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中的經世致用思想

作者：王傑（中共中央黨(dang) 校（國家行政學院）哲學部教授，中國實學研究會(hui) 會(hui) 長）

來源：“領導幹部學國學”微信公眾(zhong) 號

時間：孔子二五七一年歲次辛醜(chou) 五月十九日丁未

          耶穌2021年6月28日

“經世”與(yu) “致用”合為(wei) “經世致用”一詞，廣為(wei) 使用是在晚明時期。但是，“經世致用”的思想內(nei) 核，或者說精神旨趣卻由來已久，源遠流長。“經世”一詞最早見於(yu) 《莊子·齊物論》：“春秋經世，先王之誌，聖人議而不辯。”成玄英對此疏解道：“夫祖述軒頊，憲章堯舜，記錄時代，以為(wei) 典謨，軌轍蒼生，流傳(chuan) 人世。”對於(yu) “經”字的本義(yi) ，《說文解字注》中段玉裁注曰：“織之縱絲(si) 謂之‘經’，必先有經而後有緯，是故三綱五常六藝謂之天地之常經。”也就是說，“經”字的本義(yi) 即是經線，而由於(yu) 經線處於(yu) 中樞的關(guan) 鍵地位，後來又逐漸引申出大綱、綱領的含義(yi) ，它的作用是導引秩序和法則。綜合成玄英的疏解和段玉裁的文字訓詁，我們(men) 大體(ti) 可以推出，所謂“經世”主要是指建構和塑造政治、社會(hui) 、道德倫(lun) 理等各方麵的章法和秩序的實踐活動。經世致用思想是傳(chuan) 統儒學的核心思想。一方麵，它既關(guan) 注精神境界和價(jia) 值追求的“道”的層麵，另一方麵，更加強調製度建設、方針政策等具體(ti) 的治理之“術”的層麵。經世致用思想中所包含的重實用、重實踐的理念，家國天下情懷和入世擔當的精神，即便是在今天依然難能可貴，具有高度的現實指導意義(yi) 。

一、經世思想之孕育綻放

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爭(zheng) 鳴，積極鼓吹各自的治國理政思想。可以說，春秋戰國時期乃是中國經世思想啟蒙並走向繁榮的第一個(ge) 重要階段。如道家學派主張順應自然，無為(wei) 而治；墨家學派主張兼愛非攻、尚賢節葬；法家學派主張嚴(yan) 刑峻法、重視農(nong) 戰等，正如莊子所說“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諸子百家莫不從(cong) 各自的立場和角度出發，來宣揚推廣其經世理念及其實踐路徑。而諸子之中，最具經世精神的代表性人物首推孔子。縱觀兩(liang) 千餘(yu) 年的華夏曆史，自春秋戰國以降，孔子及其門人後學的思想對於(yu) 中華文明的走向產(chan) 生了不可磨滅的深刻影響，後世很多的經世致用和治國理政思想都可以直接或間接地從(cong) 孔子那裏找到源頭。

