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經筵講論與(yu) 學術的多變

作者：陳居淵（複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來源：《中國哲學史》2014年第3期

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五月二十日壬申

          耶穌2017年6月14日

內(nei) 容提要：清代的經筵講論是以研經論史為(wei) 主要內(nei) 核的，是古代禮儀(yi) 製度嘉禮的一種習(xi) 禮活動，常常被認為(wei) 是一種禦前講席而被視為(wei) 官方正學，是“術”而非“學”，從(cong) 而被排斥在主流學術之外。其實，經筵講論本身具有傳(chuan) 統儒學與(yu) 經學的雙重特性，在某種意義(yi) 上可以說是傳(chuan) 統儒學與(yu) 經學的一種外延和互補，所以官方正學也是一種學術的體(ti) 現。它既是清代禮製文化政策的一個(ge) 重組成部分，也是清代學術多變的主要動因。

關(guan) 鍵詞：清代；經筵講論；學術

經筵講論作為(wei) 古代禮儀(yi) 製度嘉禮的一種，始於(yu) 漢唐時期帝王為(wei) 講經論史而特設的禦前講席，它在宋代被製度化後，為(wei) 元、明、清三代所沿襲。清代的經筵講論持續時間很長，從(cong) 清初順治十四年（1657）首開經筵，至鹹豐(feng) 十年(1860）最後一次舉(ju) 行經筵大典，大約持續了二百餘(yu) 年。以往有關(guan) 清代經筵講論的研究，較多的是集中在經筵製度與(yu) 清代的政治製度層麵，而對其與(yu) 學術層麵尤其是傳(chuan) 統儒學與(yu) 經學層麵的探索則不多見。本文對此作一些粗略的勾稽，以便深化對清代經筵講論與(yu) 學術關(guan) 係的研究。

一

就清韌的學術而言，大致可以分為(wei) 二種不同的學術取向：一是對王陽明心學的批評，重新恢複對程朱理學的信仰。二是修正王陽明的心學，維護其理學的價(jia) 值。然而這二種不同的學術取向的起因，恰恰都緣於(yu) 當時經筵對理學的講論，從(cong) 而成為(wei) 清代經筵講論與(yu) 學術多變的一個(ge) 重要特征。

眾(zhong) 所周知，崛起於(yu) 十六世紀初期的王陽明“心學”，以其“致良知”之說鼓動海內(nei) ，從(cong) 而打破了明代中後期意識形態程朱理學獨尊的格局，《明史·儒林傳(chuan) 一》所謂“嘉隆而後，篤信程朱，不遷異說者，無複幾人矣”。萬(wan) 曆以後，王門後學又各以“意見摻和，說玄說妙，幾同射覆，非複立言之本意”[1]，終於(yu) 導致王學的分化和諸流派的形成，明末也出現了顧憲成、高攀龍等人發端的“由王返朱”恢複程朱理學權威的聲浪。清初批判王學，尤其不遺餘(yu) 力。呂留良就表示：“今日辟邪，當先正姚江之非，而欲正姚江之非，當真得紫陽之是。”[2]陸隴其要求朝廷尊奉西漢武帝獨尊儒術那樣定程朱於(yu) 一尊，並以法令形式禁絕王學，即所謂的“吾輩今日學問隻是尊朱子，朱子之意，即聖人之意，非朱子之意，即非聖人之意”[3]。其實，這也正是清初經筵講論的重要內(nei) 容。如熊賜履在充任經筵講官時曾向康熙建議“非《六經》、《語》、《孟》之書(shu) 不讀，非濂、洛、關(guan) 、閩之學不講”，王士禛在《池北偶談》中記載說：“康熙庚戌七月，上召翰林學士熊賜履至瀛台進講‘道千乘之國’一章，繼講‘務民之義(yi) ’一章，上大喜，隨命取經筵日講儀(yi) 注以進。”對此，康熙在經筵上也多次強調“聯昨觀《大學》，格物二字最是切要工夫，蓋格物即宛轉理也”，“朕觀周、程、張、朱之書(shu) ，雖主於(yu) 明道，不尚辭華，而其著作體(ti) 裁簡要，晰理精深，何曾不文質燦然，令人神解意釋”，甚至認為(wei) “朱子洵稱大儒，非泛言道學者可比擬也”，“聯以為(wei) 孔孟之後，有禪斯文者，朱子之功最為(wei) 弘巨”。同時，康熙又升朱熹於(yu) 大成殿十配之次，明確表示支持程朱理學。可以說，清初之所以出現聲勢頗為(wei) 壯觀的批王返朱的學術聲浪，恢複和扶植程朱理學，朝廷的經筵講論起到了推技助瀾的作用。

