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近代化始於(yu) 何時：晚明？晚清？兩(liang) 宋？

作者：吳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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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庚子正月廿八日甲午

          耶穌2020年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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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men) 先來做兩(liang) 道中學曆史科考試常見的試題：

1）中國近代史的開端是：A鴉片戰爭(zheng) ；B洋務運動

2）中國近代化的開端是：A鴉片戰爭(zheng) ；B洋務運動

按中學曆史老師教的知識，第一道題的標準答案是A，第二道題的標準答案是B。這也是國內(nei) 史學界的正統史觀。但我們(men) 將這兩(liang) 個(ge) 標準答案放在一起，就會(hui) 發現一個(ge) 有意思的Bug：鴉片戰爭(zheng) 發生在1840年代，洋務運動出現在1860年代，換言之，中國尚未開始近代化，便已經進入近代史。

之所以有這樣的Bug，是基於(yu) “衝(chong) 擊—回應”理論模式的內(nei) 在邏輯：鴉片戰爭(zheng) 是西方“衝(chong) 擊”，洋務運動是中國“回應”，“回應”相對“衝(chong) 擊”而言，是滯後的。“衝(chong) 擊—回應”論最早由美國曆史學家馬士（H.B.Morse）《中華帝國對外關(guan) 係史》於(yu) 1910年代提出，用來解釋中國近代化的理論模型。受其影響的中國學者論中國近代史，均以鴉片戰爭(zheng) 為(wei) 開端，比如蔣廷黻的《中國近代史》，即從(cong) 鴉片戰爭(zheng) 寫(xie) 起，並提出，從(cong) 鴉片戰爭(zheng) 到洋務運動，“中華民族喪(sang) 失了二十年的寶貴光陰”；“倘使同治光緒年間的改革移到道光鹹豐(feng) 年間，我們(men) 的近代化就要比日本早二十年，遠東(dong) 的近代史就要完全變更麵目”。

國內(nei) 正統學派盡管並未采納“衝(chong) 擊—回應”論，而使用“侵略—革命”理論模型解釋中國近代史。但細考究之，我們(men) 會(hui) 發現，“侵略—革命”論與(yu) “衝(chong) 擊—回應”論是相類的，都承認中國的近代史是由西方人開啟的，中學曆史課這樣告訴你：“鴉片戰爭(zheng) 之前，中國是一個(ge) 完全的封建國家。鴉片戰爭(zheng) 之後，西方殖民者打開了中國大門，他們(men) 既是‘強盜’，也是‘先生’，他們(men) 侵略中國的同時，也給中國帶來了先進的資本主義(yi) 文化”，因此才會(hui) 有“師夷長技”的洋務運動。所不同者，“衝(chong) 擊—回應”論更強調西方列強的“先生”身份，“侵略—革命”論則更強調西方列強的“強盜”身份。

國內(nei) 史學界還有一個(ge) 著名的假說：晚明“資本主義(yi) 萌芽”論，由著名曆史學家侯外廬於(yu) 1940年代所確立，侯外廬認為(wei) ，“16世紀中葉到17世紀初是中國曆史上資本主義(yi) 萌芽最顯著的階段。在這一時期，新舊矛盾衝(chong) 突激烈，城市私人手工業(ye) 、城市商業(ye) 和對外商業(ye) 都發展迅速，階級關(guan) 係也出現了相應變化，大規模的市民運動層出不窮，啟蒙思潮也應運而生。”所謂“資本主義(yi) 萌芽”，意思跟“近代化的開端”是差不多的，因為(wei) 近代史的展開，就是資本主義(yi) 興(xing) 起、發展的過程。

