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和人事-——《中華曆史真精神》之二

作者：餘(yu) 東(dong)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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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臘月初八日壬辰

          耶穌2017年1月5日

（一）  人格有貴賤

曆史由具體(ti) 的人物和事件構成，曆史即人事。人事自當以人為(wei) 主，事為(wei) 輔。錢穆先生指出中西曆史學的區別，西方重事更重於(yu) 人，中國重人更重於(yu) 事。沒錯，物有本末，事有終始。人與(yu) 事關(guan) 係，是本末關(guan) 係，本末不二而有別。中國人論曆史論人事，都把重心放在人上。

人有人格。人格有兩(liang) 種，一種是作為(wei) 人類的人格，本質人格，這是平等的。人人皆有良知，人人良知平等，人人皆可以為(wei) 堯舜。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xi) 相遠。性相近，非常接近，差不多。人之初，雖然就有了習(xi) 性，但差別很小。作為(wei) 人類的人格，也是法律人格，法律麵前人人平等，君子小人，一視同仁，隻要是人，就有人權。

另一種是道德人格，高低優(you) 劣，因人而異，有君子有小人，有聖賢有盜賊。人之貴賤因此而別。

宇宙萬(wan) 物和人類，都有尊卑之分貴賤之別。“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易經係辭》一開頭就強調了天地尊卑有差和萬(wan) 物貴賤異位。尊卑有差，乾坤才能穩定而生機勃勃；貴賤有異，萬(wan) 物才能安分而各享自由。如果天地完全平等，萬(wan) 物位序無異，秩序就不存在，世界就會(hui) 亂(luan) 套。

萬(wan) 物皆資於(yu) 乾元而始，故萬(wan) 物一體(ti) 。然在現象界，萬(wan) 物有尊卑貴賤之別，秩序井然，不容混同。人貴於(yu) 萬(wan) 物，動物貴於(yu) 植物，植物貴於(yu) 其它。儒家四本：道德是仁本位，政治是民本位，宇宙是天（天道乾元）本位，在人與(yu) 神、人與(yu) 萬(wan) 物的關(guan) 係中是人本位。

人類有貴有賤。區別人類貴賤的標準是德，有德者貴，無德者賤。聖賢最貴，盜賊至賤。德就是人格，無德就無人格，輕則非人化，重則盜賊化。盜賊多了，占了上風，形成勢力，成了氣候，居於(yu) 尊位，道德就會(hui) 一瀉千裏，整個(ge) 國家就會(hui) 非人化，最後人種都會(hui) 退化。

聖賢是君子之大，盜賊是小人之尤。前者代表善良、文明和光明，後者代表邪惡、野蠻和黑暗。但盜賊最擅扮演聖賢，並反過來將聖賢抹黑為(wei) 盜、栽贓為(wei) 賊。為(wei) 不被識破和方便顛倒黑白，盜賊必會(hui) 利用邪說對人洗腦，將正常的是非標準價(jia) 值觀顛覆掉，讓人們(men) 與(yu) 他一起詆毀聖賢、消滅君子…

人類漫長史，善與(yu) 惡此消彼長，聖賢與(yu) 盜賊亦此起彼伏甚至相對並立。有盜賊起，必有聖賢出；有毒藥，必有解藥生。隻有到實現大同，沒了盜賊，人人聖賢，“聖賢”這個(ge) 名號也就用不著了。在這個(ge) 意義(yi) 上，“聖賢不死盜賊不止”的觀點可以成立---正確說法應是：盜賊不死，聖賢不止。

聖賢與(yu) 盜賊的顛倒是人世間最大的顛倒。一個(ge) 社會(hui) 如果詆毀聖賢而推崇盜賊，那就不可救藥。

儒學是道德學也是智慧學，讓人擁有知人之明和擇法之眼，以區分聖佛與(yu) 賊魔，辨別真理與(yu) 邪說。可惜五四打孔，把這麵最有效的照妖鑒魔鏡打碎了。從(cong) 此，很多人已成了善惡不分的睜眼瞎。明明是不仁不義(yi) 的盜賊妖魔在吃人，人們(men) 偏把矛頭指向仁義(yi) 和聖賢，正好幫了盜賊的大忙。

道德人格有貴賤之別，所以平等是相對的，尊重也是相對的，歧視並非絕對不可以。法律歧視不應該，道德歧視應該；種族歧視不應該，賤族歧視應該；宗教歧視不應該，邪教歧視應該；歧視弱勢群體(ti) 不應該，歧視惡勢群體(ti) 應該。任何邪惡勢力，無論是政治性、社會(hui) 性還是宗教性的，無論它們(men) 強弱貧富，都不配獲得法律之外的尊重。應該理直氣壯地鄙視、歧視之。

