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形象的現代轉折

——章太炎的孔子觀

作者：陳壁生 

來源：《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5年第3期

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三月初三日丙辰

          耶穌2017年3月30日

【摘要】

在傳(chuan) 統學術向現代學術轉化的過程中，章太炎是最重要的轉折點。章太炎將經學視為(wei) 史學，因此，孔子刪定六經的貢獻，不再是為(wei) 後世立法，而是書(shu) 寫(xie) 曆史、傳(chuan) 播曆史的工作。章太炎對經、儒、素王等概念的重新認識也改造了這些傳(chuan) 統關(guan) 鍵概念，使得孔子不再是傳(chuan) 統所理解的素王、聖人，而是一個(ge) 中國古代曆史人物，這改變了傳(chuan) 統的孔子形象。在章太炎之後，現代學科興(xing) 起，孔子在現代學術中被視為(wei) 哲學家、思想家、教育家，從(cong) 而剝落了孔子身上的一切神聖光環。

【正文】

在20世紀初的中國現代學術轉型中，經學瓦解，現代學科建立，其中最典型的表征莫過於(yu) 對孔子的評價(jia) 。在傳(chuan) 統學術中，孔子不僅(jin) 僅(jin) 是一個(ge) 曆史人物，而且是中華文明的代表，對孔子的不同評價(jia) ，直接決(jue) 定了對經學、儒學的不同看法。大體(ti) 而言，兩(liang) 漢今文經學認為(wei) 孔子作六經，立一王大法，所以孔子是立法的“素王”；漢唐之間古文經學抬高周公的地位，認為(wei) 孔子“述而不作”、“從(cong) 周”，是聖王時代文獻的整理者，是“聖人”；宋明理學則認為(wei) 孔子是“道統”中的承前啟後者，傳(chuan) 六經以教人，因此，孔子是最後的“聖人”和“先師”。而在現代學術轉型中，對孔子的評價(jia) 關(guan) 鍵在於(yu) 將孔子與(yu) 六經分離，夷經為(wei) 史，夷孔子於(yu) 諸子，孔子成為(wei) “思想家”、“教育家”，成為(wei) 諸子中儒家的代表。於(yu) 是，孔子走下“聖壇”，成為(wei) 《論語》中那個(ge) 有教無類的老師。而在這一過程中，轉折點是章太炎。[1]章太炎將六經視為(wei) 古史，將孔子視為(wei) 史家，開啟了對古代學術的新理解，影響了五四運動之後的“新學”。

一、孔子的底色：“古良史也”

章太炎對孔子的評價(jia) ，既有基於(yu) 現實而發、前後有所變化的議論，也有根於(yu) 自身立場而作、一直未變的看法。從(cong) 表麵上看，章氏早年所作《諸子學略說》①，對孔子大加詆毀，中歲之《檢論·訂孔》②，視孔子為(wei) “良史”而有所肯定，其後對孔子的評價(jia) 越來越高，尤其是晚年講學，更是多次肯定孔子。

章太炎一生對孔子的評價(jia) 多隨機而發，尤其是辛亥革命前的政論文字。章太炎在1922年致柳詒征的信中說：

鄙人少年本治樸學，亦唯專(zhuan) 信古文經典，與(yu) 長素輩為(wei) 道背馳。其後甚惡長素孔教之說，遂至激而詆孔。中年以後，古文經典篤信如故，至詆孔則絕口不談。[2]（P741）

章太炎在此非常明確地承認，早年的“詆孔”是為(wei) 了對抗康有為(wei) 提倡的孔教。事實上，辛亥革命之前，章太炎論孔子之言，多有互為(wei) 齟齬，自相矛盾，都是出於(yu) 政治的需要，而非學術之使然。如1897年9月7日在《實學報》上發表《後聖》，稱孔子為(wei) “水精”、有“製作”，是為(wei) 了表彰荀子為(wei) 繼孔子之“後聖”[3]（P37）。1899年5月20日發表的《客帝論》，稱“《春秋》以元統天，而以春王為(wei) 文王。文王孰謂？則王愆期以為(wei) 仲尼是已”[4]（P85），是以《公羊》傳(chuan) 《春秋》，孔子為(wei) 素王，而其目的則在於(yu) 論證當時可以孔子後代為(wei) 帝。但同年12月25日，章氏在《亞(ya) 東(dong) 時報》上發表更有學術性的《今古文辨義(yi) 》，馬上又變換立場，言“孔子賢於(yu) 堯舜，自在性分，非專(zhuan) 在製作也”[5]（P109），則是為(wei) 了通過駁廖平之尊孔而反康有為(wei) 之學說。

但是，透過章太炎政論的言辭迷霧，章氏對孔子有一個(ge) 穩定的基本看法，這個(ge) 看法不是隨一時議政所變化，而是由章氏一生的立場所決(jue) 定，這個(ge) 立場就是章氏自述的“唯專(zhuan) 信古文經典”。在今文經學中，孔子作《春秋》，立一王大法，《春秋》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而最重要的是其“義(yi) ”，是孔子之義(yi) ，即《公羊傳(chuan) 》所發明的微言大義(yi) 。而古文經學則強調孔子“述而不作”，即便其“作《春秋》”，也隻不過是據魯史而筆削，《春秋》之正傳(chuan) 是《左氏傳(chuan) 》中的曆史事跡。章氏一生談及孔子者不計其數，而最基本的觀點，是其1902年重訂《訄書(shu) 》、新增《訂孔》一文中對孔子的明確定位：

