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將中華帝國想象成一個(ge) 大公司（明清篇）

作者：吳鉤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布

           原載於(yu) “我們(men) 愛宋朝”微信公眾(zhong) 號

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五月二十日壬申

           耶穌2017年6月14日

如果我們(men) 將“家天下”時代的郡縣製帝國想象成公司，那麽(me) 它顯然是一個(ge) 巨型的家族企業(ye) ，皇室是這個(ge) 家族產(chan) 業(ye) 的唯一股東(dong) ，皇帝為(wei) 董事長，宰相則是皇帝聘請的CEO，率領一個(ge) 由官僚組成的職業(ye) 經理人團隊替皇上打理天下。

但是，且慢。明清時期的帝國可是沒有CEO……

明代的內(nei) 閣製與(yu) 太監禍國

漢唐時代的帝王，盡管欲收宰相的權柄，但宰相在法理上始終還是作為(wei) 政府的首腦存在著，皇帝的慣常做法隻是起用皇室“身邊人”，另立一個(ge) 非正式的領導班子，以分宰相之權。也就是說，不管這天下產(chan) 業(ye) 的所有權歸劉姓，還是歸李姓，至少在名義(yi) 上是由CEO負責具體(ti) 治理的。但這一延續了二千年的帝國治理框架到了明末，終於(yu) 被太祖朱元璋以鐵腕打破。

明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朱元璋誅殺了權力膨脹的左丞相胡惟庸，然後幹脆廢除宰相製，還下發詔書(shu) ：“今罷丞相，大權一歸朝廷，立法至為(wei) 詳善。以後嗣君毋得議置丞相。臣下敢以此請者，置之重典。”這就好比是，董事長下令廢掉CEO一職，以後由董事長本人兼任CEO。這當然是為(wei) 了達到“事無大小，鹹決(jue) 於(yu) 上”的獨裁目標。史家認為(wei) ，皇權專(zhuan) 製在明代發展至高峰，是有道理的。

四年後的洪武十七年（1384年），朱元璋又下命人鑄了一塊鐵牌，懸於(yu) 宮門，上麵銘刻著十一個(ge) 大字：“內(nei) 臣不得幹預政事，犯者斬！”內(nei) 臣，即宦官、太監。在這裏，我們(men) 可以發現明代的這個(ge) 開國皇帝，跟臨(lin) 終前殺了太子生母、又不得不倚重內(nei) 朝的漢武帝有著同樣的雙重焦慮：一方麵，擔心出現“身邊人控製”，另一方麵，又對以宰相為(wei) 首的執政係統充滿強烈的不信任感。朱元璋費盡心機要為(wei) 他的子孫打造一個(ge) 大權不容旁落的獨家控股產(chan) 業(ye) ，他能如願嗎？

將他的那份禁議置宰相的詔書(shu) ，跟那份禁太監預政的鐵牌放在一起來看，我們(men) 會(hui) 發現這簡直就是所謂的“第二十二條軍(jun) 規”，內(nei) 在的矛盾不可調和。

皇帝既然廢除了宰相製，自己攬過宰相之職權，這就要求每一任皇帝都必須具有宰相的才幹與(yu) 精力，但對於(yu) 世襲製下的君主來說，這差不多是不可能的。朱元璋本人倒是精力過人，尚可以做到親(qin) 裁政務，但也有忙不過來的時候，比如洪武十七年九月十四至廿一日，短短8天，內(nei) 外諸司呈送皇帝的奏章就有1160件，大大小小共請示了3291件政事。皇帝估計要長出八爪魚的手段，才能及時批示完全部奏章。所以皇帝需要一些助手。

助手從(cong) 哪裏找？朱元璋的做法是效仿唐代任用翰林學士的故例，在洪武十五年置立華蓋殿、武英殿、文淵閣、東(dong) 閣大學士，讓他們(men) “特侍左右，備顧問”，此為(wei) 明代內(nei) 閣製的濫觴。成祖朱棣上任明帝國董事長之後，開始從(cong) 翰林院中挑選一些“筆杆子”進入午門內(nei) 的文淵閣當值，參與(yu) 機務，標誌著內(nei) 閣製正式成立。

“內(nei) 閣大學士”的名字似乎很動聽，但說白了，不過是皇帝身邊的私人秘書(shu) 而已。終明一代，皇帝始終不肯給予內(nei) 閣學士高一點的品秩，一直都是五品，而且不準他們(men) 成為(wei) 政府的領袖，即所謂“不置官屬，不得專(zhuan) 製諸司。諸司奏事，亦不得相關(guan) 白”。這當然是皇帝出於(yu) 防止內(nei) 閣學士位尊權重、尾大不掉的考慮。皇帝安排給內(nei) 閣學士的職務是起草詔書(shu) ，以及替皇帝草擬批答奏章的意見稿，時稱“票擬”。“票擬”當然不算正式政令，需要皇帝用朱筆抄正（時稱“批紅”）之後，才具有法律效力。如此，皇帝既可以減少工作量，又能將權柄牢牢抓在自己手中。

