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曆史研究回應時代拷問
    ——錢穆對“中國路徑”的探索
    作者：楊華 劉耀（武漢大學曆史學院）
    來源：光明日報2011年08月01日15 版
    
     
     
     導 言
    
        先父賓四先生(1895-1990)生活在近代中國社會變遷、中西文化思想激蕩的時代，主張“新中國之新文化則仍當從舊中國文化中翻新”，並堅信中華文化可對人類文化發展作出重要貢獻。他的學術進路全然圍繞傳統學術展開，卻又能體現現代學術精神。早年，他曾以《先秦諸子係年》和《劉向歆父子年譜考》而享譽學界，以後又對應於梁啟超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而撰寫同名專著。抗戰期間，他的《國史大綱》與《中國文化要義》表現了他獨特的中國曆史觀與文化觀；以後又集多年工夫撰寫了《宋明理學概述》與《朱子新學案》，借對宋明理學的闡發以表達其關於中國文化的理想。凡此都表明，他是以傳統文化與傳統精神，走出一條傳統文化現代化的道路。光明日報國學版刊發有關文章，推動研究。謹表謝意。
    
    
        ——錢 遜
    
    
        19世紀以來，西方文化猛烈衝擊東方。在眾多中國人喪失文化自信心的年代，少許深邃的思想家、學問家卻沒有隨波逐流，成為中國傳統文化最堅定的守望者，錢穆（1895-1990）便是其中之一。他終其一生都在探討中西文化的優劣，揭示中國文化的獨特路徑，為中國文化“正名”，“為故國招魂”（餘英時語）。由此建立起獨特的文化史學體係，使他在20世紀的學術史、思想史上占有重要一席。
    
    
        文化類型說
    
    
        近代以來，許多人將中西文化的差別理解為線性進化過程中的高低階段不同，將西方文化視為進步的象征，將中國文化視為落後的代表。這種思想的邏輯前提，是相信各民族、各文化之間存在著“普遍的曆史規律”，相信人類曆史沿著同一種軌跡演變。事實並非如此。
    
    
        錢穆把世界文明分作西方型和東方型兩類，前者指環地中海的埃及、巴比倫、愛琴、希臘、羅馬及所波及的歐洲全部，後者指華夏中國及所波及的朝鮮、日本、蒙古、西域、青海、西藏、安南、暹羅等地。西方文明務於“力”的爭鬥，東方文明務於“情”的融合。西方文明是以轉換為特點，在各區域民族之間轉相更替，總是後浪覆蓋前浪，很少繼承；東方文明則以擴延為特點，周邊民族都被中華文化同化，綿延千年不絕。這兩種類型平行發展，互不衝突，交流甚少而各有偏重。類似的看法梁漱溟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中早已言之，但梁漱溟的論證是從哲學研究入手，而錢穆的論證則是從曆史研究入手。
    
    
        錢穆指出，最足以代表中國文化的是“曆史”。因為曆史包括了一切，是客觀的、實際的。曆史不斷地在變，尤其是近百年來更甚。但是如果單以近百年來的曆史來代表中國的文化，還是不夠的。因此，必須要以長時間的曆史來衡量、討論、比較，才能對中國文化有所認識。由此可見，錢穆對中國文化的認識是在一個更加客觀的立場上展開的，因而較之梁漱溟更有說服力。
    
    
        在此種思考框架下，錢穆處處將中國曆史與西方曆史進行對照研究。他說，希臘與羅馬是兩個不相銜接的異質文化；而從先秦到漢代，則是浸染彌漫、直接相承的文化庚續。蠻族與羅馬帝國，文化本不相同，所以殲滅羅馬帝國之後，必得另起爐灶；而中國北方的少數民族，早就深受中華文化的熏染，所謂“五胡亂華”隻是中國社會內部的波瀾，隋唐帝國重建統一，所承襲的北朝文化也是漢化後的北方文化。羅馬帝國解體後，歐洲即陷入黑暗時代，而中國則不然。中國由秦漢至隋唐，其文化的一脈相承昭然若揭。宋明理學既是佛教革新（即禪宗）的結果，又是門閥社會破滅的結果，是平民思想的新氣象，與西方中古時期的教會文化完全不可類比。
    
