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踐與(yu) 知識：朱熹的早期學術取向析論

作者：吳展良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原載於(yu) 《為(wei) 了文化與(yu) 曆史──餘(yu) 英時教授八秩壽慶論文集》（台北：聯經出版事業(ye) 公司，2009年12月）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三月初二日己卯

           耶穌2018年4月17日

摘要：

朱熹看重知識的學術模式如何產(chan) 生？此模式與(yu) 理學素重實踐的傳(chuan) 統之關(guan) 係如何？其學術中實踐與(yu) 知識孰先孰後？孰為(wei) 究竟第一義(yi) ？這些問題一直是有關(guan) 程朱陸王乃至宋代學術思想史研究的關(guan) 鍵議題。本文分三階段仔細研究朱熹的早期學術取向，試圖對這些問題有所厘清。研究發現朱熹很早便立誌學聖人，以追求做人處事的最高境界為(wei) 其人生目標。其天性雖頗具知識性的長才，然而其所學從(cong) 來不止於(yu) 書(shu) 本。在家庭與(yu) 師長的影響下，其學既重視隨時的實踐體(ti) 驗，又指向嚴(yan) 於(yu) 出處進退，以性命相見的終極踐履。他十五、六歲之後，因學聖人不得其門而入而開始參禪。禪學主張當下即是，不立文字。朱熹所學又為(wei) 主張破除一切知見的「看話禪」，重點完全在實踐上。然而細讀有關(guan) 文字，卻不難發現朱熹早年的禪學仍大有談玄說妙之處。在此期間，他仍頗用力於(yu) 讀書(shu) 與(yu) 學聖賢，然而受到禪學的影響深重，用心偏於(yu) 向內(nei) 尋求一貫之道。朱熹二十四歲開始任官後，受到實際政務的曆練及李侗的影響，重新致力於(yu) 經典與(yu) 二程學統之研習(xi) ，由是而回歸儒學。他最後所開出的成聖道路，主張必須徹底窮究與(yu) 效法聖人的一言一行，並學習(xi) 聖人明白天下一切事理且付諸實踐的本領，以達到做人處事的最高境界。在實踐與(yu) 知識上都對自己做了最高的要求，因此打破了兩(liang) 者之間易有的矛盾。盡精微而致廣大，日後終於(yu) 大成其學。綜觀朱熹早期三階段的發展，可知他的知識傾(qing) 向相當強烈，然而其目標卻一直指向實踐，學習(xi) 方法上也一向重視實踐，因此實踐才是他為(wei) 學的第一義(yi) 。他所接受的理學乃至禪學傳(chuan) 統所追求的知識乃是做人處事的知識。此種的知識，源於(yu) 人生實踐也勢必回歸人生實踐，因而不僅(jin) 以實踐為(wei) 目標，在學習(xi) 知識過程中，也必須時時透過實踐來體(ti) 察所得的知識是否正確。雖然如此，青年朱熹曲折的學習(xi) 經曆，卻又讓他深深感到為(wei) 了實踐成聖的目標，知識是不可或缺的媒介與(yu) 指南。學者若不一一明辨各種具體(ti) 事物的道理，很容易各以其所得之道為(wei) 是，是故必須追求聖人境界的真知識才能避免一己的限製。對朱熹而言，此種真知識源於(yu) 人人本有的虛靈不昧之心，反映實相，而有其客觀獨立的價(jia) 值。實踐與(yu) 知識，並非真正二分，不僅(jin) 互相融入，亦指向最高的統一。

關(guan) 鍵字：

實踐、知識、朱熹、學術取向、理學、儒學、禪學、聖人、道、朱鬆、李侗。

一、問題意識與(yu) 研究方法

儒家傳(chuan) 統重視實踐，所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乃至於(yu) 孔子，所代表的主要是一個(ge) 實踐的傳(chuan) 統。[1]五經的內(nei) 涵，若論其原始，則為(wei) 先代「聖王」得位行道之跡，是對於(yu) 成就盛德大業(ye) 者的實踐紀錄。[2]知識在儒學的傳(chuan) 統中雖然非常重要，然而其地位似乎次於(yu) 或至少不能獨立於(yu) 實踐。純知識的探索既非儒學的出發點，亦非其終極目的。《論語》所記的「行有餘(yu) 力，則以學文」以及「久矣，吾不複夢見周公矣」、「七十而從(cong) 心所欲不逾矩」，已明顯表現出這個(ge) 意涵。不僅(jin) 儒學，佛家的佛、菩薩，以及道家的真人、至人，亦莫不從(cong) 其實踐的成績來衡量其造境。而知識在道、佛兩(liang) 家的傳(chuan) 統中，更處於(yu) 次要的地位。宋代理學家繼承了儒家乃至佛、道兩(liang) 家的傳(chuan) 統，亦首重實踐與(yu) 體(ti) 驗。北宋理學大宗師，如周敦頤、程顥，均不著書(shu) ，隻寫(xie) 了少量文章。張載、邵雍、程頤雖有著述，份量也不多，且多偏於(yu) 易學一類，以講明宇宙人生的根本道理為(wei) 目的。到了南宋，一般理學家也很少寫(xie) 書(shu) ，唯獨朱熹是個(ge) 例外。他一生著述宏富，古今罕有其比。所以我們(men) 首先要問，朱熹的學術是如何從(cong) 這個(ge) 傳(chuan) 統中間變化出來的？亦即朱熹這樣一個(ge) 看似「重知識」的思想或行為(wei) 模式，是如何產(chan) 生的，它與(yu) 儒學以及理學重「實踐」的傳(chuan) 統之關(guan) 係究竟如何？

學術史及思想史學界長期認為(wei) 陸王之學以實踐為(wei) 宗綱，而朱熹之學則強調知識性的探索。甚至認為(wei) 朱熹企圖用對於(yu) 所謂客觀、外在知識的認識，來指導其人生社會(hui) 一切的實踐。[3]朱熹學術思想中實踐與(yu) 知識之關(guan) 係如何？孰先孰後？孰為(wei) 究竟第一義(yi) ？一直是有關(guan) 朱熹、程朱陸王，乃至宋明思想史研究的關(guan) 鍵議題。對此學界長期傾(qing) 向於(yu) 采用陸王重實踐，朱熹則偏重知識或兼重知識與(yu) 實踐的簡單說法。然而若深究其實情，則絕不如此簡單。實踐與(yu) 知識在朱熹的學識思想中不僅(jin) 複雜相涵，而且是一個(ge) 與(yu) 其具體(ti) 生命經曆不可分，並反映出其人生與(yu) 學思之多樣麵向的曆程性與(yu) 整體(ti) 性問題。不深入研究朱熹的成學曆程，將無法明白實踐與(yu) 知識在朱熹學術中的具體(ti) 關(guan) 係。

另外，儒學大傳(chuan) 統雖以德行、實踐為(wei) 先，文事、知識為(wei) 後。然而有關(guan) 德行與(yu) 實踐的知識，自孔子以降，在儒學傳(chuan) 統中卻有非常高的地位。朱熹所開出看似重知識的學術取向其究竟關(guan) 懷為(wei) 何？其所研習(xi) 的知識是否為(wei) 了實踐而存在，還是具有客觀獨立的地位？這也是研究中國近世學術思想史所不能不麵對的根本性問題。儒學與(yu) 理學傳(chuan) 統，本來偏向實踐，既有前述「行有餘(yu) 力，則以學文」的經典說法，又有德行之知與(yu) 聞見之知的基本分野，而少見獨立構成且綿延發展的知識體(ti) 係。所謂聖賢，均以做人處事的實際情況為(wei) 標準，而非徒見於(yu) 文字言論。前輩理學大師，均致力於(yu) 成聖成賢，著書(shu) 不多。朱熹建立新傳(chuan) 統並啟發了無數後學，其所創造的求知途徑的性質與(yu) 意義(yi) ，亦有待深入探索。限於(yu) 主題與(yu) 篇幅，本文對此問題雖然不能充分處理，卻可提供不少重要的線索。[4]

不僅(jin) 如此，關(guan) 於(yu) 實踐與(yu) 知識的探索，既是研究宋明乃至中國學術思想史的核心問題，也是當代學術界所關(guan) 心的一個(ge) 基本議題。實驗主義(yi) 與(yu) 詮釋學這兩(liang) 大當代顯學，都對知識與(yu) 實踐（Praxis）之間難以分離的關(guan) 係，提出深入的探討。[5]當代的思想界大師如Richard Rorty，Michel Foucault，Maurice Merleau-Ponty﹐乃至新馬克斯主義(yi) ，現象學，後現代主義(yi) 者對於(yu) 傳(chuan) 統知識的觀點、純粹知性的限製、實踐的重要性及實踐主體(ti) 與(yu) 認識客體(ti) 之間難以分離之關(guan) 係，亦不斷提出論說。是以本文所探討的問題，在當代學術及思想界，亦有相當的重要性，可作為(wei) 進一步比較研究的基礎。

要探討前述所謂「重知識」的轉折，以及朱熹思想中實踐與(yu) 知識的關(guan) 係，最好的方法，應為(wei) 對於(yu) 朱熹成學的過程作一深入的探究。朱熹中年以前的學術發展可以分成四個(ge) 階段。他的父親(qin) 與(yu) 其父親(qin) 的摯友都崇尚理學，所以朱熹自幼在理學與(yu) 儒學的傳(chuan) 統中長大。然而他十五六歲時從(cong) 儒學與(yu) 理學的傳(chuan) 統轉而醉心於(yu) 禪學，開始進入一個(ge) 參禪修道而兼治理學的階段。到了二十四、五之後，才從(cong) 禪學轉而致力鑽研經典，由是而回歸儒學。最後則是在三十七歲之後參究「中和問題」幾達三年，終於(yu) 大成其學。其中最早期的三階段，其實已經決(jue) 定了朱熹學術的基本方向與(yu) 大致內(nei) 涵，而且均直接聯係到朱熹對於(yu) 知識與(yu) 實踐的不同態度，而成為(wei) 我們(men) 研究此課題的絕佳場域。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不僅(jin) 注意朱熹本人的言論，也注意影響其學術方向的各種要素。朱熹早期的學術取向，與(yu) 家庭及師長有極密切的關(guan) 係。其父朱鬆於(yu) 亂(luan) 世之中謹守出處進退的分寸，大節凜然。他服膺二程學，並曾從(cong) 學於(yu) 二程再傳(chuan) 弟子羅從(cong) 彥。其父親(qin) 的好友如劉子羽、劉勉之、劉子翬、胡憲、李延平等人，及他們(men) 所往來的方外之士，則是影響了朱熹一生學術方向的師長。因此本文在探討朱熹這早期學術時，特別注重其家庭暨師長的立身處世以及學術取向。這些人的學術一直深受二程學脈與(yu) 禪學的影響，因此在研究時，當然必須注意程學與(yu) 禪學在南宋的發展與(yu) 遭遇。另外，要研究朱熹早期學思的轉變，當然不能忽略他在這些時期身份的自我認定、從(cong) 事的工作，所擔任的官守、家庭的狀況，以及整體(ti) 政治與(yu) 社會(hui) 的情形。因為(wei) 這些事物，在在與(yu) 他對於(yu) 實踐與(yu) 知識的態度相關(guan) 。本文希望融合這些要素，從(cong) 而對於(yu) 朱熹早年的學術取向，有一個(ge) 更完整的理解。

二、研究史的回顧

要認識朱熹早期的學術取向，首先必須細究其具體(ti) 的發展曆程。此具體(ti) 曆程，至今仍可詳細考察。除朱熹文集、語類中大量文獻，時人來往書(shu) 信及當時有關(guan) 記載可供參考外，古人如李方子、王懋竑、夏炘對朱熹成學的過程，已多所考訂，惜多偏於(yu) 中、晚期。近人錢穆先生所著《朱子新學案》中〈朱熹從(cong) 遊延平始末─附朱熹早年自述語〉、〈朱熹論禪學上下〉、〈朱熹論未發與(yu) 已發〉、〈朱熹論涵養(yang) 與(yu) 省察〉諸篇，對於(yu) 朱熹早期的學術思想，首先加以考論。其中於(yu) 朱熹從(cong) 遊延平前後學術發展之曲折往複，考釋尤詳。惟於(yu) 其參禪修道及其二十四歲之前之發展，雖有所論列，卻仍屬簡略。然該書(shu) 於(yu) 朱熹在早期所下之功夫及所窮研之義(yi) 理，常有深切之說明，非常值得吾人重視。另外，當代學者束景南先生以畢生之力所著之《朱熹年譜長編》，收羅宏富，於(yu) 朱熹一生學術思想著述之進程，及其家庭、師長、交友、出處及相關(guan) 事情莫不詳考，極便於(yu) 學者研究朱熹學術思想之發展。而其所著《朱子大傳(chuan) 》一書(shu) ，企圖對朱熹之一生作一綜合陳述，亦深具參考價(jia) 值。

除此之外，近人牟宗三先生所撰《心體(ti) 與(yu) 性體(ti) 》一書(shu) ，有部分章節探討了朱熹成學與(yu) 參究中和的過程。對朱熹之學思有其哲學化的解釋，然考據不甚精詳。其後劉述先先生所撰〈朱熹參悟中和問題所經曆的曲折〉一文，義(yi) 理多采牟先生，考據則多采錢先生，企圖為(wei) 一綜合的說法。另外蔣義(yi) 斌所著〈朱熹排佛與(yu) 參悟中和的經過〉，則注意到朱熹之早年所習(xi) 之禪學與(yu) 其參悟中和問題之關(guan) 係。以上作品對於(yu) 朱熹學術轉變之過程雖頗有發明，彼此之看法卻不免時相衝(chong) 突。關(guan) 於(yu) 許多書(shu) 信與(yu) 文字寫(xie) 作時間的考訂，也因作者對於(yu) 朱熹思想、義(yi) 理之認識而有所不同。其中有許多的問題，必須厘清。尤其重要的是，前人之研究雖頗有成績，卻未曾特就「實踐與(yu) 知識」這一課題作辨析。是以本文擬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對此過程與(yu) 問題特別加以深入的考訂及研究。

此外，有關(guan) 朱熹學術取向的基本特質之論述亦不少。錢穆先生的巨著《朱子新學案》雖然不曾直接提出「實踐與(yu) 知識」這種現代化的問題，卻不斷在其文字中，表達了朱熹在實踐與(yu) 知識上所付出的巨大努力與(yu) 成就，以及兩(liang) 者密切的關(guan) 係。另外，餘(yu) 英時先生的大作《朱熹的曆史世界》，大力批評了不少當代學者將理學變成了一種哲學或純知識探究的觀點，並有力地指出朱熹所學絕不隻是純知識的探索，而終生有其政治社會(hui) 實踐上的興(xing) 趣乃至投入。該書(shu) 主要就朱熹的政治與(yu) 社會(hui) 實踐立論，與(yu) 本研究偏就朱熹的學術發展與(yu) 取向之研究有所不同。然本文之旨趣與(yu) 研究方法，實有學步餘(yu) 先生之處。

另外，直接析論朱子學術取向中所呈現的「實踐性與(yu) 知識性」的，有以下作品：後藤俊瑞，《朱熹の實踐哲學》（東(dong) 京：目黑書(shu) 店，1937）；後藤俊瑞，〈朱熹の倫(lun) 理思想——續朱熹の實踐哲學〉（西宮：後藤俊瑞博士遺稿刊行會(hui) ，1964）；荒木見悟，〈朱熹の實踐論〉，《日本中國學會(hui) 報》第1期（1950，東(dong) 京）。其中前台北帝大教授後藤俊瑞的作品，大力發揮中國哲學與(yu) 朱熹學術中理論實為(wei) 實踐之從(cong) 屬一義(yi) ，甚有見地。然而如此立論，似不免對於(yu) 朱熹之實踐與(yu) 理論的複雜及具體(ti) 關(guan) 係，及其實踐不能沒有理論與(yu) 知識支持之事實，未能發明。而且該書(shu) 分本體(ti) 論、生成論、意識論全麵分析朱熹「實踐哲學」的哲學結構與(yu) 內(nei) 涵，純屬哲學分析，與(yu) 本文的取徑大為(wei) 不同。荒木見悟〈朱熹の實踐論〉一文的重點，則在於(yu) 解析朱熹關(guan) 於(yu) 人生實踐的各種思想。雖頗有可取，亦未能將此問題放在朱熹「真實的人生過程」中加以研究。這些作品原作的時間都超過了半世紀，且未曾如本文針對朱熹學術思想的真實生命曆程立說，所以我們(men) 有必要重新審視此問題。

另外如馮(feng) 友蘭(lan) 先生的研究，則認為(wei) 朱熹的學術混淆了知識與(yu) 實踐應有的關(guan) 係。馮(feng) 友蘭(lan) 認為(wei) 朱熹的格物思想：將增進「客觀上各個(ge) 具體(ti) 事物的知識」與(yu) 提高「主觀上的精神境界」混為(wei) 一事，使「『明明德』不是從(cong) 自己本身做起，而是從(cong) 外物做起了。」並認為(wei) 朱熹對於(yu) 「窮物理」與(yu) 「窮人理」之間「的關(guan) 係認識不夠全麵」。這使得「他（朱熹）的意思在理論上有講不通的地方，在實踐上也有行不通的地方。」[6]然而，據筆者的研究，反而可能是馮(feng) 先生從(cong) 一開始沒弄清楚朱熹所窮的之理為(wei) 何。對於(yu) 朱熹而言，格物所得之理，本來就是屬於(yu) 人的「處物之理」，或曰事物對於(yu) 人所呈現出的性質，以及人如何處理具這樣性質的事物之道理。在這個(ge) 意義(yi) 上，實踐與(yu) 知識，主體(ti) 與(yu) 客體(ti) ，內(nei) 與(yu) 外有交融的關(guan) 係。[7]不能簡單地用自笛卡爾、培根、康德以降，心物二分，主客體(ti) 對立，純粹理性與(yu) 實踐理性二分的現代認識觀加以抹煞。

