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國榮 著《經典與(yu) 經學》出版暨序言、前言

 

 

 

書(shu) 名：《經典與(yu) 經學》

出版社：東(dong) 方出版中心

出版時間：2024年10月

【總序】

浙江大學馬一浮書(shu) 院以傳(chuan) 統學術為(wei) 研究方向之一，具有開放的形態，本叢(cong) 書(shu) 也體(ti) 現了這一特點：一方麵，它主要聚焦於(yu) 古典的人文（包括傳(chuan) 統經學）領域，另一方麵，其作者又不限於(yu) 浙江大學，而是兼及更廣範圍的學人。

如所周知，經學研究現在呈現複興(xing) 之勢，已成為(wei) 現代的顯學這一，這是值得關(guan) 注的現象，也有其學術意義(yi) 。然而，如何理解經學？這是一個(ge) 現在依然需要思考的問題。曆史地看，經學形成於(yu) 兩(liang) 漢，其原初形態以《詩》《書(shu) 》《易》《禮》《春秋》等文獻為(wei) 經典。在漢以前，以上文獻已經存在，但它們(men) 並未取得“經”的形態，隻有在經學出現以後，《詩》《書(shu) 》《易》《禮》《春秋》等文獻才被賦予“經”的品格。從(cong) 產(chan) 生的背景看，經學乃是在政治上的大一統格局誕生之後才形成，作為(wei) 思想形態，其出現與(yu) 建構統一的王權觀念或政治意識的曆史需要相聯係：隨著政治上大一統的奠立，觀念層麵也要求形成統一的王權意識。荀子在先秦末年已提出：“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liang) 心。”這一看法似乎已預示了大一統政治格局形成之後，需要建構與(yu) 王權相關(guan) 的統一政治意識。經學的產(chan) 生，在一定意義(yi) 上適應了這一曆史需要。

以王權觀念或政治意識為(wei) 實質的內(nei) 容，經學在不同的時代，具有不同的曆史形態。明代的何良俊曾指出：“漢儒尚訓詁，至唐人作正義(yi) 而訓詁蕪穢矣，宋人喜說經，至南宋人作傳(chuan) 注而說經遂支離。”這裏既涉及明代以前經學的演進過程，也關(guan) 乎經學在這一發展過程中的不同特點。廣而言之，漢初的文帝已開始立魯詩和韓詩的博士，漢景帝則進一步設置《春秋公羊》博士和齊詩博士，雖然此時經學尚未取得獨尊的地位，但經學作為(wei) 與(yu) 統一的政治格局一致的王權意識內(nei) 容已經初步形成。漢武帝時確立“五經博士”，經學逐漸趨於(yu) 昌盛。西漢經學注重今文經學，所立博士大都是今文學家。《易》有 施（讎） 、 孟（喜）、梁丘（賀）、京（房）；《書(shu) 》有歐陽（生）、夏侯（建）、夏侯（勝）；《詩》有申（培）、轅（固）、韓（嬰）、毛（亨）；《禮》有戴（德）、戴（勝）；《春秋》有公羊、穀梁、左傳(chuan) ，等等，其中，隻有《毛詩》、《左傳(chuan) 》等屬於(yu) 所謂“古文經學”。

