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關(guan) 於(yu) 皇帝應怎麽(me) 稱呼生父的爭(zheng) 論

作者：吳鉤

來源：騰訊大家

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閏六月十八日戊辰

           耶穌2017年8月9日

親(qin) 愛的女兒(er) ，假如我問：宋英宗趙曙應該怎麽(me) 稱呼他的生父趙允讓呢？也許你會(hui) 脫口而出：當然是稱“父親(qin) ”了。如果我說：許多士大夫都堅持要宋英宗稱他生父為(wei) “伯”，你是不是覺得不可思議？以現代人的觀念，確實會(hui) 感到不可理解。但是，對於(yu) 宋朝人來說，這卻是必須明辯的政治原則，而且真的引發了一場曠日持久的大爭(zheng) 辯。——你大概已想到了，我今天要說的故事便是宋英宗朝的“濮議”。

宰相首倡“濮議”

趙曙是以宋仁宗皇太子的身份繼承皇位的，但他並不是仁宗的親(qin) 生子。仁宗皇帝生育的三個(ge) 兒(er) 子，都不幸夭折，隻好將皇兄濮王之子趙曙收養(yang) 於(yu) 宮中，立為(wei) 皇太子。嘉祐八年（1063），仁宗駕崩，英宗繼位。隻是英宗體(ti) 弱多病，禦宇之初，由曹太後垂簾聽政。次年，即治平元年才親(qin) 政。

英宗甫一親(qin) 政，宰相韓琦、參知政事歐陽修等執政大臣便上奏：“濮安懿王德盛位隆，所宜尊禮。伏請下有司議濮安懿王典禮，詳處其當，以時施行。”韓琦此舉(ju) ，明顯有迎合英宗心意之嫌，英宗生性純孝，當了皇帝，想讓生父濮王（已經去世）分享他的榮光，也是人之常情。但其時仁宗逝世未久，不適合討論崇奉濮王之禮，因此英宗下詔：“須大祥後議之。”意思是，等過了仁宗皇帝逝世二周年的“大祥”祭禮之後，再議此事。

治平二年（1065）四月，仁宗“大祥”之禮一畢，韓琦等人又舊事重提，於(yu) 是英宗下詔：“禮官及待製以上議崇奉濮安懿王典禮以聞。”

這明擺著是皇帝與(yu) 宰相欲尊崇濮王的意思，翰林學士王珪等人相顧不語，不敢先發聲。天章閣待製、知諫院司馬光自告奮勇，奮筆寫(xie) 了一份意見書(shu) 《議濮安懿王典禮狀》，大意是說：濮王與(yu) 陛下雖有天性之親(qin) ，但陛下能夠登極，富有四海，子子孫孫萬(wan) 世相承，卻是因為(wei) 繼承了仁宗皇帝之嗣，從(cong) 血緣上說，陛下是濮王之子，但在法理上，陛下卻是仁宗之子。建議按封贈親(qin) 王的先例，尊封濮王“高官大國”。

王珪等兩(liang) 製官將司馬光所擬《議濮安懿王典禮狀》呈交給宰相部門。宰相韓琦批複：“王珪等議，未見詳定濮王當稱何親(qin) ，再議。”王珪說，“濮王於(yu) 仁宗為(wei) 兄，於(yu) 皇帝宜稱伯。”以王珪為(wei) 代表的翰林學士認為(wei) ，根據禮法，宋英宗應當稱濮王為(wei) “伯”。時為(wei) 治平二年六月。

宋人的這一觀點，用柏楊的說來說，“我們(men) 現代人死也想不通”。但是，從(cong) 禮法的角度來看，卻是不難理解的，自世襲君主製確立以降，合法的皇位繼承，一直遵循兩(liang) 條原則：父死子繼；兄終弟及。從(cong) 來沒有由侄子繼承大位的道理。在法理上以仁宗為(wei) 父，構成了英宗繼位的合法性。否認這一點，等於(yu) 推翻了英宗登基的合法性。

而且，在古代君主製下，天子化家為(wei) 國，“不敢複顧私親(qin) ”，私人性的權利與(yu) 血緣關(guan) 係理應讓位於(yu) 公共性的禮法秩序，英宗皇帝既然從(cong) “小宗”（親(qin) 王一係）過繼為(wei) “大宗”（皇帝一係），獲得皇位繼承的合法性，那麽(me) 按宗法的要求，需要割舍“小宗”的名分，因而要求他割舍與(yu) 生父濮王之間的父子關(guan) 係（法理上而非血緣上），從(cong) 宗法上來說是不過分的。除非你有魄力不認這一套宗法，然而，如果不遵從(cong) 宗法，那今後的皇位繼承與(yu) 政治秩序，必定亂(luan) 了套，誰有實力，誰就可以自任皇帝。

