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將中華帝國想象成一個(ge) 大公司（漢唐篇）

作者：吳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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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五月十九日辛未

         耶穌2017年6月13日

如果我們(men) 將“家天下”時代的郡縣製帝國想象成公司，那麽(me) 它顯然是一個(ge) 巨型的家族企業(ye) ，用明末大儒黃宗羲的話來說，帝王“視天下為(wei) 莫大之產(chan) 業(ye) ，傳(chuan) 之子孫，受享無窮”。皇室是這個(ge) 家族產(chan) 業(ye) 的唯一股東(dong) ，皇帝為(wei) 董事長，宰相則是皇帝聘請的CEO，率領一個(ge) 由官僚組成的職業(ye) 經理人團隊替皇上打理天下。這樣的權力框架，在秦漢時已經成型。

略去二世而亡的秦朝不計，漢帝國是“家天下”時代第一個(ge) 將家族產(chan) 業(ye) 維持了百年以上的長命王朝。我們(men) 的故事也從(cong) 漢代說起。

漢代：外戚與(yu) 宦官輪流專(zhuan) 政

漢武帝後元二年（公元前87年），漢帝國最具雄才大略的“董事長”劉徹去世，將龐大而危機暗伏的劉氏家業(ye) ，留給八歲的幼子劉弗陵（即漢昭帝）。在快要走到人生盡頭的時候，劉徹做了兩(liang) 件事：其一，殺了劉弗陵之母鉤弋夫人，因為(wei) 這位鐵腕帝王不希望在他死後，由於(yu) “主少母壯”，出現母後臨(lin) 朝、敗壞朝綱的局麵；其二，任命外戚霍光為(wei) “大司馬大將軍(jun) ”，輔弼幼帝劉弗陵，這裏顯示了劉徹對以宰相為(wei) 首的官僚集團的深度不信任，擔心日後若無親(qin) 貴輔佐年幼的皇帝，將會(hui) 發生皇權旁落的情況。

漢武帝是一個(ge) 對獨裁權力具有特別嗜好的皇帝，他當然不打算跟其他人分享統治漢家天下的權力，更不打算當一名垂拱而治的“甩手掌櫃”。本來漢朝在締造之初，尚談不上是一個(ge) 絕對集權的帝國，高祖劉邦除了保留秦代的郡縣製，還局部實行分封製，封國與(yu) 郡縣並存。封國有如母公司（帝國中央）旗下的子公司，具有法人資格，擁有自己的董事會(hui) 以及獨立的財政、行政權力；郡縣則如同總公司派出的不具備獨立地位的分公司。

而在帝國中央，另有分權，即皇室與(yu) 政府分化，皇室下麵有一個(ge) 小型的辦事機構，叫做“六尚”，即尚冠、尚衣、尚食、尚沐、尚席、尚書(shu) 。從(cong) 其名字就可看出，“六尚”處理的隻是皇帝的私人事務，隻處理內(nei) 廷事務；政府則由“三公”（丞相、太尉、禦史大夫）領銜，下設九卿、十三曹，處理全國政務。因此，我們(men) 不妨說，皇帝隻是主權象征，擁有帝國的所有權，但國家政務卻由宰相（CEO）執掌。宰相的權力非常大，“輔翼國家，典領百僚，協和萬(wan) 國”，都是宰相的職權。

皇室與(yu) 政府的分化，是國家治理結構成熟化的標誌。但這個(ge) 分權的治理結構並不牢固，如果皇帝不甘心垂拱而治，則很容易出現所謂的君權與(yu) 相權之爭(zheng) ，換句話說，就是產(chan) 權所有人與(yu) 經理層之間發生或明或暗的權力爭(zheng) 鬥。這一權力爭(zheng) 鬥幾乎貫穿了二千多年的“家天下”曆史，並觸發了帝國政製的一係列變動。本文想剖析的所謂“身邊人控製”也是由此產(chan) 生。

漢代的“身邊人控製”在武帝時代已露端倪。

雄才大略的劉徹在當上漢帝國總公司的“董事長”之後，決(jue) 心收回被子公司與(yu) CEO分走的權力，加強公司總部與(yu) 董事長本人的權勢。一方麵，他以“推恩令”徹底瓦解了封國的實力，又派遣“部刺史”分巡天下，強化中央對群縣的管控。另一方麵，他創設“內(nei) 朝”，任用尚書(shu) 、中書(shu) 、侍中、中常侍等皇帝身邊的親(qin) 信、近臣（即皇室“身邊人”），組成一個(ge) 非正式的顧問與(yu) 決(jue) 策班子，架空外朝宰相之權。自此帝國中央便有了內(nei) 朝、外朝之分。

