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講人：蔣慶（陽明精舍山長）

　　主持人：西南政法大學校長　　　龍宗智教授

　　時 間：2004年10月18日晚上19：30—23：00

　　地 點：西南政法大學沙坪校區嶺南廳

　　主　辦：西南政法大學科研處

　　承　辦：西南政法大學法律史教研室、法理學教研室

　　嘉　賓：

　　四川金開律師事務所　　　任誌宇主任

　　西南政法大學副校長　　　付子堂教授

　　《現代法學》主編　　　　孫長永教授

　　行政法學院院長　　　　　鄭傳(chuan) 坤教授

　　行政法學院副院長　　　　王學輝教授

　　行政法學院博士生導師　　文正邦教授

　　行政法學院博士生導師　　陳金全教授

　　經貿法學院博士生導師　　張　怡教授

　　政治與(yu) 公共事務學院　　　左開大教授

　　科研處處長　　　　　　　但彥錚副教授

龍宗智（以下簡稱龍）：非常高興(xing) 能主持我校78級校友蔣慶先生的演講，蔣慶先生是當代中國的大儒，在儒學方麵是目前公認的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著有《公羊學引論》、《政治儒學──當代儒學的轉向、特質與(yu) 發展》、《以善致善：蔣慶與(yu) 盛洪對話》、《生命信仰與(yu) 王道政治──儒家文化的現代價(jia) 值》、《盤山文存──儒學與(yu) 現代》等著作，並獨力與(yu) 合作翻譯了《基督的人生觀》、《當代政治神學文選》、《自由與(yu) 傳(chuan) 統》、《政治的罪惡》、《道德的人與(yu) 不道德的社會(hui) 》等多部西方學術名著，還編輯出版了《中華文化經典基礎教育誦本》（十二冊(ce) ）。關(guan) 於(yu) 蔣慶先生的詳細介紹請登陸其網站。現在歡迎蔣慶先生演講。

蔣慶（以下簡稱蔣）：大家好，今天能回到母校同在座的各位學校領導、老師、同學和師弟師妹們(men) 共聚一堂，心裏非常高興(xing) 。今天我被邀請參加“金開名家講壇”並作首場演講，心裏有些不安，畢竟近一二十年來我的研究領域已經離開了法學，對法律已經比較生疏了。但是，我們(men) 大學的法學研究應當擴充自己的人文視野，研究法律離不開曆史、理論等基礎人文學科的支持，隻有提高我們(men) 的人文素養(yang) 才能更深刻的理解法律。其實，法律在古今中外的學術史上本身就是人文學科的一個(ge) 組成部分，隻是隨著西方近代以來學術分科出現後才獨立出來，而曆史上真正偉(wei) 大的法學家、法律思想家、大法官、大律師都不隻精通具體(ti) 的法律技術，而且還具有很高的曆史、理論、文化、宗教等人文素養(yang) 。從(cong) 這個(ge) 角度講，我認為(wei) 自己雖然離開了法學，也還是可以在這裏作一個(ge) 開拓人文視野的學術演講。下麵，我就開始演講，我今天的演講題目是《中國文化的危機及其解決(jue) 之道》。

首先，從(cong) 字麵上解釋一下演講的題目。什麽(me) 是中國文化？按道理，在中國的大學校園裏講中國文化是不需要對中國文化的概念進行專(zhuan) 門解釋的，但是，一百多年來我們(men) 的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衝(chong) 擊已經麵臨(lin) 衰亡的境地，連我們(men) 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文化了，這才需要專(zhuan) 門解釋。現在，很多人認為(wei) 中國文化中有儒家、法家、墨家、道家等許多學派，就如同西方文化中有自由主義(yi) 、社會(hui) 主義(yi) 、保守主義(yi) 等不同學派一樣。實則不然，儒家文化不是中國文化中的一個(ge) 學術流派，而是中國文化的代表；或者說，儒家文化就是中國文化。我們(men) 知道，法家、道家、墨家等學派都是按照其創始人的思想和見解個(ge) 人獨創出來的，而儒家文化則是孔子對其以前四千年中國文化的整理、傳(chuan) 承和總結。孔子修《詩》《書(shu) 》，訂《禮》《樂(le) 》，讚《周易》，繼承了源自伏羲以來由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一脈相傳(chuan) 的中國文化，即繼承了源自上古以來的三代文化。也就是說，道家由老子、莊子創立，法家由商秧、韓非創立，墨家由墨子創立，而孔子述而不作，隻是對他之前四千年來的中國文化進行了重新解釋；而所謂重新解釋，就是在繼承前代文化的基礎上重新發掘前代文化的價(jia) 值，所以我們(men) 說由孔子建立的儒家學派或儒學代表了中國文化，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上講儒家文化就是中國文化，或者說中國文化就是儒家文化。

另外，按照馬一浮先生的說法，諸子源於(yu) “六藝”，四部源於(yu) “六藝”，中國的一切學術都源於(yu) “六藝”。“六藝”就是“六經”，即儒家的六部經典：《詩》、《書(shu) 》、《禮》、《樂(le) 》、《易》、《春秋》。這六部經典都是經過孔子重新整理、解釋的古代中國文化經典，就算孔子所作的《春秋》，也是借魯國曆史而作。這六部經典奠定了中國今後的學術曆史，如道家出於(yu) 《易》而有所失，法家出於(yu) 《禮》而有所失，墨家出於(yu) 《書(shu) 》而有所失，或者說“史”出於(yu) 《春秋》，“集”出於(yu) 《詩》等。這個(ge) 道理很複雜，這裏不能詳說。總之，儒家的“六經”奠定了中國文化的基礎，所以，我們(men) 說儒家文化代表了中國文化，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上講儒家文化就是中國文化，或者說中國文化就是儒家文化。

在漢以後兩(liang) 千多年的曆史中，中國逐漸形成了儒、釋、道三教並存的文化格局，釋是外來文化，自不用說；道源於(yu) “六藝”，出於(yu) 儒家經典而有所失，不是中國文化的正統，不能正麵代表中國文化，而儒家文化本身就是中國文化之源，是中國文化的正統。所以，儒家文化代表了中國文化，儒家文化就是中國文化，或者說中國文化就是儒家文化。

上麵我們(men) 了解了中國文化就是儒家文化，那麽(me) ，中國文化的特質是什麽(me) 呢？我們(men) 簡單提一下。一、在精神方麵：中國文化體(ti) 現的是伏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等一脈相承的古聖人之道，我國曆史上稱“堯舜之道”、“周孔之道”、“孔孟之道”。其核心內(nei) 容講的是“天道性理”，用今天的話來說講的是超越神聖的普遍價(jia) 值。這種普遍價(jia) 值除表現為(wei) 古人所說的倫(lun) 常日用之道外，更表現為(wei) 超越神聖的“天道”、“天德”、“天理”。二、在形式方麵：中國文化表現為(wei) 以禮樂(le) 刑政為(wei) 特征的大一統政教禮法製度，即古人所說的“聖人之製”、“王製”。梁漱溟先生說中國文化是“禮樂(le) 文化”就是這個(ge) 意思。具體(ti) 來說，中國文化的特質在精神方麵就是“堯舜之道”、“周孔之道”、“孔孟之道”，在形式方麵就是“王道政治”。以上中國文化特質的兩(liang) 個(ge) 方麵是中國文化區別於(yu) 世界其他文化最獨特最重要的地方，也是中國文化最有價(jia) 值最值得繼承和發揚光大的地方，違背了這兩(liang) 個(ge) 方麵，即違背了中國文化的精神特質與(yu) 禮樂(le) 形式，就背離了中國文化，就是中國文化的歧出與(yu) 變質。

下麵再簡單講一下文化的危機。文化的危機包括文化的疲憊、文化的歧出和文化的變質三個(ge) 方麵。文化的疲憊是指一種文化喪(sang) 失了生命活力，徒有形式而不能解決(jue) 現實存在的問題。文化的歧出是指某一文化偏離了本民族文化在曆史中形成並定型的精神特質與(yu) 文明形式，即偏離了本民族文化的正統或正軌，向另外的非正統文化或異文化的方向演變發展。文化的變質是指某一文化完全脫離了本民族文化在曆史中形成並定型的精神特質與(yu) 文明形式，即完全脫離了本民族文化的正統或正軌，在其它文化的影響下變質異化而成為(wei) 與(yu) 本民族文化自性特質不相幹的另外的文化，用中國古代儒家的話說就是“以夷變夏”，用現在西方流行的話說就是“文化殖民”。文化危機的一般規律是先文化疲憊，然後是文化歧出，不能解決(jue) 文化歧出就會(hui) 出現嚴(yan) 重的後果，即出現文化變質。在中國曆史上，曾經出現過多次文化歧出，但還未出現過文化變質。也就是說，文化解決(jue) 的是人的生命信仰、社會(hui) 道德以及製度建構等根本性的問題，如果一個(ge) 國家的文化衰老而喪(sang) 失了活力，解決(jue) 不了現實社會(hui) 中存在的這些根本性問題，就是一個(ge) 國家出現了文化疲憊；如果這一文化疲憊狀態繼續下去就會(hui) 使該文化喪(sang) 失回應非正統文化與(yu) 異文化挑戰的能力，從(cong) 而走偏方向，進入歧途；如果不對進入歧途的文化進行矯正與(yu) 救治，那麽(me) 這個(ge) 國家的文化就會(hui) 喪(sang) 失“自性”，發生文化的變異，即變成非正統文化或異文化。那麽(me) ，怎樣解決(jue) 這種文化危機呢？文化危機的解決(jue) 之道首先是要喚醒一個(ge) 國家中知識分子的文化危機意識與(yu) 文化覺悟，努力給已經衰老疲憊的文化輸入新鮮血液，使之重新煥發出生機活力，然後通過知識分子的群體(ti) 努力把已經誤入歧途的文化拉回正軌，克服文化的歧出與(yu) 變質，使歧出的文化又重新回到本民族文化的正軌，恢複本民族文化的自性特質。這就意味著，把本民族文化從(cong) 文化殖民的重壓下解放出來，使本民族的文化成為(wei) 自己文化的主人，使變質的文化“複性”（恢複自性）、“複位”（恢複正位）、“還質”（回歸文化的精神特質），從(cong) 而使本民族的文化又重新成為(wei) 具有本民族文化自性特質的正統文化。

