卿作傳(chuan) 呢？這就得先從(cong) 周堯卿與(yu) 範仲淹、孫複、歐陽修的交往講起。

正如曾鞏在《儒學行義(yi) 》中所記：被後世譽為(wei) “宋初三先生”之一的孫複並不認同將周堯卿與(yu) 馮(feng) 元並舉(ju) 的觀點。孫氏認為(wei) 當時的大儒馮(feng) 元恪守禮法甚嚴(yan) ，其在居喪(sang) 期間對於(yu) 父母的哀思之情並未能得到充分表達；而周堯卿則在居喪(sang) 期間，於(yu) 不逾禮法的前提下，極盡哀愴之情。孫複與(yu) 周堯卿年紀相仿，而馮(feng) 元則年長於(yu) 二人。孫複對周氏的孝行給予如此高的評價(jia) ，這說明孫、周兩(liang) 人早就相識，而且關(guan) 係匪淺。周堯卿與(yu) 孫複的結交時間與(yu) 具體(ti) 交往情況今已無從(cong) 查考，但他們(men) 皆與(yu) 範仲淹交誼甚篤。孫複早年曾受範仲淹提攜，任秘書(shu) 省校書(shu) 郎、國子監直講，範仲淹可謂是孫複政治、學術上的前輩與(yu) 知己。景祐四年（1037），範仲淹被貶為(wei) 饒州知州，而周堯卿曾任饒州通判，範、周二人可能是在饒州結識。周堯卿結識範仲淹，很有可能是因為(wei) 孫複的介紹。我們(men) 可以推測是孫氏先向範仲淹介紹周堯卿其人其學，進而將好友堯卿引薦給範氏。範氏又在與(yu) 周氏的交往過程中，發現堯卿在政治上傾(qing) 向於(yu) 改革、在學術上認同“高平學派”（以範仲淹為(wei) 代表的北宋經學流派，高平是範仲淹的字）思想主張。因此，範仲淹在與(yu) 周氏長期交往的基礎上，於(yu) 慶曆五年（1045）大力舉(ju) 薦之，認為(wei) 其“經行可為(wei) 師表”。但可惜周氏未及赴任即因病逝世，享年五十一歲。周堯卿生前與(yu) 範仲淹交往較為(wei) 密切，故《宋元學案補遺》將其列為(wei) “高平同調”。

為(wei) 什麽(me) 範仲淹如此推崇周堯卿呢？除了兩(liang) 人政治立場一致之外，更重要的是周堯卿治經學具有一種“不專(zhuan) 傳(chuan) 注”的獨特風格。當代精研宋明理學的向世陵先生，就曾在所撰論文《宋元明經學的興(xing) 起與(yu) 治經旨趣》中專(zhuan) 門論述周堯卿曰：

“為(wei) 學不專(zhuan) 於(yu) 傳(chuan) 注，問辨思索，以通為(wei) 期”充分揭示了周堯卿治學的特點。“通”意味著打破各家門庭，經由“問辨思索”重新審視漢人傳(chuan) 注。他思索的成果：一是解《詩》鮮明的義(yi) 理與(yu) 性情導向，強調己之“意”而不是傳(chuan) 注本身是理解經典文本的基礎。從(cong) 此基礎出發，《毛傳(chuan) 》欲簡而“寡於(yu) 義(yi) 理”，《鄭箋》欲詳卻“遠於(yu) 性情”，二者都違背了孔孟言《詩》的精神，所以完全可以被質疑和去取。二是治《春秋》雖相對肯定《左氏》記事，但基點仍是“聖人之意”，故對於(yu) 《春秋》學研究中長期爭(zheng) 論不休的“三傳(chuan) ”異同，則從(cong) 其自身體(ti) 貼出發，完全不受約束。三是以“窮理”“盡性”評說莊、孟的不足。盡管於(yu) 孟子肯定其“好惡不繆於(yu) 聖人”，但又認為(wei) 二者都未進達聖人門牆。即引入《中庸》之言來衡量孟子的境界。四是開始以形而上的理論矩尺評價(jia) 孔門師生。孔門“不可得而聞”的“性與(yu) 天道”是經學哲學本體(ti) 論思辨的基礎資源，並構成後來理學理論的核心課題。事實上，周堯卿已開始踏入這一門徑，體(ti) 悟到“言”“辭”均不足以探及性與(yu) 天道，預示了經學走向理學化的學術前景。而最後所謂“其講解議論皆若是”，則更清楚體(ti) 現出周堯卿治經已完全不守漢唐注疏的舊軌，開後來理學家從(cong) 義(yi) 理與(yu) 性情出發批判和否定漢學的先河。