牟宗三先生對於(yu) 朱熹的認識觀則持有類似且更進一步的懷疑。牟先生用所謂「外在知識」與(yu) 「道德主體(ti) 」，或「外延的真理」與(yu) 「內(nei) 容的真理」的區分，來析論中國哲學根本特性，並判分理學各家的高下得失。[8]他從(cong) 康德式「外界知識」與(yu) 「道德主體(ti) 」二分的前提出發，認定朱熹的道問學之路不行。[9]他根本上認為(wei) 朱熹所有的學思屬於(yu) 靠知識來逼近義(yi) 理的「橫攝體(ti) 係」，與(yu) 真正從(cong) 性體(ti) 與(yu) 道體(ti) 流出，實踐性的「縱貫體(ti) 係」有本質上的區分與(yu) 無法跨越的鴻溝。[10]然而牟先生這種說法，過度受到心與(yu) 物、知識與(yu) 實踐、主與(yu) 客對立的西方認識論與(yu) 世界觀的影響，從(cong) 而誤解了程朱陸王的對立，也未必有當於(yu) 朱熹學之實。對於(yu) 朱熹早年為(wei) 學的過程，亦缺乏相應的理解。[11]另外當代名家如劉述先、陳來關(guan) 於(yu) 朱熹學的看法，頗受馮(feng) 、牟兩(liang) 先生說法的影響，也認為(wei) 朱熹學偏重客觀知識，而不屬於(yu) 實踐性的縱貫體(ti) 係。[12]凡此說法，似乎都未能就朱子學術及生命曆程中實踐與(yu) 知識具體(ti) 而密切的關(guan) 係加以分析，所以不免都落入了簡單的二分法。

三、第一階段：指向實踐的知識：讀書(shu) 學聖人（約十至十六歲）

朱熹早期的學思曆程可分為(wei) 三階段：一、儒家教育（10至16歲）二、參禪修道（16至24、25歲）三、由釋歸儒（25歲之後）。每一階段各有其特色，而其中各階段的轉捩時期又最值得注意。朱熹對於(yu) 自己第一階段的學思曆程，曾說過下麵一段非常重要的話：

我昔從(cong) 學，讀易、語、孟。究觀古人，之所以聖。既不自揆，欲造其風。道絕徑塞，卒未能通。[13]

換言之，他最早求學，是以讀書(shu) 求知為(wei) 主。所讀的書(shu) ，又以《易經》、《論語》、《孟子》為(wei) 中心。其目的在於(yu) 研究與(yu) 認識聖人之所以為(wei) 聖人的道理，而其內(nei) 心最深的向往，則在於(yu) 契合聖人的風範。這種學習(xi) 的方式，雖明顯以書(shu) 冊(ce) 知識為(wei) 主，然而其背後實有一實踐的向往。其讀書(shu) 的目的在於(yu) 認識聖人與(yu) 效法聖人，而非我們(men) 現代「為(wei) 知識而知識」的態度。以下本文將分析他的家世、師承以及他在這一階段的成長過程，以認識這種求學方式的成因與(yu) 意涵。

朱熹生長的家庭相當困乏，大環境又十分險惡，而他父親(qin) 朱鬆卻在困頓中依然堅持士人的操守，將平生所學付諸實踐，這對朱熹的學術性格，有決(jue) 定性的影響。北宋末年，他的父親(qin) 朱鬆因為(wei) 受命擔任福建政和縣的縣尉，舉(ju) 家離開江西婺源老家遷至政和。南宋初，天下大亂(luan) ，朱鬆調任尤溪縣縣尉等官職，不久遭遇金兵南下，流離失所，於(yu) 建炎四年逃回尤溪，借住於(yu) 鄭氏寓所，隨即又遭寇難。朱熹於(yu) 同年誕生於(yu) 此，可說是在戰亂(luan) 流離中出生。朱鬆「抱負經奇」，雖有心致力於(yu) 挽救國家危亡，卻因個(ge) 性耿直，又不善於(yu) 推銷自己，仕宦的路途相當不順利，長期任小官卑職，一家人生活頗為(wei) 清貧。[14]紹興(xing) 六年朱熹七歲，祖父過世，「朱鬆守喪(sang) ，盡室饑寒，朱熹長兄、二兄約在此時夭亡」，可見其家庭狀況之惡劣。[15]隔年朱鬆受到禦史胡世將等人的推薦，奉召入對中興(xing) 大計，除秘書(shu) 省校書(shu) 郎，景況轉佳。翌年，卻又因積極反對和議，不得於(yu) 當道，乃於(yu) 紹興(xing) 十年退職奉祠。退職後，他以教學及課子為(wei) 務，而於(yu) 紹興(xing) 十三年過世。當時朱熹時年僅(jin) 十四，家無恒產(chan) ，隻好將他托孤給友人。[16]朱鬆在國家一片危亂(luan) 之中始終堅持士大夫的操守，有為(wei) 有守，不計個(ge) 人得失，實在令人敬佩。這種性格及其所伴隨而來的艱苦生活方式，對於(yu) 朱熹的一生，有決(jue) 定性的影響。

朱熹不僅(jin) 受到朱鬆人格實踐的影響，還傳(chuan) 承了具有卓越內(nei) 涵與(yu) 精神的家學。朱鬆係「同太學上舍」出身，「行年二十七八，聞河南二程先生之餘(yu) 論，皆聖賢未發之奧，始捐舊習(xi) ，祓除其心，以從(cong) 事於(yu) 致知誠意之學。」[17]二程之學在元佑之後便受壓製，徽宗一朝更嚴(yan) 厲禁止傳(chuan) 習(xi) 伊川之學；北宋將亡，程學終於(yu) 解禁，然而十年之後又因牴啎當朝而被禁。[18]朱鬆在國亡之後接觸到程學，其所講究的「致知誠意」之學，使他捐棄苟且的舊習(xi) ，「祓除其心」，真心誠意麵對時代的問題，認清事事物物之所當為(wei) 而全力以赴。他受到了主戰大臣張浚的賞識，更使他不計個(ge) 人的得失，積極任事。張浚於(yu) 紹興(xing) 七年因淮西兵變之事罷相，高宗轉而傾(qing) 向和議。紹興(xing) 八年，秦檜任宰相，力主和議，朱鬆結合同誌，不顧個(ge) 人的安危向朝廷堅決(jue) 抗爭(zheng) 。[19]這些抗爭(zheng) 最後終於(yu) 導致他的去職。可見他所學「致知誠意」的二程學，絕非隻是書(shu) 本上的知識，而是以性命相見，使他直接與(yu) 當政發生激烈衝(chong) 突的學問。

朱鬆不僅(jin) 致力於(yu) 理學，也用心於(yu) 傳(chuan) 統意義(yi) 上的「文學」。他自道「中更憂患，端居無事，複取六經諸史與(yu) 夫近世宗公大儒之文，反覆研覈，盡廢人事，夜以繼日者餘(yu) 十年。其於(yu) 古今文章關(guan) 鍵之闔開，淵源之渟滀，波瀾之變態，固已得其一二矣。」[20]此所謂文學，亦絕非吟風弄月的美文，而是以六經諸史為(wei) 根基，有關(guan) 經世、做人與(yu) 政教大端的文章。[21]朱熹自幼好文章，懂得欣賞六經及當代巨公之文，與(yu) 其家學自然有關(guan) 。這種文學的內(nei) 容，與(yu) 作者的人格風度及精神氣魄不可分，也是一種通向實踐的知識。另外，朱鬆雖然不得誌於(yu) 朝廷，卻以其詩聞名於(yu) 世。傅自得的〈韋齋集序〉說：「故吏部員外郎韋齋先生朱公，建炎、紹興(xing) 間詩聲滿天下……且言：『古之詩人，貴衝(chong) 口直致……誦此詩則可見其人之蕭散清遠，此殆太史公所謂「難與(yu) 俗人言」者。』予時心開神會(hui) ，自是始知為(wei) 詩之趣。」[22]可見朱鬆的詩，講究直接表現作者的性靈、人格與(yu) 精神。另外，他曾經教朱熹學詩之法：「蓋嚐以為(wei) 學詩者，必探賾六經以浚其源，曆觀古今以益其波，玩物化之無極以窮其變，窺古今之步趨以律其度。」[23]這是教他要認識學術文化與(yu) 道理的本原，觀古今事變與(yu) 天地之造化，並學習(xi) 前人作詩的法度，才能寫(xie) 出美好而動人的詩篇。這種學詩的方法，與(yu) 人格及性靈的陶養(yang) 不可分，並從(cong) 一開始便企圖與(yu) 真實的文化、曆史與(yu) 造化結合。此種內(nei) 涵極其豐(feng) 富的「文學」知識，雖然包含了個(ge) 人的想象，卻依然指向真實世界與(yu) 生命實踐。

朱熹幼年所學的對象，還包括與(yu) 他父親(qin) 往來的大儒。這些人給他的影響，似乎都與(yu) 其人格及道德力量有密切的關(guan) 係。他九歲時陪侍父親(qin) ，見到大儒尹焞，並得到尹焞的《論語解》。《文集》中記道：「熹嚐於(yu) 眾(zhong) 中望見其道德之容，又得其書(shu) 而抄之。」[24]顯示朱熹直接受到他人格與(yu) 學問的影響。尹焞乃程頤的弟子，曾因朝廷「發策有誅元祐諸臣議」，立誌自此不複應舉(ju) 。北宋亡國，他冒死拒絕劉豫聘任而南奔。紹興(xing) 八年，朝廷擬議和，他上書(shu) 高宗與(yu) 秦丞相，痛陳大義(yi) ，力反和議。然而書(shu) 上不報，於(yu) 是他於(yu) 九年辭去禮部侍郎兼侍講之職。宋史說他：「學於(yu) 程頤之門者固多君子，然求質直弘毅、實體(ti) 力行若焞者蓋鮮」。[25]尹焞以持守涵養(yang) 最親(qin) 切而篤實聞於(yu) 世，於(yu) 出處進退絲(si) 毫不苟，置個(ge) 人死生及得失於(yu) 度外，是一個(ge) 受到舉(ju) 世尊敬的篤行君子。另外，朱熹於(yu) 九至十一歲時又親(qin) 聞乃至親(qin) 見韓世忠、胡寅、胡銓、都中正派人士與(yu) 其父及其館職同僚上書(shu) 反對和議並因而去國之事。韓世忠是當時婦孺皆知的抗金名將，最先上疏抗爭(zheng) ，從(cong) 而引發朝中正人紛紛上書(shu) 。禮部侍郎胡寅為(wei) 理學大家胡安國的長子，湖湘學派的代表人物，曾與(yu) 秦檜爭(zheng) 論和議於(yu) 朝堂。年幼的朱熹曾親(qin) 見之，很受其感召。[26]胡銓則是當時抗議最激烈的士大夫。他上書(shu) 請斬主和派秦檜、王倫(lun) 、孫近三奸臣，並請停止「和議」、北上抗金。其奏章慷慨激烈、正氣凜然，因而名震天下。[27]朱鬆及其同僚則在胡銓遭受放逐且”永不敘用”的處分後，竟立即上書(shu) ，繼續痛斥乞和，可見其忠義(yi) 果敢。朱鬆一生所交遊，多為(wei) 這一輩慷慨激烈，見義(yi) 勇為(wei) 的君子。朱熹少年時之所學與(yu) 所浸潤，亦由此可見。

朱熹的老師們(men) ，亦頗具積極實踐的精神。朱熹年十四，朱鬆卒。病危時，「手書(shu) 以家事托劉子羽，命朱熹稟學於(yu) 武夷三先生：胡憲、劉勉之、劉子翬。」[28]劉子羽是抗金名將。建炎初曾受知於(yu) 張浚，在川陝一帶主持軍(jun) 務，智勇雙全。他堅決(jue) 與(yu) 金人抗戰，屢次冒死建立奇功，一生作為(wei) 可歌可泣，最後因不附秦檜而罷去。[29]朱鬆將家事托付給這樣的人，朱熹所受的教育與(yu) 熏陶可想而知。胡憲、劉勉之、劉子翬三人都是學習(xi) 程學的隱君子。胡憲乃胡安國子，「平居危坐植立，時然後言」。他致力於(yu) 二程所傳(chuan) 的聖學，以「克己」為(wei) 本，生平不苟出，有隱士的操守。他曾任建州教授，以「為(wei) 己之學」教諸生，「聞者始而笑，中而疑，久而觀其所以修身、事親(qin) 、接人者，無一不如所言，遂翕然悅服。」[30]是個(ge) 言行一致的理學先生。劉勉之為(wei) 太學生時，丞相蔡京禁元祐之學與(yu) 程學，他竟然私自求得其書(shu) ，深夜鈔寫(xie) 誦讀。後來亦因奸人當政，拒絕科舉(ju) ，「結草為(wei) 堂，讀書(shu) 其中，力耕自給，澹然無求於(yu) 世」。紹興(xing) 年間，朝廷特召詣闕，秦檜不讓他見高宗，他「知不與(yu) 檜合，即謝病歸。」是一個(ge) 為(wei) 了堅守原則，而放棄一生榮華的人。[31]劉子翬與(yu) 劉子羽為(wei) 兄弟。他們(men) 的父親(qin) 劉韐於(yu) 靖康間奉使金營，拒絕金人誘降，竟自縊而死。劉子羽扶柩歸鄉(xiang) ，發誓與(yu) 金人不共戴天，成為(wei) 抗金名將。子翬則為(wei) 父親(qin) 廬墓三年。他體(ti) 弱多病，築室於(yu) 故鄉(xiang) 屏山下，宣講程學、論說道義(yi) 。雖然隱居，卻無時不憂國，而充分表現在他的詩篇中，頗為(wei) 時人所重，有詩史之稱。朱熹九歲時初見劉勉之，十一歲初見劉子翬，更早則於(yu) 六歲初見延平李侗，他們(men) 個(ge) 個(ge) 都是慷慨忠義(yi) 之人。[32]這些後來影響他一生的老師，都是他幼年時便認識的父親(qin) 好友，其影響自然極為(wei) 深沈。朱鬆平日所來往的都是這輩忠義(yi) 恬退之士，臨(lin) 終之托孤，更可見他的懷抱。這些老師給予朱熹的教育，當然不會(hui) 隻是書(shu) 本上的知識，而是指向生命實踐的學問。

朱熹本人的氣質，頗具知識性與(yu) 思想性的傾(qing) 向：《朱子語類》記載：

某自五六歲，便煩惱道：『天地四邊之外，是什麽(me) 物事？』見人說四方無邊，某思量也須有箇盡處。如這壁相似，壁後也須有什麽(me) 物事。其時思量得幾乎成病。到而今也未知那壁後池本作「天外」，夔孫錄作「四邊」是何物。[33]

五、六歲時便為(wei) 了思考宇宙之究竟的問題到幾乎生病，可見朱熹對於(yu) 解釋「世界」有極強的興(xing) 趣，一定要追求一種徹底的理解。這種基本性格與(yu) 他日後致力於(yu) 萬(wan) 事萬(wan) 物之原理的研討，應有一定的關(guan) 係。然而朱熹早年的學術取向，畢竟受到前述家庭與(yu) 師長的影響最大。他在這些賢豪之士中長大，自幼便有不凡的誌向。朱熹十歲時在臨(lin) 安讀《四書(shu) 》，便慨然發憤上進。[34]同年已「自知力學，聞長者言輒不忘。」[35]他自己說：「某十數歲時讀孟子言『聖人與(yu) 我同類者』，喜不可言！以為(wei) 聖人亦易做。今方覺得難。」[36]朱熹大弟子黃榦所撰的〈朱熹行狀〉，則記載他「少長厲誌聖賢之學，於(yu) 舉(ju) 子業(ye) 初不經意。」[37]對年輕的朱熹而言，「聖人」是一個(ge) 客觀存在的偉(wei) 大標準，而所謂「喜不可言」、「厲誌聖賢之學」則表示他對於(yu) 這做人的最高境界，有發自內(nei) 心的熱切向往。學聖人這個(ge) 想法，在本質上不是一個(ge) 知性的目標，而是一個(ge) 實踐的目標。他雖然是從(cong) 長輩中聞見這個(ge) 目標的意義(yi) ，並非親(qin) 證，然而在當時已有不少感受。他說：「某自十四五歲時，便覺得這物事是好底物事，心便愛了。某不敢自昧，實以銖累寸積而得之。」[38]「這物事」三字雖未說明，當指聖賢的大道而言。可見他很早便對聖人之道的美好處，有切身的感受。「銖累寸積」，則表現出他累積的為(wei) 學功夫，這與(yu) 陸象山頗為(wei) 不同。

朱熹早年除了一般士大夫子弟所受經、史、文章、詩賦的教育外，特別繼承了二程理學的傳(chuan) 統。他說他早年「以先君子之餘(yu) 誨，頗知有意於(yu) 為(wei) 己之學，而未得其處。」[39]為(wei) 己之學，正是理學家教人的最要法門。他九歲時鈔誦尹焞的《論語解》。十一歲至十四歲，在父親(qin) 的親(qin) 自督導下，致力於(yu) 四書(shu) 與(yu) 左氏春秋等經書(shu) 的研讀，並直接受到了二程與(yu) 楊時一脈理學的教育。[40]然而在十四歲時，才透過劉勉之、劉子翬的教授，正式開始讀二程與(yu) 張載的著作。兩(liang) 先生特別以張載《西銘》教朱熹，這是理學家教學者立誌的大傳(chuan) 統。[41]他十五歲時勤攻《四書(shu) 》，「讀呂大臨(lin) 《中庸解》與(yu) 《孟子》「自暴自棄」章，警厲奮發，作〈不自棄文〉」。[42]同年讀《周禮》，以為(wei) 此書(shu) 係從(cong) 聖人廣大心中流出。[43]十六歲時，在朝廷禁程學中，潛研二程理學。[44]朱熹的理學雖然得自家學，然而正式學理學，則是從(cong) 學於(yu) 三先生之後。前述立誌「學聖人」，也在十四、五歲這個(ge) 時候。這與(yu) 古人「易子而教」的傳(chuan) 統可能有關(guan) 係，然而更重要的是，朱熹是在父親(qin) 過世之後，才更加發心學聖人及鑽研理學。在失怙的心情中所讀的書(shu) 以及所立的誌，不免有一種補償(chang) 的作用。朱熹二十歲所作〈壽母生朝〉詩中寫(xie) 道：「家貧兒(er) 癡但深藏，五年不出門庭荒。……人間榮耀豈可常？惟有道義(yi) 思無疆。」[45]可見他於(yu) 父親(qin) 過世後，深感人生無常，家中又無所依傍，隻能全心讀書(shu) ，並寄托此心於(yu) 對「道義(yi) 」的追求上。事實上，朱熹從(cong) 十歲之後便致力於(yu) 經書(shu) ，這種看似偏向「知識」性的追求，背後其實有著巨大的實踐力量。孔子、孟子與(yu) 朱熹都是孤兒(er) ，卻都提出了對於(yu) 「道義(yi) 」的永恒追求，這其中應包含孤兒(er) 奮力重建「世界秩序與(yu) 意義(yi) 」的意誌吧。然而，朱熹在這個(ge) 時期，卻也開始走向參禪問道的路，我們(men) 在下一節對此將有進一步的分說。