接下來，我們(men) 就進入正題，講中國曆史上的四次文化危機及其解決(jue) 之道。中國文化的曆史非常悠久，到現在已經出現了四次危機，其產(chan) 生的原因各不相同，其解決(jue) 之道也不盡相同。

一、中國文化的第一次危機及其解決(jue) 之道

中國文化的第一次危機是在春秋時代出現，到漢武帝時代結束，曆時五百餘(yu) 年，解決(jue) 方式是董仲舒建立了“天人之學”，通過“複古更化”的文化政策解決(jue) 了這次文化危機。我們(men) 知道，周代開國之初是一個(ge) 強盛的國家，周公通過製禮作樂(le) 有效地統治了中國，但到了春秋時代中國文化已經疲憊，出現了中國曆史上所謂的“周文疲憊”狀況，無法解決(jue) 現實社會(hui) 中出現的許多問題。最嚴(yan) 重的是周王朝的公權失落，導致了禮崩樂(le) 壞及諸侯混戰的局麵，社會(hui) 失去了統一合法的秩序。到了秦代，雖然政治上實現了統一，在治國方略上卻采納了法家學說，具體(ti) 落實到政策上就是焚書(shu) （儒家經書(shu) ）坑儒、以吏為(wei) 師、以法為(wei) 教，用殘暴的嚴(yan) 刑峻法治國，結果導致二世而亡，亨國才十多年。由於(yu) 法家主張用嚴(yan) 刑峻法治國背離了中國三代以來以聖王仁義(yi) 之道治國的文化傳(chuan) 統，用今天的話說是奉行極端的專(zhuan) 製集權主義(yi) ，所以法家在此前幾千年的中國曆史文化中（三代聖王傳(chuan) 統中）沒有根，史稱法家的治國之道背離了“周孔之教”，即背離了中國的文化正統，而陷入了中國文化的歧出。到了漢初，采用黃老之術治國，雖然與(yu) 民休息在一定時期內(nei) 有恢複社會(hui) 生機的正麵效果，但由於(yu) 道家主張無為(wei) ，主張無為(wei) 具體(ti) 到當時的曆史現實中就是政治上不改革，因循以前政治上的弊病，即史書(shu) 所稱的“漢承秦弊”。所謂“漢承秦弊”就是漢代沿用秦代以吏為(wei) 師、以法為(wei) 教、嚴(yan) 刑峻罰等違背中國正統文化的做法來治國，這種做法不符合曆代聖王以仁義(yi) 之道治國的儒教傳(chuan) 統，所以以非正統的黃老之術（道家）治國不僅(jin) 本身就違背了中國文化的正統，黃老之術主張的無為(wei) 而治在客觀上不改革也導致了以法家思想治國的“秦弊”，這也違背了中國儒家文化的正統。所以，漢初以黃老之術治國仍然是中國文化的歧出。雖然當時一些先知先覺的知識分子認識到了這一問題的嚴(yan) 重性，如賈誼，但是由於(yu) 當時時機尚未成熟，黃老思想仍占主導地位，沒有辦法進行政治改革，“秦弊”仍然存在。到了漢武帝時代，這種“漢承秦弊”的問題已經嚴(yan) 重影響到了漢政權的統治合法性，導致漢政權在統治合法性上遇到了三重危機，一是天道的危機，一是曆史文化的危機，一是民心的危機。所以董仲舒應時而出，以《春秋》“天人之學”中的“王道政治”作為(wei) 漢代國家的立國之本，采用“複古更化”的文化政策建立了漢王朝的合法性基礎，（複古就是恢複堯舜周孔等古聖人之道來治理國家，更化就是革除暴秦遺留的法家弊病而改變國家的根本文化政策），把中國歧出了幾百年的文化重新拉回到了中國文化的正軌上來，解決(jue) 了中國第一次文化歧出的危機。可以說，漢代建立在董仲舒“天人之學”上的“大一統”禮樂(le) 刑政製度足以同古羅馬帝國在地中海沿岸建立的龐大帝國製度相媲美。

二、中國文化的第二次危機及其解決(jue) 之道

中國文化的第二次危機出現在漢朝末年至唐代初期，大約四百年，直至文中子建立“河汾之學”解決(jue) 了這次危機。我們(men) 知道，東(dong) 漢末年，中國政治陷入了混亂(luan) ，而最重要的混亂(luan) 則是文化的混亂(luan) ，進而變為(wei) 文化的歧出。首先，文化的歧出表現為(wei) 曹操為(wei) 篡奪漢政權但礙於(yu) 儒家的綱常名教與(yu) 忠孝大義(yi) ，故排斥儒家治國思想而重新采用法家思想，即主張治理國家不強調道德名分與(yu) 君臣大義(yi) ，隻看能力軍(jun) 功而不看人品德行，大量起用雞鳴狗盜之徒來治理國家。其次，在魏晉南北朝時代，佛教普遍流行，不光一般老百姓信佛，連政府官員與(yu) 皇帝也信佛，梁武帝三次舍身入寺出家就是最典型的例子。梁武帝作為(wei) 國家的最高領導不去考慮如何造福百姓、如何建設好中國文化、如何管理好國家，而是侫佛，隻關(guan) 心自己的生死果報問題，把統治者的政治責任、道德責任與(yu) 文化責任都拋棄了，這怎麽(me) 能夠治理好國家呢？在中國古代，朝廷是風教所出的中心，所謂風教就是人倫(lun) 風俗與(yu) 道德教化，朝廷是影響全國民眾(zhong) 道德風俗至深至巨的地方，但在當時，皇帝、大臣、官員在朝廷上不講儒家入世治國平天下的正統聖人文化，而講道家佛家等出世的非正統文化和異文化，並且還把寺廟修到了宮中，這成何體(ti) 統！這不是文化歧出又是什麽(me) ？另外，當時還出現了所謂玄學，即“三玄”：老學、莊學、易學。當時有些學者如竹林七賢看到了社會(hui) 政治的黑暗，在政治上不合作，借詩酒玄理進行消極反抗，追求個(ge) 人的解脫和逍遙，但是他們(men) 卻錯誤地將矛頭指向了儒家文化，加劇了文化的歧出，因為(wei) “三玄”正是產(chan) 生於(yu) 非正統的道家文化。在這樣一個(ge) 文化歧出的時代，中國出現了一個(ge) 著名的大儒，姓王名通，曆史上稱文中子，隋朝末年人，年輕時有澄清天下之誌，至京城向朝廷獻經邦治國的《太平策》，但由於(yu) 當時朝政已經相當腐敗，亂(luan) 象四起，文中子見通過自己從(cong) 政出任不能解決(jue) 當時的政治問題，遂返回家鄉(xiang) 在黃河汾水之間講學傳(chuan) 道，創立了以重建儒家“王道政治”為(wei) 理想的“河汾之學”。文中子通過講學活動培養(yang) 了大批學生，這些學生輔佐唐太宗打天下，史稱“迭為(wei) 將相”，成為(wei) 建立唐朝的功臣，如房玄齡、杜如晦、魏征等。文中子的學生在唐初時將其思想運用到治理國家上，以儒家文化作為(wei) 治國的基本原則。唐初時專(zhuan) 門對國家的立國思想進行了大討論，房玄齡、杜如晦、魏征等文中子的學生主張以儒家王道仁政治天下，以長孫無忌為(wei) 首的大臣則認為(wei) 唐承亂(luan) 世而來，亂(luan) 世用重典，必須用嚴(yan) 刑峻罰治理國家。唐太宗最後采取了文中子學生們(men) 主張的以儒家王道仁政治天下的文化政策，頒發《五經正義(yi) 》，崇尚儒學，以儒家經典取士，成就了“貞觀之治”的繁榮局麵，拉回了東(dong) 漢末年以來的中國文化岐出，解決(jue) 了中國文化的第二次危機。有人認為(wei) 唐代是佛教的天下，我則認為(wei) 唐代在治理國家上以儒家文化為(wei) 主導，是儒教的天下。因為(wei) 佛教文化解決(jue) 的隻是人的個(ge) 體(ti) 生命生死無明的信仰問題，不解決(jue) 社會(hui) 的道德問題和國家的政治合法性問題，而儒家文化除能解決(jue) 人的生命信仰問題外，還能解決(jue) 社會(hui) 道德問題和國家的政治合法性問題，所以唐代在社會(hui) 政治層麵的主導性文化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是唐代文化的基本精神。

