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拗相公”遇到“司馬牛”：悲催的相愛相殺

作者：吳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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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十月廿四日壬申

          耶穌2017年12月10日

北宋熙寧年間，在神宗皇帝的支持下，執政王安石發動了一場具有劃時代意義(yi) 的變法。熙寧變法涵蓋了行政、社會(hui) 與(yu) 經濟體(ti) 製等層麵的改革，就經濟層麵而言，新法可謂是試圖通過發展國家資本主義(yi) 的方式實現“民不加賦而國用足”的目標，曆史意義(yi) 非比尋常。

可惜在變法的過程中，產(chan) 生了非常多的問題，比如市易法，即國家設立官營貿易公司，原本是為(wei) 了“通有無、權貴賤，以平物價(jia) ，所以抑兼並也”，防止大商賈把持市場、操控物價(jia) ，結果卻是：由於(yu) 官營貿易公司壟斷了市場，“凡商旅所有，必賣於(yu) 市易”，導致“市梳樸則梳樸貴，市脂麻則脂麻貴”，“人皆怨謗”。

但麵對同僚們(men) 對於(yu) 變法的質疑，王安石卻從(cong) 不肯停下來聽聽反對者的意見，一意孤行，剛愎自用，因此得了一個(ge) “拗相公”的名號。不想三十年河東(dong) ，三十年河西，宋神宗英年早逝，年幼的哲宗繼位，由同情舊黨(dang) 的高太後垂簾聽政，高太後很快便召回舊黨(dang) 領袖司馬光。

司馬光執政之後，大舉(ju) 罷停新法，恢複舊法，包括以民間“無有不言免役之害”為(wei) 由，廢除了貨幣化的免役法（募役法），複行中世紀式的差役法。

平心而論，熙寧變法盡管存在著種種問題，但從(cong) 整體(ti) 來看，王安石的新法無疑順應了曆史演進的大勢所趨。特別是募役法的推行，顯然是曆史性的進步。我們(men) 現在回過頭看曆史，不論哪一個(ge) 國家，隨著社會(hui) 經濟的發展，其財稅結構總是會(hui) 發生類似的變遷：

1、從(cong) 以農(nong) 業(ye) 稅為(wei) 主發展至以商業(ye) 稅為(wei) 主。

2、從(cong) 以人頭稅為(wei) 主發展至以財產(chan) 稅為(wei) 主。

3、從(cong) 以實物稅為(wei) 主發展至以貨幣稅為(wei) 主。

4、從(cong) 人身支配的役折算成非人身支配的稅。

5、從(cong) 輕稅率轉為(wei) 高稅率（因為(wei) 現代政府要處理的事務遠比古典政府複雜）。王安石的役法改革，實質上便是將人身支配的役折算成非人身支配的稅。

但司馬光似乎缺乏洞察曆史大勢的眼光，固執地要廢除募役法。他的做法自然受到變法派的強烈反對，支持王安石變法的章惇跟司馬光一再辯論：“臣看詳臣民封事降出者，言免役不便者固多，然其間言免役之法為(wei) 便者，亦自不少。但司馬光以其所言異己，不為(wei) 簽出，蓋非人人皆言免役為(wei) 害，事理分明”；“況此免役之法，利害相雜。臣今所言，非謂不可更改，要之，改法須是曲盡人情，使纖悉備具，則推行之後，各有條理，更無騷擾。”

保守派中的開明之士其實也不讚同司馬光的搞法，如時任右司諫的蘇轍上書(shu) 說：“自罷差役，至今近二十年，乍此施行，吏民皆未習(xi) 慣。兼差役之法，關(guan) 涉眾(zhong) 事，根牙盤錯，行之徐緩，乃得詳審。若不窮究首尾，匆遽便行，但恐既行之後，別生諸弊。”

給事中範純仁也跟司馬光商量：恢複差役之法“且緩議，先行於(yu) 一州，候見其利害可否，漸推之一路，庶民不騷擾而法可久行”。司馬光執意不聽，範純仁隻能長歎說：“是又一王介甫矣！”稱司馬光跟王安石一樣都是不可救藥的老頑固。

翰林學士蘇軾也跟司馬光爭(zheng) 辯過免役、差役之利弊，蘇軾認為(wei) ，免役法與(yu) 差役法各有利害，但如今民眾(zhong) 已習(xi) 慣了免役法，若驟然又改為(wei) 差役法，未必樂(le) 意。但司馬光不管那麽(me) 多，堅持要全麵恢複差役法。二人爭(zheng) 執不下，蘇軾“及歸舍，方卸巾弛帶，乃連呼曰：‘司馬牛！司馬牛！’”大罵司馬光的脾氣跟牛一樣強。

