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能在這裏給大家演講，是因為與大家有緣分，你們的老師與我是西南政法大學的同學，她邀請我來給大家做演講，才有機會和大家見麵。你們的老師畢業後一直從事法律研究與教學，如今成績斐然，成了有名的法學教授，而我畢業後對儒學非常感興趣，從研究儒學到信奉儒學，最後離開了法律領域，進入了儒學領域，現在被人家稱為“儒學家”。“儒學家”在現在的學術體製內找不到這樣的稱謂，現在的學者稱謂有法學家、經濟學家、史學家、哲學家，而沒有“儒學家”，這意味著我國按西方學術體製建立的現行學製已經把中國固有的學術體製解構了。所以，我是一個現行學術體製之外的學者，我有一個號叫“盤山叟”，就是表明我的民間學者身份。這就算一個開場白吧。

 

今天給大家演講的題目是：儒學之用的標準何在？現在提出這樣一個問題，是因為一百年來中國人評判儒學之用的標準已經搞不清楚了，甚至已經顛倒了。這個問題不搞清楚，就不知道儒學在當今中國有什用，進而就會否定儒學在當今中國的價值。一百年來，激進的中國人對儒學的一個基本評價就是“儒學無用”，並且以這一評價作為“打倒孔家店”與“全盤西化”的理據，今天仍然有很多中國人認為“儒學無用”。其實，認為“儒學無用”的評價不隻是今天與百年來的曆史中才出現，從中國漫長的曆史來看，每當中國處在社會政治動亂的時期，就會出現這類否定儒學的偏激思想，即有些中國人會否定“儒學有用”的正統主流思想而認為“儒學無用”，從而將儒學拋棄或打倒。下麵，我們先看看中國曆史上對“儒學無用”的評價。

 

1、在春秋戰國時代，法家、縱橫家與統治者均認為“儒學無用”，即認為儒學用儒家經典中的“先王之道”（以堯舜之道為道統的古聖人之道）作為道德標準，來批評當時統治者橫征暴斂侵伐征戰的行為不仁不義不僅不能建立高壓的政治秩序，反而會破壞這種秩序，這就是法家指責的“儒以文亂法”，即儒家以儒學來擾亂國君橫征暴斂侵伐征戰之法。縱橫家蘇秦、張儀之流則認為身處亂世，根本不存在什麽道德標準，一切均以個人利害得失作為處世為人的準則，所以儒學強調正心修身對個人成就功業獲得榮華富貴無用。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縱橫家可以朝秦暮楚事奉時君，有奶便是娘，沒有任何廉恥之心與政治節操，莊子說他們為了榮華富貴做官發財什麽事情都肯幹，連為權勢者吮痔這樣卑汙的事都願幹。另外，統治者也認為儒學無用，因為儒學鼓吹的“王道”講仁愛和平，而當時統治者的最大願望則是最大限度地用武力爭奪土地人民，進行兼並戰爭。《史記》中有一則故事最形象地說明了這一問題。

 

據《史記》載：公孫鞅聞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將修繆公之業，東複侵地，乃遂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孝公既見衛鞅，語事良久，孝公時時睡，弗聽。罷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監以讓(嚷)衛鞅，衛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誌不開悟矣。”後五日複見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罷而孝公複讓(嚷)景監，景監亦讓(嚷)鞅，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請複見鞅，鞅複見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去。孝公謂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誠複見我，我知之矣。”衛鞅複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膝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歡甚也？鞅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遠，吾不能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數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強國之術說君，君大說之耳。”

 

這裏說的“帝道”就是“堯舜之道”，堯舜是古代的“二帝”；此處的“王道”就是“夏禹、商湯、周文之道”，夏禹、商湯、周文就是古代的“三王”。“帝道”“王道”都是儒學所推崇的“古聖王之道”，商秧用儒學的“古聖王之道”遊說秦孝公無效，因為秦孝公認為“古聖王之道”即儒學對自己強國爭霸無用，因“古聖王之道”是是“以德服人”，是“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這要花很長時間才能完成兼並天下的大業，自己有限的一生不能享受這一殊榮，而“以力服人”的霸道靠武力當世就能完成兼並天下的大業，享受霸主的殊榮，所以孝公接受了商秧所說的霸道。

