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chuan) 統思想與(yu) 當代中國——楊國榮教授訪談

來源：作者賜稿伟德线上平台發布

時間：西元2022年5月21日

《上海文化》：這些年明顯可以觀察到，儒學的社會(hui) 影響和認同正在不斷擴大。您在《再思儒學》一書(shu) 中很早就認識到儒學複興(xing) 將成為(wei) 趨勢。在傳(chuan) 統文化、儒學越發受到重視的今天，您覺得儒學可以為(wei) 思考當代問題提供的主要理論資源會(hui) 是什麽(me) ？

楊國榮：儒學現在成了新的顯學，這段時間很多人從(cong) 不同的角度都提到儒學，其中包括多方麵的內(nei) 涵。談儒學在當代的意義(yi) ，還是需要從(cong) 儒學本身出發。如我以前所述，儒學的基本內(nei) 涵或核心方麵體(ti) 現於(yu) 仁和禮，考察儒學在現代的意義(yi) 不能離開儒學的這一核心。仁和禮本來是傳(chuan) 統的概念，各有其主導的意義(yi) ，如仁的含義(yi) 在於(yu) 肯定人之為(wei) 人的價(jia) 值；禮則更多的表現為(wei) 規範係統，以及倫(lun) 理和政治的製度。

從(cong) 儒學的以上兩(liang) 個(ge) 核心方麵來看，剛才提及的是其傳(chuan) 統的含義(yi) ，這些含義(yi) 在現代依然有獨特體(ti) 現。以仁而言，它以尊重人的內(nei) 在價(jia) 值為(wei) 出發點，其價(jia) 值取向與(yu) 現在經常提到“權利”形成某種對照：“權利”側(ce) 重於(yu) 個(ge) 人利益的追求。從(cong) 社會(hui) 的交往看，如果僅(jin) 僅(jin) 關(guan) 注個(ge) 體(ti) 權利，便可能導致人與(yu) 人之間的相互衝(chong) 突，甚而由衝(chong) 突走向對抗。要避免這種趨向，便需要以“仁道”高於(yu) “權利”的眼光來看待權利問題。從(cong) 社會(hui) 關(guan) 係的協調、建立合理的社會(hui) 秩序這一角度來說，首先需要肯定人的內(nei) 在價(jia) 值，而不能僅(jin) 僅(jin) 賦予個(ge) 體(ti) 的利益以至高無上的地位。我的基本看法是：應當肯定“仁道”高於(yu) “權利”。也就是說，從(cong) 儒學的現代意義(yi) 來看，儒學關(guan) 於(yu) “仁道”很多論述在今天依然還是不可或缺的。

另外，民主作為(wei) 在政治體(ti) 製上區別於(yu) 傳(chuan) 統社會(hui) 的重要方麵，在今天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但如果把民主變成工具化、形式化的東(dong) 西，也會(hui) 產(chan) 生很多問題，這一點我們(men) 從(cong) 國際上的不少現象中便可以看到。民主現在常常成為(wei) 意識形態的工具，很多打著民主旗號推行某種政治觀念的人，總是在這一旗號之下來打壓一切與(yu) 自身意識形態相左的思想。在此背景下，需要注重揭示民主的實質性內(nei) 涵。民主的重要方麵是如何使民主仁道化，從(cong) “民主”和“仁道”的關(guan) 係來說，民主的仁道化，意味著不能借著“民主”的旗幟做出很多反人道的事情，這是從(cong) 儒學的核心之一——“仁”的觀念來看。目前中東(dong) 等地存在借著“民主”的名義(yi) 製造深重“人道災難”等現象，如果真正出於(yu) “仁道”的關(guan) 切來實行民主，便應當避免這些問題。實行“民主”，一定要關(guan) 切廣大人民的實際利益，讓他們(men) 真正能夠得到生存和發展的可能，從(cong) 這一角度出發來實現民主，不同於(yu) 抽象的意識形態操弄。儒學在現代的政治意義(yi) 之一，便是為(wei) 民主與(yu) 仁道的結合提供傳(chuan) 統的理論前提。

從(cong) 個(ge) 體(ti) 的價(jia) 值取向或價(jia) 值意向來看，對每個(ge) 人而言，如果真正形成仁道的意識，便有助於(yu) 使之建立比較合理的價(jia) 值取向——懂得尊重他人，肯定他人也是自己的人類同伴，這些日常觀念也具有內(nei) 在價(jia) 值內(nei) 涵，並需要加以肯定，由此，人與(yu) 人的交往過程，便會(hui) 更有利於(yu) 向和諧的方向發展。從(cong) 這些方麵，也不難看到儒學仁道觀念的現代意義(yi) 。

儒家另一個(ge) 核心觀念是禮，它所體(ti) 現的具有曆史印記的方麵，如尊卑差序的等級製度，無疑具有曆史的限度。但是其中所具有的規範意義(yi) 仍值得注重。禮所蘊含的規範意義(yi) 在現在來看依然是不可或缺的，它可以引導社會(hui) 走向比較合理的秩序。禮的內(nei) 在要求是建構秩序，其核心就是秩序化。當然，秩序的內(nei) 涵在不同時期可以有不同的內(nei) 容，從(cong) 現在來看，一方麵，要注重禮所肯定的秩序化以及通過規範對於(yu) 人的行為(wei) 言行舉(ju) 止加以引導和規定，另一方麵，禮的一些具體(ti) 規定又有其曆史的痕跡，無需拘泥。總體(ti) 上，一個(ge) 社會(hui) 對其成員的行為(wei) 方式作一定的規範性引導，這有很重要的意義(yi) 。從(cong) 現在來看，既要進行必要的道德教育，也需要注重文明的禮義(yi) 規範的引導。