對於(yu) 罪惡，不僅(jin) 應該歧視，還應該予以相應的懲罰。對於(yu) 罪惡，文明政府理當義(yi) 刑，受害人家可以義(yi) 殺，正義(yi) 力量不妨義(yi) 戰。法律懲罰是義(yi) 刑，個(ge) 體(ti) 複仇是義(yi) 殺，發動戰爭(zheng) 是義(yi) 戰。

仁政德治，有禮有法，不是一味的寬，也不是一味的嚴(yan) ，而是該寬則寬，該嚴(yan) 則嚴(yan) ，寬嚴(yan) 結合。殺不殺不是問題，義(yi) 不義(yi) 才是問題。孟子說：“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程子解釋：“以生道殺民，謂本欲生之也，除害去惡之類是也。”以生道殺人，就是義(yi) 刑義(yi) 殺，大仁大義(yi) 。王夫之在《宋論》中有一句話，是對孟子此言很好的注解。王夫之說：“小人之不容於(yu) 君子，黜之、竊之、誅之，以大快於(yu) 人心，而要必當於(yu) 其罪。罪以正名，名以定法，法以稱情。情得法伸，奸以永懲，天下鹹服，而小人亦服於(yu) 其罪而莫能怨。”

注意，某些宗教所謂的聖戰，實非聖戰，而是大不義(yi) 之戰，是對聖字的嚴(yan) 重侮辱。真正聖戰，必是仁義(yi) 之師和正義(yi) 之戰，或衛道攘夷，或衛國禦寇，或保良剿匪，或吊民伐罪，所針對的必是窮凶極惡的惡政府、惡勢力和犯罪集團。某些宗教戰爭(zheng) 如太平天國和同治回亂(luan) ，恰是正義(yi) 之師必須予以平定的。

一味反戰是不義(yi) 的，反對正義(yi) 戰爭(zheng) 更是大不義(yi) ，也是愚昧、怯懦和冷漠的表現。西方民眾(zhong) 反戰，或由於(yu) 正邪不分，婦人之仁；或不願幫助別人，見義(yi) 不為(wei) ；或希望置身事外，隻要本國平安無事，哪管異族水深火熱。對於(yu) 某些邪惡政權，戰爭(zheng) 是摧邪顯正、體(ti) 現正義(yi) 的重要或最佳方法。

例如，對於(yu) 恐怖主義(yi) 就應該大義(yi) 凜然，對其行為(wei) 堅決(jue) 開展“武器的批判”，對其思想更應高舉(ju) “批判的武器”。西方在這兩(liang) 方麵都做得很不夠。宗教恐怖主義(yi) 不可怕。民眾(zhong) 對恐怖分子蒙昧無知的同情尊崇，政府對恐怖勢力無原則的綏靖縱容，才是最可怕的。不卜可知，一些西方國家將會(hui) 為(wei) 此付出沉重代價(jia) 。

有基督教教宗主張用“愛的武器”戰勝恐怖主義(yi) 。殊不知，單純的“愛的武器”，婦人之仁也，無助於(yu) 戰勝恐怖主義(yi) ，反而會(hui) 助長其氣焰，或者被恐怖極端勢力所利用。這不是仁慈，是愚蠢和不負責任。對於(yu) 恐怖主義(yi) ，必須大仁大義(yi) ，嚴(yan) 密防範之，嚴(yan) 肅批判之，並輔之以義(yi) 刑義(yi) 殺義(yi) 戰，必要時或重典峻法，嚴(yan) 厲懲罰之；或以武止戈，堅決(jue) 消滅之！

沒有“愛的武器”是不行的，僅(jin) 有“愛的武器”是不夠的。在天下太平大同之前，愛必須帶上武器，愛必要時要通過武器才能體(ti) 現和表達。顯正有賴於(yu) 摧邪，懲惡有利於(yu) 揚善，摧邪懲惡是仁愛題中應有之義(yi) 。摧邪懲惡離不開武器。沒有武器的愛，不是婦仁，就是偽(wei) 善。