但是，內(nei) 閣學士的正式職權雖低，但隱權力卻極大，因為(wei) 他們(men) “去天尺五，呼吸可通，大小萬(wan) 機，悉經心目，上之禮眷，殊於(yu) 百辟”，這樣的權力位置是極容易轉換成翻手為(wei) 雲(yun) 覆手為(wei) 雨的權勢的。所以後人說入閣辦事的大學士，雖無宰相之名，卻有宰相之實。明代內(nei) 閣也確實產(chan) 生了幾名位極人臣的權臣，如嘉靖朝的嚴(yan) 嵩、萬(wan) 曆朝的張居正，史書(shu) 說他們(men) “赫然為(wei) 真宰相”。——“身邊人控製”的痼疾還是無可避免地出現了。

“身邊人”擅權跟宰相執政，有一個(ge) 很大的不同：宰相的權力是製度授予的，而“身邊人”到底可以掌握多大的權力，卻不是取決(jue) 於(yu) 製度的規劃，因此隻能高度依賴於(yu) 私人的隱權力資源，嚴(yan) 嵩要在朝廷上呼風喚雨，唯有絞盡腦汁為(wei) 修道上癮的嘉靖皇帝寫(xie) “青詞”（道教舉(ju) 行齋醮時獻給上天的奏章祝文）；後來徐階取代了嚴(yan) 嵩的地位，也是因為(wei) “青詞”寫(xie) 得比嚴(yan) 嵩好；張居正欲把持朝政，則不能不勾結司禮監太監馮(feng) 保。

前麵說到，朱元璋立下嚴(yan) 令，禁止太監幹預政事。但他又廢了宰相製，還不許子孫議置宰相，後世隻好弄出一個(ge) 不倫(lun) 不類的內(nei) 閣製，來協助皇帝處理政務。可是內(nei) 閣學士畢竟不是宰相，隻是皇帝的秘書(shu) ，而內(nei) 閣與(yu) 居於(yu) 深宮的皇帝之間的文牘往來，通常又要經過太監中轉，所以太監權位趨重。

特別是，篡位上台的朱棣因猜疑官僚係統，任用“宦官出使、專(zhuan) 征、監軍(jun) 、分鎮、刺臣民隱事”；明中葉以後，皇帝又讓司禮監“掌章奏文書(shu) ，照閣票批朱”之權——這是因為(wei) 朱家皇帝越來越不成器，沉迷於(yu) 聲色犬馬，不理國政，於(yu) 是將“批紅”的辛苦活交給身邊的太監代勞——於(yu) 是“內(nei) 臣不得幹預政事”的禁令遂成廢話，正統年間，大權監王振幹脆將那塊鑄著這句廢話的鐵牌盜走了。

廢除宰相製的後果就是“內(nei) 閣之擬票，不得不決(jue) 於(yu) 內(nei) 監之批紅，而相權轉歸之寺人（即太監）”。於(yu) 是明代大權監輩出，“身邊人控製”的惡果非常嚴(yan) 重，如正統朝有王振禍國，成化朝有汪直弄權，正德朝有劉瑾專(zhuan) 政，天啟朝有魏忠賢稱“九千歲”。繼東(dong) 漢、晚唐之後，明代出現了帝製史上的第三波太監亂(luan) 政。與(yu) 漢唐稍有不同的是，明代太監操縱不了皇帝的廢立，反而高度依賴於(yu) 皇權，皇帝一旦翻臉，即使是權焰熏天的太監也立馬成了泥菩薩過江。

然而，太監雖然威脅不到大明皇帝的安危，但他們(men) 對忠良的迫害，跟士大夫的黨(dang) 爭(zheng) ，卻腐蝕了整個(ge) 王朝的根基。明亡，有太監集團的一份“功勞”。

清代的軍(jun) 機處與(yu) 董事長獨裁

現在，“家天下”的董事長換成了少數族裔的愛新覺羅氏。清代基本上繼承了明製，隻略加改造。就治理框架而言，清廷依舊不設宰相，繼續保留內(nei) 閣製。同時又將內(nei) 閣大學士的官階提至一品，正式授予大學士在名義(yi) 上“掌鈞國政，讚詔命，厘憲典，議大禮”之職。看起來，內(nei) 閣有點CEO的影子了。

事實上，內(nei) 閣當然不是大清國的CEO。乾隆就很不高興(xing) 臣工將內(nei) 閣學士稱為(wei) “相國”，特別澄清道：“夫宰相之名，自明洪武時已廢而不設，其後置大學士，我朝亦相沿不改。然其職僅(jin) 票擬承旨，非如古所謂‘秉鈞執政’之宰相也。”實際上，清內(nei) 閣的地位雖然提高了，實權卻大大縮小了，清初內(nei) 閣所票擬的內(nei) 容多是一些雞毛蒜皮大的“官民奏聞之事”，用人行政的建議權是不容大學士染指的。

