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間獻王的治道思想及其現實意義(yi)

作者：韓星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河北學刊》2017年第2期

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五月初四日丙辰

          耶穌2017年5月29日

摘要：河間獻王劉德積德累行，儼(yan) 然漢初一位儒家領袖。他修學好古，在河間國複興(xing) 儒學，頗得儒家正脈，卻與(yu) 朝廷儒學形成分立。仁義(yi) 治國，德教化民，是獻王治道的基本思路；修興(xing) 禮樂(le) ，治國理民，是河間獻王治道的基本途徑。獻王與(yu) 漢武帝思想傾(qing) 向的不同導致了他及其河間儒學的悲劇命運，這是曆史的遺憾，但掩蓋不了獻王道德人格，思想學說的價(jia) 值。獻王的治道思想為(wei) 我們(men) 今天的國家治理模式的創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資源，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yi) 。

關(guan) 鍵詞：河間獻王；複興(xing) 儒學；治道思想；現實意義(yi)

一、積德累行，儼(yan) 然儒宗

獻王劉德（？—130）是漢景帝的次子，他與(yu) 其兄劉榮、弟劉閼同為(wei) 景帝與(yu) 栗姬所生。漢景帝前元二年（前155）春三月，皇帝頒詔，立五個(ge) 皇子為(wei) 王，同時被封還有河間王劉德、臨(lin) 江王劉閼、淮陽王劉餘(yu) 、汝南王劉非、廣川王劉彭祖、長沙王劉發。此時景帝第九子劉徹，即後來的漢武帝，才於(yu) 頭年（前元元年）出生。劉德到達河間國的第二年，發生了七王之亂(luan) 。這年劉德進京來朝，可能就是為(wei) 商議國事而來，後來河間國太傅衛綰率河間兵參加了平叛戰爭(zheng) ，說明獻王還是擁護中央王朝的。漢景帝中元二年（前148），劉德再次來朝，這次與(yu) 家事有關(guan) ，因為(wei) 劉德母栗姬因得寵於(yu) 景帝，所生三子，兩(liang) 個(ge) 被封王，一個(ge) 立為(wei) 太子，因種種糾葛得罪了景帝親(qin) 姐姐長公主，長公主天天向皇帝進饞，栗姬因而失寵，殃及太子，兄劉榮被廢為(wei) 臨(lin) 江王，後畏懼自殺。弟原臨(lin) 江王劉閼已薨，母栗姬恚恨憂怨而死，栗氏家族遭滅頂之災，老臣衛綰也受牽連而被罷官。劉德此次來朝或許是接受審查，或許表示忠心，不清楚。而家事這麽(me) 大的變故，對他影響可想而知。

但獻王並沒有因此消沉或者流於(yu) 放蕩，班固《漢書(shu) ·敘傳(chuan) 》中講：“（漢）景十三王，承文之慶。魯恭館室、江都輕、趙敬險、中山淫、長沙寂寞、廣川無聲、膠東(dong) 不亮、常山驕盈。四國絕祀，河間賢明，禮樂(le) 是修，為(wei) 漢宗英。”漢景帝劉啟所分封的十三位諸侯王中，魯恭（共）王劉餘(yu) （餘(yu) ）好修建宮室樓台、江都王劉非輕浮傲慢、趙王劉彭祖陰險狡詐、中山王劉勝淫穢好樂(le) 、長沙王劉發寂寞無才、廣川王劉越無聲無息、膠東(dong) 王劉寄隱晦愚暗、常山王劉舜驕傲自大，有四國國王因為(wei) 行為(wei) 不法而遭誅絕祀。班固《漢書(shu) ·景十三王傳(chuan) 讚》亦雲(yun) ：“漢興(xing) ，至於(yu) 孝平，諸侯王以百數，率多驕淫失道。何則？沉溺放恣之中，居勢使然也。……夫唯大雅，卓爾不群，河間獻王近之矣。”《漢書(shu) ·景十三王傳(chuan) 》《河間獻王劉德傳(chuan) 》稱其“有雅材”，“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可見漢景帝所封的十三位諸侯王之中，唯獨這個(ge) 河間獻王劉德誌趣高雅，德才超群，與(yu) 眾(zhong) 不同，為(wei) 漢朝宗室之英傑、諸侯藩王之楷模。

與(yu) 一般王侯貴族不同，獻王對儒學有發自內(nei) 心的親(qin) 近，司馬光《河間獻王讚》：“且夫觀其人之所好，足以知其心。王侯貴人不好侈靡而喜書(shu) 者，固鮮矣。不好浮辯之書(shu) ,而樂(le) 正道,知之明信之篤,守之純而行之勤者百無一二焉。”也許正因為(wei) 這樣，英雄豪傑、儒者紛紛來歸附他。《史記·五宗世家》裴姻《集解》引《漢名臣奏》杜業(ye) 曰：“河閑獻王經術通明，積德累行，天下雄俊眾(zhong) 儒皆歸之。”梁蕭繹《金樓子·說蕃》：“昔蕃屏之盛德者，則劉德字君道。造次儒服，卓爾不群。”清代阮元在《紀文達公遺集序》裏寫(xie) 道：“山川之靈，篤生偉(wei) 人，恒間世一出。河間獻縣在漢為(wei) 獻王封國。史稱獻王修學好古，實事求是，所得書(shu) 皆古文先秦舊書(shu) 。被服儒術，六藝具舉(ju) ，對三雍、獻雅樂(le) 、答詔策、文約指明，學者宗之。”四庫館臣在《四庫全書(shu) 總目》評價(jia) “其議論醇正，不愧儒宗”，這樣，獻王儼(yan) 然成為(wei) 漢初儒學複興(xing) 的一位領袖。

