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國教與(yu) 信教自由

作者：曾亦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表

       選自作者所著《共和與(yu) 君主——康有為(wei) 晚期政治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中華民國臨(lin) 時約法》規定“人民有信教之自由”，此項條款雖不過膚引外國法律，卻對儒家地位產(chan) 生了莫大衝(chong) 擊。其後，圍繞國教之諸多紛爭(zheng) ，莫不因此條以啟之。[1]其後，袁世凱廢除《臨(lin) 時約法》，不過，新頒布的《中華民國約法》仍然有“人民於(yu) 法律範圍內(nei) ，有信教自由”之條文。

憲法之“信教自由”規定對孔教造成了極大的破壞，種種毀廟罷祀、沒收學田的行為(wei) 皆藉此為(wei) 據，至於(yu) 外來之基督教，實為(wei) 最大之受益者。[2]其時即有人認為(wei) ：

推原孔教之廢，實由於(yu) 信教自由一條有以致之。信教自由一條，粗觀之非不粲然成文，及細按其實，則所謂教者，孔教乎？耶教乎？回佛道乎？……今日有謂孔教非宗教者，則孔教不能享自由矣。[3]

是以康有為(wei) （南海）欲使孔教成立為(wei) 宗教，不獨出於(yu) 學理之考慮，亦有其現實的逼迫。蓋孔教若不成立為(wei) 宗教，則孔教不能享受“信教自由”之保護，至於(yu) 原來類似宗教儀(yi) 式的祭孔亦將受到限製，至少不得行於(yu) 學校教育中。可見，南海建立儒學為(wei) 宗教，既能收保全儒學之功，亦欲因以遏止基督教之勢力焉。[4]

進而，南海藉袁氏政府製度新憲法之機，欲尊孔教為(wei) 國教。1913年8月15日，陳煥章、夏曾佑、梁啟超等上書(shu) 參眾(zhong) 兩(liang) 院，請於(yu) 憲法上明定孔教為(wei) 國教。[5]陳煥章等在請願書(shu) 中說道：

惟立國之本，在乎道德；道德之準，定於(yu) 宗教。我國自羲炎以來，以天為(wei) 宗，以祖為(wei) 法，以倫(lun) 紀為(wei) 綱常，以宗孝為(wei) 彝訓，而規本於(yu) 民。……一切典章製度、政治法律，皆以孔子之經義(yi) 為(wei) 根據，一切義(yi) 理、學術、禮俗、習(xi) 慣，皆以孔子之教化為(wei) 依歸，此孔子為(wei) 國教教主之由來也。……今日國本共和，以民為(wei) 主，更不能違反民意，而為(wei) 專(zhuan) 製帝王所不敢為(wei) 。且共和國以道德為(wei) 精神，而中國之道德源本孔教，尤不能有拔本塞源之事，故中國當奉孔教為(wei) 國教有必然者。[6]

陳氏以孔教為(wei) 道德之根源，至於(yu) 中國一切典章製度、政治法律皆以孔子經義(yi) 為(wei) 根據，一切義(yi) 理、學術、禮俗、習(xi) 慣皆以孔子教化為(wei) 依歸，故當奉孔教為(wei) 國教。

然現代宗教乃政教分離以後之產(chan) 物，不獨無預世俗教化之權，且遵奉信教自由，與(yu) 諸教並列，實未有高出其他宗教之特殊地位。若古之宗教則不然，政教本不分離，西方中世紀如此，至於(yu) 儒家，不獨修己，亦能安百姓，格致誠正修與(yu) 齊治平乃是自內(nei) 而外，一以貫之，此政教之所以合一也。然而，康氏試圖建立孔教為(wei) 宗教，而與(yu) 政治相分離，擔當文化載體(ti) 的功能，“各國皆妙用政教之分離，雙輪並馳，以相救助，俾言教者極其迂闊之論以養(yang) 人心，言政者權其時勢之宜以爭(zheng) 國利，兩(liang) 不相礙，而兩(liang) 不相失焉”[7]，“今莫若令治教分途，則實政無礙而人心有補焉”[8]。此舉(ju) 實有保護儒家之動機，使之不致因君主專(zhuan) 製之傾(qing) 覆而受到牽連。不過，若僅(jin) 止於(yu) 此，南海之孔教主張，不免降低了孔子及其學說的地位，此絕非南海之本願。是以南海實欲進一步使孔教上升為(wei) 國教，發揮政治教化及世俗教育之權，並且，又謂孔教為(wei) 人道教，不重神權，最宜於(yu) 今之世俗社會(hui) 。儒學經此一番收造，不獨未失其舊有地位，又能切合當今之現實也。

