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走進“新經學時代”？——經學、儒學與(yu) 中國哲學片論

作者：劉增光（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講師）

來源：《原道》第32輯，陳明、朱漢民主編，湖南大學出版社2017年出版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正月十八日丙申

         耶穌2018年3月5日

從(cong) 21世紀初開始，經學日漸成為(wei) 研究的熱點。我想其中的一大表征就是對經學之態度的變化。若做個(ge) 粗淺的比較，可以看到：民國時期周予同先生的經學研究，其研究經學是為(wei) 了批判經學、拋棄經學。但我們(men) 現在研究經學，則是為(wei) 了複興(xing) 經學，為(wei) 了繼承和弘揚經學的好的方麵。這就是一大轉變。而之所以有這樣的轉變，既有學術思想發展的內(nei) 在原因，也有政治社會(hui) 現實方麵的原因。

一、經學與(yu) 儒學

經學並不等於(yu) 儒學。至少從(cong) 先秦來看，儒、道、墨、法等諸家都在對經典做解釋甚至重建的工作，但是儒家對經典的解釋卻在曆史上占據了主導，這與(yu) 儒家思想本身的解釋力度和包容性，以及對現實生活的回應是有關(guan) 聯的。所以在曆史上，經學成了儒學的核心和主幹。儒學的發展，是以曆代儒者對經典的注解和詮釋為(wei) 基礎的。而不同時代會(hui) 有不同的時代問題，包括理論問題和現實問題，所以，不同時代就會(hui) 相應地重視不同的儒家經典。

因此，伴隨著儒學發展曆程的是經典地位的變化和範圍的擴大。比如宋代以前重視六經，而宋元明重視四書(shu) ，至清代，經典的範圍擴大為(wei) 十三經。需要注意的是，不論是“六經注我”，抑或“我注六經”，都離不開經典。完全離開經典，六藝經傳(chuan) 束高閣的論說是不能為(wei) 人所認可的。此正足以說明經學之重要。

二、經學與(yu) 中國哲學史、中國哲學

經學之與(yu) 儒學失去聯係，儒學變成了哲學，與(yu) 清末的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有關(guan) 。我們(men) 現在說中國哲學史，都要提及胡適、馮(feng) 友蘭(lan) 等人。但不論如何，既然說是史，那麽(me) 就是史的東(dong) 西，嚴(yan) 苛地說，就是死的東(dong) 西。死的就不是活的。我們(men) 現在的“中國哲學”學科，幾年前還叫做“中國哲學史”，這一改變已經體(ti) 現出，中國哲學本應是產(chan) 生思想、產(chan) 出活的思想且生生不息的，而不應當是死的學科。之所以如此，在我看來，就與(yu) 中國哲學與(yu) 經學之失去了有機聯係有關(guan) 。

曆史上的儒家學者，他們(men) 的思想都是源於(yu) 經典，以對經典的理解和解釋為(wei) 基礎，經典是思想創生的源頭活水。但到了近代卻不是這樣了。在西學的衝(chong) 擊和其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大家都不談經典了，甚至要打倒，避諱談經典和折中六藝的孔子。階段了經學與(yu) 思想、哲學的有機聯係。之所以失去有機聯係，也和中國哲學研究脫離了生活有關(guan) 係，儒學本是講“百姓日用即道”的，但是後來的中國哲學研究成了象牙塔中的學問。而之所以這樣，也與(yu) 脫離經學有關(guan) 。可以說，脫離經學，使中國哲學遺失的最重要的內(nei) 容就是經學中所包含的豐(feng) 富廣播的“生活智慧”，遺失了對於(yu) 生活世界的關(guan) 注。而生活才是思想要真正回應和麵對的。

當然，人所共知，中國哲學史或中國哲學絕不等於(yu) 儒學。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現在的中國哲學史、中國哲學研究在外延上大於(yu) 儒學，包含諸子，相當於(yu) 移經為(wei) 子。傳(chuan) 統国际1946伟德本是有價(jia) 值上的等差之分的，而在中國哲學史學科中，各家各派之思想成了平麵的圖景。這似乎正與(yu) 現代性的平等化傾(qing) 向同構。