春秋時期各諸侯國為(wei) 圖爭(zheng) 霸而互相征伐，所謂“禮樂(le) 征伐自諸侯出”，導致禮壞樂(le) 崩，天下無道。麵對社會(hui) 失序，民生凋敝的混亂(luan) 局麵，孔子沒有選擇消極避世和明哲保身，而是不懼艱險磨難，苦心遊曆四方，為(wei) 弘揚禮樂(le) 教化、重塑天下合理的政治社會(hui) 秩序奔忙一生。孔子曾說“士誌於(yu) 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天下有道，丘不與(yu) 易也”，立誌以弘揚天道和踐行仁德為(wei) 己任。孔子所說“士誌於(yu) 道”和“天下有道”的“道”，某種意義(yi) 上講即是經世的精神，“士誌於(yu) 道”也就是不懈追尋和努力建構合理的社會(hui) 秩序。一方麵，在追求“天下有道”的過程中，孔子不受外在客觀條件的束縛，不計較個(ge) 人成敗得失，以一種積極的入世姿態，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展現出高度的使命感、責任感和擔當精神。另一方麵，孔子的思想來自六經和先王之教，並且在與(yu) 道家、墨家、法家等諸子百家的思想碰撞中發展壯大。孔子提出的一係列思想主張乃是為(wei) 了扭轉禮壞樂(le) 崩的混亂(luan) 局麵，恢複合理的政治社會(hui) 秩序，換句話說，是為(wei) 了解決(jue) 現實的政治社會(hui) 問題，而非執著於(yu) 形而上的抽象思辨。孔子曾說“未知生，焉知死”“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yu) 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未能事人，焉能事鬼”，體(ti) 現出高度關(guan) 注現實社會(hui) 人生的實踐性格。此外，從(cong) 孔子特重人間性和實踐性的經世思想中還可以看出他對於(yu) 民眾(zhong) 樸素的同情和熱愛。比如孔子曾多次說到“仁者愛人”“己所不欲，勿施於(yu) 人”，這與(yu) 西方來源於(yu) 宗教天國的博愛思想是截然不同的兩(liang) 條路徑。綜合孔子一生的言行，我們(men) 可以看到，他身上所具有的積極入世的精神、重視實踐的性格、對於(yu) 三代文明的整理傳(chuan) 承和對於(yu) 道的追尋，體(ti) 現出豐(feng) 富的經世思想和強烈的淑世情懷。可以說，孔子不但是經世理念的重要踐行者，同時也塑造和拓展了經世思想的理論蘊含。

二、經世思想之再度盛興(xing)

隨著社會(hui) 的變遷和文化的不斷發展演進，到了宋代經世思想再度興(xing) 盛成為(wei) 重要的時代思潮，最具代表性的標誌便是南宋事功學派的興(xing) 起並且同理學、心學展開爭(zheng) 鋒。無論是程朱“理學”還是陸九淵“心學”，無論是主張“格物致知”或是主張“發明本心”，盡管心性修養(yang) 的路徑不同，事實上二者的關(guan) 注點都聚焦在內(nei) 聖的工夫上，其經世之道都是在設想一條由內(nei) 聖而開外王的道路。如程頤曾說道：“修身齊家以至平天下者，治之道也。建立治綱，分正百職，順天時以製事；至於(yu) 創製立度，盡天下之事者，治之法也。聖人治天下之道，唯此二端而已。”陸九淵也說過：“儒者雖至於(yu) 無聲無臭、無方無體(ti) ，皆主於(yu) 經世；釋氏雖盡未來際普度之，皆主於(yu) 出世。”而以陳亮、葉適為(wei) 代表的事功學派則與(yu) 理學、心學的思想大異其趣。雖然同樣都是為(wei) 了實現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但他們(men) 則更加強調道義(yi) 與(yu) 功利的融合，更加注重“外王”的事功實踐，推崇“修實政”“行實德”，反對空談心性義(yi) 理，反對儒者流連於(yu) “無聲無臭、無方無體(ti) ”之境。正如黃宗羲評價(jia) 的那樣：“永嘉之學，教人就事上理會(hui) ，步步著實，言之必使可行，足以開物成務。”

對於(yu) 宋代儒家的經世思想，我國台灣學者張灝曾作了較為(wei) 深入係統的梳理。他認為(wei) “經世”理念首先是儒家的天職理想，其中包含著積極入世的精神，而這種入世精神不同於(yu) 西方所謂的世俗人文主義(yi) ，其背後的動力乃是源自對天道的信仰。他借用程頤“治道”和“治術”的概念，將經世思想概括為(wei) 儒家對於(yu) 政治秩序、價(jia) 值取向的關(guan) 切以及具體(ti) 的施政方針、治國之術。張灝的梳理最具獨特價(jia) 值之處，在於(yu) 他敏銳地意識到了經世思想中所蘊含的文明和文化的內(nei) 涵，雖然他使用的是“政治”一詞，但是在他的意識中“政治”其實是個(ge) 大概念，包含有儒家非官僚體(ti) 製的製度設計，如祠堂、學校等，他稱之為(wei) “軟性的非官僚體(ti) 製”。這實際上是察覺到了“經世”所包含的文明向度和文化視野。正如成玄英所疏解的那樣，“軌轍蒼生”強調的乃是一種廣闊的秩序，不僅(jin) 關(guan) 涉政治，還包含有文化、社會(hui) 、經濟的層麵，當然政治秩序是其中至關(guan) 重要的關(guan) 鍵維度。我們(men) 可以看到，張灝先生所梳理出的“經世”思想，三個(ge) 層麵的含義(yi) 大體(ti) 上都可以在孔子那裏找到源頭。作為(wei) 儒學內(nei) 部的學術爭(zheng) 鋒，理學、心學、事功學派事實上都是從(cong) 不同的角度、不同側(ce) 重點來闡述通達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途徑，也即經世思想的不同維度。如果說理學、心學強調的是“治道”的層麵，那麽(me) 事功學派則更加傾(qing) 向於(yu) 對“治體(ti) ”的關(guan) 注，展現出高度的社會(hui) 實用性和經驗實踐性。而後者更是跟顧炎武等人大力倡導的經世致用思潮有著更多的會(hui) 合相通之處。

