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海明】體貼聖道,意通三教——林安梧的《論語》解讀與儒者情懷

欄目:學術研究
發布時間:2025-04-28 21:17:11
標簽:
溫海明

作者簡介,溫海明,男,西元一九七三年生,福建三明人,美國夏威夷大學比較哲學博士。現任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著有《周易明意》《道德經明意》《比較境遇與(yu) 中國哲學》《儒家實意倫(lun) 理學》、Confucian Pragmatism as the Art of Contextualizing Personal Experience and World、Chinese Philosophy等著作;主編《易經明解》等。

體(ti) 貼聖道,意通三教——林安梧的《論語》解讀與(yu) 儒者情懷

作者:溫海明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布,載《孔學堂》(中英文)2024年第3期



摘要:林安梧是用生命踐行儒家聖道的哲學家,他的《論語》解讀帶著飽滿而充沛的儒者情懷。他的解讀體(ti) 貼孔子與(yu) 弟子們(men) 討論的緣發境遇,不斷穿透並轉化孔子師徒對話的文字深意,超出了大部分現當代注解。林安梧用他的生命經驗驗證孔子的哲學思想,其《論語譯解》體(ti) 現了一個(ge) 儒家哲人對聖人之道的深切體(ti) 悟和精準理解。雖然林著很少引用前人言語,但作者對古今注釋了然於(yu) 胸,因為(wei) 力透紙背的見地比比皆是。作者對於(yu) 曆代注釋和各家解法深造有得,隻在不同解釋都可相通的情況下,才簡單說明各家注釋之間的兼容性和相通性。林安梧深深感通孔子之道,體(ti) 貼其中的聖哲境界,達到了那種沉迷於(yu) 解讀對象並與(yu) 其完全融為(wei) 一體(ti) 的狀態,這正是林安梧解讀《論語》並與(yu) 聖人之境徹底融通的狀態。本文基於(yu) 對《論語譯解》的細讀和品味,從(cong) 一脈相承,用命涵泳;活靈活現,爐火純青;高屋建瓴,突破前人;回應當代,新見迭出等幾個(ge) 角度,來說明林安梧是感通儒家聖道境界的“一流高手”。其解讀的視角,既參透古今,又高屋建瓴,其胸襟和氣魄使其成為(wei) 擔得起“能繼道統,領天命”的“真君子”。總之,本文論證林安梧對聖人之道有深刻認同並躬行實踐,其力行聖道帶出了儒家哲學之真意。

 

關(guan) 鍵詞:道 意 孔子 林安梧 《論語》 儒家

 

作者溫海明,尼山世界儒學中心副主任,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山東(dong) 省泰山學者。

 

 

 

林安梧《論語譯解:慧命與(yu) 心法》

 

 

一、引言

 

林安梧是用生命踐行儒家聖道的哲學家,他的《論語》解讀帶著飽滿而充沛的儒者情懷。儒家思想的大部分內(nei) 容都是從(cong) 《論語》來的,後世儒學探討的幾乎所有概念和論題,都無法離開孔子與(yu) 弟子們(men) 討論的緣發境遇。穿透孔子師徒對話的文字深意,揭示對話的場域,是曆代注家孜孜以求的努力。古往今來,注釋《論語》的著作不可謂不多,傳(chuan) 世的解讀各有所長,但現當代注解《論語》者不下百家,多是蜻蜓點水,或簡單注譯,七拚八湊;或識文斷字,粗略釋讀;或發揮心得,東(dong) 拉西扯;或抓住“仁”等某方麵中心思想發揮己說,以為(wei) 即可以得聖人神韻;或未注六經就已“注我”太過。相比之下,林安梧的《論語譯解》譯得中正,解得通達,體(ti) 現了一個(ge) 儒家哲人對聖人之道的深切體(ti) 悟和精準理解。

 

現當代的《論語》翻譯和解讀,需要在參考古代注釋和當代解讀的基礎上推陳出新,林著雖然幾乎很少引用前人言語,但看得出作者對古今注釋了然於(yu) 胸,因為(wei) 力透紙背的見地比比皆是。作者對曆代注釋和各家解法深造有得,隻在不同解釋都可相通的情況下,才簡單說明各家注釋之間的兼容性和相通性。當代現象學研究者倪梁康引用過海德格爾描繪梵高的《一雙舊鞋》這個(ge) 著名意象,讀者穿透鞋的圖像和紋理,可以解讀出農(nong) 夫生存時空中季節的變幻、生存的不易、勞作的艱辛、心情的沉重等等,這是一種全息性的解讀和思考。[1]那種關(guan) 於(yu) 對象的沉迷並與(yu) 解讀對象完全融為(wei) 一體(ti) 的狀態,正是林安梧解讀《論語》並與(yu) 聖人之境徹底融通的狀態。對《論語譯解》的細讀和品味,不能離開作者對聖人之道的深刻認同和躬行實踐,體(ti) 現出力行聖道而帶出的當下真切體(ti) 悟。

 

二、一脈相承,用命涵泳

 