孔氏，古良史也。輔以丘明而次《春秋》，料比百家，若旋機玉鬥矣。談、遷嗣之，後有《七略》。孔子死，名實足以伉者，漢之劉歆。[6]（P51）

以孔子為(wei) “古良史也”，實在是石破天驚、前所未有之論。而將孔子拉到下接左丘明、司馬談與(yu) 司馬遷父子、劉歆的脈絡中，同樣是發前人所未曾發。在曆史上，對孔子的認識確有不同的側(ce) 重，如今文家視孔子為(wei) 有德無位的“素王”，古文家視孔子為(wei) 述而不作的聖人，理學家視孔子為(wei) 至聖先師。而章太炎直接將孔子視為(wei) “良史”，其實是為(wei) 了與(yu) 今文家的“素王”之說相對抗。章太炎以六經皆史官之遺，即史書(shu) ，而孔子以私人的身份而非史官的身份刪削六經，那麽(me) 孔子便是史家。

章太炎的古文經學研究最有力之處便是他正確地看到，要談孔子，最重要的是作為(wei) 經學整理者的孔子，而不是作為(wei) 諸子之一的儒家的孔子，而且要談作為(wei) 經學整理者的孔子，最重要的是通過《春秋》來看孔子。章氏早年最重要的著作是《春秋左傳(chuan) 讀》（成書(shu) 於(yu) 1896年，先於(yu) 《訄書(shu) 》初刻本三年，時年章氏29歲）、《春秋左傳(chuan) 讀敘錄》，而其晚年最重要的著作則是《春秋左氏疑義(yi) 答問》（作於(yu) 1929年）。③可以說，《春秋》學是章氏經學觀的基本底色。《春秋》的今古文中，《公羊傳(chuan) 》為(wei) 今文，《左氏傳(chuan) 》為(wei) 古文。而《左氏傳(chuan) 》的注解中，漢代賈逵、服虔多引用《公羊》、《穀梁》二傳(chuan) ，而晉初的杜預才真正做到排斥二傳(chuan) ，把《春秋左氏傳(chuan) 》之學變成徹底的史學。章太炎對《左氏傳(chuan) 》的看法，早年從(cong) 賈逵、服虔，晚歲從(cong) 杜預。其《漢學論》雲(yun) ：

餘(yu) 少時治《左氏春秋》，頗主劉、賈、許、穎以排杜氏，卒之婁施攻伐，杜之守猶完，而為(wei) 劉、賈、許、穎者自敗。晚歲為(wei) 《春秋疑義(yi) 答問》，頗右杜氏，於(yu) 經義(yi) 始條達矣。[7]（P23）

而發生這一轉變，實際上是因為(wei) 章太炎發現：“劉、賈諸公，欲通其道，猶多附會(hui) 《公羊》。”[8]（P361）由於(yu) 東(dong) 漢時立博士的是《公羊傳(chuan) 》，所以《左氏》學者在解釋不通之處多引《公羊》為(wei) 證。而杜預則完全依傳(chuan) 斷經，故《左氏春秋》杜預學才是真正徹底的史學。章太炎自早年之學至晚歲之論，都是在尋求一條將經學徹底史學化的道路，並且，他既將六經視為(wei) 史籍，那麽(me) 刪削六經的孔子，最重要的身份隻有一個(ge) ，那就是史家。

孔子既然是“古之良史”，章太炎對孔子最大的肯定，一是“作曆史”，二是“布曆史”。

就“作曆史”而言，章太炎以為(wei) 六經都是史。《國故論衡·明解故》雲(yun) ：

《六經》皆史之方，沿之則明其行事，識其時製，通其故言，是以貴古文。[9]（P356）

1910年《教育今語雜誌》所載章太炎的白話文演講《經的大意》，說得更加清楚：“《尚書(shu) 》、《春秋》固然是史，《詩經》也記王朝列國的政治，《禮》、《樂(le) 》都是周朝的法製，這不是史，又是什麽(me) 東(dong) 西？惟有《易經》似乎與(yu) 史不大相關(guan) ，殊不知道，《周禮》有個(ge) 太卜的官，是掌《周易》的，《易經》原是卜筮的書(shu) 。古來太史和卜筮測天的官，都算一類，所以《易經》也是史。古人的史，範圍甚大，和近來的史部有點不同，並不能把現在的史部，硬去分派古人。這樣看來，六經都是古史。所以漢朝劉歆作《七略》，一切記事的史，都歸入《春秋》家。可見經外並沒有史，經就是古人的史，史就是後世的經。”[10]（P71）也就是說，章太炎的經學觀是“夷六藝於(yu) 古史”，那麽(me) 其孔子觀必然是夷孔子於(yu) “良史”。《諸子學略說》雲(yun) ：“孔子刪定六經，與(yu) 太史公、班孟堅輩，初無高下，其書(shu) 即為(wei) 記事之書(shu) ，其學惟為(wei) 客觀之學。”[11]（P286）如果說《諸子學略說》以後經過了章氏的自我否定，不足為(wei) 據，那麽(me) 《國故論衡·原經》之說則愈明。章氏雲(yun) ：

令仲尼不次《春秋》，今雖欲觀定哀之世，求五伯之跡，尚荒忽如草昧。夫發金匱之藏，被之萌庶，令人不忘前王，自仲尼、左丘明始。且倉(cang) 頡徒造字耳，百官以治，萬(wan) 民以察，後世猶蒙其澤。況於(yu) 年曆晻昧，行事不彰，獨有一人，抽而示之，以詒後嗣，令遷、固得續其跡，訖於(yu) 今茲(zi) 。則耳孫小子，耿耿不能忘先代，然後民無攜誌，國有與(yu) 立，實仲尼、左丘明之賜。[12]（P302—303）