我一直說，從(cong) 日常生活存在的方式來看，一方麵我們(men) 要提倡高尚的道德，另一方麵，不能忽視文明規範在引導行為(wei) 方麵的底線作用。現在社會(hui) 上之出現一些不太和諧的現象，很多是因為(wei) 最基本的文明規範未能獲得自覺的意識和遵循，從(cong) 這一角度來看，不僅(jin) 比較高的道德規範需要遵循，而且人與(yu) 人之間基本的文明交往方式也要注意。我們(men) 都知道，禮的基本要求是“由野而文”，“文”主要標誌文明化的狀態，表明行為(wei) 受到了社會(hui) 規範的約束。從(cong) 人格的培養(yang) 、人的行為(wei) 方式來看，“由野而文”這樣的要求在不同時代都是存在的。從(cong) 這一意義(yi) 來說，禮的意義(yi) 需要高度重視，無論是社會(hui) 文明秩序的建立，還是更高意義(yi) 上道德規範的引導，都與(yu) 禮相關(guan) ，從(cong) 中也可以看到儒學在今天的意義(yi) 。

總之，儒學在現代的意義(yi) 並不是空泛抽象的，需要落實在以上這些具體(ti) 的方麵。新儒家僅(jin) 僅(jin) 講“生命的學問”“精神境界”，等等，未免顯得空洞蒼白。應當將儒學的核心方麵與(yu) 當代的曆史現實結合起來，使之落實到實處，這樣才會(hui) 有切實意義(yi) 。

《上海文化》：您對於(yu) 傳(chuan) 統的一些概念時常作“不拘一格”的闡釋，這樣做確實是在一定程度上“打開”了某些傳(chuan) 統概念所蘊含的潛能，使傳(chuan) 統“活”在了當代。在思考當代問題時，您所理解的能夠不斷回溯傳(chuan) 統並激活傳(chuan) 統的關(guan) 鍵是什麽(me) ？

楊國榮：這裏涉及幾個(ge) 問題。首先是概念或觀念的理解。以往的觀念既有傳(chuan) 統意境下的特定意義(yi) ：前麵提到的仁和禮，便有它特定的語境意義(yi) 與(yu) 曆史的印記；也包含普遍內(nei) 容，對後者需要特別留意。特殊的曆史形態和普遍的內(nei) 涵之間是相互關(guan) 聯的，正因為(wei) 傳(chuan) 統的觀念之中包含著普遍意義(yi) ，因而它們(men) 都具有一定的解釋空間，可以在今天作進一步的引申發揮，也就是說，它們(men) 包含在不同曆史條件下進行引申的可能性。

那麽(me) ，如何使傳(chuan) 統概念、傳(chuan) 統觀念中一些具有普遍性的東(dong) 西，在今天繼續煥發新的生命力呢？這裏涉及多重因素，一方麵，需要有曆史的視野，我們(men) 不能完全離開具體(ti) 曆史的語境去把握傳(chuan) 統，它本來的具體(ti) 含義(yi) 不能抽象化地去加以泯滅；另一方麵，還應有理論的關(guan) 注和視野。事實上每一個(ge) 時代都有其理論的背景。如所周知，儒學在曆史上經過了一個(ge) 發展過程，先秦之後有以董仲舒為(wei) 代表的兩(liang) 漢經學，魏晉出現了玄學，之後是隋唐佛學、宋明理學，等等。為(wei) 什麽(me) 像儒學在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發展形態？主要便是因為(wei) 不同時代的人都有自身特定的理論視野，能夠對傳(chuan) 統儒學作出自己的解釋。不同時代都有不同的“現代”意義(yi) ，可以說兩(liang) 漢有兩(liang) 漢的“現代”意義(yi) ，魏晉有魏晉的“現代”意義(yi) ，同樣，儒學在今天也麵臨(lin) 類似的問題，有其特定的“現代”意義(yi) 。

同時，談及今天的現代意義(yi) ，理論視野也很重要。曆史上的文獻包括儒家的文獻都作為(wei) 既定的文本存在於(yu) 曆史之中，為(wei) 什麽(me) 不同時代的人會(hui) 在其中讀出不同的意義(yi) 呢？緣由之一，在於(yu) 他們(men) 所處的背景和理論視野不一樣。如果缺乏一定曆史背景下隱含著的理論視野，那就很難讀出儒學在相關(guan) 背景中可能呈現的內(nei) 在含義(yi) 。唯有形成新的視野、新的理論背景，才能讀出儒學中可能具有的新內(nei) 涵。

此外，需要對現實加以關(guan) 注。觀念並不僅(jin) 僅(jin) 是抽象的，而是有一個(ge) “源”的問題。觀念的演變轉化主要表現為(wei) “流”，即思想之流，但思想之流不能離開現實的土壤。每一個(ge) 時代一方麵有它自身思想的流變，另一方麵又植根於(yu) 當時特定的社會(hui) 背景，儒學核心觀念的理解，同樣也是如此。社會(hui) 曆史在今天的具體(ti) 內(nei) 涵，包括政治、經濟、科技，等等，相對以往的時代來說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對此，需要認真考察。如果離開了對具有特定內(nei) 涵的曆史背景的理解，則關(guan) 於(yu) 儒學現代意義(yi) 的闡發都可能變得很抽象。

