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三統論之演進——從(cong) 董仲舒到何休

作者：高瑞傑（上海師範大學哲學與(yu) 法政學院講師）

來源：《哲學分析》，2021年第3期

摘要：漢儒董仲舒創三統說，強調聖王受命應天，必須依據黑白赤三統循環往複，實兼禮儀(yi) 象征義(yi) 與(yu) 實質變革義(yi) ；又將《春秋》納入三統譜係中，以《春秋》當新王，存商、周為(wei) 二王後，並匹配一整套政教製度設計，使得《春秋》可為(wei) 漢治所取法。然其強調漢治亦當用夏教，實無法擺脫其失道覆亡之命運。經過緯書(shu) 、《白虎通》諸說之推闡，直至漢末，何休《春秋》三統說在凸顯三正之政教意涵的基礎上，強調《春秋》兼通三王之義(yi) ，又將文質論納於(yu) 三世說體(ti) 係內(nei) ，使《春秋》之法文質兼備，無失道之弊，堪為(wei) 漢世所取法。自此，漢代今文學視域下的三統論思想更為(wei) 成熟，影響可謂深遠。

摘要：董仲舒；三統論；文質論；《春秋》；何休

三統論強調先代聖王受命更嬗，遵循黑、白、赤三統循環更替規律運行，並匹配相應的政教符號，以應天命。此由漢儒董仲舒所創獲，並成為(wei) 一套獨特的曆史哲學1，漢末公羊家何休又張大而變易之，公羊學三統說日趨細密完善，影響可謂深遠。

一、董仲舒三統論之推闡

《漢書(shu) ·五行誌》載“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為(wei) 儒者宗”，將《春秋》與(yu) “陰陽”二者相結合，可謂董仲舒思想的綱維所在。董仲舒麵對漢世政權合法性及治道恒常性的問難2，以為(wei) “求王道之端”當本之《春秋》，申《春秋》“改製”諸義(yi) 3，並且一方麵揭櫫先王政教恒常之道，另一方麵又點明漢治的具體(ti) 舉(ju) 措，最終打動漢武帝，使其下決(jue) 心以儒術更化漢治，實現儒學官學化轉向。其對天道與(yu) 政教之勾連主要本於(yu) “天人感應”說，而三統、三教論則是連接先王政教與(yu) 漢治實踐的關(guan) 鍵理論，以下詳述之。

首先，董仲舒將先王政教譜係大致分為(wei) 兩(liang) 種形態：“繼治世”與(yu) “繼亂(luan) 世”。其“天人三策”雲(yun) ：

道者萬(wan) 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舉(ju) 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救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亡為(wei) 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yu) 盡循堯道，何更為(wei) 哉!故王者有改製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救，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yu) 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yu) 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yu) 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於(yu) 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luan) 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luan) 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4

禹以上聖王時代為(wei) 治世，治世聖聖相因，篤誌守道，道未有失，政亦無弊；自禹以降三王時代為(wei) 亂(luan) 世，道漸有偏弊，故末世常有失道亂(luan) 政之事，繼起之王需更作損益，以救道之失。不過，王道本身“萬(wan) 世無弊”，後王有救弊之舉(ju) 實因於(yu) 失道。

其次，無論是“繼治世”還是“繼亂(luan) 世”，王者始受命，皆當改正朔，進行象征性地儀(yi) 式性改作，明其受命於(yu) 天，故正朔之改實為(wei) 常道，當貫徹始終。其目的有二：一為(wei) “顯揚天誌”5，二為(wei) “革民耳目”6，《春秋繁露·三代改製質文》載：“《春秋》曰：‘王正月。’《傳(chuan) 》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為(wei) 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以謂之王正月?曰：王者必受命而後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製禮樂(le) ，一統於(yu) 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繼人，通以己受之於(yu) 天也。”7可知董仲舒此論當本於(yu) 《春秋》，《春秋》於(yu) 周春三月(即建子、建醜(chou) 、建寅)每月書(shu) 王，分別代表夏、商、周三王之正朔，此即所謂“三正說”，既體(ti) 現出重本尊始的政教意涵，且溯其源又本於(yu) 天道。

再次，改正朔雖然通賅治世與(yu) 亂(luan) 世，然而細析之，禹以上為(wei) 治世，其改正朔為(wei) 順承天命，更側(ce) 重象征性意義(yi) ；三王以降為(wei) 亂(luan) 世，其治皆有偏弊，於(yu) 是產(chan) 生三教與(yu) 文質之判，使三正遞嬗不僅(jin) 有“變易民心”“顯揚天誌”等象征義(yi) ，亦有實質性變革義(yi) 。黑、白、赤三統與(yu) 忠、敬、文三教相結合，使得每一統皆匹配相應政教製度，以救前代之失，並周而複始。由此而言，董仲舒三統論思想實可兼象征義(yi) 與(yu) 實質義(yi) 兩(liang) 重意涵。8

需要指出，董仲舒於(yu) 《春秋繁露·三代改製質文》中先詳論黑白赤三統說，指出此為(wei) 天下之正法，隨即申《春秋》三統之義(yi) ：上黜夏，下存周，以《春秋》當新王。強調《春秋》當繼周而為(wei) 新王，並亦有一套完整的政教製度設計與(yu) 之相配套，其核心即為(wei) 回應“《春秋》何以當新王”的疑惑。9董仲舒其時漢代經學尚處初建時期，孔子素王說、《春秋》新王說等說皆待其推闡，故《春秋》何以可當新王，自然頗為(wei) 人所質疑。而三統論本自《春秋》而發，則《春秋》於(yu) 聖王三統譜係中當有一席之地，又與(yu) 三教說相結合，其法當損周文而用夏忠教，此既可樹立《春秋》於(yu) 三統譜係中的地位，亦可為(wei) 漢治指明道路。董氏堅執此說，可謂用心良苦。

