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cong) 《訄書(shu) 》到《檢論》

——章太炎先生《檢論手稿》的價(jia) 值

作者：陳壁生（清華大學哲學係）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原載於(yu) 《人文雜誌》2019年第11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十一月廿三日己醜(chou)

          耶穌2019年12月18日

內(nei) 容簡介：在章太炎思想研究中，文本係統最複雜的，是章太炎先作《訄書(shu) 》，又作重訂本，民國之後又修改為(wei) 《檢論》。章太炎的不斷自我修改過程，同時也留下他思想變化的痕跡。在討論這一變化過程中，《檢論手稿》是從(cong) 來不曾利用的一批手稿。通過這批手稿與(yu) 《訄書(shu) 》重訂本、《檢論》刊本的對照，可以深入體(ti) 察章太炎自我修改的基本思路。而其中比較典型的，是章太炎對經學，對孔子態度的變化。章太炎在《檢論》中加入“六藝論”，在《訂孔》中進一步尊孔，轉向建設性的“國學”，這種轉向本來就超越了“革命”與(yu) “保守”政治立場的二元對立。

關(guan) 鍵詞：章太炎 《訄書(shu) 》 《檢論》 手稿

近年來，《章太炎全集》分三輯陸續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代國學大師章太炎之著述，凡講演、書(shu) 信、眉批，幾近全帙，現於(yu) 人間。而在研究方麵，“章學研究論叢(cong) ”及其他章太炎研究著作，都在持續出版。章太炎對整體(ti) 的“國學”的理解，對“曆史”獨特性的認識，對民族主義(yi) 的闡發，越來越成為(wei) 新的學術研究的預流。可以說，自章太炎走上中國曆史舞台，他對中國學術的意義(yi) ，過去從(cong) 未缺席，未來更加廣闊。

章太炎的一生，思想、立場屢有變化，由“詆孔”而尊孔，自“革命家”而“儒宗”，最典型地表現在他的“《訄書(shu) 》—《檢論》”係統的變化中。探討章氏思路的轉變，其煌煌大著具在，而他的手稿，同樣是校對刊本、更深入討論其思想變化的重要輔助。而學界從(cong) 未利用過的章太炎先生《檢論手稿》三十篇、目錄、《附錄漢律考》各一紙，對理解章太炎從(cong) 《訄書(shu) 》重訂本到《檢論》的思想變化，有非常重要的價(jia) 值。

一，“《訄書(shu) 》—《檢論》”係統

在章太炎著述中，文本係統最複雜者，當屬“《訄書(shu) 》—《檢論》”體(ti) 係。這一體(ti) 係，以往章學研究所能利用的材料，包括其書(shu) 三本，手稿二批。

《訄書(shu) 》初刻本於(yu) 1900年出版，收錄文章五十篇，封麵由梁啟超題簽。同年，初刻本再版，增附《辨氏》、《學隱》二篇。但章太炎對此書(shu) 一直不滿意，不斷修改。其《自定年譜》1902年雲(yun) ：“餘(yu) 始著《訄書(shu) 》，意多不稱。自日本歸，裏居多暇，複為(wei) 刪革傳(chuan) 於(yu) 世。”[1]在《訄書(shu) 》初刻本到重訂本的修改過程中，章氏“刪革”的痕跡，上海圖書(shu) 館存有一批手稿。根據朱維錚先生的介紹：“上海圖書(shu) 館藏有作者三種手跡：一部手改的初刻補佚本，一份手寫(xie) 的重訂目錄稿，十二篇重訂本新增論文的手稿。”[2]這批手稿，對考證《訄書(shu) 》重訂本的寫(xie) 作時間等方麵，有重要價(jia) 值。

經過章太炎的大量修訂，《訄書(shu) 》重訂本於(yu) 1904年出版，收錄文章六十三篇，附錄四篇，封麵轉由鄒容題簽。本書(shu) 首列二篇，是對《訄書(shu) 》初刻本的《客帝》、《分鎮》的自我批判，分別是《客帝匡謬》、《分鎮匡謬》，在《客帝匡謬》中，章太炎自己的校對附言：“餘(yu) 自戊、己違難，與(yu) 尊清者遊，而作《客帝》。棄本崇教，其流使人相食。終寐而熲，著之以自劾錄，當棄市。”[3]其言極為(wei) 激烈。

《訄書(shu) 》重訂本完成之後，章太炎仍然不滿意，並對其中的文章繼續進行修改。《訄書(shu) 》重訂本的手改本，今藏國家圖書(shu) 館，其內(nei) 容，朱維錚先生介紹道：“底本是根據一九〇六年再版本重印的，版權頁未注重印時間，據上麵增印的代售處地址仍在東(dong) 京，可知為(wei) 辛亥前重印本。底本原書(shu) 首尾完具，改動手跡遍於(yu) 全書(shu) ，增刪較大篇幅，墨塗淋漓，‘蛛網’滿紙，小字密密麻麻，辨認極其困難。”[4]也就是說，這一手改本，是在《訄書(shu) 》重訂本之上直接進行修改。它的發現，對認識章太炎從(cong) 《訄書(shu) 》重訂本到《檢論》之間的思想轉化，有非常重要的意義(yi) ，對《訄書(shu) 》重訂本的校對也有很大的文獻價(jia) 值。