我盡量用現代話語來解釋古代的宗法，不知道這麽(me) 說你是不是能夠理解。當然，這一宗法上的要求，顯然是違背了人之常情的，也肯定有違宋英宗的意願。

韓琦明白英宗心意，向皇帝提交了一份建議書(shu) ：“按《儀(yi) 禮》，‘為(wei) 人後者，為(wei) 其父母服。’即出繼之子，於(yu) 所繼生父母，皆稱父母。又漢宣帝、光武皆稱其父為(wei) 皇考。今王珪等議稱皇伯，於(yu) 典禮未見明據。請下尚書(shu) 省，集三省、禦史台官議奏（這段話我們(men) 先引述出來，後麵再解釋）。”建議書(shu) 盡管沒有明說，但意思非常明顯：皇帝應該以“皇考”稱呼他的生父濮王。英宗心領意會(hui) ，“詔從(cong) 之”。

這份建議書(shu) ，應該出自歐陽修的手筆。在宋英宗朝的這場濮議之爭(zheng) 中，宰相韓琦是始作甬者，也是“皇考”派的主將；參知政事歐陽修則是韓琦的理論旗手。

韓琦、歐陽修之所以要讓三省、禦史台參與(yu) 進“濮議”，原來是以為(wei) “朝士必有迎合者”，誰知他們(men) 誤判了形勢，百官集議之時，不但歐陽修的立論遭到禮官的迎頭痛擊，而且很多台諫官都選擇支持禮官與(yu) 兩(liang) 製官的意見，即都認為(wei) 英宗皇帝應該稱濮王為(wei) “皇伯”。

禮官的反對意見

執政團隊堅持稱“皇考”的理由有二：其一，《儀(yi) 禮》稱“為(wei) 人後者，為(wei) 其父母服”，意思是說，過繼給他人為(wei) 子的，要為(wei) 親(qin) 生父親(qin) 守孝一年。歐陽修據此推論說，可見“出繼之子，於(yu) 所繼生父母，皆稱父母”。其二，皇帝稱生父為(wei) “皇考”有先例，“漢宣帝、光武皆稱其父為(wei) 皇考”。

但這兩(liang) 個(ge) 理由都遭到禮官的反駁。

首先，從(cong) 《儀(yi) 禮》稱“為(wei) 人後者，為(wei) 其父母服”推導出“出繼之子，於(yu) 所繼生父母，皆稱父母”，在邏輯上是非常牽強的，因為(wei) “為(wei) 其父母服”隻是出於(yu) 敘述之方便，並無表示怎麽(me) 稱呼本生父母的含義(yi) 。因而，知製誥判禮部宋敏求、翰林學士判太常寺範鎮、天章閣待製司馬光都反駁說：“禮法必須指事立文，使人曉解。今欲言‘為(wei) 人後者，為(wei) 其父母之服’，若不謂之‘父母’，不知如何立文？此乃政府欺罔天下之人，謂其不識文理也。”

其次，雖然確實有漢宣帝、光武帝都稱其父為(wei) “皇考”的先例，但是，他們(men) 的情況與(yu) 宋英宗不同，漢宣帝是以昭帝皇孫的身份繼承皇位的，尊其生父為(wei) “皇考”，未亂(luan) “大宗”與(yu) “小宗”之分，不影響皇位繼承的合法性；光武帝則是起於(yu) 民間，誅王莽而得天下，雖名為(wei) 中興(xing) 漢室，實則與(yu) 開創基業(ye) 無異，就算他自立七廟，也不算過分，何況隻是尊其父親(qin) 為(wei) “皇考”。而英宗的情況，是以仁宗皇太子的身份，才得以繼承皇位，怎麽(me) 可以在仁宗之外，又尊一人為(wei) “皇考”？

不過，執政團隊質疑禮官所議“於(yu) 典禮未見明據”，卻是頗有殺傷(shang) 力。禮官宋敏求也不得不承認，“出繼之君稱本生為(wei) 皇伯叔，則前世未聞也”。韓琦與(yu) 歐陽修正是抓住這一點，反駁禮官的“皇伯”說。