章氏經學之根柢在《春秋》，《春秋》主《左氏》，對他而言，談《春秋》必接《左氏》，而後是《史》、《漢》，因此，章氏言孔子，亦多與(yu) 左丘明並言，而後接司馬遷、班固。他甚至認為(wei) ，孔子之所以成為(wei) “聖人”，司馬遷、班固不能稱為(wei) 聖人，隻因為(wei) 孔子是史法的開創者，司馬遷、班固是傳(chuan) 承者。其言曰：“仆以素王修史，實與(yu) 遷、固不殊，惟體(ti) 例為(wei) 善耳。百工製器，因者易而創者難，世無孔公，史法不著……宣尼一出，而百國寶書(shu) ，和會(hui) 於(yu) 左氏。邦國殊政，世係異宗，民於(yu) 何居？工自誰作？複著之《國語》、《世本》。紛者就理，暗者得昭。遷、固雖材，舍是則無所法，此作者所以稱聖也。”[13]（P154）這種對孔子的看法是建立在將經視為(wei) 史的基礎上的，如此，孔子的刪削六經的行為(wei) 便成為(wei) 整理曆史的行為(wei) ，甚至孔子之所以成為(wei) 聖人，也隻是因為(wei) 他開創了曆史的寫(xie) 作方法。而在現代學術中，這完全是一個(ge) “史”的係統，而不是“經”的係統。

就“布曆史”而言，章太炎強調孔子傳(chuan) 播六經是傳(chuan) 播曆史。在由《訄書(shu) 》修改而成的《檢論·訂孔》（1914年發表）中，章太炎一改《訄書(shu) 》之非孔，而是加上了一些“理解之同情”的文字：

繼誌述事，纘老之績，而布彰六籍，令人人知前世廢興(xing) ，中夏所以創業(ye) 垂統者，孔氏也……自老聃寫(xie) 書(shu) 征臧，以詒孔氏，然後竹帛下庶人。六籍既定，諸書(shu) 複稍出金匱石室間。民以昭蘇，不為(wei) 徒役；九流自此作，世卿自此墮。朝命不擅威於(yu) 肉食，國史不聚殲於(yu) 故府。[14]（P423—424）

此處之“老”即老子，為(wei) 周代史官。而孔子的貢獻在於(yu) 將老子所送的秘府典籍布於(yu) 民間。章氏既認為(wei) 六經之要義(yi) 在於(yu) “令人人知前世廢興(xing) ，中夏所以創業(ye) 垂統”，那麽(me) 孔子之偉(wei) 大就在於(yu) 將秘府中的史籍整理以教弟子，使此後諸子皆得以窺見這些古史。這樣，孔子便是一個(ge) 史學教師。

章氏對於(yu) 孔子的貢獻，即便是在極力詆孔的《諸子學略說》中，也不敢抹殺，其中概括為(wei) ：“雖然，孔子之功則有矣，變祥神怪之說而務人事，變疇人世官之學而及平民，此其功亦夐絕千古。”[15]（P291）這樣，孔子之所以卓絕，實際上是作為(wei) 哲學家和史學家。這種思路與(yu) 評價(jia) ，已經與(yu) 後來經過“現代”與(yu) “科學”洗滌的孔子觀沒有根本性的區別了。

二、孔子的曆史功績

章太炎對孔子的評價(jia) ，更集中的是在與(yu) 康有為(wei) 論戰的文章《駁建立孔教議》中。此文暢論章氏心目中孔子的貢獻：

蓋孔子所以為(wei) 中國鬥杓者，在製曆史、布文籍、振學術、平階級而已……孔子於(yu) 中國，為(wei) 保民開化之宗，不為(wei) 教主。世無孔子，憲章不傳(chuan) ，學術不振，則國淪戎狄而不複，民居卑賤而不升，欲以名號加於(yu) 宇內(nei) 通達之國，難矣。今之不壞，係先聖是賴！是乃其所以高於(yu) 堯、舜、文、武而無算者也！[16]（P196—197）

“製曆史”的是作《春秋》的孔子。章太炎認為(wei) ，在孔子之前，史書(shu) 之記錄少。“自孔子作《春秋》，然後紀年有次，事盡首尾，丘明衍傳(chuan) ，遷、固承流，史書(shu) 始燦然大備，榘則相承，仍世似續，令晚世得以識古，後人因以知前。故雖戎羯薦臻，國步傾(qing) 覆，其人民知懷舊常，得以幡然反正。此其有造於(yu) 華夏者，功為(wei) 第一。”[17]（P196）作《春秋》的孔子，在章氏看來，最重要的貢獻是開創了編年體(ti) 的寫(xie) 作，使真正的史學得以確立。這與(yu) 《國故論衡·原經》的說法是完全一致的。在這裏，孔子最重要的身份是史家。

“布文籍”的是刪定六經的孔子。章太炎認為(wei) ，從(cong) 《周禮》中看出周代的政典教育完全掌握在官府，雖有史書(shu) ，但齊民不識，而孔子改變了這一狀況。“自孔子觀書(shu) 柱下，述而不作，刪定六書(shu) ，布之民間，然後人知典常，家識圖史。其功二也。”[18]（P197）孔子刪定古王官六經，以教弟子，使教育從(cong) 官府轉至平民。在這裏，孔子是教育家。