到了1915年章太炎被囚禁於(yu) 錢糧胡同，又全麵修訂《訄書(shu) 》重訂本，改為(wei) 《檢論》行世。《檢論》文章六十二篇，附錄七篇，共九卷。自《訄書(shu) 》至《檢論》，年代自晚晴而跨民國，章氏也由革命而趨保守，可以說，“《訄書(shu) 》—《檢論》”係統，典型地表現了章太炎思想的遷變痕跡。在思想上，《訄書(shu) 》初刻本尊荀、客帝，《訄書(shu) 》重訂本文化上反孔，政治上更具革命思想，《檢論》更加尊孔尊經。

僅(jin) 從(cong) 三書(shu) 情況，隻能窺見章太炎思想遷變的結果，而章太炎在修改過程中的兩(liang) 批手稿，更加可以體(ti) 察這一遷變過程的細微之思。而從(cong) 《訄書(shu) 》重訂本到《檢論》，不但固有的文章有極大修改，而且也增刪了不少文章，章太炎的運思痕跡，隻能依靠國家圖書(shu) 館藏《訄書(shu) 》重訂本的手改本。朱維錚先生為(wei) 《章太炎全集》之《訄書(shu) 》、《檢論》所寫(xie) 前言與(yu) 編校，湯誌鈞先生《章太炎年譜長編》之1914年部分、薑義(yi) 華先生的《<檢論>的文化史意義(yi) 》，都專(zhuan) 門討論《訄書(shu) 》、《檢論》的各種版本及成書(shu) 問題，主要的依據，即是這一國家圖書(shu) 館藏《訄書(shu) 》重訂本的手改本。

但是，章太炎《檢論》的成書(shu) ，尚有《檢論手稿》四冊(ce) 流傳(chuan) 民間。此四冊(ce) ，共收錄章太炎文章三十篇，用紅8行信箋（整體(ti) 寬13.2厘米、高22.3厘米，版框寬10.3厘米、高16.2厘米）書(shu) 寫(xie) ，國家圖書(shu) 館藏章太炎手稿《致葉德輝書(shu) 》、《致順天時報記者新聞一則》中的《呈國務卿、各部總長文》、《致大總統、副總統的信》中的《致副總統的信》，用紙風格大體(ti) 相同，皆為(wei) 章太炎被袁世凱囚禁於(yu) 北京時期所書(shu) ，無疑也。四冊(ce) 的篇目如下。

第一冊(ce) ：《易論》、《尚書(shu) 故言》、《六詩說》、《關(guan) 雎故言》、《詩終始論》、《禮隆殺論》、《春秋故言》等七篇，俱見今《檢論》定本卷二，跟《檢論》定本不同的是，《手稿》每一題目之下都有“六藝論”三字。

第二冊(ce) ：《訂孔上》、《訂孔下》、《道微》、《原法》、《儒俠(xia) 》、《本兵》、《學變》、《案唐》、《通程》、《議王》等十篇，俱見今《檢論》定本卷三、卷四。

第三冊(ce) ：《正議》、《思葛》、《伸桓》、《非所宜言》、《附錄近史商略》（題下小字注明“附《哀清史》篇”）、《原教》、《爭(zheng) 教》等七篇，俱見今《檢論》定本卷六、卷八、卷九。

第四冊(ce) ：《官統上》、《對二宋》、《懲假幣》、《小過》、《大過》、《近思》等六篇，俱見今《檢論》定本卷七、卷九。

此三十篇手稿內(nei) 容，有大量的修訂、增補痕跡，而最終之定稿，與(yu) 今《檢論》定本文字完全相同，可見是章太炎作《檢論》時的最終定稿。同時，有散紙兩(liang) 頁，一頁列《檢論》目錄，與(yu) 今《檢論》定本之目錄完全相同。又有白紙一頁，內(nei) 容為(wei) 《附錄漢律考》，與(yu) 《檢論》定本完全相同。

那麽(me) ，章太炎是如何手錄此《檢論手稿》三十篇內(nei) 容的呢？

二，《檢論手稿》的書(shu) 寫(xie)

民國三年，即西元1914年1月7日上午，四十七歲的民國元勳章太炎“以大勳章作扇墜，臨(lin) 總統府之門，大詬袁世凱之包藏禍心。”[5]這一驚人之舉(ju) 經過多方敘述，成為(wei) 章氏一生最具傳(chuan) 奇色彩的事件之一，也使章氏陷入人生最後一次牢獄之災。

事發之後，袁世凱派憲兵將章太炎挾持至軍(jun) 事教練處，至1月20日，遷章太炎於(yu) 龍泉寺（龍泉寺位於(yu) 西城區龍爪槐胡同2、4號，即今陶然亭小學所在地）軟禁。期間，章太炎5月23日致《家書(shu) 》於(yu) 湯國梨，決(jue) 意絕食抗議，並雲(yun) ：“吾死之後，中夏文化亦亡矣。”[6]至6月初，“槁餓半月，僅(jin) 食四餐”，[7]至6月16日，袁世凱將章太炎移居東(dong) 四牌樓徐姓醫生家中救治。治愈之後，7月24日，章太炎遷居於(yu) 錢糧胡同新租寓所，繼續被軟禁，直到袁世凱稱帝、身死之後的1916年6月16日，章太炎才重新恢複自由。

