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禮通考》終於(yu) 有了整理本

作者：虞萬(wan) 裏 漆永祥

來源：《中華讀書(shu) 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庚子臘月廿一日

          耶穌2021年2月2日

禮學文獻的淵藪，篤實功夫的結晶

虞萬(wan) 裏（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五禮文獻，散在經典、注疏、政書(shu) 、類書(shu) 、文集和專(zhuan) 著，浩瀚難檢，每為(wei) 學者所歎。朱熹曾說，“禮樂(le) 廢壞二千餘(yu) 年，若以大數觀之，亦未為(wei) 遠，然已都無稽考處。後來須有一個(ge) 大大底人出來，盡數拆洗一番，但未知遠近在幾時”。此語為(wei) 吳必大淳熙十五六年（1188、1189）所記，時朱熹年屆耳順，學問已造極致，已深刻認識到古禮難讀難治。但說要拆洗古禮重新編纂，“須有一個(ge) 大大底人”來做，不知在何時，當然不會(hui) 說是自己，可見其時雖深感需要卻未必有編纂《儀(yi) 禮經傳(chuan) 通解》之設想。但其紹熙五年（1194）閏十月《上乞討論喪(sang) 服劄子》時，有門人致疑而未能折服，及後見《鄭誌》有明文，方知經文未備，有待於(yu) 傳(chuan) 注之補充。於(yu) 是不數日即《上劄乞修三禮》，“欲以《儀(yi) 禮》為(wei) 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雜書(shu) 所載有及於(yu) 《禮》者，皆以附於(yu) 本經之下，具列注疏諸儒之說”，這應該就是《儀(yi) 禮經傳(chuan) 通解》屬稿的動議節點和撰著體(ti) 式，時距吳記已過五年。原來希望有一位“大大底人”來做，現在則當仁不讓，不得不出來做這樣一個(ge) “大大底人”。

朱子主持編纂的《儀(yi) 禮經傳(chuan) 通解》雖未能及身完成，但其將《儀(yi) 禮》《禮記》拆洗一番，並附以經史雜書(shu) 文獻的纂例與(yu) 體(ti) 式，卻為(wei) 後來“大大底人”所繼承、修正與(yu) 發展。《通解》雖說拆洗《儀(yi) 禮》《禮記》，但還是按篇按類編錄，如將《冠禮》《冠義(yi) 》，《昏禮》《昏義(yi) 》，《鄉(xiang) 飲酒禮》《鄉(xiang) 飲酒義(yi) 》等《禮記》中解釋《儀(yi) 禮》的篇章挨次編錄，也將有聯係的相關(guan) 篇章匯集一卷，如《五宗》和《親(qin) 屬記》，《士相見禮》《士相見義(yi) 》和《投壺》，《學製》和《學義(yi) 》等。應該說，這僅(jin) 是拆“書(shu) ”而未拆“篇”。但到清代徐乾學居喪(sang) 讀禮，編纂《讀禮通考》，雖說“仿朱子《經傳(chuan) 通解》，兼采眾(zhong) 說，剖析其義(yi) ”，而實則將《儀(yi) 禮》《禮記》中有關(guan) 喪(sang) 禮祭祀篇章拆得更散，分得更細，編類更合理，征引的文獻也更多。《通解》喪(sang) 禮不過二十卷，而《讀禮》則有一百二十卷，所以論功績，徐乾學是朱文公之後一位“大大底人”。唯一不足者，他是居喪(sang) 讀禮而纂輯喪(sang) 禮，未及吉、嘉、賓、軍(jun) 和凶禮中的荒禮、劄禮、災禮等內(nei) 容。所以朱彝尊序《讀禮》而勸徐氏“並修吉、軍(jun) 、賓、嘉四禮，庶成完書(shu) ”。徐氏欣然接受朱彝尊建議，著手編定體(ti) 例，可惜方事排纂卻遽然逝世。