綜論朱熹第一階段的為(wei) 學，他雖然十歲便知力學以上達，十四五歲便確然有誌於(yu) 學聖人，然而此時所謂的學聖人或「道義(yi) 」，其實是以所聞見於(yu) 長者的風範，或所得之於(yu) 書(shu) 冊(ce) 者為(wei) 主。聞見想象者多，實得者寡，仍然是以「知識」為(wei) 主。雖然如此，他周圍的長輩都是認真實踐儒家道德的賢豪之士，這也使他所得乃至所求的知識，絕不僅(jin) 限於(yu) 書(shu) 本文字，而是直接指向實踐的知識。朱熹早年循著儒者為(wei) 學的舊門徑──讀書(shu) 明道理為(wei) 學。他好學、好問、好思想，對於(yu) 書(shu) 中的根本義(yi) 理，頗有所見，知識性的傾(qing) 向很重，這可能是他的一個(ge) 基本傾(qing) 向。然而，朱熹很早便透過家學繼承了理學「認真實踐」及「為(wei) 己之學」的「新傳(chuan) 統」，對於(yu) 如何實得於(yu) 己非常用心。也因為(wei) 如此，他發現聖人不易學，書(shu) 中的義(yi) 理並未實得，從(cong) 而埋下第二階段參禪修道的契機。朱熹積極學聖人與(yu) 參禪學道似與(yu) 父親(qin) 的過世有相當的關(guan) 係。父親(qin) 在世時，環境縱然艱難，世界總是安穩的。然而父親(qin) 的去世，讓他必須從(cong) 一個(ge) 超越於(yu) 現實的源頭去尋求生命的支撐點。這種追求，在開始時不可避免的帶有相當的知識性與(yu) 想象性，而非純然立基於(yu) 真實具體(ti) 的生活之中。這一點與(yu) 陸象山一路在其原生家庭中學習(xi) 曆練非常不同。朱陸異同，與(yu) 雙方家庭及成長背景的巨大差異有著密切的關(guan) 係，也很早便表現出大為(wei) 不同的學術經曆與(yu) 取向。[46]

第二階段：務求實得於(yu) 心：參禪修道與(yu) 鑽研理學（十五、六至二十五歲）

朱熹父親(qin) 的過世，於(yu) 其學術思想的發展有很大的影響。他一方麵開始正式讀二程與(yu) 張載的書(shu) ，一方麵逐漸走上參禪問道的路。這是他研習(xi) 心性之學的關(guan) 鍵階段，其學習(xi) 與(yu) 追求的性質，值得我們(men) 深入研究。朱熹在父親(qin) 過世後半年，與(yu) 母親(qin) 遷至潭溪過著寄居劉氏的生活。劉家對朱熹很好，不僅(jin) 讓他與(yu) 自家子弟一同讀書(shu) 求學，還供他房舍田產(chan) ，使他無後顧之憂。[47]然而朱熹在心情上還是頗感戚苦，如前所引，他說自己：「家貧兒(er) 癡但深藏，五年不出門庭荒。……人間榮耀豈可常？惟有道義(yi) 思無疆。」[48]父親(qin) 去世翌年，他寫(xie) 信給原本生活在一起，如今窮困不得誌的三叔，訴說投靠異姓、寄人籬下的辛酸。[49]這段時間的朱熹，生活主要以讀書(shu) 為(wei) 中心，精神上卻開始一段新的追求。知識與(yu) 想象已經不再能滿足他。他需要一種「實得於(yu) 心」，感動其全生命的實踐經驗。

朱熹寄居劉家，進入劉子翬所主持的劉氏家塾讀書(shu) ，受業(ye) 於(yu) 武夷三先生。[50]其中影響他最深的首先是屏山先生劉子翬，其次是籍溪先生胡憲。他們(men) 平日雖然給予朱熹正統的儒學教育，可是各自在精神上，卻帶有其他的向往。劉子翬本人儒、釋兼修。他雖然很有忠君愛國的熱忱，身體(ti) 卻一直多病，難免喜靜厭動，作清靜無為(wei) 之想。朱熹的〈屏山先生劉公墓表〉寫(xie) 道：「[屏山]官莆田時，以疾病始接佛老子之徒，聞其所謂清淨寂滅者，而心悅之，以為(wei) 道在是矣。」明白說出他以佛老的清靜寂滅為(wei) 至道。[51]另外，朱熹在論述自家師承與(yu) 傳(chuan) 授時說道：

初師屏山、籍溪。籍溪學於(yu) 文定，又好佛老；以文定之學為(wei) 論治道則可，而道未至。然於(yu) 佛老亦未有見。屏山少年能為(wei) 舉(ju) 業(ye) ，官莆田，接塔下一僧，能入定數日。後乃見了老，歸家讀儒書(shu) ，以為(wei) 與(yu) 佛合，故作《聖傳(chuan) 論》。其後屏山先亡，籍溪在。某自見於(yu) 此道未有所得，乃見延平。[52]

可見二人均好佛老，而劉子翬所得尤深。子翬所作之《聖傳(chuan) 論》，企圖調和儒佛，其中心思想與(yu) 其說是儒學，不如說是佛學。所重在「了生死」之苦，而非儒學傳(chuan) 統的倫(lun) 理、家庭與(yu) 生命。[53]朱熹在潭溪隨著他們(men) 讀書(shu) ，不免深受這種儒佛不二，乃至陽儒陰釋學說的影響。他自幼仰慕聖人，喪(sang) 父之後的孤苦心情，更使他有心追求真正的聖人境界。劉子翬以身心親(qin) 證的學說，便引領他走入習(xi) 禪的道路。朱熹說：

我昔從(cong) 學，讀易、語、孟。究觀古人，之所以聖。既不自揆，欲造其風。道絕徑塞，卒末能通。下從(cong) 長者，問所當務。皆告之言，要須契悟。開悟之說，不出於(yu) 禪。我於(yu) 是時，則願學焉。[54]

可知朱熹雖然立誌學聖人，可是隻從(cong) 讀書(shu) 入手，終究不得其門而入，於(yu) 是改而參禪，尋求開悟與(yu) 親(qin) 證。這裏所說的「下從(cong) 長者，問所當務」，應當就是請問劉子翬、胡憲、劉勉之等人。其中劉子翬固然以清淨寂滅為(wei) 道，而胡憲、劉勉之二人亦好禪學。三人雖同有忠義(yi) 之慨，又同為(wei) 儒家意義(yi) 上的隱君子，卻也都深好佛老，甚至可說是陽儒陰釋的理學家。[55]朱熹自幼讀聖賢書(shu) ，又跟隨這群師長學理學與(yu) 儒學，而他們(men) 教他求道的核心奧秘竟是尋求「開悟」。也就是說，一旦麵對終極性的實踐要求時，諸先生都認為(wei) 必須透過開悟式的心性之學才能得道。由此更可見，對於(yu) 武夷三先生及年輕的朱熹而言，理學乃至禪學的核心，都是實踐性而非知識性的。

學聖人固然一直是朱熹的中心向往，然而完美的儒家聖人畢竟都存在於(yu) 書(shu) 本與(yu) 曆史之中。現實中的儒者，在身、家、國、天下的各種需求及責任中奮鬥，不免遭遇種種問題，於(yu) 是往往轉向看來灑脫無礙的方外高士請益。這並不表示他們(men) 放棄了儒者的基本身份，卻表現出真實世界中儒學與(yu) 佛老的一種關(guan) 係。這類情況，在宋代本極為(wei) 普遍，而南宋初年更有一種士大夫階層普遍參禪，忠義(yi) 之士也往往好佛的一個(ge) 特殊現象。宋代政治內(nei) 部有許多結構性的問題，一向難以改變。慶曆變法固然失敗，熙豐(feng) 變法更帶來不斷的政爭(zheng) ，而北宋王朝就在黨(dang) 爭(zheng) 中亡國。南渡後製度上的問題依然，且國家為(wei) 求苟和，不惜打擊忠義(yi) 之士，使人心極為(wei) 苦悶。加以歲貢於(yu) 異族，橫征稅賦，百姓受難。「包容政治」之下冗員太多，彼此牽製。種種的問題，不免讓人尋求宗教的安慰，佛、道兩(liang) 教大行，也就不足為(wei) 奇了。禪學因與(yu) 儒學近，更成為(wei) 富有自覺與(yu) 道德意識的宋代士大夫之首選。當時士人普遍參禪，正反映他們(men) 內(nei) 在的苦悶或無出路。而朝廷也一向喜歡利用佛、道的信仰來安定人心，對兩(liang) 者采取扶植的政策。[56]在這種時代的大背景下，朱熹雖然出身於(yu) 儒學家庭，師承道學先生，讀的是五經四書(shu) ，而自幼所聞所學卻深受佛老之說的浸染。朱熹的祖父朱森，晚年以「究心佛典度日」。他的父親(qin) 朱鬆雖然大節凜然，卻也頗好佛老，「一生同納子緇流、羽客道士廣交」。[57]另外，朱熹的母親(qin) 與(yu) 外家全家皆篤信佛教，其最親(qin) 近的三叔朱槔雖有大誌，卻也以釋老之態度處世。[58]至於(yu) 朱熹所從(cong) 學的三先生傳(chuan) 授給朱熹的，則根本是儒釋道合流的學說。這些人在日常生活中所實踐的固然是儒家及理學的道理，但骨子裏又往往不脫禪學。朱熹自幼向慕聖人，喪(sang) 父之痛使他更加全心追求最高的道義(yi) 與(yu) 人生境界。他的個(ge) 性徹底而認真，不容許任何含混不清。既然要學聖人，就必須徹底到達與(yu) 道同體(ti) 的境界。這種實踐性的最高要求，逼使他走上尋求開悟的道路。

朱熹學禪，主要是跟從(cong) 道謙禪師及其師父大慧宗杲。[59]這段時間長達十年，又恰是他成長過程中最重要的十年，值得我們(men) 仔細研究。大慧宗杲乃南宋極受朝廷、士大夫與(yu) 僧界推崇的一代禪宗大師。他深感前代文字禪與(yu) 默照禪的流弊，於(yu) 是開創了看話禪一門，同時主張儒佛「名異體(ti) 同」，企圖融儒入釋，在禪學史上有很高的地位。宗杲曾說「予雖學佛者，然愛君憂國之心，與(yu) 忠義(yi) 士大夫等。」[60]他因應和反對和議的張九成而遭論列，並被削落僧籍且流放至衡州。宗杲與(yu) 主戰派張浚、張九成等士大夫交往甚深。[61]劉子羽曾從(cong) 大慧宗杲學看話禪，修習(xi) 有得，納為(wei) 法嗣。[62]劉子翬雖師從(cong) 天童正覺學默照禪，亦曾受大慧提點。[63]對於(yu) 年少的朱熹而言，宗杲乃是太師傅兼宗師級的人物。

道謙禪師則因少年失怙，欲報親(qin) 恩而出家，其發心處便不失儒家的核心關(guan) 懷。[64]他本為(wei) 崇安五夫裏人，於(yu) 宗杲門下開悟後，歸崇安仙州山隱居。他不僅(jin) 與(yu) 劉子翬、胡憲過從(cong) 甚密，也與(yu) 劉子羽、劉勉之、乃至張浚、呂本中等人交往甚深。[65]對於(yu) 年輕的朱熹而言，道遷既是鄉(xiang) 賢，又是與(yu) 他師長輩往來密切的朋友。朱熹年十五、六時在劉子翬處初見道謙禪師，由此開始他研習(xi) 佛老十餘(yu) 年的生涯。[66]年輕的朱熹對於(yu) 道遷甚為(wei) 崇敬，也深受其啟發。道遷所居的仙洲密庵離朱熹所居的五夫裏潭溪僅(jin) 七裏，朱熹經常往返求法，甚至曾寄居其中。[67]朱熹年十七，道謙應劉子羽之邀出山，於(yu) 五夫裏建開善寺，於(yu) 是他更常向道謙問禪學佛。這段時間，他還常去劉勉之住處附近的竹原山，向勉之的道友暨道遷的同門宗元禪師問禪。[68]朱熹年十八，道謙因得謗離開開善寺，往衡陽跟隨宗杲，朱熹也因而於(yu) 此時開始寄書(shu) 宗杲問禪。[69]他同年應鄉(xiang) 舉(ju) ，隨身竟隻帶了一本大慧宗杲語錄。[70]次年赴臨(lin) 安省試，亦以道遷禪說應答而中舉(ju) 。[71]可見他當時已經是一個(ge) 徹底服膺宗杲徑山禪法的道謙弟子。朱熹中舉(ju) 後，依然繼續隨從(cong) 道遷禪師習(xi) 禪。紹興(xing) 二十一年，朱熹年二十二，授泉州同安縣主簿，待次，建齋室名「牧齋」，讀經自牧，卻兼有師事道遷之意。[72]所作《牧齋淨稿》，處處皆見習(xi) 禪修道的氣味。從(cong) 紹興(xing) 十四、五年一直到紹興(xing) 二十二年道謙卒，朱熹一直師事道謙，之後又繼續向大慧宗杲學禪，直到紹興(xing) 二十六年，才真正轉而折向李侗之理學。這段時間可稱為(wei) 朱熹的習(xi) 禪暨「主悟」時期。[73]

由上述可知，禪學與(yu) 佛家之於(yu) 朱熹，絕非一種抽象的學問或知見，而首先是他最親(qin) 近的師長、父執、親(qin) 人團體(ti) 的生命要素，其次則是他年少時期所師事之出世高人的全生命體(ti) 驗。這兩(liang) 群人之間的關(guan) 係又非常密切。前者為(wei) 所謂的儒者或理學家，後者為(wei) 所謂的禪師。然對於(yu) 年輕的朱熹而言，他們(men) 都是他成長過程中極為(wei) 親(qin) 近而影響了他一生的人。這兩(liang) 群人的共通點，在於(yu) 求道，也在於(yu) 認真實踐自己所相信的道理。這對朱熹的學術性格，當有決(jue) 定性的影響。

朱熹所學的禪學，屬於(yu) 宗杲門下的看話禪，講究一切放下，直見本心。朱熹對於(yu) 自己學禪的過程，有一段極關(guan) 鍵的記載：

開悟之說，不出於(yu) 禪。我於(yu) 是時，則願學焉。……丙寅之秋，師來拱辰，乃獲從(cong) 容，笑語日親(qin) 。一日焚香，請問此事，師則有言：「決(jue) 定不是。」始知平生，浪自苦辛。去道日遠，無所問津。……我亦感師，恨不速證。[74]

丙寅年，朱熹年十七。道遷來五夫裏拱辰山下建寺。而所謂「決(jue) 定不是」，乃道遷所謂：「行住坐臥決(jue) 定不是，見聞覺知決(jue) 定不是，思量分別決(jue) 定不是，語言問答決(jue) 定不是。……若不絕，決(jue) 定不悟。」[75]正是要破除一切言語知見暨思量執著，以見得本心本性。他從(cong) 此一心習(xi) 禪，追求心靈的直接證悟，而不再辛辛苦苦地透過文字或知識求道。《語類》載

某年十五六時，亦嚐留心於(yu) 此。一日在病翁所會(hui) 一僧，與(yu) 之語。其僧隻相應和了說，也不說是不是；卻與(yu) 劉說，某也理會(hui) 得箇昭昭靈靈底禪。劉後說與(yu) 某，某遂疑此僧更有要妙處在，遂去扣問他，見他說得也煞好。[76]

這段話十分生動，將朱熹當時透過劉子翬與(yu) 道遷學禪的過程，記錄得十分清楚。其關(guan) 鍵便是「昭昭靈靈底」的心。若認得並體(ti) 現得此「昭昭靈靈底」心就是會(hui) 禪。道遷與(yu) 宗杲的看話禪主張：「別無功夫，但放下便是，隻將心識上所有底一時放下，此是真正捷徑功夫。」[77]《居士分燈錄》卷下雲(yun) ：

熹嚐致書(shu) 道謙曰：『向蒙妙喜開示，從(cong) 前記持文字，心識計較，不得置絲(si) 毫許在胸中，但以狗子話時時提撕，願投一語，警所不逮。』遷答曰：『……然忽知非勇猛直前，便是一刀兩(liang) 段，把這一念提撕狗子話頭，不要商量，不要穿鑿，不要去知見，不要強承當。』[78]

朱熹自己後來則說：

禪隻是一箇呆守法，如「麻三斤」、「乾屎橛」。他道理初不在這上，隻是教他麻了心，隻思量這一路，專(zhuan) 一積久，忽有見處，便是悟。大要隻是把定一心，不令散亂(luan) ，久後光明自發。所以不識字底人，才悟後便作得偈頌。悟後所見雖同，然亦有深淺。某舊來愛問參禪底，其說隻是如此。[79]

可見看話禪的方法就是教學者全心守住一句無從(cong) 思量的話。因為(wei) 一心在此無從(cong) 理會(hui) 也無從(cong) 攀援之處，如果用力夠深，久而久之，所有舊日積累的知見以及攀援的心念都將散去，於(yu) 是本心的光明發露，可以展現出各種的能力與(yu) 智慧。這種教法的目標，在於(yu) 破除我們(men) 有生乃至無始以來所有的積習(xi) 、知識與(yu) 業(ye) 障，與(yu) 打坐時持守一念以破除一切係念有所類似。然而此方法不擇地或擇時均可修行，又可破除宋代流行的文字禪的積弊，是為(wei) 其方便殊勝之處。[80]朱熹所學的這種禪法，是他這段時期修學的主軸，對於(yu) 他自幼愛好思量、讀書(shu) 與(yu) 知識的性格，恰好有對治之功。