 

2、秦漢之際的統治者也認為“儒學無用”，秦始皇用法家嚴刑峻罰治國，以吏為師，以法為教，焚燒儒學經典，不僅認為儒學對自己的殘暴統治無用，反而有害，因為儒生會以“古聖王之道”的“仁政”思想批評秦朝的暴政，反抗秦朝不仁道的政權。另在楚漢相爭時，有儒生建議劉邦接受儒學來作為政治的指導思想，劉邦不僅不接受，反而取儒冠拉尿其中，以羞辱提建議的儒生，因為劉邦認為儒學對他武力打天下無用。（據《史記》載：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溲溺其中。）

 

3、三國時，曹操也認為“儒學無用”，因為儒學培養的是忠義之士，是堅守大義名分的有道德操守的士大夫，如關雲長，趙子龍等，而曹操篡奪漢室，是不忠不義的奸雄，公然主張隻要能幫助他管好國家，不忠不義的無德之人也可以重用，即所謂“盜嫂受金”之徒也可以重用。儒學不能培養出這種不忠不義的無德之人，所以曹操認為儒學無用，即對曹氏篡奪漢家政權進行不義的統治無用。（關雲長受劉備之托護送嫂夫人一身正氣，不受曹操權位重金誘惑亦一身正氣，此與“盜嫂受金”之徒不可同立於天壤間。）

 

4、在近代，中國遇到了西方列強入侵的巨大壓力，“救亡”成了中國近代史的主旋律，我們今天的國歌就是最典型的表現。（一國國歌，特別像中國這樣曆史悠久幅員廣大的國家的國歌，應該具有莊嚴、雄偉、壯麗、神聖的感覺，而我們的國歌唱起來則是急迫、焦慮的感覺。）在中國近代“救亡”的曆史中，儒學又被認為無用，因為儒學不能製造“堅船利炮”，即不能製造最有效的戰爭武器，而“堅船利炮”則是“救亡”的先決條件。張之洞在“救亡”問題上提出的“中體西用說”，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中體西用說”暗示了儒學在“救亡”問題上無用。所謂“中體”就是儒學所揭示的中國文化的根本道德價值，這是中國的“國性”所在，也是人類普遍的道德價值所在，故不能變，必須堅持。但這一“中體”不能有效反抗西方列強的入侵，即儒學義理不能解決“救亡”問題，故儒學在“救亡”上無用，隻有西學能夠製造“堅船利炮”，故隻有西學在“救亡”上才有用。所以張之洞的“中體西用說”實際上就是“中體無用說”，即中學隻有“體”而沒有“用”，隻有西學才有用，“儒學之用”又一次遭到了否定。

 

5、到“五四”時期，中國的新式知識分子們要創造新社會，建設新文化，塑造新道德，具體說來要追求西方的民主與科學，於是把儒學看成黑暗落後的封建社會小農經濟的產物，不能培養出獨立自主權利至上的自由新人，又不能形成研究“聲光化電”的客觀科學，所以儒學對建立新社會與新科學無用。不僅無用，而且對建立新社會與新科學有害，所以要打倒“孔家店”，要打倒儒學，從“五四”開始形成了一次又一次反儒學的浪潮，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儒學遭到了毀滅性的破壞與摧殘。這一時期大家耳熟能詳，就不用多說了。

 

從上述對儒學在中國曆史上“無用”的了解中，我們發現判定儒學“有用”“無用”的標準是不一樣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認為“儒學無用”的標準是：儒學不能幫助統治者用武力爭奪土地人民而進行殘酷不仁的兼並戰爭，不能培養出以吏為師、以法為教、以嚴刑峻罰治國的刀筆酷吏，不能容忍不忠不義違背大義名分投靠政治奸雄的無德小人，不能製造“堅船利炮”的高科技殺人武器阻止西方列強的入侵，不能形成研究“聲光化電”的客觀科學，不能建成西方式的政治製度——民主政治。曆史上的中國人認為儒學“無用”，就是根據這些標準來判定“儒學無用”的。