“振學術”的是作為(wei) 子家的孔子。諸子皆出王官，但典籍不足，學無大成，自孔子發明思想，開啟了諸子爭(zheng) 鳴的局麵，故章氏說：“自孔子布文籍，又自讚《周易》，吐《論語》以寄深湛之思，於(yu) 是大師接踵，宏儒鬱興(xing) 。雖所見殊塗，而提振之功在一，其功三也。”[19]（P197）孔子的個(ge) 人思想激發了後來的儒家，並對諸子百家產(chan) 生影響。在這裏，孔子成為(wei) 思想家。

“平階級”者是孔子的教育結果。章氏言春秋時代，官多世卿，父子相繼，但是，“自孔子布文籍，又養(yang) 徒三千，與(yu) 之馳騁七十二國，辨其人民，知其土訓，識其政宜，門人餘(yu) 裔，起而幹摩，與(yu) 執政爭(zheng) 明。哲人既萎，曾未百年，六國興(xing) 而世卿廢，民苟懷術，皆有卿相之資，由是階級蕩平，寒素上遂，至於(yu) 今不廢。其功四也。”[20]（P197）這裏強調的是孔子的教育活動在春秋戰國的政治、思想變局中的影響。

章氏的《駁建立孔教議》作於(yu) 辛亥革命之後，當時他的思想已經與(yu) 辛亥革命前之詆孔不同。而這裏所總結的四項，既包括了章氏早年所承認的孔子功績，同時又包含其晚年尊孔崇經之後的議論，可以說是章氏對孔子的集中評價(jia) 。即便如此，在章氏心目中，孔子也不是一個(ge) 超越古今（時間）的聖人，而是落實在具體(ti) 的春秋時期，對中國曆史文化做出巨大貢獻的“史家”。可以說，章氏以史觀孔，而導出的是以孔為(wei) 史。

章太炎以孔子為(wei) 古代“良史”，說到底，就是要否定孔子刪定六經，尤其是作《春秋》有“立法”的意義(yi) ，褫奪孔子的“立法權”。孔子作《春秋》，製素王之法，這是兩(liang) 漢、晚清今文家最普遍的共識，漢末古文大師如賈逵、鄭玄也認同之。章太炎既以六經為(wei) 曆史，那麽(me) 作為(wei) 曆史的《春秋》經、《左氏》傳(chuan) ，便成為(wei) 章太炎探究的一個(ge) 重要問題。章太炎晚年作《春秋左氏疑義(yi) 答問》，在杜預的基礎上提出了一個(ge) 更為(wei) 大膽的推論：

孔子觀周，本以事實輔翼魯史，而非以剟定魯史之書(shu) 。又知《左氏春秋》，本即孔子史記，雖謂經出魯史，傳(chuan) 出孔子，可也。[21]（P361）

也就是說，孔子已經看到魯國國史，但仍和左丘明到周王室去觀諸侯國史，就是要通過多國國史共同考定魯史的事實，使《春秋》更加精詳。諸侯國史集合而成的《左氏春秋》，簡直可以視為(wei) 孔子編《春秋》的傳(chuan) 記。章門弟子黃侃在為(wei) 《春秋左氏疑義(yi) 答問》所作的序言中說得更加明白：“孔子作《春秋》，因魯史舊文而有所治定；其治定未盡者，專(zhuan) 付丘明，使為(wei) 之《傳(chuan) 》，《傳(chuan) 》雖撰自丘明，而作《傳(chuan) 》之旨悉本孔子。”[22]（P431）如此，《春秋》沒有所謂的微言大義(yi) 、一字褒貶，《公羊》、《穀梁》二傳(chuan) 不過後師末學，而正傳(chuan) 唯在《左氏》。《春秋》經文與(yu) 《左氏》傳(chuan) 文都可以視為(wei) 孔子所作。通過《春秋左傳(chuan) 疑義(yi) 答問》的改造，《春秋》經與(yu) 《左氏》傳(chuan) 合二而一，孔子與(yu) 丘明不可分割。章太炎的《春秋》學是比杜預更加徹底的史學。通過章氏的改造，《春秋》不但不是孔子的素王大法，而且也不是周公的史法舊章，而是記述春秋時期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史實的作品。杜預將《春秋》由孔子法變成周公法，而章太炎則更進一步將孔子法轉變成春秋時期的曆史記載。在這個(ge) 意義(yi) 上，孔子成為(wei) 真正的“良史”。也就是說，當孔子成為(wei) 史家、教育家、思想家，便早已不是傳(chuan) 統理解中的“為(wei) 萬(wan) 世立法”的“聖人”形象，而是在曆史基礎之上的一個(ge) 曆史人物形象。

三、章氏三“原”與(yu) 孔子形象的變化

當孔子成為(wei) “古之良史”，孔子整理的六經便成為(wei) 曆史的記載，經學轉化成史學。章太炎以曆史的眼光探求經學中幾個(ge) 重要概念的“本原”，並且在這種“本原”化的曆史追溯中瓦解了這些概念的價(jia) 值。茲(zi) 以經、儒、素王三個(ge) 概念為(wei) 例，看經學概念在“曆史化”之後的變異。

（一）原“經”：經學的史料化與(yu) 孔子成為(wei) “先師”

章太炎承認孔子刪削過六經，因此，六經與(yu) 孔子到底關(guan) 係如何決(jue) 定著章太炎的孔子觀，章太炎通過“原經”將孔子徹底變成一個(ge) 隻“述”不“作”的“先師”。對“經”的理解，兩(liang) 漢今古文經師皆無異議。今文如《白虎通》雲(yun) ：“經，常也。”[23]（P447）古文如鄭玄雲(yun) ：“經者不易之稱。”可見，皆以經為(wei) 常道。自漢魏至於(yu) 明清，言經學之“經”字義(yi) 皆在此一理解中。章太炎既具曆史之眼光，故求經字之“本義(yi) ”。1910年《教育今語雜誌》載章氏在日本演講稿《經的大意》，首發高論雲(yun) ：