《通解》與(yu) 《讀禮》所留下的缺陷與(yu) 遺憾，由秦蕙田的《五禮通考》來彌補。秦氏纂著《通考》雖距徐氏《讀禮》僅(jin) 三十餘(yu) 年，但其自期甚高，謂“吾之為(wei) 此，蓋將以繼朱子之誌耳，豈徒欲作徐氏之功臣哉”，事實也是如此，《通考》以“五禮”名，意欲統括吉、嘉、賓、軍(jun) 、凶五禮於(yu) 一書(shu) 。今其書(shu) 二百六十二卷，凶禮僅(jin) 十七卷，吉、嘉、賓、軍(jun) 占二百四十五卷，紹繼朱書(shu) 意圖甚明。

五禮之名，首見於(yu) 《舜典》，《周禮·大宗伯》鄭玄著其吉、凶、軍(jun) 、賓、嘉之目，鄭司農(nong) 則序次為(wei) 吉、凶、賓、嘉、軍(jun) ，可見當時並無恒定序次。唐代《開元禮》序五禮為(wei) 吉、嘉、賓、軍(jun) 、凶，杜佑《通典》承之。秦氏《通考》亦依仿《開元禮》首以吉禮，殿以凶禮，於(yu) 凡例中明各禮之所屬。又撰《禮經作述源流》《禮製因革》二篇四卷置前，統領全書(shu) 。五禮中吉禮有一百二十七卷，幾占其書(shu) 之半，諸凡圜丘祀天、方丘祭地、日月星辰、五帝明堂、社稷城隍、四望山川、宗廟製度、時享禘祫，以至先代帝王、先聖先師與(yu) 功臣賢臣之配享，可謂無所不包。嘉禮九十二卷，從(cong) 帝王之即位改元上尊號，朝禮、尊親(qin) 禮、飲食禮、冠昏饗燕、射禮學禮，以至觀象授時、體(ti) 國經野、設官分職，上自天子，下至庶民，凡涉人倫(lun) 日常，皆有可依循之禮。賓禮、軍(jun) 禮各十三卷，前者以天子與(yu) 諸侯朝聘會(hui) 同為(wei) 主，兼及諸侯間之會(hui) 盟交聘，更涉追尊二王三恪；後者以軍(jun) 製出師為(wei) 主，兼及田獵馬政。唯凶禮十七卷，除去論荒禮、劄禮、災禮等六卷，有關(guan) 喪(sang) 禮者僅(jin) 十一卷。統觀全書(shu) ，凡維持天地人倫(lun) 間生存所必需的，從(cong) 殷商之禮俗發展為(wei) 姬周之禮製的各種度數、節儀(yi) ，乃至後世因時隨勢而因革與(yu) 新增之各種度數、節儀(yi) ，大多收攝其中，並可見曆代學者持論之異同，曆代禮製承襲與(yu) 變化。《通考》經始於(yu) 雍正二年（1724），告成於(yu) 乾隆二十六年（1761），前後達三十八年，成文五百餘(yu) 萬(wan) 字，不得不推為(wei) 一代之大製作，秦蕙田及參與(yu) 其書(shu) 之錢大昕、戴震也不得不推為(wei) 朱熹所謂的“大大底人”。

《通考》成書(shu) 至今二百六十年，先有乾隆二十六年（1761）味經窩刊本，旋被四庫館臣收入《四庫全書(shu) 》，至光緒六年（1880）有江蘇書(shu) 局重刊本，二十二年（1896）有湖南新化三味堂刊本。光緒之後一百多年間，以我之陋見寡聞，學術著作和論文中很少引述此書(shu) ，也始終未有整理本。民初廢經，社會(hui) 動蕩，禮學束閣，固是一因，而《四庫》本難見和線裝書(shu) 流行不廣也是客觀事實。但更重要的是此書(shu) 包容天地，牢籠萬(wan) 有，征引宏富，整理排印，實屬不易。這套由方向東(dong) 、王鍔二位教授領銜整理、中華書(shu) 局出版的二十冊(ce) 《五禮通考》，發軔於(yu) 2004年，曆經十六年方始與(yu) 讀者見麵，可以想見艱辛之程度。

