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斯貝爾斯的“軸心時代”與(yu) 歐洲文明的戰後重建

作者：董成龍（北京外國語大學曆史學院/全球史研究院講師）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原載《探索與(yu) 爭(zheng) 鳴》2019年第3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六月初一日辛醜(chou)

          耶穌2019年7月3日

摘要

雅斯貝爾斯1946年首次提出“世界曆史的軸心”概念，後來在1949年發展為(wei) “軸心時代”的術語。學界關(guan) 於(yu) “軸心時代”的研究主要停留在史實對比或用以反對歐洲中心論；澄清“軸心時代”的曆史命意，有助於(yu) 準確定位該術語及雅斯貝爾斯的曆史哲學。通過曆史語境的文本考查，可以發現，軸心時代的提出及其伴隨的世界曆史敘事，包含著深刻的時代精神診斷：

（1）以新的“歐洲精神”對抗納粹的“精神”；（2）以軸心時代的文明共振，對抗軸心國的同盟；（3）以“世界秩序”對抗納粹的“世界帝國”；（4）以世界的歐洲對抗歐洲的世界，以歐洲的德國對抗德國的歐洲。然而，“軸心時代”以戲仿“軸心國”的方式對抗它，卻也可能墮入該詞的思想陷阱，後人應當慎用深思。

雅斯貝爾斯（Karl Jaspers，1883-1969）與(yu) 墨索裏尼（Mussolini，1883-1945）同年，終其一生伴隨納粹政治與(yu) 歐洲文明戰後重建的曆史進程。1937年，雅斯貝爾斯被解職，1946年才重返校園，參與(yu) 海德堡大學重建。1948年，雅斯貝爾斯遠走他鄉(xiang) ，定居並執教於(yu) 瑞士巴塞爾，伽達默爾（Hans-Georg Gadamar，1900-2002）接替他在海德堡大學的教授職位。

這位繼任者的解釋學提示讀者要考察作品的“效果曆史”，文本一經問世就脫離了作者的掌控，作者的那個(ge) 意圖就變成了絡繹不絕的解釋者的諸多意圖。雅斯貝爾斯曾認定中、西、印三大文明在公元前800-前200年間實現同步突破，這一時期即“軸心時代”（Achsenzeit），雖然他本人的書(shu) 信、論文和專(zhuan) 著都很少提及“軸心時代”，但在他的“效果曆史”中，該詞無疑是高頻詞。

在漢語學界，“軸心時代”往往被用以說明歐洲中心論的荒謬，也構成了超乎作者意圖的“效果曆史”。該術語有時還被譯為(wei) “軸心期”或“樞軸時代”，有論者指出，應當譯為(wei) “轉軸時代”，從(cong) 而與(yu) “軸心國”（Achsenmächte）的“軸”相區分，否則大不敬。[1]問題在於(yu) ，即便在翻譯時做技術處理，如何解釋雅斯貝爾斯選擇與(yu) “軸心國”共享同一個(ge) “軸心”（Achse）詞根？

研討這一問題，或許能夠發現雅斯貝爾斯“軸心時代”的曆史命意。本文將以雅斯貝爾斯的《論歐洲精神》（1946）為(wei) 關(guan) 節，結合《論曆史的起源與(yu) 目標》（Vom Ursprung und Ziel der Geschichte，1949）和《大哲學家》（Die großen Philosophen，1959）等作品，借助他的自傳(chuan) 及其與(yu) 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1889-1976）、阿倫(lun) 特（Hannah Arendt，1906-1975）等人的書(shu) 信，對照曆史語境加以考察。

一、歐洲重建與(yu) 世界曆史

雅斯貝爾斯1946年9月參加日內(nei) 瓦國際會(hui) 議的首次年會(hui) ，主題是“論歐洲精神”（Vom europäischen Geist）。納粹當局濫用“精神”（Geist）一詞，致其意識形態化，這不隻是德國現象，更是一種國際現象，[2]那麽(me) ，二戰結束後一年舉(ju) 行有關(guan) “歐洲精神”的會(hui) 議，就顯得別有深意了。

