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從(cong) 邏各斯向易道回歸

作者：謝遐齡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首發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五月十二日戊子

          耶穌2018年6月25日

編者按：中國改革開放40年來，思想與(yu) 學術或此消彼長，或相得益彰，變幻出中國社會(hui) 發展的觀念圖譜，從(cong) 總體(ti) 上推動了中國思想界和學術界的進步，也漸次、迂回地影響到了生活中的每一個(ge) 人。出席本次論壇的學者不僅(jin) 是這40年思想與(yu) 學術的見證者、參與(yu) 者，更有叱吒風雲(yun) 的原創者、引領者，他們(men) 思想閱曆獨特而豐(feng) 富，學術見識深刻而廣博。在論壇上，各位學者以拳拳報國之心和人類的悲憫情懷，結合自己的人生經曆和學術探索，或在古今中西中揭示40年來思想與(yu) 學術的大邏輯，或提綱挈領濃縮自己學術思想精華，或現身說法示範做學問學術的方法，或大道至簡地開示人生閱曆的智慧，開放地打開了思想與(yu) 學術的諸多可能空間，留下了一代人對一個(ge) 時代的思考。本文是作者在2017年11月26日參加北京師範大學北京文化發展研究院舉(ju) 辦的"名家圓桌”會(hui) 議時發表的演講，經過修訂完善而成。 

謝謝主辦方邀請我參加這個(ge) 會(hui) 議，讓我有機會(hui) 講講我的看法。

拿到這個(ge) 題目我很惶惑，不知道該講自己的思想曆程還是講整個(ge) 中國的演變。講自己，不大好意思；整個(ge) 演變複雜多麵，太過繁難。想來想去，還是用我所長，對這40年，用概念給它一個(ge) 解釋。結合最近幾年的新趨向，我國領導開始提倡傳(chuan) 統了，我就擬了這麽(me) 一個(ge) 題目：《從(cong) 邏各斯向易道回歸》。

我把1840年以來的中國曆史劃分成三個(ge) 階段。第一個(ge) 階段，80年階段，1840年—1919年，是西方文明大舉(ju) 進入時期；第二個(ge) 階段，60年階段，1919年—1978年，是蘇俄文明大舉(ju) 進入時期；第三個(ge) 階段，至今有40年，1978年—現在，是向本土傳(chuan) 統回歸時期。

前兩(liang) 個(ge) 階段，140年，是外來文明進入，概念是邏各斯；這40年，回歸本土傳(chuan) 統，即易道。緊接著這40年的前麵，是文革，看作外來文明的一次衝(chong) 擊；現在轉回到先王之道，而且在先王之道上走得越來越確定和自覺。所以擬了這麽(me) 一個(ge) 題目。

這就先要講一講文革內(nei) 涵的概念。剛才講了，文革的概念是外來文明衝(chong) 擊。這與(yu) 當前大多數學者的理解迥異。人們(men) 大多認為(wei) 文革是傳(chuan) 統複辟。我的看法與(yu) 之截然相反。

按照上述80年、60年、40年三階段劃分，位於(yu) 長約60年的第二階段末期的文革是蘇俄文明，或者稱作列斯主義(yi) ，在中國的最後一次衝(chong) 擊。談40年，不可避免地要對文化大革命做一個(ge) 概念論斷。文革是帶給中國人民巨大傷(shang) 痛的災難，在這種情感感受上，我與(yu) 人們(men) 完全一致，沒有異議。現在的問題是要提出一個(ge) 概念，也就是說，要對文革的文化意義(yi) 或曰文明意義(yi) 下個(ge) 判斷。

有人會(hui) 說，文化大革命是破壞文化，哪有什麽(me) 文化意義(yi) ！確實，文革中破壞了許多文物。然而，驅使人們(men) 行動的是思想，那就要問：是什麽(me) 思想？我說的文化意義(yi) 就是指支配人們(men) 行動的思想，可以提煉為(wei) 概念的思想。曆時十幾年的一個(ge) 曆史事件，不可能沒有文化意義(yi) ，而且，其中或許還能辨識出某種文明的存在。

親(qin) 曆過文革的人都知道，民眾(zhong) 表現過強烈而持久的宗教熱情。許多對文物的破壞都是這種宗教激情發作的結果。這種激情不屬於(yu) 中國傳(chuan) 統，而屬於(yu) 外來文明。我在2014年提出“三文明論”，把當代中華文明看做近代兩(liang) 個(ge) 支流，一個(ge) 是西方基督教文明，還有一個(ge) 是蘇俄文明，匯入作為(wei) 幹流的本土傳(chuan) 統，整合起來。把當代中華文明看作三個(ge) 流的整合。我的這個(ge) 說法是受了湯一介先生文化源流論的啟發，但把文化改為(wei) 文明，隻談流不談源。不妨稱作“文明幹支論”。

