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五禮通考》整理本說到整理《讀禮通考》

作者：虞萬(wan) 裏（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特聘教授）

來源：《曆史文獻研究》第46輯

五禮文獻，散在經典、注疏、政書(shu) 、類書(shu) 、文集和專(zhuan) 著，浩瀚難檢，每爲學者所歎。朱熹已說，“禮樂(le) 廢壞二千餘(yu) 年，若以大數觀之，亦未爲遠，然已都無稽考處。後來須有一個(ge) 大大底人出來，盡數拆洗一番，但未知遠近在幾時”。此語爲吳必大在淳熙十五六年（戊申、己酉）所記，時朱熹年屆耳順，學問已臻極致，深刻認識到古禮難讀難治。但說要拆洗古禮重新編纂，“須有一個(ge) 大大底人”來做，不知在何時，當然不會(hui) 說是自己，可見其時雖深感需要卻未必有編纂《儀(yi) 禮經傳(chuan) 通解》（下簡稱“通解”）之設想。但其紹熙五年（1194）閏十月《上乞討論喪(sang) 服劄子》時，有門人致疑而未能折服，及後見《鄭誌》有明文，方知經文未備，而有待於(yu) 傳(chuan) 注之補充。於(yu) 是不數日即《上劄乞修三禮》，“欲以《儀(yi) 禮》爲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雜書(shu) 所載有及於(yu) 《禮》者，皆以附於(yu) 本經之下，具列注疏諸儒之說”，這應該就是《通解》屬稿的動議節點和撰著體(ti) 式，時距吳記已過五年。原來希望有一位“大大底人”來做，現在則當仁不讓，不得不出來承擔一個(ge) “大大底人”的曆史責任。

圖為(wei) 南宋刻本朱熹著《儀(yi) 禮經傳(chuan) 通解》書(shu) 影

朱子主持編纂的《通解》雖未能及身完成，但其將《儀(yi) 禮》《禮記》拆洗一番，並附以經史雜書(shu) 資料的纂例與(yu) 體(ti) 式，卻爲後來“大大底人”所繼承、修正與(yu) 發展。《通解》說拆洗《儀(yi) 禮》《禮記》，但還是按篇按類編録，如將《冠禮》《冠義(yi) 》，《昏禮》《昏義(yi) 》，《鄉(xiang) 飲酒禮》《鄉(xiang) 飲酒義(yi) 》等《禮記》中解釋《儀(yi) 禮》的篇章挨次編録，也將有聯係的相關(guan) 篇章匯集一卷，如《五宗》和《親(qin) 屬記》，《士相見禮》《士相見義(yi) 》和《投壺》，《學製》和《學義(yi) 》等。應該說，這僅(jin) 是拆“書(shu) ”而未拆“篇”。但到清代徐幹學居喪(sang) 讀禮，編纂《讀禮通考》（下簡稱“讀禮”），雖說“仿朱子《經傳(chuan) 通解》，兼采衆說，剖析其義(yi) ”，而實則已將《儀(yi) 禮》《禮記》有關(guan) 喪(sang) 禮祭祀篇章拆得更散，分得更細，編類更合理，征引的資料也更多。《通解》喪(sang) 禮不過二十卷，《讀禮》則有一百二十卷，所以論功績，徐幹學無疑是朱文公之後一位“大大底人”。唯一不足者，他是居喪(sang) 讀禮而纂輯喪(sang) 禮，未及吉、嘉、賓、軍(jun) 和凶禮中的荒禮、劄禮、災禮等內(nei) 容。所以朱彝尊序《讀禮》而勸徐氏“並修吉、軍(jun) 、賓、嘉四禮，庶成完書(shu) ”。徐氏欣然接受朱彝尊建議，著手編定體(ti) 例，可惜方事排纂卻遽然逝世。