南海又不欲與(yu) 現實政治相牴牾，乃極論孔子之為(wei) 國教，與(yu) “信教自由”原則兩(liang) 不相妨。

蓋“國教”之名雖起於(yu) 西方，然觀乎儒家在古代之作用，實與(yu) “國教”無二。儒學作為(wei) “國教”，不僅(jin) 僅(jin) 是一種帝王假以治世、或者隻是緣飾吏術的政治學說而已，同時又是一種民間信仰，至於(yu) 精英階層的自我教育，亦假儒學為(wei) 途轍。至於(yu) 西方曾經取得國教地位的基督教，其影響力亦不及儒學，更遑論後來失去此種地位的自由宗教了。

正因如此，儒家作為(wei) “國教”，其對待“異端”，莫不抱有除惡務盡之姿態，殆與(yu) 中世紀之耶教相類也。《荀子》記載孔子誅少正卯事，其事雖未必有，然頗能代表儒家誅除“異端”之態度：

孔子為(wei) 魯攝相，朝七日而誅少正卯。門人進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為(wei) 政而始誅之，得無失乎？”孔子曰：“居！吾語女其故。人有惡者五，而盜竊不與(yu) 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辟而堅，三曰言偽(wei) 而辯，四曰記醜(chou) 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yu) 人，則不得免於(yu) 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群，言談足以飾邪營眾(zhong) ，強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誅也。是以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止，周公誅管叔，太公誅華仕，管仲誅付裏乙，子產(chan) 誅鄧析、史付，此七子者，皆異世同心，不可不誅也。《詩》曰：‘憂心悄悄，慍於(yu) 群小。’小人成群，斯足憂矣。”（《宥坐》）

《禮記》則推衍其說雲(yun) ：

析言破律，亂(luan) 名改作，執左道以亂(luan) 政，殺。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眾(zhong) ，殺。行偽(wei) 而堅，言偽(wei) 而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眾(zhong) ，殺。假於(yu) 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zhong) ，殺。此四誅者，不以聽。凡執禁以齊眾(zhong) ，不赦過。（《王製》）

《荀子》有“五誅”，《禮記》有“四誅”，其所謂異端所指大致相近，非謂後世所謂純學術也，乃就其傷(shang) 風敗俗、離經叛道者，遂目為(wei) 異端。[9]因此，異端絕非隻是某種政治學說的反對者，而是某種普適價(jia) 值的挑戰者。

是以孔教之為(wei) 國教，遂要求國民一體(ti) 凜遵也。雖然，孔教絕未阻礙信教之自由，此儒、道、佛三教之能並存也。蓋自孔教視之，宗教既勸人為(wei) 善，又不欲挑戰君臣、父子之倫(lun) 常，則宗教於(yu) 王者之治世亦有補焉。且佛、老二氏，素以出世為(wei) 高，雅不欲幹涉世俗之倫(lun) 理。政府素不幹涉個(ge) 人之超越信仰，即便汲汲於(yu) 儒術之士大夫，亦常以佛、道而自處。儒者有出有處，有進有退，圓通無礙，“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蓋謂此也，而國教與(yu) 信教自由之不相妨，正以此焉。是以南海有曰：

今吾國亦宜行政教分離之時矣，即蒙、藏為(wei) 佛教之地，然佛言出世法，與(yu) 孔子言入世法，兩(liang) 無相礙。其在中國，儒佛並尊，行之二千年，亦無流蔽。……蓋孔子之道，敷教在寬，故能兼容他教而無礙，不似他教必定一尊，不能不黨(dang) 同而伐異也。故以他教為(wei) 國教，勢不能不嚴(yan) 定信教自由之法。若中國以儒為(wei) 國教，二千年矣，聽佛、道、回並行其中，實行信教自由久矣。然則尊孔子教，與(yu) 信教自由何礙焉！[10]

至於(yu) 日本，亦素有國教。南海嚐論之曰：

若日本盛強，雖憲法不以孔教著為(wei) 國教，而舉(ju) 國風俗鹹誦《論語》，奉其天皇詔敕，以忠孝為(wei) 本，則不成文之以孔教為(wei) 國教雲(yun) 爾。[11]