    
        他認為，中國自秦以下，即為中央統一的郡縣之製，根本不足以談“封建”。中國的皇帝製度以平民社會為基礎，並無特殊的貴族階級；中國曆代的封君少、地位受到限製，地主與農民之間實為經濟契約關係，根本沒有西方式的采邑地主。所以，兩千年的中國實在不能稱為“封建社會”。自秦以下，中國的發展道路是“經濟地域逐次擴大，文化傳播逐次普及，政治機會逐次平等”，這對於不少學者（尤其是西方人）把中國社會視為長期停滯的觀點，無疑是一大反駁。
    
    
        “中國文化演進，別有其自身之途轍”，中國的政治組織與中國的地理環境、學術思想相協調。在“大一統”的氛圍中，中國人沒有感到空中天國的必要，所以沒有形成西方類型的國教。耶教的推行，正是由於歐洲人無力建造合理的新國家，人間幸福無望，故而轉向上帝。中國在隋唐時期，雖然佛教流行，但中國人繼承的仍然是孔子、董仲舒一脈相承的文治思想，根本沒有出現政教合一的局麵。西方有殘酷的宗教屠殺，中國則沒有。禪宗的流行，與西方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差不多，是中國化的文化。
    
    
        錢穆發表這些觀點時，流行的主流史學方法是實證研究，流行的主流觀點是西方認同論，即拿中國曆史比附西方曆史的簡單粗糙的進化論。這種線性進化論者認為，中國仍停留在西方的“中古時代”。錢穆在抗戰的播遷流離之中，以滿腔愛國熱情講授中國通史，“於客觀中求實際，通覽全史而覓取其動態”（《國史大綱·引論》），不僅在學術方法上克服了通與專的衝突，還展現出極大的學術勇氣和思想自信。
    
    
        地理環境
    
    
        對地理環境的重視是錢穆文化史學的一個重要特征。他說：“曆史如一本戲劇，演劇的是人物，而地理即是戲台。”（錢穆《中國文化叢談》，第7頁）他認為，中國獨特的地理環境已然決定了中國文化的發生、演變和種種特質，將有別於其他文明。
    
    
        錢穆從不孤立地談中國古代文明的產生過程，常常地把埃及、巴比倫、印度都放在同一維度進行比較。他說，中國古代的農業文化都是從各個小水係開始發展，然後擴大蔓延，及整個大水係，而埃及和巴比倫文明都隻在單一水係和單一平原上展開，印度文明最早也隻發生在印度北部的印度河流域，地形比較單純。隻有中國文化，開始便在一個複雜而廣大的地麵上展開。中國文明起源於溫帶大草原、大平原，適宜於農業耕稼，這也是其他文明古國少有的先天優勢，由之產生的文化品格，自然與眾不同。
    
    
        也就是說，中國文明獨特性的基因密碼早已蘊含在其獨特的地理環境之中，這深深地影響了其後的發展路徑。“中國文化開始便易走進一個大局麵，與埃及、巴比倫、印度，始終局限在小麵積裏的情形大大不同。”（錢穆《中國文化史導論》，第6頁）這是說中國文化氣勢之恢宏。他形象地比喻，中國是一個大家庭，他能具備好幾個搖籃，同時撫養好幾個孩子。這些孩子成長起來，其性情習慣自與小家庭中的獨養子不同。這是說中國文化內涵之豐富，形態之多樣。
    
    
        錢穆將文化分作三層麵（社會經濟、政治製度和學術思想）、七要素（經濟、政治、科學、宗教、道德、文學、藝術），經濟均居其首，因此他在考察地理環境對文化的影響時，尤其重視其對經濟的影響。“埃及、巴比倫、印度全都近在熱帶，全部在北緯三十度左右，物產比較豐足，衣食易給，他們的文化，大抵從多量的閑暇時間裏產生。隻有中國已在北溫帶的較北地帶，在北緯三十五度左右……因此中國人開始便在一種勤奮耐勞的情況下創造他的文化，較之埃及、巴比倫、印度之閑暇與富足的社會，又是絕不相似了。”（錢穆《中國文化史導論》，第6-7頁）中華民族以農業立國，其勤勞堅韌的民族性格，也是拜地理環境所賜。
    