由此可見，以周堯卿為(wei) 代表的北宋學者，已經開始嚐試自“天人之辨”中開掘“心性之學”，努力突破傳(chuan) 統經學的思路、積極探索儒家的個(ge) 體(ti) 論述。需要說明的是，周堯卿的經學思想核心在於(yu) “注重己意”，這正是他“不專(zhuan) 傳(chuan) 注”這一為(wei) 學方法的理論基礎。可以說，周堯卿“注重己意”的治經風格，開後世陸九淵“六經注我”之先聲。這種治經風格，顯然與(yu) 範仲淹及其主導的“慶曆經學”取向相近。有的人認為(wei) “周堯卿的思想不值一提，在當時這樣的人太多了”，這種觀點顯然是根本就不懂宋初經學乃至宋明理學，不值一駁。

除此之外，周堯卿與(yu) 慶曆經學的又一巨擘歐陽修關(guan) 係甚密。按《宋元學案》歐陽修也是“高平同調”，後來與(yu) 範仲淹共同引領“慶曆經學”思潮，他與(yu) 周堯卿很有可能是在範仲淹的介紹下結識的。我們(men) 不妨大膽假設：範仲淹、歐陽修、周堯卿三人生前極有可能開展過學術交流。正因如此，歐陽修才會(hui) 在周氏歿後特為(wei) 其撰寫(xie) 了別具一格的《太常博士周君墓表》。《太常博士周君墓表》不像一般敷衍式的歌功頌德之哀悼文章，而是先列舉(ju) 了周氏的孝行。文章從(cong) “有篤行君子曰：周君者孝於(yu) 其親(qin) ，友於(yu) 其兄弟，居母喪(sang) ，與(yu) 兄萬(wan) 弟居於(yu) 倚廬，不飲酒食肉者三年……”開始講起，詳細地描繪了周堯卿的生平學行。這篇文章後來被周堯卿的後裔以《周堯卿先生墓誌》為(wei) 題編入族譜、方誌，在語詞上與(yu) 歐陽修原文略有差異。

因為(wei) 範仲淹、歐陽修、孫複等一批“慶曆經學”巨擘皆對周堯卿人品學問敬重有加，所以歐陽修的學友劉攽也與(yu) 周堯卿的長子周諭相友善。劉氏還曾為(wei) 周諭撰寫(xie) 《著作佐郎周君墓誌銘》，文中對周堯卿、周諭的家世進行了更為(wei) 詳細的描繪。之後，便是曾鞏在《儒學行義(yi) 》中專(zhuan) 門為(wei) 周堯卿作傳(chuan) 。應當說，周堯卿被元儒編入《宋史·儒林傳(chuan) 》，既是因為(wei) 其學術自有其可取之處，又是因為(wei) 範仲淹等“慶曆經學”巨擘對周氏人品學問的推崇。正因如此，《宋元學案補遺》將周堯卿稱為(wei) “高平同調”。

二、周敦頤：範仲淹的“講友”

