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曲阜孔子文化節·孔子學術會(hui) 堂·講演） 

一、何謂“政治儒學”傳(chuan) 統

（一）“政治儒學”的創立形成

“政治儒學”創立於(yu) 孔子晚年道不行，作《春秋》垂新王大法；（新王即孔子，84年餘(yu) 至曲阜孔廟仍受時學影響深怪曲阜孔廟孔子像為(wei) 帝王冕旒像，後習(xi) 《春秋》始知“孔子為(wei) 王”之義(yi) ，乃理解孔子為(wei) 高於(yu) 俗王之聖王，即孔子為(wei) 人類道德價(jia) 值之王，一切人類行為(wei) 必須遵從(cong) 孔子所定之新王大法。孔子以《春秋》魯國242年曆史代表一部人類史，以《春秋》孔子所定之王法作為(wei) 治理所有人類之萬(wan) 世法；“代表”即《春秋》所謂“托”，《春秋》托事明義(yi) ，即托魯國242年曆史以明人類理想政治之義(yi) ；所托之事即魯國242年曆史，所明之義(yi) 即人類理想政治。）形成於(yu) 公羊學對《春秋》經義(yi) 的獨特解釋；（公羊家謂：《春秋》有非常異義(yi) 可怪之論、《春秋》無通辭而詭其實以明其義(yi) 、《春秋》乃美人芳草記號密碼、《春秋》為(wei) 孔子王心獨斷筆則筆削則削遊夏之徒不能讚一辭 [《詩》《書(shu) 》《論語》等經典學生可助而讚辭，以協助老師完成經籍之編纂解釋，《春秋》則否。]）輔之以《詩》《書(shu) 》《禮》《易》諸經的今古文經學解釋。（今古文經學中均有”政治儒學”思想，如《毛詩》、《周官》諸古文經亦有豐(feng) 富深邃之政治儒學”思想，吾人今日欲全麵複興(xing) 儒學，固不當取消“家法”而混同今古不講，然亦不可偏執“家法”而一味以今詆古；關(guan) 鍵在知“家法”之分際，該講則講，不該講則不講，執中而已。）。因此，“政治儒學”可以說創立於(yu) 春秋，暗行於(yu) 戰國與(yu) 秦（父子師生口耳相傳(chuan) 與(yu) 抱遺經竄山林避挾書(shu) 令），形成於(yu) 兩(liang) 漢。 

（二）“政治儒學”的基本特征

“政治儒學”的基本特征是：從(cong) 外在天道的高度，自上而下地確立人類政治秩序的合法性，以及客觀地關(guan) 注理想政治禮法製度的建構，如王道政治三重合法性建構（王政）與(yu) 大一統禮樂(le) 刑政製度建構（王製）。此義(yi) 有三：⑴、天道是政治秩序合法性自上而下的最高外在標準，此區別於(yu) 以內(nei) 在心性自下而上作為(wei) 人類政治秩序的合法性標準；⑵、政治儒學雖承認政治禮法製度與(yu) 心性有關(guan) ，是體(ti) 現“心之德”之具（載體(ti) ），如禮之本是仁是和是敬等（仁、和、敬即是“心之德”），但認為(wei) 政治禮法製度畢竟是心性之外客觀的經驗之物，不從(cong) 心性中直接產(chan) 生或推出，必須自心性外客觀地經驗地建構。⑶、“政治儒學”按照天道理想建構政治禮法製度時，雖受曆史條件限製隻能有限地曲折地不充分地實現天道理想，但“政治儒學”畢竟是按照天道理想來建構政治禮法製度，故“政治儒學”的政治理念具有超越曆史的理想性與(yu) 永恒性。   

（三）“政治儒學”的傳(chuan) 承發展

“政治儒學”的傳(chuan) 承發展主要指“春秋公羊學”的傳(chuan) 承發展。孔子傳(chuan) 子夏，子夏傳(chuan) 公羊高，後傳(chuan) 荀子，至漢董仲舒、司馬遷、何休均傳(chuan) “春秋公羊學”而為(wei) “公羊學”大宗。此後，“春秋公羊學”因其已完成確立中國政治秩序合法性之曆史使命與(yu) 建構中國大一統客觀政治禮法製度之時代任務而沉寂，至清經由“常州學派”之莊存與(yu) 、劉逢祿、宋鳳翔而得複興(xing) ，至晚清為(wei) 回應西方政治與(yu) 文化之挑戰又經由龔自珍、魏源、廖平、康有為(wei) 、崔適而得發展。是故，以“春秋公羊學”為(wei) 核心的“政治儒學”，是孔子創立的中國儒學傳(chuan) 統中源遠流長的純正儒學傳(chuan) 統。