《通解》與(yu) 《讀禮》所留下的缺陷與(yu) 遺憾，由秦蕙田的《五禮通考》（下簡稱“通考”）來彌補。秦氏纂著《通考》距徐氏《讀禮》僅(jin) 三十餘(yu) 年，但其自期甚高，謂“吾之爲此，蓋將以繼朱子之誌耳，豈徒欲作徐氏之功臣哉”。《通考》以“五禮”名，意欲統括吉、嘉、賓、軍(jun) 、凶之禮於(yu) 一書(shu) 。今其書(shu) 二百六十二卷，凶禮僅(jin) 十七卷，吉、嘉、賓、軍(jun) 占二百四十五卷，紹繼朱書(shu) 意圖甚爲明確。但凶禮十七卷，多是補充《讀禮》所未備。因此《通考》既是“繼朱子之誌”，亦是“作徐氏之功臣”。

五禮之名，首見於(yu) 《舜典》，《周禮·大宗伯》鄭玄著其吉、凶、軍(jun) 、賓、嘉之目，而《大司徒》鄭玄引鄭司農(nong) 說序次則爲吉、凶、賓、嘉、軍(jun) ，可見當時並無恒定序次。唐代《開元禮》序五禮爲吉、嘉、賓、軍(jun) 、凶，杜佑《通典》承之。秦氏《通考》亦依仿《開元禮》首以吉禮，殿以凶禮，於(yu) 凡例中明各禮之所屬。又撰《禮經作述源流》《禮製因革》二篇四卷置前，統領全書(shu) 。五禮中吉禮有一百二十七卷，幾占其書(shu) 之半，諸凡圜丘祀天、方丘祭地、日月星辰、五帝明堂、社稷城隍、四望山川、宗廟製度、時享禘祫，以至先代帝王、先聖先師與(yu) 功臣賢臣之配享，可謂無所不包。嘉禮九十二卷，從(cong) 帝王之即位改元上尊號，朝禮、尊親(qin) 禮、飲食禮、冠昏饗燕、射禮學禮，以至觀象授時、體(ti) 國經野、設官分職，上自天子，下至庶民，凡涉人倫(lun) 日常，皆有可依循之禮。賓禮、軍(jun) 禮各十三卷，前者以天子與(yu) 諸侯朝聘會(hui) 同爲主，兼及諸侯間之會(hui) 盟交聘，更涉追尊二王三恪；後者以軍(jun) 製出師爲主，兼及田獵馬政。唯凶禮十七卷，除去論荒禮、劄禮、災禮等六卷，有關(guan) 喪(sang) 禮者僅(jin) 十一卷。統觀全書(shu) ，凡維持天地人倫(lun) 間生存所必需者，從(cong) 殷商之禮俗發展爲姬周之禮製的各種度數、節儀(yi) ，乃至後世因時隨勢而因革與(yu) 新增之各種度數、節儀(yi) ，大多收攝其中，並附以曆代學者持論之異同，曆代禮製之承襲與(yu) 變化。《通考》經始於(yu) 雍正二年（1724），告成於(yu) 乾隆二十六年（1761），前後達三十八年，成文五百餘(yu) 萬(wan) 字，不得不推爲一代之大製作，秦蕙田及其參與(yu) 其書(shu) 之錢大昕、戴震也不得不推爲朱熹所謂的“大大底人”。

《通考》成書(shu) 至今二百六十年，先有乾隆二十六年（1761）味經窩刊本，旋被四庫館臣收入《四庫全書(shu) 》，至光緒六年（1880）有江蘇書(shu) 局重刊本，二十二年（1896）有湖南新化三味堂刊本。光緒之後一百多年間，以我之陋見寡聞，學術著作和論文中很少引述此書(shu) ，也始終未有整理本。民初廢經，社會(hui) 動蕩，禮學束閣，固是一因，而《四庫》本難見和線裝書(shu) 流行不廣也是客觀事實。但更重要的是此書(shu) 包容天地，牢籠萬(wan) 有，征引鴻富，整理排印，實屬不易。這套由方向東(dong) 、王鍔兩(liang) 位教授領銜整理、中華書(shu) 局出版的二十冊(ce) 《五禮通考》，發軔於(yu) 2005年，曆經十五年方始與(yu) 讀者見麵，可以想見艱辛之程度。

