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典籍《尚書(shu) 》對日本漢詩的影響

作者：毛振華（浙江外國語學院新型國際關(guan) 係高等研究院研究員、中文學院教授）

來源：“中國社會(hui) 科學報”微信公眾(zhong) 號

時間：孔子二五七六年歲次乙巳三月二十日丙辰

          耶穌2025年4月17日

日本漢詩作為(wei) 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載體(ti) ，深受中國古典文化的熏陶與(yu) 影響，並在發展過程中廣泛吸收中國經典，如《尚書(shu) 》的思想精髓與(yu) 表達技巧。漢詩作家通過直接引用、化用、暗用《尚書(shu) 》中的典故、語句和思想，不僅(jin) 表達了對中國古典文化的尊崇，也將其與(yu) 日本的社會(hui) 現實相結合，形成了獨特的文化表達。這種借鑒既體(ti) 現了漢詩作家對《尚書(shu) 》的深刻理解，也展現了中日文明在思想與(yu) 文學領域的互通與(yu) 融合，為(wei) 東(dong) 亞(ya) 文明的交流與(yu) 互鑒作出了積極貢獻。

日本漢詩引用《尚書(shu) 》的文化背景

《尚書(shu) 》傳(chuan) 入日本的時間可追溯至飛鳥時代（592—710年）。據《日本書(shu) 紀》記載，513年，百濟博士段楊爾將《尚書(shu) 》等儒家五經帶到日本，516年、554年，百濟又分別派遣五經博士高安茂、王柳貴至日本。天皇養(yang) 老2年（718）製定的《養(yang) 老律令·學令》規定明經的教科書(shu) 是《周易》《尚書(shu) 》《周禮》《儀(yi) 禮》《禮記》《毛詩》《春秋左氏傳(chuan) 》，各為(wei) 一經，《孝經》《論語》，學者兼習(xi) 之。平安時代，沙門素慶曾翻刻《尚書(shu) 》，並稱其為(wei) “六籍之冠”，《尚書(shu) 》被列為(wei) 大學寮的必修課程，對日本的政治、文化和文學產(chan) 生深遠影響。《尚書(shu) 》的傳(chuan) 承自平安時代開始，形成了藤原、清原、中原三大傳(chuan) 經世家，之後又經過日本學者的抄寫(xie) 、刊刻、注釋、闡釋、引用、摘錄等，使其成為(wei) 了日本化的中國學。從(cong) “大化”至“令和”，日本年號引用《尚書(shu) 》中的典故多達37次，如“昭和”年號取自《尚書(shu) ·堯典》中的“百姓昭明，協和萬(wan) 邦”。這種對《尚書(shu) 》的引用不僅(jin) 體(ti) 現了日本對儒家經典的尊崇，也反映了《尚書(shu) 》在日本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日本漢詩發展與(yu) 中國文化交流緊密相連。自公元5世紀漢字傳(chuan) 入日本，日本文人便開始研習(xi) 和創作漢詩。隨著遣唐使的派遣以及佛教的傳(chuan) 入，日本漢詩迎來首個(ge) 繁榮階段。彼時，日本文人大量研讀中國典籍，其中《尚書(shu) 》作為(wei) 儒家經典備受尊崇。林羅山《聖像》“一言成世教，六藝起皇風”表達了對《書(shu) 》等六藝的推崇。奈良時代，日本積極學習(xi) 唐朝文化，漢詩創作成為(wei) 貴族階層的文化風尚。平安時代，隨著日本對唐朝文化的進一步吸收和融合，漢詩創作在日本文壇占據了重要地位。江戶時代，儒學複興(xing) 帶動漢詩複興(xing) ，成為(wei) 武士和學者修養(yang) 的一部分。菅原道真、賀陽豐(feng) 年等詩作中頻繁出現對《尚書(shu) 》等儒家經典的引用，體(ti) 現了日本漢詩與(yu) 中國古典文化深厚的聯係。

日本漢詩引用《尚書(shu) 》的主要方式

日本漢詩引用《尚書(shu) 》的方式具有多樣性，大致可以分為(wei) 直接引用、化用和暗引等方式，既體(ti) 現了漢詩作家對儒家經典的深厚造詣，也展現出漢詩作家在文化融合中的獨特創造力。