朱熹學禪的結果，在其最早期的詩文中，有充分的表露。他十九歲時寫(xie) 道：

春風不放桃花笑，陰雨能生客子愁。隻我無心可愁得，西湖風月弄扁舟。[81]

「隻我無心可愁得」，其中的「無心」，很值得注意。看話禪講求一切放下，無心體(ti) 可得，亦不逐外境而生心。[82]朱熹此詩，表現出他對看話禪的實踐與(yu) 追求。同年他又作「……八方妙門能測度，個(ge) 中獨露祖師機。」[83]，可見一心向禪。另外，他二十歲時說自己「熹邇來隱跡杜門，釋塵芬於(yu) 講頌之餘(yu) ，行簡易於(yu) 禮法之外，長安日近，高臥惟堅，政學慌慌，無足為(wei) 門下道者。」[84]所謂「高臥惟堅，政學慌慌」，顯然是向慕清靜隱居的人生，而不甚措意於(yu) 學問與(yu) 政事。另外朱熹《文集》卷一收有《牧齋淨稿》，收入他二十二到二十六歲所作的詩，其中幾乎處處可見參禪修道的意思，很表現出他這一時期的真實心境。[85]朱熹於(yu) 這段時間，很愛遊訪名山，徜徉於(yu) 天地自然之中。又愛探訪世外高人，以求至道之所在。他二十二歲作詩：

謝公種藥地，……一掇召衝(chong) 氣，三掇散沈屙。先生澹無事，端居味天和。……小儒忝師訓，迷謬失其方。一為(wei) 狂瘖病，望道空茫茫。頗聞東(dong) 山園，芝述緣高岡(gang) 。瘖矓百不治，效在一探囊。再拜藥園翁，何以起膏盲？[86]

表露自己願從(cong) 藥寮居士謝伋問道的心，出世的意味甚濃。謝伋是謝良佐的從(cong) 孫，其父參知政事謝克家曾彈劾秦檜。秦檜複相之後，父子一同隱居黃岩，為(wei) 時人所敬仰。謝伋於(yu) 父卒後，種藥為(wei) 生，深好佛學，兼修丹道以求長生久視。[87]朱熹此時的自我認同雖然還是儒者，但是雅好佛道之意，躍然紙上。他於(yu) 同年又作：「遐瞻思莫窮，端居心自超。覽物思無托，即事且逍遙。……守道無物役，安時且盤桓。翳然陶茲(zi) 理，貧悴非所歎。」[88]一詩。表現出一種超然物外，不落思想言詮，安於(yu) 此道，與(yu) 時逍遙的意態。所重顯然在生活中的道德實踐，而非知識。另外，他二十三歲時所作的詩，亦經常表現出類似的意趣：

端居獨無事，聊披釋氏書(shu) 。暫釋塵累牽，超然與(yu) 道俱。……了此無為(wei) 法，身心同晏如。[89]

杜門守貞操，養(yang) 素安衝(chong) 漠。寂寂悶林園，心空境無作。……浩然與(yu) 誰期？放情遺所托。[90]

晨起踏僧閣，徙倚望平郊。……暫釋川途念，憩此煙雲(yun) 巢。聊欲托僧宇，遂晏結蓬茅。[91]

窮幽鮮外慕，殖誌在丘園。即此竟無得，空恨歲時遷。川陸緜半載，煩燠當歸緣。[92]

這一年，也可以說是他參禪的高峰。道遷禪師雖然已於(yu) 前一年去世，但朱熹依然愛好一種佛道化的人生。此時他尚未就任同安主簿，生活悠閑。詩中所說的「超然與(yu) 道俱。……了此無為(wei) 法，身心同晏如。」以及「心空境無作。……浩然與(yu) 誰期？放情遺所托。」都表明了他所「追求」，或說一種什麽(me) 都不追求的自然空靈、與(yu) 物俱化的境界。在這種生活裏，讀書(shu) 與(yu) 知識實在並不重要，雖然無事時可以「聊披釋氏書(shu) 」，然而不如「憩此煙雲(yun) 巢」，「遂晏結蓬茅」。可是我們(men) 此處也應特別注意朱熹用了好幾次「暫釋」，「遣」、「聊欲」、「聊披」、「空恨」等字眼，表示他實際的人生與(yu) 其理想的境界仍頗有距離。「塵累」與(yu) 世務對他而言，看來仍明顯是個(ge) 問題。看話禪一切放下的理想，在他身上並未付諸實踐。他隻是愛好並追求那種無所住也無所礙的境界而已。[93]

年輕的朱熹雖然十分用力於(yu) 參禪，卻並未由禪而開悟。二十三歲那一年，在熱烈參禪的同時，他開始積極修習(xi) 道教。該年正月，他前往武夷山衝(chong) 祐觀參加道士的「焚修」。作詩曰：

獨臥一齋空，不眠思耿耿。閑來生道心，妄遣慕真境。稽首仰高靈，塵緣誓當屏。[94]

又曰：

齋心啟真秘，焚香散十方。出門戀仙境，仰首雲(yun) 峰蒼。躊躇野水際，頻將塵慮忘。[95]

由「塵緣誓當屏」及「頻將塵慮忘」兩(liang) 句，可知朱熹當時一意滌除妄心俗念，希望自己能達到無礙無染的真仙之境。既說「不眠」，又屢說「塵緣」、「塵慮」，可見朱熹自認並未得道，而盼望藉由齋心焚修這類道教的方式，獲得真正的超脫。[96]四月他出訪道遷，近二閱月始歸。中間作詩多首，既見其求道之忱，亦見其仍有不足之慨。[97]回來之後，他寫(xie) 道：

抱痾守窮廬，釋誌趣幽禪。即此窮日夕，寧為(wei) 外務牽！……望山懷釋侶(lv) ，盥手閱仙經。誰懷出塵意？來此俱無營。[98]

既曰「趣幽禪」而懷道遷，又雲(yun) 「仙經」，可見他所誌已不限於(yu) 佛學。同年秋，朱熹沈迷於(yu) 道書(shu) ，曾作〈讀道書(shu) 六首〉，滿紙修道尋仙之意，願學長生不死飛升之術，以脫除「塵網」之羈絆。[99]九月道遷卒，朱熹以文祭之。該年冬天，朱熹「齋居修道，作焚修室，擬步虛辭，仿道士步虛焚修。」[100]全麵而熱烈地修練道教，並作〈作室為(wei) 焚修之所擬步虛辭〉曰：

歸命仰璿極，寥陽太帝居。翛翛列羽幢，八景騰飛輿。願傾(qing) 無極光，回駕俯塵區。受我焚香禮，同彼浮黎都。[101]

希望透過辟室焚修，頌步虛辭以禮敬諸仙，從(cong) 而得道。所謂焚修，是指焚香修道，借所焚之香煙以達於(yu) 天庭。所謂步虛辭，則是齋醮時的唱詞，內(nei) 容是對於(yu) 神仙的讚頌和祈禱。其旋律「宛如眾(zhong) 仙緲，步行虛空，故稱步虛聲」。[102]朱熹齋居而仿效道士修鍊一至於(yu) 此，既可見其求道的熱誠。也可見他之前參禪究竟未能開悟，於(yu) 是轉而求仙道。所求的方式則為(wei) 讀道書(shu) 、訪道士高人與(yu) 齋居焚修。而後兩(liang) 者的重要性，顯然重於(yu) 前者。同年冬，他的〈寄題鹹清精舍清暉堂〉寫(xie) 道：

欲將身世遺，況托玄虛門。境空乘化往，理妙觸目存。珍重忘言子，高唱絕塵紛。[103]

次年春〈誦經〉則曰：

坐厭塵累積，脫躧味幽玄。靜披笈中素，流味東(dong) 華篇。朝昏一俯仰，歲月如奔川。世紛未雲(yun) 遣，仗此息諸緣。[104]

前詩欲忘言而乘化以往，後詩則言藉晨昏讀道書(shu) 以去塵累，對知識與(yu) 語言的態度似乎有些矛盾。[105]然而這兩(liang) 者不免同為(wei) 學道必經的門徑。朱熹屢言「絕塵紛」、「厭塵累」、「息諸緣」，可見他修道的核心目標仍然是在於(yu) 去盡塵染，以躋於(yu) 至道。然而從(cong) 其反覆言此，亦可知他仍未能證道。二十四歲這一年，他依然積極地讀道書(shu) 與(yu) 焚修，作了多首修道、詠道的詩，並曾再次過訪衝(chong) 祐觀。[106]然而他對於(yu) 修道的知識與(yu) 理想，卻未能透過實踐而證成。他在這一年中，開始仕宦的生涯，擔任同安縣的主簿，公務漸忙。自此逐漸轉而修習(xi) 以儒學為(wei) 主的學問。

朱熹在這一段時間當中，雖然以參禪修道為(wei) 其核心追求，然而他並未忽視對於(yu) 儒學尤其是理學的研尋。劉子翬、胡憲等人固然仍以正統儒學與(yu) 聖賢之道教之，他自己也從(cong) 未放棄儒者的身份。如前所述，他從(cong) 劉子翬以及道遷、宗杲禪師所學到的，是一種儒佛同體(ti) 的學說。年少的朱熹隻是希望透過參禪開悟以達到一種無執無染的聖人境界。因此，學習(xi) 儒家的聖人，依然是他這個(ge) 階段重要的功課。他說：

聖門學者氣象…….熹自年十四五時，即嚐有誌於(yu) 此，中間非不用力，而所見終未端的。其言雖或誤中，要是想象臆度……乃知明道先生所謂『天理二字，卻是自家帖體(ti) 出來』者，真不妄也！[107]

他自十四、五時便切誌於(yu) 成聖之道，中間亦甚用力，雖所有得，然而終究不出「想象意度」的知見，與(yu) 「自家體(ti) 貼」出來的不同。這段話，說出了他在這一階段專(zhuan) 研理學與(yu) 聖學的真實情況。他說：

某少時為(wei) 學。十六歲便好理學，十七歲便有如今學者見識。後得謝顯道論語，甚喜，乃熟讀。先將朱筆抹出語意好處；又熟讀得趣，覺見朱抹處太煩，再用墨抹出；又熟讀得趣，別用青筆抹出；又熟讀得其要領，乃用黃筆抹出。至此，自見所得處甚約，隻是一兩(liang) 句上。卻日夜就此一兩(liang) 句上用意玩味，胸中自是灑落。[108]

朱熹十六歲時，朝廷正在禁程學，他卻專(zhuan) 心潛研二程理學。[109]不僅(jin) 如此，他對於(yu) 理學的見解成熟得甚早，然而因為(wei) 「務求實得」此道理於(yu) 身心之中，所以一路向上追尋。他二十歲時得二程弟子謝良佐的《論語解》[110]，反覆勾玄提要，至於(yu) 精之又精，並將此精約之旨，放在心中日夜玩味。這不僅(jin) 是讀書(shu) 求義(yi) ，也是揣摩體(ti) 驗。這本是程門教人的辦法，然而朱熹讀書(shu) 之用心，卻是與(yu) 眾(zhong) 不同。他說：

讀書(shu) 須是以自家之心體(ti) 驗聖人之心。少間體(ti) 驗得熟，自家之心便是聖人之心。某自二十時看道理，便要看那裏麵。嚐看上蔡論語，其初將紅筆抹出，後又用青筆抹出，又用黃筆抹出，三四番後，又用墨筆抹出，是要尋那精底。[111]

換言之，他因為(wei) 要「體(ti) 驗聖人之心」，才會(hui) 如此用心體(ti) 會(hui) 揣摩。正因為(wei) 朱熹如此用心，所以他才對於(yu) 聖人乃至於(yu) 古人的一言一行以及詞氣之微都絕不放過。其體(ti) 察功夫如此細密，既對於(yu) 其知識的累積大有裨益，也對於(yu) 日後的實踐大有幫助。因為(wei) 誌在學聖人，所以朱熹自幼對於(yu) 《論語》特別下功夫，除自述早年「我昔從(cong) 學，讀易、語、孟。究觀古人，之所以聖。」一記錄外，又曰：「某自丱角讀論孟，自後欲一本文字高似論孟者，竟無之。」可見他自幼便熟讀論孟且深好其文字中所透露出的意味。[112]其父朱鬆從(cong) 楊龜山門人求學，龜山門下為(wei) 學首重論語，也是朱熹自幼為(wei) 學重論語的重要原因。他九歲得到大儒尹焞《論語解》便抄錄勤讀。二十歲，得謝良佐《論語解》及李鬱《論孟說》，均精讀之。[113]可知他此時的讀書(shu) ，並非泛濫求知，而依然是以讀經學聖人為(wei) 中心。他說：

某年十七八時，讀中庸大學，每早起須誦十遍。[114]

孟子若讀得無統，也是費力。某從(cong) 十七八歲讀至二十歲，隻逐句去理會(hui) ，更不通透。二十歲已後，方知不可恁地讀。元來許多長叚，都自首尾相照管，脈絡相貫串，隻恁地熟讀，自見得意思。從(cong) 此看孟子，覺得意思極通快，亦因悟作文之法。[115]

某是自十六七時下工夫讀書(shu) ，彼時四旁皆無津涯，隻自恁地硬著力去做。至今日雖不足道，但當時也是喫了多少辛苦，讀了書(shu) 。今人卒乍便要讀到某田地，也是難。要須積累著力，方可。[116]

可見他此時讀書(shu) 之用功。而其目標所在，並非一般意義(yi) 的知識，而是聖賢言行之精義(yi) ，確然嚴(yan) 格依循著理學與(yu) 聖學的軌範。他之用功於(yu) 聖學，也絕對不隻是在讀書(shu) 與(yu) 知識上下功夫。《文集》〈訓蒙絕句喚醒二首〉寫(xie) 道：「為(wei) 學常思喚此心，喚之能熟物難昏。……二字親(qin) 聞十九冬，向來已愧緩無功。從(cong) 今何以驗勤怠？不出此心生熟中。」[117]朱熹得「喚醒」二字於(yu) 童蒙之時，這種時時喚醒己心，不使其昏怠墮落的辦法，是標準的理學家「常惺惺」的實踐功夫。朱熹自幼因庭訓而知用力於(yu) 「為(wei) 己」之學，實踐體(ti) 驗的功夫絕不為(wei) 少，隻是終究尚未證道，所以不免有「向來已愧緩無功」的自責之語。他最早的理學導師劉子翬臨(lin) 終前，應朱熹「入道次第」之問，乃推本易道，提出「不遠複」的思想，並說自己久已忘言。[118]所謂「不遠複」，意謂隨時知過能改，可以近於(yu) 聖賢之境，蓋亦不違佛家「不造業(ye) 」之旨。可見朱熹所學的理學，從(cong) 開始時便以心地功夫為(wei) 上，重在誠心正己，而不以文字知見為(wei) 工。此種心地功夫，雖用力於(yu) 至微之地，所至可以極廣大。《語類》載朱熹晚年之言：

周禮一書(shu) ，周公所以立下許多條貫，皆是廣大心中流出。某自十五六時，聞人說這道理，知道如此好，但今日方識得。如前日見人說鹽鹹。今日食之，方知是鹹；說糖甜，今日食之，方知是甜。[119]

可見他們(men) 理想中的聖人，心中包含極廣大的事物與(yu) 道理。朱熹與(yu) 他的理學長輩們(men) ，雖然強調用力於(yu) 幾微之地，卻同時相信若真能達到聖人境界，則心中自可「流出」無限廣大道理。因為(wei) 對他們(men) 而言，一切人生的道理，本於(yu) 人心人性。當心靈達於(yu) 完美境界時，自然能夠立下人間各種的道理與(yu) 法度。這種學術，絕不同於(yu) 一般知識性的追求或積累，而是本於(yu) 人心的廣大光明境界所發出的對於(yu) 人生人世各種事物的洞見。然而此境界談何容易，所以朱熹雖然自幼便追尋這個(ge) 境界，卻到老了才敢說確實得之於(yu) 己。他最後終於(yu) 本於(yu) 心性的極高境界，將人世一切種種的知識以及經史子集之學融於(yu) 一爐，而其發端，實在此時。

除了聖學之外，朱熹年輕時興(xing) 趣還極廣泛，可說無所不學。他說：

某舊時亦要無所不學，禪、道、文章、楚辭、詩、兵法，事事要學，出入時無數文字，事事有兩(liang) 冊(ce) 。一日忽思之曰：「且慢，我隻一箇渾身，如何兼得許多！」自此逐時去了。大凡人知箇用心處，自無緣及得外事。[120]

可見他對各種知識與(yu) 技能的興(xing) 趣均極廣，這可能既是他的天性，也同時是要滿足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的傳(chuan) 統想法。然而他畢竟知道學習(xi) 有本末之分，所以逐漸歸本守約。雖然如此，這些廣泛而多方麵的追求，對於(yu) 朱熹的學問仍有重大的影響。除此之外外，他於(yu) 十八歲時，考訂諸家祭禮，寫(xie) 成《諸家祭禮考編》。這既有其實踐上的需要，也是家學，並同時表現朱熹在知識上的興(xing) 趣。[121]二十歲時因好曾南豐(feng) 文而作《曾子固年譜》。[122]這既可見其對於(yu) 文章一道的深識，也表現其讀其書(shu) 必知其人的知識性傾(qing) 向。另外，他二十三歲的〈牧齋記〉一文，則描寫(xie) 自己過去三年居於(yu) 牧齋的情況：

無一日不取六經百氏之書(shu) ，以誦之於(yu) 茲(zi) 也。……其於(yu) 理之精微，索之有不得盡。其事之是非、古今之成敗興(xing) 廢之故，考之有不得其詳矣。…….予方務此，以自達於(yu) 聖人也。[123]

這段時間，正是朱熹參禪修道的高峰期，然而他日日讀書(shu) 依然如此之勤。由此既可見其讀書(shu) 求知的興(xing) 趣，亦可知其學聖人之心依然甚切，所以始終不廢對於(yu) 事務是非與(yu) 古今成敗興(xing) 廢之理的考索。劉子翬雖篤信佛宗，疾革時卻遺命朱熹作書(shu) 致張浚，勉力於(yu) 抗金複國的大業(ye) 。[124]朱熹自己固然以禪理應舉(ju) ，然而其考官蔡滋卻說「吾取中一後生，三策皆欲為(wei) 朝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常人。」[125]可知朱熹乃至其老師於(yu) 此期間雖極用心於(yu) 參禪修道，卻始終未曾忘卻儒者的本懷。