不過，清初批判王學雖然是一種學術時髦，但是在清初學術界仍有黃宗馨、孫奇逢、李顒、李維等學者通過講學形式，從(cong) 事對王學的修正和張揚。梁啟超曾指出：“清初講學大師，中州有孫奇逢，關(guan) 中有李二曲，東(dong) 南則黃梨洲。三人皆聚集生徒，升堂講道，其形式與(yu) 中晚明學者無別。所講之學，大端皆宗陽明，而各有所修正”[4]。康熙十八年十月，翰林院學士崔蔚林撰有《大學格物誠意辨》講章一篇。在讀罷講章後，君臣之間就“格物”、“誠意”等理學範疇進行了罕見的直率討論。在對“格物”範疇的闡釋中，崔蔚林依據王陽明學說立論，主張“格物”是“格物”之本，“乃窮吾心之理也”，進而對朱熹提出質疑，認為(wei) “朱子解作天下之事物，未免太泛，於(yu) 聖學不切”。當康熙轉而論“誠意”時指出朱子解“意”字並不對時，崔蔚林仍然由王學出發，提出異議，聲稱“朱子以意為(wei) 心之所發，有善有惡，臣以意為(wei) 心之大神明、大主宰。至善無惡。”這場臣子與(yu) 皇上之間的學術之爭(zheng) ，實可視為(wei) 對清初王學家對以朱學為(wei) 基礎的儒學觀念的挑戰。當時康熙對崔蔚林的王學觀並無駁議，隻是以“性理深微，候再細看”暫時中斷了這場討論。十天之後，康熙又依據程朱之說對崔蔚林進行了反駁。指出：“天命謂性，性即是理。人性本善，但是意是心之所發，有善有惡。若不用存誠工夫，豈能一蹴而至，行遠自逛，登高自卑，學問元躐等，蔚林所言太易。”同時，康熙又就理學分野判定崔蔚林屬王學係統，並指出“蔚林所見，與(yu) 守仁相近。”[5]這樣一種認識，同樣也反映到編修《明史》中有關(guan) 王陽明學術地位歸屬的爭(zheng) 論。康熙開明史館，各地因進所著詩文中有《王守仁論》一篇，如何處理？眾(zhong) 說紛紜。據王士禛的回憶，他與(yu) 當時擔任史館總裁的葉方藹為(wei) 此“辨論反複至於(yu) 再四”，最後由康熙同意“守仁致良知之說與(yu) 朱子不相剌謬”[6]的提法才算有了公斷。所以毛奇齡說：“當是時，予辨陽明學。總裁啟奏。賴皇上聖明，直諭：守仁之學，遇高有之，未嚐與(yu) 聖學有異同也。於(yu) 是眾(zhong) 論始定。即史官尤侗作《陽明傳(chuan) 》，其後史斷亦敢坦坦以共學適道，取‘學道’二字歸之陽明。”[7]也正因此，既然朝廷意旨已明，而那些為(wei) 王學爭(zheng) 正統的學者也紛紛為(wei) 王學重新定位並影響到一些著名文土。如王土禎說：“王文成公為(wei) 明第一流人物，立德、立功、立言皆踞絕頂[8]。朱彝尊認為(wei) ：“文成先生揭良知之學，投荒裔，禦大敵，平大難，文章卓然成一家之言，傳(chuan) 所稱三不朽者，蓋兼有之。”[9]毛先舒也說：“王守仁之功名學術皆卓牽光大，表表千古，而議者多貶之，謂其成功用詐。又詆其學術為(wei) 異端，嗟乎，何其甚哉。”[10]張大受幹脆說：“萬(wan) 裏龍場路，斯文二百秋。良知從(cong) 此辟，大業(ye) 更誰伴。”[11]這一種對王學的正麵肯定的意向持續發醇，如乾嘉時期學者馬平泉、焦循、法式善、王芑孫等對“致良知”說社會(hui) 價(jia) 值的肯定與(yu) 褒揚，性靈派詩人袁枚、孫原湘、舒位等對王學事功的認同與(yu) 崇尚，其淵源同樣可以追溯到清初經筵講論對王學的評價(jia) 和討論。