 

然而，如果我們對這些儒學“無用”的標準反過來理解，正好就成了“儒學有用”的標準。“儒學有用”的標準就是：儒學反對武力征戰能夠促進和平，儒學主張以德治國能夠培養出具有仁愛之心德才兼備的士大夫，儒學強調大義名分忠孝廉節能夠培養出堅守政治節操的忠臣義士。由此可見，所謂“儒學無用”，是指儒學無違背人類普遍道德的“用”，因為反對和平、仁愛、忠義的所謂“有用”違背了人類普遍的道德標準，而追求和平、仁愛、忠義的所謂“無用”正是人類普遍道德標準的要求。在這裏，儒學與其它思想學說判定“有用”“無用”的標準就非常清楚了：儒學判定“有用”“無用”的標準是人類的普遍道德，而其它思想學說判定“有用”“無用”的標準則是狹隘自私的功利，而狹隘自私的功利就是非道德，所以其它思想學說判定“有用”“無用”的標準就是非道德。由於判定“有用”“無用”的標準不同，對同一個事件就會有“有用”“無用”兩種截然相反的看法，比如，以人類普遍道德為標準，征城略地殺人盈野的戰爭“無用”，因為這種戰爭不道德，所以孟子要求對“善戰者服上刑”；而以統治者自私的欲望為標準，征城略地殺人盈野的戰爭“有用”，因為這種戰爭符合統治者擴張權力滿足統治欲的要求，所以法家主張“善戰者賞軍功”。又如，以人類普遍道德為標準，建立在同情仁愛之上的“王道仁政”“有用”，因為這種“王道仁政”符合人類的普遍道德；而以統治者（如秦始皇）自私的欲望為標準，“王道仁政”“無用”，因為這種“王道仁政”不符合秦始皇殘暴專橫統治的要求。可見，儒學判定“有用”“無用”的標準是建立在人類的普遍道德之上的，這是儒學評判標準的最大特色。這些儒學評判標準產生於人類的普遍良知，凡是心智正常的人都容易理解，同時，一個正常的社會不能違背這些道德標準，違背這些道德標準社會就會動亂，國家就會滅亡或者就會不齒於人類曆史，如春秋戰國時代各國武力征戰社會極度動亂，秦王朝刻薄寡恩殘暴不仁二世而亡，曹操後人雖建立魏國政權但一直被中國正史視為異端，不予承認（北京“曆代帝王廟”的帝王譜係中沒有曹操，也沒有秦始皇與隋煬帝。）上麵所說的這些儒學評判標準屬於傳統道德範疇，基於人心，不難理解，難理解的是儒學近代以來“有用”“無用”標準的判定，所以有必要對儒學近代以來的“有用”“無用”的標準再進一步的說明。

 

自鴉片戰爭到現在，一百多年來中國人認為“儒學無用”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麵：1、儒學在製造“堅船利炮”方麵“無用”，2、儒學在形成“聲光化電”方麵“無用”，3、儒學在建立民主政治方麵“無用”；亦即儒學在“救亡”上“無用”，在科學上“無用”，在治國上“無用”。這三個方麵的問題似是而非，很迷惑人，需要分析駁斥，下麵就逐一進行分析駁斥。

 

1、分析駁斥第一個問題：儒學在“救亡”上“無用”。中國在近代遇到了一個奉行弱內強食的社會達爾文主的西方，一個具有最先進武器進行侵略擴張殖民掠奪的帝國主義的西方，用托爾斯泰的話來說，這是一個強盜與土匪的西方，西方近代的文化可以用一句話概括：強盜文化；而儒學強調仁義禮智信，主張國與國之間應該按照道德和睦相處，中國儒教文化也可以用一句話概括：君子文化。在這種“強盜文化”與“君子文化”對峙的時代背景下，作為中國“君子文化”核心價值載體的儒學確實不能通過道德和說理的方式擊退西方“堅船利炮”的進攻，因為強盜從來是不講道德不聽說理的，強盜隻知道用最有效最野蠻的暴力方式來滿足自己的貪欲。麵對這樣的強盜行為，儒學確實“無用”，儒學確實沒有辦法製造出“堅船利炮”打敗西方列強的入侵，就像君子不能阻止強盜土匪搶劫一樣。但是，君子不能阻止強盜土匪搶劫，不是因為某人做君子有錯，而是因為有人做強盜有錯，其錯錯在強盜不道德的行為上。因此，在近代西方“堅船利炮”入侵的壓力下儒學雖然“無用”，但儒學並沒有錯，即儒學堅持的道德原則仍然正確，錯是錯在西方不道德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規則上。（托爾斯泰曾說近代帝國主義的西方在國際關係中把人類相處的規則降為動物規則，弱肉強食落後挨打的規則就是動物規則或叢林法則，而人類規則則是仁愛友善的規則。）我們可以用一個比喻來說明這一問題：