在錢糧胡同軟禁，章太炎最重要的學術工作之一，就是根據《訄書(shu) 》修訂本，整飭舊章，增削篇目，作成一全新著作《檢論》。至此，《訄書(shu) 》初刻本至《訄書(shu) 》重訂本，最終定於(yu) 《檢論》，章太炎的《訄書(shu) 》—《檢論》係統得以完成。大概在1913、1914年間，章太炎撰《自述學術次第》便有明確的修改《訄書(shu) 》以為(wei) 《檢論》之意，章氏雲(yun) ：“其他欲作《檢論》明之。舊著《訄書(shu) 》，多未盡理，欲定名為(wei) 《檢論》，多所更張。”[8]可見章太炎早就不滿於(yu) 《訄書(shu) 》重訂本，對之進行新的修改，並定下《檢論》之名。因此，章太炎遷居錢糧胡同，身體(ti) 恢複不久，決(jue) 意重新編訂《訄書(shu) 》。當時，章太炎對《訄書(shu) 》重訂本的修訂手稿，寄存在上海哈同花園。因此，章氏8月1日馳書(shu) 大女婿龔寶銓，讓他和章夫人湯國梨來京的時候，把《訄書(shu) 》修訂手稿帶到北京。章太炎說：“《訄書(shu) 》改削之稿尚在上海，近複擬大加修正。凡自文集而外，自著之稿皆由內(nei) 人攜來為(wei) 妥。著述之心，益汲汲矣。”[9]此時距離章太炎搬進錢糧胡同才一周時間，他已經決(jue) 計安此逆境，再次修訂《訄書(shu) 》。章氏所謂的“《訄書(shu) 》改削之稿”，即是今國家圖書(shu) 館藏，他自己在《訄書(shu) 》重訂本上進行修改的手稿。在這段時間中，龔寶銓的複信已經亡佚，而章太炎的致書(shu) ，幾乎每信必催促此事。8月11日，章太炎給龔寶銓的信中，再次要求龔寶銓將一批書(shu) 籍，包括“自著《訄書(shu) 》改削稿本”，[10]帶來北京。8月16日，他再次致書(shu) 龔寶銓，催促龔氏速往上海取書(shu) ，信中說：“足下速赴滬，將吾所有衣箱、什器、書(shu) 籍，一概付運送來京。”[11]其中即包括“自著《訄書(shu) 》改削稿本”。8月20日，章太炎去信又說：“唯篋中尚有改定《訄書(shu) 》，未能愜意，今欲重加磨琢，此稿望先期帶致也。”[12]9月3日，章太炎信中再次催促：“篋中尚有《訄書(shu) 》改本，亦望速寄，擬再施筆故也。”[13]至10月15日章太炎信又雲(yun) ：“唯《訄書(shu) 》改本一冊(ce) ，尚未大定，即可鈔錄大略，原本俟德玄來京時，可速帶上，擬再有增修也。”[14]在這一過程中，因涉及章夫人是否來京，屢商未定，故攜帶書(shu) 稿，也拖延有月。章太炎具體(ti) 哪天收到《訄書(shu) 》改削稿本，今已不得而知。但到了1915年5月22日，《時報》刊登《章氏叢(cong) 書(shu) 》廣告有雲(yun) ：“《訄書(shu) 》一種，先生改名為(wei) 《檢論》，大加修改，與(yu) 初印本絕異。”[15]7月，《章氏叢(cong) 書(shu) 》由上海右文社出版，其中即有《檢論》。

《檢論》成書(shu) 如此之速，原因有二。一是許多內(nei) 容，章太炎“自著《訄書(shu) 》改削稿本”已經修改完善。例如《原人》、《序種姓》上下、《原變》、《原墨》等篇章，章太炎“自著《訄書(shu) 》改削稿本”與(yu) 《檢論》刊本基本上相同，可見章太炎對這些篇章不須進一步修改。一是許多內(nei) 容，是根據已發表文章修改，如《檢論》新加文章《六詩說》，即本於(yu) 宣統元年二月刊行之《國粹學報》文章。

而《檢論手稿》三十篇及目錄、附《漢律考》一篇，正是1914年10月之後，1915年5月之前，章太炎在錢糧胡同改《訄書(shu) 》重訂本為(wei) 《檢論》過程中，將《訄書(shu) 》重訂本不錄而《檢論》新增、《訄書(shu) 》重訂本固有而《檢論》作大幅度修改的文章，重新抄寫(xie) 、修改，勒為(wei) 四冊(ce) 而成。

三，《檢論》成書(shu) 還原

根據《檢論手稿》三十篇，我們(men) 可以看到，章太炎對《訄書(shu) 》重訂本進行修改，重新編訂成《檢論》，大體(ti) 上經曆了三個(ge) 步驟。

第一步，是1913年以前初步寫(xie) 成的“自著《訄書(shu) 》改削稿本”。《訄書(shu) 》重訂本出版之後，章太炎對此書(shu) 並不滿意，開始著手進行修改，修改的方式，是直接在《訄書(shu) 》重訂本的1906年再版本上進行改動，同時重新編製目錄，刪除五篇，改題八篇，增目二十九篇。這部分的改動時間，可以確定在1913年之前，因為(wei) 章太炎1913年在上海，8月10日至天津，11日入京，離開上海之前，此稿存於(yu) 哈同花園。

對這一手改本的性質的判斷，朱維錚先生說：“既然全書(shu) 改動時間跨越清末民初，而所改者基本被收進《檢論》，那麽(me) 不僅(jin) 不能說這個(ge) 改本反映作者一九一〇年的思想變化，而且與(yu) 其稱之為(wei) 從(cong) 《訄書(shu) 》到《檢論》的過渡本，不如稱之為(wei) 《檢論》的部分初稿更合乎實際。”[16]這一判斷是有道理的。因此，《訄書(shu) 》到《檢論》的變化，不能完全理解為(wei) 章太炎在辛亥前到辛亥後的變化。此《檢論手稿》手稿之《原人》、《序種姓》上下、《原變》、《原墨》等篇章與(yu) 《檢論》大體(ti) 相同，應視為(wei) 章太炎1913年以前，甚至辛亥前的思想。