可惜曆史沒有給他施展才華，平治天下的機遇，南朝宋裴駰《史記集解·五宗世家》記載：“孝武帝時，獻王朝，被服造次必於(yu) 仁義(yi) 。問以五策，獻王輒對無窮。孝武帝艴然難之，謂獻王曰：‘湯以七十裏、文王百裏，王其勉之。’（獻）王知其意，歸即縱酒聽樂(le) ，因以終。”漢武帝的意思是：殷商湯王、周文王姬昌，都是由地方方圓七十裏與(yu) 百裏的小國之王以德服人，由小而大，由弱而強，最後水到渠成，奪取天下的古代聖王。漢武帝這樣告誡獻王，意思很清楚：你劉德莫不是要像商湯王、周文王那樣積德累行，有朝一日，眾(zhong) 望所歸，取代我成為(wei) 天子嗎？他明白武帝的意思，但對一心複興(xing) 儒學，希望漢朝昌盛的河間獻王來說，漢武帝之言無疑是迎頭一盆冷水，使他心理、精神上自然受到致命打擊。也許正因為(wei) 漢武帝對獻王的懷疑，獻王所獻書(shu) 籍被朝廷有意藏之秘府而未有發揮作用，所獻雅樂(le) 也僅(jin) 僅(jin) 讓樂(le) 官演習(xi) ，但並為(wei) 朝廷常禮所用。獻王的命運也似乎自此有了悲劇的結局：獻王心灰意冷，回到封國後，隻好縱酒聽樂(le) ，做給朝廷看：我沒有覬覦神器的野心；但同時，自我麻痹，自我虐殘，四個(ge) 月後，命歸黃泉，享年不足五十！他死後中尉常麗(li) 稟報朝廷說“河間王以其身端正來治理其國，溫良仁愛、恭謙節儉(jian) ，篤厚孝敬、愛憐下人，明智深察，鰥寡之人無不受其恩惠。”大行令上奏說：諡法說“聰明睿智為(wei) 獻”，河間王應諡為(wei) 獻王，被諡“獻”王。一個(ge) “獻”字不僅(jin) 能反映劉德的聰明睿智，還包含了他整理文獻，上朝進獻，是對他中國儒學發展史上做出特殊貢獻的肯定和褒揚。獻王之死使正在生機勃勃的河間儒學星流雲(yun) 散，而中央朝廷的複興(xing) 儒學則有的是另外一條道路，結局不禁令後人生出幾多感歎。北宋王安石《北行過河間》詩雲(yun) ：“北行出河間，千歲想賢王。胡麻生蓬中，詰曲終自傷(shang) 。好德尚如此，恃材宜見戕。乃知陰自修，彼不為(wei) 傾(qing) 商。區區三世家，廟冊(ce) 富文章。教子以空言，得祚果不良。”清人於(yu) 大崐《獻王陵》雲(yun) ：“漢家製度雜王伯，伊獻王德醇而中。……憶昔祖龍肆狂暴，焚書(shu) 烈焰通天紅。漢興(xing) 未除挾書(shu) 令，馬上不用詩書(shu) 工。遂令古聖傳(chuan) 心法，千年架漏當其窮。嗚乎我王蹶而起，卓然獨立斯文宗。願接孔子孟子統，以成周禮周官功。捐金市書(shu) 遍天下，石室金匱汗牛充。以此王家積書(shu) 富，直與(yu) 天祿石渠同。旁招俊彥資講貫，窮一經者無不庸。大漢諸王盡龍種，黃屋左纛恣驕惷。帝製自為(wei) 靡所戢，鼓鑄日采莊山銅。或則好佛重髡緇，不然求仙來八公。我王典學深好古，毛詩左國相磨礱。先秦古文資搜討，尚書(shu) 曲禮折其衷。來朝射策對天子，雅樂(le) 獻上三雍宮。天子曰俞朕嘉爾，肄之太常功德崇。從(cong) 此天下諸俊秀，挾策抱書(shu) 來雍雍。仲舒首對天人策，龍門茂陵相追蹤。厥後漢儒蒸而蔚，數之難以更仆終。”……清人李惺（1787—1864）《河間獻王墓》也有“風流儒雅最英英”的詩句，都是對獻王功德的總結與(yu) 頌揚。

二、修學好古，複興(xing) 儒學

獻王的重儒有深刻的現實動因。藩國之亂(luan) 、內(nei) 宮之爭(zheng) 使他深感人心不古，世道澆漓，“專(zhuan) 以聖人法度遺落為(wei) 憂”。漢高祖劉邦集團起自草莽，粗魯無學，向不重儒。漢始，劉邦受叔孫通、陸賈的影響雖然一定程度上認識到了儒學的重要性，但並沒有真正的複興(xing) 儒學。其後文、景都崇尚黃老之學。景帝之母竇太後更是專(zhuan) 好讀老子之書(shu) ，不悅儒術，還弄得儒道相黜。當時諸子複興(xing) ，雜學流行，其中包括具有離心傾(qing) 向的道家、遊說諸侯以求利祿的縱橫家等。錢穆先生論述說：“惟漢室初尚黃老無為(wei) ，繼主申韓法律，學問文章非所重，學術尚未到自生自長的地位，於(yu) 是遊仕食客散走於(yu) 封建諸王間，以辭賦導獎奢侈，以縱橫捭闔是非，依然是走的破壞統一的路。文學之與(yu) 商賈、遊俠(xia) ，同樣為(wei) 統一政府之反動。漢初諸王招致遊士，最先稱盛者如吳王濞，有鄒陽、嚴(yan) 忌、枚乘諸人。吳既敗，繼起者為(wei) 梁孝王，鄒、枚諸人皆去吳歸梁。又有羊勝、公孫詭之屬。司馬相如亦去中朝而來梁。再下則有淮南王安，招致賓客方術士數千人，著淮南王書(shu) ，已在武帝世。此為(wei) 南方之一係，大抵皆辭賦、縱橫文辯之士也。”^[i]他認為(wei) 這都是儒學衰微的結果。這種情況直至武帝地位，才有所改觀。但一直以來，人們(men) 對漢武帝采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把儒學定為(wei) 官學津津樂(le) 道，但很少有人知道劉德在朝廷獨尊儒術之前早已開始著手收集、整理儒學經典。因為(wei) 武帝登極之時，劉德已做河間國王十五年。