方向東(dong) （右）、王鍔杭州西湖邊合影

點校本《通考》在比勘多種版本和稿抄本基礎上，以文淵閣《四庫全書(shu) 》本為(wei) 底本，通校味經窩初印本、乾隆通行本和光緒六年本，其工作字數已在二千萬(wan) 以上。《通考》征引文獻量極大，諸如十三經、二十二史、《通典》《文獻通考》《冊(ce) 府元龜》《唐開元禮》等是其所常用，整理者皆一一校核，無疑又增加數百萬(wan) 字工作量。更有甚者，《通考》之《開元禮》轉引自《通典》，發現異同舛訛，還須複核《唐開元禮》或《文獻通考》，無疑又增加了工作量。如此對校、他校，參互核對，致使全書(shu) 校記達6000條左右。如此內(nei) 容複雜、篇幅龐大的書(shu) ，整理者還選用了最複雜的標點符號係統，即加標專(zhuan) 名線。凡有古籍整理經驗者，都知道專(zhuan) 名線的加標對讀者閱讀提供無限方便，對自己卻是一件徒添無限麻煩，且往往吃力不討好、授人以柄的工作。一部大書(shu) 的整理，從(cong) 初點通校、複核通稿，到打印成稿送出版社，再經校樣三校次通讀，這點校和編輯兩(liang) 個(ge) 團隊先後所花的精力，無論外行內(nei) 行，都可以想見。王鍔兄在與(yu) 我交流心得時曾發給我的工作稿打印本照片有二十八冊(ce) 之多，使我望而生畏；而今出版後精裝二十冊(ce) 的新書(shu) 放在我桌前，則油然升起一種敬仰的心情。兩(liang) 位主事者都是我的好友，王鍔先生從(cong) 撰著《三禮研究論著提要》起，在禮學文獻，尤其是《禮記》資料匯集和研究中，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方向東(dong) 先生之《大戴禮記匯校集解》早已成禮學研究者案頭書(shu) ，而其用十餘(yu) 年時間獨立校勘的阮刻《十三經注疏》也已成稿付梓行將與(yu) 讀者見麵。今新點校本《通考》之行世，重新溫習(xi) 朱熹語錄、徐乾學序跋及兩(liang) 家原書(shu) ，隱約使我感到，即使不說兩(liang) 位主事者是朱熹所謂“大大底人”，至少在我的心目中是“大底人”，因為(wei) 他們(men) 確實為(wei) 禮學文獻做出了大的貢獻。

《五禮通考》工作稿打印本28冊(ce) 《通考》整理本之出版，是禮學文獻整理工作中的一件大事，在慶賀之餘(yu) ，我更進一步想到它與(yu) 《讀禮》的關(guan) 係。秦氏在凡例中指出徐乾學之《讀禮通考》雖仿自朱熹《通解》，但隻有凶禮中的喪(sang) 禮，而沒有吉、嘉、賓、軍(jun) 四禮，所以他要直接朱熹《通解》，依《通典》五禮次第，編纂《通考》。但將《通考》凶禮中的喪(sang) 禮與(yu) 《讀禮》勘合，喪(sang) 服禮製除基本文獻外，大多是徐書(shu) 已引錄，秦書(shu) 即略之，而專(zhuan) 就其未及者增補之，可知凶禮喪(sang) 製，《通考》僅(jin) 是《讀禮》之增補本。鑒此，就乾隆以前的五禮文獻而言，必須將二書(shu) 合觀，方為(wei) 完備。換言之，《通考》的整理出版，僅(jin) 是五禮文獻之大部分，而非全部，還須將徐氏《讀禮》也整理出版，方成“完帙”。這就需要朱熹所謂又一個(ge) “大大底人”站出來承擔。方、王兩(liang) 先生是否願意承擔，這要看他們(men) 手中工作情況，但作為(wei) 古籍出版界老大也是出版《通考》的中華書(shu) 局，應該籌措考慮合適人選，盡快啟動這一項目。

點染丹黃十數載，校成曲禮三千篇

漆永祥（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

清代秦蕙田所主纂的《五禮通考》268卷，分吉、嘉、賓、軍(jun) 、凶禮五大類，上自先秦，下訖當時，以《三禮》為(wei) 核心，廣泛徵引曆代經史四部之說為(wei) 佐證，縱橫梳理，類例詳明，糾謬補闕，時出己見，成為(wei) 當時禮學研究方麵集大成式的重要著述。但近三百年來，迄無點校整理之本，誠為(wei) 憾事！然在去年年底，我們(men) 終於(yu) 捧到了由南京師範大學方向東(dong) 、王鍔兩(liang) 位教授主持校勘、中華書(shu) 局出版的皇皇二十巨冊(ce) 整理本《五禮通考》，不僅(jin) 彌補了我們(men) 的缺憾，也給令人焦慮煎熬的庚子大災之年之歲尾，增添了一份難得的喜氣與(yu) 吉瑞。