林安梧的儒學是用命去涵泳出來的一脈相承的儒學。他認為(wei) “儒學是天人性命之學”[2],並認可儒家文化道統來源於(yu) 文王的說法:“‘文王’,文德之王也,文化道統所由興(xing) 也。”(第135頁)認為(wei) “夫子踵三聖”(第137頁),即繼承伏羲、舜、文王之教,而成儒家道統之學。對於(yu) 孔子一生功業(ye) ,林安梧多有讚歎:“夫子刪《詩》《書(shu) 》、訂禮樂(le) 、讚《周易》、修《春秋》,為(wei) 的是保護古文化,以述為(wei) 作,傳(chuan) 述之、轉化之、創造之,欲建立其道德之理想王國也。”(第238頁)他對儒家“道德”觀多有論述,如“‘道’就在場域中,就在處所內(nei) ,就在天地之間,天地有道,人間有德,斯謂之‘道德’”(第237頁),他指出“‘德’是就本性落實處說,這是德性;‘道’是就天理根源處說,這是天道。道德道德,因其道,如其德,斯為(wei) 道德”(第256頁)。可見,他的儒家“道德”觀是接續天“道”的“德”觀,是有天道基礎和依據的道德觀,而不是通常意義(yi) 上、僅(jin) 限於(yu) 人倫(lun) 關(guan) 係的、無根基的道德觀。

 

他把自己的生命融入“中國哲學之血脈”(第247頁),他說:“生命要有日出的光亮,卻也要有日落的餘(yu) 暉。”(第145頁)他的生命是和日出日落關(guan) 聯一體(ti) 的,他的血脈是和儒學一脈相承的。這不僅(jin) 是深刻的體(ti) 悟,而且是“天人合德,本為(wei) 同一”(第247頁)的印證,在這種印證的基礎上,他認為(wei) 天“是既內(nei) 在而又超越的”(第247頁),也因此他認為(wei) 儒家是宗教,隻不過不是西方的一神教,[3]因為(wei) 西方宗教是從(cong) 信仰的對象說,如果從(cong) 信仰者來說,儒道佛三教都是覺性的宗教,不同於(yu) 西方信靠人格神的宗教。他說:

 

軀體(ti) 是承載生命的載體(ti) ,軀體(ti) 重要,而生命更重要。宇宙是一大生命,天人、物我、人己本來就是通而為(wei) 一的,誌士仁人懂得這道理,所以做得來。

 

生命生命,“生”是創造,“命”是限製,生命就是在限製中創造,在創造中限製,軀體(ti) 是有限製的,但生命精神卻是傳(chuan) 諸久遠的。(第259頁)

 

正是因為(wei) 生命有天道的根據,如果一個(ge) 人“求生害仁,這會(hui) 害了宇宙大生命;殺身成仁,這便救了宇宙大生命”(第259頁)。這不是單純的學問家能夠寫(xie) 出來的,因為(wei) 這需要非常深厚的生命證悟感為(wei) 基礎才可能。林安梧認定“道命、慧命、天命,大過於(yu) 血緣之生命”(第290頁),所以他的哲思都接著道、慧、天而生發,他的情意發於(yu) 文字,如其所言:“文學者必根於(yu) 文心也,文心者必源於(yu) 大道也。”(第295頁)他寫(xie) 的都是能夠摘星和雕龍的文字,本乎天道,從(cong) 而接續“承天命、繼道統、立人倫(lun) 、傳(chuan) 斯文,所以為(wei) 夫子也”(第319頁)的聖人氣象。這正是《論語》文字與(yu) 天道一脈承續的極致境界。正是在這個(ge) 意義(yi) 上,他強調:“文化像是落地的種子一樣,一有水分就能發榮滋長,接了地氣,就可能上通天道、再造文明。”(第320頁)他是儒家文明在當世的解讀者,也是再造者。因此,林安梧的儒學是夫子生命氣象再現的儒學,是一體(ti) 貫通的儒學。

 

林安梧認為(wei) 《論語》全書(shu) 結構是一貫的,他不同意楊伯峻在《論語譯注》中《導言》裏麵的說法,即認為(wei) 《論語》“篇章的排列不一定有什麽(me) 道理;就是前後兩(liang) 章間,也不一定有什麽(me) 關(guan) 聯。而且這些斷片的篇章絕不是一個(ge) 人的手筆”[4]。林安梧認為(wei) 這樣的說法既不符合《論語》章節次第之間的內(nei) 證,也不符合曆代大思想家對《論語》一書(shu) 的尊崇。畢竟,曆代大家們(men) 除了像一般百姓那樣從(cong) 情感上尊崇孔子,他們(men) 還要深刻體(ti) 會(hui) 《論語》一書(shu) 內(nei) 在融貫的道理,在此基礎上,他們(men) 才可能發揮孔子的思想。林安梧強調古代篇章的合理性,他說:

 

我教讀《論語》,一向主張順著既成的二十篇,逐章逐句閱讀,有學者另作一《論語》分類去讀它,我總覺不浹洽、不適切、不妥貼。因為(wei) 《論語》二十篇自有分類者在,隻是它的分類不是科學邏輯的分類,不是分析論理的分類;它重視的是存在的脈絡,生命的氣息、精神的意韻的類聚,經由一種“雲(yun) 從(cong) 龍、風從(cong) 虎,水流濕、火就燥”的類聚方式,構築累積而成。(《序言》,第2頁)

 

他認為(wei) 《論語》“像是一首樂(le) 章,像是一棵大樹,綿綿若存,生生不息。二十篇意旨,或可勾勒如下”:

 

《學而》第一:為(wei) 學悅樂(le) 、君子自反。《為(wei) 政》第二:為(wei) 政以德、養(yang) 其性情。

 

《八佾》第三:禮樂(le) 教化、人文化成。《裏仁》第四:裏仁為(wei) 美、君子懷德。

 

《公冶長》第五:不罪無過、道器不離。《雍也》第六:南麵居敬、文質彬彬。

 

《述而》第七:述作默識、誌道據德。《泰伯》第八:禮讓為(wei) 國、民可使由。

 

