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與(yu) 更化：立國時刻的治體(ti) 重構

作者：任鋒

來源：《雲(yun) 南大學學報（社會(hui) 科學版）》2018年第17卷第3期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四月初七日癸醜(chou)

           耶穌2018年5月21日

摘要：中國政治傳(chuan) 統中積累了深厚的立國智慧，注重統一、安定之後的政教重建。古典革命本身意味著社會(hui) 政治風化的向善提升、最終指向政治共同體(ti) 精神的教化變遷。更化就代表了政治體(ti) 致力於(yu) 善治的文明化轉變。儒家傳(chuan) 統對於(yu) 更化有全盤複古和與(yu) 時損益兩(liang) 種激緩進路，漸進調適論在曆史中更顯出實踐穩健性。政治更化著眼於(yu) 立國構造中政治精英群體(ti) 的養(yang) 成，以此影響立國精神與(yu) 政治權力再分配，體(ti) 現出兼顧政治信念與(yu) 憲製結構的治體(ti) 論意識。文教振興(xing) 因此有其憲製蘊涵。更化立國的政治技藝，避免全盤複古的激進變法衝(chong) 動，也避免將政治轉型急切聚焦於(yu) 政體(ti) 製度的大規模改變。這是我們(men) 理解中國政治變遷的關(guan) 鍵維度。

關(guan) 鍵詞：更化；治體(ti) ；立國；文教；革命

由實踐闡明的國家，而非哲學啟蒙的城邦，才是政治理論應當優(you) 先關(guan) 注的對象。對政治和國家的探討，不能過度沉迷於(yu) 哲學玄思與(yu) 西方啟蒙運動以來諸種“主義(yi) ”的理解。那些在實踐中生成、並且在實踐中予以闡明的國家政治生活，更加值得闡釋。否則，這將導致我們(men) 在麵臨(lin) 現實政治問題時，解釋力陷入匱乏境地。

由於(yu) 過分自信現代人的理性能力，我們(men) 對那些在長期實踐中蘊含了某種必然性、客觀合理性的經驗現象，比如中國政治傳(chuan) 統中的立國問題，即一個(ge) 政治體(ti) 的確立與(yu) 成熟經曆哪些必要階段、包含哪些核心要素，一直以來理解並不充分。就中國政治思想與(yu) 製度的傳(chuan) 統而言，這方麵其實有深厚的經驗積累，需要我們(men) 提出新的闡釋。

一、作為(wei) “國本”的立國時刻

三代以來、秦漢以來，四五千年的文明傳(chuan) 統中，對於(yu) “國家”這類政治體(ti) ，有沒有發展出比較有理論深度的思考？

宋儒葉適有一篇政論《國本》，可以幫助我們(men) 思考這一詰問。何謂“國本”？它指向一個(ge) 國家的構成根本，表達出對政治體(ti) 的體(ti) 係辨識。葉適討論了國家作為(wei) 實踐中的一個(ge) “存在體(ti) ”，根本所在是什麽(me) 。文章指出，“夫國於(yu) 天地，必有與(yu) 立，亦必有與(yu) 亡”[1]。國家作為(wei) 天地人之間的一種活體(ti) ，“與(yu) 立”即形成確立的邏輯，有立也必有衰亡。

自秦以後，短如元朝也有八九十年，作為(wei) 普通個(ge) 體(ti) 的我們(men) 難以完整目睹這類政治體(ti) 的確立與(yu) 衰亡，更不要說麵對二三百年、七八百年的連續政治體(ti) ——人之目力智力實在有限。借助多代人的經驗和反思，或許可把握政治體(ti) 的興(xing) 衰。比如，應該怎樣理解立國？對於(yu) 一個(ge) 政治體(ti) 來說，究竟如何才能夠成長到七八十年、一百年，甚或更為(wei) 久遠？

葉適把國家看成一個(ge) 成長的有機體(ti) ，以樹為(wei) 喻。什麽(me) 是“國本”？從(cong) 靜態分析，本不在花，因為(wei) 花期很短，往往觀其根本，所謂“眾(zhong) 人所知，‘根踞盤互，不徒本也。’”[2]但是，僅(jin) 僅(jin) “根踞盤互”還不全是有機體(ti) 的“本”。葉適言：“自其培養(yang) 封殖之始，必得其所以生之意，而後天地之氣能生之”[3]。一定要著眼栽培、澆灌、護理的實踐過程，才能把握它如何成長，真正透視到這個(ge) 活體(ti) 的“本”。這就引入了一個(ge) 動態視野，要把握住一個(ge) 政治體(ti) 是如何一步步成長壯大的。在這個(ge) 意義(yi) 上，葉適強調須重視立國者如何建國立政，“得天下之意”也即立國之意、立國精神是什麽(me) ，需從(cong) 其立國實踐中把握。

葉適在文首指出，國本討論一般會(hui) 合乎教條地舉(ju) 出民本、君儲(chu) 等傳(chuan) 統答案（在王製時代強調君主，正如民權時代強調民主）。《尚書(shu) ·五子之歌》很早就提出“民惟邦本”。但是，葉適提出此篇“本所以為(wei) 國之意而未及於(yu) 民”[4]，要從(cong) 一種動態發展的實踐傳(chuan) 統去提煉立國精神。由此出發，依據立國精神去理解後續的政治體(ti) 命運。

興(xing) 衰亂(luan) 亡其實有據可循，就是看政治繼承者們(men) 是怎樣去對待為(wei) 國之意、立國精神：有能守者，有能增益者，有變亂(luan) 立國之意者，有昏童無知者。對立國精神的不同處理，導致治效差異。可以說，葉適提出了一個(ge) 怎樣思考國家的方法論問題，突顯政治理解的經驗實踐性，避免各種教條性的“主義(yi) ”定式。透過葉適的眼光，我們(men) 要重視“為(wei) 國”“立國”包含的重要邏輯，重點關(guan) 注國家確立與(yu) 重建的“立國時刻”。

