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說宋朝的“高考”

作者：吳鉤

來源：作者賜稿

          摘自 吳鉤《知宋：寫(xie) 給女兒(er) 的大宋曆史》

時間：孔子二五七五年歲次甲辰五月初二日壬寅

          耶穌2024年6月7日

嚴(yan) 格來說，將宋朝的科舉(ju) 製度比附為(wei) 今日的高考製度是不恰當、不準確的，畢竟科舉(ju) 考試選拔的是治理國家的官員，其實更接近今天的公務員考試，而高考不過是入讀高校的門檻而已。但話說回來，科舉(ju) 與(yu) 高考有一點是相通的，即都為(wei) 平民子弟提供了一個(ge) 相對公平的有助於(yu) 打破階層壁壘、實現階層流動的製度性渠道。一個(ge) 人不管他的出身如何，隻要肯努力讀書(shu) ，就有可能改變自己的命運。這便是科舉(ju) 與(yu) 高考的共同意義(yi) 。因此，我想蹭一下高考季的熱點，跟大家聊聊宋代的科舉(ju) 製度。

我們(men) 的話題要從(cong) “階層固化”說起。所謂“階層固化”，是指一個(ge) 社會(hui) 的上升通道關(guan) 閉，階層流動停滯，處於(yu) 社會(hui) 上層的精英，其後裔可以憑借先天的優(you) 勢永遠占據上層社會(hui) ，而處於(yu) 社會(hui) 下層的草根及其後代，卻無法通過後天的努力上升到社會(hui) 上層。

研究者一般用“代際收入彈性”來評估一個(ge) 社會(hui) 的階層固化程度，“代際收入彈性”最高為(wei) 1，指子代的經濟地位完全取決(jue) 於(yu) 父代；“代際收入彈性”最低為(wei) 0，指子代與(yu) 父代的經濟地位完全不相關(guan) 。“代際收入彈性”為(wei) 0，必定是急劇變動的亂(luan) 世；“代際收入彈性”為(wei) 1，則必是死寂、凝固的社會(hui) ，兩(liang) 者皆不可欲。正常社會(hui) 的“代際收入彈性”一般都處於(yu) 0與(yu) 1之間，數值越小，說明社會(hui) 流動性越高；反之，則說明階層固化程度越高。

如果用“代際收入彈性”衡量宋代社會(hui) ，我們(men) 會(hui) 得出一個(ge) 怎樣的印象呢？宋人自己說：“貧富無定勢”，“富貴盛衰，更迭不常”，“貧者富而貴者賤，皆交相為(wei) 盛衰矣”。可見宋代的“代際收入彈性”應該不會(hui) 很高。不過，宋代社會(hui) 也存在著很多才俊輩出、薪火相承的百年望族，“代際收入彈性”不會(hui) 很低。今天我想跟你說的便是其中一個(ge) 百年望族——河南呂氏。

（呂蒙正塑像）

“寒窯”少年

這個(ge) 家族在北宋時期誕生了四位宰相：呂蒙正為(wei) 太宗朝與(yu) 真宗朝的宰相，呂夷簡（呂蒙正之侄）是仁宗朝的宰相，呂公弼（呂夷簡之子）是英宗朝的副樞密使、神宗朝的樞密使（相當於(yu) 副宰相），呂公著（呂公弼之弟）也是神宗朝的樞密使，還是哲宗朝的宰相（以後我們(men) 還會(hui) 講到呂公著的故事）。此外，呂好問（呂公著之孫）是高宗朝的尚書(shu) 右丞，也屬於(yu) 執政官。所以南宋人王明清在《揮麈錄》中大發感慨：本朝呂氏一家“相繼執七朝政，真盛事也。”元人修《宋史·呂夷簡傳(chuan) 》，也說：“呂氏更執國政，三世四人，世家之盛，則未之有也。”

不過南宋時，呂氏家族在政治上的地位已不複顯赫，但呂家又在文學與(yu) 學術上延續了家族的榮耀，如呂好問之子呂本中是南宋前期的著名詩人；呂本中的侄孫呂祖謙是南宋中期的著名學者。從(cong) 呂蒙正拜相至呂祖謙逝世，大約是兩(liang) 百年的時間，也就是說，河南呂氏家族在政治或文化領域至少引領了兩(liang) 百年風騷。非常不簡單。