在此基礎上，董仲舒進一步對聖王譜係皆作安置，形成其頗具動態、差等特色的三統論：

故湯受命而王，應天變夏，作殷號，時正白統，親(qin) 夏、故虞，絀唐，謂之帝堯，以神農(nong) 為(wei) 赤帝，作宮邑於(yu) 下洛之陽，名相官曰尹，作濩樂(le) 、製質禮以奉天。

(周)文王受命而王，應天變殷，作周號，時正赤統，親(qin) 殷、故夏，絀虞，謂之帝舜，以軒轅為(wei) 黃帝，推神農(nong) 以為(wei) 九皇，作宮邑於(yu) 豐(feng) ，名相官曰宰，作武樂(le) 、製文禮以奉天……

故《春秋》應天作新王之事，時正黑統，王魯，尚黑，絀夏、親(qin) 周、故宋，樂(le) 宜親(qin) 《招武》，故以虞錄親(qin) ，爵製宜商，合伯子男為(wei) 一等……《春秋》作新王之事，變周之製，當正黑統。而殷周為(wei) 王者之後，絀夏改號禹謂之帝，錄其後以小國。故曰：絀夏、存周，以《春秋》當新王。不以杞侯，弗同王者之後也。10

此三統論可分兩(liang) 個(ge) 層次：籠統而言，據《春秋》而釋三代聖王，即以商、周、《春秋》三代為(wei) 三統，論其應天改製黜陟之事，後世公羊家論“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之三統說，蓋由此而來。析言之，其三統論又頗具動態化功能，即三代當據時王而變，而各溯其前二代聖王。以商而言，其二王後為(wei) 夏和虞，黜更遠一代唐堯為(wei) 五帝(分別為(wei) 神農(nong) 、黃帝、顓頊、帝嚳、堯)，則伏羲當為(wei) 九皇。11由是，以時王為(wei) 基點，上推二王後與(yu) 時王合為(wei) 三統，又遞絀五帝、九皇諸先王，形成一套具有“差序格局”的帝王政教體(ti) 係。於(yu) 是，三統論既可突出《春秋》作為(wei) 一統的合法性，又可保證聖王譜係的神聖性與(yu) 連續性。另外，此文載商、周、《春秋》三代為(wei) 三統，分別對應白、赤、黑三色，與(yu) 三教說相配，則當對應為(wei) 敬、文、忠三教，且皆當歸束於(yu) 三王以下，屬於(yu) 實質性變革，其所黜陟更嬗，皆因當時之教有失，其政有弊，故以新一統、教起而救之。要之，三統說中每一統、教皆不能單獨呈現道之全體(ti) ，隻有三統、三教相互救弊補衰，方可使道之全體(ti) 完整呈現，並長存而不墜。

然而，曆來學界對三教說頗多質疑12，亦需辨析：漢時三教說頗為(wei) 流行，13董仲舒於(yu) “天人三策”借孔子所言三代禮之損益申三教說，明三王救弊之法，並據此給出漢治方向為(wei) “損文用忠”，與(yu) 《春秋》教相合，故漢道當用《春秋》法之意，亦呼之欲出，此將漢治、忠教、《春秋》法統合，經學由此以神聖命令的方式進入現實政治並加以指導，實體(ti) 現董氏經世之苦心。事實上，三教論表麵上似由三正說引申而來，但論其實質，則應是文質觀之推衍。《春秋繁露·三代改製質文》即言：“王者以製，一商一夏，一質一文。商質者主天，夏文者主地，《春秋》者主人，故三等也。”此三等之製對應文質，可以說與(yu) 文質論緊密關(guan) 聯。文質理論蓋出於(yu) 孔子14，董仲舒將此理論落實於(yu) 禮製上，並衍生親(qin) 親(qin) 、尊尊為(wei) 代表的兩(liang) 大政教體(ti) 係。因於(yu) 文質遞嬗之推衍，形成其“二而複”“三而複”“四而複”等聖王往複理論。15然而問題在於(yu) ，董仲舒屢言“今漢繼大亂(luan) 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春秋》應天作新王之事，時正黑統”，皆是在三統、三教相複框架下視《春秋》為(wei) 繼周之黑統，與(yu) “夏道忠”同。然而若如此論，《春秋》實與(yu) 繼周之實際王朝無異，則其亦當遵循三統往複之規律，實不可避免失道衰亡之命運，此既與(yu) 漢之德運相悖，又不足為(wei) 漢治所取法。16故此說實有待進一步修正。

綜上，董仲舒雖然強調治世萬(wan) 世無弊，有恒常之道，但所論三統、三教諸義(yi) 主要針對亂(luan) 世展開，體(ti) 現其王道理想主義(yi) 與(yu) 政治實踐現實主義(yi) 相結合的思想特色。其又將《春秋》納入聖王譜係中，以《春秋》當新王，則商、周為(wei) 二王後，並匹配一整套政教製度設計，使得《春秋》可為(wei) 漢治所取法。需指出，三正相嬗為(wei) 常道，而三教損益亦未離道，如此使“繼亂(luan) 世”通往治世不乏可能性；而孔子作《春秋》，應天而正黑統，以為(wei) 漢法，可革先代之弊，或為(wei) 通往治世之門徑。

二、何休三統論之發展

董仲舒為(wei) 漢世儒宗，其說自然影響極大，三統論本於(yu) 天道，但其未作深入梳理。《春秋感精符》繼其說而雲(yun) ：“天統十一月建子，天始施之端也，謂之天統者，周以為(wei) 正。地統十二月建醜(chou) ，地助生之端也，謂之地統，商以為(wei) 正。人統十三月建寅，物大生之端也，謂之人統，夏以為(wei) 正。”17此處將三統進一步細化，分屬天地人三統，天統始施，地統助生，人統大生，共同呈現生物施化之進程，兼具本體(ti) 論與(yu) 生成論意義(yi) 。《白虎通·三正篇》又作進一步推闡：

