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惠言易學與(yu) 晚清今文學

作者：穀繼明（同濟大學人文學院）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原載於(yu) 《海南大學學報》2019年第1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十一月廿三日己醜(chou)

          耶穌2019年12月18日

[摘要]

張惠言是晚清今文學興(xing) 起中的關(guan) 鍵人物，他的學問介於(yu) 樸學與(yu) 晚清今文學的交界點上，他做的漢易學上承惠棟。然而根據現有材料，以考證的方法來複原虞翻易學，隻能是破碎的。張氏不取考證學的方法，而是抽繹出虞翻易學的精義(yi) ，再加入自己的體(ti) 會(hui) ，建構出虞翻卦象的結構體(ti) 係，再憑借這個(ge) 體(ti) 係來箋釋虞翻《易》注。這種方法富有創造性，也算是今文經學的一個(ge) 重要特點。同時，張惠言的禮學，也非考證禮學，而是與(yu) 公羊家的禮學相通。他會(hui) 通易與(yu) 禮，其實也蘊含著公羊學在其中。張惠言的方法傳(chuan) 給劉逢祿，同時對黃以周、曹元弼等也有影響。

[關(guan) 鍵詞]

張惠言  常州學派  今文經學  漢易

[中圖分類號]B 249.9

按：此文初宣讀於(yu) 2016年四川大學“第四屆全國古典學年會(hui) ”。會(hui) 上蒙李長春教授不棄，約組稿發表，於(yu) 《海南大學學報》2019年第1期刊布。李阿慧博士於(yu) 同濟讀書(shu) 間專(zhuan) 治張氏《易》，功力精湛，亦嚐與(yu) 我切磋論義(yi) 。阿慧兄曾在數歲前撰寫(xie) 文章，後以《受命與(yu) 改製：張惠言虞氏易禮的經學歸旨》一文發表於(yu) 《原道》2018年第1期。兩(liang) 文雖有部分觀點重合，但亦有不同處。今既蒙《伟德线上平台》約推此文，故略述原委如此。至於(yu) 張皋文易專(zhuan) 家，則仍有望於(yu) 阿慧兄焉。

又按：今日下午突得消息，石立善教授去世。回念此文在2016年古典學年會(hui) 發表時，石教授曾提問說，以經解經是古典裏麵一個(ge) 通用的方法，張惠言有何特色？我回答說，泛泛地研究某人的解經特色，觀察他用了哪些其他經典來解釋，這種研究是非常無聊的。值得我們(men) 關(guan) 注的是，他在解釋的時候以哪種經典為(wei) 本位，及其背後的義(yi) 理結構和問題意識是什麽(me) 。石教授認同。可惜現在再無機會(hui) 向他請教了，令人不勝悲痛。——穀繼明2019.12.17

一、今文先導

晚清的今文經學，興(xing) 起於(yu) 常州，學者多以為(wei) 自乾隆時莊存與(yu) 治《春秋》始。然劉逢祿說：“皇清漢學昌明，通儒輩出，於(yu) 是武進張氏治虞氏《易》，曲阜孔氏治《公羊春秋》，今文之學萌芽漸複。”[①]張惠言較莊存與(yu) 稍晚，與(yu) 劉逢祿屬同一時代而稍長，算是前輩。張氏治今文，對於(yu) 常州的學風無疑有重要影響。孫運君即曾指出張惠言《易》學對於(yu) 今文經學的意義(yi) [②]，不過其考察尚粗觕，且於(yu) 《易》義(yi) 鮮有涉獵。

如果將閻若璩、毛奇齡、胡渭等算作過渡時期的學者，而以惠棟為(wei) 第一代典型漢學家的話，那麽(me) 《易》學在這場漢學複興(xing) 潮流中具有首出的意義(yi) 。惠棟學術之最著者乃《易漢學》和《周易述》，其後，江聲、王鳴盛等的《尚書(shu) 》學注疏即是《周易述》的效法，如李慈銘謂江聲《尚書(shu) 集注音疏》“自注自疏，古所罕見，江氏蓋用其師惠定宇氏《周易述》家法”[③]。

《易》學盡管也有今古文的問題，但卻並未陷入今古文之爭(zheng) 。惠棟一心複漢，而當時存有漢經師舊注的，《詩》之毛《傳(chuan) 》與(yu) 鄭《箋》、三《禮》之鄭注、《公羊》之何休注、《易》之虞翻注而已。惠棟《易漢學序》：

《六經》定於(yu) 孔子，毀於(yu) 秦，傳(chuan) 於(yu) 漢。漢學之亡久矣，獨《詩》、《禮》二經，猶存毛、鄭兩(liang) 家，《春秋》為(wei) 杜氏所亂(luan) ，《尚書(shu) 》為(wei) 偽(wei) 孔氏所亂(luan) ，《易經》為(wei) 王氏所亂(luan) 。……惟王輔嗣以假像說《易》，根本黃老，而漢經師之說蕩然無複有存者矣。故宋人趙紫芝有詩雲(yun) ：“輔嗣易行無漢學，玄暉詩變有唐風。”蓋實錄也。[④]