獻王認為(wei) 應當“學聖王之道”，他說：“湯稱學聖王之道者，譬如日焉；靜居獨思，譬如火焉。夫舍學聖王之道，若舍日之光，何乃獨思，若火之明也，可以見小耳，未可用大知。惟學問可以廣明德慧也。”（《說苑·建本篇》）聖王之道如皎皎麗(li) 日，我們(men) 每個(ge) 人靜居獨思的那點智慧隻不過是爝火，所以常人要通過學問來廣明德慧，希賢希聖，以聖王之道為(wei) 人生的最高追求。於(yu) 是，他在自己的封國以自己的身份和地位等優(you) 越條件，開始了史無前例的儒學複興(xing) 大業(ye) 。他廣泛搜集天下遺書(shu) ，收集經典，重建經學，招募天下有識之士、名儒碩彥，修興(xing) 禮樂(le) ，廣建藏書(shu) 之館、修學之宮，竭盡全力，複興(xing) 儒學，使河間國成為(wei) 一個(ge) 漢代儒學複興(xing) 的重要基地。他自己一方麵身體(ti) 力行，言行舉(ju) 止都遵循儒家的禮儀(yi) 法度；另一方麵以儒治國，推行仁政，以民為(wei) 本，“溫仁恭儉(jian) ，篤敬愛下，明知深察，惠於(yu) 鰥寡”（《漢書(shu) ·景十三王傳(chuan) 》）。明唐世隆在《修河間獻王陵廟碑記》中說：“天不喪(sang) 斯文，乃有河間獻王德者，修學好古，被服儒術，招集四方文學之士，購求遺書(shu) ，獻雅樂(le) ，補《周禮》，慨然以斯道為(wei) 己任焉。”[ii]

獻王興(xing) 儒，首先是搜集經典，重建經學。劉德廣泛向民間收集各種書(shu) 籍，班固《漢書(shu) ·景十三王傳(chuan) 》載：“從(cong) 民得善書(shu) ，必為(wei) 好寫(xie) 與(yu) 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由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裏，或有先祖舊書(shu) ，多奉以奏獻王者，故得書(shu) 多，與(yu) 漢朝等。是時，淮南王安亦好書(shu) ，所招致率多浮辯。獻王所得書(shu) 皆古文先秦舊書(shu) ，《周官》、《尚書(shu) 》、《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chuan) 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其學舉(ju) 六藝，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 司馬光《河間獻王讚》：“唯獻王厲節治身，愛古博雅，專(zhuan) 以聖人法度遺落為(wei) 憂，聚殘補缺，校實取正，得周官、左氏春秋、毛氏詩而立之。周禮者，周公之大典，毛氏言詩最密，左氏與(yu) 春秋為(wei) 表裏，三者不出，六藝不明。噫！微獻王六藝其遂殪乎！故其功烈至今賴之。”清張穆《漢河間獻王君子館專(zhuan) 歌為(wei) 仙露同年賦》詩有句讚歎說：“漢興(xing) 蕩除挾書(shu) 律，如日杲杲生於(yu) 東(dong) 。三輔邸舍廓有容，碔砆金玉錯其中。坦坦大河壖，神禹廝二渠。獻王築館河之瀕，實說神樂(le) 孰《詩》《書(shu) 》。蒲輪朅來嘔咦水，河北諸儒為(wei) 王起。蘭(lan) 陵客死緒示棼，毛貫諸公盡君子。君子幾凋零，王功在六經。”

其次是招募儒者，振興(xing) 儒學。獻王在河間國修建了一座規模宏大的日華宮，據《西京雜記》卷四中說：“河間王德築日華宮，置客館廿餘(yu) 區，以待學士，自奉養(yang) 不逾賓客”獻王在這裏專(zhuan) 以招待四方飽學之士，於(yu) 是齊、魯、燕、趙等地的儒者數百人聚集於(yu) 此，晝夜梳理、校勘、講讀收來的儒家典籍，一時成為(wei) 漢代儒學複興(xing) 的基地，頗有當年稷下學宮的氣勢。

獻王還為(wei) 著名的經學家毛萇修了君子館，讓他在這裏講學授徒。毛萇先從(cong) 毛亨學習(xi) 《詩訓詁傳(chuan) 》，後被立為(wei) 河間國博士，河間王為(wei) 之建君子館。毛亨所論《詩》傳(chuan) 自孔子學生子夏，最合古意。《魯詩》亡於(yu) 西晉、《齊詩》亡於(yu) 曹魏，《韓詩》亡於(yu) 北宋，惟獨《毛詩》，由於(yu) 獻王劉德建君子館作為(wei) 毛萇傳(chuan) 經之所，向天下學士廣為(wei) 傳(chuan) 講，得以流傳(chuan) 下來，滋育了一代又一代的文人學士。

值得提及的是獻王所複興(xing) 的儒學本應是正統的儒學，及以西周為(wei) 典範，以仁義(yi) 為(wei) 核心價(jia) 值，以禮樂(le) 為(wei) 主體(ti) 構架，以教化為(wei) 基本途徑的儒學，更接近先秦原始儒家。河間儒學與(yu) 當時朝廷儒學形成了兩(liang) 大係統，錢穆比較了河間、淮南之後指出他們(men) 分得先秦王官之學，即六藝之學與(yu) 諸子百家之學兩(liang) 大係^[iii]。成祖明更明確說明儒學在景武之世逐漸形成了兩(liang) 大係統，一是以獻王為(wei) 宗的河間儒學，其核心是周製、周禮，被長期抑製於(yu) 民間；一是以董仲舒為(wei) 宗的中央儒學，其核心是大一統、強幹弱枝，成為(wei) 官方儒學。兩(liang) 大儒學係統在發展中相互衝(chong) 突、交融、合流，對漢代及後世儒學產(chan) 生了深刻影響。由於(yu) 它們(men) 所依據的經典文本有著今古文的不同，又被後世稱為(wei) “今古文經學”，它們(men) 之間爭(zheng) 論被稱“今古文之爭(zheng) ”。[iv]這兩(liang) 大係統的衝(chong) 突交融與(yu) 政治鬥爭(zheng) 的交織在一起，造成了獻王與(yu) 景武時期儒學發展的波詭雲(yun) 譎，撲朔離迷。