雅斯貝爾斯在日記中寫(xie) 道：“那些幸免於(yu) 難者必然要肩負這樣的使命，為(wei) 此他應當耗盡他的餘(yu) 生。”[3]歐洲知識分子組織這次戰後會(hui) 議，就是要重建精神家園。雅斯貝爾斯指出中國、印度和歐洲是三個(ge) 平行發展的偉(wei) 大精神，源頭在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間，即“世界曆史的軸心”。[4]

在討論環節，誰都沒再提“軸心”，固然可能因為(wei) 沒有將其視作術語，甚至雅斯貝爾斯也隻是在發言中兩(liang) 次提及而已，但考慮到他三年後就出版了《論曆史的起源與(yu) 目標》，而在那裏，“軸心”確切無疑是一個(ge) 重要術語，此時的雅斯貝爾斯使用“軸心”，想必是刻意為(wei) 之，而與(yu) 會(hui) 賢達避而不談，恐怕正是因為(wei) 二戰的曆史語境迫使他們(men) 對“軸心”保持警惕，畢竟當時的迫切訴求和常識是要“去納粹化”（Entnazifizierung），而“軸心”和“元首”一樣，都是被納粹敗壞了的詞。

納粹統治時期，許多同事都折服於(yu) 當局，雅斯貝爾斯卻不為(wei) 所動，“倘若羅馬人在世，一定會(hui) 授予他貞固之士的稱號”。[5]既然如此，他為(wei) 何反倒在納粹終結後使用與(yu) 納粹術語相近的語詞？

1946年9月18日，雅斯貝爾斯致信阿倫(lun) 特，表露了對這次會(hui) 議的寄托：“一些人將歐洲精神發展為(wei) 一種歐洲的民族主義(yi) 。但理智的人考慮的全部都在這個(ge) 世界中。”[6]雅斯貝爾斯關(guan) 心的是整個(ge) 世界，而不隻是歐洲或德國，這涉及他的戰爭(zheng) 罪責判定：“所有人都共同負責，這在於(yu) 其共同的來源之根與(yu) 其目標。”[7]

因此，在1948年定居巴塞爾之後，他“參與(yu) 時代任務”的主要工作，就是在“歐洲哲學的終結”之後找到“進入將來的世界哲學之路”[8]。1947-1948年間，雅斯貝爾斯致信阿倫(lun) 特，其中兩(liang) 次都提到了有關(guan) 三大文明作為(wei) 世界曆史起源的研究：

這學期我還有關(guan) 於(yu) 德國的講座——我想是最後一次了。下學期,我打算講古代哲學（中國、印度與(yu) 希臘）。（引者按：這個(ge) 計劃）有些傲慢，因為(wei) 我要依靠對亞(ya) 洲各個(ge) 世界的翻譯。在納粹時期，我樂(le) 意思考人性的基礎，現在我打算讓它在學說中顯現。[9]

二戰的“臨(lin) 界情境”（Grenzsituationen）讓雅斯貝爾斯由戰後德國問題轉入古代哲學問題——換言之，要繞道古典文明，才可能做好戰後歐洲的文明重建。《論曆史的起源與(yu) 目標》頻繁出現“世界曆史”，顯然是在討論世界曆史的起源和目標。雅斯貝爾斯劃定了世界曆史的四個(ge) 階段：

（1）普羅米修斯時代（語言、工具的形成，火的使用），人成為(wei) 人；（2）古代高度文化的建立；（3）軸心時代，人在精神上成為(wei) 真正的人，具有完全的開放性（《論曆史的起源與(yu) 目標》第一部分是“世界曆史”，而“世界曆史”的第一章就是“軸心時代”），“是明確衡量各個(ge) 民族對於(yu) 人類整體(ti) 的曆史意義(yi) 的尺度”；（4）科學技術時代。

貫穿這四個(ge) 階段，有過“兩(liang) 次呼吸”，第一次是從(cong) 普羅米修斯時代到軸心時代，第二次始於(yu) 科學技術時代，是“新普羅米修斯時代”或“第二軸心時代”。[10]