《周易》漢注雖為(wei) 王弼所亂(luan) ，但《周易集解》中保存不少，最多的當屬虞翻注。虞翻為(wei) 三國時人，其家傳(chuan) 孟氏《易》，已有五世[⑤]。孟喜《易》本於(yu) 田王孫，屬於(yu) 今文《易》中較著者。故清人以為(wei) ，由虞翻注可上推孟氏《易》，以至於(yu) 楊何之學。惠棟本此意作《周易述》，以虞氏為(wei) 主，兼用鄭玄、荀爽。因為(wei) 漢人《易》注存世本少，惠棟也就不複嚴(yan) 格區分。是故虞翻雖名義(yi) 上屬孟喜今文學係統，鄭、荀雖名義(yi) 上屬費直古文學係統[⑥]，而惠棟卻並不用今文學、古文學壁壘森嚴(yan) 的眼光來治漢《易》，盡管其學有今文學傾(qing) 向。[⑦]

惠氏治《易》雖以今文為(wei) 主，然至其身後而鮮有問津者。惠氏《周易述》臨(lin) 終時尚未完成，再傳(chuan) 門人江藩為(wei) 之補苴，然弗逮於(yu) 惠氏甚遠。戴震、程瑤田、王念孫、段玉裁諸學者多用力於(yu) 禮與(yu) 小學，蓋考據喜征實，厭發揮也。張惠言起而重《易》，今文之風乃盛。錢穆謂常州之學“乃有蘇州惠氏好誕之風而益肆”[⑧]，指出了惠棟對於(yu) 張惠言等常州學派的影響；但是將惠氏和張惠言及常州學派完全看做一脈，則稍可商榷；而攻詆惠、張過甚，也非平情之論。就《易》學而言，張惠言嚴(yan) 明虞、鄭、荀家法，而以虞為(wei) 主，對於(yu) 《易》的理解有清晰的體(ti) 係，這相較於(yu) 惠棟，更進了一步。關(guan) 於(yu) 張惠言的生平及其主要的易學著作、觀點概述，已見於(yu) 汪學群的研究[⑨]，茲(zi) 不贅述。

二、重構虞翻

張惠言研究虞氏易，非常能體(ti) 現其今文學家特色的一點在於(yu) ，他不是通過考證學的方法去複原虞翻易學的原貌，因為(wei) 根據現有材料，以考證的方法去複原虞翻易學，隻能是破碎的。張氏不取考證學的方法，而是抽繹出虞翻易學的精義(yi) ，加入自己的體(ti) 會(hui) ，建構出虞翻卦象的結構體(ti) 係；然後再憑借這個(ge) 體(ti) 係來箋釋虞翻《易》注。這種方法富有創造性，且也算是今文經學的一個(ge) 重要特點。

鄭玄《易讚》曰：“庖犧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dui) 、消、息。”[⑩]是十言之教中，以消息為(wei) 關(guan) 鍵。張惠言也由此來把握虞翻《易》。其《周易虞氏消息》可謂虞翻《易》的總綱，尤以《八卦消息成六十四》一節圖表為(wei) 關(guan) 鍵。張惠言箋虞翻，多據此圖為(wei) 說。然而此節卦變圖頗為(wei) 繁難。黎心平曾有探討，解決(jue) 了一部分問題[11]。今更嚐試探其深意。虞翻《易》的卦變，大致遵循十二消息卦生雜卦的原則。不過，若將虞翻注卦變加以歸納，則似乎又沒有那麽(me) 整齊有序。張惠言則反複探尋演繹，終於(yu) 製定了把握虞氏卦變的方法，亦即將卦變納入消息中；而其所謂消息，也不僅(jin) 僅(jin) “複一臨(lin) 一泰一大壯一夬一乾一姤一遯一否一觀一剝一坤”這樣簡單的線性循環。如同黎心平所指出的，張惠言引入了月體(ti) 納甲來統合十二消息，從(cong) 而使十二消息卦變成了雙行結構。其實月體(ti) 納甲，也是重要的消息說，且為(wei) 虞翻所重視，隻是虞翻多以八經卦配月體(ti) 納甲，而張惠言應用到十二消息卦。這樣十二消息卦的運行，就分成了陽之消息、陰之消息兩(liang) 組：複一臨(lin) 一泰一否一觀一剝一坤一複；姤一遯一否一泰一大壯一夬一乾一姤。為(wei) 何泰之後折入否觀剝，而不是大壯夬乾；否之後變為(wei) 泰大壯，而不是觀剝坤呢？這是考慮到《雜卦傳(chuan) 》和虞翻注的“否泰反其類”說。換句話說，否會(hui) 馬上變為(wei) 泰，泰會(hui) 馬上變為(wei) 否。同時，這種設計也完美地將十二消息的陰陽雙行安排妥帖：若既要符合陽起於(yu) 複、陰起於(yu) 姤，又要符合震一兌(dui) 一乾一巽一艮一坤的月相消息，則隻能如此安排。

