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新儒學的學術基礎：經學，還是理學？

作者：曾亦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表，原載《孔子學刊》第七輯，2016

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十一月廿九日癸未

           耶穌2016年12月27日

編者按：本文原刊於(yu) 《孔子學刊》第七輯，2016，未刪節。

《孔子學刊》（以下簡稱《學刊》）：孔子與(yu) 《六經》的關(guan) 係如何？《六經》各自的地位是怎樣？

曾亦先生（以下簡稱曾先生）：我個(ge) 人在經學上傾(qing) 向於(yu) 今文學。今文經學對待《六經》的態度，尤其自清以後，一般強調孔子對於(yu) 《六經》的重要性，甚至非常極端地認爲，《六經》出於(yu) 孔子。但古文經學的看法不同，認爲《六經》在孔子以前就已存在。不過，在這一點上，我倒是傾(qing) 向於(yu) 古文經學的觀點。因爲今文經學的說法可能沒有太多的依據，而且，若把《六經》看成孔子以前的典籍，更有多方麵的意義(yi) ，即《六經》不僅(jin) 僅(jin) 是儒家的經典，而且構成了諸子百家共同的源頭，甚至作為(wei) 上古文明遺留下來的典籍，從(cong) 而成為(wei) 中華文明的源頭。古人講學有本源，不僅(jin) 如此，對於(yu) 一個(ge) 民族來說，也要有源頭。我們(men) 隻有不斷回到自己文明的源頭，通過重新闡釋，纔能不斷引發出孕育後人的活水，發揚光大，進而在我們(men) 這個(ge) 時代匯聚成影響世界的滄溟巨浪。當然，我們(men) 現在看到的《六經》，畢竟多少都經過孔子本人的改造，即刪《詩》《書(shu) 》、訂《禮》《樂(le) 》、讚《易》、作《春秋》。所以，孔子對於(yu) 《六經》，既有“述”，又有“作”，公羊家講孔子“損周文益殷質”，就是這個(ge) 意思。

至於(yu) 各種經典的地位，周予同先生曾有一個(ge) 說法，認為(wei) 今文家與(yu) 古文家對於(yu) 《六經》的排列順序不一樣：古文家按照《六經》形成的時間順序來排，即《易》《書(shu) 》《詩》《禮》《春秋》，《易經》最早形成，《春秋》最晚；今文家則從(cong) 學習(xi) 《六經》的先後次第來排，即《詩》《書(shu) 》《禮》《易》《春秋》，認爲《春秋》最難讀，也最重要，所以放在最後。可以說，漢人最看重《春秋》，甚至視為(wei) 《六經》之冠冕，我們(men) 看到漢代經學中的今古之爭(zheng) 基本上是圍繞《春秋》展開的。

對我個(ge) 人來說，主要研究《春秋》和《三禮》，我認爲這兩(liang) 種經典對中國社會(hui) 、政治的影響最為(wei) 重要。其中，《春秋》奠定了古代政治的基本架構，並提供了最主要的製度資源。宋以後有“半部《論語》治天下”的說法，但我們(men) 隻要讀了《春秋》，就不難發現，《論語》在這方麵的貢獻遠不如《春秋》。至於(yu) 《三禮》，我主要以喪(sang) 服的研究為(wei) 主，這種研究在古人那裏，大概算是最為(wei) 集中的，相關(guan) 的著述也最多。古人如此重視喪(sang) 服，原因有多方麵，譬如，喪(sang) 服不僅(jin) 規定和調節了古人的家庭和社會(hui) 關(guan) 係，而且，古代的社會(hui) 和法律等方麵的製度基礎，也可以在喪(sang) 服中找到依據。就像唐律，作爲宋以後中國法律的基本範本，其經典的基礎正是喪(sang) 服。目前大陸新儒學的複興(xing) ，有著不同於(yu) 熊十力、梁漱溟開啟的現代儒學的根本特點，其中最為(wei) 關(guan) 鍵的，就在於(yu) 大陸新儒學強調要構建現代中國的製度框架，而要訴諸傳(chuan) 統來尋求相關(guan) 的製度資源，必須要到《春秋》和《三禮》中去尋找。我重視《春秋》和《三禮》的研究，原因正在於(yu) 此。