三、中國文化的第三次文化危機及其解決(jue) 之道

中國文化的第三次危機發生在宋代。佛教進入中國後，從(cong) 東(dong) 漢末、魏晉南北朝直到唐朝，對中國人的思想產(chan) 生了很大的影響，這對中國文化造成了很大的衝(chong) 擊，使中國文化一直處在危機之中。唐代雖在社會(hui) 政治層麵以儒教立國，但在生命層次上最有影響的還是佛教。我們(men) 知道，在傳(chuan) 統上，中國人的生命信仰與(yu) 存在價(jia) 值原本是在儒家孔孟之道的義(yi) 理係統與(yu) 儒教民間社會(hui) 的禮樂(le) 教化中來解決(jue) 的，但是，佛教的普遍流行以及對佛教的普遍信仰改變了這一狀況。雖然佛教在國家政治的基本原則和製度建構方麵無力與(yu) 儒教競爭(zheng) ，但是在生命信仰和存在價(jia) 值層次上卻具有很大的資源，足以對以儒教為(wei) 代表的中國文化造成巨大威脅。在唐代中葉以後，一些有識之士已經意識到了這一問題，如韓愈所寫(xie) 的《原道》就指出中國儒家文化不能被印度佛教文化所取代，必須以建立在堯舜孔孟之道上的古聖人文化作為(wei) 中國的主導文化。但是，由於(yu) 韓愈是一個(ge) 文學家而非思想家，他雖然能敏感到問題的嚴(yan) 重性，但不能從(cong) 理論的深度上解決(jue) 這一問題，即他沒有建立起一套博大精深的學術係統來回應佛教的挑戰與(yu) 威脅。到了宋代以後，佛教對中國人的影響更大，當時儒家代表人物程頤看到佛教寺廟莊嚴(yan) 有序，竟然感歎“三代禮樂(le) 盡在是矣”。後來宋代的知識分子群體(ti) 感覺到了佛教對中國人生命信仰挑戰的嚴(yan) 重性，開始自覺地從(cong) 學術思想文化的層次努力來回應佛教的挑戰，經過諸如“濂洛關(guan) 閩”等幾代大儒的努力，以儒家文化為(wei) 基礎吸收了佛道兩(liang) 家的某些合理成分，最後由朱子建立了集大成的理學。宋代理學的建立，意味著最終解決(jue) 了中國文化在生命層次向印度文化（佛教文化）的歧出，克服了第三次中國文化危機，把歧出到佛教的中國文化又拉回到中國文化的正軌上來。在這之後，理學影響了中國七八百年，直到1911年清王朝崩潰才式微。所以，陳寅恪對宋儒極為(wei) 推崇，認為(wei) 中國今後文化發展的路應是宋儒開創的路，即以中國文化為(wei) 本位吸取外來文化優(you) 秀成分重建中國新文化的路。

從(cong) 以上中國文化的三次危機及其解決(jue) 之道來看，每次危機的解決(jue) 都是一次大的文化綜合，即每次危機的解決(jue) 都吸取了某些其它文化優(you) 秀合理的成分而形成了一種新的有生命活力的學說或文化。如董仲舒吸取了以前法家、道家、墨家、陰陽五行家思想的合理成分創立了自己的“天人之學”，宋儒吸取佛、道思想的合理成分創立了理學。所以漢學宋學都是新儒學，今後中國儒學以至中國文化的發展都應作如是觀。

四、中國文化的第四次危機及其解決(jue) 之道

中國文化的第四次危機是從(cong) 晚清到現在存在的一次文化危機，如果從(cong) 鴉片戰爭(zheng) 算起已逾160年，至今解決(jue) 不成功，危機仍在持續之中。這次文化危機是中國曆史上最深刻、最廣泛的一次全方位的危機，西方文化進入中國後對中國文化造成了中國曆史上從(cong) 來沒有過的巨大衝(chong) 擊，使中國文化麵臨(lin) 著前所未有的西方文化的全麵挑戰。這一危機表現在四個(ge) 方麵。首先，表現在生命層麵上，基督教進入中國雖然最早在唐代，然後在明代，但影響不大，隻是近代以來“聖經跟著軍(jun) 艦走”，中國人的生命信仰才受到基督教的巨大衝(chong) 擊，歧出到基督教信仰上。據香港孔教學院院長湯恩佳先生的統計，中國目前已有近一億(yi) 中國人信仰基督教。盡管在現代社會(hui) 個(ge) 人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但中國作為(wei) 一個(ge) 具有悠久曆史傳(chuan) 統的國家不可能變為(wei) 基督教國家，中國文明作為(wei) 一個(ge) 源遠流長的文明不可能變為(wei) 基督教文明，中華民族也不可能全體(ti) 改宗基督教變為(wei) 一個(ge) 基督教民族，中國文化更不可能被基督教取代變為(wei) 基督教文化。然而，近十分之一的中國人信基督教對中國文化不能不是一個(ge) 巨大的衝(chong) 擊，因為(wei) 中國人自古生命信仰都通過儒家文化來解決(jue) ，而近代以來儒家文化式微，基督教乘虛而入填補了中國人很大的信仰空間，中國人自己傳(chuan) 統的信仰空間正在受到排擠而日愈縮小。除宗教信仰外，中國文化的危機還表現在思想觀念上，在近代以來中國出現了曆史上從(cong) 來沒有過的各種外來思潮，如個(ge) 人自由、啟蒙思想、平等思潮、理性主義(yi) 、權利觀念、革命理論等，這些外來思想對中國人傳(chuan) 統的思想進行挑戰，使中國儒家文化在思想觀念的層麵上也發生了很大的危機。此外，中國在政治製度層麵上也出現了危機，中國出現了古代所沒有的建立主權觀念上的民族國家與(yu) 議會(hui) 製度，出現了建立在革命動員理論上的政黨(dang) 製度，出現了建立在理性基礎上的法治製度，出現了建立在跨國公司上的市場製度，出現了建立在國力優(you) 先上的財政製度，出現了建立在民族國家利益上的常備兵役製度，出現了建立在資本無限追求利潤上的公司企業(ye) 製度，出現了建立在服從(cong) 國家競爭(zheng) 目的上的教育製度，等等。然而，中國古代理想的政治製度是大一統的禮樂(le) 刑政製度，治理社會(hui) 靠的是不需要廣泛社會(hui) 動員的科舉(ju) 製度與(yu) 文官製度，在社會(hui) 層麵建立的是情理合一的禮法製度，中國古代也有市場也做生意但沒有跨越國際的市場製度，中國古代的財政稅收製度不以追求國力為(wei) 優(you) 先考慮而是滿足國家實際治理的需要，中國古代基本上是一個(ge) 沒有常備兵役製的無兵的國家，中國古代有商號有店鋪但沒有資本法則驅使下的無限追求利潤的公司企業(ye) 製度，中國古代的教育培養(yang) 的是“君子”，是有道德有美感有存在意義(yi) 的人，然後才是治理國家的人，而現在整個(ge) 教育製度都是為(wei) 了服從(cong) 國家競爭(zheng) 富強的目的。這樣，中國文化在製度層麵遇到了很大的危機，現在中國人不知道如何回應。最後，在國際關(guan) 係上出現了社會(hui) 化達爾文主義(yi) 的問題，具體(ti) 表現為(wei) 殖民主義(yi) 、帝國主義(yi) 和軍(jun) 國主義(yi) ，使得近代中國知識分子主要的使命在於(yu) 救亡，亡是亡國亡種亡教，這對中國文化也造成了巨大的危機。因為(wei) 中國文化就是教，具體(ti) 表現為(wei) 王道政治，王道政治要求國家之間要以德服人而不能以力服人，而近代以來國際上的社會(hui) 達爾文主義(yi) 追求的卻是霸道政治，完全是“叢(cong) 林規則”，以力服人。中國傳(chuan) 統的政治理念遭到了巨大的衝(chong) 擊。