    
        簡而言之，錢穆認為中國地理環境的獨特性造就了中國文化的獨特性，而這種獨特性對中國文化的發展曆程產生了深遠影響，他將這種影響歸結為三個方麵：第一，使得中國能夠成為一個內部統一的大國家，為其他任何民族所不及；第二，使得中國文化能抵禦外來異族的摧殘，成為世界上文化綿延最悠久的國家；第三，使得中國民族內部始終能夠保持一種勤奮、樸素的美德，文化常有新活力，不易腐化。 
    
    
        “文化國家”與“民族國家”
    
    
        中國自秦朝以後的兩千多年裏，便作為一個統一國家而存在，這是不爭的事實，但這一觀念卻在近代受到來自西方的質疑。近代西方人普遍認為，民族國家才是近代國家的主要標準。在他們看來，民族國家是資本主義的通例和“常態”，而民族複雜的國家是一種落後狀態或者是例外情形。錢穆對之並不認同。在他看來，中國是一個文化國家，而非民族國家。他選擇從“文化中國”的概念出發，來闡釋中國特有的國家發展路徑。
    
    
        錢穆認為，中國並沒有西方那麽強烈的民族觀，中國人更強調文化的作用。他認為，依照中國人想法，天時、地理、血統不同，民族性不同，均不礙事。隻要有一番教化，在此教化之下，有一番政治，“教化”與“政治”便可形成一個文化而發出大力量來。中國古代正是在這種政治與教化的熔鑄下，盡人之性而又盡物之性，諸道並行不悖，天下達於太平之境。中國人這種“天下一家”的文化觀念，使得中國沒有走上西方那種民族國家的道路，這也正是中國與西方的差異所在。
    
    
        在錢穆看來，作為民族國家的中國很早已形成，這一過程可上溯春秋戰國時代，下逮秦漢大一統帝國時期，“一個既理想又偉大的民族國家遂在世界人類的曆史上開始完成”。中國史上的“民族融合”與“國家凝成”早已完成，秦漢之後的兩千多年裏，中華民族一直沿著和平的道路前進，這與西方構建民族國家的曆程大不相同。西方學術主流把民族國家視作近代國家的主要標準，是由於西方前近代的曆史正是圍繞民族國家的形成過程而展開的。
    
    
        中國曆史的發展主線既然不是民族國家的構建曆程，那麽如何描述中國曆史的演進？換言之，中國發展的動力何在？他認為，中國曆史的發展就是一種文化的演進：“全史之變動，其中宛然有一進程。自其推動向前而言，是謂其民族之‘精神’，為其民族生命之泉源。自其到達前程而言，是謂其民族之‘文化’，為其民族文化發展所累積之成績。”（錢穆《國史大綱》，《錢賓四先生全集》第27冊，第33頁）正如餘英時所雲，錢穆的“中國曆史精神”正是從19世紀末、20世紀初知識界常用的“國魂”“國粹”“黃帝魂”演變而來（《一生為故國招魂——敬悼錢賓四師》）。錢穆終其一生，都在用學術揭示和捍衛這種“國魂”。
    
    
        錢穆學貫四部，初由子學入門，壯年偏重考證，中年後以通識宏論顯名於世。其範圍之廣、識見之深、才氣之大、文筆之勁，當世罕有倫比。通觀其學，他揭示中國文化獨特性的熱情和抱負一以貫之，他的“中國情懷”（馬悅然語）終生未曾稍懈。他認為，寫國史必須“確切曉瞭其國家民族文化發展‘個性’之所在，而後能把握其特殊之‘環境’與‘事業’，寫出特殊之‘精神’與‘麵相’。”（錢穆《國史大綱》，第31頁）他所用材料未嚐沒有瑕疵，他所得結論未嚐不無偏激，他的學說在其生前也並不占主流，但他對近代以來彌漫國人的曆史文化虛無主義的批判，對西方文化中心論的回擊，無疑使他成為20世紀最有力度的學者之一，陳寅恪、湯用彤、楊樹達等一流學者的嚶鳴友聲足以說明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