禮官提出的“皇伯”說，其實是從(cong) “濮王於(yu) 仁宗為(wei) 兄”、“英宗過繼給仁宗為(wei) 子”推導出來的，而且，“今公卿士大夫至於(yu) 庶人之家養(yang) 子為(wei) 後者，皆以所生為(wei) 伯叔父久矣”，所以我們(men) 也可以說，禮官的主張雖然未見之明典，卻合乎邏輯與(yu) 民間禮俗。

同知諫院蔡抗、監察禦史裏行呂大防、侍禦史趙瞻、侍禦史範純仁、侍禦史知雜事呂誨、權禦史中丞賈黯等台諫官，都紛紛上疏，“乞如兩(liang) 製禮官所議”。蔡抗還當著宋英宗之麵，陳說禮法，說到激動處，滄然淚下，英宗也動容哭泣。

韓琦與(yu) 歐陽修大概也想不到禮官與(yu) 台諫官會(hui) 匯合起來反對“皇考”說，正不知如何應對之時，曹太後突然“以手書(shu) 責中書(shu) 不當稱皇考”。英宗看了太後手書(shu) ，“驚駭”，下詔說：“如聞集議議論不一，宜權罷議，當令有司博求典故，務合禮經以聞。”

發生在治平二年六月的第一次“濮議”遂草草收場，追崇濮王之禮的動議暫時不了了之。

台諫官再次挑起“濮議”

在英宗皇帝下詔叫停“濮議”之後，還有一些禮官與(yu) 台諫官陸續上書(shu) ，“堅請必行皇伯之議”。不過宋英宗都將這些奏疏“留中”，扣留下來，不發討論，希望平息爭(zheng) 端。

與(yu) 此同時，皇帝與(yu) 宰執也稍然為(wei) 第二次“濮議”做了一些準備：治平二年八月，英宗將同知諫院蔡抗改任為(wei) 知製誥，兼判國子監，因為(wei) 執政團隊“欲遂所建，以抗在言路不便之，罷其諫職”。九月，又將權禦史中丞賈黯改任為(wei) 翰林侍讀學士，出知陳州（今河南淮陽），任命書(shu) 發下來第十二天，賈黯便病逝了，臨(lin) 終前“口占遺奏數百言”，仍然堅持“請以濮王為(wei) 皇伯”。

轉眼到了治平二年十二月，冬至祭天大禮過後，侍禦史知雜事呂誨“複申前議，乞早正濮安懿王崇奉之禮”。呂誨說：國朝製度，凡軍(jun) 國大事，皆得二府合議。如今議崇奉濮王，隻看到中書(shu) 門下首倡，禮官、兩(liang) 製官、台諫官“論列者半年”，而樞府大臣卻恬然自安，裝聾作啞，這是怎麽(me) 回事？“臣欲乞中旨下樞密院，及後來進任兩(liang) 製臣僚同共詳定典禮，以正是非。久而不決(jue) ，非所以示至公於(yu) 天下也”。

英宗跟呂誨說：群臣反對朕尊濮王為(wei) “皇考”，想必是“慮本宮兄弟眾(zhong) 多，將過有封爵，故有此言”。

呂誨說：沒有這回事。想仁宗皇帝“於(yu) 堂兄弟輩尚隆封爵，況陛下濮宮之親(qin) ”，陛下若給濮邸封爵，誰敢說三道四？但尊為(wei) 皇考一事，關(guan) 乎禮法，不能不詳議。

隨後呂誨又連上七疏，要求再議濮王之禮。但英宗沒有同意（也許皇帝正在等一個(ge) 時機）。呂誨又說，既然陛下不采納台諫意見，那好，我不玩了，我辭職。但英宗又不批準辭呈。氣得呂誨暴跳如雷，轉而攻擊韓琦、歐陽修。

宋朝的台諫官有一個(ge) 特點，攻擊起執政官來，措詞都十分激切。比如呂誨痛罵宰相韓琦首倡濮議，教唆人主“欲稱皇考”，致使太後與(yu) 皇帝有嫌猜，“賈天下之怨怒，謗歸於(yu) 上”，必須罷去韓琦宰相之職，“黜居外藩”。他又痛罵參知政事歐陽修：“首開邪議，妄引經證，以枉道悅人主，以近利負先帝，欲累濮王以不正之號，將陷陛下於(yu) 過舉(ju) 之譏，朝論駭聞，天下失望”，請治歐陽修之罪，“以謝中外”。