（四）“政治儒學”的式微衰落

康有為(wei) 之後，“春秋公羊學”雖有人從(cong) 古代思想史與(yu) 經學史角度撰文著述，如陳柱之《公羊哲學》與(yu) 段熙仲之《春秋公羊學講疏》，然均客觀研究介紹之作，未能因應中國的現實政治發揮“春秋公羊學”的“微言大義(yi) ”，致使“春秋公羊學”的“微言大義(yi) ”即孔子新王之萬(wan) 世法不再參與(yu) 中國曆史的創造，以“春秋公羊學”為(wei) 核心的“政治儒學”遂退出中國的曆史舞台，至今已有100多年的曆史。所以，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上說，“政治儒學”一百年來逐漸式微衰落。 

二、何謂“心性儒學”傳(chuan) 統

（一）“心性儒學”的創立形成

“心性儒學”創立於(yu) 孔子，傳(chuan) 承於(yu) 曾子與(yu) 子思子，發揚於(yu) 孟子，其所依據的經典是《論》《孟》《學》《庸》《易傳(chuan) 》。為(wei) 回應佛教心性論的挑戰，複興(xing) 於(yu) 唐之李翱、韓愈，至宋形成於(yu) 濂、洛、關(guan) 、閩；後至明陽明學達到高峰。 

（二）“心性儒學”的基本特征

“心性儒學”的基本特征是：從(cong) 內(nei) 在心性的角度自下而上地與(yu) 天合德，達到天人合一的神聖境界，以安頓人的精神生命，實現生命的終極意義(yi) 與(yu) 價(jia) 值，解決(jue) 人的心靈信仰問題。按照中國儒學的傳(chuan) 統術語，“心性儒學”是儒家的“安身立命之學”、“變化氣質之學”、“成德成聖之學”、“率性修道之學”、“正心誠意之學”、“止於(yu) 至善之學”、“返心複性之學”、“證悟良知之學”。 

（三）“心性儒學”的傳(chuan) 承發展

前麵所言“心性儒學”的形成過程，即是“心性儒學”的傳(chuan) 承過程。陽明學可以說是“心性儒學”的發展高峰。降及近代，第一代新儒家梁漱溟先生、熊十力先生、馬一浮先生起而複興(xing) “心性儒學”，第二代新儒家唐君毅先生、牟宗三先生、徐複觀先生又繼而發展“心性儒學”，當今第三代新儒家蔡仁厚先生、杜維明先生、王財貴先生、李明輝先生、羅義(yi) 俊先生、鄧小軍(jun) 先生等又從(cong) 而傳(chuan) 播弘揚“心性儒學”，使“心性儒學”成為(wei) 當今中國的顯學。可見，“心性儒學”自今傳(chuan) 承不斷，是孔子創立的中國儒學傳(chuan) 統中源遠流長的純正儒學傳(chuan) 統。

（四）“心性儒學”的式微衰落

從(cong) 表麵上看，通過近代以來幾代新儒家對“心性儒學”的傳(chuan) 承與(yu) 弘揚，“心性儒學”已成了當今中國的顯學。然而，新儒家發展到第二代，特別是牟先生之學，已經深受西方理性哲學特別是德國形上學中康德哲學與(yu) 黑格爾哲學的影響，從(cong) 傳(chuan) 統重生命體(ti) 認的“工夫論”的“心性儒學””歧出，把儒學變成了“思辨的概念形上學”。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上說，當今中國新儒家對“心性儒學”的新發展，不是真正站在儒家“心性儒學”的基本義(yi) 理上來發展，而是脫離儒家“心性儒學”的基本義(yi) 理來發展，因為(wei) 儒家“心性儒學”的基本義(yi) 理決(jue) 定“心性儒學”是當下的“生命體(ti) 認之學”，而非抽象的“概念思辨之學”。所以，中國新儒家對“心性儒學”的新發展不是真發展，而是脫離與(yu) 岐出。正是在這個(ge) 意義(yi) 上，我們(men) 說“心性儒學”在當今中國已經式微衰落。     