要董理《五禮通考》這樣卷帙龐大的禮學文獻，危乎難哉！綜括而論，實有四難：禮文繁雜，晦澀難通，其難一；禮學文獻關(guan) 涉過廣，無所不包，其難二；精研《三禮》，疏通考核的專(zhuan) 家，如鳳毛麟角，其難三；而即便有一二通禮之家，也不願意耗日費時，花十數年時間來整理一部著述，其難四也。這就是《五禮通考》雖然為(wei) 學術界所亟需，但卻遲遲沒有整理本槧行的主要原因。

研治禮學，所謂“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節文威儀(yi) ，委曲繁重。即如《五禮通考》中“嘉禮”類中，如尊親(qin) 、飲食、冠、昏、饗燕、射、鄉(xiang) 飲酒諸禮，凡豆俎簠簋、匏竹鍾鼓、奠祭盥洗、揖讓升降、拜跪坐興(xing) 、緩徐趨疾等儀(yi) 節，既少圖例可參，又無錄像可憑，可謂紛如亂(luan) 絲(si) ，迷如密霧。而禮文之中，往往是一字一套動作，一字一個(ge) 位置，一字一種儀(yi) 節，一字一件禮器，點校此類禮文，須有大量的一字句、二字句、三字句，才能分得清楚，辨得明白，這是禮學文獻獨有的特殊句型。整理者在處理這些文句時，稍有不慎，即或粘連不分，或破句錯點，導致儀(yi) 節紊亂(luan) ，懵懂難解，其慎懼兢兢、瞻前顧後之狼狽可知。

禮學文獻還有一大特征，就是瀚海無涘，無所不包。錢玄先生曾感慨地說“三禮之學，實即研究上古文化史之學”。《五禮通考》的內(nei) 容，實際幾乎囊括了天地鬼神、人生百態與(yu) 世間萬(wan) 物之一切，而且遠自往古，下止當代，上自王朝，下逮民俗，兼容並蓄，無所不備。不僅(jin) 如此，《四庫全書(shu) 總目》還說《通考》“以‘樂(le) 律’附於(yu) 《吉禮》‘宗廟製度’之後，以‘天文推步勾股割圓’，立‘觀象授時’一題統之，以古今州國、都邑、山川、地名立‘體(ti) 國經野’一題統之，並載入《嘉禮》，非‘五禮’所應該，不免有炫博之意”。因此，《五禮通考》做為(wei) 一部禮學史與(yu) 資料集兼具的著述，其“五禮”之所含，顯然更為(wei) 廣博龐雜，無所不蓄，儼(yan) 然百科全書(shu) ，這對整理者水平的要求，可以說近乎酷苛矣。

我們(men) 如果推測秦蕙田之原意，也不一定非要“炫博”，當時戴震參加了《五禮通考》的編纂，戴氏遂將其師江永《推步法解》與(yu) 自家所著《勾股割圜記》一並纂入其中，秦氏設“觀象授時”一類，很可能是受戴震影響所致，這一方麵說明秦蕙田善於(yu) 吸收當時學術研究的最新成果，另一方麵無疑給後人整理《五禮通考》平添了難度。因為(wei) 《推步法解》與(yu) 《勾股割圜記》是專(zhuan) 門研究天文算學的專(zhuan) 著，如戴書(shu) 上篇介紹三角八線與(yu) 平三角形解法，中篇為(wei) 球麵直角三角形解法，下篇為(wei) 球麵斜三角形解法。戴震與(yu) 錢大昕當時都力主“西學中源”，而且“中優(you) 於(yu) 西”，即所謂“以勾股禦三角”。為(wei) 了給中國傳(chuan) 統數學爭(zheng) 天下，戴氏還自創了一套術語，有意與(yu) 西學立異，如他的題目“知一觚兩(liang) 距，兩(liang) 距在觚之左右，求對觚之距”，翻譯成現代漢語就是“在球麵上已知一角與(yu) 兩(liang) 邊，求對邊之值；或已知兩(liang) 角夾一邊，求對角之值”。此類文句，猶如天書(shu) ，令人昏昏，何況戴氏書(shu) 中，本身就有不少的錯訛與(yu) 缺漏，要標點整理這樣的書(shu) 籍，其難度又可想而知。