你可能還想不到，司馬光實際上比王安石還要早提出募役法的設想——早在宋英宗年間，司馬光便提議：“臣愚以為(wei) ，凡農(nong) 民租稅之外，宜無所預。衙前當募人為(wei) 之，以優(you) 重相補。”所謂“衙前”之役，指農(nong) 民應役替官府運輸、保管物資，承役之人負擔極重。司馬光因此建議，將農(nong) 民服役改為(wei) 政府募役。《文獻通考》解釋說，“溫公此奏，言之於(yu) 英宗之時，所謂募人充衙前，即熙寧之法也。” 然而，等到司馬光暮年執政之時，他卻非要廢了王安石的募役法不可。

他命戶部尚書(shu) 曾布“增損役法”，即廢募役，複差役，但曾布婉言拒絕了：“免役一事，法令纖悉皆出己手，若令遽自改易，義(yi) 不可為(wei) 。”倒是時任開封府知府的蔡京極力迎合司馬光，在五日限期內(nei) “悉改畿縣雇役，無一違者”，得到司馬光的表揚：“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

司馬光全盤廢除募役法之時，役法改革的主操盤手王安石早已致仕，正閑居金陵，抱病在床，“聞朝廷變其法，夷然不以為(wei) 意。及聞罷役法，愕然失聲曰：‘亦罷至此乎？’良久曰：‘此法終不可罷，安石與(yu) 先帝議之二年乃行，無不曲盡。’”但離開了權力中樞的王安石已經回天無力，未久，他便去世了。

當初王安石以激進的方式推行變法，落了一個(ge) “拗相公”之譏；之後司馬光複以“激退”的方式廢除新法，也得了一個(ge) “司馬牛”的外號。這兩(liang) 位先後執政的北宋著名政治家，政見對立，性格卻是同樣執拗，身上都有一股“知其不可為(wei) 而為(wei) 之”的牛脾氣。但對政治家來說，也許“知其不可為(wei) 而為(wei) 之”並不是一種好的品格，因為(wei) 政治往往需要適可而止，需要妥協，需要彼此各退一步。（首發於(yu) 《新華每日電訊》）

附 司馬光與(yu) 王安石的其他相似之處（友情提示：下麵文字前幾天發過，已看過的朋友可以略過）

他們(men) 的私生活方式高度相似，都是生活十分儉(jian) 樸的人。宋人邵伯溫說，“荊公（王安石）官浸顯，俸祿入門，任諸弟取去盡不問。溫公（司馬光）通判太原時，月給酒饋待賓客外，輒不請。”隻不過王安石不修邊幅，天性不會(hui) 享受生活；而司馬光則是有意識地過著樸實的生活，嚴(yan) 格要求自己。

他們(men) 都是終身不納妾的士大夫，難得他們(men) 的夫人也一樣，都給丈夫買(mai) 了小妾，但都給丈夫送走了。王安石送走小妾的事跡，載於(yu) 邵伯溫《邵氏聞見錄》：“王荊公知製誥，吳夫人為(wei) 買(mai) 一妾，荊公見之，曰：‘何物也？’女子曰：‘夫人令執事左右。’安石曰：‘汝誰氏？’曰：‘妾之夫為(wei) 軍(jun) 大將，部米運失舟，家資盡沒猶不足，又賣妾以償(chang) 。’公愀然曰：‘夫人用錢幾何得汝？’曰：‘九十萬(wan) 。’公呼其夫，令為(wei) 夫婦如初，盡以錢賜之。”

司馬光送走小妾的事跡，亦見《邵氏聞見錄》：“司馬溫公從(cong) 龐穎公辟為(wei) 太原府通判，尚未有子。穎公夫人言之，為(wei) 買(mai) 一妾，公殊不顧。夫人疑有所忌也，一日教其妾：‘俟我出，汝自裝飾至書(shu) 院中。’冀公一顧也。妾如其言，公訝曰：‘夫人出，汝安得至此？’亟遣之”。“公（司馬光）無子，以族人之子康為(wei) 嗣。”

所以邵伯溫說，“荊公、溫公不好聲色，不愛官職，不殖貨利皆同。”

他們(men) 也都不喜歡乘坐轎子，認為(wei) 乘坐轎子是以人代畜，不人道。《朱子語類》載，“南渡以前，士大夫皆不甚用轎，如王荊公（王安石）、伊川（程頤）皆雲(yun) ，‘不以人代畜’。朝士皆乘馬。或有老病，朝廷賜令乘轎，猶力辭後受。”

《邵氏聞見錄》則載，“司馬溫公為(wei) 西京留台，每出，乘馬，或不張蓋，自持扇障日。程伊川謂曰：‘公出無從(cong) 騎，市人或不識，有未便者。’公曰：‘某惟求人不識耳。’王荊公辭相位，惟乘驢。或勸其令人肩輿，公正色曰：‘自古王公雖不道，未嚐敢以人代畜也。’”

所以邵伯溫很感慨：“嗚呼！二公之賢多同，至議新法不合絕交，惜哉！”

責任編輯：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