對於(yu) 範仲淹、周敦頤交誼之事，《二程遺書(shu) 》有雲(yun) ：“許渤在潤州，與(yu) 範文正、胡宿、周茂叔遊，古人立屍之意甚高。”這是說景祐四年（1037）十二月，範仲淹任饒州知州未滿一年，即調任潤州知州，在潤州任官直至寶元二年（1039）。範氏初任潤州知州時，適逢周敦頤之母親(qin) 鄭氏在潤州逝世，高平、濂溪二人應當是於(yu) 此時結識。範仲淹、周敦頤兩(liang) 人之間談了什麽(me) 呢？由於(yu) 缺乏史料，我們(men) 現在很難詳細了解其具體(ti) 情況。但我們(men) 需要注意的是，範仲淹雖然此時尚未真正在政壇上大展拳腳、推行“慶曆新政”，但他在被貶之前就已經名滿朝野。範氏於(yu) 睦州體(ti) 察民情與(yu) 興(xing) 辦州學、在蘇州排澇救災與(yu) 興(xing) 辦郡學的光輝事跡，周敦頤當是有所耳聞的。範、周二人很有可能就如何發展基層教育的問題進行過探討，也可能討論了其他具體(ti) 的儒學問題。另外據《二程遺書(shu) 》所述，範氏、周氏在潤州的共同好友還有許渤、胡宿等人。胡宿（995—1067），字武平，常州晉陵縣（今江蘇常州市）人，北宋儒臣，著有《胡文恭集》。胡宿的核心思想，可以用一個(ge) “誠”字概括。譬如，他曾於(yu) 《顏子不貳過賦》提出“敦至誠而適道”“守爾中庸，敦乎誠愨”“考子路之喜聞，誠為(wei) 後覺”“複為(wei) 德本，我則體(ti) 複以終誠”“所以保中道之誠明，為(wei) 至聖之翼佐”等思想主張。此外，胡宿現存詩文中大約有200處提到了“誠”。眾(zhong) 所周知，“誠”不亦是周敦頤儒學思想的核心理念嗎？基於(yu) 此，我們(men) 有理由相信，周敦頤與(yu) 範仲淹、胡宿等人同遊，同時亦進行了學術討論。否則，如何解釋周敦頤與(yu) 胡宿在思想上的高度契合呢？

前麵已經說道：範仲淹聲名在外，周敦頤很有可能早就知道他。那麽(me) 範氏又是怎樣結交周敦頤這位比他年少二十八歲的“小友”呢？筆者認為(wei) ，這很有可能是因為(wei) 舅父鄭向的引薦。鄭向（976—1038）字公明，衡州鳳凰山（今衡陽市鳳凰山）人氏。鄭向是周敦頤的舅父、北宋時期的著名儒臣，以龍圖閣直學士致仕。鄭向與(yu) 範仲淹同朝為(wei) 官，兩(liang) 人之間有著密切的往來。《宋史》記載：景佑二年（1035）七月，範仲淹曾與(yu) 鄭向同時向朝廷舉(ju) 薦胡瑗、阮逸二位大儒。鄭向特作《薦阮逸狀》曰：“鎮江軍(jun) 節度推官阮逸自撰《琴準》，用求律管相生之聲，圓轉應律，靡不符合。又製律管十三枚，著《樂(le) 論》十二篇，《律管說》一篇。”這說明早在景佑二年（1035）前，鄭向就已與(yu) 範仲淹熟識，並高度認同範仲淹的人品學問。否則，二人不可能會(hui) 相約同時舉(ju) 薦胡瑗、阮逸。值得注意的是，胡瑗與(yu) 阮逸亦是同道中人，他們(men) 後來不僅(jin) 成為(wei) 了慶曆經學思潮中的著名學者、共同撰寫(xie) 了《皇佑新樂(le) 圖記》，而且還是範仲淹推行慶曆新政的堅定支持者。正因如此，《宋元學案》才將阮逸列為(wei) “安定講友”，而胡瑗本人又是“高平講友”。既然範仲淹、鄭向、阮逸、胡瑗、孫複、周敦頤等人互為(wei) “講友”，也就表明周子與(yu) 當時學界諸儒還是存在一定的學術交誼。雖然我們(men) 已無法了解周敦頤與(yu) 範仲淹、胡瑗、阮逸、鄭向等人開展學術交流的詳細情況，但是以範仲淹為(wei) 代表的“慶曆經學”諸儒無疑對周子的思想產(chan) 生了一定的影響。故李存山先生指出：“周敦頤與(yu) 範仲淹確實有著思想上的聯係，且其早年當亦收到範仲淹思想的影響。”

三、周堯卿與(yu) 周敦頤之關(guan) 係

那麽(me) ，周敦頤與(yu) 他的同鄉(xiang) 前輩周堯卿，到底是什麽(me) 關(guan) 係呢？《（光緒）湖南通誌》，就曾記載曰：

（周堯卿）與(yu) 周子同誌相得甚，周子赴潯州，嚐取道永明，訪堯卿於(yu) 疊樓村，信宿乃去，時稱“瀟川兩(liang) 先生”。

《（光緒）永明縣誌》也曾記載周敦頤拜謁周堯卿之事：

堯卿與(yu) 濂溪周子同出自唐左散騎常侍周如錫，以言事謫道州司馬，其兄如鍉時為(wei) 道州刺史，去官同徙占寧遠籍，後子孫散居道州及永明。堯卿如錫五世孫，周子則六世孫也。周子慶曆時赴潯，取道永明，經堯卿疊樓村居，信宿乃去，世以堯卿及周子為(wei) “瀟上兩(liang) 先生”。