由此可見，中國晚清以來的第四次文化危機有著不同於(yu) 先前危機的性質，第一次危機是我們(men) 中國文化內(nei) 部出了問題，宋儒麵臨(lin) 的佛教挑戰隻涉及人的生命信仰領域而不涉及社會(hui) 政治與(yu) 國家製度領域，曆史上北方民族侵撓中國以至入主中原隻是個(ge) 別現象，不是全球性的帝國主義(yi) 瓜分世界與(yu) 瓜分中國。因此，正如李鴻章所說，中國晚清以來的這次危機是中國兩(liang) 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我認為(wei) 應該比這還嚴(yan) 重，是中國六千五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晚清以來中國文化出現了這次中國曆史上最深刻、最廣泛的危機，那麽(me) ，近代以來中國的知識分子是如何解決(jue) 這次危機的呢？首先是形成了洋務派，他們(men) 認為(wei) 西方文化追求武力侵略，是不講道德的文化，而我們(men) 中國文化追求以德服人，是講道德的文化。我們(men) 中國文化是“聖賢文化”，是“君子文化”，但是，由於(yu) 西方世界對中國的野蠻入侵，中國處在被西方帝國主義(yi) 列強瓜分的境地，中國文化的性格又不同印度教和基督教非暴力和平主義(yi) “以德報怨”的傳(chuan) 統，追求的是“以直報怨”的傳(chuan) 統，即追求一個(ge) 世間基本的公正，所以，中國人對西方列強的入侵是要堅決(jue) 反抗的，不接受托爾斯泰勸中國人不要反抗的和平主義(yi) 思想。但是，怎樣反抗呢？魏源最早提出了“師夷之長技以製夷”的思想，張之洞提出了“中體(ti) 西用”的思想，認為(wei) 中國文化在道德上高於(yu) 西方，這個(ge) 道德就是中國文化的“體(ti) ”，所以在“體(ti) ”上中國不學西方，隻學西方的“用”──所謂堅船利炮的長技──來反抗西方。而中國當時的知識分子在心裏麵是不願學西方的，因為(wei) 西方是強盜是小人，君子學強盜學小人在心靈上要承受很大的委曲和壓力，但要救亡圖存又沒有別的辦法隻好非常不情願地勉強學習(xi) 西方的“用”，即學習(xi) 西方的聲光化電等先進技術。正如香港中文大學金耀基教授所說，中國的現代化是被詛咒的，是被逼出來的，我們(men) 之所以去學習(xi) 西方的聲光化電堅船利炮是因為(wei) 我們(men) 要反抗他們(men) 的侵略以獲得基本的公正。但是，正如嚴(yan) 複所說，洋務派的中國文化解決(jue) 方案是有問題的，“體(ti) ”和“用”是不可分開的，嚴(yan) 複說“牛體(ti) 不能馬用”，“中體(ti) 西用”實際是“牛體(ti) 馬用”的文化解決(jue) 方案。張之洞在“中體(ti) 西用” 的文化解決(jue) 方案中不自覺地把中國文化的基本義(yi) 理價(jia) 值解構了，即把理和勢、公德和私法、國家和個(ge) 人分開了。張之洞為(wei) 了回應西方社會(hui) 達爾文主義(yi) 與(yu) 西方列強的入侵，認為(wei) 個(ge) 人可以做君子國家不能做君子，個(ge) 人可以道德國家不能道德，這雖然是出於(yu) 救亡的考慮，但在中國儒家文化“體(ti) 用不二”的義(yi) 理架構中是講不通的，這一文化解決(jue) 方案破壞了中國文化的道德基礎，為(wei) 今後中國文化的全麵崩潰打開了一個(ge) 人們(men) 不易看見的蟻穴。當時隻有辜鴻銘獨具慧眼，批評張之洞離開了清流的陣營退入了洋務。由於(yu) 洋務派在解決(jue) 近代以來中國文化危機時使“用”與(yu) “體(ti) ”分離，“用”得不到“體(ti) ”──中國文化的根本義(yi) 理價(jia) 值──的指導與(yu) 規範，致使中國一百年來的現代化成了“無體(ti) ”的現代化，或者說沒有中國文化精神價(jia) 值的現代化，所以洋務派解決(jue) 百年來中國文化危機的方案不成功。

解決(jue) 清末文化危機的另一派是以康有為(wei) 為(wei) 首的維新派，他們(men) 借用孔子為(wei) 象征符號，打著孔子的旗號效法西方的政治製度，他們(men) 希望在中國建立的君主立憲製是西方民主製的一種，他們(men) 說“孔子改製”隻是出於(yu) 利用孔子的象征符號減輕政治改革的壓力，實際上照他們(men) 的想法孔子改成的是“西製”。因此，當時有人批評戊戌變法是“以夷變夏”，康有為(wei) 的維新是“貌孔心夷”。而辜鴻銘則稱戊戌變法是中國的政治激進主義(yi) ，維新派是 “中國的雅各賓派”。由於(yu) 維新派借孔子的象征符號改立西製，在中國文化的解決(jue) 方案中沒有中國文化的具體(ti) 內(nei) 容，而是沿著中國文化歧出的道路來解決(jue) 中國文化危機的問題，所以維新派的解決(jue) 方案也不成功，反而加劇了百年來中國文化的歧出。接下來聲勢浩大的是辛亥革命前十年盛行中國的立憲派，代表人物是張謇、梁啟超和晚年的張之洞，他們(men) 認為(wei) 隻有在中國建立立憲政治才能解決(jue) 中國麵臨(lin) 的一切問題，他們(men) 在康有為(wei) 的基礎上又後退了一步，康有為(wei) 還要借孔子的象征符號進行政治改革，他們(men) 連孔子的象征符號都不要了，直接追求西方的立憲政治。但他們(men) 仍然是沿用文化歧出的方式來解決(jue) 中國文化的危機，他們(men) 的解決(jue) 方案仍然不成功。之後影響中國最深最巨的便是革命派，其中有孫中山的三民主義(yi) 革命派和新民主主義(yi) 革命派之分。三民主義(yi) 中雖有民族主義(yi) ，但在民族主義(yi) 的視野下中國文化隻具有團結民眾(zhong) 共禦外侮的功能，即“用”，而不再是中國政治的價(jia) 值基礎與(yu) 發展方向，即不再是“體(ti) ”，因為(wei) 在三民主義(yi) 中“體(ti) ”已經是西方的民主、自由和民權了，這樣中國文化從(cong) 張之洞所尊崇的“體(ti) ”下降為(wei) 孫中山的“用”了。至於(yu) 新民主主義(yi) 則是繼承了“五四”打倒“孔家店”的傳(chuan) 統，發展到文革便與(yu) 中國文化進行了最徹底的決(jue) 裂，而“體(ti) ”也同三民主義(yi) 一樣不是中國文化的“體(ti) ”而是經俄國轉手過來的西方文化的“體(ti) ”了，至於(yu) “用”也自然是西方文化的“用”了，這樣“體(ti) ”和“用”都是西方的了。革命派仍然是繼承了中國近百年來以文化岐出的方式解決(jue) 中國文化危機的傳(chuan) 統，這一解決(jue) 方案非但不成功，反而加劇了中國文化的歧出與(yu) 危機。

上述四派可以歸結為(wei) 現代化派，這派是中國近代思想的主流。另外還有清流派，主要是以晚清以來倭仁、辜鴻銘、陳寅恪等學者為(wei) 代表的流派，其基本思想不是反對改革，而是主張在不改變中國文化本位的前提下學習(xi) 西方文化，站在自己文化的基礎上來回應西方文化的挑戰，即主張在堅持儒家文化理想（堯舜孔孟之道）不動搖的前提下學習(xi) 西方文化以解決(jue) 中國文化的歧出與(yu) 危機，所以清流派又被稱為(wei) 中國文化本位派。因為(wei) 他們(men) 認為(wei) ，如果不堅持中國文化本位，不堅持中國文化的根本價(jia) 值，中國就算效法西方實現了西方式的現代化，最終還是“以夷變夏”，用今天的話說，中國最終會(hui) 變為(wei) 西方文化的殖民地，中國文化將不複存在。可惜清流派人數太少，影響不大，僅(jin) 限於(yu) 學者範圍，不是中國近代思想的主流。但是，清流派堅持中國文化本位不動搖以回應西方文化挑戰的思想，開啟了一條克服以西方文化解決(jue) 中國文化危機的道路，即開啟了一條超越“文化歧出解決(jue) 方案”回到本民族文化解決(jue) 中國文化危機的道路。這一道路是尋回中國文化自我的道路，是確立中國文化身份的道路，是堅持中國文化精神的道路，是追求中國文化理想的道路，亦即是中國古人所謂“以夏變夷”的道路。雖然這一道路在近代中國充滿著荊棘險阻，少為(wei) 人知，但卻為(wei) 現在的中國指明了中國文化複興(xing) 的正確方向。

進入民國後，中國知識分子中又形成了自由主義(yi) 西化派、社會(hui) 主義(yi) 派和新儒家。自由主義(yi) 西化派主要以胡適等人為(wei) 代表，主張全盤西化（歐美化）；社會(hui) 主義(yi) 派以陳獨秀等人為(wei) 代表，主張走蘇聯的路（俄化）；新儒家則以梁漱溟、熊十力、馬一浮、唐君毅、牟宗三、徐複觀等人為(wei) 代表，主觀上以弘揚中國文化為(wei) 己任，但在具體(ti) 的文化解決(jue) 方案上，特別是牟宗三先生一係，其解決(jue) 之道仍然是以西方文化作為(wei) 中國文化的發展方向，這主要體(ti) 現在牟先生“良知坎陷說”具體(ti) 落實下來的“儒學開出民主新外王”學說中。雖然近一個(ge) 世紀以來這三派互相批評攻擊，但在文化方向上則是一致的，即三派都以西方文化作為(wei) 中國文化的發展方向。隻不過西化派認為(wei) 中國文化中沒有西方民主的成分需要從(cong) 西方全盤輸入，社會(hui) 主義(yi) 派則認為(wei) 西方民主有不同的類型中國應選擇社會(hui) 主義(yi) 民主不應選擇資本主義(yi) 民主，而新儒家則認為(wei) 民主可以從(cong) 中國儒家文化中開出。因此，這三派都仍然是沿著晚清以來“文化歧出”的道路解決(jue) 中國文化的歧出與(yu) 危機問題，這三派都可歸為(wei) 現代化派。然而，以“文化歧出”的方式解決(jue) “文化歧出”不僅(jin) 不能解決(jue) “文化歧出”，反而會(hui) 帶來更嚴(yan) 重的“文化歧出”，最後導致“文化危機”。因此，中國“五四”以後形成的這三個(ge) 現代化派不僅(jin) 不能解決(jue) 中國晚清以來出現的中國文化的歧出與(yu) 危機，反而加重了這一文化的歧出與(yu) 危機。

我們(men) 從(cong) 中國近代一百多年來回應西方文化挑戰的思想曆程可以看出，中國近代以來的思想流派一派比一派反傳(chuan) 統更激烈更徹底。洋務派時中國文化還是實質性的“體(ti) ”，隻是把“用”分開；維新派時中國文化已成了改行西製的象征符號，立憲派時改行西製的中國文化象征符號則完全不要了，改製直接訴諸西方文化的象征符號；到了革命派時中國文化降成了“用”而不再是“體(ti) ”，“體(ti) ”已經是西方的自由民主憲政與(yu) 馬列主義(yi) 共產(chan) 主義(yi) 了。此外，自由主義(yi) 全盤西化派固然是公開以西方文化為(wei) “體(ti) ”，而新儒家則是把西方文化暗換為(wei) 中國文化的“體(ti) ”。從(cong) 這裏可以看出，一百年來中國文化的歧出發展到今天，不僅(jin) “用”是西方的，“體(ti) ”也是西方的了。中國文化的“體(ti) ”已經不存在了，當初洋務派提出的“中體(ti) 西用”到今天已經變成“西體(ti) 西用”了！