可以看到，探討以上問題不外乎這樣一些方麵：曆史的關(guan) 注、理論的視野，以及對現實的分析和考察。曆史視野和理論視野對於(yu) 我們(men) 今天的解釋和創造性轉化都是很重要的，現實的分析和考察同樣不可或缺。

《上海文化》：這些年您提出了從(cong) “事”的角度來理解人和世界。我們(men) 的觀感是，您的思考越來越貼近中國傳(chuan) 統，同時也越來越帶有個(ge) 人的色彩。可否請您為(wei) 我們(men) 簡要分享一下，這種思考語詞的變遷是如何發生的？

楊國榮：“事”這一概念從(cong) 總體(ti) 的背景來說，與(yu) 我的整個(ge) 研究進路相關(guan) ，後者包括兩(liang) 個(ge) 方麵，一是“史”和“思”的統一；一是中西哲學之間的互動，即所謂學無中西。在這一方麵，我確實一以貫之，基本上沒有離開這一框架：無論是對“道”的討論還是對“事”的考察，都是如此。從(cong) 這一意義(yi) 來說，認為(wei) 我現在的研究比較貼近於(yu) 傳(chuan) 統，也許反映了研究視域的某些變化，但也不盡然。事實上，上述兩(liang) 重基本的進路，在不同的問題上也可能有不同的體(ti) 現，但即使在以往，我也既注重於(yu) 包括西方在內(nei) 的理論視野，又注重傳(chuan) 統的資源。現在依然還是如此。

具體(ti) 到“事”這一概念，確實有其獨特性，因為(wei) 這一概念沒有一個(ge) 對應的西方語詞。但是我在其他地方也提到過，我們(men) 不僅(jin) 要注重於(yu) “事”的獨特性，也要注意這一概念的普遍性。就像哲學的英文是Philosophy，這一概念在漢語裏一開始是沒有的，日本的西周最早用現代漢語的“哲學”去翻譯Philosophy。但是，沒有“哲學”這一詞，不等於(yu) 我們(men) 沒有這一觀念。以往中國哲學中的“性道之學”就是哲學，這和sophia指向智慧以及Philosophy涉及對智慧的追求是一致的。同樣，“事”這一概念也是如此，這一詞是中國特有的，西方語言中沒有跟中國的“事”完全對應的詞，但不能說西方人不做“事”，或完全沒有因“事”而生發出的各種觀念。事實上，“事”本身是具有普遍性的。

借助於(yu) “事”的概念對於(yu) 很多問題可以給出具體(ti) 的解釋，這有其重要意義(yi) 。這裏體(ti) 現出中國傳(chuan) 統中包含著非常深厚的哲學智慧，“事”這一概念就是其中之一，諸有此類的概念在中國哲學中還有很多，概念以及概念背後所隱含的意義(yi) 都值得挖掘。，我們(men) 要注意從(cong) 中國傳(chuan) 統概念中去挖掘其深厚的哲學意涵。過去習(xi) 慣於(yu) 僅(jin) 僅(jin) 盯著西方哲學，確實西方哲學從(cong) 古希臘、羅馬一直到近現代哲學有很多有價(jia) 值的東(dong) 西，但也不能說東(dong) 方就完全沒有這方麵的內(nei) 容。對東(dong) 方哲學的概念也需要高度重視。這一過程中，中西哲學之間也存在互動的關(guan) 係。中國傳(chuan) 統哲學中諸如“事”“幾”“數”“運”等概念，包含深沉意蘊，但如果缺乏西方思想作為(wei) 參照，那麽(me) 其內(nei) 在意義(yi) 便不容易彰顯出來。

從(cong) 以上方麵看，西方哲學顯然仍有它重要的意義(yi) 。一方麵，我們(men) 要注重從(cong) 西方哲學的理論資源出發，對中國哲學加以闡述；另一方麵，我們(men) 也需要對已有的中國哲學作係統的梳理和深入的闡發。這兩(liang) 方麵都很重要。從(cong) 這一角度來看，對“道”“事”“幾”等概念進行理論闡發的空間還是很大的，我隻是初步地做了一些工作。這樣的工作，不能簡單地將其歸結為(wei) 從(cong) 西方回到中國。事實上，中西之間的互動是我一以貫之的主張，隻是在不同的時間側(ce) 重點會(hui) 有所不同，如此而已。以往我們(men) 對中國哲學已有的資源注重不是很充分，實際上中國哲學中很多意義(yi) 深厚的資源，有待更深入的發掘、總結，不是說它們(men) 以前不存在、現在突然出現了。

“史”和“思”之間的互動、學無中西的觀念，貫穿於(yu) 我四十年多年的哲學研究過程。從(cong) 這一意義(yi) 上說，對“事”的注重不是簡單的回到傳(chuan) 統，這與(yu) 康有為(wei) 、嚴(yan) 複他們(men) 那代人不太一樣，他們(men) 確實有點由西入中的意味，比較而言，我一直持開放的視野，一方麵，對西方哲學的資源始終十分注重，並給予理論的探析；另一方麵，對中國已有的傳(chuan) 統也從(cong) 不漠視。

