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體(ti) 、製度與(yu) 國勢：呂中《宋大事記講義(yi) 》引論

作者：任鋒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表，原載《天府新論》2018年第6期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十月初三丙午

          耶穌2018年11月10日

摘要；呂中《宋大事記講義(yi) 》圍繞宋代政治予以敘記論斷，政治觀念體(ti) 現出宋代浙東(dong) 學派與(yu) 理學的綜合影響。尤其是經製事功學的治體(ti) 論，在寄托於(yu) 政論的思想闡發中有係統概括和理論深化。呂中將政治精神與(yu) 製度禮法緊密結合起來衡量，對於(yu) 紀綱法度的中心性予以高度重視。他批評王安石變法沒有把握到仁意與(yu) 紀綱的相輔相成，采取了更變紀綱法度而非振起的政略，破壞國初以來形成的祖宗法，動搖了宋代立國根本。宋初太祖立國，善於(yu) 因承前代舊製，灌注入不同政治精神而達到良好治效，避免動輒複古、大變法引發的大動蕩。“謀國者當因法以革弊，不當因弊以立法”，是立國思維的基本政治取向。呂中概括了宰相製度“分權而共政”的精義(yi) ，高度評價(jia) 了李沆堅凝國本的宰相功績，指出重議論的政治文化是為(wei) 了彌補以仁立國的國勢之弱，對經筵製度的分析清晰顯示出製度生發、形成、完善之演變機理。“以家學為(wei) 家法”的政治傳(chuan) 統有利於(yu) 養(yang) 成君臣共治的治人群體(ti) 。他將宋代政治變遷提煉為(wei) 由創業(ye) 到守成、變革的一般性政治原理，運用忠質文語言給以治體(ti) 論闡釋。理學觀念中“法三代”與(yu) “法祖”的取向張力在《宋大事記講義(yi) 》中得到很大緩解。

關(guan) 鍵詞；呂中；治體(ti) ；紀綱法度；製度；國勢；浙東(dong) 學派

南宋淳祐間呂中著有《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yi) 》（今稱《宋大事記講義(yi) 》，下文簡稱《講義(yi) 》）。時人劉實甫在序中指點出了該書(shu) 與(yu) 近世儒學之間的譜係關(guan) 係。呂中在《講義(yi) 》中圍繞北宋政治中的製度、人事，予以敘記論斷。這些論斷中包含的政治思想，體(ti) 現出南宋以來浙東(dong) 學派與(yu) 理學的綜合影響，可以視為(wei) 二者初步融合後的產(chan) 物。尤其是經製事功學的傳(chuan) 統，在這種寄托於(yu) 政論的思想闡發中有進一步的概括總結。此書(shu) 雖供科考之用，卻能反映南宋後期士大夫階層形成的政治理解，值得研習(xi) 政治思想史者關(guan) 注[1]。

《講義(yi) 》在形式上與(yu) 南宋呂祖謙的《大事記》《大事記通釋》《大事記解題》似有一脈相承之處。呂祖謙的這些著作，取法於(yu) 司馬遷古策書(shu) 遺法，按年記錄政治大事。《通釋》取《易》《詩》《書(shu) 》《論》《孟》等書(shu) 和董子、史遷、劉向、二程、胡五峰等人論點，申明大事之“統紀”。《解題》則多引前賢議論，加以考辨闡發。

呂中此書(shu) ，按有宋曆史隨朝分類，以子目介紹大事，子目中明其事體(ti) ，引史料詳述，再加以評議。《序論》中治體(ti) 、製度和國勢三論，可以說是呂祖謙《通釋》所言“統紀”的進一步係統闡明，治體(ti) 論的思想與(yu) 呂祖謙十分貼合。編年類目與(yu) 評議相結合，這種體(ti) 係化的形式更利於(yu) 闡述治國理念的實踐展開。

劉實甫在序中指出呂中乃“止齋、水心之徒，以其師講貫之素，發明我朝聖君賢相之心”。另外，呂中在子目中立有周敦頤、邵雍、張載、二程之學等題，也表明其肯定理學的態度。對於(yu) 宋代新儒學的天理世界觀有肯定，但主要是在呂祖謙、陳亮、葉適等人的思想路向上進一步予以深化和提升。

一、治體(ti) 論：仁義(yi) 與(yu) 紀綱法度的雙維

呂中在該書(shu) 《序論》中提出了“治體(ti) 論”、“製度論”與(yu) “國勢論”[2]。這三個(ge) 核心概念是他觀察、解釋宋代政治演進的分析範疇，也構成我們(men) 了解其政治觀的重要視角。

首先來看他的“治體(ti) 論”。在這一篇，呂中開端就以傳(chuan) 統政論中的寬嚴(yan) 之論作為(wei) 靶子，闡釋他所理解的寬嚴(yan) 之義(yi) 。我們(men) 會(hui) 發現，他的闡發非常近似於(yu) 陸九淵對於(yu) 寬猛之論的辨析。呂中指出，最膚淺的理解是把“寬”理解為(wei) 弛縱、把“嚴(yan) ”理解為(wei) 峻猛，稍好一些的論調則認為(wei) “寬”當施於(yu) 所當寬之地，如民心、軍(jun) 心、士大夫之心，“嚴(yan) ”當施於(yu) 所當嚴(yan) 之人，如外戚、宦官、藩鎮、權臣。呂中認為(wei) 第二種解釋也不周備，“軍(jun) 民士大夫之心亦豈徒寬者所能係屬哉？”

呂中針對這些意見，提出以“治體(ti) ”來作為(wei) 理解政治的關(guan) 鍵範疇。在治體(ti) 意義(yi) 上，“寬”屬於(yu) 政治體(ti) 的精神原則，而“嚴(yan) ”則指紀綱法度的安頓。“蓋寬者仁意浹洽之謂，嚴(yan) 者紀綱整肅之謂。仁意之與(yu) 紀綱二者並行而不相離，則不待立寬嚴(yan) 之的而治體(ti) 固已定矣。”[3]與(yu) 陸九淵一樣，呂中同樣強調的是治體(ti) 之精神與(yu) 紀綱二維的並行不分。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上說，二人觀點都透露出宋人政治觀相對於(yu) 漢唐論調的某種深化，竭力避免陷入任德、任刑兩(liang) 種單向思維所導致的偏執之中。

《中興(xing) 大事記講義(yi) 》卷十五“中興(xing) 人心推戴”一目論曰：“談儒術者言仁義(yi) ，任吏事者陳紀綱，不知祖宗立國，千萬(wan) 年之規模，厚仁意於(yu) 紀綱整飭之中，振紀綱於(yu) 仁意流行之際，本相為(wei) 而不相病也。”[4]儒者談論政治，需要避免隻限於(yu) 仁義(yi) 精神一層，而要把其相對應的體(ti) 製紀綱凸顯出來，從(cong) 精神與(yu) 體(ti) 製的完整構造來論治體(ti) 。這段話也顯露出，治體(ti) 範疇是要把傳(chuan) 統上分別偏於(yu) 道德和法度的儒法之辨整合起來，在治體(ti) 概念上對於(yu) 秩序結構給予一個(ge) 比較周備的解釋。這也是近世儒家進一步吸納法家製度論、發展健全法治論的一個(ge) 重要成就。

理想政治的根本精神在於(yu) 呂中所指的“仁意”，而精神價(jia) 值必須在客觀禮法製度中落實，才能實現其政治價(jia) 值。“聖人之治天下，固以仁意為(wei) 本，而其施之於(yu) 政，則必有紀綱法製，截然而不可犯，然後吾之所謂仁意者，得以隨事及人，而無頹敝不舉(ju) 之處，人之惠於(yu) 我者，亦得以廣博周遍，而無間隔欺蔽之患，此孟子言‘一天下之道’在於(yu) 不嗜殺人，而至於(yu) 言仁政，則又曰‘徒善不足以為(wei) 政’，其意正謂此也。”[5]對於(yu) “紀綱法製”的重視，體(ti) 現出與(yu) 浙東(dong) 經製學同韻的思想關(guan) 切，是近世儒家政治思想的一個(ge) 重要發展，即對於(yu) 政治法度的憲製性重視。

在這種治體(ti) 視角下，呂中提出對於(yu) 宋代政治的評價(jia) ，“我朝治體(ti) 之所以遠過漢唐者，蓋其仁意常渾然於(yu) 紀綱整肅之中，而紀綱常粲然於(yu) 仁意流行之地。”這種從(cong) 治體(ti) 視角對於(yu) 漢、唐、宋的比較，讓我們(men) 想起呂祖謙的相似論述，如宋代治體(ti) 長於(yu) 名望文教，劣於(yu) 軍(jun) 武事功。而呂中對這一問題深入推進了思考，從(cong) 顯在的概念意識上，將政治精神與(yu) 製度禮法緊密結合起來衡量，對於(yu) 紀綱法度的中心性予以高度重視，這是呂中政治思想的特質。

對於(yu) 應當嚴(yan) 正安頓的問題如外戚、宦官、藩鎮和權臣，呂中指出宋代能夠一方麵“未嚐少恩”、“未嚐濫殺”，另一方麵能夠透過國策措施（如“杯酒釋兵權”）、中央集權、宰相分權與(yu) 強化台諫等各種製度形式，實現“嚴(yan) 於(yu) 其所當嚴(yan) 之地”。而對於(yu) 軍(jun) 心、民心、士大夫之心等問題，一方麵，“一賦不妄加，一役不妄興(xing) ，一刑不濫及，一遇水旱，或發倉(cang) 廩，或出內(nei) 庫而不吝，固所以結民心也”，這是在賦役刑法方麵的德政寬政；另一方麵，對於(yu) “治民”、“禦軍(jun) ”、“嚴(yan) 士大夫”，又都有相應的紀綱法製予以約束。

呂中提出，“我祖宗豈不知軍(jun) 民士大夫之心乃吾國家之命脈，不可一日失者，而顧律之以紀綱之嚴(yan) 何哉？”對於(yu) 傳(chuan) 統認為(wei) 應當寬的政治問題，為(wei) 何同樣要強調紀綱法製的角色？呂中認為(wei) ，這正是要針對整個(ge) 社會(hui) 中的不同群體(ti) ，力爭(zheng) 實現正義(yi) 公平的對待，才能使仁意有效地表彰，而不至於(yu) 弛縱之下的混亂(luan) 無是非。大規模政治共同體(ti) 的治理，需要使政治精神轉化為(wei) 有效的紀綱法度。呂中對於(yu) 治體(ti) 概念的係統性抬升，可以說把自賈誼以來的這個(ge) 秩序意識予以了充分彰顯。

以民心而言，“蓋使盜賊殺傷(shang) 之法不嚴(yan) ，則是仁於(yu) 凶悍之徒，而民之寃抑不得伸者，不被其仁；告訐豪橫之法不嚴(yan) ，則是仁於(yu) 奸宄之徒，而民之資弱失職者不被其仁；茶鹽榷酤之法不嚴(yan) ，則是仁於(yu) 趨利之徒，而民之終歲勤動者不被其仁；是雖日下減租之詔，月頒去刑之令，無益也”[6]。

這種公平正義(yi) 的法度建設，對於(yu) 治體(ti) 精神的實現至關(guan) 重要。呂中敏銳地指出，“今世之天下所以被其仁者少而不被其仁者多，仁之所及者小而仁之所不及者大，正以無紀綱以達其仁意。而往往歸咎於(yu) 仁之不足，以為(wei) 政祖宗立國之意有弊，此正安石之徒所以得容其喙也。”[7]人們(men) 看不到紀綱法度的體(ti) 製建設有缺失，卻歸咎於(yu) 仁意仁心的不足，進而歸咎於(yu) 宋代立國精神。換言之，宋代立國精神正大，但是體(ti) 現仁義(yi) 精神的紀綱法度有不足，這是一個(ge) 憲製性的法度問題。呂中認為(wei) ，上述那種質疑立國精神的論調為(wei) 王安石等人的全麵變法開辟出了可能空間，卻沒有穩健把握現實政治問題的真正關(guan) 節，進而導致大規模變法改製。