大概十年前，發生了兩(liang) 件對文史哲學界最有震撼力的大事，一個(ge) 是關(guan) 於(yu) 中國哲學合法性的討論，一個(ge) 就是餘(yu) 英時《朱熹的曆史世界》出版。前者就不再多說了。關(guan) 於(yu) 後者，為(wei) 什麽(me) 餘(yu) 英時的這本書(shu) 能夠引起那麽(me) 大的反響，有那麽(me) 多研究儒學的人在和他論辯。正是因為(wei) 這本書(shu) 和我們(men) 以往的中國哲學研究不一樣，很不一樣，這本書(shu) 揭示了理學背後的複雜的生活世界和政治世界。

另外，談及中國哲學，總不免要提到以熊十力為(wei) 代表的現代新儒家。但我想提示一點，熊十力與(yu) 牟宗三是不一樣的，有很多不一樣。比如，牟宗三除了談宋明理學、熊十力都重視的《周易》之外，其他的經典基本不講。但是熊十力是講經學的。而且熊十力在談經學之前，他先是關(guan) 注曆史，這就體(ti) 現在他的《中國曆史講話》和《中國曆史綱要》中。他在前者中就用很大的篇幅在談孔子和六經。後來的《論六經》就是對這一談說的推衍。而且可以看到熊十力的強烈的現實關(guan) 懷，此即他在《論六經》開首就談到的中華民族“立國立人的特殊精神”，因此，我們(men) 也可以看到熊十力對六經的關(guan) 注，正是要回應以西方為(wei) 主導的、以民族國家為(wei) 主要形式的現代性問題。“特殊精神”就是一種屬於(yu) 民族國家的精神。可惜，他的這一說法在牟宗三那裏轉變成了《中國哲學十九講》開首提及的“中國哲學的特殊性”。經學就成了哲學。熊十力立足於(yu) 經學來回應，而牟宗三則轉而放棄了經學，直接從(cong) 與(yu) 西方哲學的比較中來尋找了。這就是最大的不同，失去了根底。但這一暗示了，中國哲學學科的建立與(yu) 那一代中國人尋求建立民族國家的關(guan) 懷有著密切關(guan) 聯。從(cong) 現在看來，“中國哲學”的身份不僅(jin) 反應的是中國傳(chuan) 統學術身份的認同危機，而且也是對中國人、中華民族身份的認同危機。時移世易，我們(men) 現在的學科身份意識也變化了，我們(men) 的學術追求也改變了。“一代有一代之學”，我們(men) 是該回歸思想的源頭、生活的源頭，回歸經學了。

三、經學的瓦解與(yu) 轉型

清末經學的瓦解是中國學術思想發展的一大裂變。這方麵的研究可參考陳壁生老師《經學的瓦解》一書(shu) ，當然在這本書(shu) 之前已經有很多學者寫(xie) 過這方麵的文章。一般都將康有為(wei) 、章太炎視為(wei) 經學瓦解的推助力，前者代表今文經學的立場，後者代表古文經學、經學史學化的立場。二者分別從(cong) 今文經學、古文經學的方麵挽救經學的努力都失敗了，整體(ti) 的經學也就瓦解了。但問題似乎沒有那麽(me) 簡單，比如康有為(wei) 有他重視的經典，如《禮運》《孟子》《論語》《春秋》等。章太炎也有建構新的經學的努力。他晚年從(cong) 政治場上隱退，講學蘇州，在20世紀20-30年代，他屢屢強調的是“新四書(shu) ”，即《孝經》《大學》《儒行》和《喪(sang) 服》。有的學者也稱為(wei) “四小經”（這一稱呼不恰當，因為(wei) 章太炎明顯是在回應朱熹的四書(shu) 體(ti) 係，所以應當稱之為(wei) “新四書(shu) ”）。所以，章太炎是在試圖建構一種新經學。