可以從(cong) “立國時刻”的曆史解讀中窺見其中理據，先以王夫之《宋論》為(wei) 例，“卷一太祖”開篇明旨：“宋興(xing) ，統一天下，民用寧，政用乂，文教用興(xing) ，蓋於(yu) 是而益以知天命矣”[5]。宋為(wei) 什麽(me) 能“興(xing) ”，避免五代更替的短命邏輯，成就三百多年國運？這句話概括性地揭示出，一個(ge) 政治體(ti) 的立國興(xing) 盛有其指標。首先是統一天下，其次“民用寧”，安居樂(le) 業(ye) ，不再是亂(luan) 世螻蟻，其次“政用乂”，政事建立秩序，再次“文教用興(xing) ”，文教是傳(chuan) 統政教秩序的重要維度。根據這四個(ge) 指標，宋的立國可以說膺乎“天命”。

中國政治傳(chuan) 統解釋政權更替，自周以來不出“天命論”範圍。王夫之比較宋與(yu) 商周、漢唐。禪讓之外，古典革命（以“湯、武革命”為(wei) 典型）是天命轉移的流行形式。王夫之認為(wei) ，商周革命據“德”，漢唐革命據“功”。宋卻不同，在革命之初，趙家兩(liang) 世為(wei) 將，並無顯赫功勳，也沒有文王一樣的累世德澤。“宋無積累之仁，無撥亂(luan) 之績”[6]，但是“乃載考其臨(lin) 禦之方，則固宜為(wei) 天下君矣”[7]，重整秩序，再建朝廷，君道得以確立。

在政治秩序形成的過程中，我們(men) 看到宋“凡所降德於(yu) 民以靖禍亂(luan) ，一在既有天下之後”[8]，即位後統一天下，造福於(yu) 民，所“臨(lin) 禦”施政體(ti) 現功德，最後保有天下。何以至此？王夫之解釋，這是“天所旦夕陟降於(yu) 宋祖之心而啟迪之者也”[9]。天透過立國者，透過他的精神行動，施展在立國政治中。這是一個(ge) 高度抽象的說法，意味著立國者把天命天道的大公至正透過政治實踐予以落實，政治實踐又緊密依賴於(yu) 政治家的精神智慧，由此而建立起立國者與(yu) 天命的連通。

“夫宋祖受非常之命，而終以一統天下，厎於(yu) 大定，垂及百年，世稱盛治者，何也？唯其懼也”[10]，改天換地，自然是非常之命。從(cong) 趙匡胤即位一直到宋英宗達百年，王夫之以之為(wei) 太平盛治。王夫之追究宋“興(xing) ”受命緣起，考察立國精神，直抵立國政治家的精神德行，所謂“懼”。具體(ti) 邏輯為(wei) “懼以生慎，慎以生儉(jian) ，儉(jian) 以生慈，慈以生和，和以生文”[11]，“而自唐光啟以來，百年囂陵噬搏之氣，寖衰寖微，以消釋於(yu) 無形。盛矣哉！”[12]

在王夫之看來，晚唐以來天下風氣陷入爭(zheng) 鬥無窮的亂(luan) 世之中，而宋興(xing) ，風氣為(wei) 之一變，所謂“百年囂陵噬搏之氣”逐漸扭轉。在這樣一個(ge) 論述裏麵，“受非常之命”或者說“革命”包含幾個(ge) 目標，除了統一、民生之外，就是反複提及的“文”、“文教”。可以說，革命本身包含了整體(ti) 社會(hui) 政治風化的向善提升。

政治風氣、更準確地來說，政治共同體(ti) 精神的變遷，內(nei) 在涵括於(yu) 革命中。《宋論》認為(wei) 宋興(xing) 把自唐光啟以來“氣”，即共同體(ti) 的精神氣質改造轉移了，這就引出革命和更化的問題。

二、革命與(yu) 更化的內(nei) 在互嵌

在傳(chuan) 統政治中，比較早的更化原型（prototype）應是周公製禮作樂(le) 。武王完成革命，但法度的真正確立依靠周公，一方麵定都洛邑，掃平叛亂(luan) ，另一麵製禮作樂(le) 。後者內(nei) 容廣泛，除了《尚書(shu) 》“周官”、“立政”確立紀綱，如《酒誥》節製晚商酗酒惡習(xi) ，屬於(yu) 改造風俗。

儒家作為(wei) 總結三代政治文明的重要學派，曆史政治哲學含有這方麵的思考。《論語·為(wei) 政》篇，子張問孔子：“十世可知也？”孔子對子張的回答就是“殷因於(yu) 夏禮，其損益可知也；周因於(yu) 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13]，指出政治體(ti) 的因承伴隨著損益，可以幫助我們(men) 理解立國所蘊含的問題。先秦以後，革命和更化有豐(feng) 富實踐，兩(liang) 者覆蓋多樣態的曆史演變，包括了立國、重建（“中興(xing) ”）。政權革命是流行形態，更化則有漢武更化、元祐更化，端平更化、嘉定更化、脫脫更化，漢武時期董仲舒的複古更化尤為(wei) 典型。

新舊政權交替之際，對暴力的運用自然深有體(ti) 會(hui) 。五代安重榮放言：“天子，兵強馬壯者當為(wei) 之，寧有種耶”[14]。然而，從(cong) 武力支配過渡到天下治理，這就涉及到更化，政治體(ti) 要經曆一個(ge) 政治的文明化轉變，武力代表的權力要經曆文教馴服。《宋論》呈現出革命與(yu) 更化開啟二者緊密結合的形態，幾乎同步進行。再如唐初太宗政治，也近於(yu) 此。而漢代高祖和武帝之間的革命與(yu) 更化相隔較遠。