 

有甲乙兩鄰君相處，甲父教以仁愛和平禮讓往來尊重他人，是為儒學熏陶下之君子；乙父教以搶奪為榮並教以高超搶奪之術授予有效搶奪之器，是為西方社會達爾文主義培育出之強盜。結果甲被乙搶，其錯在乙不在甲，即其錯在西方社會達爾文主義，不在儒學。你可以說儒學在功效上“無用”，不能改變乙搶劫的強盜行為，即不能改變西方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行為，但不能說儒學在價值上有錯。這一道理非常明白，本不須反複論說。但是，近代以來中國的知識分子把儒學的功效與價值的關係錯置了，即把儒學在功效上的“無用”說成是儒學在價值上的錯，如因為儒學不能有效阻止西方列強的入侵就把儒學說成是封建、落後、黑暗、專製、愚昧、吃人的舊道德的總淵源，從而徹底否定儒學。現在看來，在中國近代“救亡”的曆史中產生的“儒學無用”的思想並不是儒學有錯，而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思維出現了錯誤，現在到了糾正這一思維錯誤的時候了。

 

再進一步來看，儒學對涉阻止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行為“無用”，對擊退“堅船利炮”的侵略擴張“無用”，但這一“無用”並非是儒學的“無用”，而是人類普遍道德的“無用”，即人類公認的仁愛、友善、公正、互助等道德“無用”，人類的道德改變不了人類貪婪自私野蠻殘忍的獸性，這是人類道德的最大悲哀，也是所有人類文明的最大悲哀！托爾斯泰也曾有此哀歎，認為西方世界從來沒有遵循過耶穌“登山寶訓”的和平原則。所以，我們說，儒學在製造殺人武器上“無用”，正說明儒學在維護人類道德上“有用”。

 

2、分析駁斥第二個問題：儒學在形成“聲光化電”方麵“無用”，即在形成科學上“無用”。這是一個不能成立的假問題。我們知道，科學解決的是對客觀物質世界的認知問題，是對外在的物理邏輯世界進行經驗與理性的客觀獨立認知，以形成客觀獨立的係統知識體係，不涉及人的生命價值問題。而儒學解決的是人的生命價值問題與社會倫理道德問題，不解決對客觀物質世界的認知問題，儒學在本性上是生命體認之學與社會道德之學，而不是客觀的物理之學與數理之學，即不是客觀的科學（陳立夫稱儒學為“人理學”，稱西方科學為“物理學”即是此義）。儒學不解決科學問題正是儒學的本性與特色，亦即儒學在形成“聲光化電”的科學上“無用”正是儒學之所以成為儒學的本質特征。以基督教神學為例，西方人不會因為基督教神學在形成“聲光化電”的科學上“無用”就否定神學，我們中國人為什麽會因為儒學在形成“聲光化電”的科學上“無用”就否定儒學呢？一百年來，我們中國人在潛意識中都要求“儒學開出科學”，否定儒學的“五四”知識分子批判儒學的標準就是“儒學不能開出科學”（其潛意識是“儒學必須開出科學”才有存在的理由，才不會被批判），吊詭的是，信奉儒學的現代港台新儒家肯定儒學的標準正是“儒學能開出科學”（其潛意識是因為“儒學能開出科學”所以儒學有存在的理由。）。這些中國人“儒學開出科學”的潛意識混淆了儒學的本性與特質，不知道儒學的本質特征是生命體認之學與社會道德之學。我們想一想，我們現在不要求基督教神學開出科學，有什麽理由要求儒學開出科學呢？這就像要求公雞下蛋一樣荒唐，公雞不會下蛋並不是問題，而是要求公雞下蛋的才是問題。當然，儒學與科學並非沒有關聯，儒學雖然不能形成科學，但儒學可以規範科學，即儒學可以用人類道德指導、限製科學的運用，使科學不得違背天理良心，即不得違背人類的普遍道德價值。這正是儒學在科學問題上“無用”中的“大用”。比如核技術、生化技術、基因技術如果沒有道德的規範限製，就會成為最可怕的殺人武器。試問，這樣的科學再發達又有什麽意義呢？