而在日本與(yu) 歐美漢學界，“宋代近世”說（亦即“唐宋變革”論）才是最為(wei) 流行的中國史研究的經典假說，最早為(wei) 日本京都學派創始人內(nei) 藤湖南提出來：“唐代是中國中世紀的結束，宋代則是中國近代的開始。”內(nei) 藤湖南的弟子宮崎市定進一步發展了“宋代近世”說，認為(wei) “宋代社會(hui) 已經表現出顯著的資本主義(yi) 傾(qing) 向，與(yu) 中世社會(hui) 有著明顯的差異”，宋代中國出現的新現象，如經濟的快速發展、城市的發達、知識的普及，與(yu) 歐洲的文藝複興(xing) 是“並行的、等價(jia) 的”曆史運動。宮崎市定的《東(dong) 洋的近世》一書(shu) ，副題即為(wei) “中國的文藝複興(xing) ”。在宮崎市定這裏，“文藝複興(xing) ”、“資本主義(yi) 傾(qing) 向”、“近世”顯然是同義(yi) 的。

歐美也有多位漢學家服膺“宋代近世”的假說，歐洲宋代史研究的先驅、法國漢學家白樂(le) 日曾發起一個(ge) 龐大的宋史研究計劃，立誌要研究宋代如何比西方更早地成為(wei) “現代的拂曉時辰”；另一位法國漢學家謝和耐說：“十三世紀的中國其現代化的程度是令人吃驚的：它獨特的貨幣經濟、紙鈔、流通票據，高度發展的茶、鹽企業(ye) ，對外貿易的重要（絲(si) 綢、瓷器），各地出產(chan) 的專(zhuan) 業(ye) 化等等。國家掌握了許多貨物的買(mai) 賣，經由專(zhuan) 賣製度和間接稅，獲得了國庫的主要收入。在人民日常生活方麵，藝術、娛樂(le) 、製度、工藝技術各方麵，中國是當時世界首屈一指的國家，其自豪足以認為(wei) 世界其他各地皆為(wei) 化外之邦。”

美國孟菲斯大學教授孫隆基寫(xie) 過一篇題為(wei) 《全球視野中的中國千年》的長文，文中論及宋朝部分，直接使用了“世界‘近代化’的序幕”的標題，文章說，“在我們(men) 探討宋朝是否是世界‘近代化’的早春，仍得用西方‘近代化’的標準，例如：市場經濟和貨幣經濟的發達、都市化、政治的文官化、科技的新突破、思想與(yu) 文化的世俗化、民族國家的成形，以及國際化，等等。這一組因素，宋代的中國似乎全部齊備，並且比西方提早五百年。”

現在，你應該發現了，關(guan) 於(yu) 中國的近代化，居然存在三個(ge) 不同的時間開端，分別為(wei) “宋代近世”論者提出的兩(liang) 宋時期，“資本主義(yi) 萌芽”論者提出的晚明，“衝(chong) 擊—回應”論者提出的晚清。

那麽(me) 問題來了，一個(ge) 國家的近代化，怎麽(me) 可能有三個(ge) 不同的時間開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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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晚明“資本主義(yi) 萌芽”論的學者，與(yu) 讚同鴉片戰爭(zheng) 為(wei) 中國近代史開端的學者，實際上是高度重合的群體(ti) 。為(wei) 了化解“萌芽”時間與(yu) “開端”時間的衝(chong) 突，他們(men) 主要從(cong) 兩(liang) 個(ge) 維度提出了自圓其說的解釋：

其一，將板子打到“帝國主義(yi) ”身上，比如鄧拓先生說：“中國封建社會(hui) 的體(ti) 內(nei) ，已經存在和發展著否定它的母體(ti) 的因素了。假設當時沒有國際資本主義(yi) 的侵入，中國這一封建社會(hui) ，也可能有其自體(ti) 內(nei) 所包孕的否定因素的發展而崩潰，蛻化為(wei) 資本主義(yi) 的社會(hui) 的。可是外來資本主義(yi) 的侵入，卻截斷了這一曆史的階段。”

其二，將板子打到“封建主義(yi) ”身上，比如傅衣淩先生說：“封建土地所有製加強封建專(zhuan) 製主義(yi) ，建立了龐大的官僚機構，它從(cong) 政治、經濟諸方麵，延緩社會(hui) 階級的分化，限製了現代無產(chan) 階級的前輩——手工工人的發展，使它不能達到成熟的地步。”不過這一解釋並未能完全消除一個(ge) 疑問：既然“封建主義(yi) ”足以扼殺“資本主義(yi) 的萌芽”，那“封建社會(hui) 的體(ti) 內(nei) ”為(wei) 什麽(me) 能夠出現“萌芽”？