二

清代學術由理學轉向傳(chuan) 統經學，是清代經筵講論與(yu) 與(yu) 學術多變的又一個(ge) 重要特征。乾嘉時期，程朱理學雖然仍然被定為(wei) 一尊，如乾隆三年頒諭禮部，籌備舉(ju) 行經筵講學，重申：“朕惟《四子》、《六經》，乃群聖傳(chuan) 心之要典，帝王馭世之鴻模。”乾隆五年，再次倡導讀宋儒之書(shu) ，精研理學，認為(wei) “有宋周、程、張、朱子，於(yu) 天人性命大本林原之所在，與(yu) 夫用功節目之詳，得孔孟之心傳(chuan) ，而於(yu) 理欲、公私、義(yi) 利之界，辨之至明。循之則為(wei) 君子，悖之則為(wei) 小人。為(wei) 國家者，由之則治，失之則亂(luan) ，實有禪於(yu) 化民成俗，修己治人之要。”甚至認為(wei) 凡“自逞臆見，肆詆程朱，甚屬狂妄”，“足為(wei) 人心學術之害”。然而，乾隆也未必完全信從(cong) 理學。如乾隆四十七年二月仲春經筵的論題為(wei) 《大學》的“此之謂絮矩之道”一句，朱熹將“絮”解釋為(wei) “度”，“矩”解釋為(wei) “方”，乾隆則認為(wei) 朱熹的解釋不確，應當解釋“忠恕”，這也成為(wei) 後來乾嘉之學者解釋“絮櫃”之濫觴。如焦循認為(wei) “孔子謂之仁恕，《大學》以為(wei) 絮矩，此實伏羲以來聖聖相傳(chuan) 之大經大法”。阮元則將解釋為(wei) “孔子之道皆於(yu) 行事見之，非徒以文學為(wei) 教也”，這無疑是進一步完善乾隆經筵禦論對“絮矩”的解釋了。又如乾隆五十四年仲春經筵的論題為(wei) 《論語·述而》“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昧”一節，朱熹引《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解釋說：“聖人聞《韶》須是去學，不解得隻恁休了。學之亦須數月方熟。三月，大約隻是其久，不是真個(ge) 足頭九十日，至九十一日便知肉昧。”對朱熹的這樣一種解釋，乾隆甚為(wei) 不滿，認為(wei) “夫子天縱之聖，何學而不能？而必於(yu) 《韶》也，而學之以三月而後能乎？蓋三月為(wei) 一季，第言其久耳。而朱子且申之以九十一日知味之說，反複論辯不已。籲，其去之益遠矣”，乾隆譏朱熹不明夫子真諦。甚至對方苞、李紱那樣的理學名臣嚴(yan) 加訓斥，從(cong) 而表示出對程朱理學的懷疑。