三、仁昭義(yi) 立，德博化廣

仁義(yi) 治國，德教化民，是獻王治道的基本思路。

獻王的治道思想以“仁義(yi) ”為(wei) 核心價(jia) 值觀。班固《漢書(shu) ·景十三王傳(chuan) 》載：“河間獻王……修禮樂(le) ，被服儒術，造次必於(yu) 儒者。山東(dong) 諸儒多從(cong) 而遊。”《史記·五宗世家》：“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為(wei) 河間王。好儒學，被服造次必於(yu) 儒者。山東(dong) 諸儒多從(cong) 之遊。”《史記·五宗世家》裴駰集解引《漢名臣奏》：“孝武帝時，獻王朝，被服造次必於(yu) 仁義(yi) 。”“被服造次必於(yu) 仁義(yi) ”是對獻王儒學修養(yang) 與(yu) 踐行的準確概括，說明獻王能夠抓住儒家的核心價(jia) 值——仁義(yi) 。《論語》論“仁”109見，“義(yi) ”字24見。孔子思想中的“仁”是孔子提出的最核心的道德原則，“義(yi) ”則是根據具體(ti) 情況處事合宜的道德標準。在《論語》中孔子重“仁”，亦講“義(yi) ”,卻未提出“仁義(yi) ”一詞,也沒有把“仁”與(yu) “義(yi) ”連用並舉(ju) 。《易傳(chuan) 》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yu) 陽，立地之道曰柔與(yu) 剛，立人之道曰仁與(yu) 義(yi) 。”將仁與(yu) 義(yi) 對舉(ju) ，並將之視為(wei) 人事世界的一般法則和基本規範，但也還沒有並稱“仁義(yi) ”。《中庸》曰：“仁者，人也，親(qin) 親(qin) 為(wei) 大；義(yi) 者，宜也，尊賢為(wei) 大。親(qin) 親(qin) 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大約在《中庸》以後，“仁義(yi) ”一詞便開始流行。《孟子》一書(shu) 中“仁義(yi) ”一詞共出現24次（其中“仁義(yi) 忠信”、“仁義(yi) 理智 ”不包括在內(nei) ），成為(wei) 其思想中的核心概念。張岱年：“孟子哲學的中心觀念則是仁義(yi) 。”[v]鍾肇鵬：“孟子以‘仁義(yi) ’為(wei) 核心。”[vi]漢初儒者通過對秦王朝二世而亡的反思批判，逐漸使仁義(yi) 成為(wei) 一個(ge) 核心價(jia) 值觀，成為(wei) 漢初構建國家治理體(ti) 係的價(jia) 值基礎，所以後來即《漢書(shu) ·藝文誌》謂：“儒家者流……遊文於(yu) 六藝之中，留意於(yu) 仁義(yi) 之際。”獻王大概就是在這樣儒學複興(xing) 的大趨勢下修習(xi) 儒學，以仁義(yi) 為(wei) 個(ge) 人安身立命之本，實踐孔子所說的“造次必於(yu) 是,顛沛必於(yu) 是”。《論語·裏仁》:“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yu) 是,顛沛必於(yu) 是。”《鹽鐵論·本議》: “君子執德秉義(yi) 而行,故造次必於(yu) 是,顛沛必於(yu) 是。”同時，也試圖以仁義(yi) 成為(wei) 治國理民之道，並冒著危險，朝覲武帝，希望朝廷能以仁義(yi) 為(wei) 本，治國理民。

關(guan) 於(yu) 獻王在武帝時來朝，《史記·五宗世家》裴駰集解引《漢名臣奏》：“孝武帝時，獻王朝，被服造次必於(yu) 仁義(yi) 。問以五策，獻王輒對無窮。”索隱注“問以五策”。按：漢書(shu) 詔策問三十餘(yu) 事。《漢書(shu) ·景十三王傳(chuan) 》本傳(chuan) 也說：“武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le) ，對三雍宮，及詔策所問三十餘(yu) 事，其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文約指明。”這次進京主要有兩(liang) 件事：一是獻樂(le) 獻書(shu) ，一是討論以儒治國，“對策三雍宮”。據《史記》記載，劉德來朝時在武帝元光五年（前136）冬十月。武帝在三雍宮召見他，向他問策。至於(yu) 這次對策的內(nei) 容，《漢書(shu) ·藝文誌》書(shu) 目中有《河間獻王對上下三雍宮》三篇，今已失傳(chuan) 。西漢末年劉向著有《說苑》二十卷，裏麵有河間獻王言論四則。《四庫全書(shu) 總目》評價(jia) 《說苑》，“古籍散佚多賴此以存，如《漢誌》河間獻王八篇，《隋誌》已不著錄，而此書(shu) 所載四條，尚足見其議論醇正，不愧儒宗”。這些言論被認為(wei) 是河間獻王遺書(shu) 的內(nei) 容，應該能夠反映獻王的思想。《說苑》記載的獻王言論，如談堯道曰：

堯存心於(yu) 天下，加誌於(yu) 窮民，痛萬(wan) 姓之罹罪，憂眾(zhong) 生之不遂也。有一民饑，則曰此我饑之也；有一人寒，則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則曰此我陷之也。仁昭而義(yi) 立，德博而化廣；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先恕而後教，是堯道也。當舜之時，有苗氏不服，其所以不服者，大山在其南，殿山在其北；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川；因此險也，所以不服，禹欲伐之，舜不許，曰：“諭教猶未竭也，究諭教焉，而有苗氏請服，天下聞之，皆非禹之義(yi) ，而歸舜之德。”（《君道篇》）