這些差別究竟反映出國家發展的哪些道理和邏輯？從(cong) 漢高祖革命立國到武帝更化，的確是先秦以後政治發展的大關(guan) 節。武帝更化基本確立了兩(liang) 千年的基本政治架構。經過這樣的探索，唐宋明清立國的政治智慧加速發展，處理革命與(yu) 更化的階段過程更為(wei) 明智與(yu) 練達，可以說體(ti) 現出傳(chuan) 統政治智慧的累積效應。

對更化的代表性解釋，莫若董子。在《天人三策》中董子指出，“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wei) 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15]。政權交替，承前朝舊弊，如何實現善治？如果沒有結構性的調整，即使是大賢良工也無能為(wei) 力。俗論儒家主張人治，於(yu) 此見其不然。

“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yu) 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lin) 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lin) 政而願治七十餘(yu) 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雲(yun) ：“宜民宜人，受祿於(yu) 人。為(wei) 政而宜於(yu) 民者，固當受祿於(yu) 天。夫仁、誼、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飭也；五者修飭，故受天之晁，而享鬼神之靈，德施於(yu) 方外，延及群生也。”[16]。董子主張更化而善治，即尚五常之道、抑秦法之製。

唐代立國善治，也有共通的道理。《貞觀政要·卷一政體(ti) 》即就傳(chuan) 統治體(ti) 總結政治教訓。“貞觀七年，太宗與(yu) 秘書(shu) 監魏征從(cong) 容論自古理政得失，因曰：‘當今大亂(luan) 之後，造次不可致化。’征曰：‘不然，凡人在危困，則憂死亡。憂死亡，則思化。思化，則易教。然則亂(luan) 後易教，猶饑人易食也。’”[17]魏征提出了為(wei) 政求治的基本邏輯，即為(wei) 擺脫危困、人心思化而亂(luan) 後易教，這是自然之理勢。

由亂(luan) 轉治意味著打破之前政治成功所依賴的既有路徑，勢必挑戰立國者的治理智慧，觸及立國精神的導向問題。“太宗曰：‘善人為(wei) 邦百年，然後勝殘去殺。大亂(luan) 之後，將求致化，寧可造次而望乎？’征曰：‘此據常人，不在聖哲。若聖哲施化，上下同心，人應如響，不疾而速，期月而可，信不為(wei) 難，三年成功，猶謂其晚。’太宗以為(wei) 然。封德彝等對曰：‘三代以後，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皆欲理而不能，豈能化而不欲？若信魏征所說，恐敗亂(luan) 國家。’”

太宗、封德彝等對於(yu) 由亂(luan) 而治、更化善治的可能性均表懷疑，改弦易轍如不當，革命業(ye) 績也可能前功盡棄。“征曰：‘五帝、三王，不易人而化。行帝道則帝，行王道則王，在於(yu) 當時所理，化之而已。考之載籍，可得而知。昔黃帝與(yu) 蚩尤七十餘(yu) 戰，其亂(luan) 甚矣，既勝之後，便致太平。九黎亂(luan) 德，顓頊征之，既克之後，不失其化。桀為(wei) 亂(luan) 虐，而湯放之，在湯之代，即致太平。紂為(wei) 無道，武王伐之，成王之代，亦致太平。若言人漸澆訛，不及純樸，至今應悉為(wei) 鬼魅，寧可複得而教化耶？’德彝等無以難之，然鹹以為(wei) 不可。太宗每力行不倦，數年間，海內(nei) 康寧，突厥破滅。因謂群臣曰：‘貞觀初，人皆異論，雲(yun) 當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惟魏征勸我。既從(cong) 其言，不過數載，遂得華夏安寧，遠戎賓服。突厥自古以來，常為(wei) 中國勍敵，今酋長並帶刀宿衛，部落皆襲衣冠，使我遂至於(yu) 此，皆魏征之力也。’顧謂征曰：‘玉雖有美質，在於(yu) 石間，不值良工琢磨，與(yu) 瓦礫不別。若遇良工，即為(wei) 萬(wan) 代之寶。朕雖無美質，為(wei) 公所切磋，勞公約朕以仁義(yi) ，弘朕以道德，使朕功業(ye) 至此，公亦足為(wei) 良工爾。’”[18]

從(cong) 戡亂(luan) 革命到向化求治，是對天人正道的回歸，避免人性再次向“鬼魅”的墮落，這一大轉機需要政治家的大決(jue) 斷、大勇大德、力行不倦。太宗稱讚魏征“良工”，主要貢獻在於(yu) 對王道導向的堅持，根據人性向往文明教化的自然理勢篤定立國精神。

傳(chuan) 統政治實踐在儒家義(yi) 理中得到高度提煉。明末清初孫奇逢在《讀易大旨》裏指出共有三卦討論更化，分別指向了不同政治現象：“蠱承前弊，大事更化，夏少康、周宣王以之；巽承前弊，小事更化，殷盤庚以之；革則大人虎變，順天應人，湯、武以之”[19]。一個(ge) 朝代積重難返就需更化，比如少康、宣王中興(xing) ；巽卦也針對積弊更化，但處理規模較小，如盤庚遷都；另外就是革卦，大人虎變，即湯武革命。三卦言更化，不僅(jin) 講政治中興(xing) ，更囊括革命。