朱熹在這一階段受到喪(sang) 父之痛與(yu) 師長所學的影響，開始走上參禪修道之路。然而他也同時在家庭與(yu) 師長的影響下，繼續修習(xi) 儒學與(yu) 理學。前者所帶給他的，主要是一種滌除塵染的功能，同時也讓他徹底麵對實踐的問題。朱熹自幼願學聖人，可是未得其門而入，於(yu) 是改而參禪。禪學破除一切文字知見，直指人心人性，要求參學麵對自己最真實的內(nei) 在。大慧禪師有雲(yun) ：

士大夫要究竟此事，初不本其實，隻管要於(yu) 古人公案上求知求解，直饒你知盡解盡一大藏教，臘月三十日生死到來時，一點也使不著。[126]

指出再多知解學問，若不能「識自本心、見自本性」，實得此光明無礙的大道於(yu) 己，終究是無益。這雖然是禪學觀點，對於(yu) 追求人生大道的士大夫確實有當頭棒喝的作用。參公案的學禪者固然很容易有此問題，讀書(shu) 學聖人者又何嚐能免此。朱熹的參禪生涯，對於(yu) 他學術取向的影響極為(wei) 深刻。他從(cong) 此不再溺於(yu) 書(shu) 本文字及思量想象，而是時時刻刻麵對自己真實的內(nei) 在，以求徹底與(yu) 道合一。雖然他自覺於(yu) 此道尚未究竟，然而這種徹底的實踐精神以及滌除俗念私意的功夫，對於(yu) 他後來的聖賢之學，實有莫大的助益。

朱熹的修道曆程，同樣也有滌除塵染的功能。當他切誌修練仙道之時，也是他最富出世之意的時候。他二十三、二十四歲的詩作中，處處都有「夙尚本林壑，灌園無寸資。……終當反初服，高揖與(yu) 世辭。」[127]「臥聽簷瀉盡，心屬故園幽。……一詠歸來賦，頓將形跡超。……長歗不逢人，超搖得真性。」[128]這一類的語句。更進一層說，修道所給予他的，不僅(jin) 是上與(yu) 天地自然相往來，而且是一種返本歸真的精神。道教與(yu) 理學的關(guan) 係原本頗為(wei) 密切，道教的自然、氣化、太極、陰陽五行、歸真複命、鍊精鍊氣鍊神的觀念，均早已滲透入理學。朱熹修仙道雖不成，對於(yu) 道教的一切種種，浸潤得必然更深刻。道教與(yu) 禪學，所重均在修證。朱熹雖頗讀道書(shu) 與(yu) 佛經，然而更重具體(ti) 的修行。這一段時間的參禪修道，對於(yu) 朱熹日後的學術取向，實有深遠的影響。

與(yu) 此同時，如前所述，朱熹在這段時間並未放棄儒者的身份與(yu) 本懷。他一方麵繼續鑽研儒學與(yu) 其他各方麵的學問，一方麵依然有誌於(yu) 理學與(yu) 聖學。換言之，他走的與(yu) 其說是道遷禪師或武夷道士的道路，不如說是近乎劉子翬的道路。其心依然向往聖賢境界，其行為(wei) 也未脫離儒者的軌範，然而其生命卻高度地佛道化。他雖無出家去國之心，卻有盡去塵染、識自本心、返本歸根、與(yu) 造化同遊之意。這種種的修習(xi) ，對於(yu) 他日後去人欲、存天理、收拾本心、重視天道自然等態度都有重大的影響。換言之，他似乎有意用佛或道的一貫之理與(yu) 修證心法來補足其學聖人而不得其門而入的缺憾。這種二元的現象，暫時統一在大慧宗杲所謂儒佛「名異體(ti) 同」的說法下，也統一在他對於(yu) 天下道理一貫相通的信念下。然而其中的矛盾，不免在實踐中逐漸暴露，也經不起知識的考驗，而造成他下一階段的轉變。

第三階段：徹底的實踐與(yu) 精密的知識：敬義(yi) 夾持學聖人（二十五至三十一歲）

朱熹自十五六歲時接觸禪學，直到二十三歲他的禪學導師道遷過世，二十四歲他開始正式任官，並拜見父執輩的理學家李侗之後，學問的路徑才開始由釋歸儒。此後他對於(yu) 實踐與(yu) 知識兩(liang) 方麵的態度，都產(chan) 生重大變化。不再滿足於(yu) 之前自謂得之於(yu) 此心的所謂一貫之道，而主張必須徹底認識「大道」具體(ti) 而分殊的內(nei) 涵，並付諸於(yu) 時時刻刻的實踐。

造成他由釋歸儒的因素很多，在外在環境方麵首先是因為(wei) 有官守則有責任。朱子一生實際任官時間僅(jin) 九載，其中一開始所任前後三年餘(yu) 的同安縣主簿一職，對於(yu) 他一生的學術取向似乎發生了最大的影響。主簿一職官守雖卑，卻直接要求他深入了解宋代各種稅目、稅收、簿記、經界、官方、吏治、民生、禮俗乃至地方防務等問題。而他所兼管的縣學，則要求他注意地方的儒學教育、儒學傳(chuan) 統、學風、經學、國家的學術方向與(yu) 政教策問。換言之，也就是從(cong) 基層出發，所能看到的一切政治與(yu) 教化問題。朱子對這些問題都極為(wei) 投入。這種實際從(cong) 政的曆練，迅速地將一個(ge) 認真而熱情的年輕人從(cong) 禪學推向儒學。另外，朱子的父執輩之所以走上外儒內(nei) 釋、遊心方外的道路，與(yu) 秦檜當國有密切的關(guan) 係。紹興(xing) 二十五年秦檜死，政風改易，王學旁落，程學解禁，朝野氣象大變，這也是促使朱熹重新投入理學與(yu) 儒學的重大因素。在這些方麵，學界已有相當深入的研究，本文僅(jin) 將略敘其大端，不再一一縷述。[129]以下所主要分析的，是朱子在這段期間從(cong) 學於(yu) 李侗的心路曆程及其對自身學術的反省，以求深入了解朱子對於(yu) 實踐與(yu) 知識的態度之轉變。

朱熹二十三、四歲時是他參禪修道的高峰。二十三歲那年，他的禪學導師道遷過世，這對他有相當的衝(chong) 擊。追求至道卻已無導師指點的年輕朱熹，更極力地投入方外之學。但也可能是這種徹底投入，使他在高峰之後，自覺有所不足，並迅速開始轉向。二十四歲以後，李侗的影響及實際的政治曆練及實踐。使朱熹從(cong) 一個(ge) 一心參禪悟道的士子逐漸轉變成以精密讀經及日用實踐為(wei) 中心的儒者。他說：

後赴同安任，時年二十四五矣，始見李先生。與(yu) 他說，李先生隻說不是。某卻倒疑李先生理會(hui) 此未得，再三質問。李先生為(wei) 人簡重，卻是不甚會(hui) 說，隻教看聖賢言語。某遂將那禪來權倚閣起。意中道，禪亦自在，且將聖人書(shu) 來讀。讀來讀去，一日複一日，覺得聖賢言語漸漸有味。卻回頭看釋氏之說，漸漸破綻，罅漏百出！[130]

《語類》又載：

某舊見李先生時，說得無限道理，也曾去學禪。李先生雲(yun) ：「汝恁地懸空理會(hui) 得許多，而麵前事卻又理會(hui) 不得！道亦無玄妙，隻在日用間著實做工夫處理會(hui) ，便自見得。」[131]

朱子初見李侗時，說的全是宗杲與(yu) 道謙以佛釋儒，骨子裏其實是禪學的道理。[132]他雖然長於(yu) 論說，實踐上其實有所不足。李侗不直接辯駁他，隻要他讀聖人的書(shu) ，並在「日用間著實做工夫」。大抵禪學講究內(nei) 心空靈自在、澄明無礙，於(yu) 儒學並不排斥。深造於(yu) 禪學之人，當下即是，既有步步生蓮花之感，其日用常行又恍如可與(yu) 儒教相通。大慧宗杲更積極地教士大夫以禪理詮釋儒學，融世間出世間法為(wei) 一。朱子深深浸潤於(yu) 理學與(yu) 禪學之中，不免將兩(liang) 者的道理說成一氣，且頗為(wei) 自得。他曾說：「餘(yu) 之始學，亦務為(wei) 儱侗宏闊之言，好同而惡異，喜大而恥於(yu) 小。」[133]從(cong) 理論上的相同之處觀之，禪學與(yu) 理學非常相近。必須回到具體(ti) 事物的踐履，才能清楚看出兩(liang) 者的差異。李侗既不善於(yu) 論說，亦深知此事難以口舌辨明，便教他於(yu) 經典中確切認取義(yi) 理，驗之於(yu) 日用實踐，不可徒為(wei) 空泛離事之言詞。由此亦可見朱子早先所習(xi) 的禪學，道理雖說得高明，生活上也重視實踐，卻仍屬模擬彷彿、自是自用。並未實得通達無礙之道，心中亦未嚐真正安定。

朱子聰明而有主見，起初對於(yu) 李侗的說法並不很認同，反而懷疑李侗未能認識禪家高明無礙之道。然而李侗的批評到底對他逐漸發生了影響。在長期的探索及實際從(cong) 政的曆練後，朱子逐漸由禪學轉回儒學。發動演變的內(nei) 在契機，首先在於(yu) 朱子相信禪學自由自在，應可融通於(yu) 聖人之所教，而他本身所從(cong) 出的理學傳(chuan) 統也期許他通達於(yu) 儒學，於(yu) 是他願意重新研討儒家經典的義(yi) 理。另外則如之前的詩作所顯示，他於(yu) 禪學亦有難以在實踐中證成之感，內(nei) 心有所不安。佛學與(yu) 禪學所重在心，希望由超塵絕俗而到達真俗不二的境界，儒學則重實行，重點在實踐人間萬(wan) 事確切如其份的道理。朱子雖向往禪學的無礙境界，在仔細研讀儒家經典，並付諸日用實踐後，逐漸發現其中意味深長；反過來覺得禪學不見事事物物所具的「實理」，在實際的人生中，「罅漏百出」。這個(ge) 轉變的過程相當長，可以用二十八歲朱熹正式從(cong) 學於(yu) 李侗作分野，分成前後兩(liang) 個(ge) 階段。

朱熹於(yu) 紹興(xing) 二十三年五月赴同仁任，並於(yu) 途中拜見李侗，這一年他二十四歲。[134]然而他見了李侗之後，並未立即改從(cong) 李侗學習(xi) 。不僅(jin) 如此，他初至同安任主簿並兼領縣學事時，對於(yu) 版籍稅務乃至祭祀考試等紛繁的事務，雖然認真辦理，也頗有理想性，內(nei) 心深處卻頗感無奈，依然向往清靜無染的方外情境。[135]然而經過半年的實際曆練，他的思想與(yu) 作為(wei) 卻明顯有所改變，變成相當積極。紹興(xing) 二十四年之後，他在處理各種版籍賦役、經界防務等方麵都大有作為(wei) ，是一個(ge) 敢於(yu) 直言，勇於(yu) 除弊，直指各種問題根本的好官。[136]同年他也開始大力整頓縣學教育，一反重詩賦的流俗，請當地大儒柯翰講《禮記》，並新設講座親(qin) 自為(wei) 諸生開講《論語》，並於(yu) 該年編成《論語課會(hui) 說》，開啟了以二程學及儒家經典來教學的新頁。[137]朱熹二十三、四歲時所做之詩，滿紙參禪修道之言。隨著積極投入政事與(yu) 教育，他二十五、六歲所作之詩，數量大減，雖仍頗有高蹈厭俗之幽情，卻較少絕世之意。[138]二十六歲時他雖然仍曾往訪大慧宗杲，然而同年十月秦檜死，程學解禁，他於(yu) 佛老之不足亦開始有所解悟。紹興(xing) 二十五年秋他將該年秋季之前禪道氣味甚重的詩作編成《牧齋淨稿》，作為(wei) 早期學思的一個(ge) 結束。[139]他於(yu) 該年並考定釋奠儀(yi) ，申嚴(yan) 婚禮，並整頓禮製，作〈民臣禮議〉。[140]與(yu) 朋友書(shu) ，則認真討論「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喜怒哀樂(le) 未發謂之中」、「道不遠人」、「正己而不求人則無怨」及「為(wei) 仁由己」等經文。[141]至於(yu) 二十五、六歲之間他所為(wei) 學生所擬的策問題目，所問的都是關(guan) 於(yu) 地方與(yu) 國家的根本大計，乃至國家的學術大方向問題。[142]這些都表示他學術思想的趨向，已經有了重大變化，由釋歸儒，用力於(yu) 經義(yi) 與(yu) 政事，尤其是有關(guan) 當身實踐的原理原則。

二十七歲那年朱熹的思想體(ti) 係開始有根本性的變化。他於(yu) 公務旅途中苦究《論語》「子夏之門人小子」一章，理會(hui) 到「理無小大，無乎不在，本末精粗，皆要從(cong) 頭做去，不可揀擇。」[143]亦即理一而分殊，道理無處不在，不可因事物大小而生揀擇之心。這顯示他對於(yu) 李侗早先的教誨，有了更親(qin) 切的認識。[144]同年他所著〈至樂(le) 齋記〉寫(xie) 道：「人之所以神明其德，應物而不窮者，心而已。古之君子自其始學，則盡力於(yu) 灑掃應對進退之間，而內(nei) 事其心，既久且熟矣，則心平而氣和，衝(chong) 融暢適，與(yu) 物無際。……而況載籍所傳(chuan) ……其間聖賢之行事、問學之源奧……包括籠絡，靡不畢具。」[145]很可以看出他將日用實踐與(yu) 心學及經學合而為(wei) 一的努力，也可見出他的思想體(ti) 係已經轉向於(yu) 儒學。這一年他在泉客邸潛心讀《孟子》，通曉了《孟子》意脈，並開始編著《孟子集解》。[146]這顯示他積極地走著徹底研尋聖賢之一言一行的道路。二十四至二十八歲這幾年間，他雖然不免繼續早年的習(xi) 氣，偶與(yu) 僧人與(yu) 好禪之士人來往唱和，然而學問的基本方向已然大變。[147]經過了四年的探索，朱子到了二十八歲才重新致書(shu) 致李侗問學，李侗答書(shu) 勉其於(yu) 涵養(yang) 處用力，他正式從(cong) 學李侗實始於(yu) 此。[148]以後的幾年，朱子更加致力於(yu) 讀經，三次親(qin) 訪李侗並長期留駐問學，平時與(yu) 李侗之間書(shu) 信往返亦頻繁，以密切討論學問，由此而立定了其學問的規模與(yu) 方向。

朱子二十八歲之後正式由禪學回歸儒學，其詳細過程雖因資料有限，容易有不同的詮釋，大方向卻頗為(wei) 清晰。[149]其關(guan) 鍵要素在於(yu) 精密地讀聖人的經典並踏實付諸於(yu) 實踐、理一分殊的原理以及涵養(yang) 的方法。這些路徑均由李侗開示，並決(jue) 定了朱子整個(ge) 學問的基本方向，必須逐一仔細分析。《語類》載：

問：「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曰：「此亦隻是為(wei) 公孫醜(chou) 不識『浩然之氣』，教之養(yang) 氣工夫緩急雲(yun) ，不必太急，不要忘了，亦非教人於(yu) 無著摸處用工也。某舊日理會(hui) 道理，亦有此病。後來李先生說，令去聖經中求義(yi) 。某後刻意經學，推見實理，始信前日諸人之誤也。」[150]

「必有事焉」，意謂不要在「無著摸處」的心體(ti) 上或境界上用工夫，而應從(cong) 聖人經典中研窮事物確實的道理，如此方能由空疏離物的玄理轉而為(wei) 踏實的儒家學問。朱子由此而並認識了過去所跟隨的武夷三先生的錯誤。李侗不僅(jin) 教朱子讀聖人書(shu) ，並且要確實以聖人的言語驗之於(yu) 當身，凡聖賢所能而自己尚未做到的，都是學者所當致力之處：

讀書(shu) 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以文字求之，悅其詞義(yi) 以資誦說，其不為(wei) 玩物喪(sang) 誌者幾希。以故未嚐為(wei) 講解文書(shu) ，然其辨析精微，毫厘畢察。嚐語問者曰：「講學切在深潛縝密，然後氣味深長，蹊徑不差。若概以理一而不察乎其分之殊，此學者所以流於(yu) 疑似亂(luan) 真之說而不自知也。」其開端示人，大要類此。[151]

李侗這種作法，是以求道與(yu) 學聖人為(wei) 中心目標，所以特別重視實踐。正因為(wei) 全心全意地求道與(yu) 學聖人，所以會(hui) 徹底而仔細地體(ti) 察聖賢所昭示的義(yi) 理，講學亦力求「深潛縝密」，故能體(ti) 現其深長的意味。因此他雖然不為(wei) 學者講解文書(shu) ，對於(yu) 經典中義(yi) 理的認識，卻是「辨析精微，毫厘畢察」。而朱子也正因為(wei) 對於(yu) 聖人的一言一行，經典中的一事一物都不敢放過，並反身付諸實踐體(ti) 驗，才能認識到古聖先賢所講的道理，實與(yu) 禪學大為(wei) 不同。而其關(guan) 鍵在於(yu) 若言理一，則儒釋道三家所說的最高道理，在型態上固然頗為(wei) 近似；然而若就分殊處論，則對於(yu) 具體(ti) 一事一物當如何的看法，往往大相違異。朱子早先亦好就其通貫處立說，將各種學問與(yu) 事物說成一個(ge) 道理，以便全盤掌握。然而這種作法，很容易造成混淆，無論在具體(ti) 的事理或實踐上都有問題。李侗在這一點上，對朱子的教誨甚為(wei) 切至：

蓋延平之言曰：「吾儒之學所以異於(yu) 異端者，理一分殊也。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此其要也。[152]