正因為(wei) 如此，乾隆雖然仍尊奉理學為(wei) 基本國策，支持和扶植程朱學說外，還承認傳(chuan) 統經學的合法地位，並通過經筵講論的形式，鼓勵和支持傳(chuan) 統經學研究。如乾隆十年（1749)11月頒諭，責成九卿、督撫舉(ju) 潛心經學的純樸淹通之土。公開表彰無錫學者顧棟高對《春秋左氏傳(chuan) 》的研究為(wei) “績學之功”[12]，以經明行修之土，授國子監司業(ye) 。乾隆又曾召見吳鼎、梁錫嶼麵諭雲(yun) ：“汝等以經學保舉(ju) ，聯所以用汝等去教人。大學士、九卿公保汝等，是汝等績學所致，不是他途幸進。”[13]著名經學家惠棟也以“博通經史，學有淵源”，為(wei) 兩(liang) 江總督黃廷桂、陝甘總督尹繼善列名薦牘。對此，惠棟聲稱“為(wei) 漢魏六朝，唐宋以來所未行之曠典”。同時，乾隆又以開四庫館整理、考訂古典文獻為(wei) 契機，提倡探求“先聖先賢之微言大義(yi) ”，強調“窮經為(wei) 讀書(shu) 根本”，戴震首以布衣人翰林，一時上自名公巨儒，下逮博士學究，無不以考訂經籍為(wei) 己任。正是在這樣一種時代氛圍中，經學自然成為(wei) 衡量學者才能的主要評判標準。一大批有經學專(zhuan) 長的學者先後被選人各級政府機構。據筆者統計：從(cong) 乾隆十年到嘉慶二十四年的各次會(hui) 試中，所取進士中的著名經學家就有莊存與(yu) （乾隆十年）、盧文召（十七年）、王鳴盛、錢大昕、紀昀、朱筠、王昶（十九年）、畢沅（二十五年）、趙翼（二十六年）、任大椿（三十四年）、邵晉涵、孔廣森、程晉芳、孔繼涵（三十六年）、金榜（三十七年）、王念孫、戴震（四十年）、章學誠（四十三年）、錢塘、武億(yi) 、莊述祖（四十五年）、顧九苞（四十六年）、孫星衍（五十二年）、洪亮吉、阮元、淩廷堪（五十五年）、張惠言、王引之、郝懿行、胡秉虔、莫與(yu) 儔(chou) （嘉慶四年）董桂新（七年）胡承珙、馬瑞辰、黃承吉（十年）劉逢祿（十九年）胡培翬（二十四年）等三十五人，他們(men) 幾乎囊括了乾嘉時期經學研究的全部精銳。而其中的紀昀、朱筠、王昶、畢沅、阮元等不僅(jin) 經學造詣精湛，而且還仕宦顯達，內(nei) 列卿京外任督撫。成為(wei) 當時推動經學研究的領袖人物。清人張星監說：“乾隆中，大興(xing) 朱氏（朱筠）以許、鄭之學為(wei) 天下倡，於(yu) 是士之欲致身通顯者，非漢學不足見重於(yu) 世，向之漢、宋並行者，一變而為(wei) 專(zhuan) 門名家之學。”[14]後來李慈銘也有類似的觀察。他說：“高宗盛時，首辟經學，薦書(shu) 兩(liang) 上，鶴車四出。然得官者五人：顧、陳、吳、梁。”[15]這與(yu) 乃祖康熙開設博學鴻儒科以網羅漢族名士，一時朱彝尊、毛奇齡等經學名家也紛紛入選。同時，還公開表彰閻若璩、胡渭對《尚書(shu) 》和《周易》研究所作出的突出貢獻，分別予以“一字無假”和“耆年篤學”的高度評價(jia) ”，致使當時儒者“鹹以為(wei) 榮”。認為(wei) “治天下以人心風俗為(wei) 本，欲正人心、厚風俗，必崇尚經學”的學術理念一脈相承。可見，清代傳(chuan) 統經學的複興(xing) ，與(yu) 清初以來的經筵講論有著直接的聯係，它不僅(jin) 預示了以程朱理學為(wei) 主體(ti) 的經筵講論被傳(chuan) 統經學所取代，而且會(hui) 通漢宋的學術取向也將隨之呼之欲出。

