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的“慎刑”傳(chuan) 統：宋朝處決(jue) 死囚前必做這七件事

作者：吳鉤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原載於(yu) “我們(men) 都愛宋朝”微信公眾(zhong) 號

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六月十二日癸巳

           耶穌2017年7月5日

資料圖

北宋有個(ge) 叫宋祁的大才子，就是那位以一句“紅杏枝頭春意鬧”令同僚驚豔的“紅杏尚書(shu) ”。他的父親(qin) 宋玘，曾在常州當了十年法官。每次有死刑犯即將處決(jue) ，宋玘必拿著判決(jue) 書(shu) 告訴囚犯：“爾罪應死，盡召家人，使之相見。”還給死囚安排了比較豐(feng) 盛的最後一餐。臨(lin) 刑之際，“囚皆叩顙感泣”。待犯人伏法後，又替他們(men) 請來僧人“誦經懺罪”。常州的死囚都很感念宋玘的恩德，對宋玘說，“若勿化有知，當為(wei) 宋府君作狗馬償(chang) 厚德。”

我們(men) 當然可以說，宋玘是一位很有同情心的法官。不過我這裏不準備過多強調個(ge) 人的美德，因為(wei) 宋玘所執行的，並不是他本人的獨創，而是一套宋人已在法律上確定下來的死囚“臨(lin) 刑關(guan) 懷”製度。根據宋朝的立法，這套“臨(lin) 刑關(guan) 懷”製度包括七個(ge) 層麵：

一、死囚被處決(jue) 之前，“仍先給酒食”，允許犯人的最後一餐吃好喝好；

二、“聽親(qin) 戚辭訣”，犯人享有在臨(lin) 刑前會(hui) 見親(qin) 人、進行人生告別的權利；

三、“示以犯狀”，即當眾(zhong) 宣讀犯人的罪狀、判決(jue) 、斷由（法律依據），不搞秘密宣判；

四、“不得掩塞其口”，即禁止用東(dong) 西塞住臨(lin) 刑死囚之口，要允許他說話；

五、若死囚“翻異（翻供喊冤），或其家屬稱冤”，必須中止行刑程序，快馬“遞申提點刑獄司審察”（《元豐(feng) 令》）；

六、死囚一般在未申時分（黃昏）行決(jue) ，“經宿乃許收瘞”，屍首第二天由親(qin) 屬領回收葬，官府不得阻撓；

七、沒有親(qin) 屬、家人的死囚，由官府給予體(ti) 麵的安葬，“諸囚死，無親(qin) 戚者，皆給棺，於(yu) 官地內(nei) 權殯，其棺並用官物造給，置磚銘於(yu) 壙內(nei) ，立牌於(yu) 上，書(shu) 其姓名”（《天聖令》）。

當然，宋玘的做法更加周全、更為(wei) 人性化，不但提醒死囚“盡召家人，使之相見”，還請了僧人來替被處死的犯人念經超度，這種指向終極關(guan) 懷的“臨(lin) 刑關(guan) 懷”精神，比之今日西方社會(hui) 允許神父進入監獄為(wei) 死刑犯禱告的人道主義(yi) 做法，毫不遜色。所以，我們(men) 不必奇怪為(wei) 什麽(me) 眾(zhong) 死囚要對宋玘“叩顙感泣”，甘願來生“作狗馬償(chang) 厚德”。

宋代的死囚“臨(lin) 刑關(guan) 懷”製度，並不是從(cong) 天下掉下來的，而是來自於(yu) 華夏的優(you) 良法製傳(chuan) 統。至遲在唐代，政府已經立法確立了“臨(lin) 刑關(guan) 懷”製度。《唐令•獄官令》規定：“諸大辟罪，並官給酒食，聽親(qin) 故辭訣，宣告犯狀，日未後（即黃昏）行刑”；“決(jue) 之經宿，所司即為(wei) 埋瘞，若有親(qin) 故，亦任收葬”；“諸囚死，無親(qin) 戚者，官給棺，於(yu) 官地埋瘞，置磚銘於(yu) 壙內(nei) ，立牌於(yu) 塚(zhong) 上，書(shu) 其姓名”。

五代時，軍(jun) 人專(zhuan) 權，烽煙四起，法紀也成為(wei) 一紙具文，以致“諸道州府刑殺罪人，雖有骨肉尋時，不容收瘞，皆令給喪(sang) 葬行人載於(yu) 城外，或殘害屍洌”。後唐的法官張仁彖不忍看到死刑犯被拋屍荒野，建議政府沿用唐令中的“臨(lin) 刑關(guan) 懷”原則。朝廷“從(cong) 之”。