有意思的是，呂氏家族榮耀的開創者——呂蒙正未達之時，卻是一名寄人籬下的窮孩子，他能憑著後天的努力登上相位，改變自己以及家族的命運，本身便反映了宋代社會(hui) 的階層流動性。

如果你對傳(chuan) 統戲曲略有了解，應該聽說過一個(ge) 很有名的劇目“寒窯記”。相傳(chuan) 南宋時南戲便有《寒窯記》，元代的王實甫將其改編成雜劇《呂蒙正風雪破窯記》，明代文人王錂又改編成傳(chuan) 奇《彩樓記》，現在的川劇、京劇、秦腔均保留有“寒窯記”劇目。

“寒窯記”的主角正是呂蒙正，說的是呂蒙正年輕時，因為(wei) 一貧如洗，與(yu) 好友寇準同在“洛陽城外破瓦窯中居止”。一日，二人聽說洛陽城的劉員外家“結起彩樓，要招女婿”，便結伴前去看熱鬧，心想“等他家招了良婿之時，咱二人寫(xie) 一篇慶賀新婿的詩章，他家必不虛負了咱，但得些小錢鈔，就是咱一二日的盤纏”。誰知劉員外的女兒(er) 劉月娥對呂蒙正一見傾(qing) 心，將繡球拋入呂蒙正的懷裏。劉員外見呂蒙正是個(ge) 居住在破窯裏的窮書(shu) 生，堅決(jue) 不同意這門親(qin) 事，打算“與(yu) 他些錢鈔，打發回去罷”。但劉月娥心有所屬，說，“父親(qin) ，您孩兒(er) 情願跟將他去。”劉員外苦口相勸，女兒(er) 卻心意已決(jue) ，最後劉員外一怒之下，將女兒(er) 趕至呂蒙正的破瓦窯。

當然，戲曲故事不可當真，“寒窯記”其實是民間文人編造出來的，曆史上的呂蒙正並未娶過劉姓女子，據富弼《呂文穆公蒙正神道碑》，呂蒙正“初娶宋氏，封廣平縣君。再娶薛氏，封譙國夫人。皆歿於(yu) 公之先”。他的結發妻子姓宋，繼室姓薛。

但“寒窯記”的故事也有所本。呂蒙正居住的地方，的確跟寒窯沒什麽(me) 區別：按南宋葉夢得《避暑錄話》的記載，少年呂蒙正“羈旅於(yu) 外，衣食殆不給，龍門山利涉院僧識其為(wei) 貴人，延致寺中，為(wei) 鑿山岩為(wei) 龕居之”。按邵伯溫《邵氏聞見錄》的說法，“呂文穆公諱蒙正，微時於(yu) 洛陽之龍門利涉院土室中，與(yu) 溫仲舒讀書(shu) 。其室中今有畫像。”總而言之，少年呂蒙正無家可歸，居住的地方是洛陽龍門山利涉院的一處窯洞或山洞。與(yu) 他一起在窯洞裏讀書(shu) 的，是一個(ge) 叫做溫仲舒的朋友，而不是戲曲所說的寇準。

呂蒙正原本可以不用住窯洞，因為(wei) 他的父親(qin) 呂龜圖並不是窮苦平民，而是宋朝的起居郎，一個(ge) 下層文官。隻是這呂龜圖官兒(er) 雖小，官僚的臭毛病卻不小，“多內(nei) 寵”，討了幾房小妾，對正室劉氏（即呂蒙正之母）極看不順眼，之後更是以“不睦”為(wei) 由，將劉氏連同呂蒙正一並趕出家門。少年呂蒙正與(yu) 母親(qin) 無處投靠，“頗淪躓窘乏”，不得不寄宿於(yu) 利涉院山寺的窯洞。

呂蒙正母親(qin) 姓劉，被夫家逐出門，住在窯洞，這經曆與(yu) 戲曲“寒窯記”中的劉月娥有幾分相似，所以有人認為(wei) 劉月娥的原型正是呂蒙正的母親(qin) 劉氏。