這裏概括古代聖王堯帝“先恕而後教”的治道，提出了“仁昭而義(yi) 立，德博而化廣”，即仁義(yi) 治國，德教化民的思想。

其又談禹道：“禹稱民無食，則我不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yu) 人，則我不能勸也；故疏河以導之，鑿江通於(yu) 九派，灑五湖而定東(dong) 海，民亦勞矣，然而不怨者，利歸於(yu) 民也。”（《君道篇》）概括禹帝的治道是“利歸於(yu) 民”，即為(wei) 老百姓謀福利。梁蕭繹《金樓子·說蕃》載在獻王治下：“天子取諸侯之士，已立五均，則市無二價(jia) ，四時常均。強者不得困弱，富者不得要貧，則五家有餘(yu) ，恩及於(yu) 小民矣。”與(yu) 此相類似的“管子稱倉(cang) 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穀者，國家所以昌熾，士女所以姣好，禮義(yi) 所以行，而人心所以安也。《尚書(shu) 》五福以富為(wei) 始。子貢問為(wei) 政，孔子曰：‘富之’。既富，乃教之也。此治國之本也。”（《建本篇》）這裏重申了孔子富而教之的思想，也吸收了《管子》“倉(cang) 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強調教化為(wei) 治國之本。

另外，河間獻王劉德在京師長安期間，還和一些儒臣進行過儒學討論。董仲舒《春秋繁露·五行對》就有一節記錄了作者與(yu) 獻王討論《孝經》的對話：

河間獻王問溫城董君曰：“《孝經》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yi) 。’何謂也？”對曰：“天有五行，木火土金水是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為(wei) 冬，金為(wei) 秋，土為(wei) 季夏，火為(wei) 夏，木為(wei) 春。春主生，夏主長，季夏主養(yang) ，秋主收，冬主藏。藏，冬之所成也。是故父之所生，其子長之；父之所長，其子養(yang) 之；父之所養(yang) ，其子成之。諸父所為(wei) ，其子皆奉承而續行之，不敢不致如父之意，盡為(wei) 人之道也。故五行者，五行也。由此觀之，父授之，子受之，乃天之道也。故曰：夫孝者，天之經也。此之謂也。”王曰：“善哉。天經既聞得之矣，願聞地之義(yi) 。”對曰：“地出雲(yun) 為(wei) 雨，起氣為(wei) 風。風雨者，地之為(wei) 。地不敢有其功名，必出之天命，若從(cong) 天氣者，故曰天風天雨也，莫曰地風地雨也。勤勞在地，名一歸於(yu) 天，非至有義(yi) ，其孰能行此？故下事上，如地事天也，可謂大忠矣。土者，火之子也。五行莫貴於(yu) 土。土之於(yu) 四時無所命者，不與(yu) 火分功名。木名春，火名夏，金名秋，水名冬。忠臣之義(yi) ，孝子之行，取之於(yu) 土。土者，五行最貴者也，其義(yi) 不可加矣。五聲莫貴於(yu) 宮，五味莫美於(yu) 甘，五色莫貴於(yu) 黃，此謂孝者地之義(yi) 也。”王曰：“善哉！”

這段話內(nei) 容主要是董仲舒自己以陰陽五行學說闡述《孝經》講的孝天經地義(yi) 思想，同時可以看出他們(men) 討論的是《孝經》，而《孝經》也是獻王所收藏研讀的經典之一。宋末元初著名學者馬端臨(lin) 《文獻通考·經籍誌》轉引宋代陳振孫曰：“世傳(chuan) 秦火之後，河間人顏芝得《孝經》藏之，以獻河間王”，獻王所收藏《孝經》乃在秦焚書(shu) 時由河間人顏芝所藏，漢惠帝廢除“挾書(shu) 令”後，共子顏貞將此書(shu) 獻給了河間獻王。該書(shu) 係用漢隸書(shu) 寫(xie) ，故稱今文《孝經》，因獻王傳(chuan) 之後世。

獻王對《孝經》有所研究，必然重視以孝治國。關(guan) 於(yu) 《孝經》，《隋書(shu) ·經籍誌》說：“孔子既敘六經，題目不同，指意差別，恐斯道離散，故作《孝經》以總會(hui) 之。明其枝流雖分，本萌於(yu) 孝者也。”《孝經》將儒家的孝道思想集中加以提煉，分清章目，結構嚴(yan) 謹，文字精辟，可以說是對儒家孝道觀的集中闡述。由於(yu)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宗法倫(lun) 理，因此呂維祺的《孝經或問》又說：“《孝經》者，五經之總合，百王之大法也。”對於(yu) 《孝經》的治國功能，邢昺《孝經注疏•序》雲(yun) ：“夫《孝經》者，孔子之所述作也。述作之旨者，昔聖人蘊大聖德，生不偶時，適值周室衰微，王綱失墜，君臣僣亂(luan) ，禮樂(le) 崩頹。居上位者賞罰不行，居下位者襃貶無作。孔子遂乃定禮、樂(le) ，刪《詩》、《書(shu) 》，讚《易》道，以明道德仁義(yi) 之源；修《春秋》，以正君臣父子之法。又慮雖知其法，未知其行，遂說《孝經》一十八章，以明君臣父子之行所寄。知其法者修其行，知其行者謹其法。故《孝經緯》曰：‘孔子雲(yun) ：’‘欲觀我襃貶諸侯之誌，在《春秋》；崇人倫(lun) 之行，在《孝經》。’是知《孝經》雖居六籍之外，乃與(yu) 《春秋》為(wei) 表矣。先儒或雲(yun) ‘夫子為(wei) 曾參所說’，此未盡其指歸也。蓋曾子在七十弟子中，孝行最著，孔子乃假立曾子為(wei) 請益問答之人，以廣明孝道。既說之後，乃屬與(yu) 曾子。洎遭暴秦焚書(shu) ，並為(wei) 煨燼。漢膺天命，複闡微言。《孝經》河間顏芝所藏，因始傳(chuan) 之於(yu) 世。”孔子與(yu) 曾子當年述作《孝經》，是通過孝道以明君臣父子之行，使人們(men) “知其法者修其行，知其行者謹其法”。獻王將《孝經》傳(chuan) 承下來，對漢代以孝治天下，以及後來中國孝道文化的傳(chuan) 承發展都貢獻甚巨。黃道周在《孝經集傳(chuan) 》中說：“《孝經》者，道德之源源，治化之綱領也。”漢代以孝治天下，早在奉行黃老“無為(wei) ”之術的漢初，漢代統冶者就開始提倡“孝弟力田”了，如據《漢書(shu) 》本紀記載，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舉(ju) 民孝弟力田者複其身”；高後元年（前187年），“初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文帝十二年（前168年）下詔曰：“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為(wei) 生之本也。……而以戶口率置三老孝弟力田常員，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在漢代，“孝弟”、“三老”、“力田”等都是鄉(xiang) 宦的官名，凡民能孝養(yang) 父母、著力耕耘者皆可以擔任國家的下層官吏，而任此類職者多能以其孝弟力田的德行聞名於(yu) 鄉(xiang) 裏，可見其時統治者“以孝冶天下”是有廣泛的社會(hui) 性群眾(zhong) 基礎的。至武帝儒家開始走上政治舞台，孝悌之道就成為(wei) 官方意識形態的主流。在這樣一種全社會(hui) 尊崇孝道的氛圍中，獻王重視《孝經》，形成以孝治國的思想是必然的。