當然，本土文明作為(wei) 幹流也是多個(ge) 不同源頭的流在曆史上逐漸匯入形成的，需要梳理清楚，現在不可能詳細說，隻是說，在近代兩(liang) 個(ge) 外來文明進入時，匯入五千年以來形成的這麽(me) 一個(ge) 幹流。大致人們(men) 有個(ge) 共識：本土的幹流有相當穩定的傳(chuan) 統。這個(ge) 傳(chuan) 統我以易道標記。

目前人們(men) 不太接受我的看法，認為(wei) 沒必要從(cong) 西方文明中劃出個(ge) 蘇俄文明。我這樣區分，一是依據湯因比的《曆史研究》，所列當代全世界存在的五大文明，東(dong) 正教文明與(yu) 西方基督教文明赫然並列。蘇俄屬於(yu) 東(dong) 正教文明。

有人說，列斯主義(yi) 是反對東(dong) 正教的，蘇俄怎麽(me) 會(hui) 屬於(yu) 東(dong) 正教文明？這涉及文明在概念上與(yu) 文化的區別。（諸如宗教、哲學、政治理論，可看作文明體(ti) 內(nei) 部的文化。把蘇維埃政權與(yu) 東(dong) 正教教會(hui) 之間的鬥爭(zheng) 看作東(dong) 正教文明內(nei) 部的事件。）還有人說，蘇聯也做了不少西方化的努力，例如大力推進工業(ye) 化，應當歸屬西方文明了。

我想，這理由不能成立。我國在科學技術方麵可以說是全盤西化，然而涉及社會(hui) 領域、文化存在方麵，卻無論如何化不到西方去。

二是從(cong) 我們(men) 自己的切身體(ti) 驗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紀元采用了耶穌紀元，應當是從(cong) 蘇俄來的。新建國家，紀元是件大事。中華民國的紀元是傳(chuan) 統加創新。中華民國沒有舉(ju) 行祭天大典。認為(wei) 權力是民授，不是天授，所以，以一個(ge) 民字作為(wei) 國號。民國，意思是權力為(wei) 民授。以國號紀元，保留了一半中國傳(chuan) 統。

中華人民共和國紀元沒有沿襲民國的創例，稱“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年”，而是用了耶元，又回避耶穌的名號，改稱“公元”。我認為(wei) 中華人民共和國以耶穌紀元不是源於(yu) 西方基督教文明，而是隨的蘇聯，是蘇俄文明的影響。

我這麽(me) 猜測，有一個(ge) 證據是，在贛南試驗建立的國家名稱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明確無疑地學蘇聯。當然，最後的確證還須依據史實考證，比如，當年決(jue) 定紀元時政協裏是怎麽(me) 討論的。黨(dang) 內(nei) 實行的民主集中製也是仿照蘇俄來的；聯共（布）的製度有東(dong) 正教的影響，並作了創造性的轉化。

我國製度製定時的主要思路是從(cong) 蘇俄來的。列斯主義(yi) 以無產(chan) 階級－資產(chan) 階級二元對立劃分國民，毛澤東(dong) 發展為(wei) 人民－敵人的二元對立；而列斯主義(yi) 來源於(yu) 東(dong) 正教基督徒－異教徒的二元對立。蘇俄文明匯入中國社會(hui) 成為(wei) 當今中華文明的組成部分是一個(ge) 確定無疑的事實。學界目前通行的古今中西模型，有的學者以中西為(wei) 重心，有的以古今為(wei) 重心。

我要問：古今的“今”指什麽(me) ？這個(ge) 似乎不容易回答。今，如果從(cong) 實證角度講，列斯主義(yi) 強勢影響要不要算在“今”之中？應該說是“今”的主要成分吧？如果把“今”作理念看，“今”似乎代表現代性。

由此可見，古今之“今”到底指什麽(me) ，還是有點模糊的。有的把古今說成傳(chuan) 統與(yu) 現代化，有的把今解說為(wei) 後現代，古今說為(wei) 傳(chuan) 統與(yu) 後現代。無論是現代性還是後現代性，“今”都是設想的或者說理想的目標，表達的是論者的訴求。這就是玄機所在。我們(men) 分析現狀還是應該按照實證原則，對麵對的事實做價(jia) 值中立的描述。這些年我盡量地保持價(jia) 值中立。雖然比較難，但是力求做到用中性的語言敘述事實。

古今中西：古今，義(yi) 涵閃爍不清，看似論實事，實則藏訴求；中西，不全，還須加個(ge) 蘇俄，當為(wei) 中西俄。所以我提出“文明幹支論”，主張以三文明模型替代古今中西模型。