現在網上有一個(ge) 很火的流行詞，叫做“吃瓜群眾(zhong) ”，用來指稱看熱鬧的草根。被父親(qin) 遺棄的呂蒙正卻連“吃瓜群眾(zhong) ”都不如。話說有一日，他在伊水岸邊趕路，正唇焦舌幹呢，“見賣瓜者，意欲得之，無錢可買(mai) 。其人偶遺一枚於(yu) 地，公悵然取食之”。窮得連一片甜瓜（也可能是西瓜）都買(mai) 不起，隻好撿起別人丟(diu) 棄在地的一片爛瓜皮解解渴。後來呂蒙正當了宰相，“買(mai) 園洛城東(dong) 南，下臨(lin) 伊水，起亭以‘饐瓜’名焉，不忘貧賤也”。“饐瓜”就是爛瓜片的意思。呂蒙正蓋這個(ge) 亭子告誡自己與(yu) 家人：富貴不忘貧賤。

少年貧賤的呂蒙正後來之所以能夠進入政府，並且成為(wei) 政府首腦——宰相，從(cong) 個(ge) 人的角度來說，當然是得益於(yu) 他寒窗苦讀的努力；從(cong) 製度的角度而言，則應歸功於(yu) 當時社會(hui) 存在著一個(ge) 製度化的上升通道。這個(ge) 製度化的社會(hui) 上升通道，便是科舉(ju) 製。

（網上流傳(chuan) 的這篇《寒窯賦》並不是呂蒙正寫(xie) 的，而是今人的偽(wei) 作）

科舉(ju) 時代來臨(lin)

在科舉(ju) 製度出現之前，中國漢代主要以察舉(ju) 製選拔社會(hui) 精英進入政府，所謂察舉(ju) ，是說地方長官負責在轄區內(nei) 發現人才並舉(ju) 薦給國家。但到東(dong) 漢末年時，由於(yu) 請托盛行，察舉(ju) 製已喪(sang) 失了選拔人才的功能：“舉(ju) 秀才，不知書(shu) ；舉(ju) 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

魏晉開始改察舉(ju) 製為(wei) 九品中正製，在州郡設中正官，按家世門第、道德才能品評地方士人，供朝廷授官。但很快中正官便被世族門閥把持，“高門華閥有世及之榮；庶姓寒人無寸進之路。選舉(ju) 之弊，至此而極”，出現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嚴(yan) 重階層固化。

這一等級森嚴(yan) 的階層固化是被科舉(ju) 製衝(chong) 破的。科舉(ju) 始創於(yu) 隋代，是一種跟察舉(ju) 不一樣的公務員選拔製度。從(cong) 字麵的含義(yi) 看，“科舉(ju) ”是“分科舉(ju) 人”的意思，不過察舉(ju) 製也“分科舉(ju) 人”，漢代察舉(ju) 設有“孝廉”、“秀才”、“孝弟力田”、“賢良方正”諸科；而且察舉(ju) 製也有考試的程序，東(dong) 漢時改革察舉(ju) 製，要求“儒者試經學，文吏試章奏”。其實，科舉(ju) 製有別於(yu) 察舉(ju) 製的關(guan) 鍵點，並不在“分科舉(ju) 人”與(yu) 考試，而是其開放性：察舉(ju) 製的選舉(ju) 權集中於(yu) 地方長官手裏，科舉(ju) 製則允許士子懷牒自薦、自由報考，然後以考試成績任去留。

史有明載的第一次科舉(ju) 考試，是在隋煬帝時代：“近煬帝始置進士之科，當時猶試策而已。”當時的進士科考試要試“對策”，至於(yu) 是否可以自由報考，則不得而知。唐承隋製，繼續推行科舉(ju) 製，並確立了科舉(ju) 考試的基本製度：考試一般分為(wei) “解試”與(yu) “省試”兩(liang) 級，解試由州郡政府主持，當地士子自由報考，考試獲通過的士子取得一個(ge) “解額”，可參加中央政府舉(ju) 行的省試，省試及第，即具備了授官的資質。宋承唐製，但增加了殿試，仁宗朝之後，殿試一般不黜落，隻排定名次。