而對於(yu) 海外的“宋代近世”說，則未見晚明“資本主義(yi) 萌芽”論者作出回應，大概因為(wei) 明清史研究與(yu) 海外宋史研究是兩(liang) 撥人，未必認同彼此的學術觀點，用不著自圓其說。

但是，這兩(liang) 大經典假說的衝(chong) 突是不容回避的。研究宋明經濟史的嶺南大學教授劉光臨(lin) 先生說：“京都學派認為(wei) 中國社會(hui) 自唐宋變革以後進入近世，隨著市場經濟的高漲，宋代中國已出現財政國家和資本主義(yi) 。這恰與(yu) 明清資本主義(yi) 萌芽假說在對中國曆史的時間分期和發展內(nei) 容上形成明顯的衝(chong) 突。如果說中國社會(hui) 在16、17世紀才開始出現資本主義(yi) 的萌芽，則京都學者斷言前此四五百年中國就曾有資本主義(yi) 的存在並已進入近代社會(hui) ，豈非天方夜譚？”

反過來也可以追問：如果宋代“已出現財政國家和資本主義(yi) ”，又為(wei) 什麽(me) 到了晚明之時“才開始出現資本主義(yi) 的萌芽”？這是需要回答的問題。

“宋代近世”說與(yu) 洋務運動為(wei) 中國近代化開端的學說同樣存在著顯而易見的衝(chong) 突：既然宋代已出現近代化的轉型，為(wei) 什麽(me) 要等到晚清，在西洋的衝(chong) 擊下才啟動近代化？

宮崎市定提出了一個(ge) 試圖在邏輯上實現自洽的解說：“我主張把工業(ye) 革命以後的歐洲史稱作‘近代史’，而文藝複興(xing) 至工業(ye) 革命的曆史則稱其為(wei) ‘近世史’，以示區別”；“東(dong) 洋在宋代以後經曆了一千年的困擾，卻依然未能從(cong) 文藝複興(xing) 階段再進一步，跨入一個(ge) 更高的發展階段，而西洋在進入文藝複興(xing) 階段以後，隻花了四五百年的時間，便很快地邁進了近代史的階段”。

然而，宋代“文藝複興(xing) ”之後，為(wei) 什麽(me) 東(dong) 洋會(hui) 在一千年的曆史發展中一直“原地踏步”？宮崎市定並沒有給出有說服力的解釋。這又給我們(men) 留下一個(ge) 需要回答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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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近世”說的一大貢獻，是揭示了發生在唐宋之際的曆史性變遷，發現了內(nei) 在於(yu) 華夏傳(chuan) 統的近代化動力。

唐朝是中世紀的鼎盛形態。唐製來自南朝體(ti) 製與(yu) 北朝體(ti) 製的混合，南朝體(ti) 製從(cong) 東(dong) 漢—魏晉演化而來，包括世族政治、門閥壁壘、士族莊園經濟、朝貢貿易、良賤身份製度，等等；北朝體(ti) 製成型於(yu) 北魏，包括世襲罔替的貴族製與(yu) 奴隸製、兵農(nong) 合一的府兵製、人身束縛於(yu) 土地的均田製、整齊劃一的坊市製，等等，都具有濃厚的中世紀色彩：強調身份設定與(yu) 人身依附，社會(hui) 凝固而井然有序。

自晚唐開始，直至宋代，這些典型的中世紀製度特質都走向解體(ti) ：世族消失，門閥壁壘消彌，府兵製、均田製、坊市製瓦解，中古良賤製度消亡，部曲與(yu) 奴婢解放為(wei) 自由民。國家放棄了對臣民的身份與(yu) 人身控製，轉而重視市場、工商業(ye) 、金融與(yu) 貨幣所創造的利益。這樣的曆史性變遷，構成了“唐宋變革”的重要內(nei) 涵。