 《子罕》第九:承命立統、歲寒後凋。《鄉(xiang) 黨(dang) 》第十:鄉(xiang) 黨(dang) 宗廟、時處以禮。

 

此為(wei) 《論語》上卷,始於(yu) 《學而》,終於(yu) 《鄉(xiang) 黨(dang) 》,這是從(cong) 為(wei) 學之始,到鄉(xiang) 黨(dang) 之立。

 

《論語》下卷,自《先進》的質樸禮樂(le) ,最後則完成於(yu) 《堯曰》的執中君子。

 

《先進》第十一:先進質樸、禮樂(le) 可成。《顏淵》第十二:克己複禮、天下歸仁。

 

《子路》第十三:勇者力行、以正治國。《憲問》第十四:知恥明德、修身居藏。

 

《衛靈公》第十五:恭己南麵、忠恕一貫。《季氏》第十六:禮樂(le) 征伐、君子三畏。

 

《陽貨》第十七:出處進退、興(xing) 觀群怨。《微子》第十八:陪臣柄政、賢臣遠隱。

 

《子張》第十九:道德宏篤、仲尼日月。《堯曰》第二十:允執其中、知命君子。(《序言》,第3—4頁)

 

林安梧對各篇畫龍點睛,譯解得清楚明白,體(ti) 現出其對篇章之間一脈相承的理解,以其長期的涵養(yang) 體(ti) 察而能夠悟通其中精要義(yi) 理和高明境界。應該說,《論語》成書(shu) 過程可能跟禪宗語錄匯編有類似之處,且一經編定不再輕易改動,所以林安梧在《序言》中解釋自己如何閱讀體(ti) 悟《論語》的方法:“先誦讀、粗讀、略讀、通讀,而後進一步細讀。”(《序言》,第1頁)他還提道:“我讀《論語》大約40年了,還沒有想好應該怎麽(me) 分派它,今天早上醒過來,想到了。”[5]就是上麵這樣的安排。他強調:“中國的分類方式不是現代邏輯的理性分類,而是生命情氣的感通,是‘雲(yun) 從(cong) 龍,風從(cong) 虎’,相與(yu) 為(wei) 類。”[6]可見,林安梧強調讀《論語》需要做到“深切的、契入的、證會(hui) 於(yu) 身心”,也就是“切於(yu) 己”(《序言》,第1頁)的狀態,要有感地讀,讀到歡喜、悅樂(le) 、“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其樂(le) 何極也耶”(《序言》,第1頁)的境界,這是用心去體(ti) 貼聖道的境界。他認為(wei) :“‘執、識、知、明’乃中國傳(chuan) 統知識論及修養(yang) 工夫論之層階也。”(第243頁)並指出“‘知’,不隻是認知,而且是參與(yu) 、實踐、體(ti) 會(hui) 、證成,這‘知’得上升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去說。認知容易,體(ti) 知為(wei) 難,因其體(ti) 知,而能行之篤切,更是難上加難”(第256頁)。

 

正是在深刻認同儒家道統的基礎上,他指出儒教與(yu) 佛、道教之區別:“儒者之教,充實之教也,實有生動之教也。此不同於(yu) 佛、老,佛、老者致虛之教也,虛無寂靜之教也。儒者之教,生生之教也。道家之教,自然之教也。佛家之教,無生之教也。”(第302頁)林安梧到底是接續熊十力和牟宗三新儒家學脈的傳(chuan) 人,其對於(yu) 儒、道、佛的分判也有乃師氣度。在林安梧看來,儒、道當然有別,因為(wei) “夫子保住的是文化慧命,老子保住的是自然生機”(第249頁)。道家以德報怨與(yu) 儒家以直報怨不同,因為(wei) 著眼點有區別,“儒家重視的是人倫(lun) 世界的是非對錯……道家重視的是自然本性的回歸與(yu) 解化”(第246頁)。雖然儒家和道家都講“無為(wei) 而治”,但隻是各自依從(cong) 的“道”有所區別,“道家說的是‘自然常道’,儒家說的是‘人倫(lun) 常道’”(第256頁)。他引用《道德經》“靜為(wei) 躁君”(第270頁)解釋“小不忍,則亂(luan) 大謀”(15·26);引用“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動之徐生”(第285頁)解釋16·6討論的言語進退的分寸。他引用老子“不失其所者久”(第325頁)說明19·8引申出來關(guan) 於(yu) 君子在一定的場所學道。他的解釋把儒、道熔為(wei) 一爐,認為(wei) “華夏政治重在道德教化,重在人倫(lun) 孝悌,重在致虛守靜,重在道法自然”(第181頁),如此說法有將華夏政治從(cong) 儒道合一的角度理解的傾(qing) 向,認為(wei) 儒家和道家對華夏政治傳(chuan) 統都有貢獻。

 

因為(wei) 對儒釋道文化有深刻的理解和把握,所以他在書(shu) 中隨緣打通佛、道教與(yu) 西方文化。比如他認為(wei) 夫子之“絕四”(9·4)可以通於(yu) 佛家“戒、定、慧”之教(第134頁);夫子之“空空如也”(9·7)可以通於(yu) 佛教“實相一相,所謂無相,即是如相”(第136頁);認為(wei) “下愚”(17·3)是“陷溺於(yu) ‘貪、嗔、癡’三毒”者(第294頁)。由此可見,他運用道、佛思想解釋孔子思想,可謂信手拈來。他還常將儒家文化與(yu) 其他文化比較,如解釋“憲問恥”(14·1)時,他說“中國為(wei) 恥感文化,印度為(wei) 業(ye) 感文化,基督宗教為(wei) 罪感文化”(第225頁),並將禮治與(yu) 法治對比:“禮治是德治、仁治……法治是權治、利治。”(第241頁)這些都說明林安梧貫通中西文化,用生命感知力將儒釋道和中西文化匯通一爐。