隋唐科舉(ju) 錄取的人數極為(wei) 有限，“秀異之貢，不過十數”。宋初取士也是每榜不過十數，宋太祖時代共開科15榜，共取進士181人、諸科168人，平均每榜取士不足24人。到了宋太宗時代，科舉(ju) 錄取的人數擴大了10倍以上。太宗皇帝開疆拓土的能力與(yu) 功績不及乃兄宋太祖，不過他帶領宋王朝完成了從(cong) “武功開國”到“文治天下”的轉型。他繼位次年，即太平興(xing) 國二年（977）舉(ju) 行的科舉(ju) 考試，錄取進士109人、諸科207人，另有191人考試未及格但“賜及第”，共取士507人，是史無前例的一次科考“擴招”。

太平興(xing) 國二年的科考，宣告一個(ge) 全麵通過科舉(ju) 取士的時代自此來臨(lin) 。

宋朝是曆史上第一個(ge) 全麵以科舉(ju) 取士的時代，據研究者統計，兩(liang) 宋三百餘(yu) 年，總共通過科舉(ju) 考試錄取進士及諸科登科人數超過10萬(wan) 名，是唐—五代登科總人數的近10倍、元代的近100倍、明代的近4倍、清代的3.8倍。

也是在太平興(xing) 國二年的科舉(ju) 考試中，三十四歲的呂蒙正嶄露頭角，奪得了殿試狀元（他的叔叔呂龜祥同年進士科及第，但呂龜祥成就不大，隻當過知州）。僅(jin) 僅(jin) 過了六年，呂蒙正便被任命為(wei) 參知政事，當時他才四十歲。有人對這位年輕的副國級很不服氣，一日呂蒙正“入朝堂，有朝士於(yu) 簾內(nei) 指之曰：‘是小子亦參政邪？’蒙正佯為(wei) 不聞而過之。其同列怒之，令詰其官位姓名，蒙正遽止之”。罷朝後，同僚還在替呂參政抱不平，說，今天就應該查查是誰說怪話。呂蒙正說：“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複忘，固不如毋知也。且不問之，何損？”大家聽了，都很佩服呂參政的氣量，“皆服其量”。

又過了幾年，端拱元年（988），宰相李昉罷相，呂蒙正“拜中書(shu) 侍郎兼戶部尚書(shu) 、平章事，監修國史”，成為(wei) 政府首腦——宰相。按宋朝慣例，宰相之子可以蔭補為(wei) 正五品的員外郎，呂蒙正拜相時不到五十歲，兒(er) 子才幾歲，堅決(jue) 請辭恩蔭兒(er) 子五品官秩：“臣忝甲科及第，釋褐止授九品京官。況天下才能，老於(yu) 岩穴，不沾寸祿者多矣。今臣男始離繈褓，膺此寵命，恐罹陰譴，乞以臣釋褐時官補之。”——我當年高中狀元，第一次授官也是九品，況且天下才俊老於(yu) 民間、未獲朝廷賞識者不在少數，現在如果讓一個(ge) 剛離繈褓的小子沾宰相老子的光得到五品官秩，恐怕他無福消受，反損了他的福德。請蔭補他一個(ge) 九品官秩就可。其後，宰相之子僅(jin) 恩蔭九品“遂為(wei) 定製”。

大中祥符元年（1008），呂蒙正已經致仕，閑居於(yu) 洛陽。宋真宗祭祀汾陰，途經洛陽，專(zhuan) 程拜訪了呂家，“錫賚有加”，還問呂老先生：“卿諸子孰可用？”皇帝的言下之意，當然是表示他將會(hui) 重用呂愛卿的子孫。呂蒙正卻說：“諸子皆不足用。有侄夷簡，任潁州推官，宰相才也。”宋真宗記住了“呂夷簡”這個(ge) 名字。後來呂夷簡果然於(yu) 宋仁宗朝拜相。不過呂夷簡也是科舉(ju) 出身，並非蔭補得官。

我們(men) 不妨仿照“代際收入彈性”一詞，造出一個(ge) “代際權力彈性”的概念，用來評估恩蔭製與(yu) 科舉(ju) 製。毫無疑問，恩蔭製體(ti) 現了一種非常高的“代際權力彈性”：一名乳臭未幹的官宦子弟，可以憑著父蔭獲得五品官秩，十年寒窗苦讀的貧家子弟聽了，豈不是要哭暈在廁所？不過，呂蒙正的謙抑，畢竟降低了“代際權力彈性”。

