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在兩(liang) 漢經學中的地位

作者：任蜜林

來源：《衡水學院學報》，2020年第2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庚子二月廿七日壬戌

          耶穌2020年3月20日

摘要

董仲舒在兩(liang) 漢經學中有著奠基性的地位。正是因為(wei) 他提出的“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思想才使得儒家由先秦的一家之學變為(wei) 西漢政治的獨尊之學，從(cong) 而對兩(liang) 漢經學的發展產(chan) 生了深遠影響。這種影響一方麵表現在儒家經學出現了繁榮興(xing) 盛的局麵，另一方麵則表現在儒家經學對於(yu) 當時的政治實踐也產(chan) 生了重要的影響。

關(guan) 鍵詞：董仲舒；兩(liang) 漢經學；政治實踐；

一

董仲舒生活的時代，正是漢代製度逐漸確立的時代。對於(yu) 董仲舒的生卒，《史記》《漢書(shu) 》都未有明確的記載。因此，曆來研究者對此有著不同的看法，如蘇輿《董子年表》認為(wei) 董仲舒生於(yu) 漢文帝元年（前179年），卒於(yu) 漢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1]。周桂鈿認為(wei) 董仲舒生年當在公元前200年至前196年之間，卒年當在公元前107年至前104年之間，壽命90多歲[2]。美國學者桂思卓在中國學者研究的基礎上，認為(wei) 董仲舒生於(yu) 公元前195年左右，卒於(yu) 公元前105年左右[3]。這與(yu) 周桂鈿的看法接近。其實這些看法都是推測之詞，無論如何我們(men) 都不能得出董仲舒的確切生卒年月，除非有新的史料發現。不過這並不妨礙我們(men) 對董仲舒生活時代的了解。

《漢書(shu) ·匈奴傳(chuan) 》稱董仲舒“親(qin) 見四世之事”，據此，董仲舒至少經曆了惠、文、景、武四朝。根據《史記》《漢書(shu) 》儒林傳(chuan) 的記載，董仲舒在漢景帝的時候就已經成為(wei) 博士了。《漢書(shu) ·五行誌上》說：“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為(wei) 儒者宗。”這說明董仲舒真正登上曆史舞台是漢景帝時，而其對當時政治產(chan) 生重要影響則在漢武帝對策之後。

漢武帝即位之後，先後發動了三次舉(ju) 賢良對策的活動，分別是建元元年、元光元年和元光五年。對於(yu) 董仲舒對策的時間，學界尚有不同的看法1，其中以元光元年的說法最為(wei) 可信。武帝之所以舉(ju) 賢良對策，其主要目的就是如何治理才能讓國家達致天下太平。這一點可以從(cong) 當時所發的舉(ju) 賢良詔書(shu) 中看出。如元光元年五月詔書(shu) 說：“朕聞昔在唐虞，畫象而民不犯，日月所燭，莫不率俾。周之成康，刑錯不用，德及鳥獸(shou) ，教通四海。海外肅慎，北發渠搜，氐羌徠服。星辰不孛，日月不蝕，山陵不崩，川穀不塞；麟鳳在郊藪，河洛出圖書(shu) 。嗚虖，何施而臻此與(yu) ！”（《漢書(shu) ·武帝紀》）在武帝看來，三代的堯舜、周代的成康當政時期都是曆史上有名的盛世，都是他應效法的對象。他詔舉(ju) 賢良的目的就是為(wei) 了達到唐、虞、成、康那樣的盛世，“上參堯舜，下配三王”。在《漢書(shu) ·董仲舒傳(chuan) 》中也有類似的記載：“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製作樂(le) 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當虞氏之樂(le) 莫盛於(yu) 《韶》，於(yu) 周莫盛於(yu) 《勺》。聖王已沒，鍾鼓筦弦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乎桀紂之行，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眾(zhong) ，然猶不能反，日以仆滅，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操或悖謬而失其統與(yu) ？固天降命不可複反，必推之於(yu) 大衰而後息與(yu) ？”這同樣以五帝三王為(wei) 楷模，以桀紂為(wei) 教訓，欲實現古代盛世所謂的“王道”。

可以看出，在武帝看來，當時漢代立國雖然已經六七十年，但遠沒有達到堯、舜那樣的太平盛世。這不僅(jin) 是武帝的看法，董仲舒在對策中也表達了同樣的看法：

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柰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wei) 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yu) 當更化而不更化也。

漢代是在推翻秦代基礎上建立起來的，而秦代是一個(ge) 相當殘暴混亂(luan) 的朝代。漢代要想在這樣一個(ge) 滿目瘡痍、混亂(luan) 不堪的基礎上實現王道是相當困難的。在董仲舒看來，漢代如果想得到好的治理，必須改製、更化。所謂改製、更化，就是改變秦製，實現漢製。