十二消息的骨架確立了，接下來就要據卦變來建立整個(ge) 六十四卦的結構。一般而言，雜卦都是從(cong) 消息卦通過爻變（即一卦中兩(liang) 爻位置的交換）得來的，故當係於(yu) 各自的消息卦之下，在這方麵最整齊的莫如朱熹的卦變圖。但是虞翻不僅(jin) 僅(jin) 有數理的趣味，還要照顧到兩(liang) 個(ge) 因素，即天道運行[12]和注經。在虞翻注中，有一些特例不從(cong) 消息卦來，關(guan) 於(yu) 這一問題可參考劉玉建的探討[13]。這裏可分為(wei) 幾組：一是反複不衰之卦，即坎、離、中孚、小過、頤、大過，孔穎達稱作“變”，又稱“錯”；二是一陰或一陽之卦，謙、履、師、同人（無注）、比、大有（無注）、小畜；三是屯蒙；四是旅豐(feng) 。張惠言的處理是（如下圖一所示）：（1）反複不衰之卦有特殊的結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坎離，在月體(ti) 納甲中，坎離是“運轂正軸”的，張惠言因此也將坎離安排在陽消滅入坤之後，複出震之前的階段。同理，頤、大過安排在陰衰入坤後，姤之前的階段。而小過、中孚，一在否觀之際，一在泰壯之交。總之，反複不衰之卦都安排在了陰陽消息變化的轉折點上。（2）孤陰孤陽之卦，虞注卦變以為(wei) 是乾坤之交。虞注已說剝變為(wei) 謙，師變為(wei) 比。而在張惠言看來，謙一履、師一同人、比一大有三組，坎離分別在三、二、五位，則此數卦廁於(yu) 剝坤之後，坎離之前。相應地，豫一小畜、萃一大畜、蹇一睽屬於(yu) 夬姤之間、陰生之前的卦，在頤、大過之前。（3）屯自坎變，虞注已言之，故張氏置屯鼎於(yu) 坎離之後，又配蒙革於(yu) 大過頤之後。（4）旅、豐(feng) ，張氏從(cong) 虞，分別係於(yu) 賁、噬嗑之下，出於(yu) 否泰相接之際，故特變。張氏的卦消息，亦可以參考徐昂[14]、潘雨廷[15]、李阿慧[16]的講解。在這四部分之外，還有損益兩(liang) 卦比較特殊，說詳後一節。

圖1

（此圖什麽(me) 意思，如何解釋，請加說明，並標明序號）【圖已在上文補充了“見圖一”的字樣，並且加了題注。請排版的老師選擇好格式別跑掉了。】

經過以上設計，張惠言建立了一個(ge) 縝密的六十四卦消息變動的體(ti) 係。這裏麵是張氏自己的體(ti) 係原理與(yu) 虞翻注相互切劘的結果。他根據消息的原理，再根據現有虞注卦變理順基本結構，然後再安排或填入其他虞注所闕或不順的卦。這個(ge) 卦變結構，是否符合虞翻的原意，已很難探尋，因為(wei) 虞翻注已經殘缺不全。他建立這個(ge) 體(ti) 係，其實和虞翻的一些說法有矛盾，但都可以通過解釋來加以抹平。總之，張惠言的建構，充分表現了其思維的縝密、想象力的豐(feng) 富，是目前對於(yu) 虞翻卦象體(ti) 係最有條理的解釋。這個(ge) 消息體(ti) 係和圖表，不僅(jin) 僅(jin) 是一種象數的趣味和《周易》經文解釋，而且是張惠言心目中的天道變化、陰陽消長的模型。

三、禮象與(yu) 改製

張惠言兼善禮、《易》，故以禮治《易》似在情理之中。一些學者已指出此特點，如陳修亮等[17]。然而張氏以禮治《易》，若僅(jin) 停留在他引用了何種禮製來解《易》，則太過表麵和籠統。還有，他這種解釋方法的問題意識是什麽(me) ？又有何影響？這都是需要深入討論的。

就方法論而言，張惠言以條例治《易》，這是與(yu) 他治《禮》相關(guan) 的。因為(wei) 禮學特別要求體(ti) 例。這一點從(cong) 上節張惠言對於(yu) 虞氏《易》學六十四卦體(ti) 係的建構中可以看出。