這裏我還要補充一點，我所說的開放視野與(yu) 西方漢學家不太一樣。漢學家經常懷有獵奇的、類似文化人類學去原始部落挖掘新奇東(dong) 西的心理。同時，他們(men) 通常哲學訓練不夠，基本上是以曆史或者人文學科為(wei) 其背景。當然，我對概念的梳理並不是刻意標榜與(yu) 西方概念的不一樣，正如前麵所說，“事”在西方語言中找不到對應的詞，但不是說西方人不做“事”。我注重的是兼用中國哲學和西方哲學去闡發概念的理論意義(yi) ，而不是尋求與(yu) 眾(zhong) 不同的、與(yu) 西方完全異類的方麵。對我而言，僅(jin) 僅(jin) 標異意義(yi) 不大，重要的是揭示概念的普遍內(nei) 涵。特殊性和普遍性需要溝通起來，這一點，對中國哲學與(yu) 西方哲學都一樣。一方麵不能說所有的文化都是雷同的，需要承認其特定的語境和特殊性；另一方麵，又應關(guan) 注其中包含的普遍意義(yi) 。西方哲學是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結合，中國哲學同樣如此，切不可把中國作為(wei) 異類的、可作獵奇性探討的文明，西方漢學家多少有僅(jin) 僅(jin) 熱衷於(yu) 挖掘其中與(yu) 眾(zhong) 不同之處的趨向，我不太認同他們(men) 這種做法。

《上海文化》：正好我們(men) 談到了匯通中西的問題，作為(wei) 參與(yu) 世界哲學爭(zheng) 鳴的“事中人”，可否請您談談“會(hui) 通中西”的視野是如何影響到您的哲學思考的呢？

楊國榮：我一直有這樣的看法：人類文明自從(cong) 近代以來，已逐漸進入到接觸、匯通、融合的時代了。以前，中西、中印基本上彼此在相互隔絕狀態下發展，沒有遇到相互融合的曆史契機，各自獨立的衍化，這也是曆史使然。但到了近代以後，文明彼此相遇了，各自的觀念、脈絡也開始相互了解，在這種背景下，我們(men) 就有了更多的思想資源，需要開放我們(men) 的視野。不管是中國文化或者西方文化，包括其中的哲學，都是人類文明發展的成果，需要在這樣的開放視野中來看待，不能以非此即彼或者厚此薄彼的狀態去理解。作為(wei) 人類文明在不同背景下發展出來的成果，它們(men) 都是今天重建新的文化成果時所可以運用的理論資源。在文化已經開放、大背景已經打開的前提之下，如果我們(men) 封閉自己，局限在已有的某一傳(chuan) 統之下，這顯然是非曆史的。

主流的西方哲學家長期以來對東(dong) 方文明不屑一顧，基本上不把中國哲學視作哲學，除了像夏威夷處在中西之間的大學還把中國哲學放在他們(men) 的哲學係裏，其他的像哈佛、牛津、斯坦福、普林斯頓、劍橋的哲學係裏麵沒有中國哲學這門課。他們(men) 也許教授印度哲學，但不教中國哲學。這既表明了對中國哲學的輕視，同時也限製了自身的思想資源。西方哲學這種偏狹的思想趨向，常常使自身失去了內(nei) 在的創造活力。西方的哲學界自從(cong) 上個(ge) 世紀二十到四十年代的哲學家去世之後，在五十和六十年年代的學人中，已很難看到真正意義(yi) 上的哲學家。現在也許有很多研究哲學的專(zhuan) 家，他們(men) 的邏輯訓練非常出色，很多分析也十分精致，但這些人隻是專(zhuan) 家，而不是哲學家，沒有哲學思辨的氣象。這裏的緣由當然是多方麵的，其中之一便是其理論資源相對枯竭，老是在單一的西方傳(chuan) 統中打轉，以致難以呈現新的生命力。如果讓其他文明進入到他們(men) 的視野中，我想西方思想是能夠再度激活的。

在這方麵，中國學人本來似乎具有優(you) 勢：近代以來，中國的思想家都熱忱地學習(xi) 西方思想，並在中西思想的匯通中建構新的思想係統。但可惜的是，隨著中國文化的發展、國力的增強，一些中國的學者開始主張“以中釋中”，好像一百多年來，西方話語都是對中國文化的曲解，這種觀點類似於(yu) 西方哲學家不把中國哲學作為(wei) 哲學，無疑將影響到思想的創造性。現在亟需的是以世界哲學的視野，把東(dong) 西方文明的成果都看作人類文明的成果，而不是僅(jin) 僅(jin) 地追求某種單一的傳(chuan) 統。隻有在會(hui) 通背景之下，才能不斷有新的思想創造。現在經常聽到回到經學、國學的主張，這似乎並未反映健全、合理的學術態度。上個(ge) 世紀二十年代以來，熊十力、梁漱溟為(wei) 等盡管被視為(wei) 所謂文化保守主義(yi) ，但事實上他們(men) 還是吸取了很多西方哲學的觀念。如果沒有這種吸取，就很難有近代思想的創造。我們(men) 可以把熊十力、梁漱溟的思想與(yu) 馬一浮作一比較：馬一浮拒絕一切西方的東(dong) 西，盡管他到過美國，但除了重複宋明理學的老調，在思想上幾乎沒有提出任何新東(dong) 西。刻意地排斥包括西方的外來文明成果是十分消極的態度，現在需要的是在世界文化和哲學的視野下，把整個(ge) 人類文明成果看作是今天文化建構的重要理論資源。

