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才造反，三年小成”
——評康曉光《陣地戰——關(guan) 於(yu) 中華文化複興(xing) 的葛蘭(lan) 西式分析》
作者：齊義(yi) 虎（西南科技大學）
來源：作者惠賜
時間：西曆2011年5月13日 



    經曆了將近一個(ge) 半世紀愈陷愈深的西化狂飆運動之後，在西元的第二個(ge) 千年之交，古老的中華大地終於(yu) 物極而反、一陽來複，出現了本土之傳(chuan) 統文化複興(xing) 的跡象。十餘(yu) 年間，這場起自民間的文化自覺運動已經由小變大，成長為(wei) 一個(ge) 堪與(yu) 馬克思主義(yi) 和自由主義(yi) 三足鼎立的思想流派，康曉光把這個(ge) 過程稱之為(wei) “文化民族主義(yi) 運動”。
    
    
    作為(wei) 這個(ge) 運動中的一份子，康曉光除了熱情的參與(yu) 之外，還自覺地保持了一位旁觀者的冷靜觀察。早在2005—2007年間，康曉光就已經從(cong) 客觀化的角度關(guan) 注了傳(chuan) 統文化複興(xing) 這樣一個(ge) 現象，並對之開展了第一階段的研究。其研究的成果就是後來在新加坡出版的《中國歸來——當代中國大陸文化民族主義(yi) 運動研究》一書(shu) 。但那本書(shu) 因為(wei) 是在國外出版的，所以國內(nei) 的人不容易看到，對其中的內(nei) 容也就所知不多。
    
    
    作為(wei) 接續前麵工作的第二階段研究，康曉光帶著其研究團隊對2008—2010又一個(ge) 三年間的傳(chuan) 統文化複興(xing) 運動進行了跟蹤考察。慶幸的是，這次的研究成果《陣地戰——關(guan) 於(yu) 中華文化複興(xing) 的葛蘭(lan) 西式分析》由中國大陸的社會(hui) 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使得國內(nei) 讀者對於(yu) 近年的文化複興(xing) 運動能有一個(ge) 總體(ti) 性的了解。
    
    
    經過詳實的田野調查和數據分析，康曉光發現，與(yu) 前一個(ge) 三年相比，“文化複興(xing) 已經取得了長足發展，而且其‘屬性’也發生了實質性的變化”（見《陣地戰》第4頁）。這個(ge) 變化表現為(wei) “‘社會(hui) 運動’所特有的反抗性、先鋒性、邊緣性、反常性日趨淡化，而‘社會(hui) 常態’所特有的建設性、主流性、核心性、常規性卻日益顯著”（第5頁）。若用一句話來概括，那就是傳(chuan) 統文化的複興(xing) 已經“從(cong) 社會(hui) 運動階段進入到了社會(hui) 化階段”。如果說社會(hui) 運動還隻具有“破舊”的消極色彩，那麽(me) 社會(hui) 化則已經進入到“立新”的積極階段。
    
    
    在康曉光看來，社會(hui) 運動和社會(hui) 化乃是前後銜接的兩(liang) 個(ge) 階段。社會(hui) 運動的目的主要是改造原來的社會(hui) 化係統，然後再利用改造過的社會(hui) 化係統對國民進行社會(hui) 化，最終形成新的文化模式。在這套社會(hui) 化的分析框架中，康曉光區分了社會(hui) 教化和個(ge) 人內(nei) 化兩(liang) 個(ge) 環節，但鑒於(yu) 個(ge) 人內(nei) 化過程無法通過調查方式來研究，所以書(shu) 中內(nei) 容側(ce) 重於(yu) 社會(hui) 教化的一麵。
    
    
    全書(shu) 分為(wei) 四大部分：第一篇為(wei) 總論，主要是關(guan) 於(yu) 總體(ti) 框架和運用理論的介紹，是全書(shu) 的靈魂；第二篇為(wei) 專(zhuan) 題研究報告，是全書(shu) 的主體(ti) 部分，按照社會(hui) 化主體(ti) 的不同，分為(wei) 政府、媒體(ti) 、學校、社會(hui) 組織、社區和職場六個(ge) 章節，每個(ge) 章節依照統一的體(ti) 例展開分析，分別從(cong) 社會(hui) 化的緣起、社會(hui) 化的對象、社會(hui) 化的內(nei) 容、社會(hui) 化的方式和社會(hui) 化的效果等五個(ge) 方麵展開了論述；第三篇為(wei) 效果研究報告，主要是利用兩(liang) 所小學的對照研究以一孔之效來透視整個(ge) 社會(hui) 化的效果；第四篇為(wei) 附錄，收錄了兩(liang) 篇文章，一篇是對於(yu) 媒體(ti) 作為(wei) 政治機遇結構之傳(chuan) 感器的研究，凸出了現代社會(hui) 中媒體(ti) 在社會(hui) 化過程中的特殊作用。另一篇是以投機空間理論來解釋社會(hui) 運動中的非認同參與(yu) ，揭示了傳(chuan) 統文化複興(xing) 運動中魚龍混雜的現狀，對其中的政治化和商業(ye) 化投機行為(wei) 進行了分析。
    