四、修興(xing) 禮樂(le) ，治國化民

修興(xing) 禮樂(le) ，治國理民，是河間獻王治道的基本途徑。中國自古為(wei) 禮儀(yi) 之邦，以禮樂(le) 治國安民的治道淵源深遠，曆史悠久。殆至春秋戰國，禮崩樂(le) 壞，天下紛爭(zheng) ，凡幾百年。漢朝劉邦取得天下，這些草莽英雄沒有禮儀(yi) 規矩，“群臣飲酒爭(zheng) 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高帝患之”（《史記·叔孫通傳(chuan) 》）。叔孫通博通古禮，劉邦他為(wei) 漢朝製定朝儀(yi) ，諸侯群臣朝賀均須按照禮儀(yi) 行事，否則必懲處。此後群臣朝賀如儀(yi) ，莫不震恐肅敬，使劉邦感覺到了做皇帝的尊貴與(yu) 威嚴(yan) ，遂對叔孫通諸多賞賜。宋王安石《嘲叔孫通》詩雲(yun) ：“馬上功成不喜文，叔孫綿蕝共經論。諸君可笑貪君賜，便許當時作聖人。”跟隨叔孫通的學生也獲得巨大榮耀，稱師傅叔孫通為(wei) 聖人再世。但叔孫通死後，漢儀(yi) 漸失。文景以黃老為(wei) 治，因循無為(wei) 。“是時，河間獻王有雅材，亦以為(wei) 治道非禮樂(le) 不成”，乃“聘求幽隱，修興(xing) 雅樂(le) 以助化”，“采禮樂(le) 古事，稍稍增輯，至五百餘(yu) 篇”（《漢書(shu) ·禮樂(le) 誌》），《漢書(shu) ·藝文誌·諸子略》另載有《河間周製十八篇》書(shu) 目,顏師古在其下注曰: “似河間獻王所述也。”《後漢書(shu) ·張純傳(chuan) 》還載，有“河間《古辟雍記》”傳(chuan) 世。又《漢書(shu) ·食貨誌》顏師古注：鄧展曰：“《樂(le) 語》，《樂(le) 元語》，河間獻王所傳(chuan) ，道五均事。”他對所搜集的禮經特別重視，對《周禮》《禮記》等整理、補撰、傳(chuan) 播、複原，戴震在《河間獻王傳(chuan) 經考》中雲(yun) ：“鄭康成《六藝論》雲(yun) ：河間獻王古文《禮》五十六篇，其十七篇與(yu) 高堂生所傳(chuan) 同，而字多異；《禮》百三十一篇，斯即本傳(chuan) 所列《禮》、《禮記》，謂古文《禮》與(yu) 《記》矣。《周官》六篇，鄭亦係之獻王，又為(wei) 陸氏得一證。大小戴傳(chuan) 《儀(yi) 禮》，又各傳(chuan) 《禮記》，往往別有采獲出百三十一篇者殆居多”，說明獻王對三禮傳(chuan) 承起了重要作用。對此，宋陳普《河間獻王》詩雲(yun) ：“禮樂(le) 將興(xing) 漢德涼，活麟天把付鋤商。《周官》千載埋黃壤，兩(liang) 漢如今幾獻王。”《周官》一書(shu) 在地下埋藏千年之後，由於(yu) 河間獻王而重見天日，這功績可以說是惠及千秋萬(wan) 代。葉適在《習(xi) 學記言》卷二十三中說：“河間獻王得《周官》……先王孔子之道，賴以複傳(chuan) ，於(yu) 今其功大矣。賈誼、董仲舒之流不能望其十一也。……班固言王答詔策三十餘(yu) 事，推道術而對，得事之中，文約指明，此亦過誼、仲舒之流遠矣。”清人李清植論道：“禮樂(le) 之事，其存什一於(yu) 千百，猶傳(chuan) 於(yu) 今不廢者，獻王之勞，尤不可誣。”^[vii]