“唐宋變革”不是華夏文明的裂變，而是基於(yu) 文明積累的演進結果，比如從(cong) 唐代的“飛錢”孕育出宋代發達的商業(ye) 信用，宋時瓦解的府兵製、均田製、坊市製早在中晚唐已經出現鬆動，宋朝管理海外貿易的市舶司也是繼承自唐朝設置。文明的積累與(yu) 演進如同衝(chong) 積平原，曆史是長河，時光的河水流淌而過，不舍晝夜，不斷留下前人的經驗與(yu) 成果，慢慢地便堆積出一個(ge) 豁然開朗的世界，所謂“華夏民族之文化，曆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yu) 趙宋之世”是也。

但“唐宋變革”論者往往忽略了曆史的另一麵：在9~13世紀的中國大地上，還有一段與(yu) “唐宋變革”並行的曆史發展，那就是遼/西夏—金—元的製度傳(chuan) 承，就如在宋朝文明的“衝(chong) 積平原”隔壁，還有另一條不同流向的河流經過。

遼製來自唐製與(yu) 遊牧部族製度的混合，遼設南麵官、北麵官分治南北領地：“北麵治宮帳、部族、屬國之政；南麵治漢人州縣、稅賦、軍(jun) 馬之事。因俗而治。”治民的法律也分為(wei) 兩(liang) 個(ge) 部分：“詔大臣定治契丹及諸夷之法，漢人則斷以律令。”在胡漢分治的過程中，又不可避免地出現了製度融合，比如遼國的“斡魯朵”，為(wei) 契丹皇帝之私有組織，轄有“宮戶”（皇室之奴隸），這一草原組織便吸收了唐朝皇莊的製度成分；契丹貴族私有的“投下戶”，則與(yu) 唐朝的部曲、官戶有著共同的製度淵源。

在“唐宋變革”漸次展開之時，遼/西夏—金—元的製度傳(chuan) 承幾乎沒有參與(yu) 進來。蒙元相續滅金、滅宋，但其製度主要還是繼承自唐製與(yu) 遼金體(ti) 製，而不是宋——我的意思，當然不是說元製之中沒有宋製的成分，元朝的海外貿易體(ti) 製便沿襲自宋製，元鈔也借鑒了宋朝發行楮幣的經驗，不過，金國交鈔對元鈔的影響無疑要更大，比如都以“鈔”為(wei) 名，都不分界，無限期發行。相對來說，中世紀性質的唐製與(yu) 遼金體(ti) 製更是深深嵌入了元製，讓我舉(ju) 幾個(ge) 例子：元製中的投下製、驅口製、肉刑製度、全民配役製度，在宋製中是找不到的，但我們(men) 可以從(cong) 草原部族舊製中找到淵源；元朝推行的軍(jun) 戶製、匠籍製、宵禁製、路引製，宋時已經消亡或趨於(yu) 消亡的過程中，其製度淵源可以追溯到“唐宋變革”前的魏晉—隋唐。

換句話說，宋元易代之時，“唐宋變革”開啟的近代化出現了某種程度的逆轉。套用“唐宋變革論”的說法，不妨稱其為(wei) “宋元變局”。我們(men) 看中國近世史的演進，既要注意“唐宋變革”，也應當留意“宋元變局”。

“宋元變局”對於(yu) 中國曆史走勢的影響是十分深遠的，不但塑造了元朝社會(hui) ，而且限製了後世曆史發展的方向與(yu) 走勢：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幾乎全盤繼承了元朝的分封製、家臣製、廷杖製、宵禁製、路引製、匠籍製、諸色戶計、全民配役製度、賤口奴婢製度，以及粗糙的治理技術。而元製中尚保存的宋製，比如重商主義(yi) 政策，卻被朱元璋堅決(jue) 扔掉。從(cong) 西歐的近世史來看，重商主義(yi) 恰恰構成了資本主義(yi) 發展的重要一環，早期資本主義(yi) 在西歐城市的興(xing) 起，從(cong) 來不是靠完全自發的“看不見的手”，而是靠重商主義(yi) 的“看得見的手”：國家積極介入市場、拓展商貿、財政擴張、貨幣積累、特許經營……這樣的情景，同樣出現在宋朝，而在朱元璋時代則完全消失。