王國維在二十世紀初的時候，已十分敏銳地提到這一點，他說“中西之學，盛則俱盛，衰則俱衰”，並肯定“學無中西”。我覺得王國維確實是一個(ge) 很有眼光的人，一百多年前已經有這樣的視野，著實不易。

《上海文化》：過去您經常談到全球化對中國文化的意義(yi) 和影響。在今天越來越強調文明互鑒，您認為(wei) 中國文化在保有自身獨特性的同時，能在哪些方麵對當代世界文化的發展貢獻極富價(jia) 值的思想資源？

楊國榮：這是一個(ge) 大題目，可以從(cong) 不同的角度去考慮，或從(cong) 已有的中國文化人物、學派的特點裏去挖掘。如果總結先秦儒家以及墨家、法家、名家的思想成果，便會(hui) 發現其不同的理論內(nei) 涵。中國文化在演化過程中，曆經漢、魏晉、隋唐、宋明各個(ge) 時代，都不斷豐(feng) 富並取得新的形態，經曆這樣的過程之後再回過頭去看看，由此積累的成果到底又有什麽(me) 樣的意義(yi) ？解決(jue) 中國文化到底可以貢獻什麽(me) 東(dong) 西這一問題，需要不同領域學者一起做深入的研究。當然，從(cong) 大的方麵來說，可以注意到儒道互補，在價(jia) 值觀念上，儒家注重人道原則，道家注重自然原則，後者所主張的所謂“為(wei) 無為(wei) ”，其核心就是合目的性和合法則性的統一。人類行為(wei) 當然有自身的目的，這一目的體(ti) 現在通過變革對象，使之合乎我們(men) 的需要。然而，在這一過程中，又不能違背自然本身的法則。這一觀念對於(yu) 今天處理人與(yu) 自然之間的關(guan) 係，尤其是生態問題，都有十分重要的意義(yi) 。近代以來，人類社會(hui) 為(wei) 什麽(me) 會(hui) 出現很多問題？原因之一在於(yu) 僅(jin) 僅(jin) 注意了行為(wei) 的“合目的性”而忽略了其“合法則性”。前麵提到的，從(cong) 儒家思想延伸而來的仁道和權利的關(guan) 係、仁道和民主的關(guan) 係、人道和社會(hui) 和諧的關(guan) 係都有其意義(yi) 。這是從(cong) 儒家以及道家的方麵來說。

另外還有儒法的關(guan) 係。儒家注重禮，法家注重法。從(cong) 社會(hui) 秩序建構來說，“禮”以說服性的方式來引導人們(men) 的行為(wei) ，“法”則用強製性的方式來規範人的行為(wei) ，這兩(liang) 者都是現代社會(hui) 秩序建立所必不可少的。禮、法的這種互動，從(cong) 一個(ge) 方麵體(ti) 現了儒法的相互作用，這也構成了傳(chuan) 統在今天的重要意義(yi) 。

韓愈曾提出一個(ge) 重要的觀點，即儒墨相用。韓愈作為(wei) 儒家道統的創始人，對墨家思想體(ti) 現了一定的寬容性。在《讀墨子》一文中，韓愈指出：“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wei) 孔墨。”這一儒墨相用的看法已注意到儒家和墨家並不相互排斥。從(cong) 今天看，墨家提出的很多觀念仍需要加以關(guan) 注。墨家提倡“兼愛”，體(ti) 現了人道的觀念，後者超越了“親(qin) 親(qin) ”而展現了更廣的視野。盡管宋明理學家批評墨家是“二本”，不是“一本”，然而，從(cong) 另一個(ge) 角度來看，兼愛的觀點無疑擴展了人道的意義(yi) 。

諸有此類，都可以貢獻很重要的思想資源。至於(yu) 具體(ti) 的內(nei) 容，可能需要基於(yu) 對不同學派、人物演化過程中內(nei) 涵的多方麵研究，結合當代社會(hui) 發展的曆史需要加以把握。我相信這方麵的空間很大，過於(yu) 抽象的泛泛而談，也許沒有太大的意義(yi) 。

《上海文化》：現在越來越多的人明確地認識到了科學、技術對日常生活的“專(zhuan) 製”。當生活世界也被卷入技術所規定“軌道”之中，人文研究的對生活世界的那種敏銳的感知和折射會(hui) 否正在鈍化？進而另一重焦慮在於(yu) ，人文研究是否已然無法對抗或者緩解“科學世界的自我衍化”了呢？

楊國榮：科學發展是無法回避的現象，近代以來，科學發展一直在加速度。看看現在電腦、手機的更新就可以知道，大致兩(liang) 三個(ge) 月就可以更新一代，這顯然是加速度的，而且像人工智能、信息技術、生物技術的科技發展與(yu) 人類生活之間的關(guan) 係也越來越密切。一方麵，要避免對技術持疑慮或疑懼的態度，這是非曆史的。因為(wei) 科技浪潮浩浩蕩蕩，是阻擋不了的，無法、也不必以抵觸的立場去對待，事實上，無論如何詛咒、抵觸，都沒用。另一方麵，不能過度放任科技的無序發展。以基因技術而言，確實有很多積極的地方，比方說可以避免疾病、使人類壽命延長、智力增強等等，這都是我們(men) 希望發生的正麵的東(dong) 西，但同時，負麵的結果也常常伴隨著科技發展而出現。如果技術使人變成“超人”，那麽(me) ，與(yu) 人類的關(guan) 係該怎麽(me) 協調？生物技術和人工智能的結合確實有可能產(chan) 生“新型人類”，應該如何看待這種趨向？這無疑值得思考。