南海謂日本以孔教為(wei) 國教，且舉(ju) 國鹹誦《論語》，其中或不無虛語。然日本誠有國教，即神道教也。二戰後期，美國人類學者本尼迪克特研究日本神道教，即稱之為(wei) 國教。一方麵，神道由國家管理，並從(cong) 國家得到財政支持，並要求全體(ti) 國民必須信奉，但並不妨礙對佛教、基督教的自由信仰。[12]神道教與(yu) 宗教的這種關(guan) 係，頗類於(yu) 中國之三教關(guan) 係。明治維新以後，日本之現代化亦能涵容神道教，故長素以此為(wei) 目標，欲建立孔教，自無任何不當。其後美軍(jun) 占領日本，乃廢除此種地位之神道教，同時卻容納佛教諸宗教，以作為(wei) 國民之自由信仰。其中固有西方人在價(jia) 值上的考慮，然而，日本現代化與(yu) 其植根於(yu) 神道教的民族性有莫大關(guan) 係，美國殆深懼之，是欲盡除之而後快也。

是以康、陳極論國教與(yu) 信教自由兩(liang) 不相妨，實得理之正也。南海曰：

蓋信教自由者，寬大以聽人民之好尚，特立國教者，獨尊以明民俗之相宜。義(yi) 各有為(wei) ，不相蒙，亦不相累也。……吾國憲法，宜用丹、班之製，以一條為(wei) 信教自由，以一條立孔教為(wei) 國教，庶幾人心有歸，風俗有向，道德有定，教化有準，然後政治乃可次第而措施也”。[13]

南海又臚列亞(ya) 、歐、美洲各國情事，既立國教之尊，又許人民信教自由。[14]梁啟超亦謂南海素主信教自由，“先生之言宗教也，主信仰自由，不專(zhuan) 崇一家排斥外道，常持三聖一體(ti) ，諸教平等之論。”[15]

其時，陳煥章等在《孔教會(hui) 請願書(shu) 》中亦論國教與(yu) 信教自由兩(liang) 不相妨：

吾國自古奉孔教為(wei) 國教，亦自古許人信教自由，二者皆不成文之憲法，行之數千年，何嚐互相抵觸乎？今日著於(yu) 憲法，不過以久成之事實，見諸條文耳。信教自由者，消極政策也；特立國教者，積極政策也。二者本並行不悖，相資為(wei) 用。苟許人信教自由而無國教，則放任太過，離力太大，而一國失其中正；有國教而不許信教自由，則幹涉太甚，壓力太重，而一國失其和平。此中國之治道，所以最為(wei) 中和，而進化在各國之先，而孔子之教，所以與(yu) 天地同其大也。《王製》有之曰：“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修其教、齊其政者，即確定國教之謂也；不易其俗、不易其宜者，即信教自由之謂也。吾之經義(yi) ，本已斟酌盡善，施行有效，豈待外國名詞之輸入，而吾始知信教之自由哉！今且條引各國現行憲法，以明國教之規定，本無礙於(yu) 信教之自由，而吾中國之奉孔教為(wei) 國教者，其寬大實比各國而過之也。[16]

陳氏以孔教自古皆為(wei) 國教，蓋自魏文侯受經於(yu) 子夏，尤自漢武尊儒，孔教之國教地位曆兩(liang) 千年而巍巍不動矣。且中國自古許人民信教自由，或佛或道，政府未見幹預，即便三教之間紛爭(zheng) ，不過形諸筆墨文字而已，與(yu) 西方常因宗教差異而導致戰爭(zheng) 之慘酷絕不同，是以今日明定孔教為(wei) 國教，絕不致有排斥他教之虞也。[17]西方因宗教戰爭(zheng) 之禍，故主信教自由，而中國素無此禍，故實無提倡信教自由之必要。若強服此藥，猶無病而自病，因服食西人藥方而致病矣，可謂大愚。[18]晚清以來，中國曆次改革，莫不收效少而遺害多，其根皆在於(yu) 以西人之問題為(wei) 我之問題，以西人之藥方為(wei) 我之藥方而已。[19]