朱子透過了讀經與(yu) 實踐，對於(yu) 古聖人的言行義(yi) 理一一仔細講求，才深入認識到儒學與(yu) 佛老之學的根本差異。

理學家常說道學與(yu) 禪學其實隻有一線之隔。兩(liang) 者都要講一番致廣大、盡精微、貫通天人內(nei) 外而植根於(yu) 本心本性的道理。所以在型態上，雙方所說的心性之學可以極近似。然而落實於(yu) 人倫(lun) 日用與(yu) 經世濟民的踐履，其具體(ti) 作為(wei) 卻差異甚大。理學見精神處，正在於(yu) 從(cong) 自家生活與(yu) 心性中體(ti) 會(hui) 聖賢所開啟的道理與(yu) 境界，使其與(yu) 自己的生命合一。所以理學家主要也都在心性下功夫，使聖賢的道理，真正融入我心中。這種心性功夫，基本上都在精微處用，難免偏於(yu) 「理一」，很容易「流於(yu) 疑似亂(luan) 真之說而不自知」。二程的後學，多因此而流於(yu) 禪學。朱子的父親(qin) 與(yu) 他自少所跟從(cong) 的武夷三先生，也都援佛老入儒學，甚至信從(cong) 禪宗大德，以禪學詮釋儒家的道理。朱子從(cong) 遊於(yu) 李侗之後，才逐漸能分辨儒學與(yu) 禪學「差之毫厘，謬以千裏」之處。而其發端用力之處，正在仔細體(ti) 會(hui) 並實踐經典中的聖人言語，辨析其中義(yi) 理與(yu) 禪學的差異，乃至於(yu) 「毫厘畢察」，從(cong) 而重新確立儒學自身的義(yi) 理與(yu) 心性之學的體(ti) 係。

朱子之讀經典，從(cong) 二十歲讀謝上蔡《論語解》時，其基本目標便已是「以自家之心體(ti) 驗聖人之心」，懂得向「裏麵」用心。所謂「讀書(shu) 須是以自家之心體(ti) 驗聖人之心。少間體(ti) 驗得熟，自家之心便是聖人之心。」[153]大抵朱子早年深受禪學影響，在二十歲前後聰明智慧大開，讀書(shu) 時不僅(jin) 能看出其中通貫性的道理，並能進一步體(ti) 會(hui) 作者的內(nei) 心。禪學與(yu) 理學都重視心地功夫，錢穆先生曾指出，朱子整個(ge) 的學問，其實「徹頭徹尾乃是一項圓密宏大之心學」。[154]而其心學的發端處，當在十餘(yu) 歲時。然而當時朱子以佛老詮釋儒學，用心向內(nei) ，道理雖說得高妙，卻疏於(yu) 具體(ti) 人事中的日用實踐。從(cong) 學於(yu) 李侗之後，意向改變，乃以實踐聖人之一言一行及體(ti) 察其全體(ti) 大用為(wei) 讀經典的基本目標，實踐性大為(wei) 提高。朱子對於(yu) 讀書(shu) 所學來的聖賢之道，絕不僅(jin) 視之為(wei) 語言文字上的知識，而必在日間力行體(ti) 會(hui) ，夜間靜坐思量，仔細反覆推求：

延平先生嚐言：「道理須是日中理會(hui) ，夜裏卻去靜處坐地思量，方始有得。」某依此說去做，真箇是不同。[155]

某向來從(cong) 師，一日說話，晚頭如溫書(shu) 一般，須子細看過。有疑，則明日又問。[156]

透過自己的實踐、思考與(yu) 心地功夫，才能真正明白經典上的道理。這正是拿聖賢的道理，驗之於(yu) 自己的心。若有一點不合，便不能安。而這一切的努力，為(wei) 的仍然是要使「自家之心便是聖人之心」。

讀經與(yu) 力行實踐的目標都是具體(ti) 的學聖人，而其本領，則在於(yu) 涵養(yang) 的方式。關(guan) 於(yu) 這一點，李侗從(cong) 一開始便教朱熹當於(yu) 未發處下功夫，默坐澄心，觀喜怒哀樂(le) 未發前氣象。這是程門道南一脈涵養(yang) 方法的最要法門，然而朱子對於(yu) 此方法，在當時並未契入，反而走出自己一條獨特的道路。他說：

先生教人，大抵令於(yu) 靜中體(ti) 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chuan) 指訣。然當時親(qin) 炙之時，貪聽講論，又方竊好章句訓詁之習(xi) ，不得盡心於(yu) 此。[157]

大抵朱子原於(yu) 禪道兩(liang) 家極為(wei) 用力，在心地上早就有了一番刮垢磨光的功夫，也知凡事都應求之於(yu) 本心本性。所以他當時所欠缺的，首先是明白事事物物具體(ti) 的道理並付諸實踐。因此他所學於(yu) 李侗的，始終著重於(yu) 讀經、講論義(yi) 理，以及在事事物物分殊處、日用實踐處下著實的功夫。因此反而於(yu) 李侗所反覆叮嚀的「靜坐澄心」，不甚注重。朱子在當時所下的涵養(yang) 功夫，似偏於(yu) 力行實踐，從(cong) 日用中逐事體(ti) 會(hui) 並實行道理。所以李侗與(yu) 友人書(shu) 說他：

此人極穎悟，力行可畏，講學極造其微處。……渠初從(cong) 謙開善處下工夫來，故皆就裏麵體(ti) 認。……初講學時，頗為(wei) 道理所縛，今漸能融釋，於(yu) 日用處一意下工夫。若於(yu) 此漸熟，則體(ti) 用合矣。[158]

稱其「力行可畏」、「能就裏麵體(ti) 認」、「於(yu) 日用處一意下功夫」，並未稱其善於(yu) 默坐澄心。又稱其「穎悟」、「講學極造其微處」、「初講學時，頗為(wei) 道理所縛，今漸能融釋」，可見朱子對於(yu) 辨析講論義(yi) 理方麵，實有特殊的興(xing) 趣與(yu) 天分，也是他學術一大基本特質。換言之，朱子走的是小程子所謂「敬義(yi) 夾持、直上天德」的道路。與(yu) 道南一脈頗為(wei) 不同。關(guan) 於(yu) 這一點，許多學者常以為(wei) 朱子尊事李侗，所以其學術直承道南一脈，並於(yu) 此時便致力於(yu) 默坐澄心之教。然而細查之實不然。[159]錢穆先生認為(wei) ：「蓋朱子從(cong) 禪學入，故於(yu) 心地工夫特有體(ti) 會(hui) 。而朱子於(yu) 延平默坐澄心、觀喜怒哀樂(le) 未發前氣象之教，則轉不深契。……與(yu) 道南一脈龜山豫章延平之所傳(chuan) ，則自有出入。此乃研討朱子心學一絕大應注意之點。」[160]實為(wei) 卓見。

朱子此時的學行，誠如胡五峰所指出，偏於(yu) 「有體(ti) 無用」。[161]因此他的功夫轉而多在用上下，而非靜坐以澄澈心體(ti) 。雖然如此，朱熹對師傅所傳(chuan) ，仍有很高的敬意。紹興(xing) 三十年冬，他往見李侗，受教閱數月而歸，與(yu) 友人書(shu) 中說：「講學近見延平李先生，始略窺門戶。……大概此事以涵養(yang) 本原為(wei) 先，講論經旨特以輔此而已。向來泛濫出入，無所適從(cong) ，名為(wei) 學問，而實何有？亦可笑耳。」[162]對於(yu) 自己偏向講論經義(yi) 的習(xi) 性，頗有反省，並強調必須涵養(yang) 本原。然而這段時間他倒底未曾如李侗或羅從(cong) 彥般「終日相對靜坐」，實下默坐澄心的功夫。[163]紹興(xing) 三十二年朱子往謁李侗時，寓於(yu) 西林院，曾作詩「卻嫌宴坐觀心處，不奈簷花抵死香。」亦可見他於(yu) 「宴坐觀心」，澄澈心體(ti) ，實有所不契。[164]正因為(wei) 朱子這段時間功夫多在用上下，所以他之後的學問傾(qing) 向於(yu) 認為(wei) 心隻有已發而無未發，並從(cong) 遊於(yu) 湖湘學派。然而專(zhuan) 走這條路下去，反而覺得心中擾攘，無靜定之意。所以他在中年參究中和問題時，重新認識到「未發時涵養(yang) 」的重要性，而有當年辜負了李侗之歎。雖然如此，朱熹對於(yu) 道南一脈「默坐澄心」之教，最終仍有所保留。他晚年時學者問他李侗與(yu) 「默坐澄心」，他說：

隻為(wei) 李先生不出仕，做得此工夫。若是仕宦，須出來理會(hui) 事。向見吳公濟為(wei) 此學，時方授徒，終日在裏默坐。諸生在外，都不成模樣，蓋一向如此不得。……龜山隻是要閑散，然卻讀書(shu) 。尹和靖便不讀書(shu) 。[165]

對於(yu) 靜坐澄心這一法門批評頗為(wei) 徹底。由此更可見朱熹所要走的，還是兼重日用實踐與(yu) 經典知識，「敬義(yi) 夾持」的道路。而此道路在他從(cong) 學於(yu) 李侗時，便已呈現出來，與(yu) 道南一脈頗為(wei) 不同。

朱子此時為(wei) 學，除了讀經，就是要在事事物物上理會(hui) 並踐履其道理，並時時刻刻做涵養(yang) 體(ti) 察的功夫。這三點相互為(wei) 用，成為(wei) 朱子學日後的三個(ge) 主軸。朱子曾說：

三十年前長進，三十年後長進得不多。[166]

某今且勸諸公屏去外務，趲工夫專(zhuan) 一去看這道理。某年二十餘(yu) 已做這工夫，將謂下梢理會(hui) 得多少道理。今忽然有許多年紀，不知老之至此，也隻理會(hui) 得這些子。歲月易得蹉跎，可畏如此！[167]

可見他到了三十歲，在為(wei) 學方向、認識道理、心性涵養(yang) 等方麵都已大體(ti) 定下規模，正好是孔子所說的「三十而立」。從(cong) 這一年，他也開始大量編著書(shu) 籍。其中包括開始編纂《詩集解》[168]、《論語集解》，與(yu) 編成《上蔡先生語錄》、《孟子集解》。編《上蔡先生語錄》，是因為(wei) 其中特別表現出李侗與(yu) 胡憲所主張的靜中體(ti) 認及『於(yu) 日用處下工夫』以及「本末一貫」的之理一分殊思想。[169]而《論語集解》則「成於(yu) 『晚親(qin) 有道（指李侗）』之際，乃在集古今諸儒之說」則表現出他積極研讀理學及古今諸家解釋聖人遺經的態度。其後隆興(xing) 元年朱子三十三歲時所作《論語要義(yi) 》與(yu) 《論語訓蒙口義(yi) 》，皆由此書(shu) 出。[170]其中《論語要義(yi) 》：「獨取二先生元本缺此五字，據《年譜》補入。及其門人朋友數家之說，補緝訂正，以為(wei) 一書(shu) 。」[171]這表示他回歸到程門的正統，認為(wei) 必須透過二程及其弟子的解說，才能上窺孔聖人的道理，由之可見朱熹學問的旨歸。這些編書(shu) 的作為(wei) ，表現出朱子對於(yu) 經典徹底求解的態度，也表現出他對知識的熱情。不僅(jin) 如此，朱熹在紹興(xing) 三十一年金兵入侵之後，注意力亦轉移到現實政治來。三十二年高宗內(nei) 禪，孝宗即位，朱子隨即上奏著名的壬午封事，提出「帝王之學不可以不熟講」、「修攘之計不可以不早定」、「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等具有高度現實價(jia) 值，又深入結合了理學的說法。可見他此時的學問，無論經學義(yi) 理、日用實踐以及對於(yu) 事事物物的了解掌握，都有遠過於(yu) 他人的地方。

雖然如此，年輕的朱子對於(yu) 自己的學問，仍然頗感不足：

以先君子之餘(yu) 誨，頗知有意於(yu) 為(wei) 己之學，而未得其處，蓋出入於(yu) 釋老者十餘(yu) 年。近歲以來，獲親(qin) 有道，始知所向之大方。竟以才質不敏，知識未離乎章句之間。雖時若有會(hui) 於(yu) 心，然反而求之，殊未有以自信。[172]

這番話說於(yu) 朱子三十五歲時，指出自己自幼因父親(qin) 的教訓，為(wei) 學一直是以「為(wei) 己之學」為(wei) 中心，然而中間長期出入於(yu) 佛老，所學並不正確。在親(qin) 近李侗之後，雖然找到了大方向，但數年以來，仍隻限於(yu) 由經典文本上了解聖人的教訓。雖然時或頗有得於(yu) 心，但是真正反觀自己的內(nei) 在，卻不敢說做到了聖賢的地步。換言之，就是自己的心與(yu) 聖人的心仍頗為(wei) 不同，在實踐上，亦未能做到聖人或大賢的境界。所知與(yu) 所行，仍有差距。這個(ge) 問題要等到進一步涵養(yang) ，進學，乃至參究中和問題後，才大體(ti) 得以解決(jue) 。[173]

結論：

人生的早期通常是其性向與(yu) 學問基礎的決(jue) 定時期，朱熹也不例外。如他自己所說，他三十歲以前所學成長甚快，三十之後，「長進得不多」。因此徹底研究朱熹早期的學術取向，大有助於(yu) 我們(men) 了解他一生的學術取向。朱熹自幼向慕聖人的境界，之後更以其為(wei) 一生為(wei) 學的中心目標。所謂聖人其實代表了朱熹心目中做人處事的最高典範與(yu) 可能。對於(yu) 朱熹與(yu) 其所接受的理學傳(chuan) 統而言，聖人之所以為(wei) 聖人，在於(yu) 聖人徹底掌握了做人處事的根本道理，此道理源於(yu) 人心人性，所以必須追求心性上最高的境界以求企及聖人。然而如何達到此最高境界，則是一條極為(wei) 困難而崎嶇的道路。

朱熹的父親(qin) 以及其摯友們(men) ，都是信奉二程理學，操守高潔的儒士。他們(men) 在南北宋之際險惡的環境中，經常不顧自身的安危與(yu) 家庭的困頓，或批評時政、或奮勇出征、或隱居不仕。這種一生堅守士人操守，奮力將所學付諸實踐的態度，對於(yu) 朱熹的學術性格，有決(jue) 定性的影響，使他自始便追求一種指向人生高境界的、積極實踐的學問。他自幼好讀書(shu) ，能思考，在青少年時（十四、五歲）因父親(qin) 師長的教導與(yu) 自己讀書(shu) 的體(ti) 會(hui) ，開始對於(yu) 聖人境界大為(wei) 向往，對人生的義(yi) 理亦極感興(xing) 趣。然而聖人的理想境界雖然深得其心，他自己有關(guan) 聖人的認識仍然不免大抵來自書(shu) 本、聽聞以及想象揣摩。他在十五、六歲左右時終於(yu) 發現，這種聞見想象而來的知見，並無法真正帶他達到聖人的境地。在父親(qin) 過世的打擊與(yu) 武夷三先生及道遷禪師的影響下，他開始轉向禪學乃至道教，以求實得人生的最高境界於(yu) 此心。

這個(ge) 轉向首先源自家學及老師的影響，而表現出理學傳(chuan) 統的部分內(nei) 在性格。他的父祖輩與(yu) 師長們(men) 在人生大節上雖然雖篤守儒家的教訓，在個(ge) 人生活中卻大多為(wei) 儒佛兼修、潔身自好的隱退之士。朱熹的祖父、父親(qin) 與(yu) 叔叔均對佛學大有興(xing) 趣，母親(qin) 與(yu) 外家亦都信佛，影響他最大的老師劉子翬則根本是內(nei) 佛外儒的修行者。這一則顯示出南北宋之際低迷的政治情勢，一則也反映出宋儒常說的「吾道衰微」的實況。儒家到了兩(liang) 宋，平民化的士大夫往往走上一種側(ce) 重內(nei) 在的修為(wei) 道路，而非古代封建貴族式的外王鍛練。他們(men) 誌在齊家治國，然而實際人生中卻往往需要方外之學以滿足其精神的追求。朱熹在此環境中長大，又以為(wei) 必須「開悟」才能達到人生的最高的境界，所以極力投入禪學。朱熹所學的禪學主要是宗杲道遷一路的「看話禪」，其重點是持續集中觀想一物到言語道斷、心行路絕、不著一物的境地，而後生出一種徹底解脫的感受。此法門不重知識，而看重透過修行與(yu) 實踐所達到的一種大放光明、事事無礙的悟境。學者於(yu) 此用力日久，縱未能解脫一切攀援，亦能刮垢磨光，去除俗念雜念，對於(yu) 「心體(ti) 」產(chan) 生巨大的影響。朱熹於(yu) 十五六歲至二十四歲這段人格塑成的關(guan) 鍵時期，先於(yu) 禪學而後於(yu) 道家與(yu) 道教用力極深，以求達到徹底去除塵染，心中清靜無礙的內(nei) 聖境界。然而於(yu) 此同時，朱熹的身份仍然是個(ge) 儒生，也並未放棄儒業(ye) 。其實際人生中，所謂世務與(yu) 塵染究竟難以去除。個(ge) 人所得亦偏於(yu) 自認如何清靜解悟之感受知見，而非確實得道。這埋下了朱熹日後轉向的基本原因。

朱熹二十四歲之後開始任官並參見了修為(wei) 深純的理學家李侗。李侗指出他雖說了很多高妙的道理言語，但是在日用之間並無著落，並教他讀經以及理一分殊的道理。朱熹剛開始雖然半信半疑，而後卻因此逐漸轉向於(yu) 徹底研窮聖經義(yi) 理並付諸日用實踐的道路。其「修行」從(cong) 此不落於(yu) 自是與(yu) 空疏，其「讀書(shu) 」亦從(cong) 此具有鮮活而踏實的生命。朱熹自此一路用功，對義(yi) 理的認識日趨深入，在實踐上也更為(wei) 落實。這番修證研尋的所得，雖尚未到達內(nei) 外本末一以貫之的境界，而有待進一步參究已發未發、中和等問題。然而朱熹的學術取向自此確定，之後對於(yu) 中和問題的研尋，也依然在此軌轍之上。經過由禪學而儒學的轉折，朱熹深深地相信，若對於(yu) 如何處理事事物物缺乏應有的知識，則學者的實踐將自以為(wei) 是，難以避免錯誤。在這個(ge) 意義(yi) 上，知識與(yu) 實踐必須結合成一體(ti) 。甚至必須先求得正確地做人處事的知識，才能正確地實踐。他之所以致力於(yu) 經學，徹底研究前代聖賢的一言一行，關(guan) 鍵在此。雖然如此，朱熹的經學背後其實有深刻的心學為(wei) 其背景。他的心學固然得力於(yu) 父親(qin) 所教的「為(wei) 己之學」，更得力於(yu) 禪學，使其隨時注意體(ti) 察此心的細微狀況，並不斷企圖誠明此心源，使本體(ti) 與(yu) 日用融合無間。他因此並未接受李侗所教道南一脈「默坐澄心」的道路，反而將禪學「皆就裏麵體(ti) 認」的本領與(yu) 讀經及日用實踐結合起來，自己走出一條「敬義(yi) 夾持」，上承小程子的修學道路。