在這方麵，需要注意價(jia) 值的引導。不能簡單地鄙夷、否定、疑懼和批評，這樣做顯然沒有太大意義(yi) ，但也不能一味地聽任其無序發展。科學的發展不能失控，任何科學技術都有某種自組織的形態，可能按照它自身的慣性一代一代地發展下去，如果不加調節，可能出現“超人”對人類的支配、控製。以前傳(chuan) 統儒學中有所謂的人禽之辨，現在則需要進一步關(guan) 注人機之辨。不僅(jin) 是人要與(yu) 動物區分開來，人和機器之間到底什麽(me) 關(guan) 係也需要好好的思索。通過深切研究，從(cong) 倫(lun) 理的、價(jia) 值的方麵對於(yu) 科學發展作必要的引導，是不可或缺的，不然就容易失控。人工智能的無節製發展，可能最後導致機器人擁有了自身目的形態，而一旦機器有了自身目的，就可能後患無窮。現在機器人仍是工具，主要是為(wei) 人所用，但一旦有了自身目的，那麽(me) 便可能把人類作為(wei) 工具使用，很多科幻想已對此作了描述，這對我們(men) 也是一種警醒。如何來避免科技的消極結果，顯然需要關(guan) 注。不能完全拒絕包含基因技術在內(nei) 的科學技術，但也不能任其無限製膨脹。如何範導科技發展、如何把握適當的“度”？在這方麵，人文學科無疑有其存在的意義(yi) 。科技進步關(guan) 注的主要是更強、更好，更勝一籌，從(cong) 科學技術自身出發，很少直接考慮以上問題，這些問題是人文學科無法回避的，從(cong) 事哲學研究的學人更需要好好思考，怎樣來引導科技的進步。斯諾提出兩(liang) 種文化論，把科學和人文看成互不相關(guan) 的兩(liang) 重世界，現在恐怕需要改變這種觀念。盡管哲學家對具體(ti) 的科學活動的機製所知甚少，但是這不妨礙他們(men) 從(cong) 價(jia) 值上作出引導，包括預測科技對人類造成的可能後果，這裏需要的不是簡單的限製、否定，而是引導。

人文學科所探究的人的生活、人的存在是多方麵的，技術所關(guan) 注的主要是人類生活中如何更方便、更舒適、更長壽等方麵的問題，但人本身還有人文的關(guan) 切和需要，這方麵不是科學能夠完全解決(jue) 的。光讀科幻小說會(hui) 覺得很乏味，老是看科幻電影也總是沒有味道，因為(wei) 我們(men) 還需要兒(er) 女情長、風花雪月所代表的那些東(dong) 西，以及生命的意義(yi) 、宗教層麵上的終極關(guan) 切，盡管中國沒有宗教的傳(chuan) 統，但對於(yu) 超越性東(dong) 西的關(guan) 切始終存在，所有這些方麵，僅(jin) 憑科學技術是無法解決(jue) 的。這裏需要人文的力量從(cong) 多方麵加以關(guan) 切，不斷闡發創造性的見解，這樣人的存在才能更加豐(feng) 富和有意義(yi) 。

科學隻是代表意義(yi) 的一個(ge) 方麵，而人所追求的意義(yi) 是多方麵的，科學不能解決(jue) 和覆蓋所有的意義(yi) 。除了科學所涉及、關(guan) 注的意義(yi) 之外，人類的存在還有其他多方麵的意義(yi) ，而人文學科不僅(jin) 可以對科學發展作價(jia) 值上的引導，而且對於(yu) 如何豐(feng) 富人的生活、人的意義(yi) 追求也同樣不可或缺。從(cong) 這方麵看，這使人文學科大有用武之地。

《上海文化》：您在《哲學對話的意義(yi) 》一文最後特別區分了兩(liang) 類人：一類是了解哲學的專(zhuan) 家，另一類是哲學家。您認為(wei) 在當代中國，成為(wei) 或者作為(wei) 一名哲學家而非隻是了解哲學具體(ti) 領域的專(zhuan) 家，應該具備怎樣的素質和特點？

楊國榮：這涉及哲學本身的內(nei) 涵問題和哲學存在的理由問題。哲學本身表現為(wei) 智慧的探索，後者不同於(yu) 知識的追求。專(zhuan) 家是知識型的，但知識都有界限，每一個(ge) 學科都有自己特定的對象和界限。人類的認識，除了對不同方麵、領域和對象的把握之外，還要追求跨越界限、從(cong) 更相關(guan) 聯的統一形態中去理解這一世界。這一任務主要便由哲學來承擔。簡單來說，就對象而言，哲學總是要關(guan) 注宇宙、人生的根本性問題，進行終極性的追問。而科學或知識追問的是有界限的具體(ti) 問題，並不涉及根本性的探索，每一種自然科學誠然都麵臨(lin) “具體(ti) 的知識怎樣獲得”這一類問題，但不會(hui) 在普遍的層麵追問“人類認識是否可能、如何可能”這樣的認識論問題。