朱元璋對元製的因襲也許是不自覺的，他自覺想要恢複的，其實是唐製。他修《大明律》，即以《唐律疏議》為(wei) 範本，而摒棄了宋人編敕的立法方式；他將市舶納入朝貢體(ti) 係內(nei) ，夢想的也是要恢複“萬(wan) 國衣冠拜冕旒”的盛唐氣象，而不是“漲海聲中萬(wan) 國商”的宋朝式通商風景。大明之後是大清，清承明製，還從(cong) 關(guan) 外帶入了更具中世紀色彩的主奴關(guan) 係、莊園製度、投充製度。

多年前，我讀到元代史研究學者周良霄先生的一段話，一直心有戚戚焉。周先生說：元製，“對宋代而言，實質上是一種逆轉。這種逆轉不單在元朝一代起作用，並且還作為(wei) 一種曆史的因襲，為(wei) 後來的明朝所繼承。它們(men) 對於(yu) 中國封建社會(hui) 後期的發展進程，影響更為(wei) 持久和巨大。譬如說，世襲的軍(jun) 戶和匠戶製度、驅奴製度、諸王分封製度、以軍(jun) 戶為(wei) 基礎的軍(jun) 事製度等等。……從(cong) 嚴(yan) 格的角度講，以北宋為(wei) 代表的中原漢族王朝的政治製度，到南宋滅亡，即陷於(yu) 中斷。”——也許，正是宋朝製度文明的中斷，導致了近代化的一波三折。

《劍橋中國史》遼西夏金元卷的著者忍不住發出一串天問：“這些征服王朝真的代表了中國社會(hui) 、中國經濟、中國政治製度和中國文化的‘自然’發展中的大倒退嗎？沒有這些征服王朝，代表11世紀宋代中國特征的高速發育的形態和合理的組織結構就能延續下來嗎？它們(men) 使得某些學者所說的出現於(yu) 宋代的一個(ge) ‘近代時期’夭折了嗎？……為(wei) 什麽(me) 在明代，當他們(men) 最終把蒙古人從(cong) 中原驅逐出去時，仍不能恢複由宋代提供的更為(wei) 高級的政府模式？相反，卻繼續保留了金、元時期製度發展的那麽(me) 多方麵，並恢複到了被所有征服者都推崇的唐代模式上來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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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唐宋變革”重要表現乃是重商主義(yi) 興(xing) 起，資本主義(yi) 登場，國家放棄了對臣民的身份與(yu) 人身控製，轉而重視市場、工商業(ye) 、金融與(yu) 貨幣所創造的利益。然而，朱元璋建立的“洪武型體(ti) 製”簡直就是反其道而行之：全國臣民按職業(ye) 劃分入不同戶籍，如民戶、軍(jun) 戶、匠戶、灶戶，職業(ye) 戶一經劃定，不得自行改業(ye) ，子孫世代相承；農(nong) 民被束縛在土地上，不可脫離原籍地與(yu) 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每天的活動範圍控製在一裏之內(nei) ；軍(jun) 民、商人若要出遠門，必須先向官府申請通行證；由於(yu) 貨幣經濟極不發達，民間交易以米穀、鹽、布為(wei) 支付手段；政府控製在最小規模，以緊縮的財政、按實物征收的農(nong) 業(ye) 稅以及全民配役來維持運轉，無需依賴市場、商業(ye) 、貨幣與(yu) 金融，因而，明前期的消費稅、貨幣稅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不用說，這樣的體(ti) 製跟近代化是背道而馳的。假如明代真的出現了什麽(me) “資本主義(yi) 萌芽”，那也隻有在擺脫了“洪武型體(ti) 製”之後才能夠“萌芽”。事實上，明代的社會(hui) 發展，確實表現為(wei) 逐漸突破“洪武型體(ti) 製”的過程：漸漸地，社會(hui) 控製鬆懈，匠籍製解體(ti) （允許匠戶納銀代役），募兵製代替軍(jun) 戶製，月港開禁，廣州與(yu) 蕃商開展商舶，海外大量白銀流入，“一條鞭法”推行開來，人口流動越來頻繁……，如此，才有晚明商品經濟的繁華。