清代前期的幾任董事長，從(cong) 康熙到乾隆，都有著過人的精力，用康熙的話來說，“今天下大小事務皆朕一人親(qin) 理，無可旁貸。若將要務分任於(yu) 人，則斷不可行。”說好聽點，這是“勤政”，說白點，就是獨攬朝政。但皇帝精力再旺盛，也有力不從(cong) 心的時候。所以康熙又設立“南書(shu) 房”，命翰林學士入值應召，常侍皇帝左右，以備顧問，有時也代皇帝撰擬詔令、諭旨，參預機務。說到這裏，你一定發現了，這個(ge) 南書(shu) 房簡直就是明初內(nei) 閣的翻版嘛。

雍正當董事長時，又創建了“軍(jun) 機處”。軍(jun) 機處也是皇帝的機要秘書(shu) 處，並不是正式的政府部門，不配置府衙，也不設正式職官，而是由內(nei) 閣大學士、各部尚書(shu) 、侍郎等大臣奉特旨應召，以“值日”、“兼職”的名義(yi) ，入值當差，供皇帝顧問。也就是說，軍(jun) 機大臣盡管參預機務，權柄極重，但皇帝並不打算賦予他們(men) 正式的宰輔之權，他們(men) 的預政大權隻能說是一種臨(lin) 時性質的權力。在法理上，軍(jun) 機處不能說是清帝國的CEO。清末的禦史張瑞蔭說得很清楚，“軍(jun) 機處雖為(wei) 政府，其權屬於(yu) 君”，“其弊不過有庸臣，斷不至有權臣”。

但是，但凡一個(ge) 跟皇權如此親(qin) 近的機構設立之後，運行日久，總是會(hui) 產(chan) 生製度化的慣性，進而生出一定的獨立性，加之世襲的君主不可能世世代代都具備高超的執政才能，於(yu) 是原來“召之即來、揮之即去”的皇權附庸，難免有了坐大的權勢。西漢的大司馬、東(dong) 漢的尚書(shu) 台如此，明代的內(nei) 閣亦是如此。

軍(jun) 機處也不例外，“權臣”還是要冒出幾個(ge) 的。比較典型的是道光朝的軍(jun) 機大臣穆彰阿，“固寵竊權”，“門生故吏遍於(yu) 天下，知名之士多被援引，一時號曰‘穆黨(dang) ’”。因為(wei) 權力膨脹，穆彰阿連皇上也敢蒙蔽。當時剛剛發生了鴉片戰爭(zheng) ，穆彰阿主和，東(dong) 閣大學士王鼎則主戰，為(wei) 刺激道光跟英國人放手一戰，王鼎“自草遺疏，劾大學士穆彰阿誤國，閉戶自縊，冀以屍諫”，但穆彰阿卻封鎖了王鼎自盡的原因，“滅其疏，別具以聞，上疑其暴卒，命取其原稿不得，於(yu) 是優(you) 昭憫惜”。

清代作為(wei) 自秦漢以來皇權最為(wei) 集中的一個(ge) 王朝（比明朝有過之而無不及），對“身邊人控製”是深為(wei) 警惕的，乾隆說過，“乾綱獨斷，乃本朝家法。自皇祖（康熙）皇考（雍正）以來，一切用人聽言大權從(cong) 未旁假。即左右親(qin) 信大臣，亦未有能榮辱人、能生死人者。”但這話有吹噓的成份。康熙初年的鼇拜專(zhuan) 政、乾隆朝的和珅弄權，都是親(qin) 信大臣“能榮辱人、能生死人”的“身邊人控製”現象。

皇帝想“事無大小，鹹決(jue) 於(yu) 上”，但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更是不合理的設想，明太祖朱元璋廢了宰相製，可謂為(wei) 中國傳(chuan) 統政製的一大倒退。黃宗羲說，“有明之無善政，自皇帝罷丞相始也”。明代之前的“權歸人主（皇帝），政出中書(shu) （宰相）”二元分權結構，才是合理的國家治理框架。

個(ge) 中道理，黃宗羲分析過：君主世襲，“天子之子不皆賢”，但如果君主僅(jin) 僅(jin) 作為(wei) 主權象征存在，而不親(qin) 細務，那麽(me) 即使是庸主也沒有關(guan) 係，因為(wei) 國家是宰相團隊在治理，而宰相是通過“選賢與(yu) 能”選拔出來，相對能夠保證質量，而且宰相幹不好的話大可更換掉，用晚唐賢相李德裕的話來說，“宰相非其人，當亟廢罷，至天下之政，不可不歸中書(shu) 。”

國家治理是如此，公司治理也當如此。一個(ge) 家族企業(ye) 在開創時期，創業(ye) 者因為(wei) 是企業(ye) 家，兼任CEO當然合情合理，但誰能保證企業(ye) 家的子子孫孫都有卓越的公司治理之才呢？所以長遠的發展，還得依靠一個(ge) 更專(zhuan) 業(ye) 的CEO團隊，有賴一個(ge) 可以“選賢與(yu) 能”的治理框架。

責任編輯：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