圖為(wei) 中華書(shu) 局本《五禮通考》

點校本《通考》在比勘多種版本和稿抄本基礎上，以文淵閣《四庫全書(shu) 》本爲底本，通校味經窩初印本、乾隆通行本和光緒六年本，其工作字數已在二千萬(wan) 以上。《通考》征引文獻量極大，諸如十三經、二十二史、《通典》《文獻通考》《冊(ce) 府元龜》《唐開元禮》等是其所常用，整理者皆一一校核，無疑又增加數百萬(wan) 字工作量。更有甚者，《通考》之《開元禮》轉引自《通典》，發現異同舛訛，還須覆核《唐開元禮》或《文獻通考》，無疑又增加了工作量。如此對校、他校，參互核對，致使全書(shu) 校記達6000條左右，足見整理者比勘、校核之繁複與(yu) 繁重。

如此內(nei) 容複雜、篇幅龐大之書(shu) ，整理者還選用了最複雜的標點符號係統，即加標專(zhuan) 名線。凡有古籍整理經驗者，皆知專(zhuan) 名線之加標對讀者閲讀提供無限方便，對自己卻是一件徒添無限麻煩，且往往吃力不討好、授人以柄的工作。一部大書(shu) 的整理，從(cong) 初點通校、覆核通稿，到打印成稿送出版社，再經校樣三校次通讀，這點校和編輯兩(liang) 個(ge) 團隊先後所花的精力，無論外行內(nei) 行，都可以想見。王鍔兄在與(yu) 我交流心得時曾發給我的工作稿打印本照片有二十八冊(ce) 之多，使我望而生畏；而今出版後精裝二十冊(ce) 的新書(shu) 放在書(shu) 桌前，使我油然升起一種敬仰之情。兩(liang) 位主事者都是我的好友，王鍔先生從(cong) 撰著《三禮研究論著提要》起，在禮學文獻，尤其是《禮記》資料匯集和研究中，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不僅(jin) 是《禮記成書(shu) 考》爲《禮記》研究者必讀之書(shu) ，近出《曲禮注疏長編》可覘其所下功夫，而《禮記鄭注匯校》《禮記版本研究》更可見其研究之深度。方向東(dong) 先生之《大戴禮記匯校集解》早已成禮學研究者案頭必備之書(shu) ，而其用十餘(yu) 年時間獨立校勘的阮刻《十三經注疏》上千萬(wan) 字之巨著也已成稿付梓行將與(yu) 讀者見麵。以兩(liang) 位在禮學文獻上用功之深和成就之大，而合力整理點校龐大、艱深的《五禮通考》，亦可謂適得其人。今新點校本《通考》之麵世，重新溫習(xi) 朱熹語録、徐幹學序跋及兩(liang) 家原書(shu) ，隱約使我感到，即使不說兩(liang) 位主事者是朱熹所謂“大大底人”，至少在我的心目中是“大底人”，因爲他們(men) 確實爲禮學文獻做出了大的貢獻。

《通考》整理本有一個(ge) 最值得稱道者，即是目録的編製。一部二十冊(ce) 大書(shu) ，節目層次較多，如何使讀者方便閲讀與(yu) 檢索，非常重要。整理本先在第一冊(ce) 編製二十冊(ce) 一級二級目録，而後在每一冊(ce) 前重新編製本冊(ce) 一級二級三級目録，不憚重複，冀使整書(shu) 結構完全呈現。在書(shu) 脊上既標示全書(shu) 次第，又加標五禮的序次與(yu) 冊(ce) 數，使取用者可以直接從(cong) 書(shu) 脊上抽取想要的內(nei) 容，而不至展卷沒有標目。由於(yu) 整理者和編輯周全的考慮，所以讀者在使用中就非常方便。書(shu) 後附有“校勘引用書(shu) 目”，輯出秦氏引用書(shu) 目，注明校勘所用版本，以便讀者按覆。全書(shu) 版式疏朗，宋體(ti) 大字和仿宋小字相間，眉目清楚。這些都值得表揭稱揚。

一部數百萬(wan) 字的古籍新整理本問世，需求者大多希望知道該書(shu) 的點校質量，這是人同此心的自然想法。任何一部古籍整理本，讀者各自從(cong) 不同的角度和要求省視，不可能沒有一點瑕疵。我乍覽初讀，尚未發現大的斷句問題，隻就個(ge) 別文句語氣的枝節問題，提出與(yu) 整理者和古籍愛好者討論。