文革有三項目標，第一，在經濟發展方麵貫徹列斯主義(yi) 的社會(hui) 主義(yi) 理論，否定商品生產(chan) ；順理成章地，否定市場經濟。

按照原教旨的馬克思主義(yi) ，社會(hui) 主義(yi) 沒有商品，沒有貨幣，按照勞動量分配，其方式可以像人民公社記工分一樣發勞動券。當年斯大林就甚感為(wei) 難，晚年勉強在理論上承認社會(hui) 主義(yi) 社會(hui) 還要有商品生產(chan) ，而實踐上對商品生產(chan) 的限製還是很多的。《共產(chan) 黨(dang) 宣言》講，奪取全社會(hui) 生產(chan) 資料後，組織為(wei) 國家的無產(chan) 階級掌管全部生產(chan) 。怎樣操作？《共產(chan) 黨(dang) 宣言》沒講。這個(ge) 主張對盧森堡這一類西歐小國或許行得通，到俄羅斯已經難以實行，到中國是完全行不通，無法操作。這麽(me) 大個(ge) 國家，不分級、分部門，生產(chan) 無法管理。就算分級、分部門，也還太大，要分單位。

這就遇到一個(ge) 問題：生產(chan) 是由人實行的，人有私心、私利。這樣講比較促狹。中性地講——人們(men) 都要謀生吧！至今為(wei) 止，絕大多數人還是為(wei) 謀生而勞動的。馬克思有條基本原理：為(wei) 謀生的勞動生產(chan) 私有製。所謂私心、私利，其實是講，人們(men) 很可憐，不得不為(wei) 生存去從(cong) 事自己沒興(xing) 趣因而不願意投入的生產(chan) 勞動。那麽(me) ，組織、管理生產(chan) ，就必須要論責任。用現在的話講，就是每個(ge) 企業(ye) 要有個(ge) 法人代表。除非全體(ti) 人民勞動不為(wei) 謀生，隻是純興(xing) 趣，按馬克思的說法，為(wei) 了“實現自身本質力量”，那就共產(chan) 主義(yi) 了。不過恐怕還會(hui) 有企業(ye) 這種組織形態。

中國社會(hui) 曆來是分君子、庶民的。毛澤東(dong) 時代把人民劃分成幹部和群眾(zhong) ，與(yu) 君子－庶民劃分大體(ti) 一致。幹部與(yu) 群眾(zhong) 之間的界限十分清晰。凡工人編製不得擔任幹部。確有需要且確有能力擔任領導工作的工人“以工代幹”，必須經過組織部門審批。原來屬於(yu) 群眾(zhong) 的，隻要考上大學，就進入了國家幹部行列。所以階層劃分在毛澤東(dong) 時代與(yu) 古代中國對應得相當清楚。順便說說，現在辦大學的思路不太清楚，不明白大學有為(wei) 人群分類的功能。擴招把階層界線打亂(luan) 了。

劃分幹部－群眾(zhong) ，就是說，承認國民中大部分是庶民，他們(men) 屬於(yu) 為(wei) 謀生而勞動的類別。這種條件下怎麽(me) 可能中止商品生產(chan) ！馬克思在理論上講得明明白白的，沒有學清楚啊。做企業(ye) 管理的要讓他負責任。像現在這樣，設立法人代表，負起責任。文革前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種種具體(ti) 問題歸結起來就是思想理論上沒有搞明白。

毛澤東(dong) 讀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shu) 》（下冊(ce) ）社會(hui) 主義(yi) 部分時寫(xie) 的批注，雖然根據本國經驗覺察到斯大林對商品重視不夠，也沒有在理論上搞明白。文化大革命前甚至荒唐到把工礦企業(ye) 搞經濟核算也稱作走資本主義(yi) 道路，歸於(yu) 不正當。改革開放初期，1979年，知青回城，仍然不管是否有用人需要，就往工廠和商店中塞人。名曰“安排就業(ye) ”，實際上是把企事業(ye) 單位看作發飯票的機構，塞進去給個(ge) 終生有效的領飯票的資格。還把這種做法稱作社會(hui) 主義(yi) 按勞分配。

第二，堅持建設中國為(wei) 世界革命根據地，準備與(yu) 國際資本主義(yi) 做“誰戰勝誰、誰消滅誰”的搏戰，這是繼續革命理論的終極目標。

我在2000年到江西贛南做社會(hui) 學的課題《當代中國社會(hui) 結構的來源》，頓悟毛澤東(dong) 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後的思路是把整個(ge) 中國建設為(wei) 世界革命根據地。這是到現場觀看當年為(wei) 奪取全國政權建設根據地的史跡激發的。由此我在方法論上得到了啟發，認定現場觀看有激發靈感的意義(yi) ，明白了為(wei) 何司馬遷著史要臨(lin) 場實地考察。早年發動群眾(zhong) 有“翻身求解放”的話頭，導致許多參加革命的農(nong) 民提升為(wei) 幹部後翻身做老爺。〖翻身，就是從(cong) 你壓迫我改變為(wei) 我壓迫你。〗由文化大革命可見，那是一時的“俗諺”，“真諦”其實還是解放全人類。“繼續革命”意在經由世界革命解放全人類，並非整人之口實。