第二步，是手寫(xie) 《檢論手稿》三十篇。這三十篇的內(nei) 容，與(yu) 《訄書(shu) 》重訂本進行對照，其特征特別明確，一是包括了《訄書(shu) 》重訂本所無、《檢論》新增加的幾乎所有文章。《檢論》文章六十二篇，其中十七篇不據《訄書(shu) 》重訂本修改，完全是新加文章，而《檢論手稿》中錄有十六篇，包括《易論》、《尚書(shu) 故言》、《六詩說》、《關(guan) 雎故言》、《詩終始論》、《禮隆殺論》、《春秋故言》、《訂孔下》、《案唐》、《正議》、《伸桓》、《非所宜言》、《對二宋》、《小過》、《大過》、《近思》。也就是說，除了《道本》之外，《檢論手稿》包含了《檢論》新增的所有篇目。而且，手稿《附錄近史商略》，也是《訄書(shu) 》原無，《檢論》附於(yu) 《哀清史》者。這些文章中，《手稿》所列“六藝論”的《易論》、《尚書(shu) 故言》、《六詩說》、《關(guan) 雎故言》、《詩終始論》、《禮隆殺論》、《春秋故言》等七篇，是新加入的經學文章，表明章太炎對“《訄書(shu) 》—《檢論》”係統的認識轉變。另外，《對二宋》、《近思》、《非所宜言》等皆辛亥後新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視為(wei) 對辛亥後政治、思想的回應。

二是包括了十三篇《訄書(shu) 》重訂本原有、《檢論》做出了大幅度修改的文章，分別為(wei) 《訂孔上》、《道微》、《原法》、《儒俠(xia) 》、《本兵》、《學變》、《通程》、《議王》、《思葛》、《原教》、《爭(zheng) 教》、《官統上》、《懲假幣》。此十三篇修改幅度極大，故章太炎收錄重抄。例如《儒俠(xia) 》一篇，《訄書(shu) 》重訂本簡略，並附《上武論征張良事》。北圖藏手改本，“正文刪除‘治世知其輔法……道之以義(yi) 方已矣’一段，其他個(ge) 別字句有改動，無增補。附錄未作修改。”[17]《檢論手稿》則不但刪除這一段，而且對其內(nei) 容進行改寫(xie) 。同時，《檢論手稿》還刪除了附錄《上武論征張良事》，增加關(guan) 於(yu) 盜蹠的內(nei) 容一千多字。

又，在《檢論手稿》中，一篇《原墨》存目，章氏下雲(yun) ：“見《訄書(shu) 》”，國圖所藏“自著《訄書(shu) 》改削稿本”，與(yu) 《檢論》定本相同，故章氏《檢論手稿》不錄其文。

從(cong) 《檢論手稿》手寫(xie) 文章的特征可以看出，這一手稿，是章太炎得到“自著《訄書(shu) 》改削稿本”之後，根據自己對《訄書(shu) 》重訂本的改動情況，增益篇章，又對重大修改文章，重錄一遍，最終成此手稿。

第三步，是章太炎對手稿內(nei) 容的進一步修改。《檢論手稿》有大量的作者自改痕跡。這一手稿諸多篇章都在紅8行之外，增補了大量內(nei) 容，這並非在寫(xie) 作過程中隨寫(xie) 隨改，而是在寫(xie) 作完成、修繕完稿之後，作者再一次進行修訂，因此，刪改極少，增補很多，而且增補內(nei) 容大多在紙版上方空白處。這表明《手稿》是經過了二次抄寫(xie) 而成。舉(ju) 例而言，《儒俠(xia) 》一篇，在紅8行內(nei) 的正文與(yu) 紅8行外新勾入兩(liang) 大段（用〔〕楷體(ti) 標出）內(nei) 容如下：

案《春秋》，魯失寶玉大弓，猶書(shu) 其盜，而盜蹠名不見於(yu) 簡策。《春秋》惟僖十五年書(shu) ：“震夷伯之廟。”《傳(chuan) 》曰：“罪之也，於(yu) 是展氏有隱慝焉。”此亦不指盜蹠，聚徒橫行，非隱慝，明矣。〔意者，是時臧孫為(wei) 政，國祀爰居，家寶元龜，營於(yu) 禨祥，以假威寵，非蹠莫能破其神道誕妄。《魯頌》之篇，以揚僖公，非蹠無以彈其淫名。妾織蒲而民利奪，六關(guan) 置而行旅梗，非蹠則不均平通達也。此皆為(wei) 害細微，而智者因以感激。見微以知箸，依今以知始終，其道甚大，而違於(yu) 周法，是以《春秋》不可布彰，〕孔、墨不譏，自孟、荀、莊、呂乃亟稱之。明其權奇知變，為(wei) 大俠(xia) 師，故其徒誦義(yi) 無窮。春秋貴族之世，無俠(xia) 名，而懱以為(wei) “盜”。所謂驅人牛馬，取人婦女，以飴黏牡，膾人之肝者，殆過情矣。〔且展禽為(wei) 士師，三黜而再見複，亦其視為(wei) 白地小寇，故假刑官詰禁之權於(yu) 其兄，以陰與(yu) 講解也。魯惡展禽，而猶用之以與(yu) 蹠為(wei) 講解，亦猶王敦為(wei) 變，不得不任王導耳。然其視蹠亦淺矣。世卿在位，不窺大方，而賦人以惡名，聞於(yu) 後代。〕法訓之士，以輔翼世主為(wei) 亟，雖華仕、陳仲猶不與(yu) ，何乃與(yu) 盜蹠也？