另一位宰相曾公亮與(yu) 另一位參知政事趙概，因為(wei) 在“濮議”中不置可否，也受到呂誨的抨擊：“（曾）公亮及（趙）概備位政府，受國厚恩，苟且依違，未嚐辨正。此而不責，誰執其咎？”

呂誨不是一個(ge) 人在戰鬥。範純仁與(yu) 呂大防等禦史也紛紛上書(shu) 彈劾韓琦與(yu) 歐陽修。這大約是治平三年（1066）正月的事情。

此時，韓琦與(yu) 歐陽修也上書(shu) 自辯：本次“濮議”，禮官請稱皇伯，臣等認為(wei) “事體(ti) 至大，理宜審重，必合典故，方可施行”，而“皇伯之稱，考於(yu) 經史皆無所據”，才“欲下三省百官，博訪群議，以求其當”，陛下不欲紛爭(zheng) ，下詔罷議，但“眾(zhong) 論紛然，至今不已”。議者所堅持的“皇伯”說，其實“是無稽之臆說也”，為(wei) 何？“蓋自天地以來，未有無父而生之子也，既有父而生，則不可諱其所生者矣”。因此，自古以來，從(cong) 未有“稱所生父為(wei) 伯叔者”，稱之，則為(wei) “禮典乖違、人倫(lun) 錯亂(luan) ”。

▲韓琦像

韓琦與(yu) 歐陽修的觀點，顯然更容易為(wei) 現代人所理解，哪裏有不讓稱生身之父為(wei) “父親(qin) ”的道理？但歐陽修忘記了，按傳(chuan) 統宗法，血緣意義(yi) 上的父子關(guan) 係，與(yu) 法理意義(yi) 上的父子關(guan) 係，是可以相分離的。宋朝禮官堅持要辯明的，其實是濮王與(yu) 英宗在法理上的關(guan) 係。如果英宗在法理上以濮王為(wei) 父親(qin) ，那麽(me) 他的皇位繼承，便缺乏合法性；傳(chuan) 統禮法也將失去了論證皇位合法性的功能。

宋英宗本人，當然站在執政團隊一邊，“上意不能不向中書(shu) ”。但他沒有倉(cang) 促下詔采納宰相的意見，他還要等。等什麽(me) ？等曹太後的說法。

曹太後的調解

正月二十二日，曹太後突然給外廷下發了一道手詔：“吾聞群臣議稱，請皇帝封崇濮安懿王，至今未見施行。吾再閱前史，乃知自有故事。可令皇帝稱親(qin) ，仍尊濮安懿王為(wei) 濮安懿皇，譙國、襄國、仙遊（濮王的三位夫人）並稱後。”

曹太後的立場發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轉變，提議皇帝稱濮王為(wei) “親(qin) ”，並追尊濮王為(wei) “皇帝”。為(wei) 什麽(me) 曹太後突然倒向韓琦一方？當然是因為(wei) 宰相團隊的遊說。不久之前，韓琦借皇室祠祭的機會(hui) ，將歐陽修寫(xie) 的一道《奏慈壽宮劄子》，托宦官蘇利涉、高居簡轉給了曹太後。

在這道《奏慈壽宮劄子》上，歐陽修說明了之所以要尊濮王為(wei) 皇考的義(yi) 理與(yu) 先例，又簡述了禮官、台諫官與(yu) 執政官的爭(zheng) 論，禮官所議如何與(yu) 禮不合，台諫官如何無理取鬧，皇上與(yu) 宰相如何克製。然後筆鋒一轉，說，太後之前手書(shu) 讚成禮官的無稽之說，“臣等竊恐是間諜之人，故要炫惑聖聽，離間兩(liang) 宮，將前代已行典禮隱而不言，但進呈皇伯無稽之說，欲撓公議。”

曹太後深知皇帝與(yu) 宰相的心意，不欲朝廷因此而撕裂，隻好委曲求全，出麵調解政府與(yu) 台諫之爭(zheng) ，於(yu) 是便有了這道手詔。接到太後手詔，韓琦、歐陽修“相視而笑”。

隨後，宋英宗降敕：“朕麵奉皇太後慈旨，已降手書(shu) 如前。朕以方承大統，懼德不勝稱親(qin) 之禮，謹遵慈訓。追崇之典，豈易克當？且欲以塋為(wei) 園，即園立廟，俾王子孫主祭祀。皇太後諒茲(zi) 誠懇，即賜允從(cong) 。”詔敕的措詞非常謙抑、委婉，主要的意思有兩(liang) 個(ge) ：采納稱濮王為(wei) “親(qin) ”的提議；建濮王墳園，規格低於(yu) 皇帝陵園，實際上也即不敢尊濮王為(wei) “皇”。而“親(qin) ”字在古漢語中，既有專(zhuan) 指“父親(qin) ”之義(yi) ，也可以泛指親(qin) 人，皇帝采用這樣一個(ge) 模糊稱謂，也是想退一步，以期取得禮官與(yu) 台諫官的諒解。