陳氏又舉(ju) 美國為(wei) 例，雖無國教，然信教亦非極端之自由：

美國雖無國教，而國家所行之典禮，如總統上任及國會(hui) 開會(hui) 等事，皆用耶穌教之儀(yi) 式，未聞其有用別教也。以耶穌之降生紀年，未聞其用他教主之紀元也。夫美國之教門亦多矣，然其國典之儀(yi) 式，則從(cong) 耶穌教，雖天主教不能爭(zheng) 也。紀元則奉耶穌，他教主不與(yu) 列也。若其曆任總統，皆耶穌教徒，而民間普通之禮俗，皆以耶穌教為(wei) 主，蓋不必言矣。所謂信教自由者，不過如是。美國最大都會(hui) ，厥惟紐約，紐約一市，天主教徒甚多，而猶太人且占民數四分之一，然而市府所行之典禮，非天主教儀(yi) ，非猶太教儀(yi) ，乃耶穌教儀(yi) 也。哥侖(lun) 比亞(ya) 大學校者，美洲之最大學校也，其教員之屬於(yu) 天主教及猶太教者甚眾(zhong) ，然而校中所行之典禮，皆依耶穌教，屬於(yu) 天主教及猶太教之教員，未嚐不隨班行禮，無所謂個(ge) 人之自由也。蓋自由雲(yun) 者，不過對於(yu) 個(ge) 人而言，若關(guan) 乎公眾(zhong) 之事，斯不得不有所束縛矣。吾人之入世也，無在不與(yu) 人為(wei) 徒，豈能絕群而獨立哉？既不能絕群而獨立，則所謂自由者，不過比較之自由，而並無極端之自由矣。此美國所以雖無國教，而其所謂信教自由者，終有所限也。[20]

今日美國奉自由、平等、權利為(wei) 普世價(jia) 值，其對待納粹、馬克思主義(yi) 以及伊斯蘭(lan) 教的某些觀念，純粹以異端視之，誅之乃不遺餘(yu) 力焉。

陳氏踵述南海之說，謂孔教雖無國教之名，卻素有國教之實。[21]今日憲法中得明文規定孔教為(wei) 國教，不過對孔教事實地位之認定而已。且因政府有信教自由之明文，則不免“於(yu) 原有之國教，必生變動，而政治風俗、世道人心，將無所維係，此則不明定孔教為(wei) 國教所必至之禍也”，蓋當時“攻孔教者，莫甚於(yu) 不認孔教為(wei) 教，如其言則孔教國教之地位，從(cong) 根本以推翻矣；次之則認孔教為(wei) 教，而不認為(wei) 國教，假信教自由之新名詞，以陰圖取消孔教國教之資格於(yu) 無形，而後以他教代之，或抑之使與(yu) 他教並列”，凡所施為(wei) ，莫不貽禍當時後世，且“不顧民情之向背，不考民心之順逆”，他日民自興(xing) 之，而翼戴孔教矣。[22]可見，國教問題，純因憲法“信教自由”條款有以激成也。

且舉(ju) 國皆“信教自由”，將使國民之道德淪湑而後已。南海曰：

按信教自由之大義(yi) ，歐人以無量鐵血得之。……若吾國信教，早聽自由。……蓋吾國於(yu) 信教自由，既以為(wei) 公理，又久經實行，其有教爭(zheng) ，隻以筆舌，未嚐流一人之血，而先得之於(yu) 二千年以前，豈待今者摹仿它人，而後著定於(yu) 憲法哉？……惟今國人以一時之貧弱，忘己媚外，震於(yu) 信教自由之說，乃至並吾國三千年固有之大教而棄之。甚至毀聖廟，收祭田，廢讀經，服本國之孔教者先不自由。遂至教化掃地，道揆淩夷，風俗敗壞，人心喪(sang) 隳。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可憂可驚，豈有甚於(yu) 今日者哉！[23]

西人爭(zheng) 取信教自由，實因教爭(zheng) 慘禍而致。中國既無教爭(zheng) ，乃立“信教自由”條款，不過床上架床，實無必要，其效不過廢孔而已。孔教實有關(guan) 風俗道德者，南海甚至以為(wei) ，孔教之行，中國數千年一統之局麵，實賴乎此。[24]是以民國道德淪亡、政治分裂之現狀，實與(yu) 孔教之存廢關(guan) 係頗深。

蓋自《荀子》“五誅”、《禮記》“四誅”以下，迄於(yu) 宋儒辟異端，靡不好尚自由，然其所以獨尊孔子之教者，蓋以人心風俗須有趨向，故不得不勸民以善。康、陳欲立國教，實考乎往古史實而來。