張惠言曾提出“易者禮象也”的說法：“韓宣子見《易象》與(yu) 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記》曰：‘夫禮，必本於(yu) 太一，轉而為(wei) 陰陽，變而為(wei) 四時，其降曰命。’故知：易者，禮象也。”[18]這個(ge) 命題十分有見地。一方麵，他為(wei) 禮學建立了形上的意義(yi) ，另一方麵，又使易學從(cong) 抽象虛玄的思辨中走向形下，從(cong) 而使形上形下打成一片。他引《禮運》的“夫禮必本於(yu) 太一”雲(yun) 雲(yun) ，以表明禮上通天道，禮之展開是太一一陰陽一四時，也就是太極一陰陽一四象一八卦之易道展開的過程。

張惠言是特別重視象的，為(wei) 此他甚至反對數：“易者，象也。易而無象，是失其所以為(wei) 易。數者，所以筮也，聖人倚數以作《易》，而卦爻之辭，數無與(yu) 焉。漢師之學，謂之言象可，謂之言數不可。象數並稱者，末學之陋也。”[19]如果考慮到宋代易學的數理興(xing) 趣，則張惠言針對的意圖十分顯然。又如他說：“夫理者無跡，而象者有依。舍象而言理，雖姬孔靡所據以辯言正辭，而況多岐之說哉。”[20]舍象言理，顯然在批評王弼以後，包括宋明的學風。對於(yu) 數、理的貶斥，意味著反對過於(yu) 抽象虛玄的思辨；而強調象，是要給解《易》以規範和約束，由象進一步落實為(wei) 禮象，則解《易》的約束性和邊界就更清晰了。

需要注意的是，張惠言的禮，並不僅(jin) 僅(jin) 是進退揖讓、名物度數，而是涉及了製度層麵，特別是改製。在這個(ge) 意義(yi) 上來說，“以禮治易”就是以禮學與(yu) 《公羊》學之改製通《易》之改製。

其《虞氏易禮》，首先列的就是“周家受命三卦”，即晉、升、明夷。晉卦是文王為(wei) 方伯以服事殷之象，升卦是文王受命之象，到了明夷卦，則有伐紂革命之象[21]。文王受命，稱王改製，此今文家特別是公羊家之說，如何休謂：“文王，周始受命之王，天之所命，故上係天端。方陳受命製正月，故假以為(wei) 王法。”[22]推言之，凡《周易》卦爻辭中所稱王，皆文王自稱。張惠言說：“後人不敢道文王受命稱王改製，遂使大義(yi) 淪晦。豈知聖人膺籙受圖，灼然天人相與(yu) ，而易姓七百二十軌，為(wei) 易道至大哉。”[23]此處所謂“軌”，是《易緯乾鑿度》中所謂朝代享國之數。《易緯》提供的曆史，是朝代更替的曆史，而其變化的規律，與(yu) 公羊家的三正說相同。又如他解“東(dong) 鄰之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聯係到殷商以夏祭為(wei) 禘，周改製以夏祭為(wei) 禴，乃知此處即言殷周四時之祭的變革[24]。張惠言稱讚鄭玄以禮說《易》，“原文本質，使周家一代之製，損益具備，後有王者，監儀(yi) 在時。”[25]如果以三正說來推，《周易》經文之禮，是文王受命所改、周家之禮；那麽(me) 孔子所作的十翼，也應當有孔子“素王改製”之法。由於(yu) 張惠言專(zhuan) 門解釋《易經》，故《易傳(chuan) 》發揮不多，但他仍然通過引虞翻注暗示了這一點：“孔子行夏之時。經用周家之月（張箋：如臨(lin) ‘八月有凶’為(wei) 遯）。夫子傳(chuan) 《彖》《象》以下，皆用夏家月。是故複為(wei) 十一月，遘為(wei) 五月矣。”[26]

張惠言重視禮學，是欲藉此而興(xing) 複儒家之政教。其理據，既在《周易》，亦在《春秋》，而禮便成為(wei) 實施的主體(ti) 。其依據《春秋》論禮，還表現在文質的討論上。對於(yu) 文質，張氏的看法是：“文質者，其要在父子君臣之序，六親(qin) 上下之施，其事正於(yu) 坐立拜跪裼襲差殺升降之際，而出入於(yu) 性情之間。”[27]易言之，文質是處理人倫(lun) 禮製時的不同方法。所以他比喻道：“文質之為(wei) 禮，猶曲櫱之為(wei) 酒也。聖人合文質於(yu) 禮而輕重之以為(wei) 教，猶酒人之輕重其曲糱以為(wei) 齊（劑）也。”[28]張氏特別強調，文質是禮的不同，而非質為(wei) 實、文為(wei) 禮，所謂“禮樂(le) 者，道之器也；文質者，禮樂(le) 之情也；尚文、尚質者，所由以入禮樂(le) 之途也”[29]。這個(ge) 說法符合儒家特別是公羊家對文、質的理解，如董仲舒即有“質禮”“文禮”之說。顯然質、文皆是禮。

