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鄉(xiang) 約自治千年流變

作者：吳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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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識文庫》2015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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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熙寧九年(1076年)前後，關(guan) 中大儒呂大鈞在家鄉(xiang) 藍田縣創立了中國曆史上第一個(ge) 鄉(xiang) 約，史稱“呂氏鄉(xiang) 約”或“藍田鄉(xiang) 約”。當時的呂氏鄉(xiang) 約跟國家職役毫無關(guan) 係，而是一個(ge) 純粹由民間社會(hui) 自發、自主建構的鄉(xiang) 黨(dang) 自治組織。

北宋呂大鈞撰《呂氏鄉(xiang) 約》

乾隆二十三年(1758)十月初三，四川巴縣孝裏四甲有個(ge) 村民到縣衙告稟，他的稟詞是這麽(me) 說的：“蟻民(原文如此。清代巴縣的平民在跟官府打交道時，要以“蟻民”自稱，以示卑賤)叫做楊國材，父親(qin) 楊爾安原是孝裏四甲的鄉(xiang) 約長，一直兢兢業(ye) 業(ye) 辦理公事，誰知不幸於(yu) 今年九月十一日去世，蟻民本應代亡父承辦公務，不敢瀆稟。隻是蟻民上無叔伯，下無兄弟，無法分身於(yu) 公事，所以辦過父喪(sang) 之後，趕快前來衙門交還父親(qin) 的鄉(xiang) 約長執照，請衙門注銷父親(qin) 的名籍，另擇鄉(xiang) 約長。”楊國材還向縣衙推薦了本甲名叫王介凡的富民，說他“不但殷實，且為(wei) 人老成諳練，素行耿直”，非常適合當新一任的鄉(xiang) 約長。

清代的鄉(xiang) 約長，是社會(hui) 基層組織——村社、裏甲的負責人，更準確地說，是國家權力伸入鄉(xiang) 村社會(hui) 的行政末端，其職責為(wei) 協助官府收稅、管理鄉(xiang) 村。誰家交稅遲了，就由鄉(xiang) 約長去催繳；誰家夫妻吵架鬧離婚了，也請鄉(xiang) 約長去調解；鄉(xiang) 裏來了什麽(me) 形跡可疑的人物，鄉(xiang) 約長也有責任向官府匯報；領導下鄉(xiang) 檢查工作，也是由鄉(xiang) 約長負責接待。總而言之，清代的鄉(xiang) 約長的職責跟今日的村幹部差不多。

楊國材告稟之後，很快發現官府並沒有注銷他亡父楊爾安的名籍，巴縣衙門下發的一份各鄉(xiang) 約承辦公務的通知中，仍有楊爾安的名字——此時楊爾安已經身故一個(ge) 多月了。所以十月二十三日，楊國材又跑了一趟縣衙，請求官府注銷父親(qin) 的名字，並請縣太爺“即飭王介凡赴驗給照，以便伊承領辦公”。

巴縣的知縣批複：楊爾安既已身死，馬上將鄉(xiang) 約長之職安排給王介凡承充，縣衙各個(ge) 機關(guan) 單位請及時更正名冊(ce) 。但十一月初三，王介凡前來衙門申訴，說不應該輪到他來當鄉(xiang) 約長，因為(wei) 他家兄弟已於(yu) 乾隆十八年承充了三年鄉(xiang) 約長，而且他現在又有病在身，實在不堪大任，“伏乞”老爺明鑒，另選賢達。縣老爺很生氣，批示：“遵照承充，毋得捏混推卸！”

這個(ge) 收錄在《清代巴縣檔案匯編(乾隆卷)》中的故事，顯示了清代鄉(xiang) 約的尷尬處境。鄉(xiang) 約長責任繁重，比如稅糧收不上來，要由他們(men) 墊付；但又地位低下，形同職役，是給官府打雜當差的。所以，當時鄉(xiang) 村中稍珍惜聲譽的鄉(xiang) 紳、耆老，都不願意充任鄉(xiang) 約長。而奸滑之徒，則搶著想當，因為(wei) 鄉(xiang) 約長雖是職役，但畢竟有點權力，這點權力如果運用得好，也是可以撈錢的。於(yu) 是淪為(wei) 國家權力末梢的鄉(xiang) 約，品質越來越粗鄙，高士退避，流氓當道。

呂氏鄉(xiang) 約的由來與(yu) 鄉(xiang) 黨(dang) 自治

然而，鄉(xiang) 約剛誕生時並非如此。北宋熙寧九年(1076年)前後，關(guan) 中大儒呂大鈞在家鄉(xiang) 藍田縣創立了中國曆史上第一個(ge) 鄉(xiang) 約，史稱“呂氏鄉(xiang) 約”或“藍田鄉(xiang) 約”。當時的呂氏鄉(xiang) 約跟國家職役毫無關(guan) 係，而是一個(ge) 純粹由民間社會(hui) 自發、自主建構的鄉(xiang) 黨(dang) 自治組織。