 

3、分析駁斥第三個問題：儒學在建立民主政治上“無用”，即在治國上“無用”。要搞清楚這一問題，首先要搞清楚民主政治是不是人類最理想最美好的政治。“五四”以來中國的知識分子基本上都認為民主政治是人類最理想最美好的政治，是中國政治效法的榜樣，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流風所及，在中國人的心中普遍產生了對民主的迷信崇拜心理，以“民主”為標準來衡量批判中國的一切，即批判中國政治、法律、社會、曆史、文化以及中國人的心理結構、民族性格、婚姻製度、傳統習俗等，凡是不符合民主標準的一概否定打倒，形成了所謂“民主拜物教”。除中國人外，西方人更是理所當然地認為民主政治是人類最理想最美好的政治。冷戰結束後，西方人在資本主義戰勝社會主義的狂喜中認為是西方的民主政治打敗了蘇俄的極權政治，曆史證明民主政治是人類最美好的政治。美國思想家福山為此寫了《曆史的終結》一書，書中認為冷戰結束的曆史證明：民主政治是人類曆史迄今為止最完美最理想的政治，當今人類政治所出現的問題並非是因為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則有問題，而是不能充分實現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則而造成的問題。因此，人類政治的基本原則不會再發展，即民主政治已經為人類政治確立了永恒不變的基本原則。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人類的曆史已經終結。也就是說，不管人類政治怎樣發展，都隻能是在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則下來發展，都隻能是在實現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則。然而，民主政治果真是人類最理想最美好的政治嗎？人類政治的曆史果真終結了嗎？所有人類政治都注定要在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則下來發展嗎？人類所有的政治都是為了實現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則嗎？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則就沒有問題嗎？我的回答是否定的。要回答這一問題，就必須搞清楚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則是什麽，以及民主政治的現狀如何。

 