第三，黨(dang) 組織之為(wei) 信仰體(ti) ，在文革由隱性轉為(wei) 顯性。

黨(dang) 組織是信仰凝聚的，並且成為(wei) 民眾(zhong) 的信仰對象，所以稱之為(wei) 信仰體(ti) 。“靈魂深處爆發革命”、“要鬥私批修”，高揚了理性主義(yi) （或譯合理主義(yi) ）原則，顯示了西方社會(hui) 中世紀的特性。解放後宣傳(chuan) 無神論、唯物主義(yi) ，排擊或限製各種宗教，加之共產(chan) 黨(dang) 以拯救民眾(zhong) 於(yu) 水深火熱為(wei) 旗幟，給予人民利益，《東(dong) 方紅》歌頌毛澤東(dong) 為(wei) 救星，民眾(zhong) 信仰轉向共產(chan) 黨(dang) 和毛澤東(dong) 。1957年反右、林彪發起活學活用毛澤東(dong) 著作運動，黨(dang) 內(nei) 生活會(hui) 製度、職工學習(xi) 製度等等，綜合效果是黨(dang) 組織完成為(wei) 信仰體(ti) ，列寧黨(dang) 概念之外化至此接近於(yu) 完全實現。

上述三個(ge) 目標就是文革實際上的文化內(nei) 涵，都是從(cong) 列斯主義(yi) 來的。

列寧的走社會(hui) 主義(yi) 道路的理論是對馬克思社會(hui) 主義(yi) 學說的創造性修改，即發展。按馬克思的學說，要社會(hui) 生產(chan) 力發展到舊生產(chan) 關(guan) 係再也不能容納，才可能進入社會(hui) 主義(yi) 階段。列寧在俄國二月革命成功的情況下，要推翻臨(lin) 時政府必須提出新口號，於(yu) 是舉(ju) 起社會(hui) 主義(yi) 旗幟。但是第二國際領導人認為(wei) 這樣使用社會(hui) 主義(yi) 旗號是機會(hui) 主義(yi) 。

考茨基指出，俄國無論是生產(chan) 力還是文明程度都沒有達到進入社會(hui) 主義(yi) 的發展程度。列寧翻斥考茨基為(wei) 無產(chan) 階級革命的叛徒，反駁道：為(wei) 什麽(me) 不可以先搞社會(hui) 主義(yi) ，然後再發展生產(chan) 力和文明？提出走社會(hui) 主義(yi) 道路的概念，把原本作為(wei) 社會(hui) 主義(yi) 前提的東(dong) 西，解釋為(wei) 搞社會(hui) 主義(yi) 要達到的目標。社會(hui) 主義(yi) 成為(wei) 一種發展道路、發展模式的標誌。這個(ge) 創造性的發展得到東(dong) 方各國革命家的熱烈歡迎——原來沒資格搞社會(hui) 主義(yi) 的，現在也可以搞了！列寧憤於(yu) 第二國際“不準革命”的批評，自己成立第三國際，給予第二國際沉重打擊。

東(dong) 方諸國紛紛采納列寧建黨(dang) 思想和走社會(hui) 主義(yi) 道路的思想，引發社會(hui) 結構激烈重建。中國社會(hui) 就有這麽(me) 一個(ge) 斷裂，社會(hui) 主義(yi) 革命引發的斷裂——把原有的社會(hui) 結構粉碎性地拆除，再根據理論重建社會(hui) 結構，各種社會(hui) 組織和製度。這個(ge) 斷裂造成的後果是極其深刻、極其巨大的。要有足夠的估量。

境外學者、較為(wei) 年輕的學者，容易忽視，或估計不足。我這一輩學者身處局中，親(qin) 身體(ti) 驗，前後有比較。有親(qin) 曆、有聽聞。所聽聞的由於(yu) 時代切近，較易領會(hui) 。有些學者以為(wei) 中國社會(hui) 目前的狀況是從(cong) 來如此的。其實在這個(ge) 曆史斷裂前後大不相同。比如，現時奸商很多，社會(hui) 組織公信力嚴(yan) 重不足。我接觸過一些公證機構，收費不客氣，調查卻不去做，晾你幾天，就開公證書(shu) 。極不負責。這些事，人們(men) 說是“道德淪喪(sang) ”。實際情況是，過去較好的狀況，是幾百年、上千年的積累。現在重建才幾十年，從(cong) 業(ye) 人員要提高素質並在相互交往中逐漸獲得公信力，積累還不夠。要經過一個(ge) 曆史過程。由此可見，斷裂的破壞性有多麽(me) 強。

這場革命影響中國社會(hui) 結構的產(chan) 物我稱之為(wei) 倫(lun) 理社會(hui) ，就是黨(dang) 組織和社會(hui) 的一體(ti) 性結構。黨(dang) 組織類似骨架和神經係統，各種社會(hui) 組織和社區滾雪球似地一層層裹上去。這是中國社會(hui) 的現代化，其建構是由黨(dang) 組織把中國社會(hui) 整合為(wei) 一個(ge) 實體(ti) 。中國社會(hui) 像“一盤散沙”的情況一去不複返了。與(yu) 此對比的是經濟發展方麵的挫敗。