對於(yu) 武帝的策問，董仲舒用春秋公羊學的理論予以回答。他認為(wei) 實現王道的關(guan) 鍵在於(yu) 知道天道，天道任德不任刑，因此，治理國家也應以德教為(wei) 主，刑法為(wei) 輔。這實際上就是改變以法為(wei) 主的秦製，實現以德為(wei) 主的漢製。在第二次對策中，董仲舒進一步申明了他的改製思想，認為(wei) “《春秋》受命所先製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秦朝的滅亡在於(yu) “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不以文德教化天下。董仲舒認為(wei) ，漢武帝當時雖然並有天下，內(nei) 外率服，有太平之致的景象。但一般老百姓並沒有感受到這種太平景象，關(guan) 鍵在於(yu) “王心未加”。如果加以“王心”，那麽(me) 就會(hui) 實現三代的王道。那麽(me) 如何加以“王心”呢？董仲舒認為(wei) 在於(yu) “興(xing) 太學，置明師”，以教養(yang) 士人，然後就可以得到優(you) 秀的人才。任用這樣的優(you) 秀人才就可以宣化君主的德教，使老百姓感受到君主的恩澤。在第三次對策中，改製思想仍然是董仲舒論述的重點。他說：“道者萬(wan) 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舉(ju) 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捄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亡為(wei) 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yu) 盡循堯道，何更為(wei) 哉！故王者有改製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捄，當用此也。”捄者，救也。在董仲舒看來，道是沒有弊端的。弊端的出現隻是道的偏失。因此，三王雖有不同，然皆是救弊扶衰的結果，都是順應天命的表現。因此，王者的改製僅(jin) 僅(jin) 是名稱上的變化，對於(yu) 道的實際並沒有改變。在董仲舒看來，當時漢代在大亂(luan) 之後，應該“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董仲舒認為(wei) 忠、敬、文代表三種不同的政教方式，三者處於(yu) 循環關(guan) 係，前者如有弊端，就會(hui) 用後者進行救治。漢代處於(yu) 周、秦大亂(luan) 之後，因此，要用夏代的“忠”來進行救治。

二

董仲舒通過《天人三策》得到漢武帝的欣賞，在最後一次對策中，董仲舒說：

《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製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wei) 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cong) 矣。（《漢書(shu) ·董仲舒傳(chuan) 》）

在董仲舒看來，春秋公羊學所提出的“大一統”思想是亙(gen) 古不變的法則。他認為(wei) 要改變當時思想紛雜、法製屢變的情況，就要以儒家思想作為(wei) 指導，這樣才能使政治一統、法製清明，從(cong) 而讓老百姓的思想和行為(wei) 有所順從(cong) 。

在董仲舒之前，西漢的儒者就已經開始積極參與(yu) 政治活動，爭(zheng) 取正統地位，雖然得到一些上層階級的青睞，但遭到了黃老道家、刑名法家等思想的排斥，最終都以失敗告終。而董仲舒的對策則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漢書(shu) ·董仲舒傳(chuan) 》說：“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法。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為(wei) 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冊(ce) ，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ju) 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可以看出，當時朝廷對董仲舒是非常重視的，其所提倡的“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思想在實踐上也得到了一些落實，如設置學校之官、推舉(ju) 孝廉等。因此得到了劉向、劉歆的高度評價(jia) 。劉向稱讚董仲舒有“王佐之才”，即使與(yu) 伊尹、薑子牙相比也毫不遜色，更別提管仲、晏子等人了。劉歆雖然不同意其父的評價(jia) ，但也說：“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ye) ，令後學者有所統一，為(wei) 群儒首。”（《漢書(shu) ·董仲舒傳(chuan) 》）

從(cong) 後來的影響來看，劉歆的評價(jia) 更為(wei) 公允，因為(wei) 董仲舒的影響並不在於(yu) 他的政治才能，而在於(yu) 他的思想層麵。論政治才能，他不如同為(wei) 春秋公羊學出身的公孫弘更能得到漢武帝的青睞。公孫弘因為(wei) 對策，被漢武帝擢為(wei) 第一，拜為(wei) 博士。後來還被任為(wei) 丞相，封作平津侯。公孫弘的上位也促使了春秋公羊學的興(xing) 盛。《漢書(shu) ·儒林傳(chuan) 》說：