三

清代學術研究的漢宋兼采，同樣是清代經筵講論與(yu) 學術多變的重要特征之一。乾隆提倡研究傳(chuan) 統經學，不等於(yu) 說是完全放棄程朱理學的基本國策，而在一定程度上是為(wei) 了進一步強化文化統治。他在繼位的第五年就諭內(nei) 閣說：“今之說經者，間或援引漢唐籠疏之說，夫典章製度漢唐諸儒有所傳(chuan) 述，考據因不可廢，而經術之精微，必得以宋儒參考而闡發之，然而聖人之微言大義(yi) ，如揭日月而行也。聯願諸臣研精宋儒之書(shu) ，以上溯《六經》之閫奧，涵泳從(cong) 容，優(you) 遊漸漬，知為(wei) 灼知，得為(wei) 實得。”這顯然是在暗示學術研究應該會(hui) 通漢宋，兼取漢宋學術的精華，漢宋之間不應有所謂的“門戶之害”。其實，早在康熙年間，經筵講官蔡世遠就曾經提出“漢儒有傳(chuan) 經之功，宋儒有體(ti) 道之實”[16]，這可視為(wei) 清初學界最早會(hui) 通漢學與(yu) 宋學術關(guan) 係的說明。乾嘉之際，戴震也曾說“聖人之道在六經，漢儒得其製數，失其義(yi) 理；宋儒得其義(yi) 理，失其製數。”[17]王念孫稱讚劉台拱的經學研究說：“蓋端臨(lin) 邃於(yu) 古學，自天文律呂至於(yu) 聲音文字，靡不該貫，其於(yu) 漢宋諸儒之說不專(zhuan) 一家而唯是求之。”[18]漢學家這種對漢宋學術不專(zhuan) 一家的認識，逐漸轉變為(wei) 持漢宋學術之平。如老壽的精於(yu) 校勘之學的盧文弨“篤於(yu) 內(nei) 行，服膺宋儒，潛心漢學，實事求是”[19]。錢大昕視朱熹承接孔孟的嫡傳(chuan) 。他說：“孔孟已遠，吾將安歸？卓哉紫陽，百世之師。方敬立誠，窮理致知。由博返約，大醇無疵。”[20]段玉裁就直接主張以宋學補漢學之闕漏。他說：“今日大病在棄洛、閩、關(guan) 中之學不講，謂之庸腐，而立身苟簡，氣節敗，政事蕪。天下皆君子而無真君子，未必非表率之過也。故專(zhuan) 言漢學，不治宋學，乃真人心世道之憂。”[21]姚文田則認為(wei) 學術異同不能為(wei) 狹隘固守的學術研究，他說：“宋諸儒之功，無一日不在於(yu) 天壤。至其著述之書(shu) ，豈得遂無一誤，然文字小差，漢、唐先儒亦多有之，未足以為(wei) 詣病。今之學者，粗識訓沽，自以為(wei) 多，輒毅然非毀之而不顧，此何異井蛙跳梁而不見江海之大也。”[22]朱珪在《禦製讀皐陶謨恭跋》一文中說：“理與(yu) 《大學》互相發明，臣謹推演聖意，協於(yu) 六經之精義(yi) 者若此。”[23]《知足齋文集進呈文稿》卷二嘉慶十五年，阮元兼任國史館總裁，承擔篡修《國史儒林傳(chuan) 》的重任。他在《擬國史儒林傳(chuan) 序》中指出：“兩(liang) 漢名教，得儒經之功；宋明講學，得師道之益；皆於(yu) 周孔之道，得其分合，未可偏譏而互消也。我朝列聖，道德純備，包涵前古，崇宋學之性道，而以漢儒經義(yi) 實之。”又如嘉慶四年三月，阮元奉旨充經筵講宮，他在《恩授經筵講官恭謝折子》一文中說：“竊臣業(ye) 荒書(shu) 府，學愧經舍，慕漢、宋之先儒，景行未至，求師承於(yu) 傳(chuan) 注，空法鮮通。”這顯然與(yu) 乾隆一再強調會(hui) 通漢宋學術的理念是一致的。