 

他指出中西道論與(yu) 上帝論之區別:“‘默運造化’者,多為(wei) ‘道論’者;而‘分說萬(wan) 物’者,則為(wei) ‘一神論’者。前者重氣的感通,重情意的交融,也重存在的脈絡;而後者重話語的論定,重邏輯的構造。”(第306頁)他的很多哲學論斷都是在中西哲學比較的視域下作出的:“今人有謂,儒家是一個(ge) 世界論者,此不同於(yu) 西方文化之為(wei) 兩(liang) 個(ge) 世界論者。這說法,得強調:儒家的一個(ge) 世界是貫通生死幽明、神聖與(yu) 凡俗的一個(ge) 世界,絕不能隻當成這俗塵世界的此生此世而已。”(第255頁)此解極其在理,不當把儒家的一個(ge) 世界簡單化為(wei) 單一的世俗人倫(lun) 世界。

 

三、活靈活現,爐火純青

 

林安梧筆下的孔子對話,活靈活現,環環相扣,評述精妙,畫龍點睛,其功力爐火純青。林安梧《論語譯解》中的見解多超過曆代哲人,其體(ti) 驗之深,用詞之精審,常過越古人。《鄉(xiang) 黨(dang) 》篇向來最難解讀,大部分解讀者都跳過去,可是,如果認真品讀林安梧對孔子日常生活的解讀,就不難領悟孔子即凡而聖的境界。可以說,林安梧與(yu) 其感通的孔子聖人境界之間沒有界限,是和合一體(ti) 的,是本體(ti) 與(yu) 價(jia) 值合一的,也是即本體(ti) 即工夫的境界。

 

《鄉(xiang) 黨(dang) 》雖然相對來說隻是對孔子日常生活場景的描述,但解釋起來從(cong) 來不易,所以特見功力。翻開林安梧解讀的《鄉(xiang) 黨(dang) 》篇第一章,就可感受其儒學功夫之高明。在為(wei) 這篇題名為(wei) “鄉(xiang) 黨(dang) 宗廟、時處以禮”之後,林安梧如此寫(xie) 道:

 

人在天地間、在處境中、在場域中,循順其境,如如自然,依其性情,自成禮分。須知:禮,是生命性情的真實體(ti) 現,是如其宇宙造化根源,源泉滾滾,沛然莫之能禦,是循順而合其宜的行止。

 

禮是如此,樂(le) 亦是如此,蓋大禮者與(yu) 天地同節也,大樂(le) 者與(yu) 天地同和也,皆本乎性情也。(第152頁)

 

這樣的解讀是對孔子“於(yu) 鄉(xiang) 黨(dang) ”“在宗廟朝廷”那種生活場域的深沉體(ti) 會(hui) 與(yu) 同情,如此文字可謂進入了孔子豐(feng) 富融貫的生存經驗。《鄉(xiang) 黨(dang) 》篇解讀的難度較大,林解有助於(yu) 理解孔子融貫性的思想境界。曆來解讀者提及《鄉(xiang) 黨(dang) 》篇思想和哲學的少之又少。雖然有解讀者提到缺乏“性……是一大缺點”,孔子“對不同等級的人講話姿態都不同……是因為(wei) 它們(men) 均由各種巫術儀(yi) 式演變而來”,好像孔子的行為(wei) 是巫師的角色扮演一般。[7]有些解讀者寫(xie) 出了孔子的時機化意味,已屬難得,把孔子的生存境遇與(yu) 時間場域的變化加以聯係。[8]有些認為(wei) 此章解讀側(ce) 重言語,著重理解此篇要表達的基本意義(yi) 。[9]比較不同當代譯解本對《鄉(xiang) 黨(dang) 》第一章的解讀就幾乎能夠領悟作者的解讀境界,相比之下,林安梧的解讀似乎最與(yu) 孔子的生存境遇相體(ti) 貼。

 

生活本身就是一部經典,隻要經由自身的體(ti) 會(hui) 就足以構成一部經典,因為(wei) 經典有一極為(wei) 重要的特質在酖酖“體(ti) 會(hui) ”。經典本身就是一片生活,隻要經由切身的力行就足以展開其為(wei) 生活,因為(wei) 生活有一極為(wei) 重要的特質在酖酖“體(ti) 會(hui) ”。……“體(ti) 會(hui) ”是“會(hui) 之於(yu) 體(ti) ”,是“以體(ti) 會(hui) 之”。[10]

 