綜上所述，中國晚清以來在解決(jue) 中國文化的危機時知識分子分成了現代化派與(yu) 清流派，現代化派一直是中國政治中聲勢浩大的主流，清流派則是微弱細小的潛流。現代化派從(cong) “中體(ti) 西用”、“保國保種保教”的救亡訴求開始，一百年過去了，中國的“西用”發展了，中國會(hui) 造原子彈了，中國造的衛星上天了，中國的國保了種保了，中國仍然是中國，中國人仍然是黑眼睛黑頭發，中國也漸漸學會(hui) 了西方的政治製度、法律製度、經濟製度與(yu) 市場製度，但是，在這一過程中，中國文化的“體(ti) ”喪(sang) 失了，中國的“教”（“教”就是中國文化）沒保住，中國的“教”亡了，中國成了一個(ge) 相當西化的無中國文化之“體(ti) ”的無“教”國家！反觀清流派，則對一百年來中國曆史的進程沒有產(chan) 生實際的影響，堅持中國文化為(wei) 本位學習(xi) 西方隻停留在學理上與(yu) 口號上，沒有見諸行動。現代化派在“西用”上學習(xi) 西方雖然成功，但卻付出了喪(sang) 失中國文化之“體(ti) ”與(yu) “教”的沉痛代價(jia) ；清流派雖然堅守中國文化本位不動搖，但在現實的層麵又無實際的成效。這樣，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在解決(jue) 中國文化的危機時產(chan) 生了嚴(yan) 重的分裂，不能達成共識，包括洋務派、維新派、立憲派、革命派、西化派在內(nei) 的各個(ge) 流派都達不成共識，尤其是現代化派與(yu) 清流派達不成共識，使得中國文化的歧出不能被拉回，這一分裂表明克服中國文化危機之道不成功──或有“西用”之效而亡“中體(ti) ”，或守“中體(ti) ”之本而無效用，最後造成了中國曆史上最深刻最廣泛的一次“文化歧出”，即向西方文化歧出。這一歧出的後果可想而知：任這一歧出發展下去，必然是中國文化的變質（以夷變夏、文化殖民），最後中國文化不複為(wei) 中國文化，將變為(wei) 西方文化。

五、中國文化的現狀

中國文化的現狀仍然是晚清以來“文化歧出”的繼續，中國正在淪為(wei) 西方文化的殖民地。盡管近百年來西方在政治上、軍(jun) 事上、經濟上未能把中國完全變為(wei) 西方的殖民地，但中國在學西方的過程中卻在文化上完全改變了自己。在現在的中國，中國人在生命信仰、價(jia) 值觀念、社會(hui) 思潮、學術思想以及政治製度、法律製度、財經製度、教育製度等方麵都在急劇的西化，中國在很大程度上已經被“以夷變夏”。這種狀況我們(men) 從(cong) 自己每天的日常生活中都可以感受到，比如，從(cong) 服飾、飲食、節日、禮儀(yi) 中都可以感受到：中國人都穿西服夾克，開始喜歡吃麥當勞、肯德基、比薩餅，過西方的情人節、鬼節、聖誕節，婚喪(sang) 嫁聘娶、吉凶軍(jun) 賓嘉等禮儀(yi) 大都按西禮操辦，中國兒(er) 童在幼兒(er) 園連母語都沒有學好就用大量時間學習(xi) 外語，這些都表明中國人在日常生活的細節上日益西化。我們(men) 從(cong) 中國的曆史中可以看到，變文化首先從(cong) 日常生活細節的改變開始，即古人說的“變文化自變衣冠變風俗始”，我們(men) 中國人現在已經在衣冠、風俗等生活細節上改變了自己，現在中國人除了漢語外還有什麽(me) 是中國的呢？如果這一狀況不改變，再過不了多久，恐怕語言也很難說是中國的了！

1978年以來中國改革開放，經濟高速發展，但從(cong) 文化上來看，中國所走的路仍然是晚清以來“現代化派”所走的路，即效法西方追求富強發展的路。其動因很大一部分還是因為(wei) 源於(yu) 西方文化的社會(hui) 達爾文主義(yi) 規則仍然是主導國際關(guan) 係的規則，“落後就要挨打”仍然是潛在地通行世界的“叢(cong) 林法則”。在這一時代背景下，所謂改革就是學西方進行改革，所謂開放就是向西方開放，所以改革開放仍然是沿著一百多年來中國文化岐出的路在走，中國文化仍然處在“以夷變夏”的過程中。

此外，當代中國知識分子仍然處在現代化派與(yu) 清流派的分裂中。在當今中國，現代化派仍是中國思想文化界的主流，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富強、發展仍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最強音，而道德、公義(yi) 、理想、傳(chuan) 統文化的價(jia) 值、堯舜孔孟之道仍沒有得到中國知識分子的足夠重視，隻微弱地存在於(yu) 學術界和少數知識分子心中。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清流派堅持的中國文化本位價(jia) 值與(yu) 堯舜孔孟道德理想不能矯正中國文化的歧出，中國文化繼續按現代化派所走的路發展下去，必然是中國文化的變質，必然是中國最終淪為(wei) 西方文化的殖民地。這是中國文化在當今中國麵臨(lin) 的最大危機。而解決(jue) 這一危機最大的阻礙則是晚清以來中國知識分子在解決(jue) 中國發展問題上的分裂，即分裂為(wei) 現代化派與(yu) 清流派，這一分裂的嚴(yan) 重性現在仍然沒有得到當代知識分子的重視，中國知識分子仍不能克服這一分裂而達到共識。如果這一分裂不解決(jue) ，中國文化的歧出就不能解決(jue) 。現在已經有一部分知識分子，即所謂文化保守主義(yi) 者，回到中國文化本位的立場上來解決(jue) 中國的發展問題，比如我從(cong) 西方法律、西方哲學回到了中國文化，盛洪先生從(cong) 西方經濟學回到了中國文化，康曉光先生從(cong) 西方政治社會(hui) 理論回到了中國文化，但這還不是主流，主流還是自由、民主等西方思潮。

六、當今中國文化危機的解決(jue) 之道

那麽(me) ，當今中國文化危機的解決(jue) 之道是什麽(me) 呢？我認為(wei) 隻有從(cong) 中國文化中尋找智慧的源泉，具體(ti) 講就是從(cong) 《春秋》這部經典中發掘出“實與(yu) 文不與(yu) ”的“時中智慧”來取代受佛教影響的“體(ti) 用”思維方式。我們(men) 從(cong) 人類思想的曆史來看，一直都存在著現實主義(yi) 與(yu) 理想主義(yi) 的衝(chong) 突，我國春秋時代具體(ti) 表現為(wei) 王道與(yu) 霸道的衝(chong) 突。王道是理想，是最高的精神價(jia) 值；霸道是現實，是必須正視的問題。隻堅持王道，否定霸道，理想固然高，卻不能在現實中建立一個(ge) 相對合理的政治秩序，因為(wei) 霸道雖然“以力服人”，但畢竟比相互殺戮的“無道”好。但如果隻承認霸道，否認王道，則社會(hui) 現實就會(hui) 缺乏理想的提升與(yu) 指引，曆史中就會(hui) 缺乏“向上一幾”，人類的政治生活就不會(hui) 有希望。這樣，王道與(yu) 霸道處於(yu) 衝(chong) 突之中，而建立在“體(ti) 用”二元對待上的非此即彼線性思維方式不能解決(jue) 這一衝(chong) 突，因為(wei) 按照“體(ti) 用”的思維方式，要就堅守王道，反對霸道；要就承認霸道，否定王道；二者不能辨證地綜合統一。麵對這種理想與(yu) 現實的衝(chong) 突，孔子通過《春秋》“實與(yu) 文不與(yu) ”的“書(shu) 法”揭示了“時中智慧”，用這一“時中智慧”來辨證地綜合解決(jue) 王道與(yu) 霸道的衝(chong) 突，即解決(jue) 理想主義(yi) 與(yu) 現實主義(yi) 的衝(chong) 突。在孔子看來，王道就是理想主義(yi) ，霸道就是現實主義(yi) ，肯定王道並不必然否定霸道，反之，肯定霸道也並不必然否定王道，王道霸道可以在一個(ge) 統一的“曆史觀法”中綜合起來，這一“曆史觀法”就是“實與(yu) 文不與(yu) ”的“《春秋》書(shu) 法”所揭示的“時中智慧”。按照這一“《春秋》書(shu) 法”的“時中智慧”，對霸道“實與(yu) 之”，即根據當時的曆史現實（天下大亂(luan) 各國攻伐不已生民塗炭）承認霸道比無道好，因霸道還可以有一個(ge) 建立在強力上的秩序，比國際無政府主義(yi) 下的相互殺戮好，因而有其時代的某種合理性，故“與(yu) 之”，即承認之；但對同一霸道事實，因其“以力服人”不“以德服人”，違背了人類的道德理想（《春秋》之“文”所體(ti) 現的王道理想），故根據《春秋》之“文”的王道理想“不與(yu) 之”，即不承認之。也就是說，對同一曆史事實，從(cong) 現實的層麵肯定其霸道的現實主義(yi) 價(jia) 值，同時又從(cong) 最高的理想上不承認這一霸道的現實主義(yi) 價(jia) 值。總而言之，孔子用這種“時中智慧”把本來矛盾衝(chong) 突之物（王道霸道）統一在一個(ge) 圓融無礙的“曆史觀法”中，使其不再矛盾衝(chong) 突，因而用這種“時中智慧”（公羊家又叫“治世義(yi) 法”）來具體(ti) 解決(jue) 政治現實中理想與(yu) 現實的關(guan) 係問題。這一“時中智慧”不是西方理性主義(yi) 非此即彼的二元對待觀念，也不是佛教建立在因果邏輯上的“體(ti) 用觀”，而是肯定理想又不否定現實，肯定現實又不否定理想，將理想與(yu) 現實統一起來的曆史智慧。我們(men) 現在可以運用孔子的這個(ge) 曆史智慧，來解決(jue) 當今中國文化的危機問題。