武帝時，江公與(yu) 董仲舒並。仲舒通五經，能持論，善屬文。江公呐於(yu) 口，上使與(yu) 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弘本為(wei) 公羊學，比輯其議，卒用董生。於(yu) 是上因尊公羊家，詔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xing) 。

這是穀梁學與(yu) 公羊學的一次交鋒。瑕丘江公是申公弟子，其所傳(chuan) 為(wei) 穀梁學，董仲舒則是當時公羊學的代表。董仲舒這次勝利雖然因為(wei) 有著口才方麵的因素，但更深層的因素是因為(wei) 漢武帝更加傾(qing) 向公羊學。這也是漢武帝當時提拔公孫弘的原因。而公孫弘也知道漢武帝的喜好，因此最終采用了董仲舒的公羊學，從(cong) 而造成了公羊學興(xing) 盛的局麵。據《史記·儒林列傳(chuan) 》《漢書(shu) ·儒林傳(chuan) 》記載，董仲舒的弟子和後代很多都因公羊學而進入仕途，其中不乏位居高官者。《史記·儒林列傳(chuan) 》說：“仲舒弟子遂者：蘭(lan) 陵褚大，廣川殷忠，溫呂步舒。褚大至梁相。步舒至長史，持節使決(jue) 淮南獄，於(yu) 諸侯擅專(zhuan) 斷，不報，以《春秋》之義(yi) 正之，天子皆以為(wei) 是。弟子通者，至於(yu) 命大夫；為(wei) 郎、謁者、掌故者以百數。而董仲舒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根據《漢書(shu) ·儒林傳(chuan) 》的記載，除了上麵所說，董仲舒的弟子還有嬴公，在漢昭帝為(wei) 諫議大夫。嬴公又授孟卿、眭孟，眭孟的弟子當時多達百餘(yu) 人，著名的有嚴(yan) 彭祖、顏安樂(le) ，二人皆居大官，又專(zhuan) 門為(wei) 學，當時位居朝廷的春秋公羊博士即是二人。到了光武中興(xing) 之時，所立春秋博士仍為(wei) 嚴(yan) 、顏二家，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東(dong) 漢末年。博士一職，本沿襲秦製。然秦朝博士不限儒生，多雜百家之學。西漢博士之設，始於(yu) 漢文帝，當時置一經博士，唯《詩》而已。景帝之時，複增《春秋》博士，胡毋生、董仲舒皆居其職。至武帝建元五年始置五經博士，當時《春秋》博士亦由胡、董二人掌管。但到了漢武帝之後，漢代的春秋學博士就成為(wei) 董仲舒一係的春秋公羊學了。這說明董仲舒的公羊學對其以後的春秋學產(chan) 生了重要影響。

不僅(jin) 公羊學如此，自漢武帝任用公孫弘、董仲舒之後，整個(ge) 經學都出現了繁榮興(xing) 盛的局麵。《史記·儒林列傳(chuan) 》說：“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wei) 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xiang) 風矣。”從(cong) 而造成了“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的局麵。《漢書(shu) ·儒林傳(chuan) 》也說：“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yu) 元始，百有餘(yu) 年，傳(chuan) 業(ye) 者寖盛，支葉藩滋，一經說至百餘(yu) 萬(wan) 言，大師眾(zhong) 至千餘(yu) 人，蓋祿利之路然也。”博士弟子的數量也不斷增加。漢代前期博士弟子僅(jin) 數十人，不足百人。漢昭帝時則增至百人，其後也不斷增加，多的時候達至三千人。《漢書(shu) ·儒林傳(chuan) 》說：“昭帝時舉(ju) 賢良文學，增博士弟子員滿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好儒，能通一經者皆複。數年，以用度不足，更為(wei) 設員千人，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成帝末，或言孔子布衣養(yang) 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學弟子少，於(yu) 是增弟子員三千人。”這些都反映了當時經學興(xing) 盛的局麵。