但透過《鄉(xiang) 黨(dang) 》能夠體(ti) 悟到的孔子日常生活的境界,應該說以林安梧的解讀最為(wei) 到位。林安梧說,自己跟大多數讀者一樣,年輕時候不知道《鄉(xiang) 黨(dang) 》篇的深意,體(ti) 認不夠,但經一個(ge) 擅長理解《鄉(xiang) 黨(dang) 》篇的朋友提點,後來就逐漸意識到其中的深意。由此延伸出去,經《鄉(xiang) 黨(dang) 》篇將《論語》分為(wei) “上論”和“下論”,說明孔子言語的編輯者們(men) 非常用心,不是隨便放一起,而是編排的章節都有其內(nei) 在道理;不是按照西方語言的邏輯,而是其中充滿生命感的、連貫的情趣。正是有了這樣的認識深度,林安梧的解讀帶著豐(feng) 沛的生命感悟。林安梧說,忠信也是人之所具,本之於(yu) 天。他的這種先驗,不是生物學意義(yi) 上的自然本性,而是道德覺性意義(yi) 上的。林安梧認為(wei) ,人性本善也是覺性之善,不是自然氣性之善,“天命之謂性”既有天賦予人的自然,也有自覺的覺性,而後者才是人的可貴之處。林安梧不讚成一個(ge) 世界論,不同意認為(wei) 儒家沒有彼岸、缺乏超越,隻有此岸的看法。在他看來,從(cong) 《易經》開始,存在就隱藏著價(jia) 值的定向,這就是存在與(yu) 價(jia) 值的和合性,這種和合性優(you) 先於(yu) 西方那種思維和存在的一致性,即把存在物對象化、他者化的所謂一致性。他從(cong) 馬丁·布伯那裏入手思考存在與(yu) 價(jia) 值的一致性,強調實然與(yu) 應然是後期思維上的區別,而不是存在本身本然的區別。

 

類似的,林安梧的解讀字字句句充滿“體(ti) 會(hui) ”,其行文致力於(yu) 把經典力行,可見其把生活體(ti) 而會(hui) 之、意而通之的精神。他非常強調“生命的渴欲、創造的動能”[11],因為(wei) 生命如果沒有貧乏感,就沒有超越和突破的可能性。他對古書(shu) 的真情實感從(cong) 高中時代就開始了,大三曾經有一陣子接近崩潰,[12]從(cong) 其悟道之境可以讀出療愈性的儒學。他雖然常伏案工作,但文字裏麵有飽滿的大自然氣象,靈感的背後有美麗(li) 的風景,對聖人境界通透的感通下麵是對生命的觸動。他有能力欣賞世間一切歡樂(le) 和痛苦,連心動和遲疑都那麽(me) 有美感,那麽(me) 有味道。他的解讀以自己的人生經驗為(wei) 基礎。他曾在台灣師範大學中文係當係主任,希望聘請一些年輕學者來當教師,卻得不到允可,這些權力鬥爭(zheng) 在他看來是很不應該的,“所以我很難理解,也很不願意去理解學術裏頭權力鬥爭(zheng) 的問題”,隻能用慈悲來化解。“這對於(yu) 我後來的處事方式有很大的影響,我也能拋開這些事情,專(zhuan) 心地到學問裏頭尋找快樂(le) 。”[13]可見林安梧對儒家情懷的執念,足以超越世間一切功利計較,而這正是夫子周遊列國的思想境界。

 

他引用業(ye) 師牟宗三的話說:“年少比才氣,中年比功力,晚年比境界。”(第70頁)經曆豐(feng) 富了,境界就上去了。他在麥迪遜校區,體(ti) 會(hui) 到美國不寬容的地方,比如中文海報被人塗鴉說是“Racist”(種族主義(yi) )“Exclusionist”(種族排他論者),說明“意識形態方麵他其實是有一套的”,而且要求跟大陸和台灣學者必須用英文交流,這就是語言和意識形態的控製。[14]“你隻要有一絲(si) 一毫讓他覺得你會(hui) 動搖到他的意識形態,他就覺得很嚴(yan) 重。”[15]在中西學界行走多年,他作為(wei) 後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對儒家的處境充滿焦慮的思考和苦苦的探索,他懷念台灣清華大學的自由學風,當時有一個(ge) “星期三俱樂(le) 部”[16],大家常常聚會(hui) ,暢所欲言。可見,他對於(yu) 精神自由探索的空氣是很在意的,強調思想的生發需要相對寬鬆和自由的環境。

 

四、高屋建瓴,突破前人

 

林安梧對於(yu) 天道之生生有真切體(ti) 認,簡易直截,因為(wei) 天道為(wei) 仁之源,“天道就其生生化化之源說,仁愛則就人之安宅處說”(第132頁)。他認為(wei) 《關(guan) 雎》不僅(jin) 關(guan) 乎愛情,更重要的是關(guan) 於(yu) 人倫(lun) :“愛情為(wei) 美,人倫(lun) 為(wei) 善。美始善終,真乃極致也。”(第127—128頁)在他眼中,儒家的人倫(lun) 從(cong) 來都是與(yu) 天道之美之善緊密關(guan) 聯著的。他對“勇”(9·28)的解釋是“自己的生命通於(yu) 造化之源,源泉滾滾,沛然莫之能禦”(第149頁),這是一種生命充沛貫通天道生生的無懼氣象。正是這種中西比較視野讓他往往有超越前人之解釋,如他在注“辭達”(15·40)時提到“回到事物本身……中文之表達,為(wei) 形象之表意文字之表達,是最接近於(yu) 存在本身的表達”(第278頁),他文筆優(you) 美,文字精練,能夠極好地駕馭中文字詞及其文義(yi) 的內(nei) 在意蘊。

 