《學刊》：《四書(shu) 》和《五經》的關(guan) 係是怎樣的？

曾先生：《四書(shu) 》和《五經》的關(guan) 係，是兩(liang) 種不同的經典係統。漢唐儒尊奉《五經》，而宋明儒則尊奉《四書(shu) 》。自漢以後，隨著《五經》博士的建立，曆代的官學，包括唐以後的科舉(ju) 考試，都有《五經》的內(nei) 容。而《四書(shu) 》成為(wei) 科舉(ju) 考試的對象，則要到元明以後了。尤其是宋明儒在構建其學術體(ti) 係時，無論是本體(ti) 論還是工夫論的論述，依據的都是《四書(shu) 》，而不是《五經》，當然，《易傳(chuan) 》中有部分內(nei) 容也對宋明儒的論述有一定貢獻。正因如此，宋以後，《四書(shu) 》的地位超過了《五經》。直到今天，很多學院派的研究者，包括民間的國學愛好者，心目中的儒學研究隻是局限於(yu) 《四書(shu) 》，根本不知《五經》為(wei) 何物。

《四書(shu) 章句集注》

顯然，較之《五經》的篇幅和曆代的研究著述，《四書(shu) 》的分量實在太輕了。尤其是《大學》和《中庸》，隻是《禮記》中的兩(liang) 篇，篇幅亦不足萬(wan) 字，再加上《論語》和《孟子》，都比不上《五經》中任何一經的分量。且在漢人那裏，《四書(shu) 》的地位遠不如《五經》。其中，《論語》隻是“傳(chuan) ”，而不是“經”；《孟子》則是“子”，地位更低。後來有《七經》的提法，裏麵加入了《論語》和《孝經》，可以算是升格為(wei) “經”了，但是，從(cong) 漢魏南北朝的博士官設置來看，還談不上《論語》和《孝經》，更遑論《孟子》了。

目前大陸新儒學的複興(xing) ，在這方麵的意義(yi) 就在於(yu) ，拓寬了儒家研究的範圍，即由《四書(shu) 》回到《五經》。現在各高校的中國哲學史研究，主要還是《四書(shu) 》，為(wei) 什麽(me) 呢？這主要是因為(wei) 《四書(shu) 》中的內(nei) 容更接近西方的形而上學，適合用西方那套學科範式來進行研究。我以前碰到某位出身西方哲學的教授，就聲稱除了《禮記》和《周易》的部分內(nei) 容外，《五經》不能成為(wei) 哲學研究的對象，看來，這種自縛手腳的狹隘立場，是非常有代表性的。顯然，從(cong) 目前儒學發展的趨勢來看，這種做法被拋入曆史的垃圾堆了。因此，我們(men) 主張從(cong) 《四書(shu) 》回到《五經》，別的意義(yi) 且不說，至少拓寬了經典研究的範圍。

現在儒學的複興(xing) 主要有幾個(ge) 層麵，既有學院層麵的，也有民間的。學院裏原來以研究《四書(shu) 》為(wei) 多，但現在研究《五經》的學者越來越多，尤其是很多研究生都在做這方麵的論文，這是學術界的新氣象，令人期待。畢竟就宋明理學來說，經過這幾十年的研究，可研究的題目越來越少，與(yu) 之相比，《五經》中的大部分內(nei) 容就像荒山野嶺，現代學者都沒怎麽(me) 走過，這值得我們(men) 大力去開拓。至於(yu) 民間愛好者對儒學的興(xing) 趣，更是偏於(yu) 《四書(shu) 》，其中主要有兩(liang) 個(ge) 原因：其一，《四書(shu) 》好讀，一般人總能讀出些個(ge) 人的心得體(ti) 會(hui) ，絕對談不上讀不懂。但《五經》不同，對初學者完全是天書(shu) ，不僅(jin) 讀不懂，而且很難產(chan) 生讀下去的興(xing) 趣。其二，民間學者通常重視修身及對人生的領悟，他們(men) 覺得最重要的就是做一個(ge) 君子，甚至以為(wei) 解決(jue) 社會(hui) 政治問題的關(guan) 鍵，而這方麵的內(nei) 容在《四書(shu) 》那裏是比較突出的。至於(yu) 《五經》，雖也有修身方麵的內(nei) 容，但更重視製度方麵的建構。從(cong) 這個(ge) 角度來講，《四書(shu) 》好比佛教裏的“小乘”，而《五經》則是“大乘”之學。《五經》能包攝《四書(shu) 》，《四書(shu) 》卻不能涵蓋《五經》。

《學刊》：如何評價(jia) 宋明理學的“三係”說？

曾先生：學界通常認為(wei) ，宋明理學可分為(wei) “兩(liang) 係”，即理學和心學，其中，理學以二程和朱子為(wei) 代表，心學則以陸象山、王陽明為(wei) 代表。後來，牟宗三先生提出了“三係”說，即除了陸王心學以外，又由二程那裏分出兩(liang) 係：一係源於(yu) 明道先生，經其弟子謝上蔡，再到湖湘學派以及明末的劉蕺山；另一係則由伊川先生開出，至朱子而大成。