三

當時經學的影響還反映在政治實踐上。董仲舒本人就重視用春秋學處理現實問題，這一方麵表現在他運用《春秋》思想來討論政治，如漢武帝建元六年遼東(dong) 高祖廟、高祖園發生火災，董仲舒就根據春秋公羊學來加以解釋並給漢武帝諫言。他說：“《春秋》之道舉(ju) 往以明來，是故天下有物，視《春秋》所舉(ju) 與(yu) 同比者，精微眇以存其意，通倫(lun) 類以貫其理，天地之變，國家之事，粲然皆見，亡所疑矣。……今高廟不當居遼東(dong) ，高園殿不當居陵旁，於(yu) 禮亦不當立，與(yu) 魯所災同。其不當立久矣，至於(yu) 陛下時天乃災之者，殆亦其時可也。昔秦受亡周之敝，而亡以化之；漢受亡秦之敝，又亡以化之。夫繼二敝之後，承其下流，兼受其猥，難治甚矣。又多兄弟親(qin) 戚骨肉之連，驕揚奢侈恣睢者眾(zhong) ，所謂重難之時者也。陛下正當大敝之後，又遭重難之時，甚可憂也。故天災若語陛下：‘當今之世，雖敝而重難，非以太平至公，不能治也。視親(qin) 戚貴屬在諸侯遠正最甚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遼高廟乃可；視近臣在國中處旁仄及貴而不正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高園殿乃可。’雲(yun) 爾。在外而不正者，雖貴如高廟，猶災燔之，況諸侯乎！在內(nei) 不正者，雖貴如高園殿，猶燔災之，況大臣乎！此天意也。罪在外者天災外，罪在內(nei) 者天災內(nei) ，燔甚罪當重，燔簡罪當輕，承天意之道也。”漢武帝當時雖然沒有聽取董仲舒的建議，但後來發生了淮南王、衡山王謀反的事情還是讓漢武帝采納了董仲舒的建議，讓董仲舒的弟子呂步舒治淮南獄，可以根據《春秋》之義(yi) 決(jue) 斷，不必向上匯報。

除了運用《春秋》討論政治外，董仲舒還運用《春秋》處理訴訟案件。在《春秋繁露·精華》中，董仲舒就此有所論述：“《春秋》之聽獄也，必本其事而原其誌。誌邪者不待成，首惡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論輕。是故逄醜(chou) 父當斮，而轅濤塗不宜執，魯季子追慶父，而吳季子釋闔廬。此四者罪同異論，其本殊也。俱欺三軍(jun) ，或死或不死；俱弑君，或誅或不誅。聽訟折獄，可無審耶！故折獄而是也，理益明，教益行。折獄而非也，暗理迷眾(zhong) ，與(yu) 教相妨。教，政之本也。獄，政之末也。其事異域，其用一也，不可不以相順，故君子重之也。”這是說，《春秋》治獄主要根據所發生的事情來考察其犯罪的動機。很多事情表麵看來相似，但其背後的動機卻不同。因此要根據動機來斷定其犯罪的輕重。如果斷案公正則能使道理更加明白，從(cong) 而有助於(yu) 教化。反之，如果斷案不公正，則使道理更加昏暗，這樣老百姓就會(hui) 更加迷惑，同時也無助於(yu) 教化。對於(yu) “《春秋》決(jue) 獄”如何操作，董仲舒還寫(xie) 了《公羊董仲舒治獄》一書(shu) ，但此書(shu) 已經佚失。從(cong) 現存的材料來看，其治理案件的依據即是《春秋公羊學》。如杜佑《通典》六十九卷記載：“時有疑獄曰：‘甲無子，拾道旁棄兒(er) 乙養(yang) 之以為(wei) 子。及乙長，有罪殺人，以狀語甲，甲藏匿乙。甲當何論？’仲舒斷曰：‘甲無子，振活養(yang) 乙，雖非所生，誰與(yu) 易之！《詩》雲(yun) ：“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春秋》之義(yi) ，父為(wei) 子隱，甲宜匿乙。’詔不當坐。”

董仲舒這種通過《春秋》議政、決(jue) 獄的思想對兩(liang) 漢的政治產(chan) 生了重要影響。當時遇到很多政治問題，都根據《春秋》來斷定是非。如漢昭帝時發生了冒充衛太子的事情，當時城中很多人觀看，丞相、禦史等大官不知如何處置。京兆尹雋不疑到了後讓人把其抓起來。當時有人說，是非還沒有弄清楚，先不要處置吧！雋不疑回答說：“諸君何患於(yu) 衛太子！昔蒯聵違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於(yu) 是就把冒充衛太子的人送到監獄了。當時官僚士大夫在議論政治時在很多時候都引用《春秋》以作為(wei) 根據，如：

臣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漢書(shu) ·路溫舒傳(chuan) 》）

博士徐偃使行風俗。偃矯製，使膠東(dong) 、魯國鼓鑄鹽鐵。還，奏事，徙為(wei) 太常丞。禦史大夫張湯劾偃矯製大害，法至死。偃以為(wei) 《春秋》之義(yi) ，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萬(wan) 民，顓之可也。湯以致其法，不能詘其義(yi) 。有詔下軍(jun) 問狀，軍(jun) 詰偃曰：“古者諸侯國異俗分，百裏不通，時有聘會(hui) 之事，安危之勢，呼吸成變，故有不受辭造命顓己之宜；今天下為(wei) 一，萬(wan) 裏同風，故《春秋》‘王者無外’。偃巡封域之中，稱以出疆何也？且鹽鐵，郡有餘(yu) 臧，正二國廢，國家不足以為(wei) 利害，而以安社稷存萬(wan) 民為(wei) 辭，何也？”（《漢書(shu) ·終軍(jun) 傳(chuan) 》）