    
    整部書(shu) 可以說既有理論又有方法，再佐之以豐(feng) 富的調查數據和案例分析，給讀者提供了一個(ge) 非常清晰且直觀的全景式掃描。尤其是其中的事實調查部分，對文化複興(xing) 運動三年來的全國情況做了一個(ge) 非常詳細的梳理。這樣一個(ge) 集中展示的平台既增加我們(men) 的信息了解，更為(wei) 那些以前“孤軍(jun) 作戰”的儒生們(men) 提供了互相溝通結識的可能。相信接下來也將進一步促進這一群體(ti) 的全國性整合，進而間接推動文化複興(xing) 事業(ye) 的發展。
    
    
    然而正如本書(shu) 的書(shu) 名——《陣地戰》——所提示的，最讓我們(men) 感興(xing) 趣的還是作者所運用的理論以及在這一理論指導下所得出的分析結論。康曉光關(guan) 於(yu) 陣地戰的理論邏輯是：任何一套政治體(ti) 係都需要獲得自身的合法性，比如“社會(hui) 主義(yi) 國家的政府則把自己的合法性建立在‘曆史唯物主義(yi) 理論’的基礎上，而資本主義(yi) 國家的政府則把自己的合法性建立在‘人民主權學說’的基礎上”（第21頁）；而意識形態正是論證合法性的重要工具；在葛蘭(lan) 西那裏，意識形態也就是“文化領導權”，由此引出了葛蘭(lan) 西的陣地戰理論。
    
    
    借助於(yu) 黑格爾“國家——社會(hui) ”的二元模型，葛蘭(lan) 西把完整國家區分為(wei) 政治社會(hui) 和市民社會(hui) 兩(liang) 個(ge) 部分，前者體(ti) 現為(wei) 統治階級的強製性支配，屬於(yu) 統治實踐，而後者乃是道德和知識的領導，體(ti) 現為(wei) 一整套的統治理論，即合法化權威。作為(wei) 被統治階級，直接針對前者的反抗屬於(yu) 運動戰，具有快速、直接、正麵等特點；而針對後者的反抗則類似陣地戰，它比運動戰更持久、更複雜、更艱巨、更曲折（第24頁）。在無產(chan) 階級革命的運動戰早已偃旗息鼓之際，爭(zheng) 奪文化領導權的陣地戰就成為(wei) 反抗資本主義(yi) 統治的主要方式。馬克思也曾指出，“被統治階級如果想成功地反抗統治階級，它就必須建立自己的思想，並形成自己的生產(chan) 和傳(chuan) 播思想的手段，以便有效地與(yu) 統治階級的思想作鬥爭(zheng) ”（第22頁）。這裏關(guan) 於(yu) 文化領導權的爭(zheng) 奪也就是前麵所提到的社會(hui) 化。
    
    
    與(yu) 中國革命“農(nong) 村包圍城市”的戰略相似，葛蘭(lan) 西的文化陣地戰則是“社會(hui) 包圍國家”的戰略，在康曉光看來這一點非常適用於(yu) 當今的中國社會(hui) 。在關(guan) 於(yu) 陣地戰的經驗分析中康曉光指出，“近三十年來，中國活躍著三種文化力量：建立在資本主義(yi) 生產(chan) 方式之上的自由主義(yi) ；建立在社會(hui) 主義(yi) 生產(chan) 方式之上的馬克思主義(yi) ；建立在中國傳(chuan) 統文化之上的本土文化”（第25頁）。他把這樣一種文化格局稱為(wei) “西方文化（自由主義(yi) ）”、“東(dong) 方文化（馬克思主義(yi) ）”和“中華文化”的“三國演義(yi) ”（第25~26頁）。但與(yu) 甘陽通三統的調和主張不同，康曉光認為(wei) ，進入21世紀後，東(dong) 方文化由於(yu) 其理論的僵化以及與(yu) 現實的巨大反差和缺乏解釋力而愈加一蹶不振，西方文化在全球金融危機的背景下也開始走下坡路，隻有中華文化異軍(jun) 突起，而且勢頭強勁（第26頁）。
    