清代的湖南地方誌認為(wei) ，周堯卿與(yu) 周敦頤同為(wei) 唐代道州司馬周如錫的後代，周堯卿為(wei) 周如錫的“五世孫”，而周敦頤為(wei) 周如錫的“六世孫”，因此周堯卿當為(wei) 周敦頤之“族叔”。康定元年（1040年）至慶曆四年（1044年），周敦頤任江西分寧縣主簿（《（光緒）永明縣誌》中以“潯陽”指代），赴任途中取道永明縣，專(zhuan) 程拜訪周堯卿，二人秉燭夜談、講學論道。這一學術佳話被道州士人稱道，後世將“二周”並稱為(wei) “瀟上兩(liang) 先生”或“瀟上兩(liang) 先生”。

值得一提的是，周堯卿的長孫周紳，與(yu) 周敦頤的長子周壽、次子周燾關(guan) 係友善，他們(men) 經常與(yu) 北宋文學家黃庭堅研墨揮毫、吟詩作賦、講學論道。黃庭堅曾在《與(yu) 張中叔》中言：

屬表弟周元章（周紳，字元章）入都，昨遂費一日，亦遣人至所館問軒蓋，承侵晚未歸，遂不得參詣。

2019年，江西省修水縣雙井村出土了《宋故江夏黃先生墓誌銘》。《宋故江夏黃先生墓誌銘》恰好就是周紳撰文、周壽書(shu) 丹、周燾題篆，而且作此墓誌銘時，黃庭堅已經逝世兩(liang) 年。也就是說，周紳、周壽、周燾三人關(guan) 係十分密切。將黃庭堅現存作品與(yu) 《宋故江夏黃先生墓誌銘》兩(liang) 相對照可知，周堯卿的長孫周紳乃是黃庭堅的表弟，周敦頤的兒(er) 子周壽、周燾則是黃氏的摯友。黃氏去世之後，周紳、周壽、周燾三人仍舊時常往來。

將《（光緒）湖南通誌》《（光緒）永明縣誌》《道州周氏族譜》《道州上甘棠村百官圖》等地方性史料與(yu) 《宋故江夏黃先生墓誌銘》相結合，我們(men) 確實有理由相信周堯卿就是周敦頤的“族叔”。盧慶輝與(yu) 鄧虹康著《黃庭堅與(yu) 周敦頤二家族交誼考論——以新見北宋黃寬墓誌為(wei) 中心》、許永福著《新見<宋故江夏黃先生墓誌銘>考論》等學術論文，與(yu) 伍新福著《湖南文化史》、楊仁裏著《零陵文化研究》等學術專(zhuan) 著，皆認為(wei) “瀟川兩(liang) 先生”有一定關(guan) 係，至少二人為(wei) “族親(qin) ”“講友”。這也就能看出學界對此問題的態度。我認為(wei) ，周堯卿與(yu) 周敦頤二人之間開展過一定的學術討論。

但有部分學者質疑上述地方性史料皆是清代時期所撰，不具備權威性。

對於(yu) 此問題，本文認為(wei) ：周堯卿為(wei) “高平同調”，周敦頤為(wei) “高平講友”，他們(men) 皆與(yu) 範仲淹展開了一定程度的學術交流，是“高平學派”的同道中人。從(cong) 這個(ge) 角度來說，“瀟川兩(liang) 先生”就不僅(jin) 是對北宋道州兩(liang) 位鄉(xiang) 賢的指稱，而且是對範仲淹的兩(liang) 位道州籍學友之敬稱。據《宋史》《二程遺書(shu) 》所述，周堯卿與(yu) 周敦頤同是範仲淹的好友，範氏曾分別與(yu) “瀟川兩(liang) 先生”展開學術交往。另外，周堯卿曾任衡州司理參軍(jun) ，身為(wei) 衡陽人的鄭向也很有可能與(yu) 之相識。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men) 就很難說周敦頤與(yu) 周堯卿毫無關(guan) 聯了。