三、西學對儒學的全方位挑戰及回應之道

（一）西學對儒學在政治法律上的挑戰

    當今中國的政治法律理念與(yu) 製度，都是建立在西學上的，盡管這裏所說的西學有歐美傳(chuan) 來的西學與(yu) 俄國傳(chuan) 來的西學之別，然對於(yu) 中國儒學而言都是西學而非中學。中國今天的現實是：中國的政治法律理念與(yu) 製度在不斷西化，可以說中國在政治法律理念與(yu) 製度上已經成了西方文化與(yu) 西方學術的殖民地，國人普遍信仰自由人權而國家主張民主法治即是明證。陳寅恪先生認為(wei) ，一種學術的生命力必須體(ti) 現在國家的公私法律製度中，如果儒學的生命力不能體(ti) 現在當今中國的公私法律製度中，儒學的生命力就不複存在，就意味著儒學已經消亡。因此，西學對儒學在政治法律上的挑戰主要表現在西學的生命力體(ti) 現在當今中國的公私法律製度中，而儒學則隻作為(wei) 一種古代的知識之學退處在當今中國的公私法律製度之外，存在於(yu) 少數學者的學術研究領域和儒者心中，對當今中國的公私法律製度沒有影響。這是西學對儒學的最大挑戰。因為(wei) 從(cong) 儒學的性質與(yu) 傳(chuan) 統來看，儒學的義(yi) 理價(jia) 值不能隻存在於(yu) 少數學者的學術研究領域和儒者心中，必須落實到或者說體(ti) 現在國家的各種公私法律製度中。這樣，儒學才是活的具有生命力的儒學。

（二）西學對儒學在生命心性上的挑戰

西學對儒學在生命心性上的挑戰，主要體(ti) 現在研究儒學的中國學人延續近代以來“以西解中”的學術傳(chuan) 統，用各種西學的學說或者說解釋係統來解釋儒學，取消了儒學的自性特質，改變了儒學的文明屬性，使儒學成了“西方的儒學”而非“中國的儒學”。具體(ti) 到心性領域，比如梁漱溟先生用柏格森哲學來解釋儒學、馮(feng) 友蘭(lan) 先生用新實在論哲學來解釋儒學、徐複觀先生用自由主義(yi) 來解釋儒學、羅光先生用天主教神學來解釋儒學、李澤厚先生用人類學來解釋儒學、張祥龍先生用存在哲學來解釋儒學、牟宗三先生用康德哲學與(yu) 黑格爾哲學來解釋儒學，不一而足。其中，牟宗三“以西解中”的傾(qing) 向最為(wei) 明顯，如牟宗三先生說必須以康德哲學作為(wei) 儒學的“鋼骨”以支撐儒學，甚至說“不知康德就不知孔子”（孟子不知康德，孟子即不知孔子；孔子不知康德，孔子即不知自己。），並以黑格爾哲學建立著名的“良知坎限說”。在中國近代以來，儒學研究都在“以西解中”的學術傳(chuan) 統影響下進行，因西學在心性上沒有“工夫”問題，故“心性儒學”的“工夫論”在“心性儒學”研究中被忽略，沒有一派儒學研究“工夫論”，更遑論實踐“工夫論”了。雖然近代以來儒學研究的流派不少，有所謂新實在論儒學、自由主義(yi) 儒學、啟蒙主義(yi) 儒學、人文主義(yi) 儒學、天主教儒學、人類學儒學、存在主義(yi) 儒學、康德主義(yi) 儒學、黑格爾主義(yi) 儒學、馬克思主義(yi) 儒學，等等，但這些儒學都是“西方的儒學”而非“中國的儒學”，“中國的儒學”在中國已經不複在，儒學研究領域已經成了西方學術的殖民地！這就是當今西學對中國儒學在生命領域的最大挑戰，即對“心性儒學”的最大挑戰。