從(cong) 某種意義(yi) 上說，這也是向宋製回歸。南開大學曆史學院教授李治安提過一個(ge) 觀點：“人們(men) 在綜觀10世紀—15世紀的曆史之餘(yu) ，常常會(hui) 有這樣的朦朧感受：明後期與(yu) 南宋非常相似，萬(wan) 曆以後很像是對南宋社會(hui) 狀況的‘跨代連接’。”“跨代連接”的“跨代”，意味著從(cong) 宋代到晚明，中間隔了元—明前期這麽(me) 一個(ge) 斷裂、歧出的時段。

其實南宋與(yu) 晚明的“跨代連接”隻是就社會(hui) 狀況而言，如果從(cong) 國家財稅、經濟製度的角度來看，晚清才更像是宋朝的“跨代連接”。清王朝的製度，來自朱明體(ti) 製與(yu) 女真部族舊製的混合，與(yu) 宋製幾乎毫無淵源，直至晚清同治年間，才出現“跨代連接”：政府對興(xing) 辦企業(ye) 表現出巨大熱情，行政係統內(nei) 增設了大量經濟部門，沿海口岸積極對外開放，國家將征稅的重點從(cong) 農(nong) 業(ye) 稅轉移到工商稅，財政從(cong) 緊縮轉向擴張，國債(zhai) 等金融工具受到政府青睞，如此種種近代資本主義(yi) 興(xing) 起之時的典型表現，都可以從(cong) 宋代找到似曾相識的身影。

說到這裏，我想到了一個(ge) 有趣的問題：人們(men) 在敘述曆史時，常常會(hui) 使用“晚唐”、“晚明”、“晚清”的說法，卻極少會(hui) 用“晚宋”。為(wei) 什麽(me) 會(hui) 這樣？

你可能會(hui) 說，“晚明”、“晚清”等，隻是時間概念，宋代已有“北宋”、“南宋”之分，“晚宋”究竟是指北宋末還是南宋末，很不明確，所以人們(men) 才很少用“晚宋”的說法。

但這一解釋未免有些簡單了，“晚唐”、“晚明”、“晚清”不僅(jin) 表示時間，而且表示社會(hui) 形態。“唐宋變革”始於(yu) 中晚唐，因而，盛唐與(yu) 晚唐的社會(hui) 形態差異很大，盛唐實行的府兵製、均田製、租庸調製、坊市製，在晚唐時均已趨於(yu) 瓦解。早在1950年代，陳寅恪先生已指出：“唐代之史可分前後兩(liang) 期，前期結束南北朝相承之舊局麵，後期開啟趙宋以降之新局麵，關(guan) 於(yu) 政治社會(hui) 經濟者如此，關(guan) 於(yu) 文化學術者亦莫不如此。”

晚明與(yu) 明前期、晚清與(yu) 清前期，同樣是恍如兩(liang) 個(ge) 世界，“資本主義(yi) 萌芽”隻可能出現在晚明而不可能出現在明前期，洋務運動也隻能出現在晚清而不可能出現在清前期。兩(liang) 宋時期則從(cong) 未出現類似的前後期大轉折，宋代的“資本主義(yi) 傾(qing) 向”是一以貫之的，不存在一個(ge) 全然不同於(yu) 宋前期的“晚宋”，所以，我們(men) 不需要使用“晚宋”的概念來描述宋朝的社會(hui) 變遷。

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來說，“晚唐”的概念指向“唐宋變革”的啟幕，“晚明”與(yu) “晚清”的概念則意味著向“唐宋變革”的近代化方向“回歸”——換言之，明前期與(yu) 清前期的社會(hui) 演化已經偏離了“唐宋變革”的方向，因此才需要“回歸”。

通過建立這樣的闡釋框架，我們(men) 可以超越“衝(chong) 擊—回應”模式與(yu) “中國文明停滯論”的偏見與(yu) 短視，將“宋代近世”、晚明“資本主義(yi) 萌芽”與(yu) 晚清近代化統合起來，並為(wei) “中國的近代化為(wei) 什麽(me) 有三個(ge) 時間開端”提出一種合理解釋。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