而且，宋代的蔭補官在任職、升遷諸方麵都受到限製，包括不得任台諫官、兩(liang) 製官、史官與(yu) 經筵官，有機會(hui) 擢升至高層的蔭補官很少見。這也是對“代際權力彈性”的控製。宋朝一些有才氣、有骨氣的官宦子弟，自己其實並不願意沾老子的光，主動放棄了蔭補，選擇走科舉(ju) 考試之路，如宰相李昉之子李宗諤，“七歲能屬文，恥以父任得官，獨由鄉(xiang) 舉(ju) ，第進士，授校書(shu) 郎。明年，獻文自薦，遷秘書(shu) 郎、集賢校理、同修起居注”。

科舉(ju) 則是一種“代際權力彈性”非常低的製度，很大程度上抵消了恩蔭製帶來的“代際權力彈性”，防止社會(hui) 階層固化。在宋代，科舉(ju) 取士始終是主流，蔭補隻是一種補充性的安排。

正是有了科舉(ju) 製度，沒有父蔭可以沾光、也沒有貴戚可以舉(ju) 薦的呂蒙正才可以通過正常的製度通道，被選拔進政府，乃至晉升為(wei) 政府領袖。呂蒙正並不是特例，我們(men) 再來看看宋仁宗朝主持“慶曆新政”的三位重要推手：宰相杜衍、參知政事範仲淹、諫官歐陽修。杜衍自幼失怙，母親(qin) 改嫁錢氏，少年時投奔母親(qin) ，卻不容於(yu) 繼父，生活非常落魄，以幫人抄書(shu) 為(wei) 生；範仲淹兩(liang) 歲喪(sang) 父，之後隨母親(qin) 改嫁朱氏，讀書(shu) 時以稀粥為(wei) 食，“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歐陽修也是四歲時失去父親(qin) ，“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shu) ”，家裏窮得買(mai) 不起紙筆，隻好用荻草在地上練習(xi) 寫(xie) 字。

（《觀榜圖》局部）

科舉(ju) 的製度創新

如果呂蒙正、杜衍、範仲淹、歐陽修等寒門子弟生活在隋朝或唐朝，想要通過科舉(ju) 考試進入政府高層，恐怕機會(hui) 就微乎其微了，近乎是“癩蛤蟆想吃天鵝肉”。

同樣是科舉(ju) 製，宋朝與(yu) 隋唐又有製度細節的諸多差異，準確地說，宋政府在唐朝科舉(ju) 的製度構架上進行了很多降低“代際權力彈性”的製度創新。

隋朝為(wei) 科舉(ju) 草創之時，考試製度尚很簡陋；唐代科舉(ju) 在製度設計方麵還是不甚用心，雖然以考試取士，同時又允許“公薦”，權貴公卿可以向主考官——知貢舉(ju) 推薦錄取的人選，於(yu) 是每到開科之年，朝中權貴便紛紛向知貢舉(ju) 請托，往往尚未開考，而錄取的名單及名次已經預定下來，考試隻是走走過場而已。

唐文宗大和二年（828），禮部侍郎崔郾被任命為(wei) 知貢舉(ju) ，前往東(dong) 都洛陽主持進士科考試，長安的公卿都來給崔郾餞行，拜托崔郾留意他們(men) 的門生子弟。其中有一個(ge) 叫做吳武陵的太學博士，帶了一篇《阿房宮賦》，向崔郾推薦杜牧：侍郎請看這《阿房宮賦》，作者的才華好得不得了。崔郾讀了《阿房宮賦》，承認杜牧的文章的確寫(xie) 得好。吳武陵趁機說：請將杜牧錄為(wei) 狀元。崔郾說：這事不好辦，不瞞你說，狀元已經許給其他人了，這樣吧，我將第五名安排給杜牧吧。當時有人反對將杜牧列為(wei) 第五名，稱杜牧這個(ge) 人品行有問題。崔郾說：“已許吳君矣。牧雖屠沽，不能易也。”既然答應了吳君，便不可食言，不管杜牧是殺豬的，還是賣酒的，都給他第五名。