（三）西學對儒學全方位挑戰的嚴(yan) 重後果

以上西學在政治法律領域與(yu) 生命心性領域對儒學的挑戰，形成了當今中國儒學有史以來最嚴(yan) 重的全方位挑戰。與(yu) 古代中國儒學遭遇的挑戰相比，古代儒學遭遇的挑戰均未有當今中國儒學遭遇的挑戰嚴(yan) 重與(yu) 全麵。比如，春秋戰國儒學遭遇的挑戰來自本文明內(nei) 部文化的失調與(yu) 諸子學派的興(xing) 起，未如當今中國儒學遭遇的挑戰來自另外一個(ge) 異質而強勢的西方文明與(yu) 學術係統，故春秋戰國儒學遭遇的挑戰不如今次儒學遭遇的挑戰嚴(yan) 重；又如，唐宋時儒學遭遇的挑戰主要來自佛教進入中國後在生命心性領域造成的衝(chong) 擊，而不涉及國家的政治法律領域，故唐宋時儒學遭遇的挑戰不如今次儒學遭遇的挑戰全麵，即今次儒學遭遇的挑戰包括政治法律領域與(yu) 生命心性領域，具有全方位的性質。正因為(wei) 當今中國儒學遭遇到如此嚴(yan) 重的全方位挑戰，其後果亦相當嚴(yan) 重，這一嚴(yan) 重後果可以從(cong) 美國學者亨廷頓“文明衝(chong) 實論”研究中的“中國問題”看出。以下是兩(liang) 個(ge) 所謂“中國問題”。

⑴、亨廷頓對當今中國文明屬性是“？”號的看法

⑵、亨廷頓關(guan) 於(yu) 中國屬“精神分裂的國家”的看法 

（四）複興(xing) 儒學必須全方位回應西學對儒學的全方位挑戰

在當今中國，隻有全麵複興(xing) 儒學傳(chuan) 統，即同時複興(xing) “政治儒學”傳(chuan) 統與(yu) “心性儒學”傳(chuan) 統，兩(liang) 大儒學傳(chuan) 統同時並建，才能全方位回應西學對儒學的全方位挑戰，解決(jue) 西學對儒學全方位挑戰帶來的嚴(yan) 重後果，即解決(jue) 享廷頓所謂的“中國問題”。 

四、當今“政治儒學”的重建及其解決(jue) 的問題

（一）康有為(wei) 重建“政治儒學”的功績與(yu) 問題

康有為(wei) 重建“政治儒學”的功績主要體(ti) 現在康有為(wei) 重新發掘了以“春秋公羊學”為(wei) 代表的“政治儒學”傳(chuan) 統，使中國學人知道除宋明“心性儒學”傳(chuan) 統之外，中國儒學中尚有一創自孔子的源遠流長的純正儒學傳(chuan) 統，即“政治儒學”傳(chuan) 統。並在“春秋公羊學”的某些內(nei) 容上闡釋了“政治儒學”的義(yi) 理價(jia) 值。但是，由於(yu) 康有為(wei) 所處時代救亡的壓力與(yu) 康有為(wei) 對西方文明缺乏深入的了解，再加上康有為(wei) 在闡釋儒學時也存在“以西解中”的傾(qing) 向，康有為(wei) 在重建“政治儒學”上也存在嚴(yan) 重問題。這一嚴(yan) 重問題主要表現在康有為(wei) 以西方建立在普遍理性基礎上的自由民主理念與(yu) 製度為(wei) “人類公理”（康氏術語即“實理公法”），認為(wei) 這一自由民主的“人類公理”是所有人類可欲的普遍價(jia) 值，適用於(yu) 所有國家，當然也適用於(yu) 中國。在康有為(wei) 解釋“春秋公羊學”與(yu) 其他儒家經典時，往往以自由民主為(wei) “政治儒學”的應有之義(yi) 與(yu) 發展目標，如在《孟子微》中認為(wei) 議會(hui) 民主中國古亦有之且今當有之；又如解公羊“張三世”義(yi) 為(wei) 人類政體(ti) 之直線普遍發展，即據亂(luan) 世專(zhuan) 製----升平世君憲----太平世共和可見，故康氏反對共和不是因為(wei) 共和（民主政治）是西製而不符合儒家固有的義(yi) 理價(jia) 值，而是因為(wei) 中國尚處於(yu) 據亂(luan) 升平之世不能驟行共和，然共和（民主政治）在義(yi) 理價(jia) 值上絕然是中國政治的發展方向與(yu) 最終目標。（在這一問題上，即在以西方民主作為(wei) 中國政治的發展方向與(yu) 最終目標上，現代新儒家與(yu) 中國當今官方意識形態與(yu) 康氏實無區別。）因此，康有為(wei) 所謂的“孔子改製”，實際上是孔子“改中製為(wei) 西製”（君主立憲製即是西方民主製），而不是按照“政治儒學”內(nei) 在的基本義(yi) 理建立中製。總之，康有為(wei) 在政治改革上雖以“政治儒學”為(wei) 號召，實則以西方文化作為(wei) 中國文化的發展方向。可見，中國近代以來“儒學異化”與(yu) “文化歧出”的方向性大問題，康有為(wei) 可說是始作俑者。所以，當時的一些儒家人物批評康有為(wei) “貌孔心夷”、“以夷變夏”，不是沒有道理的。