儒家以“愛的武器”為(wei) 本為(wei) 主，以“武器的愛”為(wei) 末為(wei) 輔，本末不二，相反相成。立人利人，與(yu) 人為(wei) 善，愛人愛物，成人成物，親(qin) 親(qin) 仁民，富之教之，這是“愛的武器”；懲惡罰罪，報怨複仇，敬天保民，替天行道，吊民伐罪，離不開義(yi) 刑義(yi) 殺義(yi) 戰，這是“武器的愛”。唯王道政治和聖賢君子最善於(yu) 使用“愛的武器”和“武器的愛”。

（二）聖賢和豪傑

在人類中，聖賢君子是盜賊惡寇的天敵。“聖賢集團必勝盜賊勢力”，道理很簡單：聖賢作為(wei) 君子之大者，除了大仁大勇，還有大智慧，聖王在上，聖賢成團，智慧如海，足以對付任何奸詐邪惡勢力。武王說“予有亂(luan) 臣十人，同心同德。”十人者，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適、文母也。

聖賢也是人類最尊貴者。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反過來，聖賢無過，不會(hui) 犯錯誤。為(wei) 什麽(me) 呢？因為(wei) 聖賢仁智勇俱高，聖人更是言行圓滿，德性圓滿。孔子說，仁者不憂，勇者不懼，知者不惑。有人問程顥：“聖人有過乎？”程顥說：“聖人而有過，則不足以為(wei) 聖人矣。”

聖賢大勇，勇者不懼。以儒為(wei) 懦或奴，是最大的誤會(hui) 和無知，蠢材也。儒家群體(ti) 中，最多勇者，最少懦夫。日本崇儒，是漢唐宋的小學生，其武士道精神就源於(yu) 儒家勇德，隻是根基不固走火入魔了。但無論如何不能說日本人是懦夫。

聖賢大智，智者不惑，不惑就不會(hui) 犯錯誤，不惑就有“三明”，一是自知之明，二是知人之明，三是擇法之明。法這個(ge) 字，在佛教中意蘊深廣，指事物及現象，也指佛法和各種思想觀念。這裏擇法之明，意謂對古今中外各種文化思想觀點和意識形態，都能明辨其高低、優(you) 劣、是非、正邪和善惡，不會(hui) 受到迷惑。

胡適也強調不受人惑，自以為(wei) 不受人惑。他有一段話流傳(chuan) 廣泛，儼(yan) 然名言：

“從(cong) 前禪宗和尚曾說，菩提達摩東(dong) 來，隻要尋一個(ge) 不受人惑的人。我這裏千言萬(wan) 語，也隻是要教人一個(ge) 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牽著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馬克思、列寧、斯大林牽著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漢。我自己決(jue) 不想牽著誰的鼻子走。我隻希望盡我的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們(men) 學一點防身的本領，努力做一個(ge) 不受人惑的人。”

真能做一個(ge) 不受人惑的人，堪稱智者，達理明辨；真能教人一個(ge) 不受人惑的方法，不愧先生，先知先覺。可惜這段話暴露了胡適自己的淺薄糊塗。人有大小正邪，理有真偽(wei) 是非，文化有高低優(you) 劣，孔朱與(yu) 馬列豈能一視同仁，真理與(yu) 謬論豈能混為(wei) 一談，文化教育與(yu) 邪說洗腦豈能相提並論？豈能將學儒學、重仁道、存天理視為(wei) “被孔丘朱熹牽著鼻子走”？

胡適分不清楚教育和洗腦的區別。

教育是建立人格，洗腦是敗壞人格；教育是培養(yang) 仁愛，洗腦是培養(yang) 仇恨；教育是開發智慧，洗腦是遮蔽心智；教育是建設文明，洗腦是導向野蠻；教育是推動社會(hui) 進步，洗腦是阻礙曆史發展。儒學的真理性正義(yi) 性特別高，最適合用於(yu) 教育；馬學則是極權主義(yi) 與(yu) 民粹主義(yi) 媾合產(chan) 生的歪理邪說，最適合用於(yu) 洗腦。

胡適是好人糊塗，因其好心腸有聲望，辦起壞事來迷惑性特別大。其早年反孔反儒的叫囂和“國民政府把小學語文課本一律改成白話文”的建議，晚年“中國不但沒有物質文明也沒有精神文明”的武斷，都是誤民誤國的壞事，偏偏他幹得理直氣壯，贏得彩聲陣陣。以盲導盲，越啟越蒙，蒙人蒙己，如是啟蒙，實為(wei) 蒙啟。

最重要的啟蒙是仁義(yi) 啟蒙。如果意誠心正，仁性光明，允執厥中，自然人格獨立，自有相當判斷力，對優(you) 劣、是非、善惡、正邪、華夷、君子小人等等作出相當正確的判斷。論判斷力，聖賢最高，君子次之，士又次之，小人極低，惡人最低，常常是非混淆黑白顛倒，既不知人也不知己更不知幾。