“實與(yu) 文不與(yu) ”現代化派──現代化派追求富國強兵，使中國逐漸學會(hui) 了“西用”，在近代帝國主義(yi) 列強瓜分中國的社會(hui) 達爾文主義(yi) 時代保住了中國不亡國，保住了中國人不亡種，有其正麵價(jia) 值，應該充分肯定，所以按照“《春秋》書(shu) 法”“實與(yu) 之”，即按照中國近代的曆史現實肯定之。由於(yu) 社會(hui) 達爾文主義(yi) 規則支配世界的曆史還遠未結束，在一定時間內(nei) 還將持續下去，所以“實與(yu) ”現代化派有其曆史的合理性，因為(wei) “落後挨打”是一種曆史的不公正，必須用正義(yi) 的力量（富強）去對抗不正義(yi) 的力量才能實現曆史中底線的或者說基本的公正。此外，“實與(yu) ”現代化派不僅(jin) 因為(wei) 現代化派使中國強大能夠救亡，還因為(wei) 現代化有某種人性的基礎，體(ti) 麵適度的物質需要是人的合理欲求，應得到滿足。隻要現代化不異化為(wei) 消費主義(yi) 、物質至上主義(yi) ，不破壞人的心靈秩序與(yu) 自然生態，就應該肯定之（“實與(yu) 之”）。儒家不是禁欲主義(yi) ，宋儒言“人欲之中是天理”，“天理”不在“人欲”之外，“人欲”達到了“中”就是“天理”。有人問朱子何為(wei) 天理何為(wei) 人欲，朱子答：“飲食，天理也；山珍海味，人欲也。夫妻，天理也；三宮六妾，人欲也。”所以，儒家不反對人合理的欲求，儒家在現實生活的層麵肯定現代化在人性上的某些正麵價(jia) 值。但是，現代化派在追求富強的過程中逐漸拋棄了中國文化的“體(ti) ”，打倒了中國文化的“教”（儒家文化），使中國的現代化喪(sang) 失了傳(chuan) 統文化價(jia) 值的指導，即喪(sang) 失了堯舜孔孟之道道德理想的指導，迷失了中國文化的發展方向，使中國在國際交往中喪(sang) 失了文化身份，使中國在自我認同上喪(sang) 失了文化自我，出現了嚴(yan) 重的“文化歧出”，導致中國漸漸淪為(wei) 西方文化的殖民地。針對這一情況，按照中國文化的王道理想（“文”）不讚同（“不與(yu) ”）現代化派，即按照中國文化為(wei) 本位的原則與(yu) 儒家堯舜孔孟之道的道德理想不承認現代化派追求富強有其最高的價(jia) 值合理性。也就是說，現代化派的基本理路是建立在“以力服人”的霸道基礎上和人的基本欲求上，雖有某種底線的社會(hui) 公正性與(yu) 低層的人性合理性，但不是建立在人類的道德理想上，所以按照人類的道德理想不承認現代化派所走的路。

“文與(yu) 實不與(yu) ”清流派──對清流派而言，正好相反，是“文與(yu) 實不與(yu) ”。清流派堅持中國文化本位的立場與(yu) 堯舜孔孟之道的理想不動搖，堅持學習(xi) 西方改革開放不能放棄中國文化的“體(ti) ”（精神價(jia) 值），堅持“保教”是“保國”“保種”的最高目的不能為(wei) 了“保國”“保種”而“亡教”，堅持中國在國際交往中必須要有明確的中國文化身份，堅持中國在民族國家的領域要有堅定的中國文化自我認同，堅持人類的道德理想高於(yu) 低層的人性欲望與(yu) 底線的社會(hui) 公正，堅持用“王道”轉化“霸道”改變社會(hui) 達爾文主義(yi) 的“叢(cong) 林規則”而“以夏變夷”，堅持中國文化是中國未來社會(hui) 政治的發展方向而不能走“文化歧出”的路解決(jue) 中國文化的發展問題。因此，按照《春秋》“不與(yu) 夷狄主中國”的文化本位原則與(yu) 堯舜孔孟之道所揭示的人類道德理想（“文”）讚同（“與(yu) ”）清流派。但是，清流派所堅持的中國文化本位立場與(yu) 堯舜孔孟之道的價(jia) 值理想在中國一百多年來的曆史進程中沒有得到具體(ti) 落實，清流派的中國文化本位訴求與(yu) 儒家的道德理想隻停留在口號的層麵而未能發為(wei) 廣大的社會(hui) 政治實踐，從(cong) 而未能矯正現代化派“文化歧出”的中國文化危機解決(jue) 方案，致使現代化派百年來偏至獨大得不到中國文化價(jia) 值理想的指導製衡而導致中國逐漸淪為(wei) 西方文化的殖民地。鑒於(yu) 此，按照中國一百年來的曆史現實不讚同清流派（“實不與(yu) ”），也即批評清流派，因為(wei) 清流派對中國一百年來日益嚴(yan) 重的“文化歧出”負有實踐上的連帶責任。

由上可見，在百年來中國文化危機的解決(jue) 之道上，按照“《春秋》書(shu) 法”的評判，現代化派與(yu) 清流派各有所得，又各有所失。那麽(me) ，當今中國文化的解決(jue) 之道又如何呢？答案很簡單，就是取現代化派與(yu) 清流派之所得，舍現代化派與(yu) 清流派之所失。具體(ti) 說來，就是在“《春秋》書(shu) 法”所揭示的“時中智慧”觀照下，將現代化派與(yu) 清流派辨證地統一起來，或者說圓融地結合起來，使一百年來中國知識分子道德理想的追求與(yu) 現實問題的解決(jue) 同時有機地存在於(yu) 心中不再衝(chong) 突，從(cong) 而使現實中有理想理想中有現實，即以現實承載理想以理想指引現實，結束中國百年來知識分子在回應西方挑戰上的嚴(yan) 重分裂，使中國知識分子在解決(jue) 中國文化危機的方案和道路上達成共識。也就是說，今後中國仍要走現代化派所走的路，因為(wei) 社會(hui) 達爾文主義(yi) 的霸道世界在短期內(nei) 不會(hui) 結束，而中國人過上體(ti) 麵適度的物質生活具有某種人性的正當理由。但是，中國的現代化是被西方列強與(yu) 西方世俗化逼出來的現代化，隻有反抗霸道的底線公正與(yu) 滿足物欲的低層價(jia) 值，而缺乏遠大的道德理想與(yu) 崇高的精神價(jia) 值，因此，需要清流派為(wei) 中國的現代化確立一個(ge) 道德理想的基礎，賦予中國的現代化超越的精神價(jia) 值，為(wei) 中國的現代化指出一個(ge) 正確的文化發展方向，把中國的現代化建成一個(ge) 有中國文化根基的體(ti) 現“天道性理”的道德的現代化。說得再具體(ti) 一點，在中國堯舜孔孟聖賢文化與(yu) 王道理想的指引下，中國的現代化具有了與(yu) 西方的現代化所不同的道德含義(yi) ，即中國的現代化擔負了改變西方社會(hui) 達爾文主義(yi) 規則（霸道規則）的曆史使命，因為(wei) 王道理想的實現是需要物質力量作基礎的（盡管王道不刻意追求物質力量，而中國的現代化是被外力逼出來的），然而無庸諱言，現代化本身即是一種強大的物質力量。因此，如果沒有清流派的道德理想指引，現代化的物質力量就會(hui) 變為(wei) 爭(zheng) 霸世界的惡的支配性力量，現代化就會(hui) 發展為(wei) 腐蝕人心、敗壞社會(hui) 、破壞生態與(yu) 宇宙和諧的不道德力量，因而現代化就不會(hui) 具有正麵的意義(yi) 與(yu) 價(jia) 值；反之，如果沒有現代化派的富強努力，清流派所追求的道德理想就沒有物質載體(ti) ，就缺乏物質力量去實現，因而理想再崇高也隻能掛空飄蕩，對人類曆史不會(hui) 產(chan) 生實際的影響。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上來看，中國現代化派與(yu) 清流派的結合統一不僅(jin) 具有中國意義(yi) ，也具有世界意義(yi) ，因為(wei) 隻有現代化派與(yu) 清流派的結合統一才能改變西方社會(hui) 達爾文主義(yi) 支配世界的曆史，從(cong) 而才能真正實現人類的最高理想──為(wei) 萬(wan) 世開太平。職是之故，現代化派與(yu) 清流派的結合統一，應該是中國知識分子克服百年分裂所達到的共識，這一共識構成了解決(jue) 當今中國文化危機的方案，這一方案的核心內(nei) 容就是：現代化中國化，而不是中國現代化；或者說現代化儒家化，而不是儒家現代化。然而，令人遺憾的是，當前的中國隻有前者而無後者，即隻有現代化而無中國化儒家化，中國的現代化還缺乏儒家道德理想的指引，清流派的中國文化本位訴求與(yu) 堯舜孔孟之道的價(jia) 值理想還未進入廣大中國知識分子的視野之內(nei) ，這不能不說是一件遺憾的事，這需要我們(men) 大聲呼籲，喚醒仍然迷茫在“文化歧出”道路上的中國知識分子。