鄧小平困居江西時期，如文王拘羑裏，對中國社會(hui) 遭遇的困境作出創造性的回應。他抓住了問題的核心——社會(hui) 主義(yi) 。在列寧手裏內(nei) 涵已經改變為(wei) 發展道路的社會(hui) 主義(yi) 概念，如果還拘泥於(yu) 馬克思賦予的涵義(yi) ——生產(chan) 力已經發展成熟因而可以取消商品和貨幣——，那就不可避免地捆綁住自己的手腳，阻礙發展。撥亂(luan) 反正意在重新解釋社會(hui) 主義(yi) 概念。用鄧小平原話說，問題是：什麽(me) 是社會(hui) 主義(yi) 、怎樣建設社會(hui) 主義(yi) 。在我看來，鄧小平麵臨(lin) 的問題之實質是怎樣處置列斯主義(yi) 。

從(cong) 三文明理論角度看，文化大革命是東(dong) 正教－蘇俄文明的一次衝(chong) 擊；由於(yu) 文化大革命遭到否定，加之可以看作這股外來文明進展的頂峰，所以我把這一曆史事件斷為(wei) 最後一次衝(chong) 擊。

第二，以文革引發的信仰和宗教問題找到思路，確定中華文明之本、或曰中華文明之體(ti) ，在易道。

文化大革命不僅(jin) 有文化意義(yi) 或者更確切地說，有體(ti) 現外來文明衝(chong) 擊之意義(yi) ，還有宗教意義(yi) 。文化大革命調動起來的力量帶有狂熱的宗教激情，何況在一段時間裏還發展起了一些宗教儀(yi) 式，有一定的創新。40年來，這些現象或者被忽視了，或許是故意被淡化；或者被簡單地否定，僅(jin) 僅(jin) 當笑料看。缺少嚴(yan) 肅的學術分析。這樣重要的現象擺在麵前，居然沒有得到認真研究，是很不應該的。

我認為(wei) ，其原因是現象較為(wei) 複雜，涉及信仰；而且難度大，涉及對文明深層的哲學分析。而淡化、回避態度已經造成巨大後遺症，惡果目前已經凸顯出來——直觀可見，近二十年邪教迅速蔓延。而應對失措，居然用科學對抗邪教。〖口號：崇尚科學反對邪教〗缺少康德哲學的基本常識，不明白科學知識與(yu) 宗教信仰是兩(liang) 個(ge) 領域；無論知識多麽(me) 豐(feng) 富、多麽(me) 正確，也無能解決(jue) 信仰問題。而真正重大的失誤在於(yu) 主動撤離信仰空間——其理解根源或許也在於(yu) 把信仰歸結為(wei) 認識上的正確與(yu) 深刻。

所以，有必要從(cong) 文革引起的信仰問題作深入分析，理清思路。

眾(zhong) 所周知，佛教信仰與(yu) 基督教信仰是不同的信仰，然而二者同樣屬於(yu) 信仰。那麽(me) 容易了解，文革期間的信仰與(yu) 敬天祭祖的傳(chuan) 統信仰，同屬信仰，但不是同樣的信仰。不同信仰之區別，要講清楚，就須涉及文明體(ti) 用之哲學問題。

中體(ti) 西用還是西體(ti) 中用？一直是學者們(men) 討論的話題。那麽(me) ，究竟體(ti) 是什麽(me) ？張之洞的說法，似乎體(ti) 是製度、思想，用是器物。現在的討論涉及改變深入到哪個(ge) 層麵的問題。意思似乎體(ti) 是根本，不能變；用之層麵就讓它與(yu) 時俱進吧。可是究竟什麽(me) 是根本？

有些人認為(wei) ，哲學基本範疇是體(ti) 。那麽(me) 不好了，現在講哲學，基本範疇是精神、物質，早就沒人講理、氣了。即使研究中國哲學的，也是滿口的精神、物質，用精神、物質解說理、氣。立足點早就移到西方思想那邊去了。豈不早就西體(ti) 了！但是，雖然這樣了，我們(men) 到哪裏還是中國人，並未改變為(wei) 西方人。我們(men) 的精神氣質行為(wei) 規則思路作派仍然是中國人。體(ti) 用不二。有此用則有相應的體(ti) 。哲學基本範疇不能擔當體(ti) 。到底這個(ge) 體(ti) 是什麽(me) ？這是我們(men) 需要解決(jue) 的問題。

我認為(wei) ，有個(ge) “指標”〖這個(ge) 詞不恰當，無詞可用，姑且用之〗可以確定：體(ti) 必定是不變的；可變的不是體(ti) 。不變，意思是不可能變；即使人們(men) 努力讓其變，也變不成。這是中國人之所以是中國人、中華民族之所以是中華民族之根本。