一是直接引用，多是指作者將《尚書(shu) 》原文直接嵌入漢詩創作之中，這種方式在早期日本漢詩中較為(wei) 常見。如菅原道真《賀正月二日受朝》“坐致太平千古盛，克明俊德繼前賢”中“克明俊德”直接引自《尚書(shu) ·堯典》“克明俊德，以親(qin) 九族”，以此表達對君主具備高尚品德、實行仁政的期望。又如，森大來《孔子廟》“噫聖師百世，洋洋聲教宣”引自《尚書(shu) ·伊訓》“聖謨洋洋，嘉言孔彰”，《尚書(shu) ·禹貢》“聲教訖於(yu) 四海”，表達對孔子聲威與(yu) 教化傳(chuan) 布的由衷讚美之情。再如，大沼枕山《寄內(nei) 》“肯堂肯構孫兒(er) 在，俱喜從(cong) 今百不愁”中的“肯堂肯構”直接引自《尚書(shu) ·大誥》“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表達了作者對子孫能夠繼承家業(ye) 、延續家族傳(chuan) 統的欣慰和期望，體(ti) 現了對家庭生活的珍視和對妻子的感激之情。

二是化用，作者多根據表達的需要有機地將《尚書(shu) 》中的詞句化用到自己的創作之中，借以表達自己豐(feng) 富的情感訴求。如藤田東(dong) 湖《言誌》：“俯思卿國仰思君，日夜憂愁南北分。惟喜閑來耽典籍，錦衣玉食本浮雲(yun) 。”詩作中的“玉食”出自《尚書(shu) ·洪範》“惟辟玉食”，將物質享受比作浮雲(yun) ，形象地表達了作者淡泊明誌的生活態度，以此映襯其對國家大事的憂慮和對君主的忠誠，展現了作者高尚的精神追求和堅定的人生誌向。又如，賀陽豐(feng) 年《奉和春日作》“一聽虞韶美，能令三月忘”中的“虞韶”出自《尚書(shu) ·益稷》“簫韶九成，鳳皇來儀(yi) ”，此處以虞舜時期“韶樂(le) ”的美妙和神聖為(wei) 寓意，表達了對春日美景和美好時光的珍惜與(yu) 感慨。再如，大友皇子《述懷》“道德承天訓，鹽梅寄真宰”中“鹽梅”出自《尚書(shu) ·說命下》“若作和羹，爾唯鹽梅”，這是對治理國家的宰相或重要輔佐者的比喻，表達作者將治理國家重任寄托於(yu) 真正宰輔的殷切期望。

三是暗引，是指不直接引用《尚書(shu) 》原文，而是將《尚書(shu) 》中的思想有機融入漢詩創作之中。如大友皇子《侍宴》通過對天皇英明和德行的讚頌，表達了對天皇的崇敬之情和對國家安定的期望。此詩沒有直接引用《尚書(shu) 》的內(nei) 容，然而詩作與(yu) 《尚書(shu) 》的理念有相似之處，“皇明光日月”表達了對天皇英明的讚頌，與(yu) 《尚書(shu) ·堯典》中對堯帝的讚美類似，強調其明德和光輝；“帝德載天地”表達了對帝王德行的崇敬，與(yu) 《尚書(shu) ·大禹謨》“德惟善政，政在養(yang) 民”的理念相似，強調帝王的德行對國家的重要性；“三才並泰昌”表達了對天地人和諧的祝願，與(yu) 《尚書(shu) ·洪範》中有“五行”和“九疇”的理念相似，強調天地人的和諧與(yu) 平衡，以上皆能體(ti) 現出大友皇子對《尚書(shu) 》思想的繼承和發揚。又如，人見壹《擊壤老》通過描繪上古時期的淳樸民風和寬鬆政治，表達了對堯舜時期理想社會(hui) 的懷念和讚美，“上古淳風政不苛”展現了當時社會(hui) 的和諧與(yu) 安寧；“老人擊壤樂(le) 如何”通過描繪老人擊壤而歌的情景，象征了百姓的安樂(le) 和滿足，進一步強化了對理想社會(hui) 的向往，同時又引用堯舜時期的“擊壤”和“堯日無私照”典故，表達了對上古堯舜時期淳樸政治與(yu) 和諧社會(hui) 的向往。再如，釋碩定《禁城春色》：“鳳闕春來淑景寬，上林梅柳映衣冠。望中總是升平色，偏作堯時舜日看。”詩作描繪了春天皇宮中的美景，表達了對太平盛世的向往和對古代聖賢治國理念的尊崇，此詩亦未直接提及《尚書(shu) 》，但詩中化用了《尚書(shu) 》的治國理念，與(yu) 《尚書(shu) 》中所傳(chuan) 達的曆史觀相契合。