《論語譯解》寫(xie) 作經年,遣詞造句用心到位,[17]類似以上超凡脫俗之見所在多有。或許我們(men) 可以理解,林安梧之所以少引前人,是因為(wei) 他對多數見解都有明顯超過前人注解的自信。比較之下,有些譯解者注重厚重的曆史感,引用大量曆代文獻,貌似客觀,其實體(ti) 認不深,甚至不知所雲(yun) 。有些譯解者多引古人注釋,不是為(wei) 了推陳出新,而是因為(wei) 自覺難以超越古注的意境。雖然古有所謂“疏不破注”的傳(chuan) 統,但其實那是因為(wei) 一般注家通常難以超過前人,而林注顯然多有過人之見,其文字之間,體(ti) 驗深刻,下語精微,每每令人歎為(wei) 觀止。正是在這樣一種長期體(ti) 悟和涵泳當中,林解對眾(zhong) 多古今注釋多有突破,每有創見。比如他解讀“‘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9·30)認為(wei) “‘反而’則返歸於(yu) ‘意’也,化念歸意也”(第151頁),想念他人,是一種起心動念的狀態,使已發之“念”,歸於(yu) 未發之“意”。他繼而認為(wei) :“‘豈不爾思’者,心也;轉意回心者也。”(第151頁)因意念發動隨花葉搖擺而反省內(nei) 心已動,但還在尋找不見麵的借口,因為(wei) 住得實在太遠了。可見他能體(ti) 悟到孔子的意思,心念一動就可以傳(chuan) 遞信息給對方。人的誌向一發就通天達地,勢如破竹。沒有發動誌向,對方感應不到,不可以找其他借口。致力於(yu) 仁的君子們(men) 啊,他們(men) 的誌向都是在起心動念當中表現出來的,念頭升起的那一瞬間,天下人都知道他是不是致力於(yu) 做一個(ge) 君子,這樣的念頭,其實並不遙遠。

 

順著林安梧的解讀,我們(men) 可以這樣理解,接下來的9·30借觀花心動來比喻誌向之朗現,猶如“岩中花樹”強調物不離心而實在,唐棣之花在隨風搖曳之間,已經有念頭隨之興(xing) 起傳(chuan) 遞遙遠,而遠近在心,思之就近。即使遠在天邊,物與(yu) 人都不離開當下的意念,都在自己起心動念之間存續。誌於(yu) 大道的君子與(yu) 常人不同,猶如唐棣的花朵清新脫俗,誌於(yu) 大道者,見天下無一物不是大道的變化,而修行大道,就是時刻心意接天,時刻可以脫離流俗。參修大道,功夫從(cong) 來隻在一念之間。誌於(yu) 成為(wei) 君子,就是去思於(yu) 君子之意,去隨物興(xing) 起仁愛之意,且是在本心之上求,不在心外。此理跟7·29“我欲仁,斯仁至矣”相通,因心意的遠近才是真正的遠近,換言之,心通則百通,無有遠近幽深,意到即物現。可見,心意相通,意能感應,一念即至,感而遂通。先師孔子的哲人境界,與(yu) 易之教,表裏無二。

 

林解與(yu) 《周易》義(yi) 理相通的地方所在多有。比如運用坎卦的意思,“水為(wei) 坎陷,心中有主,方可樂(le) 也”(第192頁);“知止處,就是一切文明的起點,‘文明以止’,《易經》賁卦所言,正是此理”(第201頁);“《易經》者,參造化之微、體(ti) 心念之幾、觀事變之勢,深矣、廣矣、微矣、至矣!”(第220頁)孔子通於(yu) 生命之數,期年,三年,七年,十年,百年,“皆乃生命之數也,如其心意,參會(hui) 以時,體(ti) 之自得”(第224頁);“啟蒙是童蒙求我,不是我去求童蒙”(第264頁)等這些說法,都說明林安梧通達易理,而且認可孔子作《易傳(chuan) 》,《論語》之教與(yu) 易理息息相通。他明確寫(xie) 道“蓋夫子深於(yu) 《易》也。大《易》之道,參造化之微、審心念之幾、觀事變之勢也”(第283頁),並引用《易傳(chuan) 》“大人者,與(yu) 天地合其德,與(yu) 日月合其明,與(yu) 四時合其序,與(yu) 鬼神合其吉凶”解釋“畏大人”的“大人”概念(第286頁)。在注解《微子》開篇第一章(18·1)的時候,他寫(xie) 道:“最壞的時代,也就是有一複興(xing) 可能的年代,這叫‘剝複’之幾。”(第312頁)其解與(yu) 《剝》卦、《複》卦陰陽變化的幾微之道相通。林著因為(wei) 深於(yu) 《易》道,所以精微脫俗,令人感佩,其高明深遠,猶如司馬遷之造《史記》、劉勰之造《文心雕龍》,皆通於(yu) 《易》道之作,如此方能高見頻出,俯首可得。

 

五、回應當代,新見迭出

 

林安梧的論述常與(yu) 當代哲學的討論相結合,反對有些漢學家認為(wei) “中國沒有責任倫(lun) 理,隻有意圖倫(lun) 理”(第229頁)的說法,指出“我們(men) 的傳(chuan) 統以‘知恥的倫(lun) 理’為(wei) 重,西方文化以‘責任的倫(lun) 理’為(wei) 重”(第242頁)。他認為(wei) 儒家倫(lun) 理學是“存心倫(lun) 理學,是依據著人倫(lun) 共同體(ti) 而生長出來的。……這樣的倫(lun) 理學上通天道,懼之、畏之、敬之,內(nei) 契於(yu) 心性之源,誠之、慎之、存之”(第308頁)。這一點與(yu) 我將儒家倫(lun) 理理解為(wei) “實意倫(lun) 理學”,及對“意”(近似知恥之意、誠、存、慎心之意)的強調相通。他解釋“毋友不如己者”(9·24)為(wei) “交往朋友不要學習(xi) 他不好的”(第147頁),並加以現代解釋。他從(cong) “忠”為(wei) 責任倫(lun) 理和“信”為(wei) 社群公義(yi) 的角度加以論述,他認為(wei) “正名思想……是名分倫(lun) 理”(第192頁),關(guan) 聯的是恥感文化;而責任倫(lun) 理關(guan) 聯的是罪感文化。由此,他對儒家倫(lun) 理如何與(yu) 西方倫(lun) 理學溝通對話,有清晰的理解和把握。