甚麽(me) 叫做經？本來隻是寫(xie) 書(shu) 的名目，後來孔子作《孝經》，墨子有《經上》、《經下》兩(liang) 篇，韓非子的書(shu) 中間也有經，就不一定是官書(shu) 了。但墨子、韓子的書(shu) ，向來稱為(wei) 諸子。孔子的《孝經》，也不過是傳(chuan) 記。真實可以稱經的，原隻是古人的官書(shu) 。《莊子·天下篇》說六經的名號，是《易》、《詩》、《書(shu) 》、《禮》、《樂(le) 》、《春秋》。《禮記·經解篇》也同。難道古人隻有六經麽(me) ？並不然。現在存的，還有《周髀算經》，是周公和商高所說。更有《逸周書(shu) 》，也是周朝的史官所記錄。《易經》的同類，還有《連山》、《歸藏》。《禮經》的同類，還有《司馬法》。漢朝都還完全。這些都是官書(shu) ，都可以喚作經。不過孔子所刪定的，隻有六經。也不是說刪定以後，其餘(yu) 的書(shu) 一概作廢，不過這六件是通常講誦的，其餘(yu) 當作參考書(shu) 罷了。[24]（P70）

在《國故論衡·原經》中，章太炎追溯先秦之稱“經”數義(yi) ：“《吳語》稱‘挾經秉枹’，兵書(shu) 為(wei) 經；《論衡·謝短》曰‘《五經》題篇，皆以事義(yi) 別之，至禮與(yu) 律獨經也’，法律為(wei) 經。《管子》書(shu) 有‘經言’、‘區言’，教令為(wei) 經。”[25]（P276）下又列“世經”、“圖經”、“畿服經”等等之稱“經”，證“經”之名非官書(shu) 。從(cong) 本義(yi) 講，經不但非官書(shu) ，也非儒書(shu) ，古代之書(shu) 皆可稱“經”。至1935年，章太炎在蘇州章氏國學講習(xi) 會(hui) 講《經學略說》，其時章氏已知辛亥鼎革，道德淪喪(sang) ，古文經說因史而亡，然講經學猶雲(yun) ：“經之訓常，乃後起之義(yi) 。《韓非·內(nei) 外儲(chu) 》首冠經名，其意殆如後之目錄，並無常義(yi) 。今人書(shu) 冊(ce) 用紙，貫之以線。古代無紙，以青絲(si) 繩貫竹簡為(wei) 之。用繩貫穿，故謂之‘經’。經者，今所謂線裝書(shu) 矣。”[26]（P485）

此處臚列三說貫串章氏一生，而皆以曆史眼光“原經”，而“原”至於(yu) 最古時代，“經”隻是古書(shu) 之統稱。究章氏之原意，是為(wei) 了反對明確的以六經為(wei) 常道的今文經學，所以，超過漢代今文家說，而至於(yu) 孔子以前的王官六經，而且將孔子之前的六經視為(wei) 曆史的記載，這樣一來，便自然而然地瓦解了“經”的神聖性。可以說，章太炎為(wei) 了瓦解今文經學，而將經學視為(wei) 史籍，經學一旦成為(wei) 史籍，無形中連古文經學視經為(wei) “法”的意義(yi) 也被完全瓦解。

章太炎的這一做法直接導致了經學的潰亡，連經學研究一並崩潰的還有“新學”。章門弟子朱希祖據章氏之“經”字定義(yi) ，於(yu) 1919年直接提出：“經學之名，亦須捐除。”其說雲(yun) ：“經學之名，何以必須捐除呢？因為(wei) 經之本義(yi) ，是為(wei) 絲(si) 編，本無出奇的意義(yi) 。但後人稱經，是有天經地義(yi) ，不可移易的意義(yi) ，是不許人違背的一種名詞……我們(men) 治古書(shu) ，卻不當作教主的經典看待。況且《易》、《詩》、《書(shu) 》、《禮》，本非孔子一家之物，《春秋》以前的書(shu) ，本非孔子一人所可以壟斷的。”[27]（P95）章氏另一弟子曹聚仁在《從(cong) 疑古到信古》中也列舉(ju) 了章氏《國故論衡·原經》言古代兵書(shu) 、法律、教令、曆史、地製、諸子皆可以稱“經”，而雲(yun) ：“總之依章師的主張，一切書(shu) 籍都是經，這對於(yu) 提倡讀經尊孔的腐儒們(men) ，是最有力的諷刺。”[28]（P40）最後，曹氏的結論是奉勸青年們(men) ：“愛惜精神，莫讀古書(shu) ！”[29]（P40）其中，朱希祖純為(wei) 史學研究者，且主政北大曆史係，辛亥革命之後，經學科廢，舉(ju) 世趨新，本待有識之士重振絕學。而章太炎對經學的瓦解，使其弟子一輩自然而然地接上了西來現代學術的思路。

同時，章太炎對“經”的定義(yi) 也直接接上了新派學者的思路。顧頡剛直到1962年作《中國史料的範圍和已有的整理成績》時還在說：“近人章炳麟早就解釋過，‘經’乃是絲(si) 線的意思，竹木簡必須用了絲(si) 線編起來捆起，才可以使它不散亂(luan) 。可見這原是一種平常的工具，沒有什麽(me) 崇高的意義(yi) 可言。”[30]（P454）