標點古籍，斷句當然重要，但文句語氣長短之間也關(guan) 乎一定的文意文勢。我在四十年前整理《馬一浮集》曾有過這樣的追求，認爲最高層次的斷句是與(yu) 作者的用語習(xi) 慣一致。這當然要深切體(ti) 味作者遣詞造句的習(xi) 慣，而不僅(jin) 僅(jin) 是爲讀者提供閲讀方便。以這種要求審視本書(shu) ，我覺得有些文句點得略顯短了，僅(jin) 摘引如下：

卷二吉禮《圜丘祀天》引《文獻通考》：

於(yu) 是意禘之所祀者，亦天也，故盡以爲祀天。（第一冊(ce) ，第174—175頁，下同）

太史公作《封禪書(shu) 》，所序者，秦、漢間不經之祠……

至班孟堅，則直名其書(shu) 曰《郊祀誌》，蓋漢世以三代之所謂郊祀者，祀太一、五帝，於(yu) 是……

六天之說，遷、固誌之，則其謬，亦非始於(yu) 康成也。

以上四句“亦天也”“所序者”之前的逗號，“至班孟堅”“則其謬”之後的逗號如果去掉不加，文句語氣似乎更加順暢而連貫。中華書(shu) 局標點本“亦天也”前不斷，可參；“所序者”、“至班孟堅”（第四冊(ce) ，第2077頁）二句皆獨立，可商。又同上引蔡德晉說：

禘與(yu) 祖、宗，非祭天之名。帝嚳及武王於(yu) 周末未嚐有配天之事，不得謂冬至圜丘爲禘，以嚳配；（第一冊(ce) ，175頁，下同）

《祭法》之禘，與(yu) 《大傳(chuan) 》《小紀》之禘，其義(yi) 則一，不得以《祭法》之禘，爲祀天圜丘；以《大傳(chuan) 》《小紀》之禘，爲正月祀感生帝於(yu) 郊也。

以上“圜丘祀天”一節主要圍繞鄭玄、王肅關(guan) 於(yu) 禘、郊、祖、宗的異說討論。禘是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祖配之；郊是郊天以祖配食；祖是祖有功；宗是宗有德。因此，禘、祖、宗都是宗廟之祭，郊則是祀天之祭。鄭玄以《祭法》有“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禘”在“郊”上，遂以爲禘大於(yu) 郊，謂禘爲圜丘，與(yu) 郊爲二。後儒多不從(cong) ，故蔡氏雲(yun) “禘與(yu) 祖、宗非祭天之名”，是“宗”後逗號一點，文意語氣就割裂了。後麵“以嚳配”前之逗號也可去掉，此句文意是：禘黃帝以嚳配也。如果去逗號，“非祭天之名”後句號改爲逗號，整句意思就很明白緊湊。第二句，前麵兩(liang) 個(ge) “之禘”後都用逗號，顯得氣急而短，因後文是指示代詞“其”，前麵又有連詞“與(yu) ”，則前一“禘”後逗號刪去不用，讓連詞“與(yu) ”發揮真正作用，語氣也正常。後麵兩(liang) 個(ge) “之禘”後的逗號若去掉，文氣也通暢了。

我這麽(me) 主觀武斷地刪除逗號，固然是吹毛求疵，因爲原文標點並不能算錯。但我確實是在借《通考》的標點，來討論一個(ge) 古籍整理、標點過程中比較常見的現象。近代整理、標點古籍也有階段性：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王雲(yun) 五主持《叢(cong) 書(shu) 集成初編》，請人標點排印了很多古籍。那時是句外圈斷法，主要幫助閲讀，所以隨閲讀的語氣而停頓，在詞組、短語後都點斷。今天來看《叢(cong) 書(shu) 集成初編》標點本，不免顯得句短氣促。五六十年代以後由中華書(shu) 局主持的古籍整理，用新式標點，已傾(qing) 向考慮語法的主謂賓成份，考慮句子句意的完整性，所以不再過多地點斷。但近數十年的古籍整理是遍地開花，各行其是，沒有標準，所以隨語氣停頓而加逗號的情況仍然不少。這種句讀語氣在施行新式標點時怎樣掌握，希望引起更深入的討論，我這裏隻是提出個(ge) 人不成熟的看法。