宋代理學家立誌學聖人的傳(chuan) 統，本來就與(yu) 佛學乃至道教有關(guan) 。漢唐之人大抵認為(wei) 聖人本由天生，不可學習(xi) 而至。宋人將「聖人」當作人生可及的最高境界，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佛學乃至道家的影響，因為(wei) 後兩(liang) 者認為(wei) 「佛」與(yu) 「真人」乃人人可學且應學。周敦頤、邵雍與(yu) 二程之學莫不深受佛道兩(liang) 家影響，而與(yu) 先秦儒學之論學與(yu) 論治多從(cong) 群體(ti) 與(yu) 實務出發不同。雖然如此，這些理學家均力圖上接思孟學派，認為(wei) 從(cong) 個(ge) 人的德行出發，才可以也更可以照顧天下事。朱熹承此學統，年輕時致力於(yu) 學聖人與(yu) 參禪修道，表現出很強的個(ge) 體(ti) 化性質。其學術路徑由內(nei) 聖而逐漸轉向外王，顯然受佛道兩(liang) 家影響甚深。

雖然如此，朱熹之學終究並不背離儒學大傳(chuan) 統。其內(nei) 聖功夫，依然回歸儒家的人性論並與(yu) 外王及治道相結合。他認為(wei) 聖人之心代表了人心人性最原初、最完善也最平正的狀態，一切做人處事的道理，無論修齊治平，都根源於(yu) 此。又因其心至公至大，至靈至明，所以於(yu) 一切事務無所不究，乃至於(yu) 無所不能。學者做人與(yu) 為(wei) 學，均應以此為(wei) 最高目標。此境界自然極難企及，要學聖人，首先必須忠實學習(xi) 古來公認最偉(wei) 大的聖賢的一言一行之微，不能隻憑一己的心證，以免受限於(yu) 自家各種隱微的問題而不自知。同時要將所明白的聖人道理，徹底付諸實踐，達到事事合理，渾然與(yu) 道同體(ti) ，如天地般覆育萬(wan) 物的境界。這種追求使得朱熹極為(wei) 重視「知識」的研尋，並將其心性之學與(yu) 格物致知以及外王之道密切結合。而其實踐功夫，也包含了隨時擔負天下各種事務的自我要求。

綜合論之，朱熹自幼學習(xi) 儒學，然而其所學從(cong) 來不止於(yu) 書(shu) 本。其所學既重視隨時的實踐體(ti) 驗，又指向嚴(yan) 於(yu) 出處進退，以性命相見的終極踐履。他因學聖人不得其門而入而開始參禪乃至學道。禪學主張當下即是，不立文字，其重點本來就在實踐上。然而細讀有關(guan) 文字，卻不難發現朱熹早年自言之禪學卻仍大有談玄說妙之處，並未真正落實。另外，朱熹所學的道教，雖以修練為(wei) 主，然而他對於(yu) 研讀道書(shu) ，亦顯然大有興(xing) 趣。朱熹開始任官後，受到實際曆練與(yu) 李侗的影響，重新致力於(yu) 經典與(yu) 二程學統之研習(xi) ，由是而回歸儒學。這表麵上看起來是以書(shu) 本與(yu) 知識為(wei) 學，然而其方法卻是一絲(si) 不苟地學習(xi) 聖賢的一言一行，並付諸日用踐履，以使自身與(yu) 聖賢徹底同道。他自幼所學，無論儒學、理學、禪學、道術與(yu) 其他學問，一直都兼有實踐與(yu) 知識這兩(liang) 部分。畸輕畸重之間雖頗有變化，兩(liang) 者卻一直有著密切難分的關(guan) 係。成聖、開悟或體(ti) 真的實踐是其終極目標，知識則一直為(wei) 他所喜愛的媒介。朱熹最後所開出的成聖道路，主張必須徹底窮究並效法聖人的一言一行，並學習(xi) 聖人明白天下一切事理且付諸實踐的本領，以達到做人處事的最高境界。這在實踐與(yu) 知識上都做了最高的要求，因此打破了兩(liang) 者間易有的矛盾。盡精微而致廣大，最後終於(yu) 集前代理學與(yu) 儒學的大成，而成其偉(wei) 業(ye) 。

如本文開始時所提問，朱熹的學術思想中實踐與(yu) 知識的關(guan) 係如何？孰先孰後？孰為(wei) 究竟第一義(yi) ？一直是有關(guan) 程朱陸王乃至宋代學術與(yu) 思想史研究的關(guan) 鍵議題。綜合前述三階段的發展，可知朱熹早期的知識傾(qing) 向相當強烈，然而其目標卻一直指向實踐，學習(xi) 的方法上也一直重視實踐。其為(wei) 學的基本目標明確地以學聖人與(yu) 體(ti) 現人生最高的道理為(wei) 中心，中間雖然經過禪學的轉折，然而此目標一直沒有放棄，在第三階段更重為(wei) 他念茲(zi) 在茲(zi) 的實踐鵠的。因此實踐才是他為(wei) 學的第一義(yi) 。更準確地說，由於(yu) 年輕的朱熹及其所接受的理學乃至禪學傳(chuan) 統所追求的知識乃是做人處事的知識，而做人處事的知識，源於(yu) 人生實踐也勢必回歸人生實踐，因此其知識不僅(jin) 以實踐為(wei) 目標，在學習(xi) 知識過程中，也必須時時透過實踐來體(ti) 認所得的知識是否正確。雖然如此，對於(yu) 青年朱熹而言，這三階段的學習(xi) 經曆，卻又讓他深深地感到為(wei) 了實踐成聖的目標，知識是不可或缺的媒介與(yu) 指南。學者若不一一明辨各種具體(ti) 事物的道理，很容易各以其所得之道為(wei) 是，是故必須追求聖人境界的真知識才能避免一己的限製。對朱熹而言，此種真知識源於(yu) 人人本有的虛靈不昧之心，反映實相，而有其客觀獨立的價(jia) 值。實踐與(yu) 知識，並非真正二分，不僅(jin) 互相融入，亦指向最高的統一。

注釋：

[1]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道統相承的說法雖成於(yu) 宋代，然而儒者好言堯舜禹湯等聖王，其事實起於(yu) 先秦而非後世。以傳(chuan) 統觀念言之，詩書(shu) 所載亦皆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所創之業(ye) 及所垂之統。孔子雖不得位，不在聖王之列而僅(jin) 以其言行傳(chuan) 世，為(wei) 儒家始祖。然而孔子所誌在於(yu) 一新周世，一生汲汲於(yu) 行道，其個(ge) 人所學又以「七十而從(cong) 心所欲不逾矩」為(wei) 最高境界，則其學術似仍以「實踐」為(wei) 依歸。

[2]此說雖出於(yu) 清人章實齋，然其淵源甚古，《文史通義(yi) 》論之已詳。漢人所謂複古更化，獨尊儒術，所尊亦在三代之製，而非儒家思想。其所謂經，皆古先聖王所垂之言行法製，而非理論或知識。

[3]此為(wei) 馮(feng) 友蘭(lan) 及牟宗三先生一係的說法，詳見下文。

[4]若一切以實踐為(wei) 核心，則知識最終也是為(wei) 了實踐而存在，有真人而後有真知，不可離實踐而獨立研討做人處事的知識。此種以實踐為(wei) 依歸的知識是否仍有其所謂客觀的價(jia) 值，仍有待深入分析。若言客觀性，則其客觀性的基礎為(wei) 何？所謂可靠的知識之標準為(wei) 何？也必須明確有所指示。然而此問題牽涉太廣，根據朱熹的成學過程，本文雖能提出初步的看法，卻無法徹底處理，而有待於(yu) 他日。

[5]參見：Robert Hollinger,Hermeneutics and Praxis（Notre Dame,Ind.: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1985）

[6]馮(feng) 友蘭(lan) ，《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五冊(ce) （北京：人民，1985），168-172。

[7]參見拙著，〈朱子的認識方式及其現代詮釋〉，《中國哲學與(yu) 文化》第一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頁161-194；〈朱子世界觀體(ti) 係的基本特質〉《台大文史哲學報》第68期(台北，2008)，頁135-167以及〈聖人之書(shu) 與(yu) 天理的普遍性：論朱子的經典詮釋之前提假設〉，《台大曆史學報》第33期（台北，2004），頁71-95。

[8]此分法見牟宗三，《中國哲學十九講》(台北：學生，1983)，15-16,20-43，又見於(yu) 《心體(ti) 與(yu) 性體(ti) 》(台北：正中，1981)，卷1，38-41,44-51,卷3,48-49,352-353,476-483。

[9]《中國哲學十九講》，15。

[10]參見《心體(ti) 與(yu) 性體(ti) 》卷3,48-49,352-353,476-483

[11]牟宗三先生分析朱子參見延平一事，注意力完全在於(yu) 思想內(nei) 部的問題，而未曾析論讀經典與(yu) 日用實踐對於(yu) 朱子學思所發生的整體(ti) 影響及其意義(yi) 所在。至於(yu) 朱子參見延平之前的讀經與(yu) 學思曆程，更是簡單帶過。牟先生書(shu) 中亦曾仔細分析朱子對於(yu) 四書(shu) 乃至其他經典的義(yi) 理之解讀，然而著重點在於(yu) 建構朱子三十七歲以前的「義(yi) 理係統之型態」。其所謂「橫的靜攝係統」是否能得朱子學之真固然有待進一步研討，然而該書(shu) 所重在於(yu) 朱子的思想體(ti) 係與(yu) 型態，與(yu) 本文的重點顯然不同。（牟宗三，《心體(ti) 與(yu) 性體(ti) 》，冊(ce) 三，頁1-70）至於(yu) 本文所涉及的各種義(yi) 理問題，筆者所見實與(yu) 牟先生亦有根本性之不同，在此難以具論。

[12]參見陳來，《朱熹哲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hui) 科學，1993]，第一章。

[13]朱熹，〈祭開善謙禪師文〉，收入《佛法金湯編》（明萬(wan) 曆二十八年釋如惺刻本），卷15，〈朱熹〉，頁1；《曆朝釋氏資鑒》(北京：九洲圖書(shu) ，2000)，卷11。按；此文不見於(yu) 《文集》，然全文所敘之事曆曆如繪，且時日情況均與(yu) 當時相符，當非偽(wei) 作。參見束景南，《朱熹年譜長編》（上海：華東(dong) 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該書(shu) 以下簡稱《長編》。），頁103-104、154。或有疑是否可以據此文以析論朱熹早年為(wei) 學之過程，尚請詳閱下文大量之有關(guan) 證據。

[14]朱熹，〈朱鬆行狀〉：「公抱負經奇，尤恥自售以求聞達，以是困於(yu) 塵埃卑辱，鋒鏑擾攘之中，逃寄假攝，以養(yang) 其親(qin) ，十有餘(yu) 年。以至下從(cong) 算商之役於(yu) 嶺海魚鰕無人之境，則已無複有當世意矣。」《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陸)》，《朱子全書(shu)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卷97，頁4507。該書(shu) 以下簡稱《文集》。

[15]《長編》，頁39。

[16]參閱《長編》，卷上，頁60-73。

[17]朱鬆，《韋齋集》（四庫叢(cong) 刊續編景明本，台北：台灣商務印書(shu) 館翻印，1981），卷7，〈上趙丞相劄〉，頁57。

[18]李心傳(chuan) ，《道命錄》(台北：文海出版社，1981)，卷3，頁94：「自崇寧後，伊川之學為(wei) 世大禁者二十有五年。靖康初乃罷之。至是僅(jin) 十年而複禁。」

[19]朱鬆先在紹興(xing) 七年八月上書(shu) 宰相論淮西事，九月又再上書(shu) 高宗論不可撤戍。至紹興(xing) 八年，秦檜主和議，時朱鬆任職史館，與(yu) 館臣胡珵、張廣、淩景夏、常明、範如圭共同上書(shu) 反對議和。朱熹〈朱鬆行狀〉曾記此事：「遂決(jue) 屈己和戎之議矣。……於(yu) 是眾(zhong) 心共怒，軍(jun) 士至洶洶欲為(wei) 變，夜或揭通衢，指檜為(wei) 虜諜，都人洶懼，一時忠智之士競起而爭(zheng) 之。……蓋出公與(yu) 諸公之意，而成於(yu) 胡公之手。」（《文集(陸)》，頁4512-4513）

[20]朱鬆，《韋齋集》，卷9，〈上謝參政書(shu) 〉，頁74。

[21]行狀中述其早年讀書(shu) 之事亦可與(yu) 起相發明。參見朱熹，〈朱鬆行狀〉，《文集(陸)》，卷97，頁4506-4507。

[22]傅自得，〈韋齋集序〉，收入朱鬆，《韋齋集》書(shu) 首，頁1-2。

[23]朱鬆，《韋齋集》，卷9，〈上趙漕書(shu) 〉，頁68。

[24]《文集(肆)》，卷55，〈答王德修〉，頁2631。(參見：《長編》，頁50)

[25]《宋史》(台北：鼎文書(shu) 局，1983)，卷428，〈尹焞傳(chuan) 〉，頁12738。

[26]《語類》，卷101。參見《朱子大傳(chuan) 》，頁17-18。

[27]按：《長編》頁55認為(wei) 朱熹十歲時或親(qin) 見胡銓，恐不確。《文集(伍)》，〈跋高彥先家諸帖〉所謂：「熹猶及見紹興(xing) 中年奸凶擅朝，忠賢奔播時事，而知漳浦高公之為(wei) 烈也。……季士又以此軸見視，如李、曾、二胡諸公，皆先人所從(cong) 遊，當日相隨去國者。三複其言，益以慨歎。」（卷82，頁3897）所謂「及見」當指親(qin) 聞此事，而不必然是親(qin) 見「李（彌遜）、曾（開）、二胡（詮、珵）」諸人。

[28]《長編》，卷上，頁72-73。

[29]《宋史．劉子羽傳(chuan) 》，卷370，頁11504-11508。

[30]《宋史．胡憲傳(chuan) 》，卷459，頁13463-13464。

[31]《宋史．劉勉之傳(chuan) 》，卷459，頁13462-13463。

[32]《長編》，卷上，頁37、53、62。

[33]朱熹，《朱子語類》（京都：中文出版社，1970年；該書(shu) 以下簡稱《語類》），卷94，〈周子之書(shu) ‧太極圖〉，頁3774-3775。

[34]《語類》卷121，頁4671：「孔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這箇全要人自去做。孟子所謂奕秋，隻是爭(zheng) 這些子，一箇進前要做，一箇不把當事。某八九歲時讀孟子到此，未嚐不慨然奮發，以為(wei) 為(wei) 學須如此做工夫！當初便有這箇意思如此，隻是未知得那裏是如何著，是如何做工夫。某年八、九歲時，讀孟子到此，自後更不肯休，一向要去做工夫。」(其年份考訂參見《長編》，頁59)

[35]王懋竑，《朱子年譜》(清文淵閣四庫全書(shu) 本)，卷1，頁2。

[36]《語類》，卷104，頁4151。此條為(wei) 包揚於(yu) 癸卯年以後所錄，時朱子年逾五十四。

[37][宋]黃榦，《勉齋集》（《文淵閣四庫全書(shu) 》(台北：台灣商務印書(shu) 館，1983)，卷36，〈文公朱先生行狀〉，頁405。

[38]《語類》，卷104，頁4167。

[39]《文集(貳)》，卷38，〈答江元適〉，頁1700。

[40]束景南，《朱子大傳(chuan)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22-26,28。

[41]《長編》，卷上，頁81-82。

[42]《長編》，卷上，頁85。

[43]《語類》卷33，頁1362：「周禮一書(shu) ，周公所以立下許多條貫，皆是廣大心中流出。」(參見《長編》，頁97)。

[44]《長編》，卷上，頁99。

[45]《文集(壹)》，卷2，頁297-298。(參見《長編》，頁84)

[46]象山為(wei) 學甚為(wei) 平順，頗有一直超悟的氣慨。依其所言，似乎年十三、四便已大悟，而後主要在大家庭中培養(yang) 鍛鍊，由此一路上達，自信有得於(yu) 大道。（參見〈年譜〉，《陸九淵集》[北京:中華,1980]，p482-483，485。）大抵象山的成長環境較安定，家庭完整和樂(le) ，儒家之道對其而言本屬天經地義(yi) 、自然而然。其所存在的世界完整穩固，內(nei) 心深處易覺安定，少有所疑。從(cong) 此穩固的心理基礎出發，較容易自覺我心合於(yu) 天地之心，此道合於(yu) 宇宙之道，而不假他求。朱子的家庭流離困頓，父親(qin) 十幾歲便去世，師長亦往往退隱好佛，因此他的生長環境充滿不安定的因素。儒家的世界，對他而言並非如此確定而完整，不如象山那般自然而然。他必須用自己的力量，融入天地間一切事物，重新確立世界的秩序與(yu) 意義(yi) 。因此朱子的求學曆程較為(wei) 曲折，疑惑思辨既多且深，而且比較需要透過經典與(yu) 聖人來設定標的，從(cong) 而安定其趨向並擴大其視域。朱子學術重知識性，與(yu) 此家庭與(yu) 成長背景當有密切的關(guan) 係。孔子年輕時亦曲折，故四十而不惑，而象山十三歲似已不惑。孔、孟、朱子、範仲淹、歐陽修等心量極廣大並企圖徹底重建世界的秩序與(yu) 意義(yi) 之人皆早年失怙，此現象在中國學術與(yu) 文化史上應具有重大意義(yi) ，值得進一步研究。