這就是道。由於(yu) 現在西體(ti) 也用道字翻譯，例如《新約•約翰福音》開卷就是“太初有道”，原文是“太初有邏各斯”，把邏各斯改寫(xie) 為(wei) 道，中國化了。為(wei) 避免混淆，我加個(ge) 字，稱中華文明之體(ti) 為(wei) 易道。理由也充分，畢竟《周易》闡發道最稱原典。

文革展示的民眾(zhong) 激情迸發還告訴我們(men) ，中國人有信仰，也有宗教需求。然而目前普遍流行的說法是大部分中國人沒信仰。許多文革期間狂熱過的人士，現在問他，也多半自稱沒信仰。若說有信仰，多半是他皈依了佛教或基督教。這現象說明，人們(men) 把信仰與(yu) 特定的宗教聯係在一起。

我問過許多自稱沒信仰的人士，清明節是否上墳。答曰上的。問是否擺祭品，比如饅頭、菜蔬之類，答曰有時會(hui) 的。是否燒紙，曰或有之。我問：這算不算信仰？無語。不是語塞，而是不知該怎樣評斷。算信仰，不算信仰？自己也說不清。然而心中覺得是件該做的事。深入地問：如果你以貪腐罪妻離子散會(hui) 否覺得對不起祖宗？答曰：會(hui) 的。這能說清楚算不算信仰了吧！

一是把信仰與(yu) 某個(ge) 有確定僧團組織的宗教關(guan) 聯；二是唯物主義(yi) 、無神論的強勢話語，人們(men) 沒把敬天祭祖當作信仰，內(nei) 心深處對天命、祖先的敬畏處於(yu) 晦暗狀態。

最近，我看到上海大學一個(ge) 教授主持的一項社會(hui) 調查。這項調查發了五千多份問卷，調查中國人的信仰狀況。其中一項數據是：約70%被訪聲稱自己沒有信仰。我對這個(ge) 調查給予好評，它得出的結果相當精確。需要改進的主要是，對這70%自稱無信仰者作進一步的提問，直至問清他們(men) 實際上的信仰。我認為(wei) 他們(men) 絕大多數是有信仰的；他們(men) 信仰的是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傳(chuan) 統的天命、祖先。

持這樣的認識的有一批學者。隻是這種信仰不容易說清楚。有的稱之為(wei) 民間宗教，有的稱之為(wei) 儒教。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當事人大多說不清信仰什麽(me) ，甚至幹脆認為(wei) 自己沒信仰。

這種情況，不妨稱之為(wei) 信仰、宗教的模糊狀態。在學者，是概念和認識上的模糊；在民眾(zhong) ，是信仰晦暗造成的迷惘。

認識清楚的專(zhuan) 家學者還是有的。在此舉(ju) 兩(liang) 位。一位是中央民族大學的牟鍾鑒教授，他的觀點在我國宗教學界有代表性。還有一位是匹茲(zi) 堡大學的旅美人類學家楊慶堃教授，他關(guan) 於(yu) 中國古代社會(hui) 的宗教和中國人的信仰狀況的研究結論，有權威性。〖順便說一下，他對改革開放後中國重建社會(hui) 學作出了卓越貢獻。〗

這兩(liang) 位學者觀點的共同處是都認定中國社會(hui) 自古存在的、自皇帝及各級官員、覆蓋全體(ti) 人民的宗教，一直在發展完善中，直至清朝末年。不同點是稱呼不同。這是因為(wei) 這個(ge) 宗教自古就自然而然地存在著，沒有特別地起過名字。不像道教、佛教、基督教，有個(ge) 人站出來挑頭，發展起組織，因而有名稱。自然而然存在，故而無須命名。隻是從(cong) 事研究的學者在論著中需要給它起個(ge) 名字，於(yu) 是稱呼不同。牟鍾鑒教授稱之為(wei) 國家宗教。初看似乎專(zhuan) 屬於(yu) 朝廷，實則覆蓋全民。無論神祇體(ti) 係，還是祭祀體(ti) 係，都是全社會(hui) 的。皇帝不僅(jin) 是政治上的元首，也是宗教上的元首。

楊慶堃教授1961年出版了英文專(zhuan) 著《中國社會(hui) 中的宗教》，根據翔實的可靠資料，詳細透徹地討論了各個(ge) 方麵，堪稱該領域的經典著作。他同樣確認中國社會(hui) 自古至今一直存在著這個(ge) 覆蓋全體(ti) 國民的宗教，但是由於(yu) 沒有明確的創始人〖佛教有佛陀為(wei) 明確的創始人、基督教有耶穌〗、沒有清晰的組織形態，因而稱之為(wei) “彌漫性宗教”。