聖賢既是勇者也是智者，自然不受人惑。儒家將智慧納入道德範疇，五常道將智放在第四位，三達德將智放在第二位。內(nei) 而格致誠正，外而齊治平；大而修身，小而保身，都有賴於(yu) 智慧。徐幹《中論》說：

“殷有三仁，微子介於(yu) 石不終日，箕子內(nei) 難而能正其誌，比幹諫而剖心。君子以微子為(wei) 上，箕子次之，比幹為(wei) 下。故《春秋》，大夫見殺，皆譏其不能以智自免也。且徐偃王知修仁義(yi) 而不知用武，終以亡國；魯隱公懷讓心而不知佞偽(wei) ，終以致殺；宋襄公守節而不知權，終以見執；晉伯宗好直而不知時變，終以隕身；叔孫豹好善而不知擇人，終以凶餓：此皆蹈善而少智之謂也。故《大雅》貴旣明且哲，以保其身。夫明哲之士，威而不懾，困而能通；決(jue) 嫌定疑，辨物居方；攘禍於(yu) 忽杪，求福於(yu) 未萌；見變事則逹其機，得經事則循其常；巧言不能推，令色不能移；動作可觀則，出辭為(wei) 師表。比諸誌行之士，不亦謬乎！”（《中論智行篇》）

徐幹認為(wei) ，殷有三仁，微子去之，智慧最高；箕子為(wei) 之奴，次之；比幹諫而死，智慧最差。春秋時代，徐偃王、魯隱公、宋襄公、晉伯宗、叔孫豹等人，各有優(you) 點，但都智慧不足，所以下場不好，為(wei) 春秋經所譏。

儒者必須有智，聖賢必有大智。周公薑尚伊尹傅說原是儒家聖賢，王陽明曾國藩也是儒之大者，無不克敵製勝用兵如神，自不待言。自古儒將厲害者眾(zhong) ，著名者如先軫孫武田穰苴陳湯鄧禹關(guan) 公陸遜李靖郭子儀(yi) 範仲淹虞允文辛棄疾袁崇煥胡林翼左宗棠等等。便是邪教中人如石達開，盜賊集團中人如李岩，略沾儒味，就大不同。

世俗對智慧理解往往有誤。孫臏識破龐涓裝瘋賣傻，擺脫殺身之禍，被看做智慧象征；韓信戰無不勝拜將封侯，曾忍胯下之辱，都被譽為(wei) 大智大勇。其實兩(liang) 位雖有智慧都欠大。孫臏上老同學的惡當，被處髕刑，毫無識人之明，裝瘋賣傻已是遲了；韓信死於(yu) 非命更是不智，胯下之辱也是自找的，不準備用而“好帶刀劍”，非蠢而何？

智慧中正深廣，自成體(ti) 係，真可謂極高明而道中庸，至廣大而盡精微。我在《儒家大智慧》一書(shu) 中，曾分為(wei) 知時、知人、知言、知禮、知本、知權、知中、知因、知幾、知常、知易、知命等十二個(ge) 方麵予以闡述，茲(zi) 不詳論。

在《大戴禮記哀公問五義(yi) 》中，孔子根據人的品德，從(cong) 低到高將人分為(wei) 五等：庸人、士、君子、賢人、聖人，並分別對他們(men) 的不同特點、能力和表現作了具體(ti) 總結描述。

關(guan) 於(yu) 賢人，孔子說：

“所謂賢人者，好惡與(yu) 民同情，取舍與(yu) 民同統，行中矩繩而不傷(shang) 於(yu) 本，言足法於(yu) 天下而不害於(yu) 其身，躬為(wei) 匹夫而願富，貴為(wei) 諸侯而無財。如此則可謂賢人矣。”

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與(yu) 民眾(zhong) 同呼吸共命運。舉(ju) 止合乎常理，可以為(wei) 民眾(zhong) 準則。行為(wei) 合乎道德規範，不會(hui) 傷(shang) 害本性，言論足以為(wei) 天下人效法而不至於(yu) 遭到傷(shang) 害，身為(wei) 匹夫努力上進，荀子說：“君子貧窮而誌廣。”貴為(wei) 諸侯而不以財富為(wei) 寶。孟子說：“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其身。”