（二）本人重建“政治儒學”的嚐試與(yu) 努力

本人重建“政治儒學”的嚐試與(yu) 努力，主要體(ti) 現在本人堅守“政治儒學”的基本義(yi) 理不動搖，不承認西方自由民主理念與(yu) 製度是適應一切國家的“人類公理”，因而在總體(ti) 上拒絕自由民主為(wei) 中國政治的發展方向與(yu) 最終目標（當然不排除在技術性的具體(ti) 細節上可以有選擇地對自由民主作工具性的吸收和接受），堅持按照“政治儒學”的基本義(yi) 理在“時為(wei) 大”的原則下解決(jue) 中國的政治發展問題，即以“政治儒學”的基本義(yi) 理作為(wei) 中國政治的基本原則與(yu) 發展方向，從(cong) 而建立起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政治理念與(yu) 政治製度，試圖解決(jue) 近代以來在“以西解中”傳(chuan) 統影響下政治上出現的“儒學異化”與(yu) “文化歧出”問題，在中國的公私法律製度中落實儒學的義(yi) 理價(jia) 值，使儒學真正具有政治上的生命力而活起來。因此，本人具體(ti) 提出了“王道政治三重合法性”的“政治儒學”理念與(yu) “儒教議會(hui) 三院製”的“政治儒學”構想，然因此理念與(yu) 構想理奧義(yi) 繁，此處不能提及，有意者可參看本人有關(guan) 論述。

（三）重建“政治儒學”能夠解決(jue) 當今中國麵臨(lin) 的“合法性危機”問題與(yu) “中國特色政治”問題

當今中國的政治秩序，麵臨(lin) 著“合法性危機”。此“合法性危機”主要表現在中國自近代以來效法西方文化建立來的政治秩序受西方政治的現代性與(yu) 世俗化影響，缺乏“超越神聖的合法性”；又因為(wei) 效法西方文化建立的政治秩序，是西化的政治秩序，故使中國的政治秩序缺乏“曆史文化的合法性”。一個(ge) 政治秩序如果缺乏“超越神聖的合法性”與(yu) “曆史文化的合法性”的支持，僅(jin) 靠“人心民意的合法性”的支持，不足以建立長期穩定和諧的政治秩序，即不能真正使國家長治久安，時時都處在“穩定壓倒一切”的焦慮中。因此，要建立長期穩定和諧的政治秩序，真正使國家長治久安，在獲得“人心民意的合法性”的支持的同時，還必須獲得“超越神聖的合法性”與(yu) “曆史文化的合法性”的支持。從(cong) 中國的儒學傳(chuan) 統來看，隻有“政治儒學”所推崇的“王道政治”具有天道、曆史、民意的“三重合法性”資源，能夠賦予中國的政治秩序以“超越神聖的合法性”與(yu) “曆史文化的合法性”，從(cong) 而使中國的政治秩序真正能夠長治久安。正是在這個(ge) 意義(yi) 上，我們(men) 可以說，重建“政治儒學”能夠解決(jue) 當今中國麵臨(lin) 的“合法性危機”問題。