[47]《長編》，頁73-81。

[48]《文集(壹)》，卷2，頁297-298。

[49]《長編》，頁84。

[50]是即後來的屏山書(shu) 院。由劉子翬、劉勉之，胡憲三先生主教。《長編》，頁76-77。

[51]《文集(伍)》，卷90，〈屏山先生劉公墓表〉，頁4169。

[52]《語類》，卷104，頁4164。

[53]《語類》載：「如他謂『軻之死，不得其傳(chuan) 』，程子以為(wei) 非見得真實，不能出此語，而屏山以為(wei) 『孤聖道，絕後學』，如何？」先生笑曰：「屏山隻要說釋子道流皆得其傳(chuan) 耳。」又問：「如十論之作，於(yu) 夫子全以死生為(wei) 言，似以此為(wei) 大事了。」久之，乃曰：「他本是釋學，但隻是翻謄出來，說許多話耳。」（《語類》，卷96，頁3932）。然而此書(shu) 在當時仍被認為(wei) 是道學之傳(chuan) 。所謂「何若再乞申誡師儒黜伊川之學，張載《正蒙》、劉子翬《聖傳(chuan) 論》均在被禁之列」（《長編》，頁95-96）。可見理學與(yu) 禪學在當時密切而往往難分的關(guan) 係。

[54]朱熹，〈祭開善謙禪師文〉，《佛法金湯編》卷15、《曆朝釋氏資鑒》卷11。

[55]束景南，《朱子大傳(chuan) 》，49-72；《長編》，87-93,105；。

[56]以上參見：錢穆《國史大綱》下冊(ce) （台北：台灣商務，1980），頁391-452。杜繼文、魏道儒《中國禪宗史》（南京：江蘇古籍，1993），頁378-9。郭朋《宋元佛教》（福州：福建人民，1985），頁1-2。劉子健，《兩(liang) 宋史研究匯編》（台北：聯經，1987）。

[57]束景南，《朱子大傳(chuan) 》，頁26。

[58]束景南，《朱子大傳(chuan) 》，頁27。

[59]關(guan) 於(yu) 朱熹參禪學佛的過程，自來頗多隱諱不明不處。今人束景南先生對其有詳細的考證，所得遠過前人，以下所述，大抵均本其考索所得。

[60]《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24，見《大正新修大藏經》(台北：新文豐(feng) 出版有限公司，1983)，第47冊(ce) ，頁912下。

[61]以上參見：林義(yi) 正，〈儒理與(yu) 禪法的合流：以大慧宗杲思想為(wei) 中心的考察〉，《佛學研究中心學報》，第四期，1999年07。

[62]參見：明棟，〈朱熹的佛教因緣〉，《法音》第09期(總133期)，1995。

[63]《語類》載：「昔日病翁見妙喜於(yu) 其麵前要逞自家話。渠於(yu) 開喜升座，卻雲(yun) ：『彥衝(chong) 修行卻不會(hui) 禪，寶學會(hui) 禪卻不修行；所謂張三有錢不會(hui) 使，李四會(hui) 使又無錢。』」（卷126,頁4856）；又見《長編》，頁89-90、97。

[64]《補續高僧傳(chuan) ‧道謙傳(chuan) 》雲(yun) ：「早失恃怙，歎曰：『為(wei) 人子者不及甘旨之養(yang) ，當從(cong) 浮屠氏學出世法，以報罔極。』遂落發。」參見：（明）釋明河，《補續高僧傳(chuan) 》（卍字續藏本，收入《續修四庫全書(shu)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子部宗教類，第1283冊(ce) ），卷11，頁162。(參見《長編》，頁88)。

[65]參見束景南，〈道遷考〉，《長編》，頁88-95。

[66]《語類》卷104，頁4165-4166：「某年十五六時，亦嚐留心於(yu) 此。一日在病翁所會(hui) 一僧，與(yu) 之語。其僧隻相應和了說，也不說是不是；卻與(yu) 劉說，某也理會(hui) 得箇昭昭靈靈底禪。」此僧即為(wei) 道遷，參見《長編》，頁87-88。

[67]束景南，〈朱熹與(yu) 道謙、宗杲──朱熹佛學思想淵源新論〉，收入《佛學新論》，頁179-180。《長編》，頁94-95。亦見《朱子語類》，卷104。

[68]《長編》，頁103-104。

[69]《長編》，頁107。

[70]尤焴〈題大慧語錄〉記曰：「朱文公少年不樂(le) 讀時文，因聽一尊宿說禪，直指本心，遂悟昭昭靈靈一著。十八歲請舉(ju) ，時從(cong) 劉屏山，屏山意其必留心舉(ju) 業(ye) ，暨搜其篋，隻大慧慧語錄一帙爾。次年登科。故公平生深知禪學骨髓，透脫關(guan) 鍵。此上根利器，於(yu) 取足者也。」《佛祖曆代通載》(台北：新文豐(feng) 出版社，1975)，卷30，頁4。

[71]《語類》載：「一日在病翁所會(hui) 一僧，與(yu) 之語。其僧隻相應和了說，也不說是不是。……某遂疑此僧更有要妙處在，遂去扣問他，見他說得也煞好。及去赴試時，便用他意思去胡說。是時文字不似而今細密，由人粗說，試官為(wei) 某說動了，遂得舉(ju) 。時年十九。」《語類》，卷104，頁4166。

[72]按：易謙卦象雲(yun) ：「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關(guan) 於(yu) 牧齋一名之意含，詳見《長編》，頁147。

[73]根據束景南先生的研究，朱熹師事道謙與(yu) 宗杲的時期，可分三個(ge) 階段：一、紹興(xing) 14-21年，朱熹居崇安五夫裏，於(yu) 密庵寄齋粥，學禪於(yu) 開善寺。二、紹興(xing) 21-23年，於(yu) 21年辟牧齋，讀諸子百氏之書(shu) 、學佛、學禪、學道。三、紹興(xing) 23-25年，23年赴同安，耽佛與(yu) 覺醒。26年拜李侗為(wei) 師。（參見：束景南，〈朱熹與(yu) 道謙、宗杲──朱熹佛學思想淵源新論〉及《長編》相關(guan) 年份記載。）按：朱熹始見道遷之年蓋為(wei) 紹興(xing) 14年或15年。道遷卒於(yu) 紹興(xing) 22年。之後數年，朱子仍從(cong) 宗杲學佛。

[74]同注11。

[75]釋曉瑩，《羅湖野錄》（民國景明寶顏堂秘籍本），卷3，頁2；《長編》，頁103。

[76]《語類》，卷104，頁4165-4166。

[77]釋曉瑩，《羅湖野錄》，卷3，頁22；《長編》，頁103。

[78]《長編》，頁94-95。

[79]《語類》，卷126，頁4854。

[80]破除文字禪的積弊參見龔雋，〈宋代文字禪的語言世界〉，《禪史勾沈》（北京：三聯，2006）。

[81]〈武林〉，《文集(壹)》，卷10，頁557。

[82]參見：束景南，〈朱熹與(yu) 道謙、宗杲──朱熹佛學思想淵源新論〉，頁180。

[83]〈訪昂山支公故址〉，收入束景南，《朱熹佚文輯考》（江蘇省：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頁4。

[84]〈與(yu) 彥修少府帖〉，《朱熹佚文輯考》，頁7。

[85]據朱熹《文集》所記，《文集》卷1，自〈題謝少卿藥園二首〉一詩至卷終，皆為(wei) 朱熹手編，謂之《牧齋淨稿》。而據陳來《朱熹書(shu) 信編年考證》，《牧齋淨稿》所收錄的詩文從(cong) 〈題謝少卿藥園二首〉到〈祠事齋居聽雨呈劉子晉〉，是朱熹22～26歲（紹興(xing) 21～25年）間所做。與(yu) 束景南所說，《牧齋淨稿》是朱熹於(yu) 紹興(xing) 二十六年在同安官餘(yu) 時所編一說相合。

[86]〈題謝少卿藥園二首〉，《文集(壹)》卷1，頁226。

[87]《長編》，頁145。

[88]〈晨起對雨二首〉，《文集(壹)》卷1，頁229。

[89]〈久雨齋居誦經〉，《文集(壹)》，卷1，頁231。

[90]〈杜門〉，《文集(壹)》，卷1，頁232。

[91]〈晨登雲(yun) 際閣〉，《文集(壹)》，卷1，頁232。

[92]〈倒水坑作〉，《文集(壹)》，卷1，頁234。

[93]按：束景南先生對該年之詩作往往解為(wei) 「習(xi) 禪有成」，「證道」之言。恐不然。參見《長編》，頁151-152。

[94]〈宿武夷觀妙堂二首〉，《文集(壹)》，卷1，頁230。

[95]同上。

[96]參見《長編》，頁149-150。按：束景南先生以此為(wei) 自修有得，赴衝(chong) 祐觀「證道」之旅。恐非。

[97]參見《長編》，頁151-152。

[98]〈夏日二首〉，《文集(壹)》，卷1，頁234-235。

[99]如曰：「巖居秉貞操，所慕在玄虛。清夜眠齋宇，終朝觀道書(shu) 。形忘氣自衝(chong) ，性達理不餘(yu) 。於(yu) 道雖未庶，已超名跡拘。至樂(le) 在襟懷，山水非所娛。寄語狂馳子，營營竟焉如？」、「……靈芝不可得，歲月逐江流。……仰首鸞鶴期，白雲(yun) 但悠悠。」、「……東(dong) 華綠發翁，授我不死方。願言秦脩學，接景三玄鄉(xiang) 。」、「……不學飛仙術，日日成醜(chou) 老。空瞻王子喬(qiao) ，吹笙碧天杪。」、「……聊乘白玉鸞，上與(yu) 九霄期。激烈玉蕭聲，夭矯餐霞姿。」、「……長嘯空宇碧，何許蓬萊山？」均見〈讀道書(shu) 作六首〉，《文集(壹)》，卷1，頁236。

[100]《長編》，頁154。

[101]《文集(壹)》，卷1，頁239。

[102]劉宋劉敬叔《異苑》：「陳思王遊山，忽聞空裏誦經聲，清遠遒亮。解音者則而寫(xie) 之，為(wei) 神仙聲。道士效之，作步虛聲。」見《異苑》（王根林等[校點]，《漢魏六朝筆記小說大觀》，《曆代筆記小說大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卷五，「梵唱」條，頁641。

[103]《文集(壹)》，卷1，頁240。

[104]《文集(壹)》，卷1，頁240-241。

[105]忘言子指黃銖，亦有自比之意。見《長編》，頁155。

[106]例如：「超世慕肥遯，鍊形學飛仟。未諧物外期，已絕區中緣。」「晨興(xing) 香火罷，入室批仙經。玄默豈非尚，素餐空自驚。起與(yu) 塵事俱，是非忽我營。此道難坐進，要須悟無生。」「……歸來應念塵中客，寄與(yu) 玄芝手自封。」〈寄山中舊知七首〉，《文集(壹)》，卷1，頁243-244。

[107]《文集(肆)》，卷54，〈答陳正巳〉，頁2558。

[108]《語類》，卷115，頁4435-4436。

[109]《長編》，頁99。

[110]《長編》，頁126。

[111]《語類》，卷120，頁4612。

[112]《語類》，卷104，頁4151。

[113]《長編》，頁128、154。

[114]《語類》，卷16，頁509。

[115]《語類》，卷105，頁4181。

[116]《語類》，卷104，頁4153。

[117]《長編》，頁82。

[118]〈屏山先生劉公墓表〉，《文集(伍)》，卷90，頁4167-4170。《長編》109-110。

[119]《語類》，卷33，頁1362-1363。

[120]《語類》，卷104，頁4167。按：《長編》斷此條為(wei) 紹興(xing) 十五年事，不知何據，暫時存疑。（見《長編》，頁100。）

[121]《長編》，頁107。

[122]《長編》，頁156。

[123]〈牧齋記〉，《文集》，卷77，頁3699。

[124]《長編》，頁109。

[125]李方子，《紫陽年譜》。參見《長編》，頁108。

[126]（明）瞿汝稷，《指月錄》（清乾隆明善堂刻本），收入《四庫未收書(shu) 輯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三輯，26冊(ce) ，卷31，頁710-711。

[127]〈述懷〉，《文集(壹)》，卷1，頁244。

[128]〈試院雜詩五首〉，《文集(壹)》，卷1，頁244-245。

[129]朱子回歸儒學的詳細內(nei) 外因緣，尤其是其任官對其學術思想的影響，請參見《長編》，頁161-248；《朱子大傳(chuan) 》，頁117-155。

[130]《語類》，卷104，頁4166。

[131]《語類》，卷101，頁4082。

[132]束景南，《朱子大傳(chuan) 》，頁99-111。

[133]語見[宋]趙師夏，〈跋延平答問〉，轉引自王懋竑，《年譜》，頁13。

[134]《朱子大傳(chuan) 》，頁116,152.

[135]參見錢穆，《朱子新學案》(台北：撰者，1971)，冊(ce) 三，12-16.

[136]《朱子大傳(chuan) 》，頁121-139.

[137]《長編》179-184；《朱子大傳(chuan) 》，121-131.

[138]《文集(壹)》，卷1，頁257-260。

[139]參見《長編》，頁189-190,200。

[140]《長編》，192-193。

[141]《文集(參)》，〈答林巒〉，卷39，頁1726-1727；〈答柯國材〉，卷39，頁1729-1734。

[142]參見《文集(伍)》，卷74，頁3569-3578所收三十三首策問；《朱子大傳(chuan) 》，134-140。

[143]《語類》卷49，1915；《長編》，204-205；《朱子新學案》，冊(ce) 三，17-20.

[144]禪家有「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一說（三祖僧璨〈信心銘〉首句）。朱子此處「不可揀擇」一語，當出於(yu) 此。若論理一，則理學與(yu) 禪宗均主張當下即是，兩(liang) 者確實可以相通。然而朱子論子夏此章，重點在於(yu) 闡釋灑掃應對進退等分殊之理與(yu) 至道為(wei) 一，不可有大小先後之心。係以禪學的不分別心，闡釋儒家日用的「實理」。一轉手間，內(nei) 涵頗為(wei) 不同。此李侗所謂「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延平先生李公行狀》。)

[145]《文集(陸)》，《晦庵先生朱文公別集》，卷7，〈至樂(le) 齋記〉，頁4977。

[146]《長編》，219。

[147]參見《朱子大傳(chuan) 》，頁117。

[148]參見《長編》，頁225-226。文中駁斥了王懋竑朱熹三十一歲始從(cong) 學於(yu) 李侗的舊說。（王懋竑，《年譜》，頁15。）

[149]此過程詳參錢穆，《朱子新學案》，冊(ce) 三，〈朱子從(cong) 遊延平始末〉，頁21-36；《長編》，頁223-284；《朱子大傳(chuan) 》，頁150-187。其中對於(yu) 朱熹從(cong) 遊於(yu) 李侗之後的心路曆程，錢、束兩(liang) 家的詮釋頗有不同，各有所得，此處無法一一為(wei) 之辨析。其關(guan) 鍵的差異，似在於(yu) 雙方對朱熹所受「靜時涵養(yang) 」一說及禪學影響的程度，看法有所不同。

[150]《語類》，卷104，頁4160。

[151]《文集(陸)》，卷97，〈延平先生李公行狀〉，頁4519。

[152]同上。

[153]《語類》，卷120，頁4612。

[154]錢穆，《朱子新學案》（收入《錢賓四先生全集》[台北：聯經，1995]），第二冊(ce) ，頁95。

[155]《語類》，卷104，頁4160。

[156]《語類》，卷119，頁4600。

[157]《文集(參)》，卷40，〈答何叔京書(shu) 〉，頁1802。

[158]李侗，〈與(yu) 羅博文書(shu) 〉，《李延平集》(台北：新文豐(feng) 出版有限公司，1984)，卷1，頁4。參見：真德秀，《西山讀書(shu) 記》(《文淵閣四庫全書(shu) 》，子部12，儒家類)，卷31，頁706-121；何可化，《紫陽朱夫子年譜》(北京：北京圖書(shu) 館出版社，1999)，第26冊(ce) ，頁279。

[159]例如束景南先生便持此說。參見《朱子大傳(chuan) 》，157-173。

[160]《朱子新學案》，冊(ce) 三，頁28.

[161]參見《文集(伍)》，卷81，〈跋胡五峰詩〉，頁3822。

[162]《文集(陸)》，《晦庵先生朱文公別集》，卷3，〈程欽國〉，頁4879。

[163]〈延平先生師弟子答問〉，《延平答問》，《朱子全書(shu) 》，頁322。

[164]按：此詩錢先生斷於(yu) 紹興(xing) 32年（《朱子新學案》，冊(ce) 三，頁31-34。），束景南先生早先斷於(yu) 紹興(xing) 30年（《朱子大傳(chuan) 》，170-171），後改為(wei) 紹興(xing) 28年（《長編》，231-232），今從(cong) 錢先生。雙方對此詩之解釋亦大異。束先生相信朱子此時致力於(yu) 默坐澄心之教，並據之以詮釋此詩，恐未切當。

[165]《語類》，卷113，頁4365。

[166]《語類》，卷104，頁4167。

[167]《語類》，卷104，頁4167-4168。

[168]《長編》，240-241。

[169]參見《長編》，243。

[170]《長編》，248。

[171]《文集(伍)》，卷75，〈論語要義(yi) 目錄序〉，頁3614。

[172]《文集(貳)》，卷38，〈答江元適〉，頁1700。

[173]朱熹轉而與(yu) 湖湘學者探討一貫之旨。初期采用胡五峰、張南軒的心隻有已發沒有未發的說法，專(zhuan) 在「已發」上麵下功夫，以為(wei) 由此可到達聖人境界。經過長期的實踐與(yu) 研討，最後終於(yu) 認識到若一意在已發上下功夫，其心不免擾攘，必須兼重未發時涵養(yang) 。而其證悟明道的關(guan) 鍵，在於(yu) 重新認真研讀二程遺書(shu) 。朱熹之學至此而大成，而朱熹對於(yu) 聖學之主張也定型為(wei) 「涵養(yang) 需用敬，敬學在致知」二句。也就是以實踐修行為(wei) 本，讀書(shu) 明理為(wei) 宗，實踐與(yu) 知識夾持，使學者得以達到最高境界。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