關(guan) 於(yu) 聖人，孔子說：

“所謂聖人者，知通乎大道，應變而不窮，能測萬(wan) 物之情性者也。大道者，所以變化而凝成萬(wan) 物者也。情性也者，所以理然不然取舍者也。故其事大，配乎天地，參乎日月，雜於(yu) 雲(yun) 霓，總要萬(wan) 物，穆穆純純，其莫之能循，若天之司，莫之能職，百姓淡然不知其善。若此，則可謂聖人矣。”

智慧能通曉大道，善於(yu) 應對各種事變，能明辨萬(wan) 物的性質和特征。大道，是變化形成萬(wan) 物的根源；萬(wan) 物的性質和特征，是處理是非、決(jue) 定取舍的根據。聖人的事業(ye) 像天地一樣廣大，像日月一樣明白，像風雨一樣統轄萬(wan) 物，溫溫和和誠懇不倦。他難以被模仿，像是上天在主管，他難以被認識，百姓甚至不知其善，如孟子說：“民日遷善而不知為(wei) 之者。”這裏的聖人也就是大人。

人之優(you) 者為(wei) 士，士之優(you) 者為(wei) 君子，君子之優(you) 者為(wei) 賢，賢之大者為(wei) 聖。大人與(yu) 聖人內(nei) 在證量相同，皆道統傳(chuan) 續者。《周易•文言傳(chuan) 》：“夫大人者，與(yu) 天地合其德，與(yu) 日月合其明，與(yu) 四時合其序，與(yu) 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論語季氏篇》說“畏大人”。注曰：“大人，聖人也。”

如果要區別一下，大人是有機會(hui) 成就外王事業(ye) 的聖人，道統政統合一。《史記索隱二十六》引《易乾卦》向秀注雲(yun) :“聖人在位，謂之大人”。孟子說：“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趙岐注：“大人謂君”。

在《易經》中，統而言之，聖人與(yu) 大人無異；分而言之，作易稱聖人，實踐易德稱大人。《乾鑿度》引孔子說：“《易》有君人五號：帝者天稱也，王者美行也，天子者爵號也；大君者與(yu) 上行異也，大人者，聖明德備也。”聖明德備的大德帝王為(wei) 大人。又說：“大人者，聖人之在位者也。”

聖人傳(chuan) 道，授業(ye) 解惑，為(wei) 人師表，以新民為(wei) 事；大人行道，吊民伐罪，製禮作樂(le) ，以親(qin) 民為(wei) 業(ye) ，德位雙極，覺行圓滿。大人的位特指大位，或為(wei) 一國之主、或為(wei) 天下共主。位不大到這一級別，不足以開儒家政統、合道統政統為(wei) 一。所以，德與(yu) 位哪一方麵未到極致，都不算大人。聖人為(wei) 素王，大人稱聖王。

聖賢無所倚，我欲仁斯仁至，聖王的成就則有賴於(yu) 一定的曆史條件。人類曆史至今為(wei) 止，配得上聖王之稱的就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周公雖非王，曾代成王攝政，故亦稱聖王。

聖王出，必有聖賢群體(ti) 與(yu) 之俱出。例如，“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 論語》），武王“予有亂(luan) 臣十人”（《 尚書(shu) 》），皆聖賢集團也。聖王出，必能成功推行王道政治。現代社會(hui) ，儒憲才是王道，建立在法治基礎上的德治才是王道，政治文明度、社會(hui) 自由度和國民幸福度超越西方，才配稱為(wei) 王道。豈但四九和五四以後，秦漢以來就沒有聖王了。曆代帝王中光武帝德性最高，也不過勉強算賢王而已。

聖王出，其政權必為(wei) 中華正統。但要注意，正統政權未必出聖王。如漢唐宋，雖正統，無聖王。秦漢以後，有三個(ge) 帝王出身儒家：光武帝劉秀、梁武帝蕭衍和昭烈帝劉備。但蕭衍皈了佛，劉備染有法（法家），唯劉秀始終儒家，是秦漢以後帝王中道德境界最高者，但也未達聖賢境界，君子而已，勉算賢王。

劉邦劉秀劉備皆秦漢以後帝王中的佼佼者。劉秀劉備皆儒，唯劉邦不知儒，但很“天真”。曾有尿儒冠之惡作劇，為(wei) 酈食其斥罵而革麵，開始用儒；成功後老毛病複犯，自稱“馬上得之，安事詩書(shu) ”，又因陸賈批評而洗心，終接受儒家的禮儀(yi) 製度，為(wei) 儒家在漢朝取得道統地位奠下了初基。