文質理論是用以改製的。曾亦教授指出：“《春秋》改製，明三教之所以不同，或從(cong) 殷，或從(cong) 周，或損周文從(cong) 殷質，或變殷質用周文，其實皆不過承衰救敝而已。可見，漢人由三教而言改製，唯聖人能當之，即因前代之利弊而有所損益，如是而造就一代新製。”[30]張惠言從(cong) 文質的角度來討論禮學，目的也是藉禮學來實現改製。《公羊》家多以為(wei) ，商主質，周主文，孔子作《春秋》則複主質。隻是周以後，似乎再沒有出現三代的盛世，似乎意味著文之返質的努力再沒有實現過[31]。張氏則以為(wei) ：“自周以來，天下之勢未嚐一日不欲反於(yu) 質，特無聖人為(wei) 之導爾。……曆觀漢唐以後，得天下者莫不崇簡易，尚惇樸；而無以成其教，則民俗不變，治亦不長。蓋民之欲反質之勢，千有餘(yu) 歲而未嚐改。而迄不得聖人為(wei) 之，遂壞亂(luan) 而不救，使異端得以乘其隙，可慨也。後世之民，日益苟簡，起立拜跪周旋裼襲之數僅(jin) 有存者。質既盡喪(sang) ，而複相與(yu) 自去其文。治天下者，得不早為(wei) 之所哉。”張氏製禮的目標是返質，但在他看來，問題不僅(jin) 僅(jin) 是質的缺乏，而且殘存的一點文也要去掉。這意味著整個(ge) 禮教的隳壞。所以當務之急，就在於(yu) 如何重新興(xing) 複禮教。

禮教關(guan) 係著治亂(luan) 的大局。張氏有《原治》一篇，認為(wei) 古之治、今之亂(luan) ，根本就在於(yu) 禮教的不同：

先王之製禮也，原情而為(wei) 之節，因事而為(wei) 之防，民之生固有喜怒哀樂(le) 之情，即有飲食男女聲色安逸之欲，而亦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故為(wei) 之婚姻、冠笄、喪(sang) 服、祭祀、賓鄉(xiang) 相見之禮，因以製上下之分、親(qin) 疏之等、貴賤長幼之序、進退揖讓升降之數，使之情有以自達，欲有以自遂，而仁義(yi) 禮智之心油然以生，而邪氣不得接焉。民自日用飲食、知能所及、思慮所造，皆有以範之而不知其所以然，故其入之也深而服之也易。[32]

後世為(wei) 政者則不然：

不治其情，而罪其欲也；不製其心，而惡其事也。令之以政而不知其所由然也，施之以禁而不知其所以失也。民行而無所循習(xi) ，動而無所法守，不勝其欲，而各以知求之。知上之有以禁我也，則各以詐相遁，有司見其然，於(yu) 是多為(wei) 刑辟以束縛之。條律之煩，至不可勝數。以治其不幸而不能逃者，其幸而能逃不抵於(yu) 法，則又莫之問也。[33]

張氏在這裏對時局頗有批判性。宋以來，為(wei) 政者對人欲的負麵看法越來越嚴(yan) 重，而禮教轉變為(wei) 政令，放棄對人情的循循善誘和自然培育，一變為(wei) 慘殺。人民則由此“免而無恥”，於(yu) 是禮教陵遲。張惠言所處的時代，已經危機四伏、亂(luan) 象叢(cong) 生。除了頂層的危機，地方社會(hui) 也麵臨(lin) 重大的困難，主要是吏治的敗壞、民生的艱難、地方的痿痹困頓。他自己的家鄉(xiang) 也是如此：“方今吾鄉(xiang) ，風俗益偷，禮教益薄，此世道之憂，搢紳先生之恥也。”[34]地方社會(hui) 痿痹，禮教廢弛，就會(hui) 出現脫離共同體(ti) 的民眾(zhong) 。這種脫離，一方麵是經濟上的失業(ye) 和衣食無著，一方麵是社會(hui) 關(guan) 係上的無依靠、精神上的孤立感和倫(lun) 理上的不受約束。當然，這種現象不僅(jin) 僅(jin) 和吏治腐敗有關(guan) ，也和晚清以來工商業(ye) 的發展有關(guan) 係。無論什麽(me) 樣的起因，這種狀況都是很嚴(yan) 重的，就近而言直接威脅著國家的穩定，就遠而言則背離了儒家之教。張惠言的對策，仍然是禮教：“愚以為(wei) 方今之勢，教民之要有五：一曰立宗法，二曰聯什伍，三曰聯師儒，四曰講喪(sang) 祭之法，五曰謹章服之別。五者之教行，而偝死忘生之風革，惇厖純固之俗成，民有以相養(yang) 而無以相棄。上不費而惠，遍則三代之治，不是過也。”[35]這五條方案，核心就是以禮教、宗法重建地方社會(hui) 的秩序。一方麵，宗族在經濟上可以相互周恤；一方麵宗族對於(yu) 非禮和違法的人事也有製約。當然，他的禮教要返質，特別注重禮在製定和施行中的溫和、自然，從(cong) 而消減其壓製性的力量。