三、經世致用思想之勃興(xing)

自宋代以下，談及經世致用思想，大家可能會(hui) 不約而同地想到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等人。但是，其間還有一個(ge) 極其關(guan) 鍵的人物同樣對於(yu) 經世思想的發展演進起到了至關(guan) 重要的作用，那就是明代大儒王陽明。我們(men) 知道，孔子講過“君子有不仁者，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宋儒推崇士人、君子“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le) 而樂(le) ”，事實上他們(men) 都是在強調士人、君子群體(ti) 的經世責任，認為(wei) 經世之主體(ti) 乃是士人、君子。而王陽明卻提出“心即理”“致良知”等思想。所謂“心即理”，即是說本心即理，因為(wei) 人本心中先驗地具有道德原則，從(cong) 本心出發便可使所言所行皆符合道德倫(lun) 理的要求。而在王陽明看來，本心、良知良能乃是人人都生而具有的，“良知良能，愚夫愚婦與(yu) 聖人同”。在《節庵方公墓表·乙酉》一文中，王陽明又說道：“古者四民異業(ye) 而同道，其盡心焉，一也。士以修治，農(nong) 以具養(yang) ，工以利器，商以通貨，各就其資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業(ye) 焉，以求盡其心。其歸要在於(yu) 有益於(yu) 生人之道，則一而已……故曰：四民異業(ye) 而同道。”按照餘(yu) 英時的說法，王陽明的思想體(ti) 現出宋代以來士大夫群體(ti) 經世路徑由“得君行道”向“覺民行道”的轉變。然而不管怎麽(me) 說，王陽明的這些思想主張在客觀上大大衝(chong) 破了階層的局限，使得經世思想的主體(ti) 範圍大大擴充了。這個(ge) 思想後來在顧炎武那裏再度得到弘揚，“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yu) 有責焉耳矣”，擔當天下興(xing) 亡的重任人人有責，每個(ge) 人都成為(wei) 建構合理人間秩序的主體(ti) 。

此外，“經世”思想發展為(wei) “經世致用”思想同樣與(yu) 王學密切相關(guan) 。宋明以來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因為(wei) 特重內(nei) 聖的心性修養(yang) 工夫，都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經世思想中的“治法”或“治術”的層麵，其中尤以陸王心學的內(nei) 傾(qing) 化為(wei) 甚。雖然王陽明本人在立德、立言、立功方麵均成就卓著，然而王學後學卻多流於(yu) 狂放不羈，幾近狂禪，嚴(yan) 重偏離了儒學經世的傳(chuan) 統，對學界和社會(hui) 風氣帶來巨大的危害，而這在某種程度上不得不說是陽明心學的思想傾(qing) 向和理論性格的導引。

晚明時期心學思想盛行，“無事袖手談心性”的空疏學風導致了政治、社會(hui) 、文化各方麵弊端叢(cong) 生。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等人在總結明朝滅亡的教訓時，認為(wei) 空疏玄虛之風給國家社會(hui) 的穩定發展和百姓的民生福祉帶來了巨大的危害，並且最終導致了明王朝的覆亡。在他們(men) 看來，心學末流之空疏主要表現為(wei) 兩(liang) 個(ge) 方麵：一是士人學者“束書(shu) 不觀，遊談無根”，脫離文獻基礎，根據自身好惡隨意解經，導致學界爭(zheng) 嚷不休，學術思想陷入混亂(luan) ；二是學術研究、學術關(guan) 懷與(yu) 社會(hui) 實踐脫離，學者們(men) 耽溺於(yu) 義(yi) 理的思辨之中，坐而論道，對治理世務漠不關(guan) 心。