本段所述，紅8行內(nei) 原文解釋為(wei) 何史書(shu) 不稱盜蹠，其敘述文暢理順，毫無違和。而章太炎在修改中，勾入兩(liang) 大段，第一段說明盜蹠不見簡冊(ce) 的原因，第二段進一步舉(ju) 展禽為(wei) 例與(yu) 盜蹠對照。加上此二段之後，論述更加豐(feng) 富有力。而補充後的書(shu) 稿，與(yu) 今《檢論》刊本完全相同。又如《道微》，其文有雲(yun) ：

為(wei) 義(yi) 而死，〔見危授命者，〕亦惟心所安隱，非禮義(yi) 法度鑠之。故死社稷，成忠貞者，與(yu) 夫乞人之卻嘑，蹴而就，立槁，其分則均也。夫漢之時，民氣果，少不快意，而忼慨自經者相踵。〔就不自殺，則金刃加乎敵仇矣。以此棄市殊死而不悔。〕惜其傷(shang) 身，以喪(sang) 材桀，故裁之也。

此段如無增加內(nei) 容，同樣文通理順。《檢論手稿》幾乎每篇都有新增加內(nei) 容，而所增加者，分明是在原稿已經完成之後，作者再行檢閱，見其有可訂補，乃大加增補，往往出於(yu) 稿紙上紅8行之外。而訂補之後，完全成為(wei) 《檢論》之正文，如果光讀《檢論》刊本，不可能看出章氏訂補的運思痕跡。

在手寫(xie) 《檢論手稿》中，章太炎還自己加斷句，分段落。蓋以“《訄書(shu) 》—《檢論》”係統之遣辭古奧，佶屈聱牙，後之整理本多有錯謬，雖新出《章太炎全集》，也是如此。如《全集》本《訂孔下》有雲(yun) ：“故疏通知遠者恕，文理密察者忠。身觀焉忠也？方不障恕也。”[18]依《手稿》，此句斷句應為(wei) ：“故疏通知遠者恕，文理密察者忠。身觀焉，忠也。方不障，恕也。”又，《全集》本《原法》有雲(yun) ：“近世律，本上因䣜侯《九章》。”[19]依《手稿》，此句斷句應為(wei) ：“近世律本，上因䣜侯《九章》。”如此之類甚多，茲(zi) 不一一列舉(ju) 。

四，從(cong) 《訄書(shu) 》到《檢論》

由《訄書(shu) 》到《檢論》，體(ti) 現了章太炎辛亥前到辛亥後的思想變化。其中，特別典型的，是章氏對經學，對孔子態度的變化。

相比於(yu) 《訄書(shu) 》重訂本，《檢論》第二卷就增加了七篇經學專(zhuan) 論，包括《易論》、《尚書(shu) 故言》、《六詩說》、《關(guan) 雎故言》、《詩終始論》、《禮隆殺論》、《春秋故言》，並且，在《檢論手稿》中，每一篇目題下均有“六藝論”三字。這在章太炎學術中，並非小變。蓋《訄書(shu) 》初刻本、重訂本的內(nei) 容，與(yu) 其說是討論學術，不如說是突出政治。《訄書(shu) 》跟《國故論衡》的根本差別，就是《國故論衡》是比較係統地總結“國故”，即國學的學術著作。而《訄書(shu) 》的幾乎每一篇文章，都可以看到章氏非常明確的政治立場。1915年1月12日，章門高弟錢玄同到錢糧胡同看望老師，當天之日記載：“至章師處，師謂擬編《群經大義(yi) 》數篇入《訄書(shu) 》。《訄書(shu) 》體(ti) 例為(wei) 談經、說史、論政諸文，其論小學、論文學、論玄學則為(wei) 式相侖(lun) （輪）奐雲(yun) 。”[20]據錢玄同日記，這段時間他多次拜訪老師，但語涉學術者，惟此一處，足見錢玄同對此事的重視。

章氏學主古文，其論經，也夷經為(wei) 史。但是，在民國初年的政治環境中，以民國元勳，修訂舊章，廁入“六藝論”，實有深意焉。辛亥之前，新學蜂起，早有廢經之論，民國肇建，經學科廢，則在教育體(ti) 製上實質性地排斥經學。而在思想上，國體(ti) 由帝製而共和，民權興(xing) 起，傳(chuan) 統之綱常倫(lun) 紀，早已不適應共和之民人。到了1915年9月，具有標誌性的《青年雜誌》已經創刊，1916年2月15日《青年雜誌》已經發出陳獨秀的《吾人最後之覺悟》，宣稱：“吾人果欲於(yu) 政治上采用共和立憲製，複欲於(yu) 倫(lun) 理上保守綱常階級製，以收新舊調和之效，自家衝(chong) 撞，此絕對不可能之事。蓋共和立憲製，以獨立、平等、自由為(wei) 原則，與(yu) 綱常階級製為(wei) 絕對不可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廢其一。”[21]倫(lun) 理的覺悟乃最後之覺悟。而中國之倫(lun) 理，主要正在經學之中。在這一係列背景中，章太炎一方麵改造經學，核心即夷經為(wei) 史，其《訄書(shu) 》、《檢論》之《清儒》一篇，針對康有為(wei) 之說並申己說雲(yun) ：“魕鬼，象緯，五行，占卦之術，以宗教蔽六藝，怪妄！孰與(yu) 斷之人道，夷六藝於(yu) 古史，徒料簡事類，不曰吐言為(wei) 律，則上世社會(hui) 汙隆之跡，猶大略可知。以此綜貫，則可以明進化，以此裂分，則可以審因革。”此語《檢論》因之未改。[22]經學之功能轉為(wei) 考察上世社會(hui) 變遷，明審曆史因革。另一方麵則堅定認為(wei) 必須保存經學，蓋以經學不存，則國之曆史不明，國本不固，國無與(yu) 立。可以說，《檢論》特別增加“六藝論”，正是章太炎在辛亥後的文化立場的鮮明表達。