四、會(hui) 通虞鄭，究際天人

張惠言重家法，他認為(wei) ：“治《易》者如傳(chuan) 《春秋》。一條之義(yi) ，各以其例，時若可比，究則迥殊。李鼎祚、朱震合諸家而為(wei) 說，是知日之圓，而不知其不可以為(wei) 規也。”[36]是故他治漢《易》，鄭玄、荀爽、虞翻則分別治之，因為(wei) 每家有自己的體(ti) 係，雖一個(ge) 微小的注解，背後卻是整個(ge) 經學體(ti) 係的考量，故表麵上的“擇善而從(cong) ”隻能是不能深入理會(hui) 各家的精要而流於(yu) 膚淺。張惠言堅持家法，故能超越惠棟，取得了突破性成就[37]。但辨別家法不等於(yu) 抱門戶之見不能會(hui) 通；而恰恰是在仔細深入研究各家的基礎上，找到了根本性的道理，實現了更深層的會(hui) 通。

前文提到，虞翻屬今文，鄭玄屬古文。但二者的區別主要不在今古，而是在詮釋方向上的不同。虞翻《易》學之要，在於(yu) 消息和卦變；而鄭玄《易》學之善，則在禮象。張氏會(hui) 通虞鄭，就需要將天道消息與(yu) 禮象融會(hui) 貫通。張氏自述為(wei) 學：“退而考之於(yu) 經，求天地陰陽消息於(yu) 《易》虞氏，求古先聖王禮樂(le) 製度於(yu) 《禮》鄭氏。……圖《儀(yi) 禮》十卷，而《易義(yi) 》三十九卷亦成，觕以述其跡象。若微顯闡幽，開物成務，昭古今之統，合天人之紀，若涉淵海，其無涯涘。”[38]

前麵提到張氏易、禮一體(ti) ，實際上給禮學賦予了形上的意義(yi) 。這正是會(hui) 通虞鄭的基礎。天道消息，是製禮的形上依據，而消息亦必然表現為(wei) 禮。同時，消息意味著天道變化，而一個(ge) 消息的結束，轉入下一個(ge) 消息的循環，適為(wei) 三正改製的天道根源。

夫如是，故張惠言說：“虞氏於(yu) 禮，蓋已略矣，然以其所及，揆諸鄭氏，源流本末蓋有同焉。何者？其異者，所用之象也；而所以為(wei) 象者不殊。故以虞氏之注推禮，以補鄭氏之闕，其有不當，則闕如。一以消息為(wei) 本。”[39]“所以為(wei) 象者”，也就是天道消息，故其作《虞氏易禮》以消息為(wei) 本。具體(ti) 說來，比如前麵提到張氏以晉、升、明夷為(wei) 文王受命之卦，他的考察，不僅(jin) 僅(jin) 是在卦爻辭所反映的禮製上，而且將三卦放在六十四卦消息圖位置中。如果不考慮消息卦，那麽(me) 升卦是陽息之卦中的第一個(ge) 卦，明夷次之，所以他說“陽之息卦始於(yu) 升，王者受命之義(yi) 也”[40]；而晉卦則在剝坤之間，是陽將亡之象，故以象殷之末路。

具體(ti) 到個(ge) 人修養(yang) 之禮，也與(yu) 天道相關(guan) 。對於(yu) 個(ge) 人來說，禮的作用是遷善改過，其在《周易》，則是損、益兩(liang) 卦之象。張氏謂：“益象遷善改過。善之與(yu) 過，何以決(jue) 之？亦曰禮而已。”[41]“禮者，道義(yi) 之繩檢，言行之大防，進德修業(ye) 之規矩也。君子必學禮，然後善其所善，而過其所過。”[42]而損益二卦的懲忿窒欲和遷善改過，具有更深層的天道依據，在張惠言的消息卦體(ti) 係中有特殊的地位。《雜卦傳(chuan) 》說“損益盛衰之始也”，天道之盛衰，關(guan) 節點在否泰，而損益正是應對否泰的方法。天道之消息如是，而人之一生，亦在消息之中。惠言如是解釋：