時匡衡議，以為(wei) “王者存二王後，所以尊其先王而通三統也。其犯誅絕之罪者絕，而更封他親(qin) 為(wei) 始封君，上承其王者之始祖。《春秋》之義(yi) ，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絕”。（《漢書(shu) ·梅福傳(chuan) 》）

禦史大夫貢禹、博士匡衡以為(wei) 《春秋》之義(yi) “許夷狄者不一而足”。（《漢書(shu) ·陳湯傳(chuan) 》）

（嚴(yan) ）助侍燕從(cong) 容，……上問所欲，對願為(wei) 會(hui) 稽太守。於(yu) 是拜為(wei) 會(hui) 稽太守。數年，不聞問。賜書(shu) 曰：“製詔會(hui) 稽太守：君厭承明之廬，勞侍從(cong) 之事，懷故土，出為(wei) 郡吏。會(hui) 稽東(dong) 接於(yu) 海，南近諸越，北枕大江。間者，闊焉久不聞問，具以《春秋》對，毋以蘇秦從(cong) 橫。”助恐，上書(shu) 謝稱：“《春秋》天王出居於(yu) 鄭，不能事母，故絕之。臣事君，猶子事父母也，臣助當伏誅。陛下不忍加誅，願奉三年計最。”詔許，因留侍中。（《漢書(shu) ·嚴(yan) 助傳(chuan) 》）

以上所引《春秋》多為(wei) 《公羊》之說。路溫舒所說“大一統”顯為(wei) 《公羊傳(chuan) 》。徐偃所說“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萬(wan) 民，顓之可也”，本於(yu) 《公羊傳(chuan) 》莊公十九年“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zhuan) 之可也”。終軍(jun) 《春秋》“王者無外”之說則出自《公羊傳(chuan) 》隱公元年、桓公八年、僖公二十四年、成公十二年。匡衡所說“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絕”中的“絕”也是《公羊傳(chuan) 》常用的筆法，如桓公六年說：“陳君則曷為(wei) 謂之陳佗？絕也。曷為(wei) 絕之？賤也。”桓公十六年說：“衛侯朔何以名？絕。曷為(wei) 絕之？得罪於(yu) 天子也。”等等。“許夷狄者不一而足”則出自《公羊傳(chuan) 》文公九年。嚴(yan) 助所說“《春秋》天王出居於(yu) 鄭，不能事母，故絕之”則本於(yu) 僖公二十四年“天王出居於(yu) 鄭。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這隻是當時引用《春秋》議論政治的一部分，從(cong) 中我們(men) 可以看到春秋公羊學在當時的影響。非獨春秋學如此，其餘(yu) 諸經也有著類似的功用。正如皮錫瑞所說：“以《禹貢》治河，以《洪範》察變，以《春秋》決(jue) 獄，以三百五篇當諫書(shu) ，治一經得一經之益也。”[4]

董仲舒的春秋學對兩(liang) 漢經學產(chan) 生了深遠的影響。他把陰陽五行思想引入儒家經學之中，不但對春秋學本身產(chan) 生了重要的影響，而且對易學、詩學、尚書(shu) 學、禮學等都有著深遠的影響。從(cong) 董仲舒之後，儒家經學真正成為(wei) 國家的正統思想，儒家學者也有了通往國家權力機構的正當途徑，從(cong) 而對國家政治產(chan) 生了重要的影響。

參考文獻：
 
[1]蘇輿.春秋繁露義證[M].北京:中華書局,1992:475-491.
 
[2]周桂鈿.董學探微[M].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7-11.
 
[3]桂思卓.從編年史到經典:董仲舒的春秋詮釋學[M].朱騰,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0:266-273.
 
[4]皮錫瑞.經學曆史[M].北京:中華書局,2008:90.
 
注釋：
 
1關於董仲舒對策之年的討論，可以參考徐複觀《兩漢思想史》（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周桂鈿《董學探微》、王葆玹《今古文經學新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版）、陳蘇鎮《〈春秋〉與“漢道”——兩漢政治與政治文化研究》（中華書局2011年版）等書，以及蘇誠鑒《董仲舒對策在元朔五年議》（《中國史研究》1984年第3期）、嶽慶平《董仲舒對策年代辨》（《北京大學學報》1986年第3期）等論文。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