細審革卦，彖辭曰：“巳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20]。革發生在新舊鼎革之後。革命之初大家未必能信從(cong) 。舊製度被更替，要取得廣泛信服，“革而信之”的關(guan) 鍵點在於(yu) “文明以說”。《宋論》強調的“文”、“文教”，與(yu) 此同意。“大亨”走出困境，實現發展，這是革命最後要到達的境界。“能思文明之德以說於(yu) 人，所以革命而為(wei) 民所信也”[21]，降德於(yu) 民，心悅誠服，革命可視為(wei) 完成，否則是未完成的革命。《周易正義(yi) 》中講：“殷湯、周武，聰明睿智，上順天命，下應人心，放桀鳴條，誅紂牧野，革其王命，改其惡俗，故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22]。“革其王命，改其惡俗”，非常緊要，也就是《宋論》所謂唐光啟以來百年風氣得到改造。

革命指向改易風俗，指向文明之德的實現。否則，持續之前的狀態“革之不已”，會(hui) 走向革命目標的反麵。隻有以文明之德致力更化，實現自我節製，才能真正到達目的。清儒陳法論革卦上六爻辭言：‘征凶，居貞吉’，亦以革之終而言，既已革矣，則大體(ti) 已正。其有未可遽革者，當俟其自化。革之不已，非所以息事寧人也，故征凶而居貞吉。革當審之於(yu) 初，初不當革，二當以其時，三當謀之於(yu) 眾(zhong) ，四當斷之於(yu) 已，五則革而變，六則革之成，而猶以居貞為(wei) 吉，觀聖人所以處革者前後始終何其慮之深遠也。”[23]前人透過周易變化，能把握到革命立國的發展方向及限度，不可使用強製力謀求短期內(nei) 人心風俗的巨變，“當俟其自化”，由革命過渡到更化，避免革命異化。

三、理解“更化”的兩(liang) 種不同思路

傳(chuan) 統儒家對待更化，理解並不單一。我們(men) 至少可以分別出兩(liang) 種不同的思考進路。

第一種是全盤複古的更化。王夫之《讀通鑒論·漢論》卷三評價(jia) 董仲舒更化：“董仲舒請使列侯郡守歲貢士二人，賢者賞，所貢不肖者有罰，以是為(wei) 三代鄉(xiang) 舉(ju) 裏選之遺法也，若無遺議焉。夫為(wei) 政之患，聞古人之效而悅之，不察其精意，不揆其時會(hui) ，欲姑試之，而不合，則又為(wei) 之法以製之，於(yu) 是法亂(luan) 弊滋，而古道遂終絕於(yu) 天下。”

察舉(ju) 賢良，相對於(yu) 三代鄉(xiang) 舉(ju) 裏選，是否實現了古法精義(yi) ？船山此處似趨向於(yu) 一全盤的體(ti) 係論主張，“封建也，學校也，鄉(xiang) 舉(ju) 裏選也，三者相扶以行，孤行則躓矣。用今日之才，任今日之事，所損益，可知已。而仲舒曰：“王之盛易為(wei) ，堯、舜之名可及。”談何容易哉！”[24]。若更化隻是對三代之法的損益，距王道尚遠。近世儒者主張恢複封建、井田、選舉(ju) ，如張載、胡宏等，代表了對於(yu) 秦以後國家體(ti) 製的一種根本反思進路[25]。

類似的全盤複古進路在元明之際胡翰的《慎習(xi) 論》中更為(wei) 明確：“其變既極，其習(xi) 既成，秦亡而漢承之。聖王之繼亂(luan) 世，掃除其而悉去之，崇教化而興(xing) 起之，此其幾也。陳經立紀，以為(wei) 萬(wan) 世法程，此又一幾也。高帝以寬仁定天下，規模宏遠矣，然未嚐有一於(yu) 此。其後賈誼言之於(yu) 文帝，董仲舒言之於(yu) 武帝，皆不能用。又其後王吉言之，而宣帝亦恬不以為(wei) 意。觀高帝命叔孫博士之言，令度吾所能行為(wei) 之，天下事孰非人主所能者﹖奈何帝之自畫如此，而群臣不足佐之！”革命後改易更化、與(yu) “陳經立紀”確立“萬(wan) 世法程”，這是立國時刻的核心主題，內(nei) 含憲製大法的重建。

胡翰批評漢代“創業(ye) 之君，後昆所取法，由是文帝有‘卑之無甚高論’之喻，宣帝有‘漢家自有製度’之語。當更化而不更化，當改製而不改製，一切緣秦之故，雜霸以為(wei) 治。逮於(yu) 中興(xing) ，光武以吏事責公卿，顯宗以耳目為(wei) 明察，文法密而職任違，辨急過而恩意少，雖從(cong) 事儒雅，投戈講藝，臨(lin) 雍拜老，有緝熙揖讓之風，未能盡更化、改製之實也”[26]。胡翰批評漢武更化不徹底，雜霸為(wei) 治，其理想是最大程度地以三代之法更替後世法家秦製。清順治皇帝《禦定孝經衍義(yi) 》卷四十六：“臣按‘琴瑟不調解而更張’，董仲舒已言之。然其意在於(yu) 更化善治，複先王之法，即所謂變而複貫者也”[27]。更化善治在於(yu) “複先王之法”，然而如何複？儒家之一脈持全盤、徹底之激進思路。

第二種思路是將三代禮法精神貫徹到現實政治的脈絡之中，予以調和損益。

王夫之《宋論》卷一論述太祖，揭示了轉向文治背後的一般性政治邏輯，特別是由關(guan) 鍵性的立國政治行動確立紀綱法度（國家的根本法度）。如其所論：“太祖勒石，鎖置殿中，使嗣君即位，入而跪讀。其戒有三：一、保全柴氏子孫；二、不殺士大夫；三、不加農(nong) 田之賦。嗚呼！若此三者，不謂之盛德也不能。德之盛者，求諸己而已。舍己而求諸人，名愈正，義(yi) 愈伸，令愈繁，刑將愈起；如彼者，不謂之涼德也不能。求民之利而興(xing) 之，求民之害而除之，取所謂善而督民從(cong) 之，取所謂不善而禁民蹈之，皆求諸人也；駁儒之所務，申、韓之敝帚也”[28]。由祖宗之法承載“盛德”，而確立立國之本，特別注重對於(yu) 政治統治群體(ti) 的自我約束（“求諸己”），挺立儒道之正大根本。