按照一般印象，王安石變法側(ce) 重於(yu) 國家法度的變更。而呂中在這裏，透過治體(ti) 論的獨特視角，進一步指出王安石變法其實已經深刻損傷(shang) 了宋代立國精神。他說，“世之論者曰：我朝自建隆至於(yu) 淳化、至道之間，則治體(ti) 類於(yu) 嚴(yan) ；自景德至於(yu) 嘉佑、治平之際，則治體(ti) 類於(yu) 寬，故熙寧專(zhuan) 欲法太祖之嚴(yan) 而深懲仁祖之寬。豈知太祖之所謂嚴(yan) 者，紀綱整肅而仁意未嚐不流行於(yu) 其間；仁祖之所謂寬者，仁意浹洽而紀綱亦未嚐有所更變。特以國家承平百年之久，則人情玩弛，吏習(xi) 因循，其間紀綱固有廢而不舉(ju) 之處，譬之室焉，歲月既深，旁風上雨，則不能無一木之朽、一牆之傾(qing) 、一瓦之毀，為(wei) 工師者，不過杜其隙，補其漏，加葺治之功而已。奈何熙寧大臣不以振起為(wei) 心，而以更變為(wei) 心，以少許之闕漏而乃並與(yu) 四圍堂宇而撒之，不惟壞祖宗之紀綱，而忠厚立國之意並失之矣。”[8]紀綱法度中紀綱是大體(ti) ，紀綱法度之後還有仁義(yi) 精神，這是立國之意、治體(ti) 所在。王安石變法由大規模更變紀綱，破壞國初以來形成的祖宗法，必定延伸到動搖宋代的立國根本。因為(wei) 二者從(cong) 太祖到仁宗有一以貫之的對應關(guan) 係，更變其一，紀綱不固，對立國之本的破壞就會(hui) 非常深重。

這裏正可看出呂中所批評之寬嚴(yan) 之論的偏頗和粗疏，致使政治家未能妥善處理政情，未能恰當把握和區分政治精神與(yu) 紀綱法度的辯證關(guan) 係，試圖通過取法太祖之“嚴(yan) ”來變革後世的紀綱法度之弊病（“寬”），最終導致了以“更變”代替“振起”的激進政治改革戰略，宋代原有政治精神和體(ti) 製法度逐漸陷入全麵紊亂(luan) 。

二、製度論：立法、因法與(yu) 變法

再來看呂中的“製度論”。他首先引用了先儒的綱目論，“先儒嚐謂漢大綱正，唐萬(wan) 目舉(ju) ，本朝大綱正，萬(wan) 目亦未盡舉(ju) ”，並進行辨析，“夫綱舉(ju) 則目張，綱目不可分而為(wei) 二，固也。而先儒之言雲(yun) 爾者，蓋大綱者，謂法之規模大意也；萬(wan) 目者，謂法之條目纖然也”。這裏的先儒，正是理學宗師程頤[9]。可以說，理學發源處即蘊涵了體(ti) 製論的寶貴端緒，南宋浙東(dong) 學派順此意識而又有暢發，呂中又往前推進了這一思考。呂中從(cong) 紀綱法度的根本原則與(yu) 具體(ti) 內(nei) 容兩(liang) 個(ge) 層麵對程頤的這個(ge) 比較進行了闡釋，“漢法疎而易密，則規模猶宏闊於(yu) 唐；唐法密而易疎，則其條目特詳密於(yu) 漢耳”。

具體(ti) 地講，“漢繼秦之後，官，秦官也；兵，秦兵也；製度則曰襲秦，禮儀(yi) 則曰襲秦，其法疎矣；然官職大小之相維，兵製內(nei) 外之相製，取民不及於(yu) 農(nong) ，取士不以科目，則其意猶密也。唐人六典以建官，府衛以寓兵，口分世業(ye) 以授田，租庸調以取民，其法嚴(yan) 矣。然政事出於(yu) 二三，士卒疲於(yu) 番上，鬻賣不常而啟兼並之柄，升降不實而啟兩(liang) 稅之法，則其意何疎也。”[10]唐在製度形式上的嚴(yan) 密，比不上漢代在體(ti) 製結構精神上的仁義(yi) 平正、相維相製。紀綱法度因此而有高下之辯。

呂中進一步闡發程頤的論斷，“我朝之法，大綱之正既過於(yu) 漢，而萬(wan) 目之舉(ju) 反不及於(yu) 唐，何耶？”[11]紀綱原理超越漢代，製度形式的運作反不如唐代，這樣的宋代政治特質應如何解釋？

呂中發揚孔子回答子張“百世可知也”的因承損益義(yi) 理，從(cong) 政權更替和變革的角度指出，“蓋善革弊者，非必盡變前人之法，不過修舉(ju) 其大綱，而節目隨之。不善革弊者，必盡變古人之法，往往纖悉於(yu) 其小，而闊略於(yu) 其大。孔子論繼周百世之道，不過因其所可因，而損其太過，益其不及者耳”[12]。因承和損益，在這裏被呂中分別對應到大綱和節目兩(liang) 個(ge) 不同層次。

結合北宋史實，呂中高度評價(jia) 宋代立國之初的根基深得此旨，“國初繼唐末五代之後，此正製作之一機，而我太祖創法立製，不務名而務實，不變其法而變其意。一轉移之間，事體(ti) 頓異矣”[13]。呂中通過三省、科舉(ju) 、理財、軍(jun) 製等方麵的實例，指出宋初善於(yu) 因承前代舊製，灌注入不同政治精神而達到良好治效，這樣的政治技藝避免動輒複古、大變法引發的大動蕩，保持了政治的穩定有序進步。

這裏的關(guan) 鍵是治人主體(ti) 的技藝施展，來推動製度發揮不同功用。“此其酌古今之宜、人情之公，通世道之變，雖曰因前代之法，而化鐵為(wei) 金，化臭腐為(wei) 新奇，變枯骨為(wei) 生意，豈必盡複古製而後為(wei) 一代之法哉？然天下無百年不弊之法，謀國者當因法以革弊，不當因弊以立法。”[14]這裏的國本論，對於(yu) 汲汲於(yu) 製度變革、製度複古的思維提供了另一種治體(ti) 演進的視角，即重視“因法革弊”而慎言“立法”、“變法”。相比葉適的國本論，這也是一個(ge) 思考上的深化，指出了前後兩(liang) 朝製度的延續性對於(yu) 國本的重要意義(yi) 。

正是在這個(ge) 意義(yi) 上，他批評王安石等人的變法恰恰不能體(ti) 會(hui) 前朝立國的成功精神，“至治之世不能無弊法，至弊之法亦必有美意。國初惟不盡變前代之法，而惟變其意，所以為(wei) 一代憑藉扶持之地。熙、豐(feng) 惟欲盡變祖宗之法，元祐惟欲盡變熙豐(feng) 之法，所以激而為(wei) 紹聖以後之紛紜。安石不能原祖宗立國之初意，而輕於(yu) 變更。章子厚、蔡京諸人又不能原安石立法之意而托於(yu) 紹述，法愈更而愈下。……自建隆至治平，其間雖有損益，而其大意皆本於(yu) 藝祖之公。法變於(yu) 熙寧而極於(yu) 今日，雖其間有更有革，而其大意皆不能大異於(yu) 安石之私。”“安石不能原祖宗立國之初意”，這表明了一種在治體(ti) 論上未能把握紀綱原理和治體(ti) 精神的政治判斷，背後的政治心智未能反思大規模變革的危險性。相比從(cong) 人事德行上評價(jia) 王安石大變法，呂中的這一思路著眼於(yu) 立法、因法、變法的製度論維度，可以說是對於(yu) 兩(liang) 宋之際以來浙東(dong) 儒者代表的法度反思論的精彩概括。

又，“安石變法之規模，亦略見於(yu) 此書(shu) 矣，其大意則以立法度、變風俗為(wei) 急。然安石謂先王之政，法其意而已，而安石所立之法，則一一牽合於(yu) 周禮而略關(guan) 雎、麟趾之意，則其意果合先王乎？安石謂今之人才教之養(yang) 之、取之任之皆非其道，而安石乃以《新經》、《字說》壞未用之人才，以檢正、習(xi) 學壞已用之人才，其果能得其道乎？至謂朝廷有所施為(wei) 變革，一有流俗僥(jiao) 幸之人不悅則止而不能為(wei) ，此後日勇於(yu) 去君子、勇於(yu) 塞人言、勇於(yu) 任民怨，而為(wei) 行新法之根本也。”[15]

三代先王之法，其法意究竟為(wei) 何？這是需要根本辨析的。勇於(yu) 去君子、塞人言、任民怨，這是王安石變法體(ti) 現出來的根本精神，在呂中看來明顯有悖於(yu) 三代法意。

之前，陳亮等人批評王安石不能把握北宋立國規模（優(you) 容忠厚），反而加重立國之本中的弊病。這裏，呂中的批評同樣對照立國國本，而思考有深化，從(cong) 朝代鼎革背後的製度延續性來思考紀綱法度之運勢。國本論指向一種特別的立國技藝，呂中強調的是政治製度變遷中的因承之道，由治人予以體(ti) 製立意的轉換，這是所謂“修舉(ju) 大綱”，不讚同進行大規模製度變革。而王安石不能把握立國之道中的因承損益，進行大規模變法，元祐又全盤否定熙、豐(feng) 確立的法度，從(cong) 而導致政壇的激蕩反複，成為(wei) 北宋國運疲弊的根本緣由。

而王安石變法最重要的問題是在立國精神上從(cong) 公到私的退化墮落、治體(ti) 理解上的法度教條心智。“其言法之弊則是，而自為(wei) 變法則非”，“以國初繼唐末五代之後，而且不盡變其法。熙寧繼嘉祐、治平之後，乃欲盡變其法。何其思慮之不詳辨耶！蓋我藝祖之法，則修舉(ju) 其大綱，而闊略其節目者也；安石之法，則纖悉於(yu) 節目，而闊略其大綱者也”。

如創製新機構來攬權施政，這是王安石確立的不良先例，破壞成法美意，而為(wei) 蔡京、秦檜等人延續。“創製置司、條例司以行新法者，安石之私心也。其後，置講議司，蔡京、徐處仁、吳敏祖安石之故智也。秦檜修政局而自領之，詔職事官及守令以上言裕國息民之策，如講議故事。此檜之專(zhuan) 權，不待用相而見也。曾統曰，‘宰相事無不統，何以局為(wei) ？’其知之矣。”[16]

呂中所呼籲的是一種基於(yu) 政製延續性的保守維新思維，反對激進主義(yi) 的複古變革。政治體(ti) 製的具體(ti) 形式重在穩定有序的延續推進，其中為(wei) 政者在體(ti) 製大綱精神之“修舉(ju) ”的技藝運用中扮演了關(guan) 鍵角色。北宋立國者在這方麵顯示出高超的技藝，而後繼的革新者未能把握這一政理，對於(yu) 紀綱法度的製度傳(chuan) 統不能穩健損益。反變法者同樣陷於(yu) 激進心智之中，王安石變法激起的動蕩遂導致萬(wan) 目不能盡舉(ju) ，法度建設終於(yu) 陷入混亂(luan) 。這也是呂中為(wei) 漢宋之辯提出的一個(ge) 政治變遷解釋。

三、製度論：宰相、台諫與(yu) 經筵

（一）宰相

君主之外，立宰相共治。宰相非一人可任，必有副職，分權而共政，以免一人專(zhuan) 斷。“天下大任非一身之所可獨道，故必擇相以寄之，亦非一相之所能獨辦，故又擇一二人以副之，是以有伊尹必有仲虺，有周公亦必有召公。後世既無伊尹、周公之才，而欲專(zhuan) 任一相，所以權愈重而事愈非也。國初三相並任，則未立參政之官。自趙普獨相，而複置以副之其後，則同知印押班，非惟可以分其權，亦必使之共其政也。然自宰相之權重，為(wei) 參政者不過簽書(shu) 紙尾而已，惟魯宗道與(yu) 王欽若相可否，唐介與(yu) 王安石辨是非，不負太祖置官之本意矣。”[17]

參政一職，設立以與(yu) 宰相相製衡。呂中通過統計每個(ge) 君主在位期間的參政人數和擔任時間，指出秦檜專(zhuan) 權的政治特質。“自太祖乾德二年始置參政，所以防宰相之專(zhuan) 也。自是凡十三年，止四人。仁宗四十二年，凡三十七人。徽宗二十六年，三十四人。高宗三十六年，四十八人。孝宗二十八年，三十四人。以累朝較之，高宗朝除人最多。蓋秦檜專(zhuan) 權，不欲其久任位故耳。當時執政，具員而已。”[18]

這裏可見官製中的維製之義(yi) ，主於(yu) 防止權力專(zhuan) 斷，同時也要有利於(yu) 政務處理。分權是一個(ge) 目的，共政更是需要強調，“非惟可以分其權，亦必使之共其政也”。在政事協調上，呂中透過引用範鎮，批評宋代對於(yu) 相權在兵、民、財三方麵的分散容易導致各自負責的政務齟齬不合，主張兼職通知，“使中書(shu) 、樞密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與(yu) 三司同製國用”，並稱讚孝宗時期使宰相兼國用使、參知政事同知國用事。[19]

這就是所謂“分權而共政”的精義(yi) 。既要防止宰執專(zhuan) 權獨斷，也要避免政務齟齬不合。在製度約束之外，宰執群體(ti) 應當和衷共濟，互相協作，這是應有的政治倫(lun) 理和作風。“一相獨任則有專(zhuan) 權之私，二相並命則有立黨(dang) 之患，然以趙中令權專(zhuan) 任重，而能與(yu) 新進之呂蒙正共事，以畢士安德尊望隆，而能與(yu) 使氣之寇準共政，不惟無分朋植黨(dang) 之風，抑且盡同寅和衷之義(yi) 。而齊賢反與(yu) 李沆不葉，與(yu) 寇準相傾(qing) ，何耶，君子可以知相業(ye) 之優(you) 劣矣。”[20]