正朔有三何本?天有三統，謂三微之月也。明王者當奉順而成之，故受命各統一正也。敬始重本也。朔者，蘇也，革也。言萬(wan) 物革更於(yu) 是，故統焉。《禮·三正記》曰：“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複也。”三微者，何謂也?陽氣始施黃泉，動微而未著也。十一月之時，陽氣始養(yang) 根株黃泉之下，萬(wan) 物皆赤，赤者，盛陽之氣也。故周為(wei) 天正，色尚赤也。十二月之時，萬(wan) 物始牙而白，白者，陰氣，故殷為(wei) 地正，色尚白也。十三月之時，萬(wan) 物始達，孚甲而出，皆黑，人得加功，故夏為(wei) 人正，色尚黑。18

此處一方麵點明重三正有“敬始重本”之意，需尊重先代之統，且有不忍之意；另一方麵指出黑白赤三統論源於(yu) 三微之月，與(yu) 陰陽二氣交感生發萬(wan) 物相關(guan) ，是萬(wan) 物生生之本源。其義(yi) 本於(yu) 陰陽、律曆，亦承董氏諸儒之說而來19，將三正與(yu) 天地人道相配，使自然秩序與(yu) 政教結合更為(wei) 緊密，亦豐(feng) 富三統說之形上理據，其神聖性與(yu) 權威性皆得以加強。其《三教篇》又雲(yun) ：

《樂(le) 稽耀嘉》曰：“顏回問三教變，虞夏何如?”曰：“教者，所以追補敗政，靡弊溷濁，謂之治也。舜之承堯，無為(wei) 易也。”或曰：三教改易，夏後氏始。……三教所以先忠者，行之本也。三教一體(ti) 而分，不可單行，故王者行之有先後。何以言三教並施、不可單行也?以忠、敬、文無可去者也。20

三教說可與(yu) 三正說相比附，但與(yu) 三正說相比，其為(wei) 救道之失而設，更具實質性改製意涵，又此處指出三教雖承弊而起，各有所治，但又是“一體(ti) 而分”，目的仍為(wei) 實現道之本身。據此，三教說亦當合三統論而有存二王之義(yi) ，如此鬥建子醜(chou) 寅三正、黑白赤三統、忠敬文三教相承而複，方體(ti) 現“尊統重正”之意，亦體(ti) 現天道往複至公無私之理。凡此皆是對董氏三統論的思想繼承，但並無較大突破。

直至漢末，何休在繼承董仲舒等先儒三統論基礎上，又多有創獲21，深入其思想體(ti) 係，可知其說並非“理論失誤”22，而有謹嚴(yan) 之邏輯。其三統論大致有四個(ge) 特色。

首先，何休強調三正說，明王者遞嬗，當通過改正朔等禮儀(yi) 變革形式布告於(yu) 天下，明其非以強力奪天下，實因天命受天下。《公羊傳(chuan) 》隱公元年何休解詁：

王者受命，必徙居處，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變犧牲，異器械，明受之於(yu) 天，不受之於(yu) 人。夏以鬥建寅之月為(wei) 正，平旦為(wei) 朔，法物見，色尚黑；殷以鬥建醜(chou) 之月為(wei) 正，雞鳴為(wei) 朔，法物牙，色尚白；周以鬥建子之月為(wei) 正，夜半為(wei) 朔，法物萌，色尚赤。

此論王者受命改製，以改正朔為(wei) 核心。其三正說既有政教變易義(yi) ，又兼董仲舒所言“統正”之意。23並強調三正以鬥建三微之月為(wei) 正，法日始、物初，及相應正色，可見始受命王實受命於(yu) 天地，具有神聖性來源。何休又承《白虎通》三正說，亦將其配以天地人之道：

《公羊傳(chuan) 》文公二年：練主用栗。

何休解詁：夏後氏以鬆，殷人以柏，周人以栗。鬆猶容也，想見其容貌而事之，主人正之意也。柏猶迫也，親(qin) 而不遠，主地正之意也。栗猶戰栗，謹敬貌，主天正之意也。

何休以為(wei) 《論語》宰予所問主即《春秋》此處所言練主，並在承續《白虎通》三正不相襲說基礎上24，更以夏商周三代與(yu) 天地人之道相貫通，頗有發明。

其次，何休強調正月為(wei) 政教之始，在政教體(ti) 係中居於(yu) 核心位置。《春秋》開篇言“王正月”，《公羊傳(chuan) 》以為(wei) 此明“大一統”義(yi) ，何休解詁：

統者，始也，總係之辭。夫王者，始受命改製，布政施教於(yu) 天下，自公侯至於(yu) 庶人，自山川至於(yu) 草木、昆蟲，莫不一一係於(yu) 正月，故雲(yun) 政教之始。

其意是將天地間一切人事與(yu) 自然物，皆總係於(yu) 正月，使得政教得以一本，由此可見“正月”之溥博貫通與(yu) 權威性。因此，改正朔雖然盡具象征性意涵，但其實施亦需極為(wei) 矜慎。25

此處還需注意《春秋》作為(wei) 新王，其所“改正”之特殊意涵。在何休看來，《春秋》非實王，而是“假魯以為(wei) 王法”，其將西狩獲麟事件視為(wei) 天命絕周之異、授漢之瑞，既代表《春秋》製作之始，又可代表《春秋》王法之終備。以王法言，《春秋》王魯，其將王法寓於(yu) 魯十二公世係內(nei) ，以備足天數26，並分三世，由衰亂(luan) 而漸至太平，於(yu) 衰亂(luan) 之時，王道未備，用心麤粗，符瑞未至，故仍用周時；至西狩獲麟時，王道大備，“崇德致麟”，太平已至，於(yu) 是可改製應天，但《春秋》非實王，不得“顯然以改周正”27，故以“書(shu) 法”表達“行夏之時”義(yi) 。《春秋》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何休解詁雲(yun) ：