資料圖

宋朝建立後，將唐代的“臨(lin) 刑關(guan) 懷”製度繼承了下來，並把它發展得更加完備，比如立法強調“不得窒塞（死囚）口耳，蒙蔽麵目”，這等於(yu) 從(cong) 法律上保障了死刑犯“臨(lin) 刑稱冤”的權利。唐代時，武則天曾將犯人封口處決(jue) ，破壞了“臨(lin) 刑稱冤”之製，宋朝的立法，是對武則天敗壞法製的撥亂(luan) 反正。

這一死囚“臨(lin) 刑關(guan) 懷”製度的背後，蘊藏著古老的“恤刑慎殺”司法理念。或者換個(ge) 說法，中國傳(chuan) 統文化深處的“恤刑慎殺”理念，催生出了死囚“臨(lin) 刑關(guan) 懷”的製度。我們(men) 的先人認識到，“人命至重，難生易殺，氣絕不續者也，是以聖賢重之”。人死不能複生，死刑一旦實施，便不能逆轉，所以不可不慎之又慎。正是出於(yu) 對人命的珍視，中華文明在很早時候就發育出“疑罪從(cong) 無”的思想，《尚書(shu) 》說，“與(yu) 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宋人蔡沈對這個(ge) 古老的司法原則作了一番解釋：“辜，罪。經，常也。謂法可以殺，可以無殺。殺之，則恐陷於(yu) 非辜；不殺之，恐失於(yu) 輕縱。二者皆非聖人至公至平之意。而殺不辜，尤聖人之所不忍也。故與(yu) 其殺之而還彼之生，寧姑全之而自受失刑之責。”我們(men) 今日的司法講究“既不放過一個(ge) 壞人，也不冤枉一個(ge) 好人”，但有時候兩(liang) 者是有衝(chong) 突的，不可兩(liang) 全其美，隻能在“可能枉”與(yu) “可能縱”中二選一，而我們(men) 的先人與(yu) 現代文明國家，都會(hui) 毫不猶豫地選擇“寧縱不枉”。

宋朝司法接受了“與(yu) 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的思想，比較注意恤刑慎殺。雖然宋代幾乎每年都會(hui) 判處二三千名犯了死罪的犯人死刑，但這些死刑犯的大多數最後都獲得了減刑，沒有被執行死刑。實際上被執行死刑的人數，每年不到一百人。

即使罪證確鑿，犯人必須以命抵罪，畢竟也是剝奪一條人命。對於(yu) 剝奪生命的極刑，古人表現出極大的敬畏，比如隻準許“秋後問斬”，一年之中有一大半的時間不能執行大辟之刑，因為(wei) 古人相信在春夏時節處決(jue) 犯人，違背了上天好生之德。而對於(yu) 即將被法律剝奪走的生命，古人也表現出起碼的尊重，比如建立一套死囚“臨(lin) 刑關(guan) 懷”製度。

北宋哲宗年間，由於(yu) 地方司法當局對這套“臨(lin) 刑關(guan) 懷”製度的執行不甚得力，比如有些州縣對臨(lin) 刑的死囚，“以紙錢厚蒙其首”，又有一大群執法人員圍著“傳(chuan) 呼鼓噪”，導致其“雖欲稱冤，無複有可言之理”，也妨礙了親(qin) 戚輩“與(yu) 囚辭訣”。朝廷認為(wei) “此其間不能無濫”，存在著濫殺犯人的司法腐敗，便派遣“諫官、禦史分決(jue) 諸城畿甸之獄”。

有一位叫做林旦的殿中侍禦史也領受了這項任務，但他告訴皇帝：“臣之此行，不過辦決(jue) 一時囚係而已。”意思是說，這種委派欽差大臣下去辦案的整風運動是治標不治本的，效果有限。

那麽(me) 什麽(me) 才是治本之策呢？林旦建議，朝廷應該“戒敕獄官，務在遵守”《元豐(feng) 令》所規定的“臨(lin) 刑關(guan) 懷”製度，“若尚敢違敕，令統轄官司覺察按劾，並許被苦之家申訴，立為(wei) 受理。不奉法者，並以違製論”。隻要嚴(yan) 格執行製度，“積年之弊，自此頓革，輦轂之下，無有冤人”。宋哲宗同意了林旦的建議，“詔刑部立法以聞”。

我們(men) 不敢說“臨(lin) 刑關(guan) 懷”製度自此便得以不折不扣地實行下去，更不能說宋代已實現了“輦轂之下，無有冤人”，不過應當承認，一千年前的政府，不但建立了一套相對完備的“臨(lin) 刑關(guan) 懷”製度，而且立法規定“不奉法者，並以違製論”，對違製的司法機關(guan) ，鼓勵台諫官彈劾，允許“被苦之家”控告，確實是難能可貴。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