“國初置參政，所以貳宰相也。然其初不使之押班知印者，所以正中書(shu) 之權。其後複令同知印押班者，所以防中書(shu) 之專(zhuan) 。然為(wei) 宰相者，必如呂端之待寇準，為(wei) 參政者，必如王文正之在政府，每事同列必至第谘稟而後行，則有同舟共濟之義(yi) ，推車葉力之風。若荊公為(wei) 執政，則置中書(shu) 條例，以奪宰相之權；為(wei) 宰相，則置中書(shu) 檢正，以奪參政之職，何往而不為(wei) 私哉？宰相當與(yu) 執政同心。”[21]

相權分散，設置多位宰執，還有另外一個(ge) 角度的考量，從(cong) 治人主體(ti) 的才德偏重去著眼。相業(ye) 以才、德相參，也是一項行之有效的製度安排（“累朝家法”）。呂中有感於(yu) 王安石專(zhuan) 權，論曰“安石之變法，始於(yu) 韓琦之去，成於(yu) 富弼之罷。神宗始初，謙恭敬畏，元老大臣之威權太重。雖司馬光亦謂‘主威不立，相權稍專(zhuan) ’。琦罷，而安石至矣。然猶以弼為(wei) 相者，蓋由國家之事必謀元老，而安石雖賢，然終亦新進也。弼既求去，而聖意始不知所倚矣。累朝家法，用有才者，必以重德參之。太宗、真宗用寇準，必藉呂端之重望、畢士安之清德以鎮之。使當時若琦若弼尚在，安石雖有更張之失，國家大體(ti) 屹然泰山矣。”[22]

宰相應以周官塚(zhong) 宰為(wei) 模範，在內(nei) 外朝樹立權威。“周官塚(zhong) 宰一職，不惟外統六卿，亦且內(nei) 統六宮，是以無宦寺之亂(luan) ，無女子之變……人言內(nei) 外朝當合為(wei) 一，然必公足以勝私，外足以統內(nei) ，斯可矣！”[23]呂中稱讚宋代國初大臣可以斥退內(nei) 侍，北宋末年宦官勢力上升，這背後自然是君主權力用私與(yu) 士大夫官僚相博弈的機製使然。呂中這裏推崇的是太宗時期趙普嚴(yan) 懲陳利用、捍衛天下法的故事。

呂中稱讚蘇軾論宰相職業(ye) 深合治體(ti) ，“昔蘇公軾進策先朝，其言有曰，‘中書(shu) 者，王政之所由出，天子之所與(yu) 宰相論道經邦，而不知其他者也。非至逸無以待天下之勞，非至靜無以製天下之動’。軾之所言，其知治體(ti) 者歟！……若夫禮樂(le) 刑政教化之大綱，所以使天下回心而向道者，乃大臣所當朝夕講明之也”[24]。宰相輔佐天子以道，政治上應聚焦於(yu) 禮樂(le) 刑政的大綱，即紀綱法度。

君主政治風格不同，也影響到君臣、君相關(guan) 係。呂中論趙普相業(ye) 前後不同，“趙普之再入相也，與(yu) 乾德之初入相不同。蓋太祖時規模廣大，故普慨然以天下自任而敢於(yu) 事。太宗規模繁密，故普不免遠嫌疑、存形跡，而救過之不暇。然以年老重望，而推蒙正之晩輩，呂端之台輔器，人之有技若已有之，此所以能保我子孫黎民歟！”

對宋代宰相，呂中較為(wei) 推崇國初李沆，後世王夫之也繼承了這一評價(jia) 。“國初立相，謀主斷國，多重厚質實之士。而養(yang) 成重厚質實者之風，實沆之力也。觀其日以水旱盜賊入奏，所以格君心，至祥符行封禪之時而始驗；其不用曾致堯、梅詢輕薄之流，所以養(yang) 成人才，至仁宗多得重厚之士而始驗；其抑丁謂之才，所以絕小人，至寇準得貶之時，而始驗；其四方言利害者未嚐一施行，所以維持治體(ti) ，至荊公輕變之時而始驗。此國初相業(ye) 所以為(wei) 第一流也。然朱文公嚐謂，‘本朝弊事，皆自李沆抑四方言利害者積得來’，則其遵守太過，亦不能無所偏也。”

“《邵氏聞見錄》曰‘趙普為(wei) 相，於(yu) 聽座屏後置二甕，有人投利害文字，皆置其中，滿則焚於(yu) 通衢’。李沆為(wei) 相，凡建議務更張者，一切不用，每日用此執國。嗚呼賢相，思慮遠矣！若王荊公之為(wei) 相，置條例司論天下利害，盡變祖宗法，益信趙中令、李文靖得相之體(ti) 也。”[25]

呂中從(cong) 格君心、養(yang) 成人才、絕小人、維持治體(ti) 四個(ge) 方麵，高度肯定李沆為(wei) 宋代政治奠定下的優(you) 良基礎。而後來朱子的批評，則體(ti) 現出改革主義(yi) 的關(guan) 切，更注重變法革新。呂中評價(jia) “相業(ye) ”、“相體(ti) ”，突出的是國家立國初期需要厚重質實的政治精神，不僅(jin) 格正君心、養(yang) 成人才，而且在治體(ti) 家法上，偏於(yu) 敦厚保守（“遵守”）[26]。李沆的這種側(ce) 重憲製的保守精神，切合了宋代國家從(cong) 奠立到穩定的發展基調，為(wei) 後世演變確立了堅實基礎。呂中這裏對於(yu) 李沆保守政治風格的推許，比呂祖謙更為(wei) 明確、積極。

呂祖謙嚐曰，“嚐因是而考我朝立國之本末，蓋自李文靖抑四方、言利害之奏，所以積而為(wei) 慶曆、嘉祐之緩勢；自範文正天章閣一疏不盡行，所以激而為(wei) 熙寧之急政。吾觀範文正之於(yu) 慶曆，亦猶王安石之於(yu) 熙寧也，十事之奏，實慶曆三年九月也，始於(yu) 明黜陟，終於(yu) 重命令。當時之言稍稍見用明黜陟之法，則以十月壬戌行擇官長之法，以癸未行均公田之法，以十二月壬戌行貢舉(ju) 之法，以明年三月行減徭役之法，以明年五月行其餘(yu) 厚農(nong) 桑、覃恩信、重命令，皆悉用其說，或著為(wei) 令。行之未及一年，而陳執中之徒已不悅矣。嗚呼！使慶曆之法盡行，則熙豐(feng) 、元祐之法不變；使仲淹之言得用，則安石之口可塞。今仲淹之誌不盡行於(yu) 慶曆，安石之學乃盡用於(yu) 熙豐(feng) ，神宗銳然有誌，不遇範仲淹而遇王安石，世道升降之會(hui) ，治體(ti) 得失之幾，於(yu) 是乎決(jue) 矣。”[27]呂中對李沆保守政治的褒揚，比起呂祖謙更為(wei) 明顯。後者與(yu) 朱子的評價(jia) 都顯示出較強的變革關(guan) 切，而沒有像呂中一樣強調立國堅凝的基礎性和根本價(jia) 值。

宰相能維持治體(ti) ，就是在憲製的意義(yi) 上尊重和維係業(ye) 已確立的禮法傳(chuan) 統。即使有弊政，也應該“因法革弊”而非“因弊立法”。在禮法傳(chuan) 統已經確立的前提下，審慎對待立法、變法這類活動，是呂中衡量政治家技藝的重要標準。

“我朝善守格例，無若李沆、王旦、王曾、呂夷簡、富弼、韓琦、司馬光、呂公著之為(wei) 相；破格例者無若王安石、章子厚、蔡京、王黼、秦檜之為(wei) 相。考其成效，驗其用人，則破格例者誠不若用格例者之為(wei) 愈也”[28]。“用格例”、“循格例”，而非“盡破舊例以立法”，格例屬於(yu) 國家成憲，宰相須持重守憲[29]。當然，遵循格例成憲，也並非完全墨守成規。其中有格例先例的拓展、不斷適用。如富弼任中書(shu) 舍人封還詞頭，擴展了製度性的矯駁權，開創了優(you) 良先例。又如，“聖賢之言，法律之斷例也”，據此批評王安石聚斂[30]。這個(ge) 意義(yi) 的“斷例”，是指聖賢經典成為(wei) 衡量法律正當性的標準，與(yu) 後世所言刑事立法不同，在價(jia) 值位階上又要高於(yu) “格例”。

“例”指具體(ti) 特殊的案例，“法”指確定而普遍適用的規則，在這個(ge) 意義(yi) 上，呂中批評“用例破法”、“因例立法”。“蓋法者，一定不易，如規矩權衡，不可亂(luan) 以方員輕重也。夫法本無弊，而例實敗之。法者，公天下而為(wei) 之也；例則因人而立，以壞天下之公者也。昔之患在於(yu) 用例破法，比者之患在於(yu) 因例立法。用例破法者，其害淺；因例立法者，其害大。蓋法常靳，例常寬。今銓曹所以至於(yu) 法令之繁多，官曹冗費，舞文四出可以僥(jiao) 幸者，其弊皆由此出也。”[31]法一旦確立下，就不能隨便用特殊性的個(ge) 例來違背，更嚴(yan) 重的情況是根據其來確立新法。這無疑違背了呂中重視的保守禮法之精神。

這提醒我們(men) 從(cong) 更為(wei) 根本的國本論、文質論來理解政治法度傳(chuan) 統的形成和演進。國家秩序初定，君相統治集團需要的是將立國規模敦實凝定，而不是汲汲於(yu) 變革。即使變革，也應該是振起式的修舉(ju) 紀綱，重新振奮立國精神以激活製度生機，透過治人主體(ti) 的治理技藝能力來革除弊端。呂中不是盲目反對一切變革，他肯定範仲淹而批評王安石，是同意溫和、漸進變革的。相體(ti) 是否得當，需從(cong) 治體(ti) 維持來評價(jia) 。維持治體(ti) ，是衡量政治家的一個(ge) 重要標準，遵守成憲與(yu) 溫和變革，都有益於(yu) 此。後世立國者，在立與(yu) 破、守與(yu) 革之間，也需要把握其中的一般規律，否則立國未穩而革新不已，治體(ti) 紛更之禍無窮。

（二）台諫公論

宋初創立鼓勵論政、積極言論的風氣，“國朝之製，宰輔宣召，侍從(cong) 論思，經筵留心，翰苑夜對，二史直前，群臣召對，百官轉對，監司郡守建辭，三館封章，小臣特引，臣民投匭，太學生伏闕，外臣附驛，京局發馬遞鋪，蓋無一日而不可對，無一人而不可言也。然太祖詔指陳時政，直言其事，不在廣有牽引，太宗令宰執、樞密各述送軍(jun) 儲(chu) 至靈武，合發軍(jun) 糧多少，舉(ju) 兵深入，合用兵機，何人將領，何人監護，直言其事，信不必文，此皆聽言以實也。今世不患人主之不求言也，而患求之而不及用。不患天下之不敢言也，而患盡言而無所用，豈非病於(yu) 議論之繁多歟。”[32]

人主求言，天下敢言，這是宋代優(you) 良憲製。進一步的問題是如何使開放自由的言論真正有益於(yu) 政治（“及用”，“有所用”），避免議論繁多，反而無助實用。因此對於(yu) 統治者，呂中又強調“聽言以實”，直言而信不必文。質實有用，這是呂中反複強調的開國精神。葉適在其《進卷》序論中也反複強調這一點。

在《中興(xing) 大事記講義(yi) 》卷二十一，呂中直言“我朝之弊，在於(yu) 多議論而少施行，不患人主之不求言也，而患求之不及用；不患天下之敢言也，而患其盡言而無所用，此孝宗所以置言事簿、置看詳司也”[33]。“以議論為(wei) 政”，是陳亮對於(yu) 宋政的精要概括，在此我們(men) 應看到如仁宗朝紀綱變遷的體(ti) 製層麵，也應注意到優(you) 良憲製下的問題複雜性。

呂中對宋代議政論政製度的描畫，讓人不禁聯想起三代之法的類似記述。如較為(wei) 著名的《左傳(chuan) 》襄公十四年記載之師曠對晉侯言：“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wei) 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ce) 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隸、牧、圉皆有親(qin) 昵,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為(wei) 書(shu) ，瞽為(wei) 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chuan) 言，庶人謗，商旅於(yu) 市，百工獻藝。故《夏書(shu) 》曰：‘遒人以木鐸徇於(yu) 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yu) 民上，以從(cong) 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這一段對於(yu) 議政製度的解釋頗為(wei) 深刻，是要避免統治者“過度”、“肆於(yu) 民上，以從(cong) 其淫，而棄天地之性”，這是為(wei) 了保全維護天秩天序而發展出來的製度。君民都不能失性過度，統治體(ti) 製保障民眾(zhong) 福祉，而議政輔佐製度防範統治體(ti) 製自身的問題。