日本漢詩引用《尚書(shu) 》的學術意義(yi)

日本漢詩作家崇尚《尚書(shu) 》，並積極地進行攝取、接納、消化，每每引以為(wei) 創造自身文化的元素。從(cong) 早期的直接援引，顯現出漢詩作家對中國文化的認知與(yu) 尊崇，到後期的化用與(yu) 暗引，則充分展現出漢詩作家在深刻理解中國文化基礎上的創造性吸收與(yu) 本土化改造。無論早期的引用還是後期的化用與(yu) 暗引，我們(men) 都可以發現，日本漢詩作家引述、化用《尚書(shu) 》重在表述其中的道德原則與(yu) 倫(lun) 理思想，借以增強語言的表現力和感染力，從(cong) 而成為(wei) 他們(men) 弘揚義(yi) 理教化之用的重要載體(ti) 。如大伴旅人《初春侍宴》“穆穆四門客，濟濟三德人”，通過引用《尚書(shu) ·堯典》“賓於(yu) 四門，四門穆穆”、《尚書(shu) ·洪範》“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將《尚書(shu) 》價(jia) 值觀與(yu) 日本文化相結合，賦予其新內(nei) 涵，表達了對太平盛世的頌揚和對聖主的敬仰之情。

日本漢詩推崇《尚書(shu) 》，常用《尚書(shu) 》的語言和表達形式進行創作，主要表現為(wei) 對《尚書(shu) 》中章句、意象的引用和化用。他們(men) 通過這種方式寄托、展現自身在政治方麵的訴求和主張，以及在道德規範層麵的認知感悟，有力增強了詩作通過修辭手段達成的表達效果，使得日本漢詩修辭優(you) 雅、婉轉含蓄，同時又進一步提升了其表現力和文化內(nei) 涵，彰顯了《尚書(shu) 》在日本的文化影響力。如三島中洲《富嶽》：“太古雪殘雲(yun) 漢間，萬(wan) 邦仰止白居顏。翼然垂拱溫如玉，君子國中君子山。”其中的“垂拱”出自《尚書(shu) ·武成》“垂拱而天下治”，本意是強調通過德行和自然的治理方式來實現國家的安定和繁榮。詩人引用這一典故意將富士山比作君子，象征著溫和與(yu) 純淨，進一步強化了富士山的神聖和美麗(li) ，表達了作者對其崇高和美麗(li) 的讚美。

日本漢詩對《尚書(shu) 》的引用，無疑為(wei) 日本文學的創新與(yu) 發展注入了強勁動力。漢詩作家憑借對《尚書(shu) 》的獨到見解與(yu) 創造性運用，不僅(jin) 豐(feng) 富了漢詩的表現手法，而且更深化了其思想內(nei) 涵。這種創新不僅(jin) 體(ti) 現在語言形式的雕琢上，更體(ti) 現在對儒家思想的深刻詮釋與(yu) 獨特演繹上。特別是江戶時代，漢詩更成為(wei) 文人表達對社會(hui) 變革深思的重要載體(ti) 。他們(men) 通過對《尚書(shu) 》思想的引用與(yu) 發揮，深入探討政治、道德、曆史等諸多議題，使得漢詩的思想深度與(yu) 社會(hui) 影響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同時，日本漢詩對《尚書(shu) 》的引用方式，為(wei) 《尚書(shu) 》研究開辟了一片嶄新的天地。通過深入分析日本漢詩中的《尚書(shu) 》引用，我們(men) 能夠窺見《尚書(shu) 》在不同文化語境下的傳(chuan) 播路徑與(yu) 接受狀況，以及其在東(dong) 亞(ya) 文化圈內(nei) 的演變曆程。日本漢詩對《尚書(shu) 》的引用是中日文明交流互鑒的重要體(ti) 現，不僅(jin) 反映了日本對中國儒家文化的吸收與(yu) 借鑒，也展現了日本文人在文化融合中的創造力。通過漢詩這一載體(ti) ，中日兩(liang) 國在思想、文學和價(jia) 值觀上實現了深層次的對話與(yu) 融合，為(wei) 東(dong) 亞(ya) 文化的繁榮作出了重要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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