世界曆史四階段的另一種說法是“世界圖式”三階段：史前時代、曆史和世界史。軸心時代就是曆史的到來，從(cong) 軸心時代談起，不是談人類學或生物學意義(yi) 上的“曆史”，而是談屬於(yu) 人世的曆史。在雅斯貝爾斯看來，進入科學技術時代以前的曆史隻是局部史，而非真正的世界史。

無法否認，在軸心時代到科學技術時代之間的這段時光，東(dong) 西文明都沒有產(chan) 生真正的世界曆史進程。但科學技術時代的來臨(lin) 則使得世界曆史成為(wei) 可能，人類由“曆史”進入“世界曆史”或“普遍曆史”，隨之也出現了多種世界圖景。

“現在將要發生的事件是普遍的和包括一切的，不會(hui) 再有中國或歐洲或美洲的界限了。重大的事件，由於(yu) 是整體(ti) 性的，同樣會(hui) 具有一種後果非常嚴(yan) 重的特征。”[11]一個(ge) 邪惡的世界圖景顯然會(hui) 帶來世界性的災難。

二、納粹政治與(yu) 百年國故

1936年，墨索裏尼談到德國與(yu) 意大利合作時提到：“柏林—羅馬的垂線並非一種切線，而是一個(ge) 軸心，可以讓懷著合作與(yu) 和平意願的所有歐洲國家合作起來。”此後，“柏林—羅馬軸心”一詞開始使用。《布洛克豪斯人民百科》（Volks-Brockhaus，1940）寫(xie) 道：“柏林—羅馬軸心……表達了民族社會(hui) 主義(yi) 與(yu) 法西斯主義(yi) 在國家觀與(yu) 世界觀上的親(qin) 緣性。”[12]

1940年，德意日三國簽訂協議，於(yu) 是出現了“柏林—羅馬—東(dong) 京軸心”和“軸心國以及軸心武裝力量”。豪斯霍弗（Karl Haushofer，1869-1946）就曾“畫過一個(ge) 以柏林、東(dong) 京和羅馬為(wei) 支點的三角形，代表未來世界結構”。[13]

軸心國的設想是一種世界圖景，與(yu) 之匹配的現實政治是：墨索裏尼要恢複古羅馬帝國的霸業(ye) ；希特勒最喜歡的德文詞就是“世界觀”（Weltanschauung），他在強調德國軟弱和重振雄風的精神原因時，毫不遲疑地使用了“世界觀”，他認為(wei) “一個(ge) 民族的奮鬥目標就是統治世界”；日本法西斯則要先攫取中國東(dong) 北，進而占領中國、稱霸亞(ya) 太，最終奪取世界霸權。[14]柏林—羅馬軸心要掃蕩歐洲，聯合東(dong) 京之後就要席卷全球了。

納粹統治是暴力（槍—肉）與(yu) 洗腦（筆—心）的結合，納粹極權主義(yi) 者是現代智術師（武裝的智術師），玩弄言辭，曲意迎合政治訴求。[15]在希特勒之前，“領袖/元首”（Führer）是一個(ge) 體(ti) 麵的普通詞，卻在戰後德語中消失了。[16]雅斯貝爾斯對納粹政治造成的言辭腐敗深有體(ti) 悟：“我們(men) 的時代是各種各樣的簡化大行於(yu) 世的時代。標語口號、一切都可解釋的普遍性理論、粗俗的反命題都取得了成功……詞匯被作為(wei) 偽(wei) 幣使用。”[17]

“既然我們(men) 還活著，就應該有意義(yi) ”；既然有腐敗，就需要反腐來“轉變”。1945年的二戰結束時刻，雅斯貝爾斯就與(yu) 阿爾弗雷德·韋伯（Alfred Weber，1868-1958）等人合編《轉變》雜誌（Wandlung），當時的考慮是“在當下的危機中，古老的已遭毀滅，而新環境的形態尚未被發現”。[18]“麵對虛無我們(men) 又振作起來”，他要重拾“曆史的基礎”——“首先是千年的德國曆史，然後是歐洲的曆史，再然後是整個(ge) 的人類曆史”。[19]