具體(ti) 到宋代言論議政傳(chuan) 統，呂中論曰，“我朝以仁立國，以儒為(wei) 政，其勢稍弱，所恃以為(wei) 命脈者，通下情、伸士氣耳。故太祖之時，雖布衣得以執論於(yu) 行都。太宗之世，雖一尉得以指陳於(yu) 宮闈”[34]。這裏對於(yu) 立國治體(ti) 的論述，一麵指出仁義(yi) 儒者之重，以儒立國而權勢不足，一麵指出因此依仗敢言、公論為(wei) 國家命脈，蘊含二者相互補成的關(guan) 係。“國勢稍弱”，意味並非依仗軍(jun) 事、財富等立國。

呂中指出，“國朝敢言之風自田錫始，大臣遏絕人言自多遜始。不敢妄陳利便、希望恩榮之語，自後安石、蔡確、章子厚之徒，皆祖盧多遜之遺。”《講義(yi) 》卷八論曰：“幹父之蠱易，幹母之蠱難，以太後親(qin) 政之時，而晏殊、仲淹、修古之徒，敢於(yu) 忤旨，則直言之風，雖奮發於(yu) 慶曆之時，而實胚胎於(yu) 天聖之初矣。”[35]這裏的“風”作為(wei) 一種軟性的不成文慣例，其形成有一個(ge) 逐漸積澱成形的過程，從(cong) 天聖到慶曆逐漸形成政治上的直言公論傳(chuan) 統。

王安石變法壓製輿論，範圍從(cong) 士人擴及百姓，破壞了這一立國精神。《講義(yi) 》卷十七“謗法者罪之”一目記載，“熙寧五年正月，置京城邏卒，察謗議時政者，罪之”，論曰，“此商鞅議令之罰，而安石亦為(wei) 之。‘隻今未可輊商鞅，商鞅能令必行’，觀此時，則知其心矣。蓋當是之時，士大夫之議論少，而民之怨仇多。安石不有以平其怨，反有以抑其怨。天下之口可遏，而天下之心其可遏歟！”[36]論者對安石的這一法家麵向十分敏感，予以批評。

由此，權臣控製國是，敢於(yu) 蔑視人心公論。《講義(yi) 》卷二十“小人亂(luan) 國是”一目評曰，“科舉(ju) 之文，本不足為(wei) 世輕重也。然王安石初變法之時，議論未定也。自蔡祖洽之策一出，而變法之議遂定。章子厚當紹述之初，議論亦未定也。自畢漸之策一出，而紹述之議遂定。其有關(guan) 於(yu) 世道升降之機如此。熙寧之考官，本以蔡祖洽為(wei) 第五等，而陳升之乃擢之第一；紹聖之考官本當主元佑，而楊畏乃以漸為(wei) 首。此可以觀人心公論之所在，特奪於(yu) 國是之私耳。”[37]

呂中對“國是”說深入辨析，以公論衡其是非，“國論之無所主，非也；國論之有所主，亦非也。國無定論，固不可以為(wei) 國。然使其主於(yu) 一說，則人情視此以為(wei) 向背，人才視此以為(wei) 去就，人言視此以為(wei) 是非，上之政令，下之議論，且遷就而趨之，甚矣！國是一言之誤國也！夫國以為(wei) 是，即人心之所同是也，又安有眾(zhong) 之所非而自以為(wei) 是，使人皆不得越國是之外者？此特孫叔敖之妄論。唐虞三代之時，孔孟之明訓初無是也；秦漢至五代，其言未嚐聞也。本朝自建隆至治平，其說未嚐有也。自熙寧王安石始有是論，而紹聖之蔡卞、崇寧之蔡京，皆祖述其說而用之。熙寧以通變為(wei) 國是，則君子為(wei) 流俗矣；紹聖以紹述為(wei) 國是，南嶺之間皆逐臣矣。蔡京之國是，又曰‘豐(feng) 亨豫大’之說而已，則立黨(dang) 刻黨(dang) 碑，凡所托以害君子者，皆以國是借口，曰‘此神考之意，安石之說也’。縉紳之禍多曆年所，豈非一言可以喪(sang) 邦乎?”[38]

政治權力確立下的“國是”，需要真正反映世道人心之同，否則就成為(wei) 小人用權逐私、壓製異議的利器。

呂中將公論傳(chuan) 統的淵源溯及三代經典，這一點與(yu) 薛季宣相同。他評論三代薦舉(ju) ，“唐虞盛時，九官布列，有如禹之舉(ju) 稷、契、皋陶，垂之舉(ju) 殳、斨伯，與(yu) 益之舉(ju) 朱虎、熊羆，伯夷之舉(ju) 夔、龍，皆合於(yu) 下之公論，而無一毫朋比之意，此古人之心公也”。[39]

呂中對公議公論有極大的推崇，“公議猶元氣也，未嚐一日不流行於(yu) 天地間。以紹聖之小人，敢於(yu) 逐正人、誣聖後，而當時言事者敢於(yu) 直諫，如此可以見公議之在人心不容冺也，可以見祖宗含養(yang) 士氣至今不衰也，可以見哲宗能容人言，而逐諸賢於(yu) 嶺海之表非其本心也”[40]。這與(yu) 整個(ge) 宋代政學傳(chuan) 統的主調是一致的。

《中興(xing) 大事記講義(yi) 》卷四論司馬光配享哲宗，“人心之公議常在也”，“公議至久而後論定也如是”[41]，論太學上書(shu) ，“然公議之口雖不緘，公議之心不可遏”[42]。呂中特重“人心之史”，“李綱、張浚、嶽飛之心跡，終不能掩人心之史，不為(wei) 私史而晦也”，因為(wei) “人心之史，有公論在”[43]。史官、史記製度進一步內(nei) 在化、心性化，表現為(wei) “人心之史”，人們(men) 的精神有其曆史準衡，憑借公論而成為(wei) 一種普遍而超越的價(jia) 值尺度。比較呂祖謙對於(yu) 史官角色的論斷，史官持天下公論而獨立於(yu) 世人、君主，可以發現這種史官心性化的內(nei) 在趨勢，已經成為(wei) 人類文明精神的一部分。

公論敢言的一個(ge) 重要製度保障是台諫製度。台諫是紀綱大法所寄，也是治體(ti) 國體(ti) 所係。“朝廷以紀綱為(wei) 重，台諫、給舍者，所以寄紀綱之地也。”[44]

“自慶曆以來，台諫之職始振；自治平以來，台諫之權始盛。蓋慶曆言者直攻大臣，深斥其過，略不為(wei) 之掩護，而元老宿望受之亦不慍也，以為(wei) 台諫之職當如此。迨至治平，濮邸之事不過議製禮耳，台諫、執政交相爭(zheng) 辨。歐陽修又以稱親(qin) 為(wei) 禮而不改，是皆不為(wei) 苟同而為(wei) 君子之爭(zheng) 也。然台諫爭(zheng) 之不得，氣激詞憤，遂詆為(wei) 小人，而修不堪其忿，亦以群邪詆之。即一時之禮議，而遂誣其終身之大節。使人主從(cong) 修言而逐台諫，是逐君子也；使人主從(cong) 台諫言而惡修，是亦逐君子也。故政府、台諫之相攻，自治平始，而熙寧其流弊也。安石之辨遠勝於(yu) 修，而諸君子席治平台諫之勢以臨(lin) 之。安石惡其如此，故以濮邸之議稱親(qin) 為(wei) 是，又以為(wei) 台諫、政府相攻之風不可長也。安石力詆諸賢為(wei) 流俗小人，豈真以諸賢為(wei) 流俗小人哉！而台諫攻之略不掩護，亦豈真以安石為(wei) 小人哉！惡聲至，必反之，此閭裏尚氣之態，而朝廷之上亦為(wei) 之，宜乎二黨(dang) 之不可合也。”[45]

先確立職位職事，而後權力運作可有載體(ti) ，這在台諫製度上得到體(ti) 現。而職權振起的過程，台諫與(yu) 執政（政府）的爭(zheng) 辯從(cong) 議題之爭(zheng) 上升到名節品行之鬥，尚氣相攻，一步步破壞了節製審慎的政治生態，墮落為(wei) 惡性黨(dang) 爭(zheng) 。這是宋代公論政治的體(ti) 製病變。

台諫是君主用以製約行政權的利器，不能由宰執操控。呂中特別以王安石專(zhuan) 權來說明這一點。《講義(yi) 》卷十七論曰：“故嚐謂慶曆、元祐之盛，台諫為(wei) 之也；治平、熙寧之事，亦台諫為(wei) 之也。然則台諫，治世之藥石，而亂(luan) 世之簧鼓也。大臣公則其言公，私則台諫所逐者君子。得其人，則朝廷之疾愈；非其人，則適以生疾矣。自熙寧以前，台諫之力爭(zheng) 猶足以見立國之澤；熙寧以後，則台諫為(wei) 大臣私人，而立國之澤漸不足恃矣。如必欲立萬(wan) 世之方，而不為(wei) 大臣行私之地，則人主所當親(qin) 擇，以盡複祖宗之故事。不然，未見其益也。”[46]製度有其自身核心特質，祖宗故事、累朝家法確立了君主親(qin) 擇的規則，避免執政用私人。其次，任職者須是君子有公心，對於(yu) 製度運行的良劣，治人主體(ti) 的政治德行素養(yang) 十分重要。

（三）經筵

君主創製製度，或者對已有製度進行整頓，賦予新意，可以開政治之新規模。如端拱元年二月置司諫、正言，改左右補闕、拾遺為(wei) 之。“上以時多循默，失建官本意，故更以新名，欲使舉(ju) 職也。”呂中評曰：“人謂經筵有定員，則人主講學之時疏矣；司諫有常職，則人主求言之意狹矣，豈知祖宗之世，蓋無一時而不可學，無一人而不可諫也。當時田錫且曰：給事中不敢封駁，遺補不貢直言，起居郎舍人不得升陛記言動，禦史不彈奏，集賢院雖有書(shu) 籍而無職名，秘書(shu) 省雖有職官而無圖籍，朝廷辟西苑廣禦池而尚書(shu) 無本廳，郎官無本局，九寺三監狹室蕭然，禮部試士或就武成王廟，此當時官職之可正者尚多，而太宗獨先置經筵、台諫之官，其知本矣。”君主在製度創新變革上的技藝，毋庸諱言是一項重要的政治能力。經筵與(yu) 台諫這兩(liang) 個(ge) 製度，對於(yu) 宋代治體(ti) 關(guan) 係最重。

宋代經筵製度發達，呂中對其演變、功能和意義(yi) 進行了總結，“祖宗好學，世為(wei) 家法。蓋自太祖幸國庠、謁先聖、勸宰臣以讀書(shu) 、戒武臣以知學，其所以示後世子孫者，源遠而流長矣。自太平興(xing) 國開設經筵，而經筵之講自太宗始；自鹹平置侍講學士，而經筵之官自真宗始。乾興(xing) 末，雙日禦經筵，體(ti) 務亦不廢，而日禦經筵，自仁宗始。於(yu) 是崇政殿始置說書(shu) ，天章閣始製侍讀，中丞始預講席，宰相始預勸講，舊相始入經筵以觀講，史官始入經筵以侍立，而經筵之上，文物憲度始大備矣。然是特其製耳，君子將觀其實焉。自古奸臣欲昏人主心術者，眩以性命道德之高談，而不使之觀史，逮其末流，講《詩》則置國風，講《書(shu) 》則置湯武，稍可以警懼上心者，則抑而不進。而我仁祖所講之書(shu) ，上自六經，下至諸史，雖以國風譏刺之事，且以為(wei) 鑒戒，又安有經筵之上，不講《春秋》、不講《禮記》而專(zhuan) 進王氏之《新經》、《字說》者哉？自古經筵之官，非天下第一流不在茲(zi) 選，蓋精神氣貌之感發，威儀(yi) 文詞之著見於(yu) 講磨麗(li) 習(xi) 之間，有熏染浸灌之益，此豈謏聞單見之士所能辦？而我仁祖所講之人，則皆孫奭、晏殊、賈昌朝之徒，至林瑀需卦晏樂(le) 之說，則必卻，又安有崇觀奸臣倡‘豐(feng) 亨豫大’之說得以投其隙哉？然聖學之所以成就者，又有自來矣。蓋自真宗不置翊善、記室而置王友，有以養(yang) 其德於(yu) 潛龍之時。仁宗時為(wei) 太子真宗不置官屬而置王友。自孫奭入侍，上或左右瞻矚，則拱立不講，有以格其心於(yu) 即位之日，格心有人。典型在前，邪佞自退，使旁無重德以導其敬畏之源，則玩狎之意萌，恭遜之實衰，聖學之本不立矣，何以新我宋守文之治功哉！”[47]

