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並不是“積貧”的王朝

作者：吳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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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庚子閏四月初二日丁卯

          耶穌2020年5月24日

“積貧積弱”是今天許多人對宋朝的習(xi) 慣性評價(jia) ，究其源，大概可追至錢穆先生的《國史大綱》：“宋代對外之積弱不振”；“宋室內(nei) 部之積貧難療”。錢先生大才，屢有卓見，但所論也未必全然正確，他對宋代中國“積貧積弱”之說，就大可商榷。“積弱”且不論，我們(men) 單純來說宋朝到底是不是“積貧”。

張擇端《清明上河圖》中的商稅所

【財稅收入】

從(cong) 國家的角度來說，積貧與(yu) 否，關(guan) 鍵看財稅收入與(yu) 財稅結構。

讓我先從(cong) 宋朝說起。唐代的最高歲入為(wei) 天寶八年（749）的5230萬(wan) （貫石匹屯），含錢、粟、絹、綿、布，其中貨幣性歲入為(wei) 200萬(wan) 貫錢。也就是說，唐代的賦稅以農(nong) 業(ye) 稅為(wei) 主體(ti) ，而且主要征收實物稅，隻有一小部分征收貨幣，占稅收總額不足4%。那麽(me) 宋代的財政歲入是多少呢？北宋治平二年（1065）的數字是11600萬(wan) （貫石匹兩(liang) ）。

11600萬(wan) 這個(ge) 數目還不是北宋歲入的最高額，卻已是唐代最高歲入的一倍。其中貨幣性歲入為(wei) 6000萬(wan) 貫以上，比重超過了50%，顯示賦稅貨幣化已成大勢所趨。特別是王安石變法，將役也折成貨幣，這一役法變革，比張居正的“一條鞭法”早500年，比雍正的“攤丁入畝(mu) ”早600年。盡管熙寧變法造成了一係列嚴(yan) 重後果，受到蘇轍等人的抨擊，但今天我們(men) 得承認，王安石確實準確地把握到曆史發展的方向。

更具曆史標誌意義(yi) 的是，宋人發現，“州郡財計，除民租之外，全賴商稅”。從(cong) 宋真宗朝開始，來自工商稅與(yu) 征榷的收入超過了農(nong) 業(ye) 稅，北宋熙寧年間，農(nong) 業(ye) 稅的比重降至30%，南宋淳熙—紹熙年間，非農(nong) 業(ye) 稅更是接近85%，農(nong) 業(ye) 稅變得微不足道。顯然，這是曆代王朝從(cong) 未有過的事情，若非宋代工商業(ye) 發達、政府善用市場手段調動財富，不可能出現這樣的財稅結構。

宋代之後明清兩(liang) 朝的歲入情況又如何呢？明朝弘治十五年（1502），全國田賦正額約為(wei) 2680萬(wan) 石，占全部稅收的75%；隆慶朝與(yu) 萬(wan) 曆朝前期（1570—1590），國家的雜色歲入（含商稅、海外貿易抽稅、鹽課、輕齎銀、役與(yu) 土貢折色等）約370萬(wan) 兩(liang) 白銀，這個(ge) 數目隻及宋代征榷收入的零頭。明末在田賦中加派“三餉”，又派出稅監礦使，四處搜刮工商稅，搞得天怒人怨，歲入也不過增加了2000萬(wan) 兩(liang) （其中稅監搜刮的工商稅每年隻有四五十萬(wan) 兩(liang) ）。而兩(liang) 宋的歲入，基本上都保持一億(yi) （貫石匹兩(liang) ）以上。明代歲入不但總額不如宋代，而且農(nong) 業(ye) 稅又恢複了統治地位。

清代的歲入，從(cong) 乾隆朝至道光朝，大體(ti) 上都維持在4000萬(wan) 兩(liang) 左右的水平。道光之前，地丁銀（農(nong) 業(ye) 稅）占全部歲入的70%以上，關(guan) 稅與(yu) 鹽課的比重不足30%。換言之，在被吹捧為(wei) 所謂“康雍乾盛世”的清代中前期，工商業(ye) 的表現並不出色。