呂大鈞認為(wei) ，在同一個(ge) 鄉(xiang) 裏生活的鄉(xiang) 黨(dang) 們(men) ，完全可以，也完全有必要結成一個(ge) 關(guan) 係緊密的村社共同體(ti) ，大家在共同體(ti) 內(nei) “德業(ye) 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這個(ge) 共同體(ti) 就是“鄉(xiang) 約”。

今天說起傳(chuan) 統鄉(xiang) 土社會(hui) 的自治組織，許多人總是習(xi) 慣地等同於(yu) 宗族。其實不然，比之曆史的豐(feng) 富性，今人有許多誤讀。事實上，從(cong) 宋代開始，富有社會(hui) 關(guan) 懷的士紳群體(ti) 發起並領導了一輪又一輪的社會(hui) 重建運動，不僅(jin) 複興(xing) 了宗族，也創建了一係列跨宗族的社會(hui) 自治組織。

北宋範仲淹創設的“範氏義(yi) 莊”，以宗族公田的租金收入為(wei) 全族成員提供豐(feng) 厚的福利，成為(wei) 宗族慈善組織的典範，運行了近一千年，是世界上維持時間最長的NGO之一。南宋人史浩成立的“鄉(xiang) 曲義(yi) 莊”仿效自範氏義(yi) 莊，但它救濟的範圍跨越了宗族，為(wei) 同一鄉(xiang) 裏的鄉(xiang) 親(qin) 供應福利。

朱熹極力推廣的社倉(cang) ，是鄉(xiang) 村自助機構，類似於(yu) 農(nong) 村小額低息扶貧貸款，處於(yu) 青黃不接之際的窮人，均可以向社倉(cang) 申請救濟。由鄉(xiang) 紳、富民、宗族興(xing) 建的義(yi) 學，作為(wei) 傳(chuan) 統社會(hui) 的免費教育機構，讓當時最貧困的窮人子弟也有接受教育、改變命運的機會(hui) 。所有這些各具功能的鄉(xiang) 土組織，將傳(chuan) 統的鄉(xiang) 村社會(hui) 聯結成一個(ge) 具備高度自治能力的有機體(ti) ，像呂大鈞這樣的鄉(xiang) 紳，則是組織鄉(xiang) 黨(dang) 自治的靈魂人物。

呂大鈞給藍田鄉(xiang) 約設計了一套優(you) 良的製度，並根據施行的實際效果加以修訂。按藍田鄉(xiang) 約之製，凡一鄉(xiang) 之人，都有權利加入鄉(xiang) 約，入約與(yu) 退約均憑自願。鄉(xiang) 約的領袖叫做“約正”，執掌約中賞罰、決(jue) 斷之權，由眾(zhong) 人選舉(ju) 出德高望眾(zhong) 、正直公道之人擔任之。鄉(xiang) 約的日常管理則由“直月”負責，“直月”是輪值的，“不以高下，依長少輸次為(wei) 之”，一人一月，一月一換，隻要是入約的鄉(xiang) 黨(dang) ，都有機會(hui) 當上“值月”，管理鄉(xiang) 約。也就是說，宋代的鄉(xiang) 約，既是自由的(自願出入)，又是民主的(公選領袖)，也是平等(入約的鄉(xiang) 親(qin) 不分地位高下，以年齒為(wei) 序充任“直月”)。

鄉(xiang) 約每月一小聚，每季一大聚，舉(ju) 行鄉(xiang) 飲酒禮。鄉(xiang) 飲不僅(jin) 是聯絡眾(zhong) 人情感、維係鄉(xiang) 約認同的儀(yi) 式，更是一種議事機製、一個(ge) 自治平台，因為(wei) 聚會(hui) 的時候，將根據入約之人近期的善行或惡行進行賞罰。約中眾(zhong) 人有事，也可以在聚會(hui) 上提出來，大家協商，找出解決(jue) 方案。顯然，呂大鈞創立的鄉(xiang) 約，是建立在自願聯合基礎上，有著教化、救濟與(yu) 公共治理功能的村社共同體(ti) ，旨在促成“德業(ye) 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的自治秩序。其成立、運作的過程，均不需要官府插手，跟清代的鄉(xiang) 約完全是兩(liang) 碼事。