在其衍化過程中，漢代經學形成了兩(liang) 個(ge) 令人關(guan) 注的現象。其一是繁瑣化。經學的展開以疏解經典為(wei) 主要形式，然而在漢代後期，這種詮釋越來越趨於(yu) 繁複，以至一個(ge) 字的釋義(yi) ，常動輒運用數萬(wan) 字的篇幅。其二，隨著經學成為(wei) 正統的王權觀念或政治意識，其內(nei) 容也趨向基於(yu) 名教係統的教化。作為(wei) 經學衍化形態的名教在形式化、強製化之後，也開始趨於(yu) 虛偽(wei) 化，各種為(wei) 了迎合外在品評以獲取名利的人與(yu) 事頻頻出現。繁瑣與(yu) 虛偽(wei) 交互作用，使兩(liang) 漢的經學漸漸失去活力。魏晉時期，王弼、何晏等以玄學變革漢代經學，用簡明的義(yi) 理，取代了漢儒的繁複釋義(yi) ，一掃籠罩在經學之上的迷霧，學風為(wei) 之一變。同時，魏晉時期，名教與(yu) 自然之辯成為(wei) 重要論題，從(cong) 總的趨向看，魏晉儒學（經學）注重名教與(yu) 自然的關(guan) 聯：在名教出於(yu) 自然的觀念中，自然為(wei) 名教提供了根據；以越名教而任自然為(wei) 主張，名教合乎自然超越了名教對自然的抑製。與(yu) 之相關(guan) ，兩(liang) 漢經學中名教的虛偽(wei) 化趨向也得到了某種限定。

經過南北朝的長期分離與(yu) 對峙，隋唐在政治上重歸統一，與(yu) 之相聯係的是重建王權觀念或政治意識的一統格局。唐太宗命孔穎達等編撰《五經正義(yi) 》，初步體(ti) 現了以經學統一政治意識的曆史要求。後來唐高宗要求儒士進一步考訂《五經正義(yi) 》，並確立了其在官方的正統地位。《五經正義(yi) 》的注疏基本上采用了“疏不破注”的原則，但也並非完全拘泥於(yu) 某一注文。以《尚書(shu) 正義(yi) 》而言，其內(nei) 容便整合了《今文尚書(shu) 》、偽(wei) 《古文尚書(shu) 》，以及孔安國的《尚書(shu) 傳(chuan) 》等。《五經正義(yi) 》既承繼了漢儒的經學觀念，又兼容南北經學，其形成和修訂之後，逐漸成為(wei) 科舉(ju) 考試的標準參考書(shu) 。在《五經正義(yi) 》 之外，陸德明的《經典釋文》也構成了唐代經學的重要著作，該書(shu) 兼及《易》、《書(shu) 》、《詩》 等十餘(yu) 種書(shu) ，按皮錫瑞的說法，“為(wei) 唐人義(yi) 疏之先聲。”《五經正義(yi) 》和《經典釋文》所代表的唐代經學，體(ti) 現了經學統一化的趨勢，這種統一的背後，是傳(chuan) 統王權觀念或政治意識重歸一統，它從(cong) 一個(ge) 方麵體(ti) 現了經學的政治品格。《五經正義(yi) 》之後，科舉(ju) 取士有了圭臬，與(yu) 政治上的大一統格局相呼應，王權觀念或政治意識也趨於(yu) 一致。

宋代的經學與(yu) 理學有著內(nei) 在關(guan) 聯，何良俊說“宋人喜說經”，這裏的“說”具體(ti) 表現為(wei) 義(yi) 理的闡發。宋儒有懷疑趨向，流風所至，也及於(yu) 經，《易》、《詩》、《書(shu) 》等，都曾成為(wei) 懷疑對象。除了疑經之外，宋儒側(ce) 重於(yu) 以學理解釋經典，關(guan) 於(yu) 《易》、《詩》、《書(shu) 》等經典，宋儒不限於(yu) 字詞的訓詁，而是注重從(cong) 心性、理氣、性命、知行等方麵加以闡釋，其中既包含形而下的觀念，也滲入了形而上的內(nei) 涵。在《經學理窟》中，張載便指出：“萬(wan) 事隻一個(ge) 天理。”具體(ti) 到禮學，張載認為(wei) ：“禮別異不忘本，而後能推本為(wei) 之節文，樂(le) 統同，樂(le) 吾分而已。禮天生自有分別。”這裏既有對傳(chuan) 統禮學關(guan) 於(yu) 禮別異、樂(le) 合同的承繼，也蘊含基於(yu) 理的推論，所謂“萬(wan) 事隻一個(ge) 天理”即構成了這種推論的前提。在二程、朱熹、陸九淵那裏，經學與(yu) 理學進一步融合為(wei) 一。