洋務運動之後，工商業(ye) 才逐漸崛起，表現在財稅上，便是工商稅比重擴大。到光緒時代的1885年，田賦的比重總算下降為(wei) 48%，關(guan) 稅收入上升到22%，鹽課為(wei) 11%，晚清新設的厘金則貢獻了19%的歲入。光緒三十四年（1908），清王朝的歲入總額開始突破兩(liang) 億(yi) 兩(liang) 銀，終於(yu) 超過了宋代的紀錄。

當然，單純比較歲入總額，也可以看出宋代的稅率應該是高於(yu) 其他王朝的，這是一個(ge) 事實。但這個(ge) 事實的另一麵是，宋朝建立了一種擴張型的財政係統。財政的擴張推動著政府必須積極去了解市場、開拓市場、創造市場，由此便可能建立起資本主義(yi) 的生產(chan) 體(ti) 係。

此外還有另一個(ge) 事實：兩(liang) 宋立國三百餘(yu) 年，從(cong) 未因為(wei) 較高的稅率而誘發全國性民變；而明末加征“三餉”、遍設稅監，搜刮到多少錢且不論，卻已導致民不聊生，民變蜂起，最終王朝被民變推翻。可見宋代的民間財富與(yu) 市場活力大致還可以支撐起一個(ge) 較高的稅率。

趙佶《文會(hui) 圖》局部

【社會(hui) 財富】

從(cong) 國民的角度來說，或貧或富，當然要看國民收入水平。而就國民收入水平而言，宋朝堪稱曆代中最為(wei) 富庶的一個(ge) 王朝。

宋之富庶，宋人自己也感受得到，真宗朝宰相王旦說，“國家承平歲久，兼並之民，徭役不及，坐取厚利。京城資產(chan) ，百萬(wan) （貫）者至多，十萬(wan) 而上，比比皆是。”往汴京的大街上隨便扔一塊石頭，便能砸著一個(ge) 腰纏十萬(wan) 貫的土豪。

不妨將宋朝跟其他朝代比較一下。漢朝人說，“百金，中人十家之產(chan) 也。”再據《漢書(shu) •食貨誌》，“黃金重一斤，直錢萬(wan) ”，可知漢之“百金”（黃金一百斤），相當於(yu) 一千貫錢。換言之，在漢代，1000貫錢是10戶中產(chan) 家庭的財產(chan) 總量；即一戶中產(chan) 之家的財產(chan) ，為(wei) 100貫。

那麽(me) 宋代的中產(chan) ，又有多少家產(chan) 呢？一位北宋人說，“萬(wan) 緡，中人十家之產(chan) 也。”一戶中產(chan) 家庭的財產(chan) 為(wei) 1000貫；另一位南宋人說，“三千緡，在今日亦中人之產(chan) 也。”則家產(chan) 3000貫才稱得上中產(chan) 。換言之，宋代一戶中產(chan) 的財產(chan) ，是漢代中產(chan) 家產(chan) 的10倍乃至30倍。

所以宋人對漢朝的富豪頗瞧不上眼。一位叫做吳箕的南宋人說：“（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chuan) 》）所載富者，固曰甚盛，然求之近代，似不足道。樊嘉以五千萬(wan) 為(wei) 天下高貲。五千萬(wan) 錢在今日言之，才五萬(wan) 貫爾。中人之家，錢以五萬(wan) 緡計之者多甚，何足傳(chuan) 之於(yu) 史？”漢代史書(shu) 大書(shu) 一筆的富翁，在宋朝不過是一不足為(wei) 道的中產(chan) 而已。

同樣，唐人眼中覺得驚豔的富貴之物，在宋人看來，則是稀鬆尋常的東(dong) 西。唐朝有個(ge) 詩人貫休，寫(xie) 了一首《富貴曲》，說“刻成箏柱雁相挨”，意思是唐人製作的古箏十分考究，箏柱上都刻滿雁紋。沈括對此很不以為(wei) 然，說，“貫休《富貴曲》雲(yun) ：‘刻成箏柱雁相挨。’此下裏鬻彈者皆有之，何足道哉？”這樣的古箏，宋朝鄉(xiang) 間賣唱的藝人都有，何足掛齒？