或說光武帝的成就似沒有唐太宗高。聖王須內(nei) 外並重，但“內(nei) 功”是更加根本的，外在事功隻為(wei) 輔助標準。唐太宗殺兄囚父，盡管事到臨(lin) 頭被逼無奈，畢竟大損其德。不能預作防備，以求兩(liang) 全其美，也是智慧不足。即使論事功成就，光武未必遜太宗，從(cong) 不同角度看，也可以說高於(yu) 太宗呢。

聖王，堪稱能造時勢的大豪傑。先為(wei) 豪傑，後為(wei) 聖賢，聖賢都是豪傑做來。

何謂豪傑？孟子說：“待文王而後興(xing) 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xing) 。”要等待文王那樣的人出現後才奮發的，是平庸的人，至於(yu) 豪傑之士，即使沒有文王那樣的人，自己也能奮發起來。”

孟子又說：“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誌與(yu) 民由之，不得誌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這種大丈夫，也就是豪傑。

王夫之說：

“有豪傑而不聖賢者矣，未有聖賢而不豪傑者也，能興(xing) 即謂之豪傑。興(xing) 者，性之 生乎氣者也。拖遝委順當世之然而然，不然而不然，終日勞而不能度越於(yu) 祿位田宅妻子之中，數米計薪，日以挫其誌氣，仰視天而不知其高，俯視地而不知其厚，雖覺如夢，雖視如盲，雖勤動其四體(ti) 而心不靈，惟不興(xing) 故也。聖人以詩教以蕩滌其濁心，震其暮氣，納之於(yu) 豪傑而後期之以聖賢，此救人道於(yu) 亂(luan) 世之大權也。”（《俟解》）

豪傑未必是聖賢，聖賢一定是豪傑。豪傑就是能“興(xing) ”的人。所謂“興(xing) ”，就是本性之氣的發動。那些唯唯諾諾隻會(hui) 附和別人，每天勞苦而不能超越地位財富妻子兒(er) 女的人，數著米粒計著薪酬，誌氣日漸消減，不知天高地厚，雖然醒著如夢中一樣，雖能看見與(yu) 盲人無別，雖然勤奮地活動四肢但是心不思，就是不“興(xing) ”的緣故。聖人用詩教他們(men) 來清潔他們(men) 汙濁的心靈，震動他們(men) 頹暮之心氣，先把他們(men) 引上豪傑一流再向聖賢看齊，這是在亂(luan) 世拯救人道的大舉(ju) 措。

王夫之又說：“能儉(jian) ，能勤，能慎，可以為(wei) 豪傑矣。”能夠勤儉(jian) 慎重，就可以做豪傑了。關(guan) 於(yu) 儉(jian) 勤慎，王夫之解釋說：“儉(jian) 者，節其耳目口體(ti) 之欲，節己而不節人。勤者，不使此心昏昧偷安於(yu) 近小，心專(zhuan) 而誌致。慎者，是其身入於(yu) 非道，以守死持之而不為(wei) 禍福利害所亂(luan) 。”

儒家理解的儉(jian) 勤慎，與(yu) 世俗的理解大不同。世俗所謂的儉(jian) 勤慎，其實是吝鄙懦：“吝似儉(jian) ，鄙似勒，懦似慎。吝者貪得無已，何儉(jian) 之有；鄙者銷磨歲月精力於(yu) 農(nong) 圃簞豆之中而荒廢其與(yu) 生俱生之理，何勤之有；懦者畏禍而避之，躬陷於(yu) 大惡而不恤，何慎之有！”（《俟解》）

聖人有中道和外道之別。其它各門各派的聖人為(wei) 外道聖人，也是一類豪傑。如佛菩薩，大雄之士，克己製勝，也堪稱豪傑。

孟子稱讚的伯夷、柳下惠，就屬於(yu) 豪傑。孟子說：“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這裏的聖隻是泛說，這四個(ge) 人中，孔子、伊尹是中道聖人，聖之時者，伯夷、柳下惠則相當於(yu) 外道聖人。所以孟子在《公孫醜(chou) 上》又說：“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yu) 不恭，君子不由也。”君子行乎中道，不走他們(men) 的路。孫奭《孟子注疏》說：

“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yu) 不恭，君子不由也者，此孟子所以複言。伯夷之行失之太清而不能含容，故為(wei) 狹隘；柳下惠失之太和而輕忽時人，故為(wei) 不恭敬。然狹隘與(yu) 不恭敬，是非先王之道，故君子不由用而行之也。”