河間在搜集整理典籍文獻的同時，還對殘滅已久的周代禮樂(le) 係統進行了大規模的修複和製作，史籍有獻王作《樂(le) 記》之說。《漢書(shu) ·藝文誌》載：“河間獻王好儒，與(yu) 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le) 事者，以作《樂(le) 記》。”這段史料說明《樂(le) 記》河間獻王劉德與(yu) 毛生等人就是《樂(le) 記》的作者。《隋書(shu) ·音樂(le) 誌》載沈約對梁武帝的《奏答》：“至漢武帝時，河間獻王與(yu) 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le) 事者，以作《樂(le) 記》”觀點與(yu) 文字表述與(yu) 《漢書(shu) ·藝文誌》中相同，明張岱《夜航船·文學部·樂(le) 記》也說：“漢文帝始得竇公所獻周公《大司樂(le) 》章，河間獻王與(yu) 毛生采作《樂(le) 記》。”都說明獻王與(yu) 毛生等人是《樂(le) 記》的作者。當然，對這個(ge) 問題學界至今有爭(zheng) 議，基本觀點有二：一是孔子的弟子公孫尼子,二說認為(wei) 《樂(le) 記》是漢代河間獻王劉德及其手下一批儒生采集編撰而成。筆者基本認同第二種說法，也注意到沈約在《奏答》中有“《樂(le) 記》取《公孫尼子》”一句，可知《樂(le) 記》不是劉德與(yu) 毛生憑空創作，應是在《公孫尼子》的基礎上參考了《荀子·樂(le) 論》撰寫(xie) 的一部著作，後來王禹也對《樂(le) 記》也有新的補充，因《漢書(shu) ·藝文誌》又載：“其內(nei) 史丞王定傳(chuan) 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時為(wei) 謁者，數言其義(yi) ，獻二十四卷《記》，劉向校書(shu) ，得《樂(le) 記》二十三篇，與(yu) 禹不同。”漢成帝時，王禹本《樂(le) 記》在原來的基礎上又“數言其義(yi) ”，“獻二十四卷《記》”。

為(wei) 了更好地發揮禮樂(le) 治國安邦的作用，為(wei) 了大漢的長治久安，他並把所集雅樂(le) 獻給朝廷。《漢書(shu) ·藝文誌》載：“河間獻王……獻八佾之舞，與(yu) 製氏不相遠。”製氏是漢初朝廷大樂(le) 官。《漢書(shu) ·景十三王傳(chuan) 》曰：“武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le) 。”《隋書(shu) ·經籍誌·樂(le) 部》載：“漢初，製氏雖記鏗鏘鼓舞，而不能通其義(yi) 。其後竇公、河間獻王、常山王、張禹，鹹獻樂(le) 書(shu) ”。獻樂(le) 的結果是“天子下大樂(le) 官，常存肄之，歲時以備數，然不常禦，常禦及郊廟皆非雅聲。”（《漢書(shu) ·禮樂(le) 誌》）問題就在這裏，獻王的雅樂(le) 並沒有得到朝廷的重視，朝廷所用的則不是雅樂(le) 。“是時，鄭聲尤甚。黃門名倡丙強、景武之屬富顯於(yu) 世，貴戚五侯定陵、富平外戚之家淫侈過度，至與(yu) 人主爭(zheng) 女樂(le) 。”（《漢書(shu) ·禮樂(le) 誌》）獻王“聘求幽隱，修興(xing) 雅樂(le) 以助化”獲得當時大儒公孫弘、董仲舒等人的認可，並且贏得了民間的稱讚：“時，大儒公孫弘、董仲舒等皆以為(wei) 音中正雅，立之大樂(le) ……河間區區，小國藩臣，以好學修古，能有所存，民到於(yu) 今稱之，況於(yu) 聖主廣被之資，修起舊文，放鄭近雅，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於(yu) 以風示海內(nei) ，揚名後世，誠非小功小美也。”（《漢書(shu) ·禮樂(le) 誌》）這就說明獻王修興(xing) 雅樂(le) 對儒學複興(xing) 居功甚偉(wei) ，特別是“民到於(yu) 今稱之”，可見河間獻王以雅樂(le) “助化”的舉(ju) 措在河間國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起到了一定的社會(hui) 教化作用，如果推行至整個(ge) 漢王朝治理國家也許就不是“霸王道雜之”，而應該是禮敬樂(le) 和,文質彬彬氣象。對獻王作《樂(le) 記》的紹述之功，宋儒黃震說：“《樂(le) 記》第十九，孔氏疏謂此書(shu) 有樂(le) 本、有樂(le) 論、……蓋十一篇合為(wei) 一篇。且謂漢武帝時河間獻王與(yu) 諸生共采《周官》及諸子所作。愚按此書(shu) 間多精語。如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yu) 物而動，性之欲也”，如曰“好惡無節於(yu) 內(nei) ，知誘於(yu) 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皆近世理學所據以為(wei) 淵源，如曰“天高地下，萬(wan) 物散殊，而禮製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le) 興(xing) 焉”，又晦庵先生所深嘉而屢歎者也。”[viii]由這段話可見獻王作《樂(le) 記》對人性問題有深刻反思，這對於(yu) 宋明理學，除了心性論的構建，對其以禮樂(le) 治國的思想也有很大影響。明唐世隆則從(cong) 道統的高度讚揚獻王們(men) 發明紹述之功與(yu) 關(guan) 閩濂洛諸儒比較起來也難分伯仲：“當時學士大夫鹹宗之，而毛萇，貫長卿博士各師授，亦有據而發明之。率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相傳(chuan) 之道，載於(yu) 《詩》、《書(shu) 》、《禮》、《樂(le) 》、《周易》、《春秋》者，既晦而複明，既墜而複續。萬(wan) 世而下得有所見聞，人心賴以私淑，風俗賴以維持，道統之在天下，後世殆猶木之有根幹，枝萬(wan) 葉而延蔓者□□也。猶水之有源幹流，幹流萬(wan) 派瀠洄之可□也。夫以世遠言湮，經殘教馳之後，猶能有功於(yu) 道統如此，其視關(guan) 閩濂洛諸儒，發明紹述之功，固不多讓。”[ix]這是對河間獻王在儒學發展史上地位的充分肯定與(yu) 高度評價(jia) 。

五、獻王治道思想的曆史影響與(yu) 現實意義(yi)