 

林安梧的解讀中有不少關(guan) 於(yu) 儒家政治的討論,他認為(wei) :“儒家主張道德教化的政治,這是民本政治,是以老百姓的民生樂(le) 利為(wei) 優(you) 先的。”(第196頁)這就突出了儒家政治有“民本”“民生”的特點,進而指出他的政治理想:“政治不能再以話語與(yu) 權力為(wei) 核心,而應回到存在與(yu) 生活本身,回到一活生生的實存而有的生態世界裏,共生共長、共存共榮。”(第197頁)他認為(wei) 類似胡適那樣受“五四”思潮影響的思想家,總是站在西方民主、自由、人權的角度來評判一切,並認為(wei) 這是整個(ge) 現代文明進步的核心。但是,我們(men) 今天要跳脫出這樣一種單一的、線性的、靜止的視角來評斷自己的傳(chuan) 統,拋棄簡單的價(jia) 值對比和判斷,體(ti) 悟傳(chuan) 統政治本身具有內(nei) 在、活潑、充滿生機和活力的力量。他認為(wei) ,孔子的政治理想是追求天下為(wei) 公,世界大同,其超越了血緣政治,所以非常偉(wei) 大,亙(gen) 古不敗。儒家政治的首要功能是教化民眾(zhong) ,導民向善,化民成俗。相比之下,西方近現代政治反政教合一,反而丟(diu) 掉了政治最重要的教化維度,因為(wei) “權力能夠分配平均,必須有道理,道理道理,有道斯有理”(第214頁),而西方把政治理解為(wei) 權力的分配和合均,正是欠缺了關(guan) 於(yu) 政治的道理。“中國傳(chuan) 統政治雖無如今世之民主憲政,但它是有治道的,不隻有治道,而且有政道。隻是其政道未能有效解決(jue) 權力的合法性爾矣!”(第230頁)他對儒家政治的治道很有信心,也承認其存在不足之處。

 

他回應當代儒學的熱點問題:“‘政治儒學’‘心性儒學’,前者重在傳(chuan) 經之儒,後者重在傳(chuan) 心之儒,是一體(ti) 不分的。”(第194頁)對於(yu) 西方政治民主,他指出民主法治不是不需要講道德。製衡需要道德,但單純製衡是不夠的,否則就是被權力和金錢壟斷了。進而將儒家政治與(yu) 現代西方民主製度比較:“民本為(wei) 重,推而行之,亦可以有民主,但這是‘為(wei) 民做主’,不是‘人民做主’。”林安梧說,“國家昏亂(luan) 有孝慈”,“堯的兒(er) 子不行,才會(hui) 禪讓給舜”,[18]這是結合曆史事例來說明儒道智慧的合理性。正是在親(qin) 身經曆、仔細觀察、切身實踐難上加難的“體(ti) 知”之後才悟得真知的意義(yi) 上,林安梧的解釋往往讀來拍案叫絕,其笑傲江湖,絕地天通的境界,高出過往解讀不知凡幾。

 

林安梧是哲學家,其存在本身就是中國哲學合法、合理的例證,不需要論證中國哲學如何才能合西方的“法”,所以他提到中國哲學合法性問題時,寫(xie) 道:“我個(ge) 人覺得,關(guan) 於(yu) 中國哲學合法性的問題是不成問題的,是自己惹出的一個(ge) 毫無必要的問題,好沒有道理的,所以這個(ge) 問題惹出來之後我就沒有興(xing) 趣參加。最早惹出這個(ge) 問題的人應該是鄭家棟。……就好像有一天有人問我‘林教授你姓林嗎?你要不要證明一下你姓林?’我會(hui) 告訴他我沒興(xing) 趣。”他明確反駁說:“孩子已經生了三代四代了,還問我們(men) 第一代有沒有結婚?結婚證書(shu) 在哪裏?毫無意義(yi) 啊。所以我對這個(ge) 問題毫無興(xing) 趣。”[19]這種態度,可以說是關(guan) 於(yu) 此問題最明確的回應,因其不必要,故不作申論。

 

理想和道義(yi) 是儒學的命根子,這是儒家之道的繼承者要強調的。如果不是繼承儒家的大道,關(guan) 於(yu) 儒家思想的理解就隻能流於(yu) 表麵,而不能深入骨髓,而真正的影響來自感通經典當中自有古來大道。證悟儒家之道,是需要在浪跡江湖之後才能夠百煉成金的,才能明白儒家聖道為(wei) 什麽(me) 經得起曆代風霜雨雪的殘酷檢驗。

 

正是在這個(ge) 意義(yi) 上,我同意他對子路意向性的體(ti) 認與(yu) 判斷,他說子路“以其當下之純粹善之意向性,具體(ti) 實存,落實以為(wei) 之也”(第193頁)。純粹至善的意向性是拒絕功利計較的,猶如嶽飛壯懷激烈,才能寫(xie) 出《滿江紅》那樣千古絕唱的詞,可惜身死不能報國。儒家不作假設,強調隻要活著就要“待從(cong) 頭,收拾舊山河”,這是儒家經典教導千百年活力不減的魅力所在,也是儒家道統世界保持生生不息的力量之源。我想,林安梧對於(yu) 儒家孤勇者般的道義(yi) 力量感同身受,是“有真愛、有真勇”(第187頁)的仁者,一定常常為(wei) 曆代儒生的道義(yi) 境界所震動,承其誌、繼其學、兌(dui) 其行,在當下的時空中不斷孤勇奮行。