嘉慶以後，倡導經學研究漢宋兼采的漢學家遂漸增多。嶺南學者陳漁認為(wei) “蓋百年以來，講經學者訓釋甚精，考據甚博，而絕不發明義(yi) 理，以警覺世人，其所訓釋考據，又世人所不能解。故經學之書(shu) ，汗牛充棟，而世人絕不聞經書(shu) 義(yi) 理。此世道所以衰亂(luan) 也。”而且給予宋儒極高評價(jia) ：“宋儒持論好高，是其狂也；立身多介，是其猖也。其過中失正，而或陷於(yu) 異端者有之矣，未得聖人以裁之耳，固無愧於(yu) 聖門也。近人詆宋儒者，未之思也。”[24]因此他不諱言自己對“漢學”“宋學”的同等尊崇，認為(wei) 自己的學問除漢學之外“唯詳於(yu) 朱子之學，大旨在不分漢宋門戶”[25]。陳灃在總結清代學術時指出：“合數百年來學術之弊而細思之，若講宋學而不講漢學，則有如前明之空陋矣。若講漢學而不講宋學，則有如乾嘉以來之膚淺矣。況漢宋各有獨到處，欲偏廢之，而勢有不能者。故餘(yu) 說鄭學則發明漢學之善，說朱學則發明宋學之善，道並行而不相悖也。”[26]郭則沄說：“道鹹間士崇實學，始複有通漢、宋之郵者，番禺陳蘭(lan) 甫先生其著也。”[27]葉德輝說：“近世所謂漢宋兼采一派者，至灃而始定其名。”[28]事實上，晚清不僅(jin) 僅(jin) 是陳灃提倡漢兼采，當時浙江學者黃式三、黃以周父子非常認同阮元、淩廷堪等人主張由訓話通義(yi) 理的學術取向，《清儒學案》稱：“做居搏綜群經，尤長三《禮》，謹守鄭學而兼尊朱子。嚐謂讀書(shu) 而不治心，猶百萬(wan) 兵而亂(luan) 之。以周少承家學，以為(wei) 三代下之經學，漢鄭君宋朱子為(wei) 最。……東(dong) 南稱經師者，必曰黃民盛矣。”[29]章太炎說他“為(wei) 學不拘漢、宋門戶，《詩》、《書(shu) 》、《春秋》皆條貫大義(yi) ”，成就遠在錢大昕、阮元之上[30]。其弟子林頤山、陳慶年、曹元弼皆傳(chuan) 其學。此外如許宗彥治學“務求六經大義(yi) ，持漢宋學者之平，不屑屑校讎文字辨析偏旁”[31]，金鶚的《求古錄禮說》，“莫不推闡漢宋先儒諸說，輔翼群經，發前人所未發；無墨守門戶之見、矜奇標異之情”。黃式三的《約禮說》、《複禮說》、《崇禮說》，“皆以為(wei) 漢宋持平之書(shu) ，”其子黃以周的百卷本《禮書(shu) 通故》，更是以“欲挽漢宋之流弊，其惟禮學乎”。對此，黃侃曾批評為(wei) “有不分師說之病，至於(yu) 篤守專(zhuan) 家，按文究例，守唐人疏不破注之法者，亦鮮見其人也。”[32]俞樾也認為(wei) ：“世謂漢儒專(zhuan) 攻訓話，宋儒偏主義(yi) 理，此猶影響之談，門戶之見”[33]。章太炎本人也認為(wei) “漢學二字，不足為(wei) 治經之正軌。昔高郵王氏，稱其父熟於(yu) 漢學之門徑，而不囿於(yu) 漢學之藩籬。此但就訓話言耳。其實論事跡，論義(yi) 理，均火海刀山如此。”[34]再如福建陳壽祺雖然專(zhuan) 攻漢學，但不排斥宋學，認為(wei) 漢學、宋學關(guan) 係密切，不可偏廢：“夫說經以義(yi) 理為(wei) 主固也，然未有形聲訓話不明，名物象數不究，而謂能盡通義(yi) 理者也。”[35]其子陳喬(qiao) 樅，秉承家學，亦為(wei) 晚清東(dong) 南經學巨擘。其門下弟子如孫經世、陳慶鏞、林昌彝、王捷南、張冕在經學研究特點是以宗漢學為(wei) 主，而道德修養(yang) 兼學程朱。如陳慶鏞自書(shu) 楹語雲(yun) “六經宗孔鄭，百行學程朱”[36]，林春溥也是“得宋學之百昌，而兼漢學之博者”[37]。道光中葉以後，貴州鄭珍“深研許鄭，不背程朱”[38]，黃彭年認為(wei) ：“今之言學者，曰考據曰訓話曰義(yi) 理。義(yi) 理者，道也；考據，此道也；訓詁，此道也。無考據、訓詁，則義(yi) 理何以出？考據、訓詁不衷於(yu) 義(yi) 理，則學何以成？”[39]江蘇丁晏治經漢宋兼采，認為(wei) “漢學、宋學之分門戶之見也。漢儒正其詁，詁正而義(yi) 以顯，宋儒析其理，理明而詁以精，二者不可偏廢”[40]。平湖學者朱壬林認為(wei) “漢學、宋學，不宜偏重，學以窮經求道，一而已矣。本無所謂漢宋之分。”[41]安徽學者胡承珙主張“治經無訓話、義(yi) 理之分，為(wei) 學亦無漢宋之分”[42]。湖南鄒漢勳考據力尊漢學，而談心性則宗程朱。