現在的問題在於(yu) ，從(cong) 主流的、以分析為(wei) 主要形態的哲學研究來看，哲學越來越趨向於(yu) 技術化，追問的都是一些技術性的問題，而且主要運用語言的邏輯分析等特定的方式。誠然，分析哲學也似乎關(guan) 注倫(lun) 理學和形而上學等哲學問題，但其研究的具體(ti) 進路有點不食人間煙火的味道，主要是在語言範圍內(nei) 的打轉，甚至在倫(lun) 理學和政治哲學這些本來與(yu) 人的生活實踐密切相關(guan) 的領域也是如此。以羅爾斯的哲學而言，他對倫(lun) 理學、政治學的研究基本上也是沿著分析哲學的方式來展開的，其基本的方式是思想實驗，先設定一個(ge) 所謂的“無知之幕”，然後在“無知之幕”之下，達到所謂的原初狀態，並進一步在這一狀態下看以什麽(me) 樣的條件、用什麽(me) 樣的方式達到所謂社會(hui) 正義(yi) 。這種進路不同於(yu) 關(guan) 注、解決(jue) 現實生活中的實際現實問題，事實上，羅爾斯所在的美國社會(hui) ，存在著大量非正義(yi) 的社會(hui) 問題，諸如對黑人的種族歧視、社會(hui) 麵臨(lin) 的撕裂、貧富之間的分化，等等，這些現實問題基本上都在羅爾斯視野之外，其研究完全沉浸於(yu) 抽象的思想實驗、邏輯分析、先驗預設。一旦回到現實之中，這種研究便立刻顯得蒼白無力。在我看來，哲學研究也需要植根於(yu) 現實的問題，不管是政治哲學還是社會(hui) 倫(lun) 理的研究，都需要從(cong) 現實問題出發去考慮。對這些問題，哲學不僅(jin) 需要加以關(guan) 切，而且關(guan) 切的方式不能僅(jin) 僅(jin) 是邏輯預設、思想實驗。遺憾的是，現在西方主流的哲學研究，似乎過於(yu) 偏重這一方麵。

與(yu) 之相對的另一偏向，是過於(yu) 思辨化，在現象學中，多少可以看到這一點。分析哲學主要表現為(wei) 技術化的進路，視“道”為(wei) “技”，把對宙人生終極問題的追問變成了技術化的東(dong) 西，現象學的思辨則往往停留在混沌的、雲(yun) 遮霧繞的形態之下，這同樣難以對問題作出正確的把握。技術化和思辨化這兩(liang) 種極端都不是哲學應有的進路。莊子曾提到“道”和“技”之間的區分，以說庖丁解牛而言，庖丁之所以能夠做到在解牛過程中爐火純青，就在於(yu) 已經達到“道”，而不是停留在“技”的層麵上，這就是所謂“技進於(yu) 道”。傳(chuan) 統哲學很早就意識到了“道”和“技”的區分。莊子曾批評“道術為(wei) 天下裂”，所謂“裂”，意味著各自抓住一點，“道”的那種全麵、跨越不同方麵的東(dong) 西由此被淹蔽。現在同樣可以看到類似的趨向，今天西方之所以出不了大的哲學家，除了僅(jin) 限於(yu) 單一傳(chuan) 統、未能運用多樣的智慧之源外，也與(yu) 以上思維進路相關(guan) ：沒有基於(yu) 現實存在真切地對人和世界的考察，僅(jin) 僅(jin) 限定於(yu) 邏輯的設定或雲(yun) 遮霧罩的思辨遊戲，顯然無法形成深沉的哲學係統。

這裏順便可以提到“專(zhuan) 家”和“哲學家”的區分，從(cong) 二十世紀以來中國哲學的演化中便可以看到這種區分。以對西方哲學的把握來說，可以有專(zhuan) 家式的理解，也可以有哲學家式的領悟。像熊十力、梁漱溟這些人，從(cong) 專(zhuan) 家的角度來說，他們(men) 對西方哲學的了解似乎不值一提，他們(men) 對康德前批判、後批判完全沒有概念，《純粹理性批判》不同版本之間的區分也不甚了然。但對西方文化中那些主流的、關(guan) 鍵的東(dong) 西，他們(men) 卻往往有所把握，這種把握要甚至要比專(zhuan) 家們(men) 更為(wei) 深入，這裏不難看到專(zhuan) 家和哲學家的區分。從(cong) 總體(ti) 上的把握、對根本路向的了解來說，哲學家顯然超過專(zhuan) 家，後者往往隻見樹木而不見樹林，偏離了哲學本來應有之意。

《上海文化》：我注意到最近在年輕人裏，哲學變成一股潮流，很多人願意主動去學習(xi) 哲學。您認為(wei) 哲學在當代對青年而言的吸引力在哪裏？在您看來，當代人是否需要深入而全麵的哲學教育？