談政治問題，最根本的是政治合法性問題，又稱權力正當性問題，政治合法性解決的是服從政治權威的理據的問題。因為我們是人，人服從權威時要用理性去追問有什麽理由使我們去服從某一國家政權？或某一政府權力？（動物服從權威無此理性的追問）民主政治在解決政治合法性問題時依據的是“主權在民”理論。“主權在民”理論是說最高的政治權力來自人民的同意，所以“主權在民”理論落實到具體政治運作中就形成“人民同意說”。民主政治就是政治合法性建立在“人民同意說”上的政治，或者說是建立在“民意合法性”上的政治。政治合法性建立本民意上並無問題，自古以來人類許多正統的思想都認為民意是政治合法性的重要內容，古希臘的民主思想自不用說，傳統的儒家思想也認為民意是決定政治權力是否合法的重要內容，如儒家認為“得民心者得天下”。福山所說的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則就是這一“主權在民”的原則或者說“民意合法性”的原則。但是，民主政治的問題不是出在“民意合法性”原則上，而是出在“民意合法性一重獨大”上。我們知道，民主政治是反對西方中世紀神權政治發展出來的，西方中世紀的神權政治隻從上帝來解釋政治權威的形成與服從權威的理由，把政治合法性排它地放在神意上，而民主政治反其道而行之，走到另一個極端，隻從人本身（人的理性、人的意誌、人的欲望、人的利益、人的契約）上來解釋政治權威的形成與服從權威的理由，把政治合法性排它地放在民意上，其理論基礎就是由人自身的意誌來建立政治權威的“社會契約說”。可見，西方中世紀的神權政治是“神意合法性一重獨大”，而近代以來的民主政治則是“民意合法性一重獨大”，都走向了極端。民主政治“民意合法性一重獨大”會帶來什麽問題呢？“民意合法性一重獨大”排斥了神聖的合法性，即排斥了超越的道德價值作為政治合法性的基礎，使政治權力的合法性隻以人現世的世俗欲望、利益、意誌為基礎，結果導致了人類政治生活的極端世俗化（排斥政治生活中超越神聖的價值即天道性理的價值）、現世化（不考慮人類未來子孫後代的長遠利益）、庸俗化（為獲選票媚俗嘩眾的政治表演與政治諂媚）、功利化（政治公開聲稱追求利益而排斥道德在政治中的作用）、商業化（把市場經濟的等價交換原則引入政治，把政治看成契約，國家看成公司——伯克批評民主政治把國家變成經營煙草胡椒的股份公司——政治隻關心商業利益。）、資本化（大企業大財團控製選舉與政治過程以實現資本的統治與利益——馬克思的批判——如布什家族經營石油）、平麵化（民主選舉中一人一票的形式平等否定人道德上的立體差異具有政治意義——弗裏德利希謂民主政治實際就是“普通人政治”，即儒家所謂“小人喻於利”的政治，這種“小人政治”否定了建立在人道德高低優劣差異上的“聖賢政治”。）、非曆史化（國家是曆史文化之產物而非理性、意誌、利益、契約決定之產物——全民公投決定國家產生的理論違背國家形成的曆史文化特性而不能成立。）、非生態化（民主政治隻強調人現世選民的利益必然不尊重生態價值——美國不加入《京都議定書》與歐洲綠黨在現行民主框架下雖進入政治獲得權力但不能實現綠色生態理想即是明證。）

 

由上述分析可見，民主政治“民意合法性一重獨大”的原則不是最好的政治原則，因而建立在這一原則上的民主政治也不是人類最理想最美好的政治。因此，人類政治所出現的問題並不是像福山所說是不能充分實現民主原則所帶來的問題，而恰恰相反，正是民主政治基本原則本身所帶來的問題。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人類政治並非注定要在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則下來發展，人類政治還有比民主政治更好的政治形態，這就是儒家的“王道政治”形態。“王道政治”是“三重合法性並存製衡”的政治，“三重合法性並存製衡”的原則優於民主政治“一重合法性獨大”的原則，因此，“王道政治”才是今後人類政治的發展方向。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人類政治的曆史不但沒有終結，而是剛剛開始，即從中國儒家的“王道政治”開始。

 

綜上所述，“五四”學人批判儒學在建立民主政治上“無用”，這確實是事實。但儒學在建立民主政治上“無用”正顯示出儒學在超越民主政治建立更好的人類政治上有“大用”，因為儒學看到了民主政治的許多弊端，不承認民主政治是人類最完善最理想的政治，而是要用“王道政治”來克服民主政治的弊端，為人類政治開出新的真正理想的發展方向。所以，儒學在建立民主政治上“無用”才是儒學的價值所在，才是儒學真正的“有用”。在這個問題上，中國一百年來的知識分子都錯了，一百年來中國的主流思想都以民主作為中國政治的發展方向，即中國的社會主義者、自由主義者與港台新儒家都以民主作為中國政治的發展方向，其中原因很多，主要是一方麵中國人對西方民主未能全麵深入的了解，一方麵是中國人在西方民主思潮的麵前亂了陣腳，喪失了民族文化的自信心，成了西方政治思想的附庸。現在我們通過一百年來的深刻反省，可以理直氣壯的說儒學不需要表明自己對民主“有用”才能證明自己“有用”，儒學的價值在於有自己的“用”，而且這種自己的“用”是具有比民主政治更完善更理想的“大用”。至於說到儒學對治國“無用”，是常識性的錯誤，不值一駁，因為儒學從其產生之日起就是治國之學，具有非常深邃豐富的治國思想，今天因為時間有限，就不多說了。

 

作者惠賜儒家中國網站（www.biodynamic-foods.com）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