其次，由於(yu) 當今中國的政治自近代以來受到“儒學異化”與(yu) “文化歧出”的衝(chong) 擊，在文明屬性上已經相當西化。當今中國的政治在基本理念與(yu) 製度建構上已經成為(wei) “西方的政治”而非“中國的政治”。因此，現在中國在政治上的追求必須回歸“中國的政治”，即必須克服中國近來以來政治上的“以夷變夏”而“棄夷返夏”。這裏所說的“中國的政治”就是“中國特色政治”，這裏所謂“中國特色”，主要不是指當下具體(ti) 的中國特殊國情，而是指中國獨特的曆史文化特質，即儒家文化特質。此處的“特”是“特”在文化上，不是“特”在現實上。所以，隻有回歸儒家文化，才能建立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中國的政治”，即“中國特色政治”，從(cong) 而克服近代以來中國政治秩序的西化，建立起具有中國文化自性特質的政治，消除掉亨廷頓關(guan) 於(yu) 中國文明性質的？號與(yu) 中國屬“精神分裂國家”的評判。要做到這些，就必須重建“政治儒學”，因為(wei) “政治儒學”本身就是具有中國文化自性特質的中國自身的學術傳(chuan) 統，“政治儒學”所主張的“王道政治三重合法性”中“曆史文化的合法性”解決(jue) 的正是“中國特色政治”的問題。由於(yu) “王道政治”將“曆史文化的合法性”上升到維係政治秩序長治久安的合法性高度，予以特別的強調，所以建立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中國的政治”本身就是“政治儒學”的追求。正是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上，我們(men) 可以說，重建“政治儒學”能夠解決(jue) 當今中國麵臨(lin) 的“中國特色政治”的問題。   

五、當今“心性儒學”的重建及其解決(jue) 的問題

（一）港台新儒家重建“心性儒學”的功績與(yu) 問題

從(cong) 近百年來中國儒學全方位崩潰的“花果飄零”悲慘處境來看，港台新儒家重建“心性儒學”的功績是巨大的。港台新儒家強調了儒學的“道統意識”，在歐風美雨鋪天蓋地的激烈反傳(chuan) 統時代，公開聲稱傳(chuan) 承儒學的價(jia) 值，挺身而出捍衛儒家的尊嚴(yan) ，在“五四”以來曆次反傳(chuan) 統反儒家的狂潮中，承續了儒學的命脈，挺立了儒學的精神。他們(men) 所處的時代已是西化盛行的時代，他們(men) 為(wei) 傳(chuan) 播儒學計，不得已要用西學的言說方式闡發儒學的價(jia) 值，所以唐君毅先生在《生命存在與(yu) 心靈九境》一書(shu) 的《序言》中感慨自己用西學的言說解釋方式闡發儒學的價(jia) 值是“既艱難自己，又艱難別人”。然而，為(wei) 傳(chuan) 播儒學采用西學的言說解釋方式雖是假用權法，但假用權法往往會(hui) 久假不歸，最終變為(wei) 真正相信西學的言說解釋與(yu) 價(jia) 值。前麵已言，牟先生之學深受西方理性哲學的影響，從(cong) 傳(chuan) 統重生命體(ti) 認的“工夫論”的“心性儒學”中歧出，使“心性儒學”變成了西學化的“思辨的概念形上學”，這導致了作為(wei) “生命體(ti) 認之學”的“心性儒學”式微衰落。因此，在“心性儒學”上，港台新儒學最大的問題就是改變了“心性儒學”的特質——“生命體(ti) 認之學”，放棄了“心性儒學”的中國特色——“工夫學”，使“心性儒學”異化為(wei) 西方化的“思辨的概念形上學”。這樣，通過港台新儒家對“心性儒學”的研究與(yu) 解釋不再能使中國學人走向心性體(ti) 認的生命實踐，“心性儒學”在港台新儒家的發展中（西化發展中）已名存實亡。 

（二）恢複“心性儒學”的“功夫學”以克服港台新儒家的“思辨的概念形上學”