   1916年9月，國會(hui) 重開，繼續討論1913年未完成的《天壇憲法草案》。盡管受到孔教會(hui) 的強烈反對，原來草案中“國民教育，以孔子之道為(wei) 修身之本”一條被取消。[25]1917年9月11日，陳煥章、張爾田、林傳(chuan) 甲等，再次上書(shu) 參眾(zhong) 兩(liang) 院請定國教，得到各地孔教組織、商會(hui) 組織、海外華僑(qiao) 、地方實力派的支持，甚至有軍(jun) 閥以武力威脅，欲定孔教為(wei) 國教。[26]然而，國會(hui) 數次就國教問題進行表決(jue) ，均因讚同國教者不足三分之二，始終未獲通過。

當時攻孔教者，多不明“國教”之本義(yi) ，不僅(jin) 認為(wei) 妨害“信教自由”的原則，且多站在現實政治的立場，強調孔教與(yu) 君主專(zhuan) 製之關(guan) 係，甚至移袁氏帝製、張勳複辟之罪以汙孔教。陳獨秀嚐有論曰：

今蔑視他宗，獨尊一孔，豈非侵害宗教信仰之自由乎？……今效漢、武之術，罷黜百家，獨尊孔氏，則學術思想之專(zhuan) 製，其湮塞人智，為(wei) 禍之烈，遠在政界帝王之上。[27]

陳氏逞其利口，藉國人恐懼政治專(zhuan) 製之機，謂孔教之為(wei) 國教，猶思想之專(zhuan) 製，其為(wei) 禍之烈猶在政治專(zhuan) 製之上。

然而，孔教運動最終歸於(yu) 失敗。[28]對此，蕭公權說道：

帝國時期中國儒學的獨尊地位，得之於(yu) 政府之力多，得之於(yu) 其本身之力少。孔子及其門徒，不論如何聰明而努力，並未能使儒學在帝國勃興(xing) 之前得勢。孔聖本人幾乎處處遭到挫折、嘲笑和迫害。……當帝國崩潰，儒學自亦失敗。康氏挽救努力無效，也正因一切可能尊崇孔子的因素已經消失。他之不能使儒學於(yu) 帝國倒後顯揚，正如孔子本人不能於(yu) 帝國勃興(xing) 之前成功一樣。[29]

蕭氏同樣將儒學與(yu) 君主專(zhuan) 製聯係起來，因此，儒學因君主專(zhuan) 製而尊顯，亦因君主專(zhuan) 製之崩潰而衰頹。誠若此說，昔日南海攻君主專(zhuan) 製，又欲保全儒學舊日之尊榮，已注定不成功矣。

然而，自新文化運動以來，曆次革命運動屢揭“反封建”之幟，莫不有反儒家之內(nei) 容，則儒家之影響不止保留在政治製度領域，亦非政治革命所能根除也。是以辛亥革命之後，乃繼之以新文化運動，甚至有文化革命，欲在民眾(zhong) 靈魂深處鬧革命，徹底清除日常生活中的傳(chuan) 統價(jia) 值觀念。然革命尚未成功，遂戛然中止，而以儒家為(wei) 主導的傳(chuan) 統文化乃悄然複興(xing) ，今已漸成大勢矣。

注釋

[1] 吳虞對“信教自由”條款曾有過評論，“我們(men) 中國約法的信教自由一條，本是隨便抄襲來的。歐洲各國，因為(wei) 經過宗教戰爭(zheng) ，人民不願意政府來強製人民信奉某教，或強製人民不信奉某教，所以拿來規定在憲法裏麵，免得政府來幹涉人民的信教自由”。（吳虞：《“信教自由”是什麽(me) ？》，羅章龍編：《非宗教論》，第125頁）蓋中國本無宗教戰爭(zheng) 之曆史，卻簡單引進此類憲法觀念，不獨無濟於(yu) 時用，且危害頗深。時下種種改革措施，莫不膚引自西方，無視其曆史條件，以為(wei) 救世之良藥，然其不適於(yu) 中國實際，自不待言。

[2] 陳煥章認為(wei) ，“信教自由”條款實剝奪了中國人最大多數之信教自由，即信孔教之自由，其用心不過為(wei) 排斥孔教而設也。（參見陳煥章：《論中國今日當昌明孔教》，載《孔教論》，第66頁）