人以陽生。複，人之始也；坤，人之終也。自複而臨(lin) 而泰，謂之息，人之少而壯也；自否而觀而剝而入於(yu) 坤，謂之消，人之老而死也。獨陽不生，獨陰不生。……往來者惟泰否焉，故泰否者盛衰之樞也。君子泰則不使為(wei) 否，否則能使為(wei) 泰。其用在損益。故曰損益衰盛之始也。……損之變為(wei) 既濟，則不反否；益之變為(wei) 既濟，則反泰，所謂各正性命也。性者人之成也，於(yu) 卦為(wei) 震；命者天之令也，於(yu) 卦為(wei) 巽。益之為(wei) 也，複乎性而盡命。損反之反性命者不可以久，故可貞正其性命也。[43]

惠言此論，為(wei) 錢竹初年老欲學長生之術而發。故此盛論天道消息及人生盛衰，勸之以禮自持，窮理盡性以至於(yu) 命，勿惑於(yu) 釋老之說。其論正大篤實，精義(yi) 入神，足為(wei) 解《易》之法語。

五、流風所扇

張惠言的影響，首先在於(yu) 劉逢祿和常州學派。就易學本身而言，劉逢祿所隨從(cong) 的就是張惠言的路數。其子謂劉逢祿“《詩》、《書(shu) 》大義(yi) 及六書(shu) 小學，多出於(yu) 外家莊氏；《易》、《禮》多出於(yu) 皋文張氏。至《春秋》，則獨抱遺經，自發神悟”[44]。劉逢祿不但治《易》，而且成果頗豐(feng) ：“府君以東(dong) 漢經師有家法可尋者，今惟何、虞、許、鄭四君子。虞氏之《易》，雖惠、張創通大義(yi) ，學者尚罕得其門而入。因別為(wei) 《易虞氏變動表》一卷，《六爻發揮旁通表》一卷，《卦象陰陽大義(yi) 》一卷，《易言補》一卷，《易象賦》、《卦氣頌》一卷，撮其旨要，約其義(yi) 例，以便綴學之士。”[45]張惠言的《虞氏易言》是未完成之作，劉逢祿為(wei) 之補苴，甚能得張氏精神；其《易象賦》，則顯然是張惠言所謂“易者象也”的闡發。至於(yu) 《虞氏變動表》等，則約張惠言之義(yi) ，使之更加簡明，方便學者入門。

要言之，劉逢祿從(cong) 張惠言《易》學那裏繼承了兩(liang) 個(ge) 特點：一是重家法和條例，這一點前引《行述》已有說明；二是《易》與(yu) 《春秋》的互發。張惠言主《易》，故以《春秋》治《易》尚不特別顯著；而劉逢祿既以《公羊》為(wei) 業(ye) ，宜其說《易》以《公羊》也。

張氏既兼擅《易》與(yu) 禮，不立今古文門戶，治學謹嚴(yan) ，則其影響，不僅(jin) 僅(jin) 及於(yu) 常州今文經學。蓋張惠言能辨別家法，推定鄭、荀、虞注條例，故欲治漢《易》者，舍張氏弗由也。與(yu) 張惠言同時治《易》之名家，有焦循其人。阮元、王引之推許甚盛，而近代亦有學者褒揚之不遺餘(yu) 力。然焦循之《易》，非經學所能牢籠，本質上是以《易》學講數學。王引之讚其“鑿破混沌”，其實毋寧說是推倒一切，漢宋並棄。其氣魄固然雄壯，但於(yu) 經學不可謂有補。故在當時，已有學者不同意焦循的講法；晚清民初，更有不少學者反對。蓋經學有家法，家法意味著詮釋傳(chuan) 統。治經學，或許不認同某一家的家法，但至少要對家法有所理解，上通經學之本原，然後再建立自己的詮釋不遲。也正是如此，真正將《易》學作為(wei) 經學的，更推許張惠言而非焦循。

晚清治《易》者，有兩(liang) 個(ge) 特點：一是漢宋兼采，一是以禮治《易》。後者則顯然受張惠言的影響。黃式三、黃以周父子以《禮》名家，亦兼善《易》學。當然，張惠言之《易》屬今文，而黃氏父子之風格則偏古文，故黃氏對惠言亦有批評。黃以周主講南菁書(shu) 院時，又將以禮治《易》的方法傳(chuan) 給唐文治、曹元弼。曹元弼作《周易集解補釋》及《周易鄭氏注箋釋》，引張惠言之說甚多；其《周易學》言及六十四卦消息，則全錄張惠言之圖[46]。曹元弼序其作《周易鄭氏注箋釋》之意曰“六經同歸，其指在禮”[47]，這正是張惠言《祭金先生文》的開篇之語[48]。關(guan) 於(yu) 黃氏父子與(yu) 曹元弼、唐文治易學的關(guan) 係，筆者曾有專(zhuan) 文討論[49]。曹元弼所欲複之禮，與(yu) 張惠言之禮，未必相同；然彼皆知以禮治《易》，使其不歸於(yu) 詭譎空虛，洵足為(wei) 今之治《易》者法也。