我認同他們(men) 的觀點。這個(ge) 宗教是在若幹萬(wan) 年之前形成的，一直起著作用。由於(yu) 宗教這個(ge) 概念是西方傳(chuan) 過來的，而西方學者大多數不知不覺地以基督教為(wei) 藍本理解宗教，因而對中國社會(hui) 自古以來就存在的宗教“視而不見”。他們(men) 如果問中國人信什麽(me) 教，被訪如果不信佛教、道教，往往會(hui) 回答說：我不信教。而實際上他的信仰屬於(yu) 這沒有專(zhuan) 門名稱的傳(chuan) 統宗教。他可能會(hui) 說：我信老天，我祭拜祖宗，但不信教。

上述上海大學的那項調查，所謂沒有信仰的70%被訪，大概也屬於(yu) 這種狀況。他們(men) 不信五大宗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蘭(lan) 教、道教、佛教），所以自稱沒信仰。然而他們(men) 大多數應該仍然保持著對老天、祖先的敬畏。因而，他們(men) 是有信仰的；他們(men) 仍然是傳(chuan) 統宗教的信徒。

在我們(men) 現在的學術視野中，中國古代似乎不存在這個(ge) 宗教。除了少數的幾個(ge) 宗教學家以外，大家都沒把這個(ge) 傳(chuan) 統宗教當宗教看，有的學者稱之為(wei) 民間宗教。叫民間宗教也對，因為(wei) 現在國家不主張這個(ge) 宗教，隻剩下民間還有它的殘餘(yu) 存在。〖在此用“殘餘(yu) ”一詞或許會(hui) 引起宗教學家的質疑：剩餘(yu) 多大份量才可以叫做“殘餘(yu) ”？需要做精確的實證研究。一般使用“殘餘(yu) ”意思是剩餘(yu) 很少。但依我粗陋觀察，這殘餘(yu) 還很大。所以，“殘”在此指不完整。這種不完整相當嚴(yan) 重。牟鍾鑒稱之為(wei) “國家宗教”，沒有祭天、封賞神祇等，即缺少國家行為(wei) ，程度還不嚴(yan) 重嗎？〗

中華民國沒有舉(ju) 行祭天儀(yi) 式，然而紀元還沿襲了中國的傳(chuan) 統，中華人民共和國同樣沒有祭天。中華民國意思是民授的政權。中華人民共和國認為(wei) 立國是曆史的選擇。曆史的選擇和天授比較接近。鄒衍以五行講天授，其後各朝立國時都要確定自己的五行屬性，決(jue) 定吉祥數字、朝服的顏色等等。可見，中國自古就把天命和曆史沿革關(guan) 聯在一起，牢牢紮根在政治思想中。

盡管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都沒有祭天，民眾(zhong) 對上天的信仰仍然保持著。所以，要理解當今我國的文化衝(chong) 突、文明衝(chong) 突，不得不從(cong) 信仰衝(chong) 突這個(ge) 維度考慮。目前的生活方式、思維方式可以說是已經全盤西化了。

我們(men) 講哲學基本範疇，一開口就是精神、物質。全部教育都在灌輸西方文化，連漢語教學也依照西化的語法實施，更不用說數理化了。這些方麵中華民族是與(yu) 時俱進的，沒有問題，我們(men) 都可以接受、采用。當然也不能說完全沒問題，隻能說是沒有大問題。像生育，生了孩子以後怎麽(me) 養(yang) ，怎麽(me) 保護產(chan) 婦。似乎傳(chuan) 統方法比西醫認定的方法較為(wei) 適合中國人。還有飲食。有時候用“火氣”之類的說法給食品定性。有些疾病治療好像完全按照西醫的思路還是不行。這方麵我不懂，具體(ti) 問題該怎麽(me) 評判要專(zhuan) 家來去討論，我能說的是，總體(ti) 上已經西化了。

科學技術全盤西化，醫藥養(yang) 生基本西化，現在分歧嚴(yan) 重的在人文（含經濟、政治、社會(hui) 等）領域。重要的問題在人和人之間的社會(hui) 關(guan) 係方麵和各種製度方麵。這個(ge) 領域難以西化。要著重觀察的是其中內(nei) 涵的精神。一切文化產(chan) 品，包括看作文化產(chan) 品的製度，都內(nei) 涵著精神。中華文明的精神是易道。易道又稱天道，既是道理所在、文化傳(chuan) 統，又是民眾(zhong) 信仰所在。因而不能不關(guan) 注和研究宗教。

剛才已經講過：這個(ge) 內(nei) 涵的精神，道，易道，是穩定不變的。它也就是傳(chuan) 統。傳(chuan) 統這個(ge) 概念，其基本義(yi) 涵就是自古至今一貫接續，也即不變。換句話說，中華民族的文化傳(chuan) 統就是易道。具體(ti) 的文化產(chan) 品可以變，外來的文化產(chan) 品也盡可引進，它們(men) 都與(yu) 時俱進地更替不息。唯有道不變。

這是中華文明的特性，就是道不變。董仲舒說天不變道亦不變。我們(men) 把他的這句話翻一下：中華民族存在為(wei) 中華民族，則其道不變。這是中國不可能西化之根所在。