對於(yu) 孔子的態度，《檢論》同樣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主要在《訂孔》。相比於(yu) 《訄書(shu) 》重訂本，《檢論》之《訂孔》分為(wei) 上、下，上篇據《訄書(shu) 》刪改，下篇盡為(wei) 新寫(xie) 內(nei) 容。較比《檢論》之改寫(xie) ，乃知章氏之轉變。《訄書(shu) 》重訂本雲(yun) ：

凡說人事，固不當以祿胙應塞。惟孔氏聞望之過情有故。曰：六藝者，道、墨所周聞。故墨子稱《詩》、《書(shu) 》、《春秋》，多太史中秘書(shu) 。女商事魏君也，銜說之以《詩》、《書(shu) 》、《禮》、《樂(le) 》，從(cong) 說之以《金版》、《六弢》。《金版》、《六弢》，道家大公書(shu) 也，故知女商為(wei) 道家。異時老、墨諸公，不降誌於(yu) 刪定六藝，而孔氏擅其威。遭焚散複出，則關(guan) 軸自持於(yu) 孔氏，諸子卻走，職矣。[23]

《檢論》則雲(yun) ：

追惟仲尼聞望之隆，則在六籍。六籍者，道、墨所周聞。故墨子稱《詩》、《書(shu) 》、《春秋》，多太史中秘書(shu) 。而老聃為(wei) 守臧史，得其本株。異時倚相、萇叔諸公，不降誌於(yu) 刪定六藝。墨翟雖博聞，務在神道，珍秘而弗肯宣。繼誌述事，纘老之績，而布彰六籍，令人人知前世廢興(xing) ，中夏所以創業(ye) 垂統者，孔氏也。遭焚散複出，則關(guan) 軸自持於(yu) 孔氏，諸子卻走，職矣。[24]

《訄書(shu) 》言“異時老、墨諸公”，《檢論》作“異時倚相、萇叔諸公”，《檢論手稿》中“倚相、萇叔”四字，原有“左史”、“老聃”字樣，章太炎最後塗改之後，換成“倚相、萇叔”，可見章氏對此處人名，曾經仔細思量。這兩(liang) 段，同樣是解釋老聃、墨翟、孔子皆接受作為(wei) 王官學的六經，惟孔子刪削，老、墨無與(yu) ，《訄書(shu) 》批評“孔氏擅其威”，《檢論》則讚揚孔子“布彰六籍”之曆史功績。自詆孔而至於(yu) 尊孔，昭然可見也。

而且，根據《檢論手稿》中的修改，也可以看出章太炎對孔子的態度變化。《訄書(shu) 》有雲(yun) ：“孔子死，名實足以伉者，漢之劉歆。”[25]在《檢論手稿》中，此文原來保持不變，但是後來勾去“死”字，改為(wei) “歿”字。這一改動，應該是章太炎最後定稿時所改。《禮記・檀弓》有雲(yun) ：“君子曰終，小人曰死。”[26]《禮記·曲禮下》又雲(yun) ：“天子死曰崩，諸侯死曰薨，大夫死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27]“死”為(wei) 通稱，亦專(zhuan) 指小人。“歿”之意，《說文》雲(yun) ：“終也。從(cong) 歺勿聲。”先秦古籍之稱君子之死，多用“歿”。故章氏特別改“死”為(wei) “歿”，有尊重其人之意。

然而，章太炎對孔子的理解，有終身不變者。《訄書(shu) •訂孔》雲(yun) ：“孔氏，古良史也。輔以丘明而次《春秋》，料比百家，若旋機玉鬥矣。談、遷嗣之，後有《七略》。孔子死，名實足以伉者，漢之劉歆。”[28]《檢論•訂孔上》僅(jin) 改“孔氏”為(wei) “仲尼”，改“死”為(wei) “歿”，也就是說，章太炎認為(wei) 孔子刪削六經教授生徒，是保存古史並傳(chuan) 播古史，就此而言，孔子的偉(wei) 大功績，是作為(wei) 一個(ge) 曆史學家的功績，孔子之後與(yu) 之相接者，是左丘明、司馬談與(yu) 司馬遷、劉歆。柳詒徵曾批評章太炎《諸子學略說》對孔子的不敬，章太炎在1922年的答信中說：“鄙人少年本治樸學，亦唯專(zhuan) 信古文經典，與(yu) 長素輩為(wei) 道背馳。其後甚惡長素孔教之說，遂至激而詆孔。中年以後，古文經典篤信如故，至詆孔則絕口不談。”[29]其中，“中年以後”的作品，即包括《檢論》、與(yu) 康有為(wei) 論戰的文章《駁建立孔教議》（作於(yu) 1913年）等。