法理上，外朝是帝國正式的管理隊團，行使的是法定權力；內(nei) 朝隻是皇帝的私人班子，並無治理國家的職權，但因為(wei) 內(nei) 朝諸人受到皇帝寵信，得以預聞政事，因而獲得了一種有實無名的、非正式的權力，我稱之為(wei) “隱權力”。內(nei) 朝的隱權力極大，可以與(yu) 外朝分庭抗禮，甚至淩駕於(yu) 外朝之上，宰相徒具名分而已。

這種現象，就是“身邊人控製”。由於(yu) 皇帝“身邊人”的隱權力缺乏名分上的合法性，隻能完全附依於(yu) 皇帝私人的關(guan) 係網絡上，當然要對皇帝惟命是從(cong) 。於(yu) 是通過對內(nei) 朝的駕馭，劉徹成功撇開外朝宰相，實現了君主獨裁。

漢武帝是個(ge) 魅力型領袖，馭下有術，在他治下，“身邊人”尚不致帶來嚴(yan) 重的問題。劉徹肯定也設想過“身邊人控製”的副作用，他去世前狠心殺了鉤弋夫人，就是要防止這名新皇帝最親(qin) 近的“身邊人”擅權亂(luan) 政。但是，劉徹似乎更不願意看到CEO團隊借著新皇帝年少無知之機，侵占董事長之大權，所以他又命外戚霍光為(wei) “大司馬大將軍(jun) ”，統領內(nei) 朝。

劉徹始料不及的是，時過境遷，原來完全依附於(yu) 皇權的“身邊人”，也會(hui) 變得位高權重，不但不受人主控製，甚至威脅到皇權的安全。如常由外戚充任的“大司馬”，在武帝時代隻是內(nei) 朝官，並無印綬、官屬，但大司馬挾外戚（皇室“身邊人”）的權勢，逐漸奪得統率政府的正式權力，到了西漢末期，大司馬已成為(wei) 外朝“三公”之首，位極人臣，權傾(qing) 朝野。最終葬送西漢政權的大司馬王莽，恰恰也是外戚。這便是“身邊人控製”的惡果。

王莽的新朝極其短命。光武帝劉秀繼承漢祚，建立東(dong) 漢政權，鑒於(yu) 之前大司馬篡權的亂(luan) 象，劉秀設“尚書(shu) 台”架空“三公”之權，一切政令皆經尚書(shu) 台稟陳皇帝，由皇帝裁決(jue) ，時人稱“雖置三公，事歸台閣”，“三公之職，備員而已”。“台閣”即尚書(shu) 台。劉秀重用尚書(shu) 台，不過是模仿劉徹故智，用的還是“身邊人控製”這一招。我們(men) 從(cong) 字麵上就可以理解，“尚書(shu) ”本是皇室秘書(shu) 的意思，協助皇帝整理文書(shu) ，身份卑微，很方便皇帝控製、指揮，現在劉秀將尚書(shu) 擴充為(wei) 尚書(shu) 台，作為(wei) 皇帝的辦事機構，以此架空宰相的權力，尚書(shu) 也就獲得了巨大的隱權力。在光武帝時代，“身邊人”尚不致亂(luan) 政，但錢穆先生說，這隻是人事好，而不是製度好。

很快，“身邊人控製”的惡果又爆發了。東(dong) 漢後期，由於(yu) 皇帝多是幼年登基，免不了出現母後柄權的情況，於(yu) 是太後的“身邊人”——外戚常常以“錄尚書(shu) 事”之銜入主尚書(shu) 台，把持朝政。尚書(shu) 也演變成為(wei) “出納王命，敷奏萬(wan) 機，蓋政令之所由宣，選舉(ju) 之所由定，罪賞之所由正”的權力中樞，而不再是皇帝的附庸。小皇帝成年之後，要奪回權柄，手法還是模仿乃祖，另行扶植寵信的“身邊人”，隻不過這時的“身邊人”換成了宦官。而宦官得勢之後，又複擅權亂(luan) 政。東(dong) 漢後期的政局，基本上就是外戚、宦官兩(liang) 批“身邊人”輪流專(zhuan) 政。

後來東(dong) 漢產(chan) 業(ye) 被門閥世族瓜分、顛覆，中國進入近四百年之久的戰亂(luan) 周期，直至李淵建立大唐政權，才迎來一個(ge) 較長時段的承平之世。

唐代：內(nei) 相擅權，宦官亂(luan) 政

現在說到唐朝。在大唐“李記公司”內(nei) ，董事長換成了李氏皇帝，CEO團隊的權力分配也發生了變化——宰相的權力一分為(wei) 三，由中書(shu) 省頒發政令；門下省主複核，如不同意政令，有權“封駁”；尚書(shu) 省則執行命令。中書(shu) 、門下、尚書(shu) 在漢代時都屬於(yu) 皇室私臣，現在卻成了政府的正式首腦，即李記公司的CEO，當然也就不再是皇帝“身邊人”了。