道光、鹹豐(feng) 以後，學術研究的漢宋兼采化，已成為(wei) 學術界的一種定式。馮(feng) 桂芬說：“漢儒何嚐諱言義(yi) 理，宋儒何嚐盡改漢儒考據，漢儒、宋儒皆聖人之徒也。漢古而宋今，漢難而宋易，毋蔑乎古，毋薄乎今，毋畏乎難，毋忽乎易，則學者之為(wei) 之也。”[43]張之洞認為(wei) “漢宋兩(liang) 家不可偏廢，其餘(yu) 一切學術亦不可廢。”[44]可見，晚清宋學家提倡漢宋兼采，雖然有對當時漢學研究趨於(yu) 回升態勢的一種回應的動機，但是在學術路向的選項上，漢宋學者是頗為(wei) 一致的，所以徐世昌在《清儒學案》中說：“道、鹹以來，儒者多知義(yi) 理、考據二者不可偏廢，於(yu) 是兼綜漢學者不乏其人。”亦即導源於(yu) 此。漢宋兼采，在一定程度上消解與(yu) 淡化了自乾嘉以來經學研究漢宋、今古的紛爭(zheng) 與(yu) 對立，從(cong) 根本上顛覆了原有的經學傳(chuan) 統，走上經術補益於(yu) 時務的經世一途。這也正是道光、鹹豐(feng) 以後經筵講論的重要內(nei) 容。

總之，以“研經論史”為(wei) 主要內(nei) 核的清代經筵講論，常常被認為(wei) 是一種禦前講席而被視為(wei) 官方正學，而帝王與(yu) 進講官員對經書(shu) 意義(yi) 的理解和詮釋，也被視為(wei) 是“術”而非“學”，從(cong) 而被排斥在主流學術之外。其實，經筵講論的論題或內(nei) 容（包括皇帝的禦論）固然與(yu) 經學研究岔開歧路，但是它仍然滯留在“五經”與(yu) “四書(shu) ”內(nei) 尋求古代聖賢修身治政之道，所以經筵講論本身也就具有了傳(chuan) 統儒學與(yu) 經學的雙重特性，在某種意義(yi) 上可以說是傳(chuan) 統儒學與(yu) 經學的一種外延和互補，所以官方正學也是一種學術的體(ti) 現。它既是清代禮製文化政策的一個(ge) 重組成部分，也是清代學術多變的主要動因之一，清代經霆講論所呈現出不同或多變的學術取向，不僅(jin) 成為(wei) 當時學術研究的風向標，而且直接影響到對傳(chuan) 統儒學與(yu) 經學的研究。也正因此，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清代學術的多變，始終與(yu) 清代經筵講論密切聯係在一起的。

注釋：

1) 黃宗羲：《明儒學案》卷十《姚江學案》，上冊(ce) ，北京：中華書(shu) 局，1986年，第179頁。

2)呂留良：《呂晚村先生文集》卷一《複高匯旃書(shu) 》，清雍正三年（1725）刊本。

3) 陸隴其：《鬆陽講義(yi) 》卷一，清同治十年（1871）刊本。

4)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朱維錚《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上海：複旦大學出版社，1985年，第138頁。

5) 《康熙起居注》：“十八年十月二十六日”條，北京：中華書(shu) 局，1984年，第452-453頁。

6) 王士禛：《池北偶談》卷九《王文成》雲(yun) ：“康熙中，開明史館，秉筆者訾警太甚，亡友葉文敏（方藹）時為(wei) 總裁，予與(yu) 之辯論，反複至於(yu) 再四。二十二年四月，上宣諭湯侍讀荊艦（斌），令進所著詩文，且蒙召對。中有《王守仁論》一篇，上閱之，問湯意雲(yun) 何？湯因對以守仁致良知之說，與(yu) 朱子不相刺謬，且言守仁直節豐(feng) 功，不獨理學。上首肯日：聯意亦如此。睿鑒公明，遠出流俗之外，史館從(cong) 此其有定論乎！”北京：中華書(shu) 局，1982年，第201-202頁。

7)毛奇齡：《西河文集》卷一百二十《辨聖學非道學義(yi)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shu) 》本。

8)王士禛：《池北偶談》卷九《王文成》。又《王文成紀功碑》雲(yun) ：“文成摩崖碑，其字大如手，萬(wan) 古一語溪，光芒同不朽。”《蠶尾續詩》卷三，《帶經堂全集》卷五十七，清康熙五十年（1771）程氏七略堂刊本。

9)朱彝尊：《曝書(shu) 亭集》卷三十六《王文成公文鈔序》，上海：商務印書(shu) 館，1929年，《四部叢(cong) 刊初編》本。

10)《類輯姚江學脈附諸賢小傳(chuan) 》附毛先舒《王新建伯功名學術兩(liang) 論》，台灣：文海出版社《清代稿本百種叢(cong) 刊》本。

11) 張大受：《匠門書(shu) 屋文集》卷十《陽明書(shu) 院》，清雍正八年（1730）順詒祿刊本。

12)《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三百九十六“乾隆十六年八月丙申”條，第八冊(ce) ，華文書(shu) 局，1968年，第5920頁。