據天子、諸侯乃言狩，天王狩於(yu) 河陽，公狩於(yu) 郎是也。河陽冬言狩，獲麟春言狩者，蓋據魯變周之春以為(wei) 冬，去周之正而行夏之時。

其先以《春秋》桓公四年“王正月，公狩於(yu) 郎”、僖公二十八年“冬，天子狩於(yu) 河陽”二事明狩之主體(ti) 當為(wei) 王者。結合二年狩例可知：狩例時，具體(ti) 則在周十二月(夏之孟冬月)為(wei) 得禮28，餘(yu) 皆例月以譏之。此處春狩而不例月，示《春秋》不譏，即在“不顯然改周正”的前提下變周春為(wei) 夏冬，以行夏正29，在書(shu) 法中實現《春秋》改正應天之目的。可知何休以為(wei) ，《春秋》雖言作新王之事，但王法托魯史的書(shu) 寫(xie) 方式，使其在獲麟符瑞降臨(lin) 之前，《春秋》當一直沿用周正，以示對前代受命王之尊重。又《公羊傳(chuan) 》文公十三年何休解詁：“白牡，殷牲也。周公死有王禮，謙不敢與(yu) 文、武同也。不以夏黑牡者，嫌改周之文當以夏，辟嫌也。”此言周公雖因其功勳而死得享王禮，但為(wei) 避實王而不得用周之赤牲，亦因有三王改複之嫌而不得用夏牡，故用白牡，可見“改正”說在何休《公羊》改製思想中頗為(wei) 重要。

再次，何休不“顯用夏正”，亦與(yu) 其《春秋》為(wei) 漢製法理念之轉變相關(guan) 。正如上節所述，董仲舒強調《春秋》作新王，為(wei) 繼周之黑統，實亦不免失道衰亡之宿命。此論於(yu) “漢德已衰”之時，尤為(wei) 聳人聽聞。何休麵對此理論困境，力圖淡化《春秋》作為(wei) 黑統的局限性，而突出《春秋》所具萬(wan) 世法的普適性。事實上，“以《春秋》當新王”包含兩(liang) 重意涵：《春秋》若作為(wei) 繼周之黑統，可將其視為(wei) 一朝代；而其作為(wei) 孔子聖王法，則往往其普適性。將《春秋》視為(wei) 與(yu) 三代並列之一朝與(yu) 將其視為(wei) 經世大法，意涵頗為(wei) 不同，此二者在董仲舒那裏往往混同，而何休極力將其分殊，且突出在孔子製法的前提下視《春秋》為(wei) 常道，這種強調，使《春秋》作為(wei) 漢世“國憲”的說服力更強。據此，其《春秋》三統說有兩(liang) 重意涵。

一方麵，何休在“不顯改周正”前提上，以周正月、二月、三月為(wei) 三正，此雖似主周而言，然實借此闡發“尊聖重統”之義(yi) 。

《公羊傳(chuan) 》隱公三年何休解詁：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二月，殷之正月也；三月，夏之正月也。王者存二王之後，使統其正朔，服其服色，行其禮樂(le) ，所以尊先聖、通三統，師法之義(yi) 、恭讓之禮，於(yu) 是可得而觀之。

據三正說，周二月為(wei) 殷正月，周三月為(wei) 夏正月，周時春三月正好代表王道三正之全體(ti) ，時君立，當存二代先王，故《春秋》於(yu) 春三月俱書(shu) “王”，可謂尊重三王之道。需指出，言“春王三月”，其實質仍是以《春秋》作為(wei) “後王法”而言，強調《春秋》書(shu) 法折衷三代，具有“萬(wan) 世法”之特質：

《公羊傳(chuan) 》桓公三年何休解詁：二月非周之正月，所以複去之者，明《春秋》之道，亦通於(yu) 三王，非主假周以為(wei) 漢製而已。

何休以為(wei) 《春秋》譏桓公“無王而行”，故於(yu) 春時三月皆去“王”以貶之。可知《春秋》非僅(jin) 假周以製漢法，亦有通三王之義(yi) ，此尤為(wei) 值得注意。《春秋》不顯改周正，有矜慎謹戒之意；若托周製法，則當通於(yu) 二代，仍當尊夏、殷兩(liang) 代為(wei) 二王後，並博征夏、殷二正；但以《春秋》而言，此為(wei) 托於(yu) 周代，而與(yu) 實周不同，故周與(yu) 夏、商處於(yu) 同等位置，何休稱《春秋》“通於(yu) 三王”，即貫通夏商周三代，與(yu) 貫通百世法之義(yi) 趨同。這裏何休已不再強調《春秋》在三教說中所處位置，而是更強調其貫通三統之義(yi) ，從(cong) 而避免《春秋》教陷入循環反複的治道窠臼。可謂一大創獲。

《公羊傳(chuan) 》哀公十四年又雲(yun) ：“製《春秋》之義(yi) 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為(wei) ，亦有樂(le) 乎此也。”何休解詁：“待聖漢之王以為(wei) 法。樂(le) 其貫於(yu) 百王而不滅，名與(yu) 日月並行而不息。”此注收束全經，終將《春秋》“貫於(yu) 百王而不滅”之義(yi) 和盤托出，頗足尋味。需指出，何休強調《春秋》作為(wei) 萬(wan) 世法之特質，與(yu) 其堪為(wei) 漢法，二者並不矛盾。在何休看來，漢治需要一套恒常完備之法，而《春秋》之製“通於(yu) 三王”，正可為(wei) 其取法。