這一經典案例清晰顯示出製度的生發、形成、完善之演變過程。太祖好學，是立國初期的精神取向，為(wei) 之提供雛形。太宗開始經筵活動，真宗開始設立經筵官，並強調太子以王友教育，這個(ge) 傳(chuan) 統到了仁宗發展為(wei) 日講製度，並且將參與(yu) 人員大大擴展，包括了禦史中丞、宰相、史官等行政、監察致仕多方麵人士。經筵製度特別重視所講授內(nei) 容，務必以經史為(wei) 重，強調鑒戒提撕，講者素養(yang) 德行因此非常關(guan) 鍵。

《講義(yi) 》卷十五“論安石坐講之製”論曰：“坐講之禮，安石建議之第一事也。元佑複以程頤之請，而議者不以為(wei) 是。範祖禹進《帝學》書(shu) ，亦言安石坐講之議為(wei) 是。蓋世儒以尊君為(wei) 說，而不暇於(yu) 自尊耳。儒者固不當自尊，而在朝廷則尊君，在經筵則尊道，亦各當其理耳。蘇頌等議：‘今侍講說舊儒章句之末，非有為(wei) 師之實。’呂誨之說曰：‘執經在前，非傳(chuan) 道也。’夫人主問經於(yu) 儒，非求其解章句而已，設是官者，固將以待天下之有道也。雖一時儒生未有可師之人，而是官固所以待天下有道者可師之位。不可以宰相非伊、周，而待之以常僚也。安得不為(wei) 安石所笑，而謂之流俗哉？然而安石所以告於(yu) 人主者，則大異矣。《春秋》，萬(wan) 世之大法，而安石以為(wei) 漢儒之書(shu) ，是以不講《春秋》矣；《禮記》，先儒之格言，而安石以為(wei) 破碎之書(shu) ，是以不講《禮記》矣。當時經筵之上所聞，一經之所說，《周官》六典之所謂賦斂財賄者，往往飾其文以講於(yu) 上前。若是而曰傳(chuan) 道可乎?故必若程頤、範祖禹，而後可以無愧於(yu) 坐講之議矣。”[48]“儒者固不當自尊，而在朝廷則尊君，在經筵則尊道，亦各當其理耳”，尊道與(yu) 尊君，各有其理，這一點顯示出儒家的二元權威意識。以道格君，是經筵之宗旨。

呂中高度評價(jia) 程頤的經筵製度主張，“人主之學，非徒涉書(shu) 史而已。凡宮闈之中，九重之邃，無非學也。講學之人，非徒師保而已，凡侍禦、仆從(cong) 、綴衣、趣馬，無非正人而後可也。是以古先聖王，兢兢業(ye) 業(ye) ，雖在戎馬倥傯(zong) 、幽隱獨知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如對神明，如臨(lin) 深穀。雖身居禁密之地，而凜然若立乎宗廟之中，朝廷之上。雖以天子之尊，周旋講讀之間，而視之如師父之臨(lin) 前，此學之所以成也。伊川經筵之說，其古今聖賢之根本乎。”[49]程頤概括“君德成就責經筵”，於(yu) 此也可見其精神。

四、紀綱法度的文質虛實之變

呂中指出，“安石欲法太祖，而不法仁宗，於(yu) 是有‘祖宗不足法’之論”[50]。對於(yu) 南宋高宗政治，呂中也偏向法太祖論，“然以守成之規模，而為(wei) 中興(xing) 則難；以創業(ye) 之規模，而為(wei) 中興(xing) 則易。是則安石欲法太祖之論，或可施於(yu) 此時也。”[51]這又顯示治體(ti) 論對於(yu) 創業(ye) 、守成、中興(xing) 不同政治主題的清晰區分意識。

我們(men) 應注意到呂中對於(yu) 政治社會(hui) 發展階段具有不同治體(ti) 精神這一點，實則有高度的敏銳意識。

“創業(ye) 之世多責實，守成之世多虛文。覆試之法欲無一士之不實，勸農(nong) 之詔欲無一民之不實，籍記人才欲無一官之不實，揀汰驕脆欲無一兵之不實也，以慶曆、元佑之盛，而杜衍之任怨，呂大防之盡忠，且欲汰吏而不可。得況若士、若民、若兵、若官乎，是虛文之習(xi) 難革故也”，呂中在段尾總結道“太祖事事責實”[52]。立國之初，有賴於(yu) 質實忠厚，“實”表現在政治製度對於(yu) 士人、官員、士兵和民眾(zhong) 的要求切實到位，能使其忠於(yu) 職事。而虛文，主要是指政治製度不能實現有效激勵和維係的功能，致使人浮於(yu) 事。

尊尚質實厚重，是自太祖立國以至於(yu) 真宗時期的主導性治體(ti) 精神，表現為(wei) 紀綱製度井井有條，士、官、兵、財安頓得體(ti) 。

“嚐究觀國朝自天禧以前，一夔一契之謠未興(xing) 也，大範、小範之名未出也，四賢一不肖之詩未作也，君子小人之黨(dang) 未分也，而張詠、孔道輔、馬知節之徒自足以養(yang) 天下之氣節。胡海陵之學未興(xing) 也，安定先生。穆尹之古文未出也，穆伯長尹洙。三蘇父子之文章未盛也，蘇洵蘇軾蘇轍。二程兄弟之學業(ye) 未著也，程灝程頤。而楊大年、王元之之文自足以潤色國家之製度。蓋自李文靖、王文正當國，李沆王旦。抑浮華而尚質實，獎恬退而黜奔競，是以同列有向敏中之清謹，政府有王曾之重厚，台諫有魯宗道之質直，相與(yu) 養(yang) 成渾厚誠實之風，以為(wei) 天聖、景佑不盡之用。雖縉紳之議論，台諫之風采，義(yi) 理之學，科舉(ju) 之文，非若慶曆以來炳炳可觀，而紀綱法度皆整然不紊，兵不驕，財不匱，官不冗，士不浮，雖慶曆之盛亦有所不及也。”[53]國家秩序有一定規律，君相事業(ye) 對於(yu) 立國規模的確立非常關(guan) 鍵。呂中盛讚真宗時期政治，認為(wei) 慶曆有所不及，側(ce) 重的角度是紀綱法度的治理優(you) 良，國家精神的渾厚誠實。

呂中將宋代國家政治的這一變遷提煉為(wei) 由創業(ye) 到守成、變革的一般性政治原理。這套忠、質、文的語言，雖源自更早的秦漢儒學，在這裏卻更顯示出側(ce) 重由人文、人道而論治道的樸實色彩，褪去了秦漢儒家由五行陰陽的宇宙論視角解釋文質的氣息。

“國家創造之初，則其大體(ti) 必本於(yu) 忠。風俗涵養(yang) 之久，則其大勢必趨於(yu) 文，故呂文穆、王文正以誠實樸厚之風鎮宇內(nei) 。呂蒙正王旦。而楊大年、劉子儀(yi) 輩，其文章格力皆足以潤色王猷，黼黻雲(yun) 漢矣。然西昆之體(ti) 未變也，必至孫泰山、石徂徠而後經學盛，必至歐陽公、尹師魯而後古文興(xing) ，必至伊洛、關(guan) 湖而後道學明，是豈一日之積哉！而劉、楊雖文士，觀其性質剛介，臧否人物，冊(ce) 後之舉(ju) 富貴可立俟也，而不草劉後之製。拜相之麻，權要可趨媚也，而不草相謂之製，又豈可以文章之士待之哉！”真宗時期楊億(yi) 等人雖是文士，品行卻剛介正直，維持得住紀綱法度。而由誠實樸厚、剛介不阿，經過風俗涵養(yang) ，國家精神逐漸趨向於(yu) 文，有經學、古文、道學這樣的国际1946伟德高潮的來臨(lin) 。宋代的儒學複興(xing) ，被呂中置於(yu) 這樣一個(ge) 國家整體(ti) 精神的變遷譜係中來領會(hui) 、審視。

從(cong) 太祖到仁宗，國家發展經曆了階段變化，政治社會(hui) 精神也隨之變化。仁宗既是國運鼎盛期，也是政治精神中文治、虛文集中形成的階段。由真宗朝向仁宗朝過渡，國家精神經曆了一個(ge) 由實向文的變遷過程，文治強化，虛文之弊也生，改革由此而啟動。

“國家自建隆以來，官尚實績，士尚實才，兵尚實籍，財尚實數，而中外之數往往皆實政。故自景德、鹹平以來，官守格例之虛名，士逞浮靡之虛詞，連營坐食而兵有虛聲，版籍侵欺而財有虛籍，中外之事多出於(yu) 虛文。迨至慶曆，諸臣興(xing) 滯補弊以回天下之習(xi) 。吏之庸也，範公一筆而罷十；兵之冗也，韓公一汰而去數萬(wan) ；任子可減，減之奔兢可抑，抑之浮靡可去。去之，議者患兵籍之生變也，田況曰：‘去年，韓琦汰兵，豈聞有為(wei) 亂(luan) 者？’至此將帥又以減兵致怨。文潞公與(yu) 龐莊敏曰：‘果有變，二臣請死之。’諸君子任怨而不恤者，蓋以革虛文之弊也。”[54]呂中認為(wei) 澶淵之盟是導致士風由實轉虛的一個(ge) 關(guan) 鍵，“國朝自景德講和而後，士大夫之風俗始習(xi) 於(yu) 虛文，至崇、觀之後，虛文之弊，浸為(wei) 奸欺”[55]。

考“虛文”所指，相對“實政”，主要是官、士、兵、財等政教、財政、軍(jun) 事方麵的治理敗壞，行政官僚困於(yu) 形式主義(yi) ，士風浮躁不實，軍(jun) 事實力下降，財政冗費嚴(yan) 重。其中，士大夫風俗代表的國家政教、政學傳(chuan) 統，形成虛文風氣，又得到特別重視。

慶曆新政的實質，從(cong) 這個(ge) 角度看，正是為(wei) 了克服走向虛文的治體(ti) 精神，而要在紀綱法度上予以調適，所謂“革虛文之弊”。這一點，相比陳亮、葉適等人，呂中有所不同，不僅(jin) 聚焦於(yu) 宋代國本特質來理解變遷，而且將這個(ge) 變遷歸納為(wei) 質文之辨。《中興(xing) 大事記講義(yi) 》卷二十六曾就寬猛之政道評論宋仁宗時期政治，在位歲久，事類稍弛，“在廷諸臣，譁然力爭(zheng) ，且深悼法製之不立，而將趨於(yu) 弱”。立法製，就是強調法度紀綱建設的重要性[56]。

太祖、太宗朝國家紀綱在君主威權，治體(ti) 精神崇尚厚重質實。真宗朝謹守開國憲章，君臣誠實樸厚，凝定紀綱而慎於(yu) 更作。仁宗朝立國紀綱係於(yu) 公論敢言，憲製的公共性增強，參與(yu) 表達也大大擴充。但另一麵，製度日久，形式主義(yi) 滋生，或功能不足，人心漸有偷玩。這裏麵包含了文治與(yu) 虛文兩(liang) 個(ge) 不同的問題，需要辨析清楚。某一時期的紀綱對應某種特定治體(ti) 精神，較為(wei) 威權的政治崇尚質實厚重，參與(yu) 擴大的政治易於(yu) 禮文繁縟，這是問題的一個(ge) 方麵。文治強化，在原有質實厚重基礎上有文學義(yi) 理之上升，而參與(yu) 擴大，需要在製度上得到有效支撐，紀綱由威權轉為(wei) 共治，這代表了治體(ti) 的一大轉變。

因此，仁宗時期政治的難題在於(yu) ，以公共性日增的文治變革去克服國家政治的虛文趨向。紀綱既然寄於(yu) 共治，統治集團中的進取革新派就需要贏取共識，並能順利推行關(guan) 涉廣泛既得利益的實政，這的確是一個(ge) 重大挑戰。

五、政治變遷中的紀綱

紀綱，是指向政治秩序的根本大法，是治體(ti) 建構的根本或核心要素。具體(ti) 在運用中，統治者注重的紀綱或曰紀綱重心也不盡相同。

《講義(yi) 》在卷八“正紀綱、抑內(nei) 降”一目，指出自國初以來紀綱之變化，“我朝立國以仁意為(wei) 本，以紀綱為(wei) 輔。太祖、太宗之紀綱，總於(yu) 人主之威權，故太祖太宗之世，無幹謁之門，無幸求之路。自仁宗不自攬權，不尚威令，以仁厚容養(yang) 臣下，是以宮闈之請求，燕閑之私昵，皆其所不免者。然當時有求內(nei) 降者，聖訓以為(wei) 杜衍不可，後宮或有過製，聖訓以為(wei) 台諫不汝容也。國勢莫寬於(yu) 仁宗之時，而紀綱亦莫振於(yu) 仁宗之時，蓋有朝廷之公議在也。故惟演為(wei) 樞密使，宰相馮(feng) 拯以為(wei) 不可，欲圖相位，禦史鞠詠以為(wei) 不可，柴宗慶求使相，宰相王曾以為(wei) 不可，內(nei) 侍求節度，禦史彭思永以為(wei) 不可。不惟杜衍得以抑內(nei) 降，而王德用之武臣亦不從(cong) 內(nei) 降以幹軍(jun) 政，則當時公議可知矣。然為(wei) 杜衍、彭思永者易，為(wei) 馮(feng) 拯、鞠詠者難；處明道以後之事易，處天聖以前之事難。蓋當人主聽政事、權歸一則其抑內(nei) 降也易，當母後臨(lin) 朝幸門易開，則其抑內(nei) 降也難。”[57]