皇帝能夠如願以償(chang) 嗎？

政府、台諫成水火之勢

“相視而笑”的韓琦與(yu) 歐陽修有點高興(xing) 得太早了，他們(men) 迎來的是禮官據“禮”力爭(zheng) 的反駁和台諫官更凶猛的攻擊。

判太常寺呂公著上書(shu) 說：“陛下入繼大統，雖天下三尺之童，皆知懿王所生，今但建立園廟，以王子承祀，是於(yu) 濮王無絕父之義(yi) ，於(yu) 仁宗無兩(liang) 考之嫌，可謂兼得之矣”，但是，稱濮王為(wei) “親(qin) ”，“於(yu) 義(yi) 理不安，伏乞寢罷”。

台諫官更是來勢洶洶，呂誨說：“先帝遺詔誕告萬(wan) 方，謂陛下為(wei) 皇太子，即皇帝位。四夷諸夏，莫不共聞。今乃複稱濮王為(wei) 親(qin) ，則先帝治命之詔不行，而陛下繼體(ti) 之義(yi) 不一。”越說越激動，乃至揚言：“稱親(qin) 之禮豈宜輕用？首議之臣安得不誅？”

不過在宋朝政治環境中，這種激切之詞，徒逞意氣而已，對韓琦與(yu) 歐陽修並無半點殺傷(shang) 力。倒是範純仁的一道奏疏，讓韓琦很是尷尬。

範純仁是這麽(me) 說的：“皇太後自撤簾之後，深居九重，未嚐預聞外政，豈當複降詔旨，有所建置？蓋是政府臣僚苟欲遂非掩過，不思朝廷禍亂(luan) 之原。且三代以來，未嚐母後詔令於(yu) 朝廷者。秦漢以來，母後方預少主之政，自此權臣為(wei) 非常之事，則必假母後之詔令以行其誌。今一開其端，弊原極大，異日或力權臣矯托之地，甚非入主自安之計。”直接對太後手詔的合法性提出質疑。

韓琦看到範純仁的彈奏之詞，委屈地對同僚說：“琦與(yu) 希文（範純仁父親(qin) 範仲淹）恩如兄弟，視純仁如子侄，乃忍如此相攻乎？”其實，這也是宋朝常見的政治風氣，朝堂之上相互攻訐的雙方，私底下很可能交情不錯，比如熙寧變法中的王安石與(yu) 司馬光；而公事上“同仇敵愾”的兩(liang) 個(ge) 人，也未必有什麽(me) 私誼，比如趙抃與(yu) 範鎮攜手反對王安石變法，私人關(guan) 係卻非常糟糕。

這個(ge) 時候，台諫官的進攻重點，也不再放在皇帝應怎麽(me) 稱呼濮王的問題上，而集中攻擊執政官非法溝通內(nei) 宮。呂誨再上一疏：“近睹皇太後手書(shu) ，追崇之典，並用衰世故事，乃與(yu) 政府元議相符，中外之議，皆以為(wei) 韓琦密與(yu) 中宮蘇利涉、高居簡往來交結，上惑母後，有此指揮。蓋欲歸過至尊，自掩其惡。賣弄之跡，欲蓋而彰。欺君負國，乃敢如此！”在這場“濮議”之爭(zheng) 中，呂誨前前後後上了二十六疏，是最堅決(jue) 、激烈反對“皇考”說的一位台諫官。

呂誨等台諫官又集體(ti) 提出辭職，“居家待罪”，不赴禦史台上班。英宗讓宰相發劄子促請禦史們(men) 赴台供職，但呂誨等人“繳還劄子”，“堅辭台職”，並稱“甘與(yu) 罪人同誅，恥與(yu) 奸臣並進”。

事情鬧到這個(ge) 地步，台諫與(yu) 政府已勢同水火，不可兩(liang) 立。

結局：慘淡的勝利

宋英宗問執政團隊，怎麽(me) 辦？歐陽修說：“禦史以為(wei) 理難並立，陛下若以臣等為(wei) 有罪，即當留禦史；若以臣等為(wei) 無罪，則取聖旨。”