正因為(wei) 呂氏鄉(xiang) 約堅持獨立、自發的民間自治屬性，它在推行之初，遇到了一些阻力，包括呂大鈞的兄長都反對搞什麽(me) 鄉(xiang) 黨(dang) 自治。他們(men) 對呂大鈞說：你一個(ge) 在野的士紳組織結社，容易被人誤會(hui) 為(wei) 結黨(dang) ，引來朝廷猜疑。況且治理地方社會(hui) 本是官府的事，你又何必摻乎呢？呂大鈞回答說：士紳當造福鄉(xiang) 裏，何必要當了官才來行善事？如果什麽(me) 事都由官府指示了才可以做，那“君子何必博學”？

鄉(xiang) 約由自發向官府介入流變

鄉(xiang) 約在宋代尚未普及推廣，不過呂氏鄉(xiang) 約的整套製度，經過朱熹的整理保存了下來。從(cong) 明代中葉開始，在官方力量的推動下，鄉(xiang) 約作為(wei) 鄉(xiang) 村基層組織，才在全國各地火熱鋪開：“嘉靖間，部檄天下，舉(ju) 行鄉(xiang) 約”。但鄉(xiang) 約在獲得推廣的同時，由於(yu) 國家權力的介入，又逐漸失去了原來的民間自發性與(yu) 自治性。

晚明有個(ge) 地方大員叫做呂坤，在他擔任山西按察使、督撫期間，非常熱心推行鄉(xiang) 約，但他設計出來的鄉(xiang) 約製度，已經跟宋代的鄉(xiang) 約大不一樣。

首先，宋代鄉(xiang) 約的領導人是由一約之眾(zhong) 選舉(ju) 出來的，政府全然不幹預；“呂坤鄉(xiang) 約”的約正雖然也由選舉(ju) 產(chan) 生，但名單必須報送州縣衙門備案，約正績效如何，也由官府考核。

其次，宋代鄉(xiang) 約可自由入約、退約；呂坤鄉(xiang) 約則要求每戶必須有一人入約，而家奴、佃戶等低賤之民，則被剝奪了入約的資格。

再次，宋代鄉(xiang) 約以自治的方式行使“德業(ye) 相勸、過失相規”的功能；呂坤鄉(xiang) 約則需要接受官方的業(ye) 務指導。呂坤要求鄉(xiang) 約定期宣講朱元璋的“聖諭六訓”，又給各鄉(xiang) 約發放統一格式的“格葉”，用來記錄約眾(zhong) 的品行，每年十二月，所有“格葉”裝訂成冊(ce) ，送州縣官審查。

概言之，呂坤認為(wei) ，“鄉(xiang) 甲之約，良民分理於(yu) 下，有司總理於(yu) 上”，“彈壓操縱之權，全在有司”。

進入清代，官方對鄉(xiang) 約的控製更加深入，鄉(xiang) 約長很少由民選產(chan) 生，大多由官府指定、委任；即使有經選舉(ju) 產(chan) 生的鄉(xiang) 約長，人選也必須報官同意。所有的鄉(xiang) 約長，都必須獲得州縣衙門發給的“執照”，才可以履職。所履之職，也慢慢從(cong) 以前的領導鄉(xiang) 黨(dang) 自治，蛻變為(wei) 替衙門辦差。

用同治皇帝的話來說，“各直省州、縣向有保長、鄉(xiang) 約等名目，原為(wei) 稽查保甲、承辦差徭而設”。可以說，清代的鄉(xiang) 約已經完全喪(sang) 失了民間自發性與(yu) 自治性。這便是四川巴縣孝裏四甲無人願意承充鄉(xiang) 約長的背景。清代巴縣設有忠、孝、廉、節、仁、智、慈、祥、正、直十個(ge) 裏，每裏下轄十個(ge) 甲，每甲設若幹鄉(xiang) 約長，協助官府管理一甲公務。既是衙門委任，那麽(me) 無論孝裏四甲的富民王介凡多麽(me) 不願意當鄉(xiang) 約長，官衙也不準他推諉。

直到太平天國之亂(luan) 平定後，隨著士紳精神的複活，民間社會(hui) 的自治記憶也被喚醒，具有自發性與(yu) 自治性的紳辦鄉(xiang) 約才得以複興(xing) ，其中尤以定縣翟城村在鄉(xiang) 紳米春明、米迪剛父子帶領下的村自治最令人矚目，翟城也成為(wei) 清末民初公認的自治模範村。時人以為(wei) 翟城村自治模仿自日本的村町(大概因為(wei) 米迪剛曾留學日本)，但翟城村人認為(wei) 這些“皆屬不知內(nei) 情之談”，翟城村自治的經驗來自傳(chuan) 統，包括呂氏鄉(xiang) 約的精神，“多係按照鄉(xiang) 土人情、風俗習(xi) 慣，因革損益，量為(wei) 興(xing) 作”。

發端於(yu) 宋代的鄉(xiang) 約，雖曆經明清時代的異化，但最終還是回到了鄉(xiang) 黨(dang) 自治的傳(chuan) 統上來。

責任編輯：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