因此，今後中國文化危機的具體(ti) 解決(jue) 方案就是現代化派與(yu) 清流派的結合，消除百年來中國知識分子內(nei) 部在解決(jue) 中國發展道路上的分裂，做到清流派承認現代化派的曆史合理性，現代化派也承認清流派的道德理想，百年來中國文化的危機才能解決(jue) 。現在，國際國內(nei) 形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已不是一百年前西方列強瓜分世界的帝國主義(yi) 時代，也不是中國迫在眉睫的救亡時代。在當時的曆史情景中，確實救亡壓倒一切，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聽不進清流派的呼籲，一邊倒地不顧一切地走現代化的救亡之路，這可以理解；現代化派與(yu) 清流派的分裂以及現代化派成為(wei) 中國思想與(yu) 改革的主流也情有可原。然而，在一百年後的今天，盡管國際關(guan) 係中弱肉強食的社會(hui) 達爾文主義(yi) 規則還未從(cong) 根本上改變，但對中國來說隻是隱性的威脅，顯性的瓜分世界的帝國主義(yi) 時代已經結束，因而中國百年來救亡的任務也基本結束，中國現在已進入了一個(ge) 和平崛起的時代。因此，在這一新的曆史情景中，中國繼續走現代化派所走的富強之路同時又堅持清流派高舉(ju) 的道德理想成為(wei) 可能，亦即既堅持中國文化為(wei) 本位以堯舜孔孟之道作為(wei) 立國之本同時又努力增強國家綜合國力走現代發展的路成為(wei) 可能。總之，促成中國現代化派與(yu) 清流派結合的曆史機緣已經到來：既堅持中國文化的“體(ti) ”和“教”不動搖同時又以開放的心胸學習(xi) 西方文化的正麵價(jia) 值已成為(wei) 可能，以儒家文化作為(wei) 中國文化的發展方向同時又積極吸收西方現代文明的正麵成果已成為(wei) 可能。唯有如此，將現代化派與(yu) 清流派結合起來，才能從(cong) 根本上克服百年來中國文化的歧出，才能防止中國文化的變質，才能把中國從(cong) 西方文化殖民地的重壓下解放出來，從(cong) 而才能真正解決(jue) 百年來中國文化麵臨(lin) 的最深刻最廣泛的危機。也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做到“不與(yu) 夷狄主中國”，才能真正保守住中國的自性特質，才能真正實現中國古聖賢“以夏變夷”文化理想，從(cong) 而才能使中國永遠是中國，中國文化永遠是中國文化！所以，現代化派與(yu) 清流派的結合就是當今中國文化危機的解決(jue) 之道。

結語：克服今次中國文化危機的希望

要克服今次中國曆史上前所未有的最深刻最廣泛的文化危機，雖然非常艱難，任重道遠，但我認為(wei) 仍然有希望，這一希望主要體(ti) 現在三個(ge) 方麵。第一個(ge) 方麵的希望：中國人不是《魯賓遜飄流記》中的“星期五”，中國有自伏羲畫卦以來六千五百年的文明史，有無數古聖先賢創造傳(chuan) 承的博大精深的優(you) 秀文化傳(chuan) 統，因此，我們(men) 中國人有值得自己自豪的曆史文化記憶。雖然近代以來中國人在救亡的壓力下出現了的悲觀與(yu) 失憶，但這隻是暫時現象，一旦曆史機緣湊合，中國人的文化自豪感與(yu) 曆史文化記憶就會(hui) 重新在心中複活，中國人就會(hui) 去追憶祖先的偉(wei) 大與(yu) 光榮，就會(hui) 去尋找中國的文化自我，就會(hui) 去確立中國的文化身份，就會(hui) 在個(ge) 體(ti) 生命、社會(hui) 生活與(yu) 政治製度等方麵回歸中國的文化自性。正是因為(wei) 這一原因，中國絕不會(hui) 像菲律賓、非洲、南美的一些國家那樣徹底改變自己原有的文化自性，變成一個(ge) 西方文化的國家，如菲律賓與(yu) 南美一些國家變為(wei) 天主教國家。現在中國的經濟實力已有所增加，中國西化的道路已走到盡頭，中國人的文化自豪感與(yu) 曆史文化記憶已經開始慢慢在心中複活，克服中國人百年來形成的文化悲觀與(yu) 文化失憶的曆史機緣已經到了，中國人現在應該在文化上站起來了！

第二個(ge) 方麵的希望：中國人有二千多年來解決(jue) 文化危機的曆史經驗與(yu) 儒學傳(chuan) 統。前麵已經講到，中國在晚清以前兩(liang) 千多年的曆史中曾經出現過三次文化危機，每一次文化危機最終都經過中國知識分子創立儒學的努力而得到解決(jue) 。雖然這一次中國文化危機的解決(jue) 難度要遠遠大於(yu) 中國曆史上任何一次中國文化危機的解決(jue) 難度，但我們(men) 相信，隻要中國知識分子不願自己的文化因歧出而變質，就會(hui) 去吸取中國曆史上解決(jue) 文化危機的經驗教訓，從(cong) 而用這些經驗教訓來指導當今中國文化危機的解決(jue) 。鑒於(yu) 此，當今中國知識分子隻有建立起足以克服百年來“中國文化歧出”的博大精深的新型儒學，才能解決(jue) 今次異常深刻而廣泛的文化危機。

第三個(ge) 方麵的希望：“亨廷頓的問號”說明當今中國文化雖然喪(sang) 失了自性，但還沒有最終定型，還存在著回歸自性的機會(hui) 和可能性。亨廷頓在《文明的衝(chong) 突與(yu) 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shu) 中引用了一個(ge) 世界文明的譜係圖，其中現在世界上存在的各大文明譜係與(yu) 文明定性都非常清楚，如埃及文明與(yu) 美索不達米亞(ya) 文明產(chan) 生了地中海文明與(yu) 迦南文明，發展到現在形成了明確的西方文明、東(dong) 正教文明與(yu) 伊斯蘭(lan) 文明；古印度文明發展到現在形成了印度文明；中華文明在演變過程中分為(wei) 兩(liang) 支：一支發展到現在形成現代的日本文明，一支在中國古代形成中國文明，而這一中國文明發展到現在已不知其文明的明確性質，即現在的中國文明既不是傳(chuan) 統的中國文明，又不是現在的西方文明，編譜係的人不知現在中國文明的明確性質是什麽(me) ，隻好以一個(ge) “？”來描繪現在中國文明的狀況。這樣，中華文明發展到現在變成了一個(ge) 缺乏文明自性且沒有文化自我的問號，這說明中華文明處在最危急的時刻，陷入了最悲慘的境地。你們(men) 想一想，一個(ge) 有著六千五百年輝煌曆史的偉(wei) 大文明發展到現在到底是什麽(me) 性質的文明都已經搞不清楚了，中華文明在漫長的曆史中形成的文化自性已經在現在的世界上不知不覺地消失了，這不是最大的文明悲劇又是什麽(me) ！但是，壞事可以變好事，當今中國文明的這個(ge) “？”說明了中國文明還沒有定型，還存在回歸與(yu) 塑造的巨大機會(hui) 和可能，所以中國晚現代化也許是上天對中國文化的一次考驗，未嚐不是好事，正如老子所說是“禍兮福所伏”。正因為(wei) 中國晚現代化，中國文化遭受到喪(sang) 失文化自性與(yu) 文化身份的巨大災難，這使中國人看到了一個(ge) 國家一個(ge) 民族喪(sang) 失文化自性與(yu) 文化身份的嚴(yan) 重性，一個(ge) 國家一個(ge) 民族喪(sang) 失了文化自性與(yu) 文化身份不管經濟再如何強大，都不可能有資格立於(yu) 世界民族之林。有了這種文化的危機感，就會(hui) 迫使我們(men) 去尋回中國文化的自性與(yu) 自我，去確立中國文化的身份與(yu) 認同，從(cong) 而迫使我們(men) 奮起努力避免象土耳其那樣成為(wei) 亨廷頓所說的文化上“無所適從(cong) 的精神分裂的國家”。所以這是一次對中國文化的挑戰，也是一次中國文化複興(xing) 的機會(hui) 。現在我們(men) 常說中華民族的偉(wei) 大複興(xing) ，而中華民族的偉(wei) 大複興(xing) 最重要的是中華文化的偉(wei) 大複興(xing) ，中華文化的偉(wei) 大複興(xing) 是中華民族偉(wei) 大複興(xing) 的基礎，一個(ge) 沒有文化自性的民族是不可能實現民族複興(xing) 的偉(wei) 大事業(ye) 的。從(cong) 長遠來看，現在國家與(yu) 國家間的競爭(zheng) 說到底是文化的競爭(zheng) ，喪(sang) 失文化自性與(yu) 文化身份的文化注定是沒有競爭(zheng) 力的文化，在文化的競爭(zheng) 中必然會(hui) 失敗。因此，尋回中國文化的自性與(yu) 自我，確立中國文化的身份與(yu) 認同，矯正百年來中國文化的歧出與(yu) 偏離，防止中國文化的異化與(yu) 變質，把中國文化從(cong) 西方文化的殖民地中解放出來，就成了解決(jue) 當今中國文化危機的當務之急。古人說士大夫最偉(wei) 大的事業(ye) 就是堯舜事業(ye) ，堯舜事業(ye) 就是複興(xing) 傳(chuan) 承中國文化的事業(ye) ，就是為(wei) 中國的現代化確立道德基礎與(yu) 文化方向的事業(ye) ，也就是宋儒張載所說的“為(wei) 往聖繼絕學，為(wei) 萬(wan) 世開太平”的事業(ye) 。在座的老師和同學都是士大夫，都不可推卸地肩負著複興(xing) 中國文化的時代使命和文化責任。孔子說：“悠悠萬(wan) 事，唯此唯大”，複興(xing) 中國文化就是當代中國知識分子“悠悠萬(wan) 事”中最大的事。前麵說的“亨廷頓的問號”必須改寫(xie) ，這個(ge) 問號在中國今後的曆史中可能被改寫(xie) 為(wei) “西方文明”，也可能被改寫(xie) 為(wei) “中國文明”，不會(hui) 永遠是問號。我希望今後西方人再編寫(xie) 人類文明譜係圖時，這個(ge) 打問號的地方被堂堂正正地寫(xie) 上“中國文明”。這個(ge) “中國文明”靠誰來寫(xie) ？不是靠西方人來寫(xie) ，而是靠我們(men) 中國人來寫(xie) ，靠我們(men) 今天在座的每個(ge) 同學用複興(xing) 中國文化的實際行動來寫(xie) 。這是我們(men) 每個(ge) 中國知識分子的時代使命與(yu) 文化責任，在此我願意與(yu) 在座的老師和同學們(men) 共勉！我的演講就到此結束，謝謝大家!