英宗猶豫良久，決(jue) 定挽留執政官，斥逐台諫官。不過想了一想之後，又交待了韓琦一句話：“不宜責之太重也。”

“斥逐”是宋人說法，以渲染台諫官悲情。嚴(yan) 格來說，這隻是宋朝的一項憲製慣例：“有言責者，不得其言，當去”；若采納言官之議，則宰相辭職。這樣的憲製慣例旨在維持政府與(yu) 台諫之間的政治信任，就如議會(hui) 製下，議會(hui) 若是對政府發起不信任投票，並獲通過的話，那麽(me) 一般來說，結果要麽(me) 是解散議會(hui) （相當於(yu) 全體(ti) 議員辭職），重新大選；要麽(me) 是更換首相（相當於(yu) 原首相辭職），以此重建議會(hui) 與(yu) 政府的信任。

治平三年正月底，呂誨被罷去侍禦史知雜事之職，出知蘄州（今湖北蘄春）；範純仁出任安州（今廣西欽州）通判；呂大防免了監察禦史裏行之職，出任休寧（今安徽休寧）知縣。

侍禦史知雜事為(wei) 禦史台副長官，按宋朝慣例，其解官“皆有誥詞”，即需要知製誥起草人事任免狀。而宋朝的知製誥，有權拒絕起草誥詞，亦即封還皇帝的任免意見。當時值日的知製誥是韓維，他還兼領通進銀台司門下封駁事，有封駁敕命之權。韓琦知道這位韓姓本家很難纏，擔心他會(hui) “繳詞頭不肯草製，及封駁敕命”，所以耍了一個(ge) 手段，繞過知製誥起草誥詞的程序，將呂誨免職的敕命直接送到呂家。韓琦的做法，顯然是對政製的破壞。

韓維得知，果然氣得跳起來，上書(shu) 說：“罷黜禦史，事關(guan) 政體(ti) ，而不使有司與(yu) 聞，紀綱之失，無有甚於(yu) 此，宜追還（呂）誨等敕命，由銀台司使臣得申議論，以正官法。”又要求皇帝“召誨等還任舊職，以全政體(ti) ”。但英宗都不同意，“皆不從(cong) ”。

與(yu) 呂誨被免職同一日，同知諫院傅堯俞被任命為(wei) 兼侍禦史知雜事，接替呂誨的職務。但傅堯俞堅決(jue) 不接受新任命，說：我也上書(shu) 反對過稱濮王皇考啊，如今呂誨等人被逐，“而臣獨進，不敢就職”。英宗連下數諭挽留，但傅堯俞堅持“求去”。

最後，英宗不得不在三月份改任傅堯俞為(wei) 和州（今安徽和縣）知州。同一日，侍禦史趙鼎、趙瞻也因為(wei) 曾與(yu) 呂誨一起“居家待罪”而被免了禦史之職，分別通判淄州（今山東(dong) 淄博）、汾州（今山西汾州）。

知諫院司馬光上疏要求英宗召還傅堯俞等人，不獲同意，也提出辭職：“臣與(yu) 傅堯俞等七人同為(wei) 台諫官，共論典禮。凡堯俞等所坐，臣大約皆曾犯之。今堯俞等六人盡已外補，獨臣一人尚留闕下，使天下之人皆謂臣始則倡率眾(zhong) 人共為(wei) 正論，終則顧惜祿位，苟免刑章。臣雖至愚，粗惜名節，受此指目，何以為(wei) 人？臣入則愧朝廷之士，出則慚道路之人，藐然一身，措之無地。伏望聖慈曲垂矜察，依臣前奏，早賜降黜。”連上四封辭職報告，但英宗一直不予批準。

▲司馬光像

接替賈黯擔任禦史中丞的彭思永在“濮議”中表現並不活躍，隻上了一道由程頤代筆的《論濮王典禮疏》，讚同稱“伯”，反對稱“親(qin) ”。由於(yu) 表現不活躍，這位禦史台長官被同僚鄙視，認為(wei) 他“媕阿”。不過，在呂誨、呂大防、範純仁、趙鼎、趙瞻等台諫官被逐後，彭思永還是上書(shu) “請正典禮，召還言事者”，又“自求罷”，但英宗皆“不許”。第二年三月，彭思永給了歐陽修沉重一擊：檢控歐陽修與(yu) 兒(er) 媳婦亂(luan) 倫(lun) 通奸。剛剛繼位的宋神宗要他交待清楚信源，彭思永說，“帷薄之私，非外人所知，但其首建濮議，違典禮以犯眾(zhong) 怒，不宜更在政府。”此為(wei) 後話，略過不提。