晚明三大儒正是有鑒於(yu) 此，對心學末流痛加批判而大力弘揚經世致用、崇實黜虛的實學的。為(wei) 了清除心學空疏之流弊，顧炎武等人重新倡導對儒學經典文獻的訓詁考據工作，強調要把學術研究同現實政治、社會(hui) 實踐的需要結合起來，提倡崇實黜虛和經世致用的“實學”思想。例如，顧炎武本人在著作文章時“凡文之不關(guan) 六經之指當世之務者，一切不為(wei) ”。《清史稿》中評價(jia) 他說：“凡國家典製，郡邑掌故，天文儀(yi) 象，河漕、兵農(nong) 之屬，莫不窮原究委，考正得失。”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等人大力倡導重視國計民生等社會(hui) 現實問題，重視現實具體(ti) 的政治社會(hui) 的治理實踐，開啟了影響深遠的實學之風。明清之際，西學之傳(chuan) 入，亦推動了經世致用思想之勃興(xing) 。有學者把西學傳(chuan) 入以康熙中葉（1691年）為(wei) 限分為(wei) 前後兩(liang) 期，自明中後期，西學即漸入中國，並對中國學術思想產(chan) 生了影響。當時，徐光啟、李之藻等人，十分重視西方自然科學的征實精神，發出“欲求超勝，必須會(hui) 通；會(hui) 通之前，先必翻譯”之言，期望欲用十年左右時間對“有益世用”之圖書(shu) “漸次廣譯”，以開啟民智，挽救明王朝的社會(hui) 政治危機。清朝建立後，西學繼續傳(chuan) 入，其所倡導的科學精神和方法適應了當時經世實學思潮的新形勢需要，使中國傳(chuan) 統的學術格局發生了一定程度的轉變。西學的傳(chuan) 入，拓展了當時中國人的理論視野和思維空間，豐(feng) 富了日益高漲的經世實學思潮的內(nei) 容，成為(wei) 明清之際經世致用思想勃興(xing) 的一個(ge) 重要組成部分。清代中期和晚期的經世派與(yu) 此一脈相承，而這同樣也是我們(men) 今天對“經世致用”概念最習(xi) 以為(wei) 常的用法。

四、總結

通過前文可知，“經世”一詞的含義(yi) 十分廣闊，“經世”一詞幾經流轉變遷，在明末時期同“致用”結合在一起並被廣泛使用，成為(wei) 重要的社會(hui) 思潮，應當說並非偶然的現象。它既是儒學內(nei) 部理學、心學等思想理論自身發展演進所催生的結果，同時也跟時代的政治社會(hui) 背景密切相關(guan) 。“經世”與(yu) “致用”合用，更加強調的是對經世路徑的側(ce) 重，是對其中所蘊含的實踐、實用內(nei) 涵的凸顯，更加注重經世思想中實用性、技術性的實踐層麵。以顧炎武等人為(wei) 代表的明清思想家們(men) 提倡經世致用的思想，簡單地說就是注重實用理性，力圖扭轉浮躁玄虛的社會(hui) 風氣，讓學術研究服務於(yu) 社會(hui) 民生的實際需要。至此，加上西方自然科學征實精神之傳(chuan) 入，“經世致用”一詞蘊含之義(yi) 大體(ti) 定格。作為(wei) 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的重要思想理念，我們(men) 要充分挖掘經世致用思想的豐(feng) 富內(nei) 涵，繼承其合理內(nei) 核，努力做到知行合一、道技合一，將個(ge) 人的價(jia) 值追求同對於(yu) 國家社會(hui) 的責任統一起來，以便更好地為(wei) 我國社會(hui) 主義(yi) 現代化建設提供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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