校勘是整理的重要一環。卷二百二十五賓禮“三恪二王後”有引《通典》“三恪議”一段話（第十七冊(ce) ，第10792頁）：

三恪二王之義(yi) ，有三說焉。一雲(yun) 二王之前更立三代之後爲三恪……一雲(yun) 二王之前但立一代，通二王爲三恪……三雲(yun) 二王之後爲一恪，妻之父母爲一恪，夷狄之君爲三恪。

一雲(yun) 、一雲(yun) 、三雲(yun) ，顯然不順，但《四庫》本確實如此。我不知味經窩和江蘇書(shu) 局本作什麽(me) ，但《四庫》本《通典》則作“一雲(yun) ……二雲(yun) ，三王之前……三雲(yun) ……”，“三王”顯爲“二王”之誤，然“二雲(yun) ”則是順次“一雲(yun) ”而言。王文錦點校本用浙江書(shu) 局本爲底本，通校北宋本、傅校本、明刻本和殿本，此處不出校記，可見諸本皆作“二雲(yun) ，二王之前”無誤（中華點校本第2029頁），顯係秦氏引録或轉抄之誤。故此處似應出校改正。

《通考》卷末“校勘引用書(shu) 目”有雙重作用，一則可覘秦氏所引用之書(shu) 籍，二則可知整理者所校勘之書(shu) 籍。唯其中說王圻《續文獻通考》用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本，似不確切。因浙江古籍當年所影印者係據商務印書(shu) 館的十通本，《十通》中收入清嵇璜等所撰的《續文獻通考》，而未收王圻《續通考》，王書(shu) 1986年由現代出版社影印出版。當然，秦書(shu) 確曾多次引用王圻《續通考》。

圖為(wei) 石渠閣藏版馬端臨(lin) 著《文獻通考》書(shu) 影

圍繞《通考》點校本的出版，我還想談幾個(ge) 衍生的問題，這是我一直在思考關(guan) 注的，或許廣大讀者與(yu) 我有同樣的思考關(guan) 注，甚至有切身的體(ti) 會(hui) 。

第一是關(guan) 於(yu) 古籍整理的學術含量問題。學者整理古籍的成果，一般都不被計入高校研究機構工作量。其實這也是行政管理一刀切的弊病。古籍整理之難易程度，確可有天壤之別。易者可隨口逐目點讀而下，難者則勘同求義(yi) 百思不得其解。相對而言，一般古小說較易，經解尤其是像喪(sang) 服服製的爭(zheng) 論文字較難，爲其必須在九族與(yu) 五服中沉思打轉。內(nei) 容單一的易，內(nei) 容龐雜且繁複的較難，當然一書(shu) 之中，亦有難易，無法簡單評判。內(nei) 容難易之外，還有一個(ge) 整理層次的因素，有的書(shu) 是第一次整理，有的則是第二次、第三次整理，首次整理難，重新整理相對較易。如果能夠正確區分所整理的古籍內(nei) 容和層次，不難估算其學術含量。就《通考》之內(nei) 容言，這簡直就是一部無所不包的大書(shu) ，姑不論天文地理，其人事也溯自遠古的三皇五帝，近切曆代百姓的婚冠喪(sang) 祭日常生活，更有相當部分祭祀所及的“鬼神情狀”。就其整理層次言，《通考》係首次整理，其中十三經、二十二史、《通典》和朱熹、二程、張載等書(shu) ，已有標點本可參，而更多的如聶崇義(yi) 《三禮圖集注》、衛湜《禮記集說》、羅泌《路史》、陳祥道《禮書(shu) 》、俞森《荒政叢(cong) 書(shu) 》、王圻《續文獻通考》、應撝謙《禮樂(le) 匯編》、徐幹學《讀禮通考》和《政和五禮新儀(yi) 》《大金集禮》《明會(hui) 典》《明集禮》《山堂考索》《杭州府誌》《欽定義(yi) 疏》等大著作，以及趙匡、鄭鍔、敖繼公、郝敬、何楷、張爾岐、薑兆錫、盛世佐、華學泉、蔡德晉、方苞、沈彤等個(ge) 人專(zhuan) 著，在整理之初皆尚未有整理本，無可依傍。所以，整理者所花精力可以想見。