呂公著也上書(shu) 諷諫英宗：“陛下即位以來，納諫之風未彰，而屢黜言者，何以風示天下？”請追還呂誨等人。英宗當然沒有聽從(cong) ，呂公著於(yu) 是也提出辭職，並且托病不上班，“家居者百餘(yu) 日”。皇帝派中侍至呂家慰問、敦諭，又請呂公著兄長呂公弼勸告，呂公著才回去上了幾個(ge) 月的班，隨後又上書(shu) 請辭。治平三年八月，英宗隻好應呂公著之請，將他外放到蔡州（今河南汝南）。

至此，曆時一年多的“濮議”之爭(zheng) ，以禦史台幾乎被“斥逐”一空而收場，皇帝與(yu) 宰相取得了有限的勝利：宋英宗不用以“皇伯”稱呼父親(qin) 濮王，但也不敢尊濮王為(wei) “皇考”，隻是含糊其詞地稱為(wei) “親(qin) ”。又過了不到半年的時間，治平四年（1067）正月，宋英宗便因病逝世了，“稱親(qin) ”也變得毫無意義(yi) 。這一在“濮議”中爭(zheng) 取來的勝利，可謂慘淡。

餘(yu) 話

為(wei) 了一個(ge) “怎麽(me) 稱呼親(qin) 爹”的問題，禮官、兩(liang) 製官、台諫官與(yu) 執政官爭(zheng) 執了一年半時間，連皇太後也卷了進來。不止一個(ge) 士大夫為(wei) 了堅持自己的立場，不惜辭職，自求貶斥。這件事，如果請今天的人來評說，也許都會(hui) 覺得莫名其妙：值得爭(zheng) 吵嗎？

學界對“濮議”的研究已相當透徹，但嚴(yan) 肅史學的研究成果，對於(yu) 公眾(zhong) 而言不過是隔閡的學術知識；而通俗的曆史敘述，往往又流於(yu) 淺薄，柏楊《中國人史綱》的解釋可作為(wei) 代表：“儒家思想，到了宋王朝，已開始僵化。歐陽修、韓琦都是最頑強的保守派，隻不過在父子至情上偶爾流露一點靈性，就立刻受到凶暴的待遇。”這麽(me) 說，分明是將司馬光、呂公著、範純仁等飽學之士當成了“傻缺”。

其實我們(men) 可以從(cong) 今人比較容易理解的法理學、政治學角度，解釋為(wei) 什麽(me) 會(hui) 發生“濮議”之爭(zheng) 。“濮議”首先是一個(ge) 法理問題，涉及皇位繼承的合法性。這一點，我們(men) 前麵已有所闡釋。

隨著爭(zheng) 論的進展，在台諫官全麵介入之後，“濮議”又逐漸演變成為(wei) 一個(ge) 政治學問題。對於(yu) 台諫官來說，“濮議”至少關(guan) 乎幾個(ge) 重大的政治原則：皇帝的意誌要不要接受禮法的約束？禮法的解釋權歸政府，還是歸禮官？執政集團的權力要不要受台諫掣肘？

實際上，在“濮議”之爭(zheng) 的後期，台諫官的關(guan) 切重點，也從(cong) “皇考”、“皇伯”稱謂的法理糾纏，轉移為(wei) 對君權、相權強化的警惕，包括呂大防彈劾宰相“臣權太盛、邪議幹政”；呂誨彈劾韓琦交結內(nei) 侍；範純仁質疑太後手詔合法性；韓維指責對呂誨的免職不合程序，呂公著反對宋英宗“屢黜言者”。

而對宰執韓琦與(yu) 歐陽修來說，以他們(men) 的兩(liang) 朝元老的身份，完全犯不著討好年輕的新皇帝，他們(men) 執意迎合英宗心意，也許是為(wei) 了襄助身體(ti) 羸弱、性格怯弱的新皇帝走出先帝光芒籠罩下的政治陰影，確立起強勢的君主權威。宋英宗繼位之初，由曹太後垂簾聽政，也是因韓琦極力催促，太後才撤簾，歸政於(yu) 英宗。