清代經學以乾嘉學派為(wei) 主幹，訓詁考據則構成了其主要進路。盡管乾嘉學派有皖派、吳派等區分，但在以考證為(wei) 治經的主導方式上，又有相通之處。這一意義(yi) 上是經學，具有實證的特點。從(cong) 文獻的角度看，其中涉及勘定、校勘、辯偽(wei) ，等等；在名物考釋方麵，則關(guan) 乎廣搜博考：“至若經之難明，尚有若幹事：誦堯典數行至“乃命羲和”，不知恒星七政所以運行，則掩卷不能卒業(ye) 。誦周南召南，自關(guan) 睢而往，不知古音，徒強以協韻，則齟齬失讀。誦古禮經，先士冠禮，不知古者宮室、衣服等製，則迷於(yu) 其方，莫辨其用。不知古今地名沿革，則禹貢職方失其處所。不知少廣、旁要，則考工之器不能因文而推其製。不知鳥、獸(shou) 、蟲、魚、草、木之狀類名號，則比興(xing) 之意乖”；從(cong) 訓詁的層麵著眼，則與(yu) 字詞的理解相關(guan) ，而字詞的釋義(yi) ，又基於(yu) 音韻考察：清儒對音韻的研究，構成了實證化經學的重要方麵。當然，清代也有注重義(yi) 理的研究取向，如戴震的經學便不限於(yu) 考據，而是包括哲學的探索，但主流的經學則展開於(yu) 名物訓詁。

步入近代以後，經學依然得到了延續，今文經學的複興(xing) 則是其中引人矚目的現象。龔自珍以公羊春秋論政事、談變革，魏源也注重公羊三世說，並以此議時代變遷。康有為(wei) 進一步將今文經學與(yu) 托古改製結合起來，並以“三世說”溝通《禮記· 禮運篇》的“大同”、“小康”，提出了 “據亂(luan) 世”進化到“升平世”（小康），再由“升平世”進化到“太平世”（大同世界）的曆史衍化過程，並把這一過程視為(wei) 人類社會(hui) 進化的普遍規律。由此，“公羊三世說”成為(wei) 其改良主義(yi) 的政治主張的理論依據。以上看法把西方進化論運用於(yu) “三世說”中，改變了“天不變，道亦不變”觀念，並轉換了理想在過去的曆史觀，賦予公羊學的曆史理論以某種近代的形態。當然，上述看法盡管注入了近代內(nei) 涵，但作為(wei) 經學，其學說仍具有傳(chuan) 統的印記。曆史地看，“經學博士”的設立與(yu) 科舉(ju) 製度曾在不同意義(yi) 上為(wei) 經學提供了製度的擔保，如果說，“博士”製的衰微雖然使這一官方化體(ti) 製開始退出曆史舞台，但經學本身依然得到延續，那麽(me) ，1905年科舉(ju) 製的終止，則在較為(wei) 寬泛的層麵標誌著作為(wei) 傳(chuan) 統王權觀念或政治意識的經學，已逐漸完成了其曆史使命。

可以注意到，經學既具有學術的意義(yi) ，也包含意識形態的內(nei) 容，經學的政治意識品格，主要與(yu) 後者相關(guan) 。作為(wei) 具有政治意識特點的思想係統，經學經過不同的演變階段，取得了相應的曆史形態：與(yu) 王權觀念或政治意識的奠基相關(guan) ，兩(liang) 漢經學同時形成了名教的曆史形態；魏晉的經學在解構兩(liang) 漢經學的同時又重建了具有玄學形態的經學；唐代的經學適應了回複大一統政治格局的需要，表現為(wei) 基於(yu) 《五經正義(yi) 》的統一的經學；宋代以理說經，與(yu) 之相應的是理學化的經學；清代以考據為(wei) 進路，所形成的是實證化的經學；近代以來，經學被賦予近代的內(nei) 涵，並表現為(wei) 近代經學。在學術的層麵，經學有今文與(yu) 古文、考證與(yu) 義(yi) 理等區分，在思想和觀念的層麵，則以政治意識為(wei) 內(nei) 涵。