這裏，文明之治，文明之德，不能將其曲解為(wei) “文飾”（“儒表法裏”），或者狹義(yi) 教育文化意義(yi) 上的“文教”（科舉(ju) 選士），或是重用文臣甚於(yu) 武官（“崇文抑武”）。要強調的是，“文”凝結盛德與(yu) 法度，指向仁意與(yu) 紀綱的複合結構。盛德透過紀綱法度得以落實，如葉適國本論指出的禮臣和恤刑，以一係列政治法度體(ti) 現仁義(yi) 、忠厚、寬大、節製、易簡的立國精神。

南宋呂中於(yu) 宋代實政中剖解立國治體(ti) ，頗多精義(yi) 發明[29]。他在《宋大事記講義(yi) 》序中提出了治體(ti) 論、製度論和國勢論，強調治體(ti) 乃是仁義(yi) 精神與(yu) 紀綱法度的綜合體(ti) ，著眼於(yu) 政治體(ti) 的精神根基與(yu) 製度體(ti) 係如何轉化相濟。“仁意之與(yu) 紀綱二者並行而不相離，則不待立寬嚴(yan) 之的而治體(ti) 固已定矣”，體(ti) 現出理解政治的古典憲製視野。宋代立國規模“厚仁意於(yu) 紀綱整飭之中，振紀綱於(yu) 仁意流行之際，本相為(wei) 而不相病也”[30]。

該書(shu) 卷二論述太祖即帝位“不嗜殺人”，即就政治基本精神立言：“或被上以黃袍，上固拒之，不可，乃誓諸將曰：“近世帝王初入京城，皆縱兵大掠，汝等無得複然，事定當厚賞；不然，當族誅。”乃整軍(jun) ，自仁和門入，秋毫無所犯。”[31]北宋邵雍稱讚宋政成就：“一事，革命之日市不易肆；二事，克服天下在即位後；三事，未嚐殺一無罪；四事，百年方四葉；五事，百年無腹心患。”；“五事曆將前代舉(ju) ，帝堯而下固無之”[32]。革命並未破壞正常的經濟社會(hui) 秩序，不黷武濫殺，從(cong) 中可以看到仁義(yi) 忠厚之理。

在《宋大事記講義(yi) 》卷三中的“幸太學”能看出革命與(yu) 更化的轉換：“建隆元年，幸國子監；二年又幸，三年正月幸，二月又幸，增修學祠，自讚孔顏；乾德元年四月幸，七月又幸”。呂中評論：“當倥傯(zong) 不暇給之時，而獨留意於(yu) 學校，此正轉移人心之大機也。先漢以吏立國，故丞相止於(yu) 次律令，禦史止於(yu) 定章程；我朝以儒立國，故命宰相讀書(shu) ，用儒臣典獄，以文臣知州，卒成一代文明之治。自是而後，臨(lin) 幸之時有爵命之賞，有金帛之賜，亦增廣延士之美意。然太祖當尚武之世，而幸學之時多”[33]

統一過程中留意學校，是轉移人心、開啟更化的“大機”。呂中由此重申宋儒政治精義(yi) ，提出“以吏立國”與(yu) “以儒立國”的漢宋之別。理解“以儒立國”，應著眼於(yu) 立國構造中政治核心精英群體(ti) 的養(yang) 成，思考這一要素如何影響了立國精神與(yu) 政治權力再分配，形成“一代文明之治”。

以儒家精神塑造政治核心群體(ti) ，並將其確立為(wei) 替代武人當權的治人主幹，進而改變政治權力的分配與(yu) 行使，這是“以儒立國”的緊要處。《宋大事記講義(yi) 》卷二：“上因曰‘五代方鎮殘虐，民受其禍。朕今選儒臣才幹者百餘(yu) 人，分治大藩，縱皆貪濁，亦不及武臣一人也’”，呂中論曰“以酷吏主財，則取民必峻；以武夫主刑，則用法必嚴(yan) 。此太祖所以命儒臣主財，士人典獄也，知所以培國脈而重民命歟！”[34]。

財政和司法乃國脈所係，用儒臣士人以重民命，國本可穩固。卷三載：“寬征稅，其意將以利商旅耳，亦所以革方鎮擅利之弊；定刑辟，其意將以輕刑耳，亦所以革方鎮專(zhuan) 殺之弊；遣使監，輸民租，其意將以利農(nong) 民耳，亦所以革方鎮擅賦之弊。此兵權所以能收於(yu) 杯酒之間歟！故自商征之寛，而後世不敢妄增一額；自詳刑之審，而後世不敢妄戮一人；自民租之輕，而後世不敢妄加一賦；以至仁之一脈，而壽吾國之元氣，此其所以培我宋億(yi) 萬(wan) 載之業(ye) 者蓋有在也”[35]。仁義(yi) 體(ti) 現在這些革除方鎮之弊的政治製度中，由此民命民生得以厚養(yang) 。正由於(yu) 此，儒臣士人才能順利取代武人方鎮成為(wei) 治人主幹，宋代得以在中央集權製基礎上再立君道。