戰後重建的緊要問題就是如何安頓德國，首先就是德歐關(guan) 係——德國1871年統一後，就出現了“德國的歐洲”（deutschen Europa）還是“歐洲的德國”（europäischen Deutschland）這一問題。[20]十九世紀歐洲崛起，產(chan) 自歐洲的現代國際體(ti) 係正麵遭遇東(dong) 方世界（主要為(wei) 中國、印度與(yu) 日本），歐洲與(yu) 全球意義(yi) 上的世界的關(guan) 係問題隨之而來：是歐洲的世界還是世界的歐洲？這兩(liang) 層問題貫穿一戰與(yu) 二戰。

除此之外，雅斯貝爾斯還有古今之變的曆史考察。他首先回顧軸心時代，進而拉近到1500年以來的世界：“五百年以來，歐洲人將全世界納入了其交通網之中”，又追憶“百年以來”的歐洲大業(ye) ：“曆史意識由危機意識決(jue) 定，這一危機意識自百餘(yu) 年以來在緩慢增長，今天作為(wei) 幾乎所有人的意識而彌漫開來。”

從(cong) 軸心時代的古典文明到百年國故，雅斯貝爾斯遊走千年的旅程後聚焦近幾十年來的往事（“全人類的所有古代文化被卷入共同的毀滅或創新的潮流之中，這一事件的重要性直到近幾十年才為(wei) 人們(men) 所意識到”），從(cong) 中反思歐洲文明的戰後重建。[21]

三、軸心時代對抗軸心國

我們(men) 所尋求的曆史哲學的整體(ti) 觀，應當讓我們(men) 領悟我們(men) 自身在整體(ti) 曆史中的狀況。曆史的觀點可以幫助我們(men) 澄清當下時代的意識，它指出了我們(men) 自身所在的位置。我們(men) 和我們(men) 的當下處在曆史之中。如果當下在今日的狹隘視域中墮落為(wei) 單純的當下，那麽(me) 它就會(hui) 喪(sang) 失其深意。我希望借助於(yu) 這部著作提升我們(men) 當下的意識。[22]

雅斯貝爾斯有關(guan) 世界曆史的思考和對納粹的反思緊密相關(guan) ，對他而言，“曆史的重要性在於(yu) 運用它來探索哲理，而不是為(wei) 了它本身”。[23]所以，他研討世界曆史，不是要寫(xie) 一部世界史或普世史的曆史作品，而是要寫(xie) 一部“哲學的世界史”，研討“從(cong) 中國到歐洲的一個(ge) 整體(ti) ，即人性的根源”，換言之，要對曆史做一種非曆史的反思，聚焦於(yu) “世界曆史的問題和關(guan) 於(yu) 我們(men) 自己在世界曆史中的處境問題”。

《論曆史的起源與(yu) 目標》分三個(ge) 部分，第一部分“世界史”，第二部分“當下與(yu) 未來”，第三部分“曆史的意義(yi) ”，可見他有關(guan) 世界曆史的研討是為(wei) 了當下和未來，追問“曆史能給我們(men) 帶來什麽(me) ”。[24]

“軸心時代”的實際所指（四位“思想範式的創造者”：蘇格拉底、佛陀、孔子、耶穌）構成了《大哲學家》的核心架構，這四位關(guan) 心一些共同的問題，他們(men) 探討“如何逃脫苦難與(yu) 死亡”，“這同時也是我們(men) 與(yu) 世界的關(guan) 係問題”。[25]軸心時代的“人們(men) 看到災難就在眼前”，“哲學家們(men) 從(cong) 一個(ge) 國家到另外一個(ge) 國家，他們(men) 成為(wei) 了謀士和導師”。[26]

雅斯貝爾斯舉(ju) 的例子是孔子（衛國）和柏拉圖（敘拉古）。要知道，1934年，海德格爾卸任僅(jin) 執掌一年的弗萊堡校長，返回教席，同事問的就是：“君從(cong) 敘拉古來？”從(cong) 中也可看出軸心時代與(yu) 歐洲現實的某種關(guan) 聯。