程頤說：

“更說夷惠處雲(yun) 皆古聖人，須錯字。若以夷惠為(wei) 聖之清、聖之和則可，便以為(wei) 聖人則不可。看孟子意，必不以夷惠為(wei) 聖人。如伊尹又別，初在畎畝(mu) ，湯使人問之，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wei) 哉？是不肯仕也。及湯盡禮，然後翻然而從(cong) 之，亦是聖之時。如五就湯五就桀，自是後來事。蓋已出了，則當以湯之心為(wei) 心，所以五就桀，不得不如此。”（《二程集》）

對於(yu) 釋尊和老莊，東(dong) 海很欣賞很尊重，但不完全認同。也學舌孟子說，釋尊立足於(yu) 空寂，老莊立足於(yu) 虛靜，空寂和虛靜，君子不由也。

錢穆認為(wei) ，聖賢必然同時是一豪傑，豪傑同時亦可說是一聖賢，二者貌離而神合，名異而實同。兩(liang) 者的分別隻在其表現上。

我以為(wei) 此說不當，低估聖賢境界了。聖賢與(yu) 豪傑的差別主要在德。聖賢仁智勇俱高，言論行為(wei) 皆圓；豪傑側(ce) 重於(yu) 勇德和氣節，言行未必皆當。聖賢必為(wei) 中道主義(yi) 者，必須允執厥中，從(cong) 容中道；豪傑則各種正學正派都有可能產(chan) 生，有無學問，學不學儒，非關(guan) 鍵也。

聖賢一定是豪傑，仁者必有勇故；豪傑未必是聖賢，勇者不必有仁故。聖賢必須從(cong) 有誌於(yu) 學開始，通過而立，然後才能進入不惑和知天命的賢境，繼而獲得耳順和不逾矩的聖德。

知命成仁與(yu) 否，是聖賢與(yu) 豪傑的根本區別。豪傑未必識仁知命，聖賢則已知命成仁。因此，儒家之士和君子中有豪傑，各門各派中亦有豪傑；唯學習(xi) 實踐儒學，並能從(cong) 容中道，方為(wei) 聖賢。聖賢不世出，聖人尤難得。比如三國，豪傑指不勝屈，聖人則無，賢人亦寥寥無幾，管寧、孔明等三五人而已。

西哲說，人是萬(wan) 物的尺度；東(dong) 海曰，良知是人的尺度。聖賢、君子、豪傑、梟雄、盜賊的區別，歸根結底就是良知的差別。聖賢良知圓滿，君子良知光明，豪傑良知初明，梟雄良知不明，意氣用事；盜賊良知遮蔽，惡習(xi) 作主。

還可以從(cong) 各種外在的角度觀察。比如，聖賢的追隨者，相對命運較好，後福綿長；聖賢的擁護者，普遍命運惡化，下場不好。孔夫子集團和秦始皇集團，曾國藩集團和洪秀全集團，善惡正邪截然不同，品質、命運、下場和後續亦截然不同。所以，信仰支持什麽(me) 學說，擁護追隨什麽(me) 人物，非常重要，不可不慎。它直接決(jue) 定著自己的人生道路、生活品質和生命質量，深刻影響著自己、自家和子孫的命運。

又如，離聖賢君子越近越久，越會(hui) 產(chan) 生尊重、敬愛之情；離盜賊惡棍越近越久，則會(hui) 產(chan) 生輕蔑、厭惡之感。孟子說：“無道之至，親(qin) 戚畔之。”古來死在親(qin) 信、親(qin) 友和部屬手裏的暴君盜賊特別多，這是重要原因。

（三）聖雄造史

豪傑與(yu) 英雄近義(yi) 。

美國影視劇常常煥發著人道主義(yi) 、英雄主義(yi) 精神，其塑造的充滿正義(yi) 感、責任感又非常人性化的各種英雄人物，常常讓我感佩不已，讓我想起曆代聖賢君子仁人義(yi) 士。也唯有中國曆史上的仁道主義(yi) 豪傑，才能媲美並超越美國屏幕上的人道主義(yi) 英雄。

數英雄人物，還看曆史。中國曆史上無數仁本主義(yi) 英雄的偉(wei) 大光明，那種中國一人天下一家的體(ti) 悟，那種己饑己溺、民胞物與(yu) 的情懷，不僅(jin) 集體(ti) 主義(yi) 、神本主義(yi) 、物本主義(yi) 群體(ti) 難以理解，難以望塵，西方個(ge) 人主義(yi) 眼光也隔了一層。多麽(me) 期待中國特色的仁道主義(yi) 英雄片啊。