具有政治意識品格的經學的消亡，並不意味著經學本身的消亡。事實上，晚清以來，經學仍在繼續延續， 20世紀90年代以後，隨著國學熱的興(xing) 起，經學在某種意義(yi) 上呈現複興(xing) 之勢。然而，這裏需要區分經學的不同形態：經學在曆史上曾呈現多樣性，其現代的延續或複興(xing) ，同樣應取得不同於(yu) 以往的形態，後者可以視為(wei) 現代經學或經學的現代形態。如前所述，在思想觀念的層麵，傳(chuan) 統意義(yi) 的經學首先具有王權觀念或政治意識的品格，其形成、衍化以及社會(hui) 功能，都體(ti) 現了這一點。伴隨著科舉(ju) 製的終止，作為(wei) 傳(chuan) 統政治意識的經學也開始漸趨消亡，現代經學或經學的現代形態顯然無法延續這一形態的經學。回溯曆史，不難注意到，經學以《易》、《詩》、《書(shu) 》、《春秋》、《禮》等文獻為(wei) 原始的經典，而在兩(liang) 漢經學出現以前，這些經典文獻已經存在，與(yu) 這一曆史事實相應，現代經學在消解經學的王權觀念或政治意識內(nei) 涵同時，也以回到更原初的經典文獻為(wei) 指向。

如上所述，經學既以思想觀念為(wei) 內(nei) 涵，又有學術的麵向，後者首先與(yu) 文獻的研究相關(guan) ，並展開為(wei) 文獻整理、考訂、訓釋等方麵。經學的學術內(nei) 容在後來逐漸形成某種實證化的趨向，並形成了與(yu) 近代科學相近的研究方法，包括注重證據、善於(yu) 存疑、無征不信，以及運用歸納、演繹的邏輯方法。經學同時表現為(wei) 具有某種政治意識功能的思想和觀念形態，從(cong) 前麵的論述中，不難看到這一麵。經學的政治意識內(nei) 涵具體(ti) 體(ti) 現於(yu) 普遍的價(jia) 值觀念和價(jia) 值原則，並從(cong) 思想觀念、行為(wei) 方式等方麵引導著傳(chuan) 統文化，無論是兩(liang) 漢名教化的經學，還是後來玄學化、理學化的經學，都包含對傳(chuan) 統政治體(ti) 製合理性的論證以及行為(wei) 和人格的引導。

現代經學既需要在學術層麵承繼和延續經學的文獻研究和訓詁名物，也應當在思想和觀念層麵揚棄傳(chuan) 統經學的王權觀念或政治意識內(nei) 涵。在學術層麵，對以往文獻的研究，可以吸取並借鑒經學的成果，並將其運用於(yu) 實證性的考察過程。作為(wei) 價(jia) 值觀念係統的經學包含的觀念則既有普遍性的規定，也包含特殊的內(nei) 容。從(cong) 普遍之維看，經學滲入了對人類演進、社會(hui) 發展的價(jia) 值目標以及規範係統的理解，其中凝結著至今依然具有重要啟示意義(yi) 的思想。以價(jia) 值原則而言，經學對傳(chuan) 統的仁道原則作了肯定和闡發，這一原則確認了人之為(wei) 人的內(nei) 在價(jia) 值，並與(yu) 禮、義(yi) 等觀念相結合，表現為(wei) 製約人與(yu) 人之間關(guan) 係的普遍規範。經學的以上觀念，在今天仍有其現實意義(yi) 。當然，作為(wei) 傳(chuan) 統王權觀念或政治意識的載體(ti) 和名教係統，經學之中又包含不少具有曆史印記和曆史限定的內(nei) 容。在經學的視域中，社會(hui) 人倫(lun) 與(yu) 政治關(guan) 聯相互關(guan) 聯，尊卑等級成為(wei) 普遍的規定，對人與(yu) 人關(guan) 係的這一理解不同於(yu) 近代以來民主、平等的觀念，其內(nei) 容無疑需要轉換。