龍：感謝蔣慶先生深刻的演講，現在請諸位教授點評。

陳金全教授：蔣慶老師的演講可以認為(wei) 是21世紀的“中國文化宣言”，會(hui) 隨著時間的推移彰顯出其價(jia) 值。他對一百多年來中西文化衝(chong) 突和文化選擇的看法，對中國文化危機的揭示，對我們(men) 來說是一次警醒，這是一篇盛世危言！中國文化的危機也包括中國法律文化的危機，我們(men) 法律教育與(yu) 研究中也存在著“現代化派”與(yu) “清流派”的對立。我對蔣先生的演講基本上是肯定的，希望他能經常給我們(men) 大家傳(chuan) 達其思想研究的心得，以引起學界的爭(zheng) 鳴和反思！謝謝！

左開大教授：蔣慶教授是78級複辦的第一屆學生，我當時上馬克思主義(yi) 哲學課，現在還是講授馬哲，聽了今晚的講座思想反響很大。盡管西方成為(wei) 我們(men) 學習(xi) 借鑒的坐標，但作為(wei) 中國人，我們(men) 需要自己的文化，而我們(men) 現在的文化是缺乏文化自我的。蔣慶先生今晚的演講是對中國曆史文化的梳理和反思，不是標新立異。當然，我也有一個(ge) 問題，就是蔣慶先生如何看待中西文化的差異以及傳(chuan) 統文化與(yu) 現代文化的差異，因為(wei) 現代文化不僅(jin) 包括中國文化也包括西方文化，這與(yu) 傳(chuan) 統同文化為(wei) 本位是什麽(me) 關(guan) 係？謝謝！

孫長永教授：聽了今晚的講座有很大收獲，但也有疑問，中國第四次文化危機未能解決(jue) 的原因是受西方文化的衝(chong) 擊還是我們(men) 自己的文化已經不能適應國際競爭(zheng) 的新形勢？在激烈的全球一體(ti) 化競爭(zheng) 規則下我們(men) 能否心平氣和地建立自己的文化？謝謝！

鄭傳(chuan) 坤教授：首先對蔣慶先生維護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精神表示欽佩，但是我有幾個(ge) 疑惑，第一就是我感覺演講中表達的好像是一種文化決(jue) 定論，整個(ge) 社會(hui) 發展史幾千年的興(xing) 衰都取決(jue) 於(yu) 文化，而且誇大了精神層麵的文化所起的作用；第二個(ge) 就是不讚成關(guan) 於(yu) 複興(xing) 文化僅(jin) 僅(jin) 是士大夫的責任的觀點，中國文化的發揚知識分子發揮重要作用，但弘揚文化卻是每一個(ge) 人的責任；最後一個(ge) 就是關(guan) 於(yu) 王道文化，王道文化應該非常寬廣包容，平等、自由、民主的價(jia) 值理念是否應該容納在王道文化的價(jia) 值理念中？如果王道文化排斥了平等、自由、民主等價(jia) 值理念那不是成了霸道嗎？

龍：我也發表一下自己的看法，我對蔣先生代表的儒家文化價(jia) 值複興(xing) 的觀點表示一個(ge) 主流上的反對，在社會(hui) 思潮需要文化多元的形勢下，這種反思是有一定價(jia) 值的。但是總的來說，我認為(wei) 存在著以下三個(ge) 難以成立之處：一是存在一種不切實際的文化依戀，把中國一切問題都歸結為(wei) 文化問題，有些是要通過物質的、綜合的方式解決(jue) 的；第二是存在一種價(jia) 值層麵的文化反動，反對現代化的價(jia) 值，過分褒揚儒家文化價(jia) 值，認為(wei) 自由、平等、民主是西方文化的價(jia) 值，而非人類文化的價(jia) 值，沒有看到從(cong) 傳(chuan) 統文化價(jia) 值過渡到現代文化價(jia) 值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第三是解決(jue) 之道的含混和矛盾，“實與(yu) 文不與(yu) ”的解決(jue) 之道與(yu) “中體(ti) 西用”到底有何本質區別？

蔣：我簡單的綜合回應一下：因為(wei) 中國文化近一百年來受到巨大的扭曲與(yu) 摧殘，所以現在矯枉必須過正。這就如同一個(ge) 人在樹上反吊久了，下到地上來正著走反而不習(xi) 慣了，這就需要向他大聲疾呼在地上行走才是正確的，以前反吊是錯誤的。一百年來我們(men) 中國文化被西方文化解構了，解構的時間已經夠久了，我們(men) 現在的中國人已經習(xi) 慣了西方文化的解釋係統，特別是習(xi) 慣了按照西方直線曆史進步觀所解釋的中國近代史。所以我矯枉過正，提出了一種按照中國文化的解釋係統對中國近代史進行的新解釋，大家一時還不能適應，這可以理解。但是大家應該認識到，中國文化最大的悲劇莫過於(yu) 自身文化的解釋係統已經被西方文化徹底解構掉了，我們(men) 的心靈已被西方文化完全殖民了，我們(men) 自己已經不能按照自己的文化理念來看待我們(men) 的曆史了，我們(men) 一百年來都是按照西方文化的觀念來看待我們(men) 的曆史。正因為(wei) 如此，不同的解釋立場與(yu) 解釋標準當然就會(hui) 導致不同的結論，這就是我與(yu) 大家不一致的地方。其實很多人說我是儒家原教旨主義(yi) 、文化保守主義(yi) 或者文化頑固主義(yi) ，這些都不奇怪，因為(wei) 所站的文化立場和所用的解釋係統不同，當然結論差異就很大。我們(men) 現在很多知識分子不能超越“五四情結”，而“五四情結”正是我所說的“以西方文化解釋中國”，有“五四情結”的知識分子當然就不能理解“以中國文化解釋中國”了。我的演講就是“以中國文化解釋中國”，所以大家不理解也屬正常。近十多年來我的主要工作就是力圖“以中國文化解釋中國”，企圖恢複乃至重建中國文化自身的解釋係統，把中國文化的解釋係統從(cong) 西方文化解釋係統獨霸天下的壓迫中解放出來，使中國人能夠按照自己的文化看人生看社會(hui) 看曆史看世界。其實，我並不是一個(ge) 盲目的文化排外者，我隻是主張在中國回應西方文化的挑戰時必須以中國文化為(wei) 本位才談得上學習(xi) 西方文化的精華為(wei) 我所用，這正是我所推崇的“清流派”原則。至於(yu) 西方文化的具體(ti) 內(nei) 容，如民主、自由、法治、人權等，通過我們(men) 不卑不亢地冷靜分析其正負麵價(jia) 值，經過我們(men) 情感與(yu) 理性的選擇，是可以有條件有保留地接受的。我們(men) 今天不能再犯簡單“全盤拿來”的錯誤，即不能再犯百年來中國知識分子要就全盤接受西方要就全盤否定西方的錯誤，這就是我們(men) 前麵所說的百年來中國知識分子分為(wei) “現代化派”和“清流派”各執一端分裂對立不能調和的錯誤。我今天的演講隻是從(cong) 曆史文化的大脈絡中粗線條地勾勒出中國文化危機的性質、曆史以及解決(jue) 的基本方法，提醒大家認識中國文化危機的嚴(yan) 重性及其解決(jue) 的可能性，而對大家提出的許多問題不可能在此一一展開論證，有些問題我出版的書(shu) 中已有涉及，大家有興(xing) 趣可以具體(ti) 參閱我的相關(guan) 著述。我的回應就到這裏，謝謝大家！

（整理人：王書(shu) 瀚　孫寶剛　注：本文經蔣慶教授閱過）

作者惠賜儒家中國網站（www.biodynamic-foods.com）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