必須特別注意的是，章太炎釋“經”字本義(yi) ，已非“經學”之經。當時學出廖平又曾私淑章氏的李源澄，在這一問題上洞若觀火，李源澄《經學通論》有雲(yun) ：“經學之經，以常法為(wei) 正解，不必求經字之本義(yi) 。然經學雖漢人始有之，而經之得名，則在於(yu) 戰國之世。故常法為(wei) 經學之本義(yi) ，而非經之達詁。近世釋經義(yi) 者，皆釋經字之義(yi) ，而非經學之經之義(yi) 也。”[31]（P4）“經”字本義(yi) 與(yu) “經學”之“經”是兩(liang) 回事，要解釋“經學”之經，不必求諸“經”字之本義(yi) ，就像要解釋“人性”，不必追溯到猿性，更不必追原到單細胞原始生物之性一樣。以章氏之博學深思，諒不至於(yu) 不知此，惟其好古過甚，厭漢儒過深，又縱橫其博聞多知，故夷經為(wei) 史，無所不用其極。經隻是史，孔子自然也就成了一個(ge) 曆史文獻的整理者。

（二）原“素王”：孔子的曆史化

章氏之二“原”為(wei) 原素王。素王之說為(wei) 今文經學立學之根基，而漢世古文家也多接受之。蓋承認孔子有立法，則孔子為(wei) 素王也。孔子之立法在《春秋》。主《公羊傳(chuan) 》者董仲舒對漢武帝雲(yun) ：“孔子作《春秋》，正先王而係萬(wan) 事，見素王之文焉。”[32]（P2509）盧欽《公羊序》曰：“孔子自因魯史記而修《春秋》，製素王之道。”[33]（P16）主古文、《左傳(chuan) 》者賈逵《春秋序》曰：“孔子覽史記，就是非之說，立素王之法。”[34]（P16）可見，皆以孔子之作《春秋》為(wei) 立素王大法者。章太炎以孔子為(wei) 史家，史家者，整理曆史使後人明朝代興(xing) 亡者也。而素王則是提出價(jia) 值、以為(wei) 後世製法者。是故，章氏必瓦解素王之義(yi) ，而其法仍是以“曆史”記載瓦解價(jia) 值。《國故論衡·原經》雲(yun) ：

蓋素王者，其名見於(yu) 《莊子》（原注《天下篇》），伊尹陳九主素王之法，守府者為(wei) 素王；莊子道玄聖素王，無其位而德可比於(yu) 王者；太史公為(wei) 《素王眇論》，多道貨殖，其《貨殖列傳(chuan) 》已著素封，無其位，有其富厚崇高，小者比封君，大者擬天子。此三素王之辨也。仲尼稱素王者，自後生號之。[35]（P296-297）

章太炎以曆史上可見的三種不同的“素王”，證明孔子之稱“素王”非其本來，不過是後儒為(wei) 尊崇孔子臆加“素王”之號而已。孔子是“素王”，則《春秋》為(wei) 孔子法，孔子非“素王”，則《春秋》為(wei) 孔子整理春秋時代之舊史而已。故章太炎認為(wei) ，孔子作《春秋》為(wei) 後世立法，是“以不盡之事，寄不明之典，言事則害典，言典則害事，令人若射覆探鉤，卒不得其詳實。故有《公羊》、《穀梁》、《騶》、《夾》之《傳(chuan) 》，為(wei) 說各異，是則為(wei) 漢製惑，非製法也”[36]（P298）。今文家言孔子“為(wei) 漢製法”，而章氏以為(wei) 《春秋》今文有四傳(chuan) ，義(yi) 各不同，是“為(wei) 漢製惑”。他認為(wei) 《春秋》隻是史，故雲(yun) ：“言《春秋》者，載其行事，憲章文武，下尊時王，懲惡而勸善，有之矣；製法何與(yu) 焉？”[37]（P298）依章氏之說，孔子實為(wei) 史家，其作《春秋》、《左氏》為(wei) 正傳(chuan) ，乃在於(yu) 整理春秋正史，布於(yu) 人間，使民間得而習(xi) 之。

章氏之破素王之說，仍然是以史籍之歧說破經典之神聖。說素王者，本以孔子之前皆有聖德，而有王位故製作禮樂(le) 。而至於(yu) 孔子，有德無位，故立空王之法以垂世，是稱素王。而章氏則列“三素王之辨”，使專(zhuan) 屬孔子之素王，可屬之守府者，可與(yu) 之貨殖者，殊不知伊尹之言、史公之論非經學之謂素王也。

（三）原“儒”：經與(yu) 儒的分化

章太炎之三原為(wei) 原“儒”。《國故論衡·原儒》開頭即雲(yun) ：

儒有三科，關(guan) 達、類、私之名。達名為(wei) 儒：儒者術士也……類名為(wei) 儒：儒者，知禮、樂(le) 、射、禦、書(shu) 、數……私名為(wei) 儒：《七略》曰：“儒家者流，蓋出於(yu) 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遊文於(yu) 六經之中，留意於(yu) 仁義(yi) 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yu) 道為(wei) 最高。”[38]（P481-485）