現代經學或經學的現代形態當然仍應關(guan) 注傳(chuan) 統文獻和經典，但在具體(ti) 的研究過程中，無法忽視時代的視域。這裏，首先需要揚棄將經學還原為(wei) 經學史、並在傳(chuan) 統的形態中考察經學這一進路。把經學還原為(wei) 經學史，意味著僅(jin) 僅(jin) 從(cong) 曆史的角度考察經學，並以回溯、梳理經學的衍化為(wei) 經學的主要工作。這一研究趨向單純地停留、關(guan) 注經學的以往形態，無法體(ti) 現經學的現代進展。如前所述，經學在曆史上曾隨著曆史的變遷而形成不同的形態，並獲得了相應的內(nei) 容，今天的研究，同樣應當取得新的曆史內(nei) 涵。現代經學或經學的現代形態，意味著賦予經學以不同於(yu) 以往時代的品格，後者需要基於(yu) 理論層麵的創造性研究，這種研究不同於(yu) 簡單的曆史還原。然而，遺憾的是，今天在經學研究的領域，我們(men) 往往主要看到“公羊學”“穀梁學”，或“儀(yi) 禮”“周禮”的考證，這些研究與(yu) 經學的以往形式並沒有實質的差異，其研究的內(nei) 容和方式，甚至給人以沉渣泛起之感。現代經學顯然難以停留於(yu) 這一層麵。具體(ti) 地看，在指向傳(chuan) 統文獻或經典的過程中，應從(cong) 現代理論的層麵加以探索，考察其多重義(yi) 理以及在回應不同的時代問題所可能具有的意義(yi) 。