第二是古籍整理中選用的工作底本問題。因爲《通考》選擇了《四庫》本作爲工作底本，我就借此談一下《四庫》本的優(you) 劣。先幫助，整理者在前言中對《通考》各種版本已有評判，而我絶無意來評判《通考》各本優(you) 劣，隻想從(cong) 《四庫》本本身談一些想法。遙憶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高考恢複後，碩博士逐漸寫(xie) 出其論文，畢業(ye) 照例要請老先生來當答辯委員。我聽到好多故事，說某某老先生在答辯會(hui) 訓斥某學生用《四庫》本和《叢(cong) 書(shu) 集成初編》本，把學生訓得目瞪口呆，懵若木雞。八十年代開始，古籍整理蓬勃興(xing) 起，一九八七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台灣商務印書(shu) 館的《文淵閣四庫全書(shu) 》，一時研究《四庫》的論文、專(zhuan) 書(shu) 如雨後春筍，就此也形成一種傾(qing) 向：《四庫》本不易作爲工作本和校勘本，因爲它是清朝高壓政策和文字獄籠罩下的産物。《四庫》本之爛，幾乎是異口同聲。我並不否認，《四庫》本有大量清諱，諱帝王名諱，諱清廷違礙字詞，或闕筆，或改易，或刪削，改易刪削或多或少，不一而足。更有爲賺取抄寫(xie) 酬金而故意刊落整篇文章者，此就楊訥、李曉明據文津閣《四庫全書(shu) 》所補的《文淵閣四庫全書(shu) 補遺（集部）》已足以幫助問題。但即便如此，《四庫》本是否已一無是處，不可用作工作本和校勘本了，回答當然是否定的。我們(men) 就四庫館臣從(cong) 《永樂(le) 大典》中輯佚和各地進呈的古籍中精心挑選、補充的程序看，其入選的著作至少在館臣們(men) 主觀的意識中是最好或不錯的版本，如內(nei) 府藏本或刊本、浙江範懋柱天一閣藏本、兩(liang) 淮馬裕家藏本、浙江鮑士恭家藏本等。將浙本《四庫全書(shu) 總目》所列版本和邵懿辰、邵章《增訂四庫簡明目録標注》參校，固然有不少優(you) 於(yu) 《四庫》選用本者，但很多是當時未能獲得的緣故。《四庫》在抄寫(xie) 前還經過一定校勘，改正明顯錯訛。《四庫》本確實有種種人爲造成的不足，甚至錯誤，但卻不至於(yu) 差到爛到不可用的地步。至於(yu) 《叢(cong) 書(shu) 集成》本，當年出版界奇人王雲(yun) 五在短短幾年中推出四千餘(yu) 種四千餘(yu) 冊(ce) ，都是在明清數千種叢(cong) 書(shu) 中選録一百種珍稀和精校精刊叢(cong) 書(shu) ，再從(cong) 一百部叢(cong) 書(shu) 中經比較後選定的最佳本子，隻是有的經過快速的圈斷、排印，不免出現這樣那樣的錯訛，句讀也如前所說過分細碎。但必須明確，《叢(cong) 集》中有許多是影印本，保存了原來的精校精刊的樣貌。即便圈斷的古籍有排印和標點錯誤，你能說影印部分的古籍也同樣不能用？它與(yu) 你直接引用清代精校精刊的線裝本叢(cong) 書(shu) 有什麽(me) 差別？所以，不調查，不親(qin) 檢，不研究而人雲(yun) 亦雲(yun) 的偏激訓斥不免顯得可笑。更站在研究生立場，當年除了《叢(cong) 集》和後來的《四庫》是開放或開架的，很多線裝書(shu) 很難借閲，你叫他從(cong) 何引述？我供職《漢大》，日日翻檢《四庫》《叢(cong) 集》《四部叢(cong) 刊》《四部備要》等叢(cong) 書(shu) ，而又時常聽說這些故事，也不免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第三是《通考》與(yu) 《讀禮》之關(guan) 係問題。