那麽(me) ，為(wei) 什麽(me) 是方向東(dong) 、王鍔二位教授啃下了這塊硬骨頭，這當然是有原因的。江蘇向來是人文淵藪之地，即以清代而論，南京、揚州、常州等地的鍾山、紫陽、婁東(dong) 諸書(shu) 院，在盧文弨、錢大昕等大師的引領下，培植了大量的經學人才。綿延至近現代，南京師範大學前輩學者如段熙仲、錢玄等先生，皆為(wei) 禮學名家。方向東(dong) 教授師承徐複先生與(yu) 錢玄先生，傾(qing) 心向古，禮學為(wei) 長，所著如《大戴禮記匯校集解》《〈大戴禮記〉譯注》等，為(wei) 學界所重。王鍔教授早歲在西北師範大學從(cong) 業(ye) 師李教授慶善先生遊，又隨趙逵夫先生攻讀博士學位，鑽彌禮學，曾與(yu) 陝西師範大學諸賢合作纂《十三經辭典》，成《三禮研究論著提要》。調至南師大工作後，更是承繼先風，發揮所長，近年先後成《〈禮記〉成書(shu) 考》《〈禮記〉版本研究》《〈禮記〉鄭注匯校》《曲禮注疏長編》等，可謂是風生水起而著述滿家矣。

南師大既有禮學研究傳(chuan) 統，王鍔兄與(yu) 方向東(dong) 教授同味同好，遂相約點勘《五禮通考》。方、王二氏，皆不追時髦，不喜聲華。方兄所嗜，唯在校勘禮經，若左手握杯，右手執筆，薄酒和墨，丹黃塗乙，則不啻為(wei) 羲皇上人。王鍔兄在隨園開“學禮堂”，與(yu) 門下生執禮演儀(yi) ，涵詠其中。《五禮通考》曆經十餘(yu) 年才槧行麵世，正是方、王二兄矻矻孜孜、持續發力的結果，也是他們(men) 與(yu) 高弟子研討匯校的集體(ti) 結晶。而年輕一代如瞿林江、井超、侯婕、楊傑等，也在校勘實踐中學有所成，逐漸成為(wei) 能挑起大梁的學術中堅力量，稱南師大為(wei) 今日禮學研究之重鎮，其誰雲(yun) 不然哉！

關(guan) 於(yu) 《五禮通考》的具體(ti) 整理工作，讓我既驚奇又讚賞的是方向東(dong) 、王鍔二兄竟以文淵閣《四庫全書(shu) 》本為(wei) 底本。究其因由，是在比較諸本優(you) 劣後，他們(men) 認為(wei) 《四庫》本雖有諱改，但對其他諸本之誤，或改正，或補缺，整體(ti) 質量，遠勝於(yu) 他本，遂果斷地用《四庫》本為(wei) 底本，這確實是需要一點勇氣與(yu) 膽量的。

當然，《四庫》本多諱改，這是鐵的事實，《五禮通考》亦然。對《四庫》本因避帝王諱或違礙字而改者，整理者皆據他本，一一改回；而《四庫》本其他訛脫衍倒之誤，則或據他本改正，或據他書(shu) 糾謬。對《五禮通考》中大量徵引的其他經史諸書(shu) ，則逐一核查，以校異同，並出校記，以為(wei) 依據。凡涉經史四部書(shu) 名者，皆加書(shu) 名線；而針對國別、民族、朝代、姓氏、人名、字號、地名等，則標以專(zhuan) 名線，這無疑又給整理者平添了無數的工作量，而對讀者閱讀與(yu) 理解，卻是提供了諸多的便利。