簡言之，從(cong) 《訄書(shu) 》到《檢論》的文本傳(chuan) 承變異過程，中間隔著辛亥革命、滿清轉向民國、帝製走向共和，章太炎的文化立場，也從(cong) “詆孔”轉向崇經、尊孔。在辛亥革命以後，尤其是北伐戰爭(zheng) 後的曆史敘事中，這一文化立場變成從(cong) “革命”轉向“保守”的政治立場。魯迅在《關(guan) 於(yu) 太炎先生二三事》的描述成為(wei) 此後數十年章學研究主流對章太炎學術轉變的基本出發點。魯迅認為(wei) 章太炎在民國之後，“既離民眾(zhong) ，漸入頹唐”，並認為(wei) ：“浙江所刻的《章氏叢(cong) 書(shu) 》，是出於(yu) 手定的，大約以為(wei) 駁難攻訐，至於(yu) 忿詈，有違古之儒風，足以貽譏多士的罷，先前的見於(yu) 期刊的鬥爭(zheng) 的文章，竟多被刊落，上文所引的詩兩(liang) 首，亦不見於(yu) 《詩錄》中。一九三三年刻《章氏叢(cong) 書(shu) 續編》於(yu) 北平，所收不多，而更純謹，且不取舊作，當然也無鬥爭(zheng) 之作，先生遂身衣學術的華袞，粹然成為(wei) 儒宗。”[30]魯迅所批評的，僅(jin) 是章太炎手定《章氏叢(cong) 書(shu) 》及《續編》刊羅辛亥前的戰鬥性文章。但是，許多研究將這一態度無限擴大化，並以此看待章太炎辛亥前與(yu) 辛亥後的思想轉變，如有研究者認為(wei) ：“《檢論》中‘國故’增加了，革命性削弱了。”[31]“革命時期的‘訂孔’已落在他的視野之外。章太炎想把《檢論》改為(wei) ‘傳(chuan) 世’的‘文苑’之作，其實是向後倒退。”[32]如此之論，頗具代表性。

在這樣的章太炎研究中，往往把“反孔”與(yu) “尊孔”的文化態度，等同於(yu) “革命”與(yu) “保守”政治立場，以此認為(wei) 章太炎在辛亥革命之後革命性削弱，漸入頹唐。但事實上，章太炎在辛亥前的“詆孔”到辛亥後的“尊孔崇經”，文化立場的轉換並不意味著政治立場的變化，也就是說，章太炎的思想本來就超越了“革命”與(yu) “保守”的二元對立。蓋辛亥之前，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社會(hui) 革命相互糾纏。民族革命旨在驅除韃虜，推翻滿清，政治革命要在推翻帝製，建設共和，而社會(hui) 革命則更重推翻綱常，伸張民權。

對章太炎而言，之所以必須革命，首要原因是滿人執政。章太炎即便是在革命思想最強的1900年之後數年，也嚴(yan) 格區分種族革命與(yu) 政治革命，即“光複”與(yu) “革命”的差別。在為(wei) 1903年為(wei) 鄒容的《革命軍(jun) 》所寫(xie) 的序言中，章氏雲(yun) ：

抑吾聞之，同族相代，謂之革命；異族攘竊，謂之滅亡；改製同族，謂之革命；驅除異族，謂之光複。今中國既已滅亡於(yu) 逆胡，所當謀者光複也，非革命雲(yun) 爾。容之署斯名何哉？諒以其所規劃，不僅(jin) 驅除異族而已。雖政教學術、禮俗材性，猶有當革命者焉，故大言之曰革命也。[33]

章太炎的區分，表麵上是對鄒容的闡發，事實上是論述他和鄒容的不同。到了1906年，章太炎在《民報》發表的《革命之道德》一文，更明確認為(wei) 他要進行的是“光複”而非“革命”，文中說到：

古之所謂革命者，其義(yi) 將何所至耶？豈不曰天命無常，五德代起，質文相變，禮時為(wei) 大耶？夫如是，則改正朔、易服色、異官號、變旗識，足以盡革命之能事矣。名不必期於(yu) 背古，而實不可不務其愜心。吾所謂革命者，非革命也，曰光複也，光複中國之種族也，光複中國之州郡也，光複中國之政權也。以此光複之實，而被以革命之名。[34]

章太炎這一思想，正是奠基在《春秋》古文學以人種判分夷夏的基礎之上。李源澄在《章太炎先生學術述要》中說：“先生以史觀經，而明於(yu) 古代之政術。固執內(nei) 諸夏外夷狄之義(yi) ，為(wei) 一生精神之所寄托，此又非通常所謂漢學家所能至也。”[35]

也因如此，當辛亥革命一舉(ju) 完成了種族革命與(yu) 政治革命，章太炎的態度遠不如那些標準的革命者明確。1911年，時在日本的梁啟超發表了《新中國建設問題》，主張“虛君共和”，並派盛先覺回國與(yu) 各方麵聯係，盛先覺在給梁啟超的信中，講到他訪問章太炎時，“先是章有給滿洲與(yu) 清帝使之自立之議，覺以詢之，章曰：‘昔誠有此議，今已知其不可而作罷矣。’覺又聞章曾有共和政府成立之後，首立清帝為(wei) 大總領，後再黜而竟廢之之議，以詢章，章曰：‘昔亦誠有是，然今大勢已粗定，清廷萬(wan) 無能為(wei) 力，且革命黨(dang) 勢甚囂囂，再作此言，必大受辱。吾今亦不敢妄談矣。’”其後盛先覺加議論雲(yun) ：“由是觀之，章之難能主張虛君共和，蓋可想見，而似默然許可也。何則？覺先進言中國現情，不稱共和，章聆而深然之故也。”[36]到了1912年1月3日，章太炎在《中華民國聯合會(hui) 第一次大會(hui) 演說辭》中提出了他關(guan) 於(yu) 建設新中國的看法，集中的態度是：