楊國榮：現在年輕人關(guan) 注哲學、大學入學選擇哲學作為(wei) 自己第一誌願確實越來越多。從(cong) 社會(hui) 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看，為(wei) 什麽(me) 20世紀90年代以及二十一世紀初的時候，很多人都學商科和理工科？因為(wei) 這些專(zhuan) 業(ye) 畢業(ye) 以後在經濟上可以有很大的改善。現在盡管依然會(hui) 有貧富之間的差別，但這方麵已不再是最迫切的問題，哲學這一類似乎無關(guan) 實用的學科，也就慢慢受到了重視。從(cong) 大的社會(hui) 背景來看，這些現象放到二十年前是很難想象的，這也是曆史的發展使然。

另一方麵，也要從(cong) 人的需要以及哲學自身的本性來考察。人的需要不隻是功利性這一麵，人還有對於(yu) 宇宙、人生的關(guan) 切，包括對一些大的問題興(xing) 趣和好奇。古希臘的柏拉圖和亞(ya) 裏士多德都認為(wei) 哲學起源於(yu) 好奇。哲學也是人的多方麵興(xing) 趣中重要的一端。人類很多的追問隻能通過哲學的方式來解決(jue) 。前麵提到，不管是自然科學還是社會(hui) 科學都有特定的界限，關(guan) 於(yu) 界限之外的問題，既不在這些學科的視野之內(nei) ，也無法由它們(men) 本身來解決(jue) 。從(cong) 這一角度來看，可能人們(men) 之對哲學感興(xing) 趣也是內(nei) 在需要使然。古希臘的德爾菲神廟有“認識你自己”的神諭，亦即要求認識人自身。人類內(nei) 在地具有認識世界、認識人自身的需要，中國古代的性道之學與(yu) 人禽之辨，也指向什麽(me) 是存在的根據以及人是什麽(me) 這一類問題。一旦大浪淘沙、功利的狂潮過去，一切沉澱下來，這些永恒的問題便開始重現浮現出來，人們(men) 也不得不去追問這些無法回避的問題。這是從(cong) 人類自身的認識發展趨向來看。

從(cong) 功利性角度來說，哲學可謂“無用之用”。相對於(yu) 數理化、聲光電，哲學顯得很“無用”，但這一“無用”恰恰是“無用之大用”，它沒有具體(ti) 的功用，但是有超越具體(ti) 功用的“大用”。在《逍遙遊》中，莊子曾以大瓠和大樹為(wei) 例，討論了無用與(yu) 有用的問題。大瓠（葫蘆的變種）既不能盛水，也不能“剖之以為(wei) 瓢”；大樹同樣難以取材，工匠也無法用它來做各種器具，從(cong) 以上方麵來說，二者似乎都是無“用”之物。但是，把瓠剖開放在江湖中，使之如同一葉扁舟，而人則置身其間，隨意蕩泛；大樹則可“樹之於(yu) 無何有之鄉(xiang) ，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為(wei) 其側(ce) ，逍遙乎寢臥其下”，讓人感受自由之境。這同時展示了無用之大用：哲學如同大瓠和大樹，雖不解決(jue) 特定問題，但可以引導人自由地探索宇宙、人生的問題。

當然，以上說法還比較抽象，具體(ti) 而言，哲學的意義(yi) 主要體(ti) 現在兩(liang) 個(ge) 方麵：一是價(jia) 值觀的引導，一是方法論的引導。在價(jia) 值觀的層麵，問題既涉及對象世界的變革，也關(guan) 乎人自身的存在。從(cong) 對象世界的變革看，價(jia) 值觀的引導包括指出科學技術到底應當向何處去、其價(jia) 值意義(yi) 何在；就人自身的社會(hui) 交往而言，價(jia) 值觀的引導則意味著通過人道的原則和自然的原則統一，建立和諧社會(hui) 以及合理的交往關(guan) 係。在方法論的維度，問題則與(yu) 普遍、必然的知識如何可能相關(guan) 。德國古典哲學曾區分了感性、知性、理性三種形態：感性主要與(yu) 直觀相關(guan) ，知性更多地與(yu) 概念的分析相關(guan) ，理性則涉及形而上的追問。知性思維的特點是劃界，知識的進路主要是知性的進路；理性則強調跨越界限的思維，其中包含辯證思維的要求。認識世界與(yu) 認識人自身既要求麵對現實、從(cong) 現實出發，也需要進行嚴(yan) 密的邏輯分析，沒有邏輯分析便隻能麵對混沌未分的對象，從(cong) 而流於(yu) 抽象；知性主要幫助人具體(ti) 地去把握一個(ge) 一個(ge) 的對象。當然，不能限定於(yu) 知性的界限，而是應超越知性而達到理性的層麵。以上從(cong) 感性、知性、理性的相互溝通上，體(ti) 現了哲學在思維方式上的引導意義(yi) 。

正當的價(jia) 值取向與(yu) 合理的思維方式對真實地把握現實、變革對象而言都不可或缺。哲學要求從(cong) 人性的層麵、世界的高度考察問題，其中包含價(jia) 值觀的引導。同時，受到哲學訓練的人，處理具體(ti) 問題也有優(you) 勢：哲學專(zhuan) 業(ye) 的學生看起來不涉及具體(ti) 的學科，但到了一個(ge) 工作場所之後，往往馬上就可以上手，而且後勁很足，他們(men) 一般思維縝密，提出方案、解決(jue) 問題的思路都很清楚，這表明，思維方式上的哲學訓練很重要。這同時也從(cong) 不同的方麵體(ti) 現了哲學包含“無用之大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