這種名為(wei) 公薦、實為(wei) 請托的做法，到了宋代就不被允許了。建隆四年（963）正月二十七日，宋太祖下詔：“禮部貢舉(ju) 人，今後朝臣不得更發公薦，違者重置其罪。”為(wei) 杜絕朝臣請托，宋政府在科舉(ju) 考試中全麵推行“鎖院製”，即主持考試的知貢舉(ju) 、權同知貢舉(ju) 、參詳官、點校試卷官、監試禦史等考官確定下來後（宋代科舉(ju) 置考官多員，有相互監察之責），馬上進入貢院，不得出外，不得與(yu) 外人交通，食宿都得在貢院之內(nei) 。（美國的陪審團遴選出來後，也要求與(yu) 外界隔離，以免受幹擾。）唐時科考偶有鎖院，但非常製，鎖院製度確立下來，始於(yu) 宋太宗。淳化三年（992），太宗“命翰林學士承旨蘇易簡等同知貢舉(ju) ，既受詔，徑赴貢院以避請求。後遂為(wei) 常製”。

宋太宗時代還創設了“封彌製”，即將考生答卷卷首的考生姓名、年甲、鄉(xiang) 貫等個(ge) 人信息密封，代之以字號，又叫“糊名考校”。這樣，考官在評卷的時候，由於(yu) 不知道某卷的考生是何人，就算想給熟人賣一個(ge) 人情，也無從(cong) 下手。（今日的高考評卷還沿用宋人發明的封彌製。）

不過，“糊名考校”並不能完全杜絕考官徇情，因為(wei) 考官還可以通過辨認筆跡或暗記，認出答卷是不是出自熟悉的考生之手。到宋真宗時，朝廷又設立“謄錄製”，堵住了“封彌製”的製度漏洞。所謂“謄錄製”，是說每一份考生交上來的試卷，都要經專(zhuan) 門的書(shu) 吏用紅筆抄錄成副本，然後將副本送考官進行評卷。

宋代的科舉(ju) 評卷機製也比較嚴(yan) 密，從(cong) 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起，宋朝確立了將進士科殿試答卷分為(wei) 五等的評等製度：“考第之製凡五等：學識優(you) 長、詞理精絕為(wei) 第一；才思該通、文理周率為(wei) 第二；文理俱通為(wei) 第三；文理中平為(wei) 第四；文理疏淺為(wei) 第五。然後臨(lin) 軒唱第，上二等曰及第，三等曰出身，四等、五等曰同出身。”

答卷等次的評定采用“三級考校製”：“舉(ju) 人納試卷，內(nei) 臣收之，先付編排官去其卷首鄉(xiang) 貫狀，以字號第之，付彌封官謄寫(xie) 、校勘，用禦書(shu) 院印，始付考官，定等訖，複彌封送覆考官，再定等。編排官閱其同異，未同者再考之，如複不同，即以相附近者為(wei) 定。始取鄉(xiang) 貫狀字號合之，乃第其姓名、差次並試卷以聞，遂臨(lin) 軒唱第。”

照此考校定等的程序，評卷的第一步是初評，將考生答卷封彌、謄錄後，送初考官評定等次。第二步是複評，將考卷的初評意見封彌，送覆考官再定等次。第三步，由編排官審查初考、覆考意見的異同，如果意見一樣，即按此定等；如果意見各異，則將考卷封彌後再送另一位考官評卷，采用意見重合的等次；假如三次評出來的等次各異，則采用最接近三評的那一個(ge) 等次。

宋朝科舉(ju) 考試還有“別頭試”的製度，即有親(qin) 戚為(wei) 考官或本州島官員的考生，必須另設考場、另派考官。這一製度也是始見於(yu) 太宗朝，雍熙二年（985）二月的省試，由於(yu) “賈黃中等同知貢舉(ju) 各以子弟甥侄籍名求別試”，宋太宗要求將所有跟考官沾親(qin) 帶故的考生安排在另外的考場，由三位沒有親(qin) 嫌關(guan) 係的別試官主持考試。