梁啟超在《英雄與(yu) 時勢》一文中將英雄分為(wei) 兩(liang) 種，一種是造時勢的英雄，一種是為(wei) 時勢所造的英雄。他認為(wei) ：

“英雄固能造時勢，時勢亦能造英雄，英雄與(yu) 時勢，二者如形影之相隨，未嚐少離。既有英雄，必有時勢；既有時勢，必有英雄。英雄與(yu) 時勢，互相為(wei) 因，互相為(wei) 果，造因不斷，斯結果不斷。”

造時勢的英雄，堪稱大英雄，大豪傑，中國曆史上的聖王賢君，特別是那些儒家王朝的開國君臣，都屬於(yu) 造時勢的英雄。是他們(men) 結束亂(luan) 世，將政治領上軌道。錢穆說：“政治上軌道，同時必是社會(hui) 也上了軌道。社會(hui) 不上軌道，單要政治上軌道卻不易。”（《國史新論》之《中國曆史人物》）

沒錯，政治社會(hui) ，相互影響，相互作用，一黑俱黑，一明俱明。曆代聖王賢臣側(ce) 重於(yu) 政治造時勢，曆代聖賢大儒則側(ce) 重於(yu) 文化造時勢，通過文化道德持之以恒、潛移默化的浸潤引導，讓社會(hui) 逐步上軌道。就這個(ge) 意義(yi) 上，可以說，是聖賢和英雄共同創造了曆史，簡稱為(wei) 聖雄造史。

聖賢大儒都是大文化人，以“文”化人的人。文是德智的統一，化是教化兼感化。文化的實質是文明化、智慧化、道德化，各種知識、學問則是“文”的皮毛，所以文化人有知識有學問，但有知識有學問不一定就是文化人。文化的核心是道德，道德的依據是道心。文化人首先是道德人，是“得乎道”之人，如此方能以文化人，以德化人。

我曾列舉(ju) 曆史上最優(you) 秀並具有代表性的十大儒家群體(ti) ：堯舜禹集團（可三），湯伊集團，文武集團，孔子集團，劉秀集團，程朱集團（可二），王陽明集團，曾國藩集團，康有為(wei) 集團，熊十力集團。都堪稱聖賢君子大英雄集團，都是曆史的創造者。康有為(wei) 、熊十力的地位現在仍然被嚴(yan) 重低估，他們(men) 的文化影響剛剛開始。

曆史有上層和下層，聖賢君子屈居下層，同樣可以產(chan) 生巨大的曆史作用和影響。錢先生在《中國曆史人物》中一個(ge) 結論：中國史上等一等人物，亂(luan) 世衰世更多更大。然哉然哉。錢先生指出：

“我們(men) 講曆史人物，也可分作一部分是上層的，另一部分是下層的。跑到政治上層去的人物，是有表現的人物，如劉邦、項羽都是。還有一批沉淪在下層，他們(men) 是無表現的人物，但他們(men) 在當時，以及此下曆史上，一樣有影響有作用。可能他們(men) 的影響作用更勝過了那些有表現的。”（《國史新論》）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孔子和顏淵。《左傳(chuan) 》是春秋時代一部詳盡的史書(shu) ，但提及孔子微不足道，顏淵則根本沒有提及。但若論曆史地位，孔子還在堯舜之上。而顏淵的影響和作用也絲(si) 毫不遜於(yu) 管仲、子產(chan) 等著名的大政治家。

大同理想實現之後，萬(wan) 世太平才有可能；之前，曆史總是治亂(luan) 盛衰不斷循環。而從(cong) 亂(luan) 向治、從(cong) 衰向盛的關(guan) 鍵有二：一是社會(hui) 共業(ye) 的轉良，一是偉(wei) 大人物的作用，兩(liang) 者相輔相成，偉(wei) 大人物即聖賢豪傑的作用又是主導性的。

注意，真正的英雄，必然以仁為(wei) 本或以人為(wei) 本。因此，有個(ge) 人主義(yi) 英雄，沒有集體(ti) 主義(yi) 英雄；有仁本主義(yi) 、人本主義(yi) 英雄，沒有神本主義(yi) 、物本主義(yi) 英雄。集體(ti) 主義(yi) 打壓個(ge) 體(ti) ，神本主義(yi) 充當神奴，物本主義(yi) 甘為(wei) 物奴，都是反人權、反人性、反人道乃至反人類的，都是培養(yang) 罪惡的搖籃和通往暴政的捷徑。

責任編輯：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