13) 《清史列傳(chuan) 》卷六十八《梁錫嶼傳(chuan) 》，第17冊(ce) ，北京：中華書(shu) 局，1987年，第5478頁。

14) 張星鑒：《仰蕭樓文集》，《贈何原船序》，清光緒六年(1880）刊本。

15) 李慈銘：《越縵堂讀書(shu) 記》同治甲子四月初二日《戴氏遺書(shu) 》，北京：中華書(shu) 局，1963年，第1026-1028頁。

16) 蔡世遠：《二希堂文集》卷一《曆代名儒傳(chuan) 序》，清《文津閣四庫全書(shu) 》本。

17)戴震：《戴震文集》卷九《與(yu) 方希原書(shu) 》，北京：中華書(shu) 局，1980年，第143頁。

18) 王念孫：《玉石臞先生遺文》卷二《劉端臨(lin) 遺書(shu) 敘》，民國十四年（1925）離郵王氏遺書(shu) 刊本。

19)徐世昌：《清儒學案》第2冊(ce) ，《抱經堂學案》，第276頁。

20)錢大昕：《潛研堂文集》卷十七《朱文公三世像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74頁。

21) 陳壽祺：《左海文集》卷四《答段懋堂先生書(shu) 》附《懋堂先生書(shu) 三通》之三，清刊本。

22) 姚文回：《邃雅堂集》卷一《宋諸儒論》，清道光元年（1821）刊本。

23) 朱珪：《知足齋文集進呈文稿》卷二，清嘉慶九年（1804）刊本。

24) 陳灃：《東(dong) 塾讀書(shu) 記》（外一種），錢鍾書(shu) 主編：《中國近代學術名著》，北京：三聯書(shu) 店，1998年，第55頁。

25) 陳灃：《東(dong) 塾集》卷四《複劉叔俛書(shu) 》，光緒十八年（1892）菊坡精舍刊本。

26) 陳灃：《陳蘭(lan) 甫先生遺稿》，《嶺南學報》卷二，第三期，1932年。

27) 郭則沄：《經學博采錄序》，《經學博采錄》卷首，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1頁。

28) 徐珂編：《清稗類鈔》第8冊(ce) ，北京：中華書(shu) 局，1986年，第3805頁。

29) 徐世昌：《儆居學案》，《清儒學案》三，北京：中國書(shu) 店，1990年，第793頁。

30) 章太炎：《太炎文錄初編黃先生傳(chuan) 》，《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14-215頁。

31) 徐世昌：《儀(yi) 征學案》中，《清儒學案》三，北京：中國書(shu) 店，1990年，第302頁。

32)黃侃：《黃侃論學集》，北京：中華書(shu) 局，1964年，第453頁。

33)俞樾：《春在堂雜文續編》卷七《梁薔苣林先生〈論語集注旁證〉序》，《春在堂全書(shu) 》，清光緒九年（1883）刊本。

34)章太炎：《經學略說》，章氏國學講習(xi) 會(hui) 講演記錄第三期，1935版。

35) 陳壽祺：《左海全集》卷四《答翁覃谿學士書(shu) 》，清道光年間陳氏刊本。

36)陳慶鏞：《籀經堂類稿序》，清刊本。

37)林春溥：《竹柏山房十五種》卷首《墓誌銘》，清道光十五年（1835）竹柏山房刊本。

38) 徐世昌：《巢經學案》，《清儒學案》四，北京：中國書(shu) 店，1990年，第130頁。

39)黃彭年：《陶樓文鈔•雜著》卷十《息爭(zheng) 書(shu) 楊湘筠敘交書(shu) 後》，1923年章鈺等刊本。

40)《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三《儒林傳(chuan) 》三，北京：中華書(shu) 局，1996年，第13278頁。

41) 朱壬林：《小雲(yun) 廬晚學文稿》卷二《與(yu) 顧訪溪征君書(shu) 》，清刊本。

42)胡承珙：《求是堂文集》卷四，清道光十七年(1837）求是堂刊本。

43)馮(feng) 桂芬：《顯誌堂稿》卷三《闕裏致經堂記》，校邠廬刊本。

44) 張之洞：《勸學篇》，北京：商務印書(shu) 館，1984年版。

責任編輯：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