鎖院製、封彌製、謄錄製、三級考校製與(yu) 別頭試的推行，將人情的影響減少至最低程度，使得宋代科舉(ju) 的考試程序更為(wei) 公平，用歐陽修的話來說，“竊以國家取士之製，比於(yu) 前世，最號至公。……各糊名、眷錄而考之，使主司莫知為(wei) 何方之人，誰氏之子，不得有所憎愛薄厚於(yu) 其間。故議者謂國家科場之製，雖未複古法，而便於(yu) 今世，其無情如造化，至公如權衡，祖宗以來不可易之製也。”

從(cong) 這一製度受益的，當然是那些朝中無貴人、胸中有才學的寒門讀書(shu) 人。所以宋代進士多出身寒微，從(cong) 南宋寶祐四年的《登科錄》來看：當年錄取了601名進士，其中平民出身的有417名，官宦子弟隻有184名，寒門進士占了絕大多數。

（《觀榜圖》局部）

政策向寒門傾(qing) 斜

宋朝科舉(ju) 不獨“取士不問家世”，甚至有意抑製世家，照顧寒門利益。開寶元年（968）三月開科，翰林學士陶穀之子陶邴名列第六，但宋太祖說：“聞陶穀不能訓子，陶邴安得登第？”命宰相加以複試，陶邴在複試時成績及格，才被錄取。之後宋朝立下了一條原則：“食祿之家，有登第者，禮部具姓名以聞，令複試之。”

出身寒微的呂蒙正可謂得益於(yu) 這種“取士不問家世”的科舉(ju) 製度，有意思的是，宋朝對食祿之家的抑製，也波及呂蒙正家族。雍熙二年（985），呂蒙正還是參知政事，他的堂弟呂蒙亨（呂龜祥之子）與(yu) 宰相李昉的兒(er) 子李宗諤參加了這一年的科考，均名入上等。但在殿試時，宋太宗說，“此並勢家，與(yu) 孤寒競進，縱以藝升，人亦謂朕為(wei) 有私也。”遂以“勢家不宜與(yu) 孤寒競進”為(wei) 由，罷了呂蒙亨與(yu) 李宗諤的名次，將機會(hui) 讓給寒門子弟。此舉(ju) 看似對“勢家”不公，但官宦之家具有得天獨厚的教育資源，又有蔭補的特權，在科舉(ju) 考試中對他們(men) 提出更嚴(yan) 格的要求，倒也體(ti) 現了一種“矯正的平等”。（類似道理，可參考美國黑人的平權運動。）

呂蒙亨其實也不必感到委屈，因為(wei) 後來將呂氏家族榮耀發揚光大的仁宗朝宰相呂夷簡，正是他的兒(er) 子。

宋代科舉(ju) 有意向寒門傾(qing) 斜的政策，還包括政府為(wei) 寒門子弟參加科舉(ju) 考試提供經濟資助。士子赴考需要付出不菲的成本，包括從(cong) 家鄉(xiang) 到京城的路費、食宿費，偏遠地方的貧家子弟往往因為(wei) 掏不出盤纏而不得不放棄了考試。針對這一情況，開寶二年（969）十月，宋太祖下詔：“國家歲開貢部，敷求俊乂，四方之士，無遠弗屆，而經途遐阻，資用或闕，朕甚湣焉。自今西川、山南、荊湖等道舉(ju) 人，往來給券。”西川、山南、荊湖的讀書(shu) 人進京考試，可以憑“公券”免費使用官驛的交通工具，並在官驛借宿，“自初起程，以至還鄉(xiang) 費，皆給於(yu) 公家”。

宋朝的地方政府也相繼設立“貢士莊”與(yu) “貢士庫”，資助參加科考的當地士子。貢士莊是指地方政府成立一個(ge) 機構，管理若幹供租佃的公田、供租賃的公屋，租金收入用於(yu) 援助當地進京赴考的讀書(shu) 人。貢士庫則是地方政府撥出若幹公款，成立一隻基金，基金的本金通常用於(yu) 投資解庫（相當於(yu) 錢莊），收取的利息則用來讚助應考的當地士子。由於(yu) 省試每三年開考一次，因此貢士莊與(yu) 貢士庫的資助金通常也是每三年發放一次。