章氏此篇極盡墳典，而立論大意則追溯“儒”之歧義(yi) 。章氏蒐集古之言“儒”者，據《墨子·經上》言“名：達、類、私”，而分儒為(wei) 三種：其一“達名為(wei) 儒”，指的是古人以“儒”學概括一切“術士”，即一切有術之士者，凡道家方士、法家、雜家，九流之人都可以稱“儒”。其二為(wei) “類名為(wei) 儒”，指的是《周禮》諸侯有保氏之官，以禮、樂(le) 、射、禦、書(shu) 、數“六藝”教人，通此六藝者稱“儒”。其三為(wei) “私名為(wei) 儒”，指的是劉歆《七略》所雲(yun) ，王官失守，衍為(wei) 諸子，司徒之官變成“儒家”。言至於(yu) 此，則僅(jin) 分析古書(shu) 中“儒”本有異說，雖同一字，意旨有別。然而，章太炎之意不在此，他分別三科之後乃雲(yun) ：“是三科者，皆不見五經家。往者商瞿、伏勝、穀梁赤、公羊高，浮丘伯、高堂生諸老，《七略》格之，名不登於(yu) 儒籍。”[39]（P488）也就是說，古之儒者的三種含義(yi) ，無一種含義(yi) 包括傳(chuan) 五經的經師，易言之，經師不是“儒”；而在《七略》的圖書(shu) 分類中，傳(chuan) 五經之周秦大師，皆不在“儒家類”中，而在“六藝略”中。因此，“經學”與(yu) “儒學”截然分開，古“儒”之三科皆無經師，《七略》之六藝皆無儒者。蓋劉歆之《七略》，以六藝為(wei) 王官學，而諸子為(wei) 百家言，儒家止為(wei) 諸子之一，非能躋於(yu) 王官。但是，早在劉歆之前，司馬遷著《史記》，其《儒林傳(chuan) 》皆傳(chuan) 經之士，且自《史記》之後，曆代正史因之未改，則五經之學豈非“儒家經典”？對此，章氏解釋道：“自太史公始儒林題齊、魯諸生，徒以潤色孔氏遺業(ye) 。又尚習(xi) 禮樂(le) 弦歌之音，鄉(xiang) 飲大射之禮，事不違藝，故比而次之。”[40]（P489）如此說來，司馬遷將經師行跡題為(wei) “儒林傳(chuan) ”，不是因司馬遷認為(wei) 傳(chuan) 經即儒者之業(ye) ，而是因為(wei) 這些傳(chuan) 經者能夠發展“作為(wei) 諸子之一的孔子”的學說———勉強可以列入“私名為(wei) 儒”，而且，他們(men) 也司《周禮》六藝的禮、樂(le) 、射———勉強可以列入“類名為(wei) 儒”。在章太炎看來，司馬遷大抵是搞錯了。章氏接著說：“晚有古文家出，實事求是，征於(yu) 文不征於(yu) 獻，諸在口說，雖遊、夏猶黜之。斯蓋史官支流，與(yu) 儒家益絕矣。”[41]（P490）因為(wei) 古文經師研究的是王官學，不是百家言，是《七略》中的“六藝”，不是“諸子”之“儒家類”，所以古文經師是“史官之支流”，並不“潤色孔氏遺業(ye) ”，與(yu) 孔子關(guan) 係不大，也非“事不違藝”，不符合《周官》保氏之教，古文經師更不應列入《儒林傳(chuan) 》。章太炎以他所概括的儒者三科為(wei) 標準評議道：“今獨以傳(chuan) 經為(wei) 儒，以私名則異，以達名、類名則偏……傳(chuan) 經者複稱儒，即與(yu) 私名之儒相殽亂(luan) 。”[42]（P490）傳(chuan) 經者傳(chuan) 的是作為(wei) 官書(shu) （曆史）的六經，與(yu) 作為(wei) 諸子的“儒”已然不同，而將其放在一切術士中的“儒”與(yu) 周官保氏“六藝”中的儒，又隻執一篇，所以說，經師與(yu) 儒士判然有別。

這樣，章氏以曆史的眼光總結出“儒”的原意，斷定“儒”是子家，“經”在經部，二者不應相混淆。如此一來，呈現出章氏的用意是將經學與(yu) 孔子區別開來：孔子不是經學的開創者，而隻是經學的傳(chuan) 承者，並且經學隻是曆史的實錄，在這種邏輯中，孔子的刪削述作事業(ye) 鑄就的是一個(ge) “史學家”。章氏通過“原儒”裂分儒家與(yu) 經學，夷孔子為(wei) 諸子，這就是以曆史瓦解價(jia) 值。章氏之後，胡適《說儒》諸論繼章氏之“儒者三科”而作，使儒家與(yu) 經學漸行漸遠。我們(men) 還可以從(cong) 章門弟子曹聚仁的《原儒》來看章氏之說的影響。曹氏指出：“太炎師是首先提出了‘題號由古今異’的曆史新觀點，使我們(men) 明白古人用這個(ge) ‘儒’字，有廣狹不同的三種觀點。他的大貢獻在於(yu) 使我們(men) 知道‘儒’字的意義(yi) ，經過了一個(ge) 曆史的變化，從(cong) 一個(ge) 廣義(yi) 的包括一切方術之士的儒，後來縮小到那‘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的俠(xia) 義(yi) 的‘儒’。我們(men) 已經把孔丘的本來麵目暴露出來，讓大家明白不獨宋明理學的觀點，跟孔子不相幹，即使魏晉清談家的論點，也和孔氏相去很遠；西漢今文學家更是鬼畫符，連春秋戰國的儒家，也不是真正的孔子之學呢！從(cong) 曆史觀點看儒家的演化，是有了新的意義(yi) 。”[43]（P68）