[3] 張爾田：《張爾田對於(yu) 李佳白教師演說之意見》，《宗聖學報》第17號18期增刊，1916年11月。

[4] 時人對此有曰：“故欲為(wei) 國教之建立，以殺基督教浸盛之勢。”（蒯晉德：《非國教論》，《丁巳雜誌》第1卷第2號，1917年4月20日）

[5] 請願書(shu) 後來在《時報》上公開發表，引起了強烈的反響，且得到社會(hui) 各界的廣泛支持，其中包括各省督軍(jun) 、省長，甚至海外華僑(qiao) 以及部分洋人、傳(chuan) 教士的支持，此外，部分佛教、道教組織亦公開支持。社會(hui) 各界讚同孔教為(wei) 國教的主要理由，即以孔教乃道德人心之維係所在。（參見韓華：《民初孔教會(hui) 與(yu) 國教運動研究》，第88—98頁）不過，反對者亦甚眾(zhong) ，致使未能載入憲法，僅(jin) 僅(jin) 在《天壇憲法草案》第19條第2項規定“國民教育，以孔子之道為(wei) 修身之本”。

[6] 陳煥章等：《請定孔教為(wei) 國教》，《孔教會(hui) 雜誌》第1卷第1號，1913年2月。民初政府之廢孔，實未詢諸民意也，不過出乎各省代表及議員之手而已。可見，從(cong) 法律上看，廢孔並不那麽(me) 合法，孔教運動亦屢屢強調這一點，甚至藉民意以否定《臨(lin) 時約法》。陳煥章固如此，其後，張勳亦以民意為(wei) 根據，要求定孔教為(wei) 國教，“今欲定憲法，自不能不立國教，刻已列諸議案，後經人民多數之請求，而竟遭擯斥，不獲通過，非特拂逆民情，或恐激生他變”，“乃少數議員等，既不亟圖補救，甚複妄有主張，竟欲將多數人民信仰之孔教，使絕跡於(yu) 憲法，是誠何心？即使將來憲法告成，亦不為(wei) 人民所公認”。（《張勳等聯名爭(zheng) 孔教為(wei) 國教電》，載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孔教會(hui) 資料》，第39—40頁）其實，不論君主國家，還是民主國家，皆有一套機製來表明其政策乃本乎民意。然而，民國之初，政府違背民意而廢孔，至於(yu) 得到民意支持的孔教運動卻最終為(wei) 曆史所擯棄。對此，幹春鬆有一段話頗能說明其中道理，“製度化的儒家雖然已經消失於(yu) 無形之中，但無形的儒家價(jia) 值觀卻時時顯現在中國人的行為(wei) 之中。保守者從(cong) 中看到了儒家的意義(yi) ，試圖通過‘國教’化對儒家進行重新的製度化。而激進者要徹底根除儒家存在的土壤，要‘打倒孔家店’”。（幹春鬆：《製度化儒家及其解體(ti) 》，第317頁）幹氏此說極是精到。蓋隨著製度化儒學之解體(ti) ，其價(jia) 值基礎由製度領域而退入民意領域，成為(wei) 激進派與(yu) 保守派爭(zheng) 奪的主要陣地。其後，新文化運動之興(xing) 起，實頗受孔教運動之激發，即以民意不足恃，而以改造國民心理為(wei) 目標。迄於(yu) 孫中山及蔣介石之訓政，亦以當前民意不足為(wei) 民主政治之基礎，而以訓導民意為(wei) 先務，不料因啟反對者以獨裁之口實。更後，共產(chan) 黨(dang) 及當前種種思想，皆自標為(wei) 民意之代表，而不敢稍違諸民意，至謂“群眾(zhong) 的眼睛是雪亮的”，遑論改造民意乎！至此，民主政治愈至乎其末流耳。

[7] 康有為(wei) ：《中華救國論》，《全集》第九，第327頁。

[8] 康有為(wei) ：《請尊孔聖為(wei) 國教立教部教會(hui) 以孔子紀年而廢淫祀折》，《全集》第四，第98頁。

[9] 西方之異端裁判，與(yu) 向來之暴巫、焚巫，其態度大致相近。《禮記·檀弓》雲(yun) ：“歲旱，穆公召懸子而問然，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尪而奚若？’曰：‘天久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毋乃不可與(yu) ！’‘然則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於(yu) 以求之，毋乃已疏乎！’‘徙市則奚若？’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諸侯薨，巷市三日。為(wei) 之徙市，不亦可乎！’”今人概以宗教、學術自由而醜(chou) 詆古代之誅除導端，實未得古人之精意焉。