某些學人一味堅持“周堯卿與(yu) 周敦頤毫無關(guan) 係”的觀點，就必須解決(jue) 以下幾個(ge) 問題：第一，難道範仲淹在與(yu) 周堯卿交往期間會(hui) 絕口不提其同鄉(xiang) 周敦頤嗎？第二，難道難道範仲淹在與(yu) 周敦頤交往期間會(hui) 絕口不提其同鄉(xiang) 周堯卿嗎？第三，有何證據能證明範仲淹、周堯卿、周敦頤三人絕對不可能同時有任何交集？第四，孫複與(yu) 周敦頤同為(wei) “高平講友”，而周堯卿又為(wei) “高平同調”，有何證據能證明孫複、周堯卿、周敦頤三人絕對不可能同時有任何交集？第五，範仲淹是周堯卿、周敦頤的共同好友；而黃庭堅則是周紳、周壽與(yu) 周燾的共同好友，如果周堯卿與(yu) 周敦頤毫無交集，難道上述史實皆是巧合嗎？我認為(wei) ，根據範仲淹與(yu) “瀟川兩(liang) 先生”的交往來看，周堯卿與(yu) 周敦頤至少應是學術上的“同調”。

雖然鄧廣銘先生沒有注意到範仲淹與(yu) “瀟川兩(liang) 先生”交誼之事；但須知鄧先生提出此觀點時，史料的獲取並不像今日一樣方便快捷。因此，這完全不會(hui) 減損我們(men) 對於(yu) 鄧廣銘先生的敬意，反而還進一步體(ti) 現了老先生謹慎、認真的為(wei) 學態度。

明、清時期，不少學者就已將周堯卿與(yu) 周敦頤並舉(ju) ，還注意到了周堯卿與(yu) 範仲淹的關(guan) 係。譬如明代湘學大家周聖楷在《楚寶》中曰：

周堯卿與(yu) 元公生同時，居同裏，其經行又見重於(yu) 範文正諸公，而後儒鮮稱述之者，豈其學固不欲使人知歟？抑地僻遠，著作未易流通歟？

在周聖楷看來，周堯卿與(yu) 範仲淹、歐陽修、孫複等人共倡“推言治道”的經學思想，在學術上交往密切。周堯卿的經學思想自有其特色，是與(yu) 範仲淹、孫複、胡瑗等人共為(wei) 宋初倡導“天人之學”的大家。因此，周堯卿不是因為(wei) 範仲淹、孫複、歐陽修、曾鞏等大儒的讚揚才得其名，而是因為(wei) 其經學本就具有較高的價(jia) 值。周堯卿之名之所以在後世不彰，主要是因為(wei) 其著作大多散佚。故周堯卿與(yu) 周敦頤並稱為(wei) “瀟川兩(liang) 先生”，乃是當之無愧。

關(guan) 於(yu) 周堯卿之思想及貢獻，向世陵先生等真正的學問大家已有闡釋，本文不再贅述。目前學界眾(zhong) 多學者與(yu) 向先生看法一致，以《易學史》《宋代詩經學研究》《宋朝簡史》《宋代史學的繁榮與(yu) 傳(chuan) 布》《論語研究史》為(wei) 代表的學術專(zhuan) 著，皆將周堯卿看作是“慶曆經學”的代表性學者。我想再接著向世陵先生的話往下講：私以為(wei) 周堯卿開創了“《詩經》為(wei) 體(ti) ，《春秋》為(wei) 用”的經學思想體(ti) 係，不但極大地豐(feng) 富了北宋湘學的思想圖譜，而且還提升了經學的理論內(nei) 涵。但周氏的這一理論進路，與(yu) “慶曆經學”諸儒以《周易》為(wei) 體(ti) 的思想路數存在顯著差異，顯然是對路振等宋初湖湘大儒思想的延續。從(cong) 思想史發展的角度來看，周敦頤“《易傳(chuan) 》為(wei) 體(ti) ，《春秋》為(wei) 用”的經學理論，以及南宋湖湘學派創立者胡安國的“《周易》為(wei) 體(ti) ，《春秋》為(wei) 用”的體(ti) 用論，皆可以看做是對周堯卿經學思想的進一步超越。北宋經學從(cong) “《詩》與(yu) 《春秋》”到“《易》與(yu) 《春秋》”的躍進，仍然值得我們(men) 進一步鑽研。

作者單位：湘潭大學哲學係。本文係2023年湖南省研究生科研創新項目（CX20230538）、2023年湘潭大學研究生科研創新項目（XDCX2023Y001）階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