太祖、太宗時期的紀綱，寄托於(yu) 君主威權，而發展到仁宗時期，紀綱大振，依賴於(yu) 整個(ge) 憲章製度的運作，尤其是體(ti) 現公共精神的公議公論政治。從(cong) 威權政體(ti) 向公共性政治的發展，體(ti) 現出國家紀綱的轉移，這也是治體(ti) 的曆史演變邏輯使然。

在《講義(yi) 》卷六“正紀綱”一目中，呂中論曰：“朝廷有朝廷之紀綱，宮闈有宮闈之紀綱，欲正朝廷自宮闈始。自古天下未嚐無宦官也、外戚也、女子也，然以太祖、太宗之世，亦未嚐無乞恩澤者，自景德以後，始有求刺史、求郡守者矣。然抑於(yu) 天子，不待抑於(yu) 大臣，抑於(yu) 內(nei) 朝，不待抑於(yu) 外朝，此真宗所以正紀綱也。真宗紀綱正於(yu) 內(nei) 朝。自仁宗以人主之威福，寄諸朝廷之紀綱，寄諸中外之公議，於(yu) 是人主常施恩而大臣常任怨，此又仁祖所以正紀綱也。仁祖紀綱正於(yu) 大臣。至於(yu) 熙豐(feng) 、崇觀之大臣安石、蔡京之流能借塚(zhong) 宰總六卿之說，以為(wei) 專(zhuan) 權之地，不能明塚(zhong) 宰總六卿之說，以為(wei) 正宮闈之本，故有因外戚、宦官而圖權寵者，此三百年治亂(luan) 之根也。”[58]太祖、太宗朝的紀綱在君主威權，真宗正紀綱的重點在內(nei) 朝，仁宗則在大臣、外朝，北宋末年宰執不能正內(nei) 外朝，形成亂(luan) 政。

從(cong) 太祖、太宗之君主威權轉移到朝廷體(ti) 製，從(cong) 真宗到仁宗再由內(nei) 朝至外朝，而治體(ti) 能夠貫徹公義(yi) ，逐漸形成了較為(wei) 公共、合理、客觀的根本體(ti) 製，避免了宦官、外戚、女子的禍亂(luan) ，遂有君主與(yu) 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基本格局。呂中由曆史演進來理解宋代紀綱的形成，相較陳亮、葉適，體(ti) 現出更為(wei) 縱深的曆史感[59]。

仁宗時期的憲章法度，每為(wei) 後世儒者稱道。呂中在這裏，對於(yu) 這一憲製的核心精神及其曆史演進，有非常清晰的分析。從(cong) 儒家立場，呂中予以高度評價(jia) 。“國初，官以定俸，實不親(qin) 職，有諫議大夫、司諫、正言，特以寓祿耳，故赴諫院者方得諫官，則諫官之權猶未重也。國初三院領外任而不任風憲，興(xing) 國中任風憲而不領言事，則台官之權亦未重也。端拱初，以補闕為(wei) 司諫，以拾遺為(wei) 正言，所以舉(ju) 諫官之職。天禧中置言事禦史，所以舉(ju) 台官之職。然當時台諫之官雖重，而台諫之職未振也。自仁宗即位，劉中丞令台屬各舉(ju) 糾彈之職，而後台諫之職始振。乾興(xing) 元年劉筠為(wei) 中丞，令台屬各舉(ju) 糾彈之職。自孔道輔、範仲淹敢於(yu) 抗夷簡，唐介敢於(yu) 抗彥博，一梁適之用事，則馬遵率數人言之，一劉沆之得政，則張昪凡十七疏論之，而後台諫之權敢與(yu) 宰相為(wei) 敵矣。”[60]台諫製度的設官舉(ju) 職，經曆了一個(ge) 曆史過程，然後在仁宗時期有一個(ge) 飛躍。

呂中接著分析，“是何台諫之職在國初則輕，在仁宗之時則重；在國初則為(wei) 具員，在仁宗之時則為(wei) 振職，何耶？蓋仁祖不以天下之威權為(wei) 紀綱，而以言者之風采為(wei) 紀綱，故其進退台諫，公其選而重其權，優(you) 其遷而輕其責，非私之也。蓋以立國之紀綱，實寄於(yu) 此。百官除授，自執政以下皆付大臣進擬，而中丞、諫官必出於(yu) 人主之親(qin) 擢，雖李迪、呂夷簡之親(qin) ，亦不敢進擬諫官、禦史，所以公其選也。自安石執政，以京官王子昭除禦史，又以選人李定除諫官，則台諫皆出於(yu) 宰相之除矣。台諫言事，許以風聞，不得窮詰，雖以執中、夏竦之佞，亦不敢與(yu) 台諫爭(zheng) 曲直，所以重其權也。自安石執政，行青苖之法，始命李常分析，舉(ju) 朝爭(zheng) 之以為(wei) 不可。助役之法行，又命楊繪分析，執政以為(wei) 不可，則宰相得以奪台諫之權矣。台諫之權常存體(ti) 貌，自唐介之外其餘(yu) 無貶斥者，不一二年，亦複召用，所以複其遷而輕其責也。自熙寧之初，始有罰金禦史者。安石秉政，禦史言事皆責其監當，而台諫之受責，自此始矣。仁祖以言者之風采為(wei) 紀綱，而安石乃以大臣之威權為(wei) 紀綱，甚矣！仁祖之心天地之寬，安石之心潢潦之量也。兩(liang) 朝台諫，不同形容，仁祖朝事，紀綱甚振。”[61]

這一段，從(cong) 治體(ti) 的紀綱層麵來觀察台諫權的演變，對仁宗紀綱與(yu) 王安石執政紀綱進行了對比，從(cong) 中解釋台諫製度的中落，批評後者政治對於(yu) 北宋治體(ti) 傳(chuan) 統的破壞，的確顯示出曆史政治分析的憲製視野之啟示。

呂中對祖宗紀綱有所總結，這方麵繼承了陳亮在《中興(xing) 論》中對仁宗紀綱的讚譽[62]。《講義(yi) 》卷二十二評論“小人創禦筆之令”，曰：“祖宗紀綱之所寄，大略有四：大臣總之，給舍正之，台諫察內(nei) ，監司察外。自崇觀奸臣創為(wei) 禦筆之令，凡私意所欲為(wei) 者，皆為(wei) 禦筆行之，而奸臣之所自為(wei) 者，又明告天下，違者以違禦筆論。於(yu) 是，違紀綱為(wei) 無罪，違禦筆為(wei) 有刑，台諫不得言，給舍不得繳，監司不得問，而紀綱壞矣！昔有勸仁宗攬權者，上曰：‘措置天下事，正不欲從(cong) 中出。’此言真為(wei) 萬(wan) 世法。”[63]最後一句正是早先陳亮對仁宗紀綱的評價(jia) ，也是對陳亮援引故事的再度重申。

《講義(yi) 》卷十八“絕內(nei) 降”一目論曰：“章獻治朝之時，內(nei) 降之法正於(yu) 外朝之紀綱；宣仁臨(lin) 朝之時，內(nei) 降之法正於(yu) 內(nei) 朝之紀綱，不待正於(yu) 外朝。故為(wei) 天聖之大臣難，為(wei) 元祐之大臣易。”[64]公議公論、台諫敢言，這是仁宗時期立國紀綱得以大振的關(guan) 鍵，君主威權的紀綱是國初的初級發展階段，權臣之威權紀綱則是亂(luan) 政淵藪。

另外，紀綱還可就不同層次論之，一國有紀綱，一職一製也自有紀綱。如《講義(yi) 》卷七“監司”一目指出，“分天下為(wei) 郡縣，總郡縣為(wei) 一道，而又總諸道於(yu) 朝廷，委郡縣於(yu) 守令，總守令於(yu) 監司，而又察監司於(yu) 近臣，此我朝內(nei) 外之綱紀也。故欲擇守令，必責之轉運；欲舉(ju) 轉運，必責之近臣。既嚴(yan) 連坐之罰，又定舉(ju) 官之賞，而失察者又有罪，賞罰行而紀綱正矣。然賞罰但行於(yu) 已舉(ju) 之後，舉(ju) 官當擇於(yu) 未舉(ju) 之先，蓋惟正知正，惟邪知邪，善惡各以類至此，真宗所以先擇後舉(ju) 也。”[65]統合中央地方關(guan) 係，這是治體(ti) 上下內(nei) 外關(guan) 係中的重要因素，也是國家的大法和根本製度之一。

“禦史紀綱正自此始。蓋監司為(wei) 外台，禦史為(wei) 內(nei) 台，外台之風采振而州縣肅，內(nei) 台之風采振而朝廷肅，以內(nei) 朝而出外，不惟侵外台之權，似無以振內(nei) 台之紀綱也，故自太宗令轉運兼按察，而後外台正；自真宗令禦史正名舉(ju) 職，而後內(nei) 朝正。”[66]內(nei) 外台監察係統各有其紀綱，正名舉(ju) 職，以正紀綱。這也可見紀綱的層次性。

六、國勢論

最後來看呂中的國勢論。他指出，“國之修短當觀其治體(ti) ，治亂(luan) 當觀其製度，強弱當觀其國勢”。國運國祚的短長有賴於(yu) 治體(ti) ，政治成效有賴於(yu) 製度，而國家政治的能力實力強弱由國勢表現出來。

比較三代、漢唐，呂中認為(wei) ，“漢唐多內(nei) 難而無外患，本朝無內(nei) 患而有外憂者，國勢之有強弱也。蓋我朝有唐虞三代之治體(ti) 製度，而無漢唐之國勢。”[67]他對宋朝治體(ti) 、製度的成就評價(jia) 很高，所謂“多純而少駁”、“似疏而實密”。至於(yu) 國勢不振，他則指出：“蓋我朝北不得幽冀，則河北不可都；西不得靈夏，則關(guan) 中不可都。不得已而都汴梁之地，恃兵以為(wei) 強，通漕以為(wei) 利，此國勢之弱一也；諸鎮皆束手請命，歸老宿衛，一兵之籍、一財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為(wei) 之。郡縣太輕而委瑣不足恃，兵財盡關(guan) 於(yu) 上，而遲重不易舉(ju) ，此國勢之弱二也；以科舉(ju) 程度而取士，以銓選資格而任官。將帥知畏法而已，不敢法外以立功。士大夫知守法而已，不敢法外以薦士。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群疑滿腹，眾(zhong) 難塞胸，此古今儒者之所同病，而以文墨為(wei) 法，以議論為(wei) 政，又本朝規模所獨病，此國勢之弱三也。故其始也雖足以戢天下之異誌，終也不足以弭外國嫚侮之驕心。”[68]

以上三點，第一點指出政治地理形勢的局限，定都無險可守，處於(yu) 易受攻擊的不利境地。而第二、三點，關(guan) 係到中央與(yu) 地方之關(guan) 係、文治與(yu) 軍(jun) 政之特征。這兩(liang) 點，究其實也可放在治體(ti) 和製度的範疇，而呂中特別把它們(men) 與(yu) 國勢問題關(guan) 聯起來考慮，透過國勢卑弱來反視紀綱法度的一些根本缺陷，自有其深意。集權太過，文墨為(wei) 法、議論為(wei) 政，這些批評，在朱熹、陳亮、葉適等人那裏都曾深入論述過。呂中繼承了先儒觀點，而集中反思它們(men) 對於(yu) 國勢的影響。

呂中指出，太祖立國之初，在製度變革之際其實非常善於(yu) 政措之調度，以後者彌補製度變革之震蕩，“雖收諸道藩鎮之權，而久任邊將，付以重柄。以郭進守西山二十年，而西戎不敢犯。以董遵誨守北邊十餘(yu) 年，而北狄不敢侮，又未嚐不重藩鎮也。於(yu) 文法之中，未嚐抑天下之富商大賈。於(yu) 格律之外，有以容天下之豪傑。是蓋有以助我立國之勢，轉移闔辟之機又非常法之所能擬議者。”[69]這些論述明顯呼應了陳亮在給孝宗上書(shu) 中提出的立國之道。透過人事和政策措置之得宜，避免製度之消極影響，這是太祖之法的非常之處，實助益於(yu) 立國之勢。製度之外，尚有人事和政策的靈活運作之空間，端看政治家之智慧技藝。