雅斯貝爾斯在《論曆史的起源與(yu) 目標》中“軸心時代”這一章征引了黑格爾（Hegel，1770-1831），但黑格爾的原文是：“世界曆史圍繞這個(ge) 樞紐（Angel）旋轉。”[27]有論者注意到黑格爾說的是“樞紐”而非“軸心”，卻未作深究。[28]

問題是，雅斯貝爾斯可能記錯了原文，但如果記錯原文卻使用了納粹術語，就顯然不是偶然的記憶偏差了。他特意將追溯的曆史“起源”定名為(wei) “軸心時代”，[29]不難發現，既然他認為(wei) 納粹主義(yi) “把哲學看作致命的精神敵人”（政治對抗哲學），[30]他此時就是用“軸心時代”對抗“軸心國”（哲學對抗政治），擔起歐洲文明的戰後重建。

借助“戲仿”理論，或許可以更好地把握雅斯貝爾斯的用意。戲仿就是借助他人的話語，指向相反的意象。智術師用模仿遮蔽本真，引發“歪理正理之爭(zheng) ”，[31]雅斯貝爾斯入室操戈，用智術師擅長的“模仿”，“戲仿”納粹政治（武裝的智術師）。

雅斯貝爾斯的曆史解釋是一種危機經驗，也是直接在說曆史的徹底垮台……曆史進程可能通過遺忘而割裂。

軸心時代的觀念應該解讀為(wei) 一種應對納粹獨裁創傷(shang) 的符咒。其全部內(nei) 容都是為(wei) 了與(yu) 一種價(jia) 值形式聯係起來。這種價(jia) 值形式需要理解為(wei) 一種人道主義(yi) 的信念。[32]

四、世界秩序對抗世界帝國

世界曆史的審判不隻要清理曆史，更指向當下和未來。在雅斯貝爾斯看來，古代所謂的帝國仍是局部的，而真正進入到世界曆史之後，全球意義(yi) 上的世界圖景才出現。雅斯貝爾斯認為(wei) “現在的問題是”：“未來的發展是否是明確的，是否需要通過可怕的苦難、扭曲，通過恐怖的深淵才能通往真正的人類。”[33]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

納粹的計劃是通過德意日軸心國同盟，轉動歐洲乃至世界；它的基點是德國的歐洲，而非歐洲的德國，勢必走向歐洲的世界，即軸心國統治的世界帝國，“以聯合起來的歐洲力量征服世界，將世界歐洲化”[34]，而雅斯貝爾斯心心念念的則是世界的歐洲。

軸心國的世界圖景是“世界帝國”（Weltimperium），通過壟斷暴力而達到世界和平；雅斯貝爾斯則主張“世界秩序”（Weltordnung），對抗“世界帝國”的世界圖景。在這個(ge) 世界秩序中，“除了通過協商共同決(jue) 定而獲得統一之外，沒有使用統一的強權”，“其結果並非是一個(ge) 世界國家（Weltstaat，這意味著世界帝國），而是在協商和決(jue) 定之中不斷重建、在法律範圍內(nei) 自治的國家秩序，是一個(ge) 廣泛的聯邦製”。[35]

卡西爾（Ernst Cassirer，1874-1945）曾提及《納粹德語》（Nazi-Deutsch，1944），指出德語中“Siegfriede”（勝利的和平）與(yu) “Siegerfriede”（勝利者的和平）有明顯不同，但甚至德國人也不容易聽出區別。二者都是勝利之後的和平，但“勝利者的和平”卻強調一個(ge) 同盟的征服所支配的和平。[36]“軸心國”的設想就是勝利者的世界帝國，而雅斯貝爾斯則是要用世界秩序對抗世界帝國。

落實到戰後世界格局的具體(ti) 判斷，雅斯貝爾斯認定“美國是政治秩序和自由的唯一希望”，又說到“世界曆史目前取決(jue) 於(yu) 克裏姆林宮的人們(men) ”，“歐洲的命運取決(jue) 於(yu) 美國和俄國的政策”。[37]他曾經就引用到托克維爾（Tocqueville，1805-1859）的驚世大判斷——托克維爾料想的“未來”世界圖景正是雅斯貝爾斯眼下的“現實”世界圖景：