漢代出現的產(chan) 權所有人與(yu) 經理層之間的權力爭(zheng) 鬥，在唐代依然存在。為(wei) 了避免CEO團隊坐大、擺脫控製，李唐王朝的“董事長”所想到的招數還是起用“身邊人”。首先受到李氏皇帝青睞的“身邊人”是翰林學士。

翰林學士本來是由皇室供養(yang) 的伎藝人員，以供皇帝隨時“召入禁中驅使”，就如企業(ye) 的老板出錢養(yang) 了一班閑人，有事時讓他們(men) 提提建議，無事時則叫來下下棋。在唐高宗時代，皇帝已經常常將幾個(ge) 親(qin) 密的翰林學士召入宮中，“密與(yu) 參決(jue) 時政，以分宰相之權，時謂‘北門學士’”。唐玄宗即位後，於(yu) 開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置立學士院，專(zhuan) 掌內(nei) 廷命令，標誌著唐代“身邊人控製”的製度化。

此後，凡拜免將相、號令征伐、立皇後、定太子等重要詔書(shu) ，都由翰林學士起草，用白麻紙書(shu) 寫(xie) ，直接從(cong) 禁中發出，叫做“內(nei) 製”；而中書(shu) 省起草的文件，則用黃麻紙書(shu) 寫(xie) ，稱“外製”。翰林學士也因此有了“內(nei) 相”之名。顯然，皇帝是要以近臣（身邊人）來削弱外臣（CEO團隊）的職權。

翰林學士畢竟是飽讀詩書(shu) 的儒士，掌權後尚不致於(yu) 胡來，但這依然是因為(wei) 人事不壞，而不是因為(wei) 製度好。另一類“身邊人”——宦官一旦竊取了隱權力或正式權力，情況就不一樣了。唐代宦官在李世民時代隻是“門閣守禦，廷內(nei) 掃除，廩食而已”，但安史之亂(luan) 後，皇帝因猜疑武將而寵信宦官，宦官不僅(jin) 掌握內(nei) 廷機要，而且侵入外朝係統，擔任政府要職。

皇帝的本意是要扶植一個(ge) “身邊人”班底來牽製CEO團隊，防止權柄下移，但是“身邊人控製”就如一道不可逆的程序，一經啟動即無法製止，到後來，宦官權勢越來越大，以至於(yu) “迫肋天子，下視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不但CEO團隊的權力被架空，不少翰林學士也成了宦官的鷹犬，就連皇帝的生殺廢立，都操在宦官手中。

唐代的皇帝不是想以“身邊人”鉗製CEO隊團、從(cong) 而達到大權集於(yu) 董事長一身的目的嗎？但是他們(men) 低估了“身邊人”領悟權術的智力。我們(men) 發現唐代的宦官還發展出一套竊取隱權力的理論——晚唐時，有一個(ge) 叫做仇士良的大宦官總結說，不可讓皇帝有閑暇，皇帝一有閑暇就會(hui) 讀書(shu) 、接近儒臣，這樣一來，“吾屬恩且薄而權輕矣”；所以，要設法讓皇上沉溺於(yu) 聲色犬馬，與(yu) 外臣隔絕，不理朝政，如是，則“萬(wan) 機在我，恩澤權力欲焉往哉”。

仇士良的這套隱權力理論是從(cong) 自己的實踐中總結出來的，很有實用性，他弄權期間，“殺二王、一妃、四宰相，貪酷二十餘(yu) 年”，而“恩禮不衰”。皇帝以為(wei) “身邊人”更容易控製，但結果反被“身邊人”操控於(yu) 股掌之中。

本來漢代、唐代均已形成了比較成熟的“公司治理”結構、製度化的權力運作機製，即董事長與(yu) CEO團隊各安其位，董事長作為(wei) 公司所有人，把握重大決(jue) 策權，公司的日常治理，則交給專(zhuan) 業(ye) 的CEO團隊，用宋代一位官員的話來說，“權歸人主（董事長），政出中書(shu) （CEO），天下未有不治”。但雄猜之主常常猜疑經理人集團，意欲萬(wan) 事由自己一個(ge) 人說了算，為(wei) 了侵奪CEO之權，任用“身邊人”組成一個(ge) 非正式的班底。但結果，“身邊人”總是在得勢之後坐大，掉過頭來反噬董事長之大權。

縱觀漢唐二代出現的“身邊人控製”及其惡果，我們(men) 可以獲得一個(ge) 啟示：治理一個(ge) 龐大的組織，製度重於(yu) 人事。跟建立在成熟治理結構、製度化運作的CEO團隊相比，完全依賴於(yu) 人事的“身邊人”更容易失控，更不可靠。

責任編輯：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