注釋：
 
[①]劉逢祿：《劉禮部集》，見《續修四庫全書》（第1501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70頁。
 
[②]孫運君：《清代今文經學興起考——以惠棟、戴震、張惠言為中心》，《船山學刊》2005年第4期，第130-132頁。
 
[③]李慈銘：《越縵堂讀書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9頁。
 
[④]惠棟：《易漢學》，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513頁。
 
[⑤]陳壽：《三國誌》，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1322頁。
 
[⑥]費氏《易》的今古文歸屬頗有爭議。費直《易》的經文或許是古文，但傳費氏學的人如鄭玄、荀爽，其實都借鑒了今文家法的。
 
[⑦]穀繼明：《惠棟易學的定位問題》，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版，第440頁。
 
[⑧]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582頁。
 
[⑨]汪學群：《清代中期易學》，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第171頁。
 
[⑩]王應麟輯，惠棟，丁傑訂補：《周易鄭注》，見《續修四庫全書》（第1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0頁。
 
[11]黎心平：《張惠言虞氏消息研究》，《周易研究》2007年第4期，第57-66頁。
 
[12]所謂天道運行，即指一年的四時變化，月相的消長盈虛，等等，這些都表現在《周易》卦象之間的變化和聯係上。也正是因此，漢人雖然重視象，但其背後的意義卻與宋代數理趣味的象數頗有不同。
 
[13]劉玉建：《兩漢象數易學研究》，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702-711頁。
 
[14]徐昂：《周易虞氏學》，南通：南通競新公司1936年版，第135-145頁。
 
[15]潘雨廷：《周易虞氏易象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525頁。
 
[16]李阿慧：《張惠言易學研究》，同濟大學人文學院2017屆博士學位論文，第74頁。
 
[17]陳修亮：《乾嘉易學三大家研究》，山東大學2005屆博士學位論文，第80頁。
 
[18]張惠言：《虞氏易禮》，見《續修四庫全書》（第26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01頁。
 
[19]張惠言：《茗柯文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62頁。
 
[20]張惠言：《茗柯文編》，第41頁。
 
[21]張惠言：《虞氏易禮》，見《續修四庫全書》（第26冊），第602-603頁。
 
[22]何休注，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0頁。
 
[23]張惠言：《虞氏易禮》，見《續修四庫全書》（第26冊），第604頁。
 
[24]張惠言：《虞氏易禮》，見《續修四庫全書》（第26冊），第606-607頁。
 
[25]張惠言：《虞氏易禮》，見《續修四庫全書》（第26冊），第601頁。
 
[26]張惠言：《周易虞氏義》，見《續修四庫全書》（第26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81頁。
 
[27]張惠言：《茗柯文編》，第171頁。
 
[28]張惠言：《茗柯文編》，第171頁。
 
[29]張惠言：《茗柯文編》，第195頁。
 
[30]曾亦：《公羊家的文質概念與晚清變法思想》，《複旦大學學報》2012年第11期，第？頁。
 
[31]漢人是以由文返質自居的。如董仲舒說：“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漢書·董仲舒傳》）但後代人多不承認漢朝堪比三代。如何休等認為，孔子是斟酌文質，各有損益。
 
[32]張惠言：《茗柯文編》，第116頁。
 
[33]張惠言：《茗柯文編》，第117頁。
 
[34]張惠言：《茗柯文編》，第154頁。
 
[35]張惠言：《茗柯文編》，第179頁。
 
[36]張惠言：《茗柯文編》，第43頁。
 
[37]惠棟雖然也有家法的說法，但是就《周易述》來看，也是混同虞鄭荀，很難說有清晰一貫的體例。張氏批評他“左右采獲”“旁征他說”（《周易虞氏義序》），良有以也。
 
[38]張惠言：《茗柯文編》，第121頁。
 
[39]張惠言：《茗柯文編》，第41頁。
 
[40]張惠言：《虞氏易禮》，見《續修四庫全書》（第26冊），第603頁。
 
[41]張惠言：《虞氏易事》，見《續修四庫全書》（第26冊），第648頁。
 
[42]張惠言：《茗柯文編》，第67頁。
 
[43]張惠言：《茗柯文編》，第151-152頁。
 
[44]劉逢祿：《劉禮部集》，見《續修四庫全書》（第1501冊），第211頁。
 
[45]劉逢祿：《劉禮部集》，見《續修四庫全書》（第1501冊），第211頁。
 
[46]曹元弼：《周易學》（卷一），民國四年（1915）刻本，第26-29頁。
 
[47]曹元弼：《周易鄭氏注箋釋》（序文），宣統辛亥（1911）刻本，第32頁。
 
[48]張惠言：《茗柯文編》，第165頁。
 
[49]穀繼明：《黃式三與晚清易學》，《雲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6期，第37-4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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