當今世界有兩(liang) 大民族，從(cong) 不同的起點出發，但好像走向同一目標。這就是俄國人和英裔美國人……它們(men) 的起點不同，道路各異。然而，其中的每一民族都好像受到天意的密令指派，終有一天要各主世界一半的命運。[38]

雖然如此判斷大勢，雅斯貝爾斯的目光卻聚焦於(yu) 美國和瑞士。俄國職業(ye) 革命家列寧（Lenin，1870-1924）幾度去瑞士休假，卻不喜歡瑞士。[39]雅斯貝爾斯為(wei) 什麽(me) 如此看重這塊彈丸之地？在他看來，瑞士狹小，卻以聯邦製實現了政治自由，“看起來似乎是歐洲和世界一體(ti) 的可能模式”。[40]

不禁讓人想到朱熹（1130-1200）讀《孟子·滕文公章句上》的一則注解：“滕國偏小，雖行仁政，未必能興(xing) 王業(ye) ，但可以為(wei) 王者師。”雅斯貝爾斯看待瑞士，亦作如是觀。看好瑞士，以期變革歐洲，加爾文（Calvin，1509-1564）、盧梭（Rousseau，1712-1778）都曾如此，雅斯貝爾斯以言行事，以言辭的世界秩序批判現實的世界帝國；又以行明誌，戰時不離德國，深愛祖國土地，戰後出奔瑞士，反思歐洲重建。

美國和瑞士“具有寬容的精神，克服自我，甚至在仇恨之中從(cong) 理性出發與(yu) 他人重歸於(yu) 好”，能夠“在時代的風潮中”找到“和平轉化革命者的道路”。[41]在雅斯貝爾斯看來，這和他們(men) 的聯邦製有關(guan) 。如果他熟稔中文的話，或許會(hui) 直接把“美利堅合眾(zhong) 國”（United States）翻譯成“協和萬(wan) 邦”，這不正是他所理解的“聯邦”之義(yi) 嗎？

世界帝國暴力而獨裁，世界秩序和平而自由，那麽(me) 如何改變暴力和獨裁的處境呢？“一旦達成獨裁製，不可能從(cong) 內(nei) 部廢止”，“一切從(cong) 內(nei) 部反對它的東(dong) 西都將被消滅”，因此一旦“全部陷入世界獨裁”，[42]那就無法解放了。

關(guan) 於(yu) 這一命題的直接生命體(ti) 驗是，雅斯貝爾斯夫婦即將在1945年被納粹處決(jue) ，在等待死亡的最後那幾天，美國解放了海德堡，將這對德國人從(cong) 德國政權中解放出來。也就是說，要從(cong) 外部的開放推動內(nei) 部的改製，外部是什麽(me) ？既是空間的東(dong) 西文明，又是時間的古今對話。所以他才有上文所說的德歐關(guan) 係和軸心時代之論，以及百年國故與(yu) 世界曆史的思考。

五、命運與(yu) 意誌

就任弗萊堡大學校長前夕，躊躇滿誌的海德格爾於(yu) 1933年4月3日致信雅斯貝爾斯，說到：“所有一切都取決(jue) 於(yu) ，我們(men) 是否為(wei) 哲學準備了適當的執行地點，並且幫助它獲得發言權。”[43]

海德格爾的《德國大學的自我主張》（1933年5月27日）大談“命運”與(yu) “意誌”，大學師生要“在德國命運極度艱難的時刻承負它的命運”，“追求德意誌民族的曆史精神使命的意誌”；而“領導者們(men) 自身首先，並且在任何時候都是被領導者”，[44]納粹信條的核心是“領袖原則”（Führerprinzip）；這位哲人顯然是希望像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用《利維坦》馴化利維坦一般，“領導領袖”（Führer führen）。[45]

1933年的雅斯貝爾斯同樣關(guan) 心命運與(yu) 意誌，他也想重建大學。[46]1967年，雅斯貝爾斯為(wei) 自己“蓋棺定論”，出版《命運與(yu) 意誌》（Schicksal und Wille），仍是在呼應三十年前的危機時刻和自己的思考初衷。