另一方麵，何休強調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之三統論，並突出《春秋》王魯義(yi) 。《春秋》以魯為(wei) 王，即以魯隱公為(wei) 始受命王，當上黜杞，而視周、宋為(wei) 新二王後，形成新三統論。《春秋》宣公十六年，夏，成周宣謝災。何休解詁：“孔子以《春秋》當新王，上黜杞，下新周而故宋，因天災中興(xing) 之樂(le) 器，示周不複興(xing) ，故係宣謝於(yu) 成周，使若國文，黜而新之，從(cong) 為(wei) 王者後記災也。”此處書(shu) 周災，與(yu) 宋災、齊災等諸侯國有災辭例略同，是將周視為(wei) 一新諸侯國，以示魯已受命為(wei) 王，故尊周為(wei) 王者後之意。此《春秋》新三統論雖亦有黜陟，然其用意實為(wei) “假魯以言王法”，“尊本重始”“尊重聖王子孫”諸義(yi) 亦由此而推衍。需指出，據魯而言，《春秋》黜杞、新周、故宋，以周、宋、《春秋》為(wei) 三統；以《春秋》為(wei) 漢製法而言，《春秋》“折衷三王”，以為(wei) 漢製，二者施受對象雖有不同，但可皆稱為(wei) 三統，並無扞格。

何休借助《春秋》三統說確立《春秋》新王之地位，又自覺切割新王之法與(yu) 三教說之關(guan) 聯，強調《春秋》損文益質之特色，有意避免其重蹈“夏道忠”之舊轍，跳出三統改複之曆史循環論30，從(cong) 治道損益的實際運作舉(ju) 措入手，主張文質兼備，以為(wei) 後王之法。其說一方麵強調《春秋》“變周之文，從(cong) 殷之質”，另一方麵又不廢尊尊之義(yi) ，可見其融通性，此理論轉折不僅(jin) 具有方法論的突破，亦具有現實意義(yi) 。此下分述之。

何休承繼董仲舒文質二元論，以文質屬性賅備天地之道。《公羊傳(chuan) 》桓公十一年何休解詁：“故王者始起，先本天道以治天下，質而親(qin) 親(qin) ，及其衰敝，其失也親(qin) 親(qin) 而不尊；故後王起，法地道以治天下，文而尊尊，及其衰敝，其失也尊尊而不親(qin) ，故複反之於(yu) 質也。”天道尚質，重親(qin) 親(qin) ；地道尊文，重尊尊。此論即循董氏“文質再而複”之常法，即王者皆各有其文質屬性，其興(xing) 因其特質，其敗亦因其特質之泛濫，後王繼起以救前代之失，周而複始。以此範圍王者迭興(xing) 之不同形態，各救前代之失，亦為(wei) 通說。31殷質周文，《春秋》繼周，亦當尚質而重親(qin) 親(qin) 。何休謹守此親(qin) 親(qin) 義(yi) ，前人所論甚夥(huo) 。32不過在此基礎上，其亦重視尊尊之義(yi) ，並凸顯其繼承周文之麵向，可謂文質備於(yu) 一身。33如《春秋》宣公八年，夏六月，壬午，猶繹。萬(wan) 入去籥。何休解詁：“周曰繹。繹者，據今日道昨日，不敢斥尊言之，文意也。”可見此處《春秋》即用文家意。需指出，《春秋》文質兼重的製度設計，最難處理的就是兩(liang) 者同時出現且有扞格的情形。如《春秋》莊公三十二年，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公羊傳(chuan) 》：君親(qin) 無將，將而誅焉。然則善之與(yu) ?曰：然。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季子殺母兄，何善爾?誅不得辟兄，君臣之義(yi) 也。然則曷為(wei) 不直誅而鴆之?行誅乎兄，隱而逃之，使托若以疾死然，親(qin) 親(qin) 之道也。

何休解詁：以臣事君之義(yi) 也。唯人君然後得申親(qin) 親(qin) 之恩。明當以親(qin) 親(qin) 原而與(yu) 之，於(yu) 治亂(luan) 當賞疑從(cong) 重，於(yu) 平世當罰疑從(cong) 輕。莊不卒大夫而卒牙者，本以書(shu) 國將弒君。書(shu) 日者，錄季子遏惡也。行誅親(qin) 親(qin) ，雖鴆之猶有恩也。

徐彥疏：欲道殺世子母弟，所以直稱君甚之之義(yi) 。言得申親(qin) 親(qin) 之恩而不申之，故甚其惡耳。34

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季友同為(wei) 莊公母弟，前兩(liang) 人在莊公彌留之際合謀篡位，《春秋》緣心定罪，二人之罪當誅；但公子季友為(wei) 其母弟，《春秋》尚質，若其殺母弟、母兄，失親(qin) 親(qin) 之恩，亦當譏之。可謂兩(liang) 難。事實上，莊公二十七年“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因“不忍見親(qin) 親(qin) 之亂(luan) ”避難而出35，而此時二兄篡械已成，間不容發，故不得不立即製止。公子友選擇鴆殺其兄以遏其難，亦含親(qin) 親(qin) 之恩。此舉(ju) 不僅(jin) 可使公子牙似因病而死，避免因謀逆之罪而被殺；而且其子亦可繼承爵祿如故，惡止其身而已，如此，恩義(yi) 得以兩(liang) 全。