正如《宋史》概括，“自古創業(ye) 垂統之君，即其一時之好尚，而一代之規橅，可以豫知矣。藝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奪武臣之權，宋之尚文，端本乎此。太宗、真宗其在藩邸，已有好學之名，及其即位，彌文日增。自時厥後，子孫相承，上之為(wei) 人君者，無不典學；下之為(wei) 人臣者，自宰相以至令錄，無不擢科，海內(nei) 文士，彬彬輩出焉”[36]。可見，文治精粹，首先源於(yu) 政治權力結構的更替，而後擴展到學術選士。

職此之故，尊禮大臣、體(ti) 貌儒士才成為(wei) 宋代優(you) 良傳(chuan) 統。《宋大事記講義(yi) 》卷二“侍大臣”評論雷德驤舉(ju) 報趙普：“以判大理寺，而敢以言大臣之短，不惟養(yang) 後日敢言之風，亦可以無大臣專(zhuan) 擅之禍。漢髙帝聞蕭何多買(mai) 田宅之汙，則有械係元勳之辱。此漢一代所以有誅戮大臣之禍。我太祖聞趙普強市人第宅之事，則有鼎鐺有耳之責，此本朝所以有進退大臣之禮”[37]。

回到本文篇首提到的葉適國本論，葉適正是將“禮臣”視為(wei) 國本之一，所謂“一以寬大誠信、進退禮節遇其臣下”[38]。透過回溯宋代政事，葉水心指出大臣進退出處、諫諍監察、黨(dang) 爭(zheng) 等活動中臣民的尊嚴(yan) 與(yu) 權利得到保護，也得以維係政治文化精英的公共精神和共治德行。比較後世明清兩(liang) 代，這一點比較難得。如《明大誥》“寰中士夫不為(wei) 君用”科前代未有，廷杖折損大臣尊嚴(yan) ，文明質素降低。[39]。

葉水心論國本，另一個(ge) 是恤刑。五代嚴(yan) 酷政治下人民動輒得罰，利斷於(yu) 上，宋代立法寬大，百姓社會(hui) 經濟的自由空間逐漸擴展，免於(yu) 酷刑。這是從(cong) 國家經濟政治文化的自由度去解釋。從(cong) 禮臣和恤刑，可以把握到宋代立國精神，一個(ge) 是寬大對精英，一個(ge) 是仁厚對百姓。政治文化精英的公共德行與(yu) 民眾(zhong) 社會(hui) 經濟自由得到保障，國本穩固確立。

董子和漢武更化顯示同樣道理，崇儒而退黃老申商，即為(wei) 國家確立新的精神根基。立五經博士、博士弟子員與(yu) 察舉(ju) 賢良，即塑造核心精英群體(ti) 。禁止官員從(cong) 商與(yu) 限田之議，把不與(yu) 民爭(zheng) 利的理念貫徹下來，厚民生民命。唐宋開國，加速了革命與(yu) 更化之間的政治變遷，太祖啟更化之機，奠定立國規模，這是其特出處。

王夫之《宋論》卷一總結：“三代以下稱治者三：文、景之治，再傳(chuan) 而止；貞觀之治，及子而亂(luan) ；宋自建隆息五季之凶危，登民於(yu) 衽席，迨熙寧而後，法以斁，民以不康。繇此言之，宋其裕矣。夫非其子孫之克紹、多士之讚襄也。即其子孫之令，抑家法為(wei) 之檠括；即其多士之忠，抑其政教為(wei) 之薰陶也。嗚呼！自漢光武以外，爰求令德，非宋太祖其誰為(wei) 迥出者乎？”[40]

家法和政教傳(chuan) 統，而非子孫多士，乃更化立國所重，這也是董子強調更化改弦重於(yu) 大賢良工的意旨。透過上文呂中等人的評論，可以看到儒家更化理解的第二條思路，即於(yu) 現實政治脈絡中實現治人主體(ti) 與(yu) 紀綱法度的重構，由此實現的文明之治同樣是“複先王之法”。

四、更化立國與(yu) 治體(ti) 重構

儒家的更化思路，大體(ti) 顯示出理想主義(yi) 與(yu) 現實主義(yi) 兩(liang) 途。前者主張徹底的、全盤的複古主義(yi) 更化，重視三代之法在製度體(ti) 係上的不可分割，強調王道與(yu) 霸道、儒與(yu) 法、周製與(yu) 秦製在政治上的高下優(you) 劣。後者主張在現實實踐脈絡中因應時勢，以三代、王道、儒家精神涵化政治文化精英，並由此推動根本製度的改進，相比激進複古主義(yi) 而認可實際政製的斟酌妥協。理想主義(yi) 在思想上保持了一種批判維度，政治傳(chuan) 統中的漢武更化、宋啟文治則更體(ti) 現出現實主義(yi) 更化的政治理性，推進了革命易主之後的政治轉型，使國家在精神立基、治人主體(ti) 和根本製度上漸趨成熟，可視為(wei) 治體(ti) 意義(yi) 上的國家重建，不妨稱之為(wei) “更化立國”。

更化立國中，政治家審時度勢，發揮了引擎功能，一步步推進了政治架構的“文”變，即治體(ti) 重構。

清初陳法解釋“革”卦義(yi) 理：“九五陽剛中正，下與(yu) 二應，有中正之德，居九五之位，德位兼隆之大人，如是而革將舉(ju) 天下而維新之。聲名文物之美，如虎之變，而其文炳然。革之最善而且大者也。未占有孚，言不待占決(jue) 而已信其至當，猶勿問元吉也，九五之大人之化，旋乾轉坤，革而變矣，虎變似指大人一身而言，然大人以天下為(wei) 身，天下之文皆其文也。”[41]立國者將天下情勢變遷綜合審視，形成政治判斷，並以政治行動積極促進更化，一人作而天下應，即“大人以天下為(wei) 身，天下之文皆其文”。王夫之深究太祖情誌對於(yu) 政治走向文明的作用，可藉此理解。