南宋末的壽昌軍(jun) （今湖北鄂州）同時設有貢士莊與(yu) 貢士庫，其中貢士庫有本錢二萬(wan) 五千貫（為(wei) 十七界會(hui) 子），每年可收息錢六千貫，“三年所收共一萬(wan) 八千貫”；貢士莊名下有田產(chan) （未知畝(mu) 數），三年可收田租三百六十六石九鬥穀米，另有“房屋園地”出租，三年可收租金一百四十貫足。壽昌郡政府每三年將貢士莊與(yu) 貢士庫的收入歸總，30%用於(yu) 資助解試合格、準備赴京參加省試的舉(ju) 子；30%用於(yu) 資助赴太學補試的學生；10%資助“別頭試”的士子；10%資助那些獲得免解試待遇、可直接參加省試的士子。景定年間，建康府（今南京）的貢士莊對士子的資助標準則是：每名得解舉(ju) 子“五十千”，即50貫錢；免解的士子每人“二十千”，即20貫錢。

貧家子弟參加科考的經費有了著落，“朝為(wei) 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童話才有變現的可能性。

現在，我們(men) 可以得出一個(ge) 結論：同樣是推行科舉(ju) 取士，但宋朝的寒門子弟要比唐朝的“吃瓜群眾(zhong) ”更容易通過科舉(ju) 考試改變命運，從(cong) 社會(hui) 底層升入社會(hui) 上層。

統計數據可以佐證這一點——研究者發現，“《舊唐書(shu) 》所載從(cong) 唐肅宗到唐代末年之間的人物，大約有將近十分之七出自名族和公卿子弟，出身於(yu) 寒素者不及七分之一，如果以宰輔的家世作比較，兩(liang) 者的比例更加懸殊（80%∶7%）。”這一情況到了宋代就扭轉過來了，“《宋史》列傳(chuan) 中的北宋人物，出身於(yu) 高官家庭的不過四分之一左右，而出身布衣的則超過二分之一，而且隨著時間的演進，時代愈晚，布衣出身的比例也愈高；以宰輔的出身來作統計，情況也大體(ti) 相似。”

顯然，隋唐時期的“代際權力彈性”要低於(yu) “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魏晉時期；宋朝的“代際權力彈性”又遠低於(yu) “取士問家世”的隋唐時期。盡管宋代不乏像河南呂氏那樣的世家大族，能夠保持二百年的家族榮耀，但其政治地位的維持，也並不是依靠權力的世襲，蔭補的因素亦微不足道（呂夷簡之子呂公弼、呂公著均曾恩蔭得官，但兄弟倆(lia) 後又參加科考，取得了進士出身），歸根結底還是需要一代一代的家族子弟參與(yu) 科舉(ju) 競爭(zheng) ，隻有在競爭(zheng) 中脫穎而出，方得以延續家族榮光。也就是說，科舉(ju) 時代的世家門第，“代際權力彈性”的問題也不是非常嚴(yan) 重。

科舉(ju) 製度在宋代迎來充滿生氣與(yu) 活力的鼎盛期之後，在元代進入停滯期，不過到了明清兩(liang) 朝，科舉(ju) 製度又得複興(xing) （隻是已經不若宋代科舉(ju) 之富有生氣），繼續為(wei) 無數寒門子弟提供了進入社會(hui) 上層的製度性通道。旅美華裔曆史學家何炳棣先生的研究發現，從(cong) 明代至清代，雖然平民向上流動的機會(hui) 出現漸減的趨勢，但就整個(ge) 明清時期來說，社會(hui) 仍然具有相當程度的流動性。

一直以來，我們(men) 都習(xi) 慣於(yu) 從(cong) 負麵想象科舉(ju) 製度，認為(wei) 科舉(ju) 製是維護“封建專(zhuan) 製”、禁錮讀書(shu) 人思想的工具，也是近代中國落後於(yu) 西方列強的文化因素。但如果我們(men) 持正公允，便會(hui) 發現，科舉(ju) 製度其實為(wei) 傳(chuan) 統中國創造了一個(ge) 開放性的士人政府，一個(ge) 流動性的平民社會(hui) 。功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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