    
    鑒於(yu) 三方實力的此消彼長，康曉光認為(wei) 未來文化領導權的爭(zheng) 奪當主要是在西方文化和中華文化之間展開的，為(wei) 此他以一組觀念特征群的對照來凸顯兩(liang) 種文化的不同，分別從(cong) 本體(ti) 論、最高價(jia) 值、文化立場、宗教傾(qing) 向、政治價(jia) 值觀、對市場和資本的態度、民族主義(yi) 態度等七個(ge) 大方麵進行了比較（第28頁）。這其中大部分內(nei) 容沒什麽(me) 爭(zheng) 議，比如關(guan) 於(yu) 本體(ti) 論上社會(hui) 本位（中）與(yu) 個(ge) 人本位（西）的對比，最高價(jia) 值上關(guan) 於(yu) 社會(hui) 和諧（中）與(yu) 個(ge) 人自由（西）的對比。但有些內(nei) 容，比如中華文化主張大政府、民族主義(yi) 、文化多元主義(yi) ，而西方文化主張世界主義(yi) 、普世價(jia) 值、民族自卑感等，在理論上都值得進一步商榷。
    
    
    在對文化陣營結構的分析中，作者的一些論斷富有很強的現實性和啟發性。例如在康曉光看來，中華文化與(yu) 西方文化兩(liang) 大陣營都屬於(yu) 帶有民族性的跨階級聯盟；中華文化陣營精英的組成重心是黨(dang) 政官員，還有一些知識分子和經濟精英；西方文化陣營的精英的組成重心是經濟精英，還有經濟學和法學領域的知識分子；前者的主導階級是“國家階級”，代表民族利益；後者的主導階級是資產(chan) 階級；前者認同中華文化，帶有鮮明的文化民族主義(yi) 色彩；後者認同西方文化，鮮明地反對文化民族主義(yi) 。所以“中華文化陣營的主要對手是西方文化陣營，次要對手是東(dong) 方文化陣營，而民族主義(yi) 者、‘新左派’是‘中華文化陣營’的盟友”（第31頁）。
    
    
    當然，康曉光一再聲稱他所作的是關(guan) 於(yu) 理想類型的分析，和現實的經驗不一定能完全吻合。比如我們(men) 都熟知的官商勾結就是一個(ge) 普遍現象，這樣在現實中也就難以清晰地區分黨(dang) 政官員與(yu) 資產(chan) 階級的個(ge) 人身份。而類似“中華文化陣營是親(qin) 政府的”、“西方文化陣營則是反政府的”（第32頁）這樣一種推論也就不甚準確了。
    
    
    其實在後麵關(guan) 於(yu) “動力機製”部分的論述中，康曉光自己也看到了陣營站隊組合中的複雜性。例如他說：“資產(chan) 階級、改革派官員、親(qin) 西方知識分子，這三個(ge) 精英集團結成了聯盟，聯盟的基礎或共識就是市場經濟，以及對市場化帶來的利益的‘贏家通吃式’的分配方案。”（第46~47頁）這裏麵黨(dang) 政官員與(yu) 資產(chan) 階級又成了聯盟關(guan) 係了。這種國內(nei) 階級的複雜組合乃是源自於(yu) 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國際資本主義(yi) 的霸權擴張。在這一背景下，“跨國公司經理、跨國銀行家、發達國家的工人貴族、欠發達國家的買(mai) 辦及外資企業(ye) 管理人員形成了跨國集團，他們(men) 以自由國際經濟為(wei) 宗旨，依賴三邊委員會(hui) 和七國峰會(hui) 等公私國際組織，積極在政府中活動，比戰後大西洋霸權有更為(wei) 廣泛的政治基礎”（第40頁）。
    
    
    對於(yu) 中國而言，由於(yu) 共同的利益鏈條，國內(nei) 的市場化改革聯盟與(yu) 西方的霸權體(ti) 係已經形成一種裏應外合的互動局麵，經濟上的買(mai) 辦階級也必然成為(wei) 帝國主義(yi) 最為(wei) 忠實的“文化買(mai) 辦”。這種內(nei) 外勾結、小民遭殃的利益格局必然引起了社會(hui) 的文化危機和政府的合法性危機，這也就為(wei) 打響陣地戰、奪回文化領導權提供了空間和可能。
    