從(cong) 1946年重建“軸心”，參與(yu) 重建海德堡大學，到1967年重建“命運”與(yu) “意誌”，雅斯貝爾斯的著眼點都是戰後重建問題，正因其表達與(yu) 戰時納粹用語相似，才更凸顯出取而代之的意圖。

墨索裏尼要重建羅馬帝國，雅斯貝爾斯也要重建羅馬帝國，但他要開拓的事業(ye) 是“非凡的共同命運”，在他看來，“由於(yu) 技術現實，這種統一已如此確鑿無疑地展現在我們(men) 麵前，就像當年在地中海沿岸人民麵前的羅馬帝國一樣”。[47]

既然要世界統一，那是否需要黑格爾筆下那種“世界曆史民族”？雅斯貝爾斯認為(wei) ，參與(yu) 時代突破的民族是“曆史民族”，沒有參與(yu) 的則是“自然民族”；軸心時代的擔綱者則是“軸心民族”（Achsenvölker），它們(men) 是“革命的少數的民族”，“產(chan) 生了人類內(nei) 部的曆史性共同起源”。雅斯貝爾斯劍走偏鋒，就是要以接近的話語扭轉被納粹腐敗的“民族”和“國家”。[48]

“巴塞爾和約（1795年）是康德撰寫(xie) 《論永久和平》的外界誘因。”[49]兩(liang) 次世界大戰也迫使雅斯貝爾斯思考世界曆史與(yu) 永久和平（pax aeterna）的話題。雅斯貝爾斯提到了“所有人和諧一致的未來圖景”：“他們(men) 要將刀打成犁頭，把槍打成鐮刀。這國不舉(ju) 刀攻擊那國，他們(men) 也不再學習(xi) 戰事。”[50]

這段《舊約·彌迦書(shu) 》（4:3）的話，很明顯是說要化戰爭(zheng) 為(wei) 和平，然而在這句話之前還有一句：“他必在多國的民中施行審判，為(wei) 遠方強盛的國斷定是非。”看來在戰爭(zheng) 轉向和平的時期需要一個(ge) 審判者。這樣一來，世界曆史的敘事就有可能重回黑格爾的老路，需要一個(ge) 主導者或中心。

雅斯貝爾斯曾自信地指出，費希特（Fichte，1762-1814）、黑格爾和謝林（Schelling，1775-1854）等人的問題在於(yu) ，他們(men) 都“把自己的時代解釋為(wei) 最深刻的曆史轉折點”，與(yu) 這些先賢的“自我欺騙”不同，他本人深知“當下並非第二軸心時代”。[51]

然而，雅斯貝爾斯思考重建時的局限在於(yu) ，他不十分了解亞(ya) 非拉的民族解放運動，看到的更多是歐洲之於(yu) 亞(ya) 非拉是先進帶動後進；雖然在軸心時代的敘述中提到了三大文明的齊頭並進，然而曆史的此端最終還是歐洲成為(wei) 世界曆史的擔綱者。

雅斯貝爾斯要用“全麵視角”研討世界曆史，結果還是落入某種“中心視角”；他在戲仿“軸心國”的過程中，也落入其思想圈套。既然軸心國的失敗已經告訴我們(men) “認為(wei) 一個(ge) 軸心可以轉動世界的觀點是狂妄的”，那“用絕對的中心視角審視全人類，今天誰還會(hui) 信？”[52]

馬克斯·韋伯（Max Weber，1864-1920）反思一戰，阿倫(lun) 特卻覺得他的民族複興(xing) 方案暗藏殺機，[53]不知她讀到雅斯貝爾斯的《論曆史的起源與(yu) 目標》後又作何感想？

六、餘(yu) 緒

雅斯貝爾斯深入腐敗的德語，以“軸心時代”戲仿“軸心國”，可謂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時人卻退避三舍，對此保持沉默。數年之後的《大哲學家》雖然也講人的精神突破，卻不複使用“軸心時代”這一概念，亦足見其命名實乃特定曆史語境下的權宜之計。