 

六、結論

 

儒家的核心文本就是《論語》,幾乎所有的儒家概念和命題都由《論語》而出,當代儒學的大部分討論也都圍繞著儒家傳(chuan) 統命題展開。厘清《論語》本身的概念範疇不難,但真正能夠有見識而推陳出新者鳳毛麟角。林安梧是感通儒家聖道境界的“一流高手”,其解讀的視角,既參透古今,又高屋建瓴,其胸襟和氣魄使其成為(wei) 擔得起“能繼道統,領天命”的“真君子”(第178頁)。林安梧的書(shu) 充滿真情實感和悟道之境,其哲學充滿生命境界,讀來很有療愈的功效。其文字充滿天機,好像在大自然狀態當中感悟、思考和寫(xie) 作,天機一片。讀來靈感悅動,風景如畫,通透靈動,圓潤絲(si) 滑,好像孔子一生的歡樂(le) 和痛苦、心動和遲疑,在林安梧的筆下,都那麽(me) 絕美,那麽(me) 有韻味。

 

讀林安梧的解讀,可以幫助讀者修正自己的思想和語言風格,體(ti) 會(hui) 古人“修辭立其誠”之教的深意,試圖通過思想與(yu) 文字的修持,來證成自己。其文風充滿生命的氣脈,正如他認為(wei) ,漢語學界的漢語哲學需要講真正的漢語,應該是那種能夠感其意味、體(ti) 其意韻、明其意義(yi) 的漢語,這樣讀者才能夠為(wei) 語言文字背後的生命氣象所感動,文字才能帶給讀者新的靈感、新的創造。他的文字站在古今解讀《論語》的高手之上,既有學術的前沿性,又因其儒者氣象而有獨特性,他涵泳在夫子的境界裏,不趕集,不湊熱鬧,但字裏行間可以領悟他哲學思想靜水流深、臨(lin) 官絕代的深度和力度。

 

 
[1]  海德格爾曾在《藝術作品的本源》一書中對梵高的農鞋有具體論述,倪梁康結合現象學與唯識學的“觀”也有論述,參見倪梁康:《觀·物——唯識學與現象學的視角》,《中國高校社會科學》2018年第4期。
 
[2]   林安梧:《論語譯解:慧命與心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第170頁。後引此書在引文括號裏直接注明頁碼。
 
[3]   參見林安梧講述,山東大學尼山學堂采訪整理:《林安梧訪談錄——後新儒家的焦思與苦索》,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71頁。
 
[4]   楊伯峻譯注:《論語譯注》,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26頁。
 
[5]   林安梧講述:《儒道佛三家思想與二十一世紀人類文明》,王冰雅、張貝整理,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11頁。本講的題目是《如何讀〈論語〉——經典、生活、實踐與詮釋的交融》,時間大概是2016年。
 
[6]   林安梧講述:《儒道佛三家思想與二十一世紀人類文明》,王冰雅、張貝整理,第112頁。
 
[7]   參見李澤厚:《論語今讀》,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第185—186頁。李先生的解讀對孔子的思想和生活場景缺乏同情之了解。
 
[8]   參見孫福萬:《論語易解:〈論語〉與〈周易〉的對話》,北京:團結出版社,2018年,第256頁。
 
[9]   參見劉強:《論語新識》,長沙:嶽麓書社,2016年,第267—268頁。
 
[10]   林安梧:《佛心流泉》,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11年,第22頁。
 
[11]  林安梧講述,山東大學尼山學堂采訪整理:《林安梧訪談錄——後新儒家的焦思與苦索》,第7頁。
 
[12]  參見林安梧講述,山東大學尼山學堂采訪整理:《林安梧訪談錄——後新儒家的焦思與苦索》,第167頁。
 
[13]  林安梧講述,山東大學尼山學堂采訪整理:《林安梧訪談錄——後新儒家的焦思與苦索》,第76—77頁。
 
[14]  參見林安梧講述,山東大學尼山學堂采訪整理:《林安梧訪談錄——後新儒家的焦思與苦索》,第115頁。
 
[15]  林安梧講述,山東大學尼山學堂采訪整理:《林安梧訪談錄——後新儒家的焦思與苦索》,第116頁。
 
[16]  林安梧講述,山東大學尼山學堂采訪整理:《林安梧訪談錄——後新儒家的焦思與苦索》,第63頁。
 
[17]   林安梧寫作《論語譯解》曆時多年,其每篇結尾都記錄完稿時間,他給自己留著記憶,也因為開始是給“國文天地”欄目連載,早期版本曾由台灣學生書局出版。其記錄的時間從2012年到2017年,每章至少一兩個月,他的連載說明他在不同的地方寫作。他的文風,盡量直抒胸臆,寫出自己的理解和體會。每一篇的後麵記錄了完稿時間,最早是“壬辰(2012)”,最晚是“丁酉(2017)之夏”,可見其書經過很多年寫作和修改才最終完稿。雖然每篇的寫作相對獨立,但義理的體悟卻是從頭到尾融貫一致的。說明有生命體驗感的哲人著作,本是自己生命曆程的記錄。
 
[18]   林安梧講述:《儒道佛三家思想與二十一世紀人類文明》,王冰雅、張貝整理,第37頁。
 
[19]   林安梧講述,山東大學尼山學堂采訪整理:《林安梧訪談錄——後新儒家的焦思與苦索》,第13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