[10] 康有為(wei) ：《中華救國論》，《全集》第九，第327頁。

[11] 康有為(wei) ：《擬中華民國憲法草案》，《全集》第十，第83頁。

[12] 參見魯思·本尼迪克特：《菊與(yu) 刀》，第61頁。

[13] 康有為(wei) ：《以孔教為(wei) 國教配天議》，《全集》第十，第94頁。

[14] 參見康有為(wei) ：《以孔教為(wei) 國教配天議》，《全集》第十，第93、94頁。

[15] 梁啟超：《南海康先生傳(chuan) 》，《全集》第十二，附錄一，第427頁。

[16] 《民國經世文編》冊(ce) 八，第5120、5121頁。

[17] 梁啟超之議論則反是，“設立國教以強民使從(cong) 者，果爾，則吾國將自此多事矣。彼歐洲以宗教門戶之故，戰爭(zheng) 數百年，流血數十萬(wan) ，至今讀史，猶使人毛悚股栗焉。幾經討論，幾經遷就，始以信教自由之條，著諸國憲，至於(yu) 今日，各國莫不然，而爭(zheng) 教之禍亦幾熄矣。……而今更欲循泰西之覆轍以造此界限何也？今之持保教論者，其力固不能使自今以往，耶教不入中國。昔猶孔自孔，耶自耶，耦俱而無猜，無端而劃鴻溝焉，樹門牆焉，兩(liang) 者日相水火，而教爭(zheng) 乃起，而政爭(zheng) 亦將隨之而起，是為(wei) 國民分裂之厲階也。言保教者，不可不深長思也”。（梁啟超：《保教非所以尊孔論》，1902年，《飲冰室文集》之九）梁氏完全站在法律“信教自由”條款一邊，甚至以為(wei) 孔教爭(zheng) 立國教，必致教爭(zheng) 、政爭(zheng) ，適成國民分裂之厲階。梁氏淺陋之見，且背師說如此。

[18] 參見陳煥章：《明定原有之國教為(wei) 國教並不礙於(yu) 信教自由之新名詞》，《民國經世文編》冊(ce) 八，第5054—5058頁。

[19] 對此，南海有言曰：“夫所謂政黨(dang) 、議會(hui) 、民權、憲法，乃至立憲、共和、專(zhuan) 製，皆方藥也。當其病，應其時，則皆為(wei) 用；非其病，失其宜，則皆為(wei) 災。……凡可以救中國之方藥，無美惡，惟救國是宜，則犧牲其一切之良方、一切之良藥可也。”（康有為(wei) ：《中國以何方救危論》，《全集》第十，第37頁）蓋民主與(yu) 專(zhuan) 製，皆救世之藥方耳，本無所謂高下之分。今人乃以共和民主為(wei) 人類之終極目標，而醜(chou) 底專(zhuan) 製至百無一是，竟迷狂若斯！

[20] 陳煥章：《明定原有之國教為(wei) 國教並不礙於(yu) 信教自由之新名詞》，《民國經世文編》冊(ce) 八，第5056—5057頁。

[21] 南海曰：“昔者吾國人人皆在孔教之中，魚相忘於(yu) 江湖，人相忘於(yu) 道術，則勿言孔教而教自在也。”（康有為(wei) ：《孔教會(hui) 序》，1912年9月，《全集》第九，第342頁）此孔教之為(wei) 國教也。

[22] 參見陳煥章：《明定原有之國教為(wei) 國教並不礙於(yu) 信教自由之新名詞》，《民國經世文編》冊(ce) 八，第5058—5063頁。

[23] 康有為(wei) ：《擬中華民國憲法草案》，《全集》第十，第82頁。

[24] 康有為(wei) ：《擬中華民國憲法草案》，《全集》第十，第82頁。

[25] 其時，基督教等外教組織竭力攻擊此條款，以為(wei) 與(yu) 第11條“信教自由”一項相悖，且為(wei) 帝製複活提供依據。（參見韓華：《民初孔教會(hui) 與(yu) 國教運動研究》，第245—247頁）

[26] 1916年10月4日，時任孔教會(hui) 名譽會(hui) 會(hui) 長的安徽督軍(jun) 張勳在徐州召開13省督軍(jun) 聯合會(hui) 議，且致電大總統黎元洪，要求國會(hui) 定孔教為(wei) 國教。其後，張勳多次聯合各省督軍(jun) 、省長，要求確定國教，甚至威脅解散國會(hui) 。