又有一個(ge) 叫韋楚老的唐朝詩人，也寫(xie) 了首炫富的詩：“十幅紅綃圍夜玉。”沈括也嘲笑詩人沒見過世麵：“十幅紅綃為(wei) 帳，方不及四五尺，不知如何伸腳？此所謂不曾近富兒(er) 家。”沈括的結論是，“唐人作富貴詩，多記其奉養(yang) 器服之盛，乃貧眼所驚耳”。

唐德宗年間，由於(yu) 朝廷長年與(yu) 藩鎮交兵，國庫日漸空虛，政府決(jue) 定向長安的商人“借錢”，說是“借”，其實跟搶差不多，“京師囂然，如被盜賊”，哪個(ge) 不乖乖掏錢，便抓起來拷打，有人因為(wei) “不勝鞭笞，乃至自縊”，一番搜刮下來，也才“借”到八十萬(wan) 貫。可見唐代長安的商民並不富有。

無獨有偶，北宋慶曆年間，因為(wei) 與(yu) 西夏打仗，宋廷也是“急於(yu) 財用”，三司預算下來，尚未有數十萬(wan) 貫的財政缺口，“議者請呼數十大姓計之，一日而足”政府隻向京師數十位富商求助，一日之內(nei) 便籌借到數十萬(wan) 貫錢。唐宋之間民間財富儲(chu) 量的巨大差距，由此可見一斑。

後世的人又如何評價(jia) 宋人的生活？我從(cong) 研究宋史的學者那裏看過幾個(ge) 例子。來看明人王鏊《震澤長語摘抄》中的說法：“宋民間器物傳(chuan) 至今者，皆極精巧。今人鹵莽特甚，非特古今之性殊也。蓋亦坐貧故耳。觀宋人《夢華錄》、《武林舊事》，民間如此之奢，雖南渡猶然。近歲（指明朝）民間無隔宿之儲(chu) ，官府無經年之積，此其何故也？……古稱天下之財不在官，則在民。今民之膏血巳竭，官之府庫皆空。”

另一位明朝人郎瑛也感慨說：“今讀《夢華錄》、《夢粱錄》、《武林舊事》，則宋之富盛，過今遠矣。今（明朝）天下一統，賦稅尤繁，又無歲幣之事，何一邑之間，千金之家，不過一二？是皆無儲(chu) 糧者也；及詢官府，又無贏餘(yu) 之財，此則何也？”

明朝讀書(shu) 人是這麽(me) 比較宋明兩(liang) 朝的民間財富的。

近人張孝友先生《礬樓夜市圖》

【國民收入】

最後，我們(men) 還要來估算具體(ti) 一位宋朝人他的工資收入與(yu) 日常消費水平。富商的收入與(yu) 消費難以統計，不過官員的俸祿、雇工的工價(jia) 與(yu) 小商販的日收入，還是可以比較的。

許多人都知道，曆史上宋朝官員的俸祿最為(wei) 豐(feng) 厚，以致清代的趙翼在《廿二史劄記》中驚呼“宋製祿之厚！”北宋元豐(feng) 改製之後，官員領雙俸：“本俸”與(yu) “職錢”，其中宰相的月薪為(wei) 本俸400貫、職錢50貫，此外，還有各種補貼，如“餐錢”（餐飲補貼）、“薪炭錢”（燃料補貼）、“芻粟”（養(yang) 馬補貼）、“傔人衣糧”（保姆補貼），以及“養(yang) 廉錢”（職田租金）等，加起來不會(hui) 少於(yu) 600貫。宋朝一名知府（知州）的月薪——本俸、職錢加上“公使錢”（特別辦公費）、職田租金及各種補貼，大概也有500貫上下，相當於(yu) 年薪40萬(wan) 美元，跟美國總統的年薪差不多。

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則采取了極端的低薪製，並且官員的薪俸以實物（糧食）計算、發放，正一品高官的月薪為(wei) 87石大米，折成錢的話，大概隻有34貫。正四品知府的月薪為(wei) 24石大米，折錢則不到10貫。跟宋朝的差距之大，令人震驚。如果不是明前期的經濟出現非常嚴(yan) 重的大衰退，甚至可能退回到以物易物的自然經濟狀態，還真難以想象這樣的“低薪製+實物製”能夠長期執行下去。