又置於(yu) 《公羊》三世說框架下，何休以為(wei) 《公羊》通過書(shu) 法辭例呈現出文質兼備之“漸進”進程，即以文明演進角度而言，《春秋》承周之文弊而起，其所分三世，初以親(qin) 親(qin) 之質以救之，後逐漸精細而詳備，自隱公至哀公呈現由質而漸文、由亂(luan) 而漸治之狀態。如《春秋》隱公元年，夏，五月，鄭伯克段於(yu) 鄢。何休解詁：“不從(cong) 討賊辭者，主惡以失親(qin) 親(qin) ，故書(shu) 之。”此開篇記兄弟相殘之事，段雖不弟而篡國，但鄭莊公坐視其弟之篡，無為(wei) 兄之任，亦失親(qin) 親(qin) 之情，故不以討賊辭書(shu) 之。36《春秋》昭公十四年，冬，莒殺其公子意恢。何休解詁：“莒無大夫，書(shu) 殺公子者，未逾年而殺其君之子，不孝尤甚，故重而錄之。稱氏者，明君之子。”莒為(wei) 小國，依“三世異辭”例，於(yu) 所傳(chuan) 聞世小國略，不書(shu) 大夫37，至所見世天下小大若一，故《春秋》皆詳錄之，此小國殺公子亦書(shu) ，以明廣親(qin) 親(qin) 之義(yi) 。38可知在《春秋》尚質前提下，三世內(nei) 部實有內(nei) 外、大小、詳略之別。同時，在三世說體(ti) 係中，隨著太平世的到來而漸有親(qin) 親(qin) 與(yu) 尊尊並重的趨勢。《春秋》昭公三十二年，冬，仲孫何忌會(hui) 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邾婁人、薛人、杞人、小邾婁人城成周。何休解詁：

書(shu) 者，起時善，其修廢職，有尊尊之意也。孔子曰：“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言成周者，欲起正居，實外之。

此時為(wei) 太平世，魯率諸侯城成周，以申尊尊之意，即太平世重文之一端。39《春秋》昭公二十三年何休解詁亦雲(yun) ：“中國所以異乎夷狄者，以其能尊尊也。”是以《春秋》由衰亂(luan) 世重質而至太平世重文，呈現出由質漸文的《春秋》三世說脈絡。不過事實上，至太平世，文與(yu) 質皆臻於(yu) 至善，所謂民胞物與(yu) 而愛無差等，此當為(wei) 《春秋》所尚至高境地，段熙仲亦言：

竊以為(wei) 建五始、大一統，俱尊尊之義(yi) ；善善惡惡，絕惡誅始，則賢賢之教。雖然，《春秋》撥亂(luan) 之書(shu) 也。孟子曰：“天下惡乎定?定於(yu) 一。”此《春秋》之所以雖救文以質，而尊尊之義(yi) 仍從(cong) 周也。……《春秋傳(chuan) 》曰：誅不避母兄，君臣之義(yi) 也。《春秋》之時，恩衰義(yi) 缺，故大親(qin) 親(qin) 之仁，嚴(yan) 尊尊之義(yi) ，以振起弊也。40

可見，《春秋》雖承周文之弊而以質救之，但其旨趣實兼親(qin) 親(qin) 、尊尊、賢賢之教，既大親(qin) 親(qin) 之仁，又嚴(yan) 尊尊之義(yi) ，最終情文俱至、文質兼備，故可為(wei) 萬(wan) 世美善之法。41何休在此以《公羊》三世說將文質觀消解於(yu) 其中，即《春秋》新王雖亦因前代之衰而起，但其運行規律並非如一般王朝呈現“興(xing) —衰”路徑，而為(wei) “起衰—升平—太平”之漸進過程，其特點為(wei) 日新日成之狀態，這種“文著太平”的曆史漸進觀與(yu) “奉天法古”的本體(ti) 論結合起來，呈現出一種嶄新的儒家曆史哲學。42

綜上，何休三統論亦將《春秋》納入聖王三統譜係中，以《春秋》為(wei) 新王；為(wei) 克服三教相複說陷入曆史循環論之窠臼，賦予《春秋》“通於(yu) 三王”之義(yi) ；又突出《春秋》“假魯以為(wei) 王法”諸義(yi) ，使《春秋》法更具普適性。而且，何休以文質論取代三教說，一方麵恪守《春秋》損文益質之義(yi) ，另一方麵在《春秋》三世說漸進脈絡中，呈現《春秋》文質兼備的動態進程，使其更具完備性與(yu) 恒定義(yi) ，此既可為(wei) 萬(wan) 世法，亦可為(wei) 漢世所取法，堪稱完善。

三、小結

董仲舒創通三統說，強調聖王受命應天，必依據黑白赤三統循環往複，並匹配相應政教禮製符號，兼具禮儀(yi) 象征義(yi) 及實質變革義(yi) ，且其諸多曆史變易理論乃是文質觀之推衍。其說為(wei) 《春秋》改製說奠定理論基礎，並為(wei) 漢法提供指導方案。然其強調漢仍用夏教，《春秋》亦正黑統，則無法擺脫失道覆亡之命運，漢治與(yu) 《春秋》法皆注定失敗。何休《春秋》三統說承襲前儒諸說，凸顯三正之神聖意涵，同時又強調《春秋》兼通三王之義(yi) ，並將文質論納於(yu) 三世說體(ti) 係內(nei) ，這一創見使《春秋》之道跳出文質改複之傳(chuan) 統王朝治亂(luan) 模式，而使其在三世轉進過程中不斷完善其治法，至太平世文質兼備，無失道之弊，堪為(wei) 漢世所取法。其論在捍衛《公羊》家法的同時，又保證了《春秋》所具的“常道”特質，從(cong) 而使三統論思想更為(wei) 完善。直至清末，又被晚清今文家重新發揚，可謂影響深遠。