大人虎變，下起君子豹變、小人革麵。“上六處革之終。革道之成，即承九五而言，君子小人以位言，君子對大人而言，大人虎變則君子豹變，小人對君子而言，君子豹變則小人革麵，乾為(wei) 虎，豹亦虎類，以其文別之，五陽而六陰，陽明而陰暗，是故剛健而文明者，其文炳，大人之虎變也，潤澤而文明者，其文蔚，君子之豹變也，文皆似火，文明之象，卦名革，爻即就革，取象。小人可與(yu) 樂(le) 成，難與(yu) 圖始，當革之終而以說應，庶民之向化也，君子觀國之光，有衣冠文物之盛，小人樸魯處更化善治之時，說乎心則欣欣然見於(yu) 其麵矣”[42]。虎變豹變，其實是立國政治帶動的政治文化精英之風氣精神轉變，這推進了政治社會(hui) 的“更化善治”。“天下之文”的變遷邏輯，需要在大人虎變、君子豹變所引發的社會(hui) 共同行動中去探求。

呂中《大事記講義(yi) 》雲(yun) ：“國家治亂(luan) 雖人事也，亦天數也。蓋風氣推移，淳漓不同。世治則人漓，所以治極必亂(luan) ；世亂(luan) 則人淳，所以亂(luan) 極生治。以五代雲(yun) 霧昏曀之久，啟我宋天日開明之候。天降時雨，山川出雲(yun) 。國家將興(xing) ，必有休祥。五星聚奎，固太平之象，而實啟文明之兆也。當是時，歐、蘇之文未盛，師魯、明複之經未出，安定湖學之說未行於(yu) 西北，伊洛關(guan) 中之學未盛於(yu) 天下，而文治精華已露於(yu) 立國之初矣”[43]。宋學之興(xing) 源於(yu) 宋政開明，近世思想文化上的鼎盛時代實有賴於(yu) 有宋立國開辟出的“文治精華”。正如王夫之指出，“盛德”、“家法”是養(yang) 育士氣、形成善治的起始條件。

以政治曆史哲學而言，更化乃針對人性中不利於(yu) 合群求治的陰暗麵之極端爆發（如戰國、秦漢之際、晚唐五代），因應亂(luan) 象而予以扭轉、改造，透過古法精神的複原而追求善治。錢穆先生在點評董仲舒時說道：“仲舒之言複古，實非真複古。在仲舒之意，亦僅(jin) 重於(yu) 更化，而即以更化為(wei) 複古也。…乃求以學術文化領導政治，以政治控製經濟，而進企於(yu) 風化之美，治道之隆”[44]。

由學術文化等立國精神的轉變開啟治體(ti) 重構，這也有助於(yu) 我們(men) 理解中國這樣一個(ge) 大國構造，首先在於(yu) 如何形成一個(ge) 凝結共同體(ti) 的精神文化紐帶。這個(ge) 紐帶勢必不能以武力充任，而需要具有普遍性的、超越性的信念價(jia) 值來促成，並以由此形成的根本製度予以保障。

宋代文治精華透過尚文好學的風氣，逐漸影響到政治傳(chuan) 統新憲章的演進。《宋大事記講義(yi) 》指出，“祖宗好學，世為(wei) 家法。蓋自太祖幸國庠、謁先聖、勸宰臣以讀書(shu) 、戒武臣以知學，其所以示後世子孫者，源遠而流長矣。自太平興(xing) 國開設經筵，而經筵之講自太宗始；自鹹平置侍講學士，而經筵之官自真宗始。乾興(xing) 末，雙日禦經筵，體(ti) 務亦不廢，而日禦經筵，自仁宗始。於(yu) 是崇政殿始置說書(shu) ，天章閣始製侍讀，中丞始預講席，宰相始預勸講，舊相始入經筵以觀講，史官始入經筵以侍立，而經筵之上，文物憲度始大備矣”[45]。程頤曾概括宋代憲製有兩(liang) 個(ge) 根本製度，“天下治亂(luan) 係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46]。理解經筵製度，應看到立國政教取向的源初動力。前文所引葉適的禮臣國本論，也應在此脈絡中理解。

通過立國精神轉變，進一步帶動規定上下（君臣）、內(nei) 外（中央與(yu) 地方）關(guan) 係的根本製度改造，這是更化的體(ti) 製內(nei) 涵。漢宋立國者不是把學校、鄉(xiang) 舉(ju) 裏選、封建製照搬到當時的政治體(ti) 係中，而是對因承以來的體(ti) 製進行改造。這其中一個(ge) 關(guan) 鍵要素是新的政治文化精英群體(ti) 的形成，能夠以不同政教精神去運行改造過的體(ti) 製。

呂中高度評價(jia) 宋代立國之初的更化，“國初繼唐末五代之後，此正製作之一機，而我太祖創法立製，不務名而務實，不變其法而變其意。一轉移之間，事體(ti) 頓異矣”[47]。通過三省、科舉(ju) 、理財、軍(jun) 製等方麵的實例，呂中指出宋初善於(yu) 因承前代舊製形式，予以重組，並透過士人主政灌注入不同政治精神而達到良好治效，這樣的政治技藝避免動輒複古、大變法引發的大動蕩，保持了政治穩定、有序進取。

這裏的關(guan) 鍵在於(yu) 治人主體(ti) 的技藝施展，來推動製度發揮不同功用。“此其酌古今之宜、人情之公，通世道之變，雖曰因前代之法，而化鐵為(wei) 金，化臭腐為(wei) 新奇，變枯骨為(wei) 生意，豈必盡複古製而後為(wei) 一代之法哉？然天下無百年不弊之法，謀國者當因法以革弊，不當因弊以立法”[48]。從(cong) 治體(ti) 論視角，我們(men) 可以更好理解更化立國的政治技藝，避免“盡複古製”這樣的激進變法衝(chong) 動，也避免將政治轉型過度聚焦於(yu) 政體(ti) 製度的大規模改變。