問題在於(yu) 之後的繼承者不能善於(yu) 處理，從(cong) 而導致製度弊端凸現，國勢因之衰弱，“自太祖以來，外權愈困，內(nei) 法愈密。以陣法圖授諸將，而邊庭亦如內(nei) 地。支郡各自達於(yu) 京師，而列郡無複重鎮。加以河東(dong) 之後，王師已罷。故雖以曹彬名將而亦不能收一戰之功，自是而後，偃兵息民，天下稍知有太平之樂(le) ，喜無事而畏生事，求無過而不求有功，而又文之以儒術，輔之以正論，人心日柔，人氣日惰，人才日弱，舉(ju) 為(wei) 懦弛之行，以相與(yu) 奉繁密之法。故雖以景德親(qin) 政之後，天下以為(wei) 美談，而不能不納賂以為(wei) 盟。雖以仁宗慶曆之治，至今景仰，以為(wei) 甚盛，而不能不屈己以講好”。這些見解，也大都承繼了陳亮等人的基本判斷。而呂中進一步指出，“慶曆以前，此一時也；熙寧以後，又一時也。慶曆以前，在外之國勢似弱，而在內(nei) 之國勢實強；熙寧以後，在外之國勢似強，而在內(nei) 之國勢已弱。”[70]

在呂中看來，正是王安石變法、興(xing) 利、開邊，導致了宋代國勢根本受損、外況惡化，“安石變法之罪小，而興(xing) 利之罪大。興(xing) 利之情猶可恕，而開邊之罪為(wei) 可誅矣！何者？元豐(feng) 小人不過圖祿位耳，及其患失，則兵困於(yu) 靈武；紹聖小人不過反元佑耳，及其得誌，則兵興(xing) 於(yu) 隍鄯。蔡京始謀，亦不過鉗製上下耳。及其求悅，則薦童貫以帥西師。王黼始謀，又不過傾(qing) 蔡京爾，及其勢利相軋，則必複燕薊以邀功名，是皆安石有以啟之也”，“蓋祖宗之國勢，外形雖羸弱，而元氣強壯於(yu) 內(nei) ，則外邪有所不能動。熙寧以後之國勢，枝葉雖茂盛，而本根槁瘁矣”[71]。王安石變法，“愈竭下以事上”，壓製不同意見言論，正是呂中所謂國勢本根槁瘁的重要內(nei) 因。

七、治人：家學和家法中的政學相維

在論國勢的最後部分，呂中指出治人之重要性，“古今治亂(luan) 之機皆決(jue) 於(yu) 君子小人之進退。熙寧以前，非盡無小人也，然祖宗所培植之君子為(wei) 甚多，故維持治體(ti) ，遵守製度，振起國勢，自建隆一陽之複積，而至於(yu) 慶曆，則為(wei) 三陽之泰矣；熙寧以後，非盡無君子也，然安石所教之小人方來而未艾，故治體(ti) 以壞，製度以變，國勢以衰，自熙寧一陰之遇，極而至於(yu) 宣和，則為(wei) 三陰之否矣。此愚因論本朝之事，尤於(yu) 君子小人進退之際而有感焉”。在論述了治體(ti) 、製度與(yu) 國勢變遷後，呂中對於(yu) 君子小人的辨別，顯示出其政治思想的儒家精神，也是其具體(ti) 論述中政治技藝（“維持治體(ti) ”、“遵守製度”、“振起國勢”）的主體(ti) 意識之維係。現代國人對於(yu) 政治秩序，多重體(ti) 製法度、利益經濟，對於(yu) 政治主體(ti) 的治人尤其是傳(chuan) 統文化所重視的君子小人之辨輕視忽略。實則治體(ti) 的精神奠定、禮俗養(yang) 成、製度演化、國勢凝定，都發源自治人主體(ti) 的智慧和德行、技藝。呂中在序論最後點出了治人相對於(yu) 治道和治法的基礎地位，也值得我們(men) 反思現代政治思維之際好好借鑒。

治人養(yang) 成，可從(cong) 政治家窺見一斑。《講義(yi) 》卷六“聖學經筵”部分，呂中論曰：“三代而上，傳(chuan) 家之法備，而傳(chuan) 心之法為(wei) 尤詳，故不惟人主之成德也易，而子孫之成德也亦易。三代而下，傳(chuan) 家之法既略，而傳(chuan) 心之法不複續，故不惟人主之成德也難，而子孫之成德也亦難。惟本朝以家學為(wei) 家法，故子孫之守家法自家學始，此範祖禹《帝學》一書(shu) ，極言我朝承平百三十年，異於(yu) 漢高，由祖宗無不好學也。然人君之學，尤在於(yu) 所共學之人，故在太祖時則有若王昭素，太宗時則有若孫奭、邢昺，在真宗時則有若崔頤正、馮(feng) 元之徒，皆極一時之選也。”三代傳(chuan) 家和傳(chuan) 心之法確立了典範，這是三代之法的精髓。重“心”，重“家”，重“法”之“傳(chuan) ”，目的在統治集團之德行養(yang) 成。三代之下對此沒有完整繼承，家法傳(chuan) 承粗略，家學傳(chuan) 心之法斷裂。

“是知列聖相承，任賢共治，出入更迭，守為(wei) 家法，載在國史，炳若日星，不可踰也”，呂中稱讚這是宋朝的“典憲”。[72]而宋代特征在於(yu) “以家學為(wei) 家法”，祖宗之法以家學為(wei) 起點和基礎。所謂君主家學，之所以超脫一家私學，在於(yu) 選擇德行和學問高尚之賢士，一起共學。這是共治政治中最為(wei) 重要的三代精神，與(yu) 賢者共學，養(yang) 成家學，傳(chuan) 承家法，以期實現對家天下最大程度的公共性鍛造。王安石曾批評時政不能恢複三代精神，“如古大有為(wei) 之君，與(yu) 學士大夫討論先王之法，以措之天下也”[73]。呂中的家法論則持肯定態度。

在《講義(yi) 》卷七“太子官屬”一目，呂中強調太子的國本意義(yi) ，褒獎設立王友而非臣僚以尊養(yang) 德行。“《文王·世子》一篇，所以教為(wei) 世子之道也，其言曰：‘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即世子與(yu) 學士同其學讀《書(shu) 》、讀《禮》，同其書(shu) ，樂(le) 正司成同其師，齒於(yu) 學，則又所以同其禮。夫為(wei) 君之子而下與(yu) 士齒，無非所以養(yang) 成德性，陶毓氣質，以為(wei) 異日天下國家之宗主。是故學問聚辨之功，非驕逸易縱者所能為(wei) ，而富貴崇高之地，非學問已成者未易居。此古先帝王皆講學成德於(yu) 未為(wei) 君之日也。後世徒知國本之當尊，而不知德性之當養(yang) ，世子得以臣其宮之僚屬，而輔翼東(dong) 宮之官，如與(yu) 僚屬無異，此真宗不置翊善、記室，而以二人為(wei) 王友，蓋官屬則有君臣之義(yi) ，王友則有師友之義(yi) 。君臣之分既立，則學問之功難施。師友之義(yi) 既明，則驕貴之習(xi) 自革。此作聖功夫，必以誠敬為(wei) 入門也。”[74]

在君主製的前提下，以學問確立祖宗之法的根基，用師友之義(yi) 陶範君臣關(guan) 係，並且強調學問的公共性和德行標準，由此可見儒者在實際政製下塑造君主統治者的思路取向。呂中在《中興(xing) 大事記講義(yi) 》中論孝宗潛邸舊人時，指出“公通”的重要性，天子以天地為(wei) 典範，應公通天下，“莫非己分之所有而無外之不通矣”[75]。同節，引用張浚上孝宗言，君主之學以一心合天，天就是天下之公理[76]。最大程度地用公共性提升君主製的品質，這是家學家法、王友製的體(ti) 製精義(yi) 。

祖宗之法得自於(yu) 祖宗之學，政治效驗上又應有所擇別。《講義(yi) 》卷十九“家法”一目評論範祖禹上《仁皇訓典》，“我朝以學為(wei) 家法，故欲守祖宗之法，當務祖宗之學。此《帝學》一書(shu) 極言我朝百三十年海內(nei) 承平，由祖宗無不好學故也。至於(yu) 上《仁皇訓典》，又曰一祖五宗畏天愛民，後嗣子孫皆當取法。而仁宗在位最久，德澤最深，宜專(zhuan) 法仁宗。蓋漢唐而下，言家法者，莫如我朝。我朝家法之粹者，莫如仁宗。是意也，元佑諸臣知之，熙寧不知也，紹聖不知也。獨契丹與(yu) 其宰相議曰，‘南朝專(zhuan) 法仁宗故事，可勅燕京留守，戒吏毋生事’。夷狄猶知，為(wei) 臣者獨不知之乎。”[77]在家法故事的總結提煉上，仁宗一朝最值得取法。當然，我們(men) 也不應忘記，呂中對仁宗之治也有批評，偏於(yu) 寬縱，虛文弊深，紀綱法度未能與(yu) 時損益。

綜上所論，呂中從(cong) 治體(ti) 、製度和國勢三個(ge) 重要視角、概念，闡釋了他對於(yu) 北宋政治的內(nei) 在理解。這三個(ge) 主題，各自包含了可以區分的不同層麵，相互之間也形成了內(nei) 在的關(guan) 聯。治體(ti) 由仁意精神和紀綱法製構成，而製度包含紀綱大意與(yu) 具體(ti) 形式，前二者中的央地關(guan) 係和文武規模，與(yu) 政治地理形勢一起決(jue) 定了政治體(ti) 的國勢強弱。三者總體(ti) 上決(jue) 定了國家政治的命運、治亂(luan) 和實力格局。

從(cong) 呂中的評論可以看出，他所強調者有這樣幾點：第一，構成治體(ti) 的精神價(jia) 值與(yu) 紀綱法度並行不分，前者必須透過後者得以落實，紀綱法度的強調是其特征。第二，製度變遷之道，不在於(yu) 具體(ti) 製度形式上的激烈變革，更應當把握決(jue) 定體(ti) 製規模大意的大綱之修舉(ju) 。透過不同政治精神引導下的修舉(ju) 大綱，在對於(yu) 既定製度形式的因承損益中，實現製度變革的穩定有序前行。製度之外，人事和政策運用也非常重要。第三，國勢應注重內(nei) 在國力的培養(yang) ，透過分權、責任的公共治理架構，形成有效對付外患的國家實力根基。第四，治法需要治人的體(ti) 認、辨別和維係損益，君子小人之辨需要在上述秩序的運作中透過治道技藝修養(yang) 得以印證。

從(cong) 這個(ge) 架構，我們(men) 也可明了，儒家所謂的治體(ti) 對於(yu) 製度安排發展出了一個(ge) 更為(wei) 深遠宏闊的視野，仁義(yi) 指導下的立國精神需要體(ti) 現在紀綱法度層麵，而紀綱法度的變遷可透過修舉(ju) 大綱，保持製度節目的相對穩定，避免激烈的更變，也可透過人事妙用避免製度的僵化教條。這個(ge) 立國規模的漸進調適，有益於(yu) 國勢穩固。這一切都行之於(yu) 治人主體(ti) 的政治技藝和智慧，此君子小人之分別不純是一道德修養(yang) 之分別，而更重與(yu) 此相關(guan) 的治道養(yang) 成。從(cong) 儒法關(guan) 係來看，那種囿於(yu) 製度變革的治道思維，如法家與(yu) 荊公一類儒者，恰恰是未能把握儒家治體(ti) 的整體(ti) 義(yi) 理架構，對於(yu) 治人與(yu) 治法、仁義(yi) 與(yu) 禮法、道與(yu) 法、法跡與(yu) 法意、漸進與(yu) 激進、振修與(yu) 更變的複雜關(guan) 係過於(yu) 簡單化、形式化地處理了。這種激進製度主義(yi) 的思維，近世以降直至今日仍有相當大的影響，益發反襯出呂氏思想的可貴價(jia) 值。

把呂中的政治觀放在宋代的思想脈絡中，我們(men) 可以看到理學和浙東(dong) 學術對他的綜合影響。程頤對於(yu) 宋代祖宗家法的評價(jia) ，自薛季宣起浙東(dong) 學術對於(yu) 紀綱法度的高度重視（陳傅良對於(yu) 祖宗之法和三代之法的貫通，陳亮對於(yu) 立國本末、議論、文墨政治的評價(jia) ，呂祖謙對於(yu) 治體(ti) 的曆史評價(jia) ，葉適對於(yu) 集權主義(yi) 的批評），朱熹和陸九淵等人對於(yu) 體(ti) 製因承損益之道的天理解釋，都在《講義(yi) 》中有顯明的綜合的思想表達。當然，呂中更為(wei) 注重的是在祖宗之法格局中，緊密結合政治曆史的評斷。三代之法，如在二程那裏，以一種非常之道的形式出現，而帶來與(yu) 祖宗之法的鮮明對比。在呂中這裏，二者之間的距離大大被縮小。呂中對於(yu) 宋代祖宗之法的評價(jia) 基調更為(wei) 積極、樂(le) 觀，那種張力感被巧妙地內(nei) 置於(yu) 祖宗之法的立國與(yu) 後繼君主之比較中。這一點，或者可以被視為(wei) 南宋政治思想在精神氣質上更為(wei) 精致與(yu) 審慎的趨向表現。