中國本因舊之國，非新辟之國，其良法美俗，應保存者，則存留之，不能事事更張也。[37]

章太炎特別強調：“關(guan) 於(yu) 中國舊有之美俗良法，宜斟酌保存者”有八條：

一、婚姻製度宜仍舊，惟早婚則應禁。…

二、家族製度宜仍舊。…

八、在公共場所，效外人接吻、跳舞者，男女雜遝，大壞風紀，應由警察禁止。[38]

婚姻製度、家族製度皆涉及到族權、父權、夫權，正是綱常倫(lun) 紀的核心，也是追求民權，追求平等的最大阻礙。而這在章太炎的眼裏，都是“中國舊有之美俗良法”。事實上，這正是章太炎在政治革命業(ye) 已發生之後，通過反對社會(hui) 革命，而以家庭、家族道德來保護共和製度的重要建議。

可以說，辛亥前章太炎之革命思想，要在推翻滿清政權的政治革命，而不在改變固有倫(lun) 常的社會(hui) 革命，因此，辛亥革命之後，保護革命成果的方式便不是繼續進一步進行社會(hui) 革命，而是重振綱常進行社會(hui) 建設。因此，“國於(yu) 天地，必有與(yu) 立”之所“立”者，在曆史文化、倫(lun) 常道德，這成為(wei) 章太炎的新的責任。在這一意義(yi) 上，章太炎從(cong) 《訄書(shu) 》轉向《檢論》，在《檢論》中加入“六藝論”，在《訂孔》中進一步尊孔，轉向建設性的“國學”，這種轉向本來就超越了“革命”與(yu) “保守”政治立場的二元對立。

注釋：
 
[1]姚奠中、董國炎：《章太炎學術年譜》，太原：山西出版傳媒集團，第68頁。
 
[2]朱維錚：《本卷前言》，《章太炎全集》第一輯之《訄書檢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2頁。
 
[3]《章太炎全集》第一輯之《訄書檢論》，第120頁。
 
[4]朱維錚：《本卷前言》，《章太炎全集》第一輯之《訄書檢論》，19頁。
 
[5]魯迅：《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陳平原、杜玲玲編：《追憶章太炎》（修訂本），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第39頁。
 
[6]章太炎：《與湯國梨》，《章太炎全集》第三輯之《書信集》，第694頁。
 
[7]章太炎：《與湯國梨》，《章太炎全集》第三輯之《書信集》，第695頁。
 
[8]章太炎：《自述學術次第》，《章太炎全集》第三輯之《太炎文錄補編》，第508頁。
 
[9]章太炎：《與龔寶銓》，《章太炎全集》第三輯之《書信集》，第750頁。
 
[10]章太炎：《與龔寶銓》，《章太炎全集》第三輯之《書信集》，第750頁。
 
[11]章太炎：《與龔寶銓》，《章太炎全集》第三輯之《書信集》，第751頁。
 
[12]章太炎：《與龔寶銓》，《章太炎全集》第三輯之《書信集》，第751頁。
 
[13]章太炎：《與龔寶銓》，《章太炎全集》第三輯之《書信集》，第751頁。
 
[14]章太炎：《與龔寶銓》，《章太炎全集》第三輯之《書信集》，第753頁。
 
[15]湯誌鈞編：《章太炎年譜長編》（增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289頁。
 
[16]朱維錚：《本卷前言》，《章太炎全集》第一輯之《訄書檢論》，第21頁。
 
[17]《章太炎全集》第一輯之《訄書檢論》，第140頁。
 
[18]《章太炎全集》第一輯之《訄書檢論》，第433頁。
 
[19]《章太炎全集》第一輯之《訄書檢論》，第442頁。
 
[20]楊天石主編：《錢玄同日記》，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278頁。
 
[21]陳獨秀：《吾人最後之覺悟》，《獨秀文存》，上海：亞東圖書館，民國十四年，第55頁。
 
[22]《章太炎全集》第一輯之《訄書檢論》，第157頁，第486頁。
 
[23]《章太炎全集》第一輯之《訄書檢論》，第132頁。
 
[24]《章太炎全集》第一輯之《訄書檢論》，第430頁。
 
[25]《章太炎全集》第一輯之《訄書檢論》，第133頁。
 
[26]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正義》，《十三經注疏》，台北：藝文印書館，2007年，第126頁。
 
[27]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正義》，第99頁。
 
[28]《章太炎全集》第一輯之《訄書檢論》，第133頁。
 
[29]章太炎：《與柳詒徵》，《章太炎全集》第三輯之《書信集》，第971頁。
 
[30]魯迅：《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陳平原、杜玲玲編：《追憶章太炎》（修訂本），第39、40頁。
 
[31]湯誌鈞編：《章太炎年譜長編》（增訂本），第282頁。
 
[32]湯誌鈞編：《章太炎年譜長編》（增訂本），第283頁。
 
[33]章太炎：《<革命軍>序》，《章太炎全集》第三輯之《太炎文錄補編》，第233頁。
 
[34]章太炎：《革命之道德》，湯誌鈞編：《章太炎政論選集》，第309頁。文章後收入《太炎文錄初編》，並改標題為《革命道德說》。
 
[35]李源澄：《章太炎先生學術述要》，《李源澄著作集》，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民國97年版，第1463頁。
 
[36]丁文江、趙豐田編：《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第296、297頁。
 
[37]章太炎：《中華民國聯合會第一次大會演說辭》，《章太炎全集》第二輯之《演講集》，第161頁。
 
[38]章太炎：《中華民國聯合會第一次大會演說辭》，第16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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