中華文明之道與(yu) 基督教文明之道區別何在？——這就是問題焦點，必須搞清楚。

中華文明之道：易道；基督教文明之道：邏各斯。這四十年之概念演進是從(cong) 邏各斯向易道回歸。然而，目前仍然有認識模糊之處，從(cong) 而影響發展。易道與(yu) 上天信仰之內(nei) 在關(guan) 聯處於(yu) 晦暗狀態，從(cong) 而造成生存之迷茫。迷茫表現為(wei) 情緒上煩燥、焦慮，行為(wei) 上拜金主義(yi) 、暴力傾(qing) 向。

幹擾中華民族複興(xing) 的外來文明之道是天主教的抑或東(dong) 正教的，有些人士與(yu) 我有分歧。這類問題可以繼續討論。然而有些人把專(zhuan) 製的帽子扣在本土傳(chuan) 統和儒家思想頭上，就屬於(yu) 沒搞清楚概念。這是涉及大道的題目，是深刻到文明之根本、靈魂的深密處的題目，必須經由哲學辨析才能明了。

易道，中華文明的傳(chuan) 統，其特性用最簡單的話講就是一陰一陽——《周易•係辭》說“一陰一陽之謂道”。陰是翕，陽是辟。辟可以理解為(wei) 開拓、解構之勢用。陰翕，是建構、收凝。一陰一陽，凝聚、再開辟，遂健進。

基督教傳(chuan) 統是抽象化。代表性言論是《約翰福音》開篇劈頭就說太初有邏各斯。基督教文明把邏各斯看作宇宙人生最根本之道。采用亞(ya) 裏士多德抽象化思路，在陰陽兩(liang) 種勢用中偏執陰，即收凝後執著不化，阻滯解構。最明顯的是把形式、質料兩(liang) 個(ge) 邏輯概念抽象化，把這兩(liang) 個(ge) 思想物看作獨立存在，割裂並對立。以致後世哲人或執形式為(wei) 源、或執質料為(wei) 源，以之建構宇宙、社會(hui) 。堅執邏各斯的基督教文明自稱掌握真理，其他思想則是異端，以基督徒－異教徒模式劃分人群——剛才講到把人群劃分成人民－敵人兩(liang) 類不同性質的矛盾。

而中華傳(chuan) 統是和諧共存，並行不悖；中庸之道，萬(wan) 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繼續革命理論要與(yu) 資本主義(yi) 作“誰戰勝誰、誰消滅誰”最後決(jue) 戰。當代領導提出世界文明多樣性理論，認為(wei) 各國社會(hui) 製度和發展道路是各國人民的選擇，要互相尊重，相互學習(xi) ，取長補短。並且引用孔子的話“和而不流”。這就是用儒家的思想，或者更深刻地說，中華文明的易道，宣布為(wei) 全球政治哲學最高原理。

我參加過一個(ge) 研討會(hui) ，討論中華文明的精神是什麽(me) 。有的學者提出自強不息，有的學者主張是厚德載物，還有的學者主張是中和，中庸之道。我說：這三個(ge) 都在《周易》裏。自強不息是乾道；厚德載物是坤道；乾道包含保合太和，“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就是《中庸》的無過而不及，“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所以這三種說法匯總起來就是易道。當代領導還提出繼承傳(chuan) 統、切勿割斷精神命脈；以人類命運共同體(ti) 的說法落實中華民族對大同的向往，並且以大同融合共產(chan) 主義(yi) 。

如果同意我的看法，把這40年的大勢表述為(wei) 從(cong) 邏各斯向易道回歸，那麽(me) ，在看待麵對的現象時，首先要判斷其歸屬——體(ti) 現邏各斯，還是體(ti) 現易道。

這40年把過去的信仰解釋為(wei) 個(ge) 人崇拜，實行淡化方針。無疑，過去的信仰中摻雜著個(ge) 人崇拜。然而，這是兩(liang) 件事物。把二者看作一體(ti) ，當屬對現象未理解透徹。在正確地反對個(ge) 人崇拜同時離棄了信仰。這是撤退，而且是主動的撤退。這樣的主動撤離留出了巨大的信仰空間，給邪教興(xing) 起提供了機遇。由此獲得的曆史教訓是：不要把信仰當作個(ge) 人崇拜。

文革時民眾(zhong) 的宗教激情，當前民眾(zhong) 的生存迷茫，以及邪教猖獗，我們(men) 可否下一個(ge) 判斷：種種問題核心是信仰問題。

在中華民族經受140年邏各斯衝(chong) 擊之後重振易道時，喚醒民眾(zhong) 處於(yu) 晦暗狀態的上天信仰，激揚中華民族的天道信仰，不要再讓世界各族人民以為(wei) 中國人是沒有信仰的異類。我認為(wei) ，中華民族的精神曆程下一步應該是這樣的。

責任編輯：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