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治學門徑看錢穆的中國文化價值觀
    作者：何俊（杭州師範大學）
    來源：光明日報2011年08月01日15 版
    
    
    
        在20世紀的中國學術史上，錢穆（1895-1990）先生是一位價值取向極其鮮明的學者，他一生的治學宗旨就是要抉發中國曆史和文化的主要精神及其現代意義。因此，他的研究具有兩個顯著的特征，一個就是他在《國史大綱》中所主張的眾所周知的對本國曆史須當抱一種溫情與敬意，另一個就是他強調的思想史研究要基於深厚的現代關懷，因為“講思想史，即無異於是講現代思想，因其已埋藏蘊蓄在現代思想之心坎底裏，而有其深厚生命，故為吾人所不得不注意探究與發揮，以求其適應於現時代之需要，而成為一番新思想”（《中國思想通俗講話》第3頁，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0年）。但是，如果我們承認，包括思想史在內的曆史研究首先是一種客觀的知識探索，那麽，研究者的個人感情與當下關懷又將如何避免主觀因素對於客觀認知過程的影響呢？毋庸諱言，在多達54冊的《錢賓四先生全集》中，有許多論述是錢先生抱持的中國文化價值觀的主觀性闡發，但是，錢穆能夠享譽學林，終究在於他對中國曆史與思想的呈現，或者說他對中國文化價值的證明，是極顯親切而少偏見的。換言之，錢穆的治學門徑與他的中國文化價值觀實為相互表證。
    
    
        自梁啟超倡導新史學以降，20世紀的中國學者無論持論如何，借鏡於西學來認識中國文化已成為普遍的特征，區別僅在於程度不同。以此看錢穆，可以顯見他的治學門徑強烈地固持著中國文化是一獨特係統的價值觀，他基本上是自覺地沿著中國傳統的知識係譜來認識中國文化。
    
    
        1953年，錢穆在《宋明理學概述》的“序”中，曾對他的治學過程有過一個親切的回憶，大抵是由文集入手，經桐城派古文而讀唐宋八大家，始知辭章與義理有別；進而求義理，由朱熹與王陽明轉及《宋元學案》與《明儒學案》；又因此上溯，治五經與諸子，轉而下涉清儒之考據。由此治學門徑，結合錢穆的一生著作，足知他對中國曆史與文化的研究，尤其是他成績卓著的中國學術思想史的研究，在方法上有著幾個特征，一是由文史而入經史，二是經史子集四部之學的貫通，三是義理、考據、辭章的並重，四是通史與專題的結合。概言之，在錢穆的治學中未曾襲用西學以解讀中國思想，他基本上是在中國傳統的知識係譜中來認識中國文化的，而這種治學門徑的固執本身就彰顯著錢穆對中國文化價值的高度認同。
    
    
        必須指出的是，在中國傳統的學術世界中，錢穆治學中的上述特征也許並沒有特別之處，它們可以被視為傳統治學的共同方法，區別僅在每位學者的功力深淺，或視野寬狹。但是，錢穆的學術成長已在20世紀，雖然他沒有能夠接受現代大學教育，完全是自學，但事實上他對新潮的西學絕非棄而不見，或有抵觸。從中小學起，錢穆即受其老師影響，對西學與西方曆史乃至當時的新思想家，如梁啟超等，都充滿欣喜而有認真的研讀，深受影響。在錢穆的研究中，西學與西方曆史也往往成為一種大致的比較背景。然而從根本上看，錢穆始終循著中國傳統的治學道路，基於中國傳統的知識譜係來認識中國的曆史與文化，而決不依傍於西學中的某家某說來分析中國思想。具體地說，錢穆對中國思想的解讀，無論是個別的思想家，還是通論性的，他都不是引入西學的理論來進行重構，而是依據中國學術的自身譜係與理論架構，特別是宋明儒學的自身係統以及義理解經的方法來解讀中國思想。
    
    
        錢穆不依傍於西學，選擇在中國傳統的知識係譜中解讀中國的思想，並沒有使他的研究缺乏現代學術的風格。錢穆雖不襲用西學的概念與理論來分析與重構中國思想，但他卻有著明確的思想體係的觀念，這正是他非常有別於古人而極富現代學術的風格。在這點上，錢穆是有明確自覺的。譬如《宋元學案》與《明儒學案》對錢穆影響巨大，他撰《宋明理學概述》，曾坦言“十之八九根據兩部學案”，但區別在於，“雖多援據兩學案，而取舍詳略，排比條貫，別有會心。大抵兩學案以材料為主，而本書則以各家思想之體係為重”。平實而論，兩部學案的材料，當然決不是隨便選的，見識自在其中，但“體係”的意識與實際的呈現，顯然不如錢穆那樣明確和清楚。換言之，錢穆對思想的詮釋與中國傳統的學術有著天然的密切關係，思想往往見之於學術，而學術又表征著思想，他的思想史研究在形式上具有濃重的學術與思想互涵並重的特征。因此，讀錢穆的書，一方麵能夠較好地進入傳統的學術係譜，體會到傳統的治學方法，從而得以進入古人的精神世界，獲得同情的了解，可以說是非常親切的，另一方麵，又不失現代的型構化特征，能夠與現代的學術訴求與敘述風格相連結。
    
    
        錢穆的中國文化價值觀在他的治學門徑上的呈現，對於現代的學者是存在著困難的。由於現代的學科分類與西式教育，我們的思維慣性是分門別類的，研究上的要求是專業分割的，因而背後往往預設著特定的知識形態，以及特定的理論與方法；而錢穆的傳統治學是縱橫貫通式的，要求學者破除現代知識的分割邊界，進入古人的知識世界來閱讀與體會，其目標旨在會通，而後在有所心得處進行專題性的研究。因此，兩者實有大的區別。理想地講，自然是兼收並蓄為好，但結果也許是兩方麵都不行。不過，這又正是持守中國文化價值者在研究中國文化時所無法擺脫與回避的挑戰。
    
    
        粗覽錢穆論著，或覺無奇，但認真細讀，卻頗多啟發。個中原因固然很多，但他的治學門徑中蘊涵著他對中國文化自成一個脈絡清晰而又豐富多樣的價值係統的認定與體認，實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