以《春秋》而言，僅(jin) 僅(jin) 停留於(yu) “公羊學”所蘊含的“微言大義(yi) ”，顯然無法跳出今文經學的傳(chuan) 統視域。《春秋》本是曆史著作，其中既包含曆史事實的記載，也滲入了曆史的觀念。《春秋》的研究，應體(ti) 現這一特點，注重揭示其中的曆史意識，把握其中的曆史觀念。曆史地看，王陽明已提出五經皆史的看法，章學誠也有類似的觀念，在《春秋》中，曆史的意識得到了更為(wei) 集中的體(ti) 現，而這種意識又常常與(yu) 價(jia) 值觀念聯係在一起：“親(qin) 仁善鄰，國之寶也”“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qin) ，失親(qin) ，患必至”等看法，便體(ti) 現了這一點。《春秋左傳(chuan) 》所載鄭莊公與(yu) 其母薑氏“隧而相見”，更是蘊含了“信”與(yu) “孝”的交錯和緊張。同樣，《禮》主要表現為(wei) 一種規範係統，其中關(guan) 乎社會(hui) 人倫(lun) 的多重要求，包括應當做什麽(me) 、應當如何做，後者體(ti) 現於(yu) 人與(yu) 人之間的交往過程。以日常相處來說，鄉(xiang) 裏飲酒，“主人拜迎賓於(yu) 庠門之外，入，三揖而後至階，三讓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這裏既有對“如何做”的規定，也體(ti) 現了“尊讓”的交往形態。對《禮》的研究，應當指向其中內(nei) 含的規範觀念，包括它所涉及的禮與(yu) 法關(guan) 係：相對於(yu) “法”的規範所呈現的強製形態，“禮”更多地表現為(wei) 非強製的係統，“法”與(yu) “禮”的以上不同內(nei) 涵相應於(yu) 其相異的作用方式。同時，禮與(yu) 義(yi) 的關(guan) 係，也是需要關(guan) 注的重要方麵，這一關(guan) 係涉及的是外在的規範係統與(yu) 內(nei) 在的規範意識之間的互動。廣而言之，規範關(guan) 乎形成與(yu) 存在的根據以及多樣的作用方式，對禮的研究，需要聯係《禮》的相關(guan) 觀念。如果僅(jin) 僅(jin) 梳理禮的特定形態，則無法超越曆史的描述。進一步考察，五經之一的《易》也內(nei) 含多樣的規定，其中既包含形而上的哲學觀念，也滲入了認識論、方法論的思想。道與(yu) 器、形上與(yu) 形下的溝通，構成了其哲學層麵的取向；觀物取象、彌綸天地之道，則從(cong) 不同層麵體(ti) 現了它的認識論立場。《易》肯定“通變之謂事”，將“事”與(yu) “物”區分開來，強調作為(wei) 人之所為(wei) 的“事”具有把握、應對萬(wan) 物變遷的作用，由此展現了獨特的哲學視域。對《易》的考察，應掃除玄之又玄的神秘形態，回歸其內(nei) 在的理性精神。與(yu) 之相關(guan) ，《詩》中固然有“思無邪”所表征的政治意識觀念，但其中也內(nei) 含豐(feng) 富的藝術、美學思想，對《詩》的現代探索，應著重把握它的審美見解和關(guan) 於(yu) 藝術創造、美的規律的看法，以及對賦、比、興(xing) 等藝術方式的具體(ti) 運用，探究《詩》所展現的情感之維及其在人的存在過程中的意義(yi) ，而不宜拘泥於(yu) 風、雅、頌的特定形態。討論更久遠問題的《書(shu) 》，主要是殷周等時代的政論、曆史文獻以及早期治國理政之文檔的匯編，其中包含曆史哲學、政治哲學的內(nei) 容，與(yu) 之相應，從(cong) 現代的角度考察《書(shu) 》，應該以曆史哲學、政治哲學為(wei) 關(guan) 注之點，注重其“無偏無黨(dang) ，王道蕩蕩”、“予畏上帝，不敢不正”、“王應保殷民，亦唯助王宅天命，作新民”等政治理念。

總體(ti) 上，現代經學應當展示現代的理論視域，並在相關(guan) 義(yi) 理的引導下，敞開經學的深沉內(nei) 涵。在這一過程中，傳(chuan) 統的經典也將在新的理論（義(yi) 理）的層麵得到闡發。寬泛而言，每一時代都需要體(ti) 現該時代的學術特點，現代經學也並不例外，而經學之取得現代形態，則關(guan) 聯著與(yu) 以往的經史子集有所不同的文史哲等學科，這些學科的引入，同時意味著超越傳(chuan) 統的視域，在現代意義(yi) 上以理觀之。

本叢(cong) 書(shu) 也試圖從(cong) 不同方麵展示經學的現代形態。從(cong) 研究的對象看，叢(cong) 書(shu) 涉及哲學、曆史、文學、政治等不同的領域。盡管麵對的古典文獻具有相通性，但相異的學術背景，使研究者分別地側(ce) 重於(yu) 哲學、曆史、文學、政治等不同的學科對相關(guan) 對象加以考察，由此，研究的成果也各有特色，在某種意義(yi) 上形成百花齊放的格局。從(cong) 收入叢(cong) 書(shu) 的論著中，不難看到以上的多樣趨向