注釋
 
1黃開國指出，在春秋公羊學發展史上，董仲舒三統說標誌著春秋公羊學曆史哲學的初步形成。黃開國：《公羊學發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74頁。汪高鑫亦指出，三統說是一個體大思精的曆史變易學說體係，其創始人為董仲舒。汪高鑫：《“三統”說與董仲舒的曆史變易思想》，載《齊魯學刊》2002年第3期。
 
2漢武帝銳意進取，對漢世合法性及治道恒常性皆有猶疑，故訪賢問能，董仲舒是以上“天人三策”。參見班固：《漢書》卷五六《董仲舒傳》，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版。
 
3關於董仲舒改製之義，曆來聚訟。如晚清蘇輿、朱一新等人否認董仲舒有改製之義，認為《三代改製質文》一篇“但述師說”，而將《春秋》“改製”諸義歸為何休創解；而康有為等人又極力推崇董仲舒改製思想，以為“《春秋》專為改製而作”，“幸有董子之說，發明此義”。雙方似皆“有為而發”，但平心而論，董仲舒思想本身有改製理論無疑，朱一新等人為反駁康有為奇崛之論，而試圖切斷董仲舒與《春秋》改製諸論，顯然不符情實。參見段熙仲：《春秋公羊學講疏》，南京：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461—462頁。
 
4班固：《漢書》卷五六《董仲舒傳》，第2518—2519頁。
 
5《春秋繁露·楚莊王篇》雲：“受命之君……必徙居處、更稱號、改正朔、易服色者，無他焉，不敢不順天誌而明自顯也。”蘇輿：《春秋繁露義證》卷一，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18頁。
 
6《白虎通·三正篇》雲：“王者受命必改朔何?明易姓，示不相襲也。明受之於天，不受之於人，所以變易民心，革其耳目，以助化也。”陳立：《白虎通疏證》卷八，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版，第360頁。
 
7蘇輿：《春秋繁露義證》卷七，第184—185頁。
 
8段熙仲指出：“改製蓋有二義：其一以新民之耳目，以明受命，所謂‘所以神其事’也；其一則承前代之敝而不可不有以救之，此則文質之說也。因三統改製，於是有三教之說。”段熙仲：《春秋公羊學講疏》，第461頁。
 
9《春秋繁露·三代改製質文》其下即言：“《春秋》當新王者奈何?曰：王者之法必正號，絀王謂之帝，封其後以小國，使奉祀之；下存二王之後以大國，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客而朝；故同時稱帝者五，稱王者三，所以昭五端，通三統也。”蘇輿：《春秋繁露義證》卷七，第198頁。
 
10蘇輿：《春秋繁露義證》卷七，第186—200頁。
 
11依此推闡，以周而言，其二王後為商和夏，黜更遠一代舜為五帝(分別為黃帝、顓頊、帝嚳、堯、舜)，則神農為九皇。以《春秋》而言，其二王後為周和商，黜夏為五帝(分別為顓頊、帝嚳、堯、舜、禹)，黃帝遷為九皇。
 
12參見黃銘：《董仲舒春秋學研究》，複旦大學2013年博士學位論文，第112—114頁。
 
13如《禮記·表記》雲：“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先祿而後威，先賞而後罰，親而不尊。其民之敝，憃而愚，喬而野，樸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其民之敝，蕩而不靜，勝而無恥。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其賞罰用爵列，親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慚，賊而蔽。”《史記·高祖本紀》：“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複始。周秦之間，可謂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豈不繆乎?故漢興，承敝易變，使人不倦，得天統矣。”另外，《說苑》《白虎通》亦多載此“三教”，可見其為漢儒通說。
 
14即《論語·雍也篇》：“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將此文質觀應用於曆史與禮製層麵，便形成漢代文質論。參見彭美玲：《漢儒三代質文論脈絡考察》，載《漢學研究》第32卷第3期，2014年。
 
15相關辨析，參見徐興無：《〈春秋繁露〉的文本與話語——“三統”“文質”諸說新論》，載《中國典籍與文化》2018年第3期。
 
16事實上，漢武帝所問實為尋找“久而不易之道”，但如董仲舒所言漢當用“夏之忠”製，則仍為一時權宜之製，非常道。董氏雖亦有質文相救之法，但實未提升到漢世治道之高度，故其三統論不為漢帝所用，亦合情理。參見餘治平：《論董仲舒的“三統”說》，載《江淮論壇》2013年第2期。
 
17趙在翰輯：《七緯》卷二七，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版，第517頁。
 
18陳立：《白虎通疏證》卷八，第362—363頁。
 
19事實上，《白虎通》亦有吸收劉歆三統曆等天文家說，《漢書·律曆誌上》載：“三統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紀也。”又雲：“天統之正，始施於子半，日萌色赤。地統受之於醜初，日肇化而黃，至醜半，日牙化而白。人統受之於寅初，日孽成而黑，至寅半，日生成而青。……故三辰之合於三統也，日合於天統，月合於地統，鬥合於人統，五星之合於五行。”班固：《漢書》卷二一上《律曆誌》，第961、984—985頁。其論將建子、建醜、建寅三正分別對應天、地、人三統，且與三辰五星相結合，天道與政教係統緊密勾連，與《春秋緯》頗可參讀，二者均對《白虎通》亦有一定影響。
 
20陳立：《白虎通疏證》卷八，第370—371頁。
 
21學者或以為董學醇深，而何休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所謂《春秋》改製之說多出於何，以切斷董、何關聯；或以為董仲舒與何休在三科九旨等《春秋》大義上別無二致，兩人最大的差異在於“家法”“師法”差異，故對二者大義方麵的比較多未措意。以上論斷當皆有偏弊之處。參見曾亦、黃銘：《董仲舒與漢代公羊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45—150頁。
 