拋開生活得比較體(ti) 麵的宋代官員不提，來看處於(yu) 社會(hui) 底層的那部分宋朝人，收入又幾何呢？程民生先生的《宋代物價(jia) 研究》提供了一些案例——北宋詩人張耒的一首詩寫(xie) 道：“山民為(wei) 生最易足，一身生計資山木。負薪人市得百錢，歸守妻兒(er) 蒸鬥粟”，山民賣柴每日可得100文；北宋淮西的傭(yong) 工，“力能以所工，日致百錢，以給炊烹”，日收入100文；南宋長江漁民“賣魚日不滿百錢，妻兒(er) 三口窮相煎。朝飧已了夕不飽，空手歸去蘆灣眠”，日收入也是100文左右；都昌縣一名農(nong) 婦“為(wei) 鄉(xiang) 鄰紡緝、漧濯、縫補、炊爨、掃除之役，日獲數十百錢，悉以付姑”，也是日收入100文左右。這是農(nong) 村人的日收入水平。

城市的情況：舒州官營酒務的雜工，“每名日支工食錢二百五十文省”，日工資有200多文；饒州市民魯四公，開食品店“煮豬羊血為(wei) 羹售人，以養(yang) 妻子。日所得不能過二百錢，然安貧守分”，日收入100多文，不到200文；吳中也有兩(liang) 名市民，“同以鬻鱔為(wei) 業(ye) ，日贏三百錢”，每人每日也有100多文的收入；滄州有一婦人，“幼年母病臥床，家無父兄，日賣果於(yu) 市，得贏錢數十以養(yang) 母”，每日收入則不到100文；比較有意思的是一個(ge) 叫樂(le) 生的鄂人，“任水鬻於(yu) 市，得百錢即罷休。以其僦屋飲食之餘(yu) ，遨嬉於(yu) 邸戲中。既歸，又鼓笛以歌，日以為(wei) 常”，每天賺夠100文，便不再做生意，回家吹笛唱歌。

說到這裏，你大概已經發現了，不管是當傭(yong) 工，還是在城市做點小生意，宋代底層人的日收入基本上在“100文”這個(ge) 水平線上下浮動。

每日收入100文，一個(ge) 月即有3貫，這個(ge) 收入水平相當於(yu) 明朝知縣的月俸。另據黃冕堂《中國曆代物價(jia) 問題考述》的統計，明代城市傭(yong) 工的日工價(jia) 以30文為(wei) 常價(jia) ，農(nong) 村傭(yong) 工則以20多文為(wei) 常價(jia) 。到清代時，日工價(jia) 才回升到50~70文。換言之，一名宋代傭(yong) 工的收入，相當於(yu) 一名明代傭(yong) 工加一名清代傭(yong) 工的收入。

當然單純比較收入，意義(yi) 不大。還需要考慮貨幣的購買(mai) 力。在宋代，維持一個(ge) 人的基本溫飽，每日需要20文。100文左右的日收入剛好能夠養(yang) 活一個(ge) 五口人的家庭。而以這個(ge) 收入水平，放在明朝的江南，則可以讓一個(ge) 五口之家的日子過得相當滋潤，因為(wei) 明代江南人家一年的生活開銷也就30兩(liang) 銀子光景（約30貫錢）。顯然，宋代的物價(jia) 普遍高於(yu) 明代。

值得特別指出來的是，明前期幾十年間，糧價(jia) 竟跌至約300文每石，僅(jin) 為(wei) 南宋糧價(jia) 的四分之一。表麵上看，物價(jia) 下降，意味著生活成本降低了。似乎是好事情。但實際上，糧價(jia) 跌幅如此巨大，十分反常。若非經濟發生大衰退，在經濟學上是無法解釋的。

上麵這些統計數據顯示了一個(ge) 確鑿的事實：明代前期是“低收入+低消費”的時代，市場經濟之規模非常有限；宋朝是“高收入+高消費”的時代，市場經濟之規模遠遠大於(yu) 明代。

曆史地看，“低收入+低消費”正是中古社會(hui) 的特征，“高收入+高消費”則是近代化展開的特征。從(cong) 宋代的“高收入+高消費”轉入明前期的“低收入+低消費”，曆史發生了一次倒退。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