四、結語

章太炎將孔子視為(wei) 史家，雖然承認孔子刪削六經之功績，但是作為(wei) “古之良史”的孔子，已經與(yu) 古代學術中的理解完全不同。可以說，章太炎之論，在彰顯曆史之重要的同時，破除了孔子的神聖性，也剝奪了孔子作為(wei) 文明立法者的地位。在此基礎上，孔子成為(wei) 一個(ge) “曆史人物”，這終結了將孔子視為(wei) “聖人”的古典時代觀念，而奠定了現代學術對孔子評價(jia) 的基本底色。早在1905年6月20日，許之衡在《國粹學報》發表了《讀〈國粹學報〉感言》，便已經說到章太炎對孔子的重新評價(jia) 帶來的社會(hui) 影響，許之衡說：“餘(yu) 杭章氏《訄書(shu) 》，至以孔子下比劉歆，而孔子遂大失其價(jia) 值。一時群言，多攻孔子矣。”又言：“近一二年來，有某氏之論保教，章氏之論訂孔，而後生小子，翕然和之，孔子遂幾失其舊步。”④某氏，即梁啟超，當時之文為(wei) 《保教非尊孔論》。許氏之論可謂見微知著也。

在經學史上，對“經”、“儒”、“素王”諸關(guan) 鍵詞的理解決(jue) 定了對經學大方向的認識。章太炎解釋這三個(ge) 概念，都以“曆史”的眼光，縱橫其博聞多識的才華意氣，追究其本意，臚列其歧義(yi) ，結果不是使其意旨大明，而是使其價(jia) 值喪(sang) 失殆盡。章氏原經而夷經為(wei) 史，進而為(wei) 史料，使刪削六經的孔子變成曆史文獻的整理者和傳(chuan) 播者。章氏原儒而夷儒為(wei) 子學，孔子為(wei) 諸子，章氏原素王而孔子不立法。章氏之“三原”都已經超出了傳(chuan) 統古文經學的範圍，而導夫現代史學之先路。在現代史學中，已經沒有獨立的“經學”的位置。

晚清民初之世，中國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在這場國家社會(hui) 全麵轉型的過程中，文化更新勢在必行。而孔子作為(wei) 華夏古典文明的集中代表，該如何重新認識孔子是文化更新的核心問題，也是每一個(ge) 深刻的思想體(ti) 係中必然包含的問題。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康有為(wei) 等今文經學家抨擊、否定古文經學，不遺餘(yu) 力，以至於(yu) 認為(wei) 《周官》、《左傳(chuan) 》都出於(yu) 劉歆偽(wei) 造，而且，孔子改製立法，以《春秋》為(wei) 代表的今文經典，為(wei) 孔子的“一王大法”。這樣，孔子從(cong) “至聖先師”提升為(wei) “素王”，又升格為(wei) “教主”，而孔子的身份也隨之從(cong) 立法者轉變為(wei) 改製、創教者。比康有為(wei) 稍晚的章太炎則反其道而行之，從(cong) 古文經學發展出新的史學，企圖用民族的綿遠曆史來為(wei) 民族國家的構建提供堅實的曆史根基，這種從(cong) 曆史的角度看待經學、看待孔子，無形中將孔子變成一個(ge) 史學家。

康有為(wei) 把孔子視為(wei) “教主”，很快遭到啟蒙思想家的唾棄。在章太炎對孔子的神聖性予以解構的同時，辛亥革命的發生與(yu) 新文化運動的開展，導致經學不僅(jin) 不再是國家的價(jia) 值基礎，而且不再成為(wei) 學術的價(jia) 值核心。同樣，孔子也不再是“素王”、“教主”，而是成為(wei) 一個(ge) 古代曆史人物。就像顧頡剛《春秋時的孔子和漢代的孔子》一文所說的：“春秋時的孔子是君子，戰國的孔子是聖人，西漢的孔子是教主，東(dong) 漢後的孔子又成了聖人，到現在又快要成君子了。”[44]（P12）作為(wei) 曆史人物的孔子，便可以被各種學科加以解釋了。例如，馮(feng) 友蘭(lan) 為(wei) 了將孔子解釋成“哲學家”，否認孔子作《春秋》，認為(wei) 孔子隻是以六經教弟子，這樣，孔子最重要的身份是一個(ge) 教育家，既不是“素王”，又不是“至聖”，而隻剩下“先師”。而隻有“先師”，才可能對接西方的哲學家。因此，馮(feng) 友蘭(lan) 說：“孔子的行為(wei) 及其在中國曆史上的影響，與(yu) 蘇格拉底的行為(wei) 及其在西洋曆史上的影響相仿佛。”[45]（P143）通過這樣層層剝落孔子身上的神聖光環，馮(feng) 友蘭(lan) 重新確立了孔子的新地位，即像蘇格拉底那樣的哲學家。在同樣的邏輯中，孔子還可以成為(wei) 中國古代的教育家、思想家、政治家等等。這樣一來，經學時代的孔子身上的神聖光環被徹底剝落了。

注釋

①此文首次發表於(yu) 《國粹學報》第二年丙午第八、第九號，即1906年9月8日、10月7日兩(liang) 期，又發表於(yu) 同年的《國學講習(xi) 會(hui) 略說》，更名為(wei) 《論諸子學》。

②《檢論·訂孔》出版於(yu) 1914年，是根據1904年出版的 《訄書(shu) 》重訂本中的《訂孔》修訂。

③章太炎1932年給吳承仕的信中說，此書(shu) “為(wei) 三十年精力所聚之書(shu) ，向之煩言碎辭，一切芟薙，獨存此四萬(wan) 言而已”。參見馬勇編：《章太炎書(shu) 信集》，360頁，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

④許之衡：《讀〈國粹學報〉感言》，《國粹學報》第六期，1905年出版。當時章太炎之《訄書(shu) ·訂孔》、梁啟超之《保教非尊孔論》影響一時，而許之衡文章對此二者進行了反駁，其文之精在於(yu) 從(cong) 宗教角度反思中西文明的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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