22黃開國指出，何休所言“王正月、王二月、王三月”之通三統與《春秋》“一月、十二月、十一月”相悖，何休所論陷入“理論失誤的泥潭”，又言“‘通三統’作為一種曆史觀，在孔子為赤製已經成為定論的東漢，已經是一種不合時宜的理論”，因此何休也並不重視該理論，其說頗具代表性。參見黃開國：《公羊學發展史》，第377—380頁。
 
23《春秋繁露·三代改製質文》雲：“其謂統三正者，曰：正者，正也，統致其氣，萬物皆應而正，統正，其餘皆正，凡歲之要，在正月也。”參見蘇輿：《春秋繁露義證》卷七，第197頁。
 
24《白虎通·三正篇》雲：“《論語》雲：‘哀公問主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後氏以鬆，鬆者，所以自竦動。殷人以柏，柏者，所以自迫促。周人以栗，栗者，所以自戰栗。’亦不相襲。”陳立：《白虎通疏證》卷一二，第576頁。
 
25《白虎通·三正篇》即雲：“王者改作，樂必得天應而後作何?重改製也。”蘇輿疑“樂”字為衍文。氏撰：《春秋繁露義證》，第361頁。可見帝王改製，當有符應方可進行，可見此製之嚴苛。
 
26《公羊傳》隱公元年何休解詁：“《春秋》據哀錄隱，上治祖禰。所以二百四十二年者，取法十二公，天數備足，著治法式。”《論衡·正說篇》亦雲：“或說《春秋》〔十二公，法〕十二月也。”黃暉：《論衡校釋》卷二八，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1129頁。
 
27淩曙：《公羊禮說》，載淩曙等撰：《春秋公羊禮疏》(外五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303頁。
 
28《春秋》桓公四年春，王正月，公狩於郎。《公羊傳》曰：“冬曰狩。”何休解詁：“狩例時，此月者，譏不時也。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陽氣始施，鳥獸懷任，草木萌牙，非所以養微。”此既以正月陽氣始施為非禮，則當以冬十二月狩為正。結合《春秋》僖公二十八年，天王冬狩不譏，可知此處例月以譏桓公狩不時。
 
29段熙仲雲：“按何君之意，蓋謂春不當曰狩，此以將行夏之時，周之春則夏之冬也，故言狩以示當用夏正，以為後王法，非顯然改周正也。”段熙仲：《春秋公羊學講疏》，第442頁。
 
30蔣慶言“通三統之說，絕無三統循環之義”，“依《白虎通》，二王之後若有聖德天下所安可複受命而王，不必按照黑白赤的‘運次’循環，故三統說中新王王天下取決於天下所安，而不取決於所謂‘運次’”。蔣慶：《公羊學引論——儒家的政治智慧與曆史信仰》(修訂本)，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257頁。此說仍需斟酌。《白虎通·三正》雲：“二王之後，若有聖德受命而王，當因其改之耶?天下之所安得受命也，非其運次者。”盧文弨雲：“此有脫誤，疑是‘當因其故，抑改之耶’，下雲‘天之所廢，安得受命也’。且‘非其運次者’，蓋即一姓不再興之義。”陳立：《白虎通疏證》卷八，第367頁。以此而言，此處宣揚“一姓不再興”之義，顯然與蔣氏所推結論有間，三統論當有一定規律無疑。
 
31康有為對此強調“天下之道，文質盡之”，可謂灼見。康有為：《春秋董氏學》，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121頁。
 
32戴玉梅：《何休“親親”思想研究》，上海師範大學2018年碩士學位論文。
 
33平心而論，此論於董氏之說中即見端倪。《春秋繁露·三代改製質文》載：“商質者主天，夏文者主地，《春秋》者主人。”此句與上下文不盡貼合，故曆來諸儒皆視其為異說。然而其又點出《春秋》與夏商各執一偏皆有不同。鍾肇鵬對此闡釋為：“是商為天統，夏為地統，《春秋》為人統，人統實兼文質而言。”氏撰：《春秋繁露校釋》(校補本)，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23頁。其點出此處《春秋》人統有兼夏商文質二統之義，頗有發覆。
 
34何休解詁、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卷九，載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清嘉慶刊本，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4869頁上欄。
 
35何休解詁、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卷八，第4862頁上欄。
 
36徐彥疏：“若作討賊辭，當稱人以討，如齊人殺無知然。今不如此者，經本主為惡鄭伯失親親而書，故曰鄭伯而不稱人也。”何休解詁，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卷一，第4770頁下欄。
 
37《春秋》莊公二十七年，冬，莒慶來逆叔姬。《公羊傳》：“莒慶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譏。何譏爾?大夫越竟逆女，非禮也。”
 
38孔廣森雲：“《春秋》承衰周之敝，文勝而離，人知貴貴，莫知親親，開端首見鄭段之禍，將大矯其失，非因人情所易親者而先示之親，則其教不易成。蓋由父言之，凡我兄弟，豈有同異?由母言之，雖愛無差等，亦施由親始。特撥亂之漸，不得已之誌耳。故至所見之世，且錄責小國殺公子，以廣親親之義，明非專厚於同母也。”此言得之。參見孔廣森：《春秋公羊經傳通義》卷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278頁。
 
39雖城成周，亦“實外之”之意，早在宣公十六年《公羊傳》已言“新周”，示周“不複興”之意。此處“尊尊”，當從尊“二王後”角度理解。如《禮記·郊特牲》言：“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白虎通·三正篇》雲“王者所以存二王之後何也?所以尊先王，通天下之三統也。”與此同。
 
40段熙仲：《春秋公羊學講疏》，第609—610頁。
 
41可參見拙作：《〈春秋傳〉“母以子貴”辨正》，載《中華文史論叢》2018年第4期。
 
42參見拙作：《漢末經學家的曆史意識——以何休與鄭玄為中心的討論》，載《公共儒學》第1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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