    
    另一方麵，借用亨廷頓對工具文化和終極文化的概念區分，康曉光認為(wei) ，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不斷提升，工具文化的成功使人們(men) 重新燃起對終極文化的信心。中華文化是一種典型的強勢型終極文化，在經曆近代的百般曲折之後回歸其自身乃是必然的趨勢。一個(ge) 偉(wei) 大的國家既需要發達的肌肉更需要強健的骨骼，既需要偉(wei) 岸的身軀更需要高尚的靈魂。康曉光引用費約翰在《喚醒中國：國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與(yu) 階級》一書(shu) 中的話說，“決(jue) 定民族命運的是政治，決(jue) 定政治方向的是文化，而決(jue) 定文化勝負的不是一時的多數，而是綱領、理論、意識形態的說服力”（第58頁）。在這一點上，民族性和文化性恰是對階級性和資本性的克服和提升。
    
    
    按照傳(chuan) 統馬克思主義(yi) 的觀點，經濟基礎決(jue) 定上層建築，文化也好意識形態也罷，都不過是經濟結構的反映而已。但康曉光卻要打破“經濟決(jue) 定論魔咒”的邏輯，提出“文化既是因變量也是自變量”，尤其是終極文化更具有超越技術和經濟變量的自主性和獨立性（第61~62頁）。理論的變革自然也帶來鬥爭(zheng) 方法的更新。與(yu) 以往的無產(chan) 階級革命不同，“王道”的核心就是掌握文化領導權，而社會(hui) 化正是中國傳(chuan) 統文化奪取文化領導權的必經之路。
    
    
    至此，作者完成了從(cong) 世界霸權體(ti) 係下國際資本對於(yu) 國家的碎片化撕裂到民族文化的複興(xing) 和國家重新整合的理論論證及戰略製定，而傳(chuan) 統文化複興(xing) 從(cong) 社會(hui) 運動到社會(hui) 化的轉變也就成了整個(ge) 過程中重要的一步。
    
    
    但相比於(yu) 康曉光的樂(le) 觀，我卻心存疑慮。看一看當下的現實就知道，改革開放以後所形成的以功利主義(yi) 為(wei) 主導的社會(hui) 化係統依然腐蝕著每一個(ge) 人的良心並塑造著我們(men) 這個(ge) 畸形的社會(hui) 。傳(chuan) 統文化雖然有助於(yu) 克治這種價(jia) 值危機，但畢竟還是讚同者多而信行者少。曆經百餘(yu) 年的批判和打倒，傳(chuan) 統文化的義(yi) 理係統和製度形式都湮沒已久、百廢待興(xing) ，而作為(wei) 傳(chuan) 統文化擔當者的儒家士大夫群體(ti) 更是少之又少、未成氣候。
    
    
    正如康曉光在附錄二的文章中所觀察到的，如今看似紅紅火火的文化複興(xing) 運動其實裏麵卻是魚龍混雜、泥沙俱下。真誠投入者雖不乏其人，但力量有限；而政府、媒體(ti) 、商家則更多是出於(yu) 投機目的才涉足其間，並非真誠熱愛傳(chuan) 統文化。這其中又可分為(wei) 商業(ye) 性投機、政治性投機、宗教性投機和聲望性投機（第419頁）。正是大量投機因素的存在，使得文化複興(xing) 運動更多的隻是表麵的風光，吸引人眼球的噱頭和新聞效應，踏踏實實的工作成績卻並不很多。
    
    亞(ya) 當斯密的自由主義(yi) 經濟學裏有“主觀為(wei) 自己、客觀為(wei) 他人”的“市場規律”，馬克思主義(yi) 裏也有曆史辯證法的“理性吊詭”，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複興(xing) 是否也要寄希望於(yu) 這種天真的願望上呢？肯定是不行的。流行的“文化搭台、經濟唱戲”口號便是事實最好的寫(xie) 照。真正的文化複興(xing) 絕不可能依靠那些葉公好龍式的投機分子來實現。孔子雲(yun) ：文武之道、布在方策，人存政舉(ju) 、人亡政息。隻有真正的信仰者才是可以依靠的力量。
    
    
    相形之下，傳(chuan) 統文化作為(wei) 一場社會(hui) 運動尚沒有完成其自身，即形成一支有綱領、有組織、有紀律、有資源、有人才的社會(hui) 力量，又何敢奢談作為(wei) 教化事業(ye) 的社會(hui) 化呢？俗語說：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根據康曉光對2008—2010這三年文化複興(xing) 運動的觀察，我認為(wei) 合適的評價(jia) 應該是“秀才造反、三年小成”。文化的陣地戰隻是剛剛打響，而我們(men) 還要很多的工作要做。我們(men) 的首要陣地應該是教育，我們(men) 的第一項任務就是去培養(yang) 儒學的人才。隻有先存在君子才會(hui) 有小人的風從(cong) ，才會(hui) 有社會(hui) 化的穩步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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