現在學界對於(yu) 經學是否瓦解也是有不同看法的。有的認為(wei) 瓦解了，但有的則認為(wei) 根本沒有瓦解，而是一直就存在。之所以會(hui) 有這種差異，與(yu) 對經學的認識的錯位有關(guan) 。言及經學，學界往往習(xi) 而不察，或以為(wei) 經學史的研究就是經學研究，又或以為(wei) 對於(yu) 經典的注解和詮釋就構成了經學。此皆未得其實，是生活在現代的今人一種“想當然”的看法。不能正確地道出古代經學究竟是什麽(me) ，這不無反映出現代與(yu) 傳(chuan) 統的脫節，今人與(yu) 古人的疏離。經學，極重要的一點在於(yu) 對經所采取的態度和立場。經者，常也，其中載有聖人之大法，不刊之恒道，亙(gen) 天塞地、萬(wan) 古不易。對於(yu) 經的尊信和崇奉，是經學得以安立的前提。若以經典為(wei) 純粹知識研究的對象，而不認為(wei) 其是聖人之法的載體(ti) ，則已非古代之“經學”。在此經學的本來意義(yi) 上，可以說傳(chuan) 統經學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便全麵瓦解。

但有學者指出，這種看法“不完全符合曆史事實”，是錯誤的，並認為(wei) “由經典和經典詮釋所構成的傳(chuan) 統經學並沒有因此而中斷，經學的研究形態開始轉向學術層麵”（陳居淵先生觀點）。這種批評極具代表性，在筆者看來，其中既有錯誤的成分，又有正確的成分。說其錯誤，是因為(wei) 這種批評忽視了古代經學並非完全是純粹學術化的“經典和經典詮釋”，還包含有對於(yu) 經典價(jia) 值的尊奉和信守。說其正確，是因為(wei) 這種觀點亦意識到了與(yu) 20世紀急劇的世道變遷相應，經學亦已發生了重大變化，“開始轉向學術層麵”。

我們(men) 應當考慮的是，曆史上的經學本就是在不斷的發展變遷之中。宋明時期的經學不同於(yu) 漢唐，漢唐時期的不同於(yu) 魏晉。如宋明時期有三教融合式的義(yi) 理化經學。清代的也不同於(yu) 先前的經學。即使在儒者大多認信和尊崇經典，但也並不是對經典沒有批評甚至懷疑，比如宋明時期的疑經惑傳(chuan) 、甚至刪改經典。所以，我傾(qing) 向於(yu) 認為(wei) ，以發展的眼光看經學，清末以後經學是要轉型了，要轉入另一新的形態了。這一新的經學形態是什麽(me) 樣子？現在還很難說。學術的積累和發展是很慢的，要成熟和定型就需要更久的時間。宋代四書(shu) 體(ti) 係的真正確立也得幾百年的時間。但不論如何，新的經學必須注意兩(liang) 個(ge) 問題，一是關(guan) 注和關(guan) 照生活，二是重視教化，比如《禮記·經解》就說六經之教的問題，“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shu) 》教也；廣博易良，《樂(le) 》教也；潔靜精微，《易》教也；恭儉(jian) 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劉勰《文心雕龍》就說：“經者，不刊之鴻教。”確切來說，教化也是儒學進入生活的方式，前者可以包含後者。進入生活的方式有很多，除了教化之外，還有人倫(lun) ，還有法律、公眾(zhong) 輿論、政治製度等。經學麵對生活，才不是封閉的、僵化的，才會(hui) 是開放的、生生不息的。

回顧清末以來的經學的發展，康有為(wei) 的經學之回應現實和生活，這一點是無疑的。而章太炎的“新四書(shu) ”也是如此，其中列《孝經》《大學》《儒行》和《喪(sang) 服》就是兼重教化與(yu) 風俗。《喪(sang) 服》所體(ti) 現的就是對生活風俗的重視。熊十力的哲學化經學也是如此，他專(zhuan) 門提出了“靈性生活”的概念，做了大量的申述。這都是以經學回應現實和生活的前鑒，我們(men) 應當好好吸取。沒有經典的時代是可怕的。從(cong) 根本上來說，嚐試建構一種新經學，是我們(men) 每個(ge) 人都應努力的方向。這種新經學，用一個(ge) 詞來概括的話，就是要“通古今之變”。若不能“通古今之變”，就是失敗的。

責任編輯：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