從(cong) 這個(ge) 角度來看，“濮議”之爭(zheng) ，如果宰相勝，則皇權與(yu) 相權將變得強勢，政府在皇帝的支持下，或者說皇帝在政府的支持下，更容易幹出他們(men) 想幹的事情。如果台諫勝，則皇權與(yu) 相權將會(hui) 受到更大製約，不容易做事情。

我們(men) 拉長曆史觀察的時段，會(hui) 將這個(ge) 問題看得更清楚。熙寧三年（1070）三月，宋神宗與(yu) 執政團隊討論青苗法，神宗問道：何以人言紛紜、反對青苗法？趙抃說：“苟人情不允，即大臣主之，亦不免人言，如濮王事也。”趙抃重提“濮議”舊事，是想向神宗申明一個(ge) 道理：一項政策，如果多數人反對，那麽(me) ，即便是宰相力主之，也不應當倉(cang) 促施行。

而王安石卻說：“先帝詔書(shu) 明言，濮安懿王之子不稱濮安懿王為(wei) 考，此是何理？人有所生父母、所養(yang) 父母，皆稱父母，雖閭巷亦不以為(wei) 礙，而兩(liang) 製、台諫乃欲令先帝稱濮安懿王為(wei) 皇伯，此豈是正論？”宋神宗為(wei) 英宗親(qin) 生子，立場當然傾(qing) 向於(yu) “皇考”派。但王安石這麽(me) 說，應該並不是為(wei) 了討好神宗皇帝，而是暗示神宗應當乾綱獨斷，厲行新法，無須理會(hui) 人言。

如果我們(men) 將曆史觀察的視界拉得更寬一些，把發生在明代嘉靖朝的“大禮議”也納進入參照係，問題就更清楚了。

明朝“大禮議”差不多就是宋朝“濮議”的重演，隻不過部分細節與(yu) 結局並不相同。正德十四年（1519），明武宗朱厚照突然駕崩，由於(yu) 武宗無子嗣，皇太後張氏與(yu) 內(nei) 閣大學士楊廷和選擇了與(yu) 皇帝血緣最近的武宗堂弟、興(xing) 獻王世子朱厚熜為(wei) 嗣君，這便是明世宗嘉靖帝。

朱厚熜繼位後，在如何尊奉父親(qin) 興(xing) 獻王的問題上，與(yu) 廷臣陷入了曠日持久的對峙。以楊廷和為(wei) 首的大臣堅持認為(wei) ，世宗以“小宗”入繼“大宗”，需要先過繼給明孝宗（明武宗之父）為(wei) 子，以獲得繼承皇位的合法性，因而，應該稱興(xing) 獻王為(wei) “皇叔考”；朱厚熜則堅持自己是繼承皇統，而不是繼承皇嗣，必須追尊父親(qin) 興(xing) 獻王為(wei) “皇考”。雙方爭(zheng) 執了三年，最後，朱厚熜順利追奉生父為(wei) “皇考恭穆獻皇帝”，而所有跟新皇帝唱反調的五品以下官員，被當廷杖責，廷杖而死者十六人。皇帝大獲全勝。

這一結局，既是明代權力結構中皇權處於(yu) 絕對強勢地位的必然結果；而且，皇帝的勝利，又進一步強化了皇權。在“大禮議”勝出之後，明世宗開始禦製文章，指斥宋代的司馬光、程頤為(wei) “罪人”、二人之論為(wei) “謬論”，又貶抑孔廟祀典，此舉(ju) 當然是為(wei) 了將士大夫把持的、隱然與(yu) 君權抗衡的“道統”壓製下來。

嘉靖朝“大禮議”也是明代內(nei) 閣製演化的一道分水嶺，之前權力相對強健、獨立的“三楊”內(nei) 閣、楊廷和內(nei) 閣不複出現，閣臣對皇權的依附性在“大禮議”之後更為(wei) 突出，哪怕像嚴(yan) 嵩、張居正這樣的權臣，對於(yu) 皇權的依附性也非常嚴(yan) 重，嚴(yan) 嵩需要給嘉靖撰寫(xie) “青詞”博取皇帝的青睞；張居正的權力也是來自類似於(yu) “攝政”的特殊身份，而不是正式的相權。

今天一些自稱秉持“自由主義(yi) ”的論史者，對明代“大禮議”中的楊廷和等士大夫冷嘲熱諷，卻看不出禮儀(yi) 之爭(zheng) 背後的法理學（道統與(yu) 皇權之法理關(guan) 係）與(yu) 政治學（內(nei) 閣與(yu) 皇帝之權力消長）要害所在，未免有點不識大體(ti) 。

責任編輯：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