整理古籍，以不變亂(luan) 底本為(wei) 原則，《五禮通考》的點校，對底本的行款版式，也是慎之又慎，不輕加變更。如對於(yu) 秦蕙田原文的頂格、出格、低格等行款版式，因其或寓有深意，或暗示褒貶，故亦做了標識處理，眉目清晰，以便區分，做到最大限度的忠實原書(shu) 。但底本及他本，原版皆無細目標題，以古人習(xi) 慣在文後加“右某某某”以統括前文，整理者在文前增加了細目標題，以適應今人閱讀習(xi) 慣。凡標題在目錄中與(yu) 正文中出現不相統一的情況時，整理本皆依正文為(wei) 定。古籍中目錄與(yu) 正文標題不統一，所在多有，而據我的感觀所得，也是正文題目，相對更為(wei) 準確，所以我也非常讚同《五禮通考》的這一做法。正是由於(yu) 底本判別準確，凡例製定精當，點校者雖非一人，然皆能貫徹執行，故全書(shu) 前後一貫，質量上乘，是一部可以信賴的整理本。

如果說《五禮通考》整理本有缺憾，那麽(me) 我感覺最大的問題就是對底本中所涉遼、金、元時期帝王後妃等名、部族名、屬國名、人名、地名、職官名、名物名等，仍依存不改，似屬處置失當。乾隆朝編纂《四庫全書(shu) 》時，對宋、遼、金、元諸史及其他書(shu) 籍中，凡涉上述諸專(zhuan) 用名者，或為(wei) 改易漢文舊譯不雅之字，或據舊譯漢字改其諧音，這些改字給閱讀《四庫》本的讀者帶來巨大的困惑與(yu) 幹擾，即如《五禮通考》卷247“凶禮二·荒禮”中，《四庫》本中如“阿濟格”“伊嚕勒”“齊哩克昆”“阿南達”“默圖”等名，秦蕙田味經窩刻本與(yu) 今中華書(shu) 局點校本《元史·食貨誌》，均作“阿隻吉”“月兒(er) 魯”“怯憐口”“阿難達”“滅禿”等，如果不拿諸書(shu) 對讀，則讀者很難判斷“齊哩克昆”即“怯憐口”，“默圖”即“滅禿”。我揣測整理者是因為(wei) 此類太多，改不勝改，出校則繁冗蕪累，故索性“不一一出校”。那麽(me) ，如果做特殊處理，用諸如“《四庫》本改易遼金元諸專(zhuan) 用名稱對照表”做為(wei) 《附錄》，置於(yu) 書(shu) 後，以便讀者參考稽核，既不改字，又便讀者，是不是一舉(ju) 兩(liang) 得而兩(liang) 全其美的做法呢。

為(wei) 方便讀者利用，《五禮通考》將錢大昕所撰秦蕙田《墓誌銘》作為(wei) 《附錄二》，並置正文之後，極是得當。但如果能將有關(guan) 秦氏傳(chuan) 記中，比較重要的如《滿漢名臣傳(chuan) 》《清史列傳(chuan) 》《清史稿》諸書(shu) 相關(guan) 傳(chuan) 記一並附上，則會(hui) 對讀者起到更好的參考作用。

《五禮通考》中所涉禮學文獻，雖橫貫四部，縱穿百代，但所引用之書(shu) ，多有近今人整理本可參。盡管如此，全書(shu) 中仍有點校中的破句漏略，如卷246《凶禮一·荒禮》“故有一半散息、一半減糶之，詔以調停之”句，當為(wei) “故有一半散息、一半減糶之詔以調停之”（或在詔字下斷句）。又如“仍禁奸豪，不許隱情，捏名多買(mai) 罔利，事發重治”句，當為(wei) “仍禁奸豪，不許隱情捏名，多買(mai) 罔利，事發重治”等。另如專(zhuan) 名線如“祝融”、書(shu) 名線如“二十二史”等，或標或不標，並不統一。凡此之類，誠冀《五禮通考》再版之時，能糾誤正訛，拾闕補遺，俾全書(shu) 更趨完善，則是所願焉。

《五禮通考》（全20冊(ce) ），[清]秦蕙田撰，方向東(dong) 、王鍔點校，中華書(shu) 局2020年11月第一版，199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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