德意誌第三帝國征引曆史資源服務現實政治，所以戰後德國古典學家莫米利亞(ya) 諾（Arnaldo Momigliano，1908-1987）將塔西佗（Tacitus，55-120）的《日耳曼尼亞(ya) 誌》（Germania）視作邪惡書(shu) 單榜首。[54]與(yu) 這種否定性的視角不同，雅斯貝爾斯重談曆史的起源與(yu) 目標，要從(cong) 第一次軸心時代重啟新征程，是一種肯定性的嚐試。

雅斯貝爾斯命名“軸心時代”，有其特定曆史情境下的考慮；這一概念產(chan) 生後，東(dong) 西方的研究者自然也各有曆史企圖。艾森斯塔德（S.N.Eisenstadt，1923-2010）側(ce) 重猶太人問題，他借用這個(ge) 概念，追問現代世界或資本主義(yi) 的起源。[55]

貝爾（Daniel Bell，1919-2011）研討“技術軸心時代”，實際是接著馬克斯·韋伯研討“軸心原則”和“理性化”。[56]史華慈（Benjamin Schwartz，1916-1999）、羅哲海（HeinerRoetz，1950-）等海外漢學家和許多漢語學人關(guan) 心的則是引入“軸心時代”概念後的中國敘事。

通過對“軸心時代”的曆史化解讀，可以呈現這一概念在戰後時刻的特殊曆史命意，或許與(yu) 漢語學界拿來否定歐洲中心論的初衷未必吻合。問題也隨之而來，是否一定需要一個(ge) 歐美人士有關(guan) 歐洲中心論的反思？這種訴求本身，怕仍舊處在歐洲中心論的窠臼之中。

漢語學界討論軸心時代與(yu) 中國，首先要仿照雅斯貝爾斯本人的做法，切入自身的百年國故與(yu) 世界曆史。對於(yu) 漢語學人而言，如果不首先超脫解釋的“效果曆史”和“層累堆積”，隻是單純借用軸心時代的概念描述東(dong) 西方古典文明，而沒有進入雅斯貝爾斯本人的曆史語境和問題意識，則可能失去晚清以來華夏士子研習(xi) 西學的根本命意，緣木求魚，其可得乎？

*本文曾於(yu) 2018年夏日在長春的一次會(hui) 飲上宣讀，受限於(yu) 版麵，發表時刪去若幹注釋，而今補上。

*北外曆史學院的博士生莊超然和法語係的碩士生陳暉，分別搜尋並翻譯了德語和法語的部分研究材料。特此致謝。

注釋

[1]カール·ヤスパース，《歴史の起源と目標》，重田英世訳，理想社，1971年；吾淳，《雅斯貝爾斯“軸心期”時間同步性的奧秘》，載《探索與(yu) 爭(zheng) 鳴》，2016年第8期，第122-126頁；陳啟雲(yun) ，《中華古文化中的“超越”哲思：“軸心”與(yu) “轉軸”》，載《學術月刊》，2011年第10期，第5-15頁。

[2]沃格林，《希特勒與(yu) 德國人》，張新樟譯，上海三聯書(shu) 店，2015年，第92頁。

[3]轉引自李雪濤，《論雅斯貝爾斯曆史哲學的構想》，載《德語人文研究》，2015年第2期，第72頁。

[4]Karl Jaspers,Rechenschaft und Ausblick:Reden und Aufsätze,München:R.Piper&Co Verlag,S.278.L’esprit européen,Rencontres Internationales de Genève,Tome I,Neuchâtel,LesÉditions de la Baconnière,1947.

[5]雅斯貝爾斯，《大學之理念》，邱立波譯，“前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5頁。

[6]“Karl Jaspers an Hannah Arendt”(1946.9.18),Lotte Köhler,Hans Saner(Hrsg.),Hannah Arendt Karl Jaspers Briefwechsel 1926-1969,München.Zürich:Piper,1991,S.93.

[7]雅斯貝斯，《論悲劇》，載《雅斯貝斯文集》，朱更生譯，青海人民出版社，第452-453頁。

[8]轉引自Lars Lambrecht,“Lust,ein Weltbürger zu sein.Zu Jaspers Geschichtsphilosophie”,Discussion Papers 50,University of Hamburg,Centre for Economic and Sociological Studies(CESS/ZÖSS),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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