[27] 陳獨秀：《憲法與(yu) 孔教》，1916年11月1日，《獨秀文存》卷一，第74頁。

[28] 民初孔教運動的開展及失敗，與(yu) 基督教的活動有莫大關(guan) 係。蓋自清末預備立憲以來，基督教即試圖在將製定的憲法中確立信教自由的條款。民國以後，隨著孔教活動的開展，以基督教為(wei) 主、包括佛、道、回在內(nei) 的宗教界，積極努力，反對定孔教為(wei) 國教，呼籲信教自由。基於(yu) 反孔教組織的巨大聲勢，袁世凱表示，“自未便特定國教，致戾群情”，“至於(yu) 宗教崇尚，仍聽人民自由”。（中華續行委辦會(hui) 編：《中華基督教會(hui) 年鑒》冊(ce) 二，商務印書(shu) 館，1915年，第259頁。又見《大總統令》，《政府公報》，第631號，1914年2月8日）至於(yu) 南方的孫中山，亦有信教自由的承諾。（參見《在廣州耶穌教聯合會(hui) 歡迎會(hui) 的演說》《在北京基督教等六教會(hui) 歡迎會(hui) 的演說》《在法教堂歡迎會(hui) 的演說》等，《孫中山全集》，卷2，第360—361、446—447、568—569頁）

袁氏帝製失敗以後，陳煥章等再度試圖在憲法中“明定孔教為(wei) 國教”，各地基督教乃組織政教分離請願團、基督教公民憲法請願團、信教自由會(hui) 等，極力指斥孔教與(yu) 帝製的關(guan) 聯，甚至稱孔教乃中國近代衰弱之禍根，遂致孔教之國教化再度失敗。

其時佛、道、回諸教多附合基督教，力攻孔教，無視基督教假外力以淩奪中國之事實，可謂寡識。雖然，亦頗有教界人士支持孔教者，如上海佛教公會(hui) 嚐於(yu) 1916年12月上書(shu) ，稱“出世之教，我佛方為(wei) 正宗，治世之教，孔子實為(wei) 極軌。孔教廣大，能包容異己，他教偏狹，動啟爭(zheng) 端。是以曆代帝王如梁武信佛，天元好道，明思陵崇拜耶穌。……自頃以來邪說誣民，破壞迷信毀教之風彌漫全國，孔教尚廢，各教豈存？他教吾不敢知，即以我佛而論，五年之中，驅逐僧侶(lv) ，或侵占廟產(chan) ，叢(cong) 林則鞠為(wei) 茂草，講席則寥若星辰，循此以往，不至廬其居、火其書(shu) 不止。……國教不定，則孔教必亡，孔教亡，則蠢蠢含生，下儕(chai) 禽犢，將來即求一能讀佛經者而不可得，自來佛教之盛衰與(yu) 孔教相為(wei) 表裏”。（《上海佛教公會(hui) 全體(ti) 僧眾(zhong) 請願書(shu) 》，油印本）此種見識在當時不過寥寥，遂致孔教終歸失敗。今日佛教界人士亦幾無排洋之意，反硜硜與(yu) 儒教相爭(zheng) ，亦識之下者。

幹春鬆則從(cong) 大曆史的視角探討了孔教運動的必然性，“雖然新製度取代了舊製度，但許多舊的習(xi) 俗、製度依然在發揮著他們(men) 的作用。從(cong) 這個(ge) 角度看，辛亥革命的勝利是一種充滿著妥協性的勝利，一方麵，雖然辛亥革命所摧毀的是整個(ge) 傳(chuan) 統的政治體(ti) 係，但在大多數中國人的意識裏，依然將之視為(wei) 傳(chuan) 統意義(yi) 上的改朝換代。而一部分知識精英和政治家依然希望從(cong) 儒家中尋找在現代性擠壓下的民族認同的根源。另一方麵，新的政治體(ti) 製必須承受晚清政治腐敗的惡果，以軍(jun) 閥為(wei) 主體(ti) 的地方權威階層在革命之後依然占據著大多數地區的實際控製權。雖然儒家已經不再是新的政治體(ti) 係的合法性依據，但是軍(jun) 閥們(men) 顯然還是更願意從(cong) 儒家那裏尋找其存在的理由。在這諸多因素的影響下，或許可以這麽(me) 說，在儒家傳(chuan) 統所形成的慣性的作用之下，當新製度體(ti) 係徹底拋棄儒家的政治和價(jia) 值觀念開始建立其新的合法性依據的時候，試圖在新的價(jia) 值背景下使儒家重新製度化的努力也在積極的開展。”（幹春鬆：《儒家的製度化重建——康有為(wei) 和孔教會(hui) 》，載《製度儒學》，第141—142頁）

[29] 蕭公權：《近代中國與(yu) 新世界—康有為(wei) 變法與(yu) 大同思想研究》，第115、11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