獻王對儒學基本價(jia) 值的認識是到位的，對發揮儒學社會(hui) 政治功能是熱心的，但他沒有想到這樣正好犯了大忌，武帝因此對他起了疑心。更重要的是，朝廷雖然開始重視儒學，但君主專(zhuan) 製的本性決(jue) 定了武帝不可能真正地好儒重儒。一方麵，他公開采用董仲舒的建議，立博士、興(xing) 太學，尊儒術，借儒術以粉飾太平，收攬人心，但對於(yu) 董仲舒這樣真正的儒生，卻敬而遠之，不予重任，他喜歡的是公孫弘這樣的城府極深、圓滑世故的儒生。史載公孫弘“習(xi) 文法吏事，緣飾以儒術”（《漢書(shu) •公孫弘傳(chuan) 》），其實也反映了漢武帝的基本思想傾(qing) 向。另一方麵，在實際政治運作上，漢武帝重用法術之士，借以打擊遊俠(xia) ，裁抑豪宗，整頓吏治，聚斂財富，如任用酷吏張湯為(wei) 禦史大夫。因此，武帝對於(yu) 儒學尊重是有前提的，也是有限度的，他當然不是要在世間全麵活化儒學。他所取於(yu) 經術的，不是訓詁傳(chuan) 釋，也不是對於(yu) “道”的內(nei) 在體(ti) 悟，而勿寧說是儒學高大華美的外觀[x]，就是說漢武帝隻是把儒學作為(wei) 一種外在裝飾，其實推行的主要還是刑名法術之學，這就是所謂的“陽儒陰法”的治國策略，至漢宣帝就直接宣稱“漢家自有製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漢書(shu) ·元帝本紀》）獻王是真正地好儒興(xing) 儒，卻與(yu) 武帝的思想傾(qing) 向截然不同，使他的一切努力付諸東(dong) 流。後人對此評論：“孝文黃老景申韓，武帝雜霸欺愚蒙。卓然崇儒更好士，日華絢爛開新宮。表章六籍收百氏，王乎於(yu) 儒有殊功。勉為(wei) 湯文寓譏刺，沉猜到此誠梟雄。”（周錫恩《河間獻王墓》）

正如司馬光《資治通鑒·河間獻王讚》所言：“武帝雖好儒,好其名而不知其實,慕其華而廢其質。是以好儒愈於(yu) 文景而德業(ye) 後之。景帝之子十有四人,栗太子廢而獻王最長，響若遵大義(yi) 屬重器，用其德施其誌必無神仙祠祀之煩，宮室觀遊之費,窮兵黷武之勞，賦役轉輸之敝。宜其仁率義(yi) 洽，風移俗變,煥然帝王之治複還，其必賢於(yu) 文景遠矣?嗟乎！天實不欲禮樂(le) 複興(xing) 邪?抑四海自不幸而已矣！”司馬光認為(wei) 漢武帝有好儒之名而無其實，緣飾以儒術而遺失了儒家的真精神[xi]，如果獻王的治道思想得到廣泛推行，漢帝國也許就不會(hui) 出現武帝時期的諸多弊端，會(hui) 呈現比文景之治更賢明的政治景象。對此，朱熹也表示認同：“溫公論景帝太子既亡,當時若立獻王為(wei) 嗣,則漢之禮樂(le) 製度必有可觀。”[xii]並引胡氏說：“使河間獻王為(wei) 君,董仲舒為(wei) 相,汲黯為(wei) 禦史,則漢之禮樂(le) 必興(xing) 。這三個(ge) 差除,豈不甚盛!”[xiii]這些都充分說明獻王德才兼備，不同流俗，聲望卓著，但未能成為(wei) 帝王，實現其治國平天下之道。這不但是他個(ge) 人命運的不濟，也是曆史的遺憾。當然，曆史不能假設，但至少可以證明但其道德人格，思想學說的價(jia) 值，需要我們(men) 重新認識和評價(jia) 。後人對其讚揚感歎的詩文很多，如明代程敏政《望河間獻王墓》雲(yun) ：“緬懷仁義(yi) 風，禮樂(le) 餘(yu) 漢策。”清人沈兆沄《河間懷古》：“漢武崇儒進賢良，公卿一時集綰臧。文學平津工緣飾，通經獨有河間王。冬官為(wei) 補考工記，諸生鹹列弟子行。被服造次遵仁義(yi) ，獻樂(le) 對策流芬芳。”

獻王的儒學複興(xing) 活動，特別是其治道思想對我們(men) 今天儒學複興(xing) 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yi) 。當今儒學複興(xing) 已漸成大勢，隻是經過百多年的文化斷裂，儒家衰微，遭到了整體(ti) 性、結構性的破壞，道統的斷裂，學統的西化、政統的混亂(luan) 、法統的不濟、文統的扭曲，等等。1920-1930年代以後，現代新儒家的崛起；1990年代大陸出現儒學複興(xing) 熱、傳(chuan) 統文化熱，目前逐漸形成了民間、學術界與(yu) 官方的互動，但思想觀念的多元衝(chong) 突卻使得社會(hui) 有離散之憂。為(wei) 此，中共十八大報告提出了培育和踐行社會(hui) 主義(yi) 核心價(jia) 值觀，同時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ti) 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問題。由是，怎麽(me) 推進？現代化不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末，對於(yu) 五千年曆史中華文明古國而言，需要在繼承傳(chuan) 統的基礎上開辟未來。儒學的傳(chuan) 統博大精深，需要我們(men) 對曆史上不同時期、不同學者的儒學思想進行深度挖掘，準確解讀，以期古為(wei) 今用。河間獻王修學好古，把經學作為(wei) 儒學的學術基礎，收集、整理儒學文獻，重建儒家的經學體(ti) 係，同時重道尊儒，為(wei) 儒學複興(xing) 創造良好的條件，強調仁義(yi) 治國，德教化民，修興(xing) 禮樂(le) ，治國理民，這些治道思想為(wei) 我們(men) 今天國家治理體(ti) 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資源，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yi) ，需要我們(men) 深入研究，發揚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