    為(wei) 克服港台新儒家把“心性儒學”異化為(wei) 西學化的“思辨的概念形上學”，唯一的解決(jue) 之道就是恢複“心性儒學”傳(chuan) 統的“功夫學”，通過這一“心性儒學”的“功夫學”使“心性的體(ti) 證”成為(wei) 可能，從(cong) 而使“心性儒學”的中國特色——“生命體(ti) 認之學”得以恢複。所以，在“心性儒學”問題上，恢複生命體(ti) 認的“工夫學”是複興(xing) “心性儒學”的當務之急。 

（三）重建“心性儒學”以解決(jue) 當今中國麵臨(lin) 的“信仰危機”問題與(yu) “道德崩潰”問題

近百年來中國儒學的意義(yi) 價(jia) 值係統全麵崩潰，中國出現了“信仰真空”，“信仰真空”延續至今，導致中國出現了嚴(yan) 重的“信仰危機”。麵對這一“信仰危機”，西方傳(chuan) 入的各種世俗思想與(yu) 學說不能解決(jue) ，而整個(ge) 中國又不可能全民改宗成為(wei) 信奉基督教的國家。在這種情況下，唯一的解決(jue) 辦法就是重建“心性儒學”，因為(wei) “心性儒學”本身就是中國人的“安身立命之學”、“天道性命之學”、“成德成聖之學”、“止於(yu) 至善之學”、“返心複性之學”、“證悟良知之學”。“心性儒學”的最大功能就是解決(jue) 人的生命信仰問題，使人達到天人合一的神聖至善境界，實現生命的終極意義(yi) 與(yu) 價(jia) 值。所以，在當今中國，隻有重建“心性儒學”，才能使中國人以中國獨特的信仰方式與(yu) 信仰內(nei) 容來解決(jue) 當今中國麵臨(lin) 的“信仰危機”問題，而其他任何世俗的思想與(yu) 外來的宗教都不能以這種獨特的方式來解決(jue) 中國人的“信仰危機”問題。

由於(yu) 近百年來中國儒學的意義(yi) 價(jia) 值係統全麵崩潰，導致社會(hui) 生活層麵價(jia) 值虛無主義(yi) 盛行，出現了“道德崩潰”的局麵。古代中國也有儒學式微衰落的時代，但此時儒家文化未全麵崩潰，道德還存在於(yu) 社會(hui) 民間。古代的問題是有道德標準做不到社會(hui) 出現了問題，現在的問題是因為(wei) 儒家文化的崩潰中國人已不知道德的標準何在了！因此，要對治這一當今中國麵臨(lin) 的“道德崩潰”問題，唯一的辦法就是重建“心性儒學”，因為(wei) “心性儒學”在本質上就是“道德之學”，“心性儒學”所推崇的仁、義(yi) 、禮、智、信“五常”與(yu) 忠、孝、廉、恥、敬、讓、謙、和等都是人類必須遵守的普遍道德。然而，“心性儒學”所推崇的這些道德不是建立在世俗理性基礎上的一般道德，而是建立在天道天理與(yu) 性命良知上的具有超越性與(yu) 神聖性的道德，因而這些道德具有宗教的神聖永恒價(jia) 值，是人類生命的終極安頓與(yu) 依止。所以，隻有重建“心性儒學”才能解決(jue) 當今中國麵臨(lin) 的“道德崩潰”問題，其他世俗的規範與(yu) 思想均不能解決(jue) 這一問題，外來的宗教也不能解決(jue) 這一問題。這是因為(wei) 其他世俗的規範與(yu) 思想沒有宗教的超越性與(yu) 神聖性，從(cong) 而缺乏服從(cong) 的權威性，人們(men) 很難自覺遵守這些世俗的規範，而外來的宗教及其所推崇的道徳又不具有中國文化的特質，即不具有中國“曆史文化的合法性”，其服從(cong) 的權威性也要打許多折扣。所以，在當今中國，隻有“心性儒學”所推崇的道德才有能力解決(jue) 中國麵臨(lin) 的“道德崩潰”問題，因而重建“心性儒學”是解決(jue) 中國“道德崩潰”問題的當務之急。

戊子秋蔣慶於(yu) 龍場陽明精舍 

作者惠賜儒家中國網站（www.biodynamic-foods.com）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