《通考》整理本之出版，是禮學文獻整理工作中的一件大事，在慶賀之餘(yu) ，我更進一步想到它與(yu) 《讀禮》的關(guan) 係。秦氏在凡例中指出徐幹學之《讀禮通考》，於(yu) “古禮則倣《經傳(chuan) 通解》，兼采衆說，詳加折衷；曆代則一本正史，參以《通典》《通考》，廣爲搜集。庶幾朱子遺意，所關(guan) 經國善俗，厥功甚钜。惜乎吉、嘉、賓、軍(jun) 四禮屬草未就。是書(shu) 因其體(ti) 例，依《通典》五禮次第，編輯吉禮如幹卷，嘉禮如幹卷，賓禮如幹卷，軍(jun) 禮及凶禮如幹卷”。他指出徐氏《讀禮》是仿朱子遺意，“厥功甚巨”，但隻有凶禮而無吉、嘉、賓、軍(jun) 四禮，而自己的《通考》則是依仿《通典》五禮次第，纂輯吉禮、嘉、賓、軍(jun) 各若幹卷。書(shu) 名“五禮”，此條凡例隻提四禮而不言凶禮，今《通考》有凶禮，但卻隻有十七卷，占全書(shu) 6.5%。以凶禮中喪(sang) 禮在古禮中之重要性和日常生活所涉範圍而言，不成比例，且《讀禮》纂輯喪(sang) 禮竟有一百二十卷之多！徐氏自言其書(shu) 是“上自王朝，下迄民俗，前自三古，後迄於(yu) 今，凡簡籍中所載有及於(yu) 喪(sang) 禮者無不采入”，誠可謂備載古今喪(sang) 禮文獻於(yu) 一書(shu) 。如若將《通考》中有關(guan) 喪(sang) 禮內(nei) 容與(yu) 《讀禮》對勘，《讀禮》先列三卷喪(sang) 期表，將《儀(yi) 禮》《唐律》以下至《明會(hui) 典》和清代之喪(sang) 期作一比較；次將《喪(sang) 服》《服傳(chuan) 》和《儀(yi) 禮》《禮記》及兩(liang) 禮注疏、《通典》《開元禮》《唐律》《開寶禮》《政和禮》《家禮》《宋會(hui) 要》《明會(hui) 典》《明集禮》《明律》等文獻中所涉之五服按斬衰三年、齊衰三年，齊衰杖期、齊衰不杖期、齊衰五月、齊衰三月、大功九月、小功五月、緦麻三月、三殤服製依次排列，逐條疏解，附以諸家解說，所以篇幅繁重。《讀禮》所列五服已極其繁細，《通考》節目大致沿襲，所增僅(jin) “齊衰無受”“繐衰葬除之”二節。比較兩(liang) 書(shu) 所征引諸家之說，最基本的文獻如二禮注、疏，兩(liang) 書(shu) 都引，隻是側(ce) 重或有不同，故征引文字亦略有錯綜。此後則《讀禮》已引録，《通考》一般不再重複，即使重複，也意有別指，或必須重申。《通考》重點，在於(yu) 增補《讀禮》引而未詳或未及見之文獻，如“齊衰三年”節在“父卒則爲母”下，《讀禮》引鄭注“尊得申也”，以下引賈疏、馬融、陳祥道、敖繼公、萬(wan) 斯同之說。《通考》引鄭注同，引賈疏文字略有異同，而不再引馬融、陳祥道、萬(wan) 斯同說，引敖繼公文，多“其女子子在室者爲此服”雲(yun) 雲(yun) 四十五字，尤其是“注‘尊得伸’者，謂至尊不在，則無所屈而得伸其私尊也”一語，專(zhuan) 解釋鄭注，可資理解經文，故引而補充之。複引薑兆錫說與(yu) 《欽定義(yi) 疏》一大段，最後秦氏自下按語。下“繼母如母”句，兩(liang) 書(shu) 皆引賈疏，文字、視角略有不同。《讀禮》引《齊東(dong) 野語》何自然爲繼母周氏服喪(sang) 一事爲例，並補以“《開元禮》《政和禮》同，《書(shu) 儀(yi) 》闕，《家禮》《明集禮》同，《明會(hui) 典》蓋斬衰三年，今律文同”一語，先事例，後律文，已屬完整。《通考》則補敖繼公、郝敬說與(yu) 《喪(sang) 服小記》“顔氏曰：繼母如母，以配父也”一節，又補汪琬說與(yu) 《欽定義(yi) 疏》二段。至如“慈母如母”句，《通考》補盛世佐、吳澄、顧炎武、張爾岐、薑兆錫、《欽定義(yi) 疏》及秦氏按語，約二千字，皆《讀禮》所未及。