在具體(ti) 考察進路上，叢(cong) 書(shu) 展現了不同的風格。一些著作著重於(yu) 曆史梳理，一些著作則以理論分析為(wei) 主要取向，這種相異的方式，一方麵體(ti) 現了研究領域的自身內(nei) 涵：傳(chuan) 統或古典的人文學術既以曆史中的經典為(wei) 載體(ti) ，因而需要對其作實證層麵的梳理，又包含具有普遍意義(yi) 的思想內(nei) 涵，因而離不開理論的分析；另一方麵，也與(yu) 研究者的不同個(ge) 性相關(guan) ：人文研究的價(jia) 值，正在於(yu) 按研究者的性之所近、學之所長而展開相關(guan) 探索。以上形態既與(yu) 對象的差異相關(guan) ，也涉及研究主體(ti) 的不同，而從(cong) 主體(ti) 與(yu) 客體(ti) 二重維度肯定以上區分，則既是形成具有積累意義(yi) 成果的前提，又表現為(wei) 對學術研究規律的尊重。

當然，以上分異具有相對的意義(yi) 。就對象而言，傳(chuan) 統意義(yi) 上的人文，本身既具有曆史的形態，又滲入了內(nei) 在的理論蘊。以經學來說，其中的曆史內(nei) 容已一再得到了肯定，所謂“五經皆史”便表明了這一點；同時，經學中又包含哲學、文學、政治等內(nei) 涵，從(cong) 今文經學到玄學、理學，都從(cong) 不同方麵對此作了探析。對象的以上品格也影響著研究的方式，具體(ti) 而言，它決(jue) 定了曆史的考察與(yu) 理論的分梳無法截然相分。收入叢(cong) 書(shu) 的論著，從(cong) 不同側(ce) 麵體(ti) 現了以上特點。

【目錄】

總序
前言

上編
曆史中的經典
儒學的原初形態與(yu) 經學
人文研究與(yu) 經學探索

中編
《詩經》的情感世界與(yu) 審美意義(yi)
禮的哲學意義(yi)
——基於(yu) 《荀子·禮論》的考察
禮樂(le) 文明中的樂(le)
——《荀子·樂(le) 論》解讀
作為(wei) 規範係統的禮
——從(cong) 經學的現代意義(yi) 看《儀(yi) 禮》《周禮》《禮記》
《易傳(chuan) 》的價(jia) 值取向
《中庸》釋義(yi)
《論語》中的人
《孟子》論治

下編
儒家經典與(yu) 儒學
“六經責我開生麵”
——王夫之釋中國哲學經典

【內(nei) 容簡介】

本書(shu) 是作者對於(yu) 經典和經學的最新思考。作為(wei) 哲學家和哲學史家，作者在現代知識背景下重思經學與(yu) 經典，為(wei) 中國傳(chuan) 統經典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提供典範。 全書(shu) 分為(wei) 上、中、下三編。上編提出了傳(chuan) 統經學應走向現代形態的獨見，剖析經學與(yu) 經典的深層次問題，為(wei) 經學研究走向何方指明道路；中編立足文本，對《詩經》、《荀子》、三禮、《易傳(chuan) 》、《中庸》、《論語》、《孟子》等經典作出了具有現代理論意蘊的詮釋，對於(yu) 經學中的禮學研究如何走向現代學術形態，也給出了具體(ti) 案例；下編回顧中國經學，將“仁”“禮”置於(yu) 儒學的核心地位，精要地揭示了儒學經典與(yu) 儒學的哲學意蘊。

【作者簡介】

楊國榮，長江學者，國務院學位委員會(hui) 第五、第六屆哲學學科評議組成員，華東(dong) 師範大學哲學係教授，浙江大學馬一浮書(shu) 院院長。現任華東(dong) 師範大學學術委員會(hui) 副主任、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長，中國哲學史學會(hui) 會(hui) 長，中華孔子學會(hui) 理事會(hui) 副會(hui) 長，上海中西哲學與(yu) 文化比較研究會(hui) 會(hui) 長。主要學術兼職包括國際形而上學學會(hui) （ISM）主席、國際哲學學院（IIP）院士、國際中國哲學會(hui) （ISCP）會(hui) 長。主要研究領域包括中國哲學、中西比較哲學、倫(lun) 理學、形而上學等，出版學術著作《善的曆程》《心學之思》《莊子的思想世界》等二十餘(yu) 種，多種論著被譯為(wei) 英文、韓文，在Indian University Press、Brill 等出版。