綜上所述，立國時刻蘊涵了革命與(yu) 更化兩(liang) 個(ge) 有機銜接的階段。為(wei) 擺脫無序或僵滯，政治家群體(ti) 以複原古法精義(yi) 為(wei) 號召，透過立國精神的轉向，驅動政治-文化精英的養(yang) 成與(yu) 根本性製度的漸進塑造，從(cong) 而實現一種憲製傳(chuan) 統意義(yi) 的共同體(ti) 重建，亦即趨向文明之治的治體(ti) 重構。在現代語境下，我們(men) 既需要溯本追源、也需損益時勢來形成對於(yu) “更化”的新詮釋。

注釋：

本文係筆者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中國治道傳(chuan) 統中的公共理念及其現代轉換研究”（項目編號：15BZZ016）的階段性成果。

[1]葉適：《葉適集》，《水心別集•國本上》卷二，北京：中華書(shu) 局，1961年，第644頁。

[2]葉適：《葉適集》，第644頁。

[3]葉適：《葉適集》，第644頁。

[4]葉適：《葉適集》，第644頁。

[5]王夫之：《宋論》卷一，北京：中華書(shu) 局，1964年，第1頁。

[6]同上注。

[7]同上注。

[8]同上注。

[9]同上注。

[10]王夫之：《宋論》卷一，北京：中華書(shu) 局，1964年，第3頁。

[11]王夫之：《宋論》，第3頁。

[12]王夫之：《宋論》，第3頁。

[13]《論語》，北京：中華書(shu) 局，2007年，第22頁。

[14]歐陽修：《新五代史·安重榮傳(chuan) 》卷五十一，北京：中華書(shu) 局，1974年，第582頁。

[15]班固：《漢書(shu) ·董仲舒傳(chuan) 》卷五十六，北京：中華書(shu) 局，2007年，第564頁。“更張”、“更化”思維一直在晚清變法中仍相續不輟，如梁啟超批評洋務運動“於(yu) 去陳用新、改弦更張之道未始有合也”，而將真變法歸於(yu) 學術和官製，見其《變法通議》“論變法不知本原之害”，收入梁啟超：《飲冰室合集》，中華書(shu) 局，2015年，第一冊(ce) ，第8頁。

[16]《漢書(shu) ·董仲舒傳(chuan) 》卷五十六，第564頁。

[17]吳兢：《貞觀政要》，裴汝誠等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27頁。

[18]吳兢：《貞觀政要》，裴汝誠等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27頁。

[19]孫奇逢：《孫奇逢集·上》，張顯清主編，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96頁。

[20]《十三經注疏·周易正義(yi) 》，李學勤主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202頁。

[21]《十三經注疏·周易正義(yi) 》，第202頁。

[22]《十三經注疏·周易正義(yi) 》，李學勤主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203頁。

[23]陳法：《易箋》，《黔南叢(cong) 書(shu) 》，顧久主編，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36頁。

[24]王夫之：《讀通鑒論》上冊(ce) ，北京：中華書(shu) 局，1975年，第49頁。船山政論主旨並不持一全盤複古論，此於(yu) 該書(shu) 卷一論封建有集中表達。

[25]參見張灝著、蘇鵬輝譯：《儒家經世理念的思想傳(chuan) 統》，《政治思想史》，2013年第3期，第9、15頁。

[26]黃宗羲：《宋元學案》第四冊(ce) ，全祖望補修，北京：中華書(shu) 局，1986年，第2784頁。

[27]《四庫全書(shu) ·第七一八冊(ce) 》，紀昀等纂修，台灣：商務印書(shu) 館，1986年，718-514

[28]王夫之：《宋論》卷一，第4-5頁。

[29]治體(ti) 論是中國政治傳(chuan) 統自我理解的中心範疇，關(guan) 於(yu) 這一點參見任鋒：《中國政學傳(chuan) 統中的治體(ti) 論：基於(yu) 曆史脈絡的考察》，《學海》2017年第5期，第37-48頁。

[30]呂中著，張其凡、白曉霞整理：《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yi) 類編皇朝中興(xing) 大事記講義(yi)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5-36頁。

[31]呂中：《類編皇朝大事記講義(yi) 類編皇朝中興(xing) 大事記講義(yi) 》，第48頁。

[32]邵雍：《邵雍全集》第四冊(ce) ，郭彧點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98頁。

[33]呂中：《宋大事記講義(yi) 》，第69頁。

[34]同上，第60頁。

[35]同上，第76-77頁。

[36]《宋史》卷四百三十九，列傳(chuan) 第一百九十八。

[37]同上，第56頁。

[38]葉適：《葉適集》，《水心別集•國本中》卷二，北京：中華書(shu) 局，1961年，第646頁。

[39]朱元璋：《禦製大誥續編》之《互知丁業(ye) 第三》。

[40]王夫之：《宋論》卷一，第25頁。

[41]陳法：《易箋》，第235頁。

[42]同上，第235頁。

[43]《宋大事記講義(yi) 》，卷三，第70頁。

[44]錢穆：《秦漢史》，北京：生活·讀書(shu) ·新知三聯書(shu) 店，2004年，第106頁。

[45]《宋大事記講義(yi) 》，卷八，第169頁。

[46]程顥、程頤：《二程集》，北京：中華書(shu) 局，2004年，第540頁。

[47]《宋大事記講義(yi) 》，卷一，第39頁。

[48]同上，第40頁。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