《讀禮》引張爾岐僅(jin) 四次，出於(yu) 張之《續篤終論》《謹俗論》二篇，張氏《儀(yi) 禮鄭注句讀》至乾隆八年方刊，故未征引。至薑兆錫、盛世佐之書(shu) ，皆成於(yu) 徐氏之後，自不及引用，秦氏遂一一補之。

喪(sang) 期之後，《讀禮》有與(yu) 天子有關(guan) 的“國恤”和“心喪(sang) ”，一般著作少有解釋，《通考》略而未補。《讀禮》自卷三十以後爲“喪(sang) 服”，專(zhuan) 釋喪(sang) 服器物；自卷三十八以後爲“喪(sang) 儀(yi) 節”，專(zhuan) 釋生病將逝至祥禫期滿以及吉祭過程中上自天子下至庶民的所有儀(yi) 節。再次是葬考、喪(sang) 具，而後是變禮、喪(sang) 製等。立目詳贍齊全，少有遺漏，《通考》亦未一一對應立目增補。而是於(yu) 喪(sang) 服的“緦麻”之後，搜輯《喪(sang) 服記》《士喪(sang) 禮》《既夕禮》《士虞禮》中所記而《讀禮》未詳可補可議者，匯成四卷，最後殿以方苞《儀(yi) 禮喪(sang) 服或問》。總之，《通考》補《讀禮》之未備，極爲明確。秦蕙田對此也有明確表示，上引凡例同條後說“合徐書(shu) ，而大宗伯之五禮古今沿革，本末源流，異同失得之故，鹹有考焉”，言下之意是，《通考》必須合《讀禮》，而後五禮備。我曾思考秦氏所以直言繼朱文公《通解》，是因爲《通解》是將禮學文獻相近相同之篇匯集一起，《通考》則進一步拆散，並增補很多資料，此“述作”之意實實在在。而所以先言“不欲作徐氏功臣”，後言須“合徐書(shu) ”方成全璧，是因爲《讀禮》已經拆散篇章，類聚經文，《通考》若按前四禮體(ti) 式，勢必大部分是在抄纂徐書(shu) ，再補以徐氏未見文獻。喪(sang) 服、喪(sang) 期，雍正、乾隆間有新學術成果出現，而葬考、喪(sang) 具等，補無可補，索性不列其目，由此造成最繁複的喪(sang) 禮反而卷帙最少的形態。

圖為(wei) 清康熙冠山堂寫(xie) 刻本徐幹學著《讀禮通考》書(shu) 影

鑒此，就乾隆以前的五禮文獻而言，必須將徐氏《讀禮》和秦氏《通考》合觀，方爲完備。換言之，《通考》的整理出版，僅(jin) 是五禮文獻之大部分，而非全部，還須將徐氏《讀禮》也整理出版，方成“完帙”。這就需要朱熹所謂又一個(ge) “大大底人”站出來承擔。方、王兩(liang) 先生是否願意承擔，這要看他們(men) 手中工作情況，但作爲出版界老大也是出版《通考》的中華書(shu) 局，應該籌措考慮合適人選，盡快啓動這一項目。再推而論之，秦氏之後亦即乾隆以還，有關(guan) 五禮的考訂又湧現出很多優(you) 秀專(zhuan) 著、筆記和論文，正續《清經解》已收入不少，而在阮、王經解之外，更有大量已刊未刊著作散在各處，這又需要有一個(ge) “大大底人”挺身出來擔當重任，纂輯成書(shu) ，再將“禮之沿革，說之同異”，匯聚一處，綱目各得其宜，以續《讀禮》《通考》二書(shu) ，庶使清以前的五禮文獻匯成淵藪，庶使展卷可閲，一索即得，如朱子所說使學者有一“稽考處”，這是禮學文獻匯編必不可少的工作，也是廣大禮學研究者翹首以待的一部大書(shu) 。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