【前言】

經典是中國哲學的主要研究對象，經學則是初興(xing) 於(yu) 漢代、近年又漸成熱門的傳(chuan) 統學術，二者具有某種相關(guan) 性：經學一開始圍繞五經（後擴及十三經）而展開，這些"經"，也是中國哲學中的重要經典。在考察中國哲學與(yu) 文化的過程中，我對傳(chuan) 統經典也有所涉獵，而作為(wei) 浙江大學馬一浮書(shu) 院院長，如何推進經學的研究，則構成了我關(guan) 注的問題之一，本書(shu) 的一些文稿便是在書(shu) 院工作初期所作的。

關(guan) 於(yu) 經學研究的具體(ti) 方式，在我看來大概關(guan) 乎兩(liang) 個(ge) 相關(guan) 的方麵。

從(cong) 縱向來看，經學研究並不是現在開始的，至少可以追溯到兩(liang) 漢，與(yu) 之相關(guan) ，其中涉及傳(chuan) 統與(yu) 現代的關(guan) 係。從(cong) 兩(liang) 漢一直到近現代，經學的發展演化經過了不同的形態，漢代經學、魏晉經學、唐代經學、宋明經學、清代的乾嘉學派為(wei) 代表的經學以及近代的像康有為(wei) "托古改製"等經學，等等，都展現了不同的曆史形態。然而，時代在發展，隨著曆史的演進，經學研究顯然不能僅(jin) 僅(jin) 停留於(yu) 過去，而是需要有現代的形態，我覺得，這是經學研究者應有的曆史使命。如果單純重複前人的方式，研究的意義(yi) 就會(hui) 減弱很多。經學研究既需注重傳(chuan) 統與(yu) 現代之間的聯係，也應該有現代的眼光。從(cong) 曆史角度來，經學不是既成的，需要與(yu) 時而俱進，這也體(ti) 現了對曆史的尊重。

從(cong) 橫向來說，經學、國學和人文學科三者之間的關(guan) 係，需要認真考慮。經學屬於(yu) 國學之域：經學包含在廣義(yi) 上的國學之中。國學本身又與(yu) 現今的人文學科具有相關(guan) 性，而人文學科的現代形態，則與(yu) 文史哲相關(guan) 。從(cong) 一般意義(yi) 上說，國學和人文學科之間的互動，涉及經學研究的理論背景：經學的研究，不能脫離國學的背景；國學的探索，也不能離開人文學的視野。孟子曾說"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弗能奪也"(《孟子·告子上》)，經學研究也與(yu) 之相關(guan) ：人文學科相對於(yu) 其他學科，其涵蓋麵更廣，因此，需要從(cong) 人文學角度去審視國學，又從(cong) 國學角度去審視經學，這可能比較合乎學術發展的規律。

要而言之，在縱向上，經學需要取得新的形態，在橫向上，則應妥善處理經學、國學、人文學科的關(guan) 係。形成新的理論視野，對於(yu) 深化並使經學研究取得不同以往的形態，是不可或缺的。需要指出的是，橫向和縱向並非截然相分：經學研究的深化，並在縱向或曆史的維度有所推進，離不開現代的理論視域，縱向的曆史演進與(yu) 橫向的理論引導，是一個(ge) 相互作用的過程。

本書(shu) 的相關(guan) 文稿，試圖在以上方麵作一探索。當然，無論在篇幅還是內(nei) 容上，這些文稿所涉都十分有限，其意義(yi) 也許隻是提供若幹範例。

2024年8月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