注釋

[1]關(guan) 於(yu) 此書(shu) 詳情，可參看張其凡、白曉霞整理的《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yi) 類編皇朝中興(xing) 大事記講義(yi)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的附錄部分。

[2]呂中：《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yi) 類編皇朝中興(xing) 大事記講義(yi) 》，張其凡、白曉霞整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5-47頁。

[3]呂中：《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yi) 類編皇朝中興(xing) 大事記講義(yi) 》，張其凡、白曉霞整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5頁。

[4]呂中：《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yi) 類編皇朝中興(xing) 大事記講義(yi) 》，張其凡、白曉霞整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672頁。

[5]呂中：《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yi) 類編皇朝中興(xing) 大事記講義(yi) 》，張其凡、白曉霞整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5-36頁。

[6]呂中：《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yi) 類編皇朝中興(xing) 大事記講義(yi) 》，張其凡、白曉霞整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6-37頁。

[7]呂中：《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yi) 類編皇朝中興(xing) 大事記講義(yi) 》，張其凡、白曉霞整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7頁。

[8]呂中：《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yi) 類編皇朝中興(xing) 大事記講義(yi) 》，張其凡、白曉霞整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7頁。

[9]程顥，程頤：《二程集》，中華書(shu) 局，1981年，第236頁。

[10]呂中：《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yi) 類編皇朝中興(xing) 大事記講義(yi) 》，張其凡、白曉霞整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8-39頁。

[11]呂中：《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yi) 類編皇朝中興(xing) 大事記講義(yi) 》，張其凡、白曉霞整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9頁。

[12]呂中：《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yi) 類編皇朝中興(xing) 大事記講義(yi) 》，張其凡、白曉霞整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9頁。

[13]呂中：《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yi) 類編皇朝中興(xing) 大事記講義(yi) 》，張其凡、白曉霞整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9頁。

[14]呂中：《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yi) 類編皇朝中興(xing) 大事記講義(yi) 》，張其凡、白曉霞整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40頁。

[15]呂中：《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yi) 類編皇朝中興(xing) 大事記講義(yi) 》，張其凡、白曉霞整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99頁。

[16]呂中：《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yi) 類編皇朝中興(xing) 大事記講義(yi) 》，張其凡、白曉霞整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58頁。

[17]呂中：《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yi) 類編皇朝中興(xing) 大事記講義(yi) 》，張其凡、白曉霞整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7頁。

[18]呂中：《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yi) 類編皇朝中興(xing) 大事記講義(yi) 》，張其凡、白曉霞整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641頁。

[19]呂中：《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yi) 類編皇朝中興(xing) 大事記講義(yi) 》，張其凡、白曉霞整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831頁。

[20]呂中：《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yi) 類編皇朝中興(xing) 大事記講義(yi) 》，張其凡、白曉霞整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32-133頁。

[21]呂中：《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yi) 類編皇朝中興(xing) 大事記講義(yi) 》，張其凡、白曉霞整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93頁。

[22]呂中：《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yi) 類編皇朝中興(xing) 大事記講義(yi) 》，張其凡、白曉霞整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97頁。

[23]呂中：《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yi) 類編皇朝中興(xing) 大事記講義(yi) 》，張其凡、白曉霞整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12頁。

[24]呂中：《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yi) 類編皇朝中興(xing) 大事記講義(yi) 》，張其凡、白曉霞整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816頁。

[25]呂中：《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yi) 類編皇朝中興(xing) 大事記講義(yi) 》，張其凡、白曉霞整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34頁。

[26]劉安世在《元城語錄解》中解釋：“此大似失言，然有深意。且祖宗之時，經變多矣。故所立法度，極是穩便。正如老醫看病極多，故用藥不至孟浪殺人。且其法度不無小害，但其利多耳。後人不知，遂欲輕改，此其害紛紛也。”

[27]呂祖謙：《呂祖謙全集》（第一冊(ce) ），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971-972頁，新增附錄。

[28]呂中：《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yi) 類編皇朝中興(xing) 大事記講義(yi) 》，張其凡、白曉霞整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35頁。

[29]南宋早期大儒王十朋拈出“造家法”與(yu) “守家法”之分，說：“我太祖太宗，肇造我宋之家法者也。真宗仁宗至於(yu) 列聖，守我宋之家法者也。先正大臣，若範質、趙普之徒，相與(yu) 造我宋之家法者也。在真宗時，有若李沆、王旦、寇準。在仁宗時，有若王曾、李迪、杜衍、韓琦、範仲淹、富弼之徒，相與(yu) 守我宋之家法者也。”見於(yu) 氏著《梅溪集·禦試策試》。

[30]呂中：《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yi) 類編皇朝中興(xing) 大事記講義(yi) 》，張其凡、白曉霞整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69頁。

[31]呂中：《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yi) 類編皇朝中興(xing) 大事記講義(yi) 》，張其凡、白曉霞整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775頁。

[32]呂中：《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yi) 類編皇朝中興(xing) 大事記講義(yi) 》，張其凡、白曉霞整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61頁。

[33]呂中：《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yi) 類編皇朝中興(xing) 大事記講義(yi) 》，張其凡、白曉霞整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757頁。

[34]呂中：《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yi) 類編皇朝中興(xing) 大事記講義(yi) 》，張其凡、白曉霞整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14頁。

[35]呂中：《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yi) 類編皇朝中興(xing) 大事記講義(yi) 》，張其凡、白曉霞整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73頁。

[36]呂中：《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yi) 類編皇朝中興(xing) 大事記講義(yi) 》，張其凡、白曉霞整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12頁。

[37]呂中：《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yi) 類編皇朝中興(xing) 大事記講義(yi) 》，張其凡、白曉霞整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51頁。關(guan) 於(yu) 公論與(yu) 國是之爭(zheng) ，可參閱拙文《公論觀念與(yu) 政治世界》，《道統與(yu) 治體(ti) ：憲製會(hui) 話的文明啟示》，中央編譯出版社，2014年。

[38]呂中：《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yi) 類編皇朝中興(xing) 大事記講義(yi) 》，張其凡、白曉霞整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67頁。

[39]呂中：《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yi) 類編皇朝中興(xing) 大事記講義(yi) 》，張其凡、白曉霞整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824頁。

[40]呂中：《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yi) 類編皇朝中興(xing) 大事記講義(yi) 》，張其凡、白曉霞整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55頁。

[41]呂中：《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yi) 類編皇朝中興(xing) 大事記講義(yi) 》，張其凡、白曉霞整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02頁。

[42]呂中：《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yi) 類編皇朝中興(xing) 大事記講義(yi) 》，張其凡、白曉霞整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493頁。

[43]呂中：《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yi) 類編皇朝中興(xing) 大事記講義(yi) 》，張其凡、白曉霞整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628頁。

[44]呂中：《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yi) 類編皇朝中興(xing) 大事記講義(yi) 》，張其凡、白曉霞整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765頁。

[45]呂中：《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yi) 類編皇朝中興(xing) 大事記講義(yi) 》，張其凡、白曉霞整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57-258頁。

[46]呂中：《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yi) 類編皇朝中興(xing) 大事記講義(yi) 》，張其凡、白曉霞整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10頁。

[47]呂中：《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yi) 類編皇朝中興(xing) 大事記講義(yi) 》，張其凡、白曉霞整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69-170頁。

[48]呂中：《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yi) 類編皇朝中興(xing) 大事記講義(yi) 》，張其凡、白曉霞整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81頁。

[49]呂中：《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yi) 類編皇朝中興(xing) 大事記講義(yi) 》，張其凡、白曉霞整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38頁。

[50]呂中：《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yi) 類編皇朝中興(xing) 大事記講義(yi) 》，張其凡、白曉霞整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65頁。

[51]呂中：《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yi) 類編皇朝中興(xing) 大事記講義(yi) 》，張其凡、白曉霞整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65頁。

[52]呂中：《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yi) 類編皇朝中興(xing) 大事記講義(yi) 》，張其凡、白曉霞整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60-61頁。

[53]呂中：《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yi) 類編皇朝中興(xing) 大事記講義(yi) 》，張其凡、白曉霞整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39頁。

[54]呂中：《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yi) 類編皇朝中興(xing) 大事記講義(yi) 》，張其凡、白曉霞整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15頁。

[55]呂中：《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yi) 類編皇朝中興(xing) 大事記講義(yi) 》，張其凡、白曉霞整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761頁。

[56]呂中：《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yi) 類編皇朝中興(xing) 大事記講義(yi) 》，張其凡、白曉霞整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825頁。

[57]呂中：《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yi) 類編皇朝中興(xing) 大事記講義(yi) 》，張其凡、白曉霞整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71頁。

[58]呂中：《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yi) 類編皇朝中興(xing) 大事記講義(yi) 》，張其凡、白曉霞整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24-125頁。

[59]陳亮在《中興(xing) 論》裏推崇仁宗注重外朝公議之紀綱，並指出君體(ti) 仁施恩、臣體(ti) 忠任怨的體(ti) 製精神，葉適又更側(ce) 重對祖宗家法的反思批判，在這一點上呂中可以說是積極繼承和完善。關(guan) 於(yu) 大臣任怨，《講義(yi) 》卷八目三雲(yun) ：“夫人臣召怨於(yu) 天下，不一端也，減任子則公卿怨，汰冗兵則卒伍怨，核軍(jun) 籍則主帥怨，退濫賞則胥吏怨，限民田則豪民怨，抑外戚則宮闈怨，杜內(nei) 降則祈恩澤者怨，嚴(yan) 薦舉(ju) 則處選調者怨，精考課則怠職業(ye) 者怨，誠使人皆避怨而免禍也，則私爵賞以媒譽，借國法以市恩，天子誰與(yu) 任事乎？任事則當任怨。”（呂中：《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yi) 類編皇朝中興(xing) 大事記講義(yi) 》，張其凡、白曉霞整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72頁。）

[60]呂中：《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yi) 類編皇朝中興(xing) 大事記講義(yi) 》，張其凡、白曉霞整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88-189頁。

[61]呂中：《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yi) 類編皇朝中興(xing) 大事記講義(yi) 》，張其凡、白曉霞整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88-189頁。

[62]陳亮：《陳亮集》（增訂版），中華書(shu) 局，1987年，第21-31頁。

[63]呂中：《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yi) 類編皇朝中興(xing) 大事記講義(yi) 》，張其凡、白曉霞整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72頁。

[64]呂中：《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yi) 類編皇朝中興(xing) 大事記講義(yi) 》，張其凡、白曉霞整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29頁。

[65]呂中：《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yi) 類編皇朝中興(xing) 大事記講義(yi) 》，張其凡、白曉霞整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49頁。

[66]呂中：《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yi) 類編皇朝中興(xing) 大事記講義(yi) 》，張其凡、白曉霞整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47頁。

[67]呂中：《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yi) 類編皇朝中興(xing) 大事記講義(yi) 》，張其凡、白曉霞整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42頁。

[68]這三點，在陳亮、葉適等人論述中都有跡可循。尤其是第三點，文墨為(wei) 法，議論為(wei) 政，正是陳亮對於(yu) 宋代政治的基本概括。呂中對此都有所繼承、綜合。

[69]呂中：《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yi) 類編皇朝中興(xing) 大事記講義(yi) 》，張其凡、白曉霞整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43頁，第44頁，第45頁。

[70]呂中：《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yi) 類編皇朝中興(xing) 大事記講義(yi) 》，張其凡、白曉霞整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43頁，第44頁，第45頁。

[71]呂中：《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yi) 類編皇朝中興(xing) 大事記講義(yi) 》，張其凡、白曉霞整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43頁，第44頁，第45頁。

[72]呂中：《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yi) 類編皇朝中興(xing) 大事記講義(yi) 》，張其凡、白曉霞整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820頁。

[73]王安石：《論本朝百年無事劄子》，李之亮：《王荊公文集箋注》，巴蜀書(shu) 社，2005年，第135頁。

[74]呂中：《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yi) 類編皇朝中興(xing) 大事記講義(yi) 》，張其凡、白曉霞整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50頁。

[75]呂中：《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yi) 類編皇朝中興(xing) 大事記講義(yi) 》，張其凡、白曉霞整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724頁。

[76]呂中：《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yi) 類編皇朝中興(xing) 大事記講義(yi) 》，張其凡、白曉霞整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725頁。

[77]呂中：《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yi) 類編皇朝中興(xing) 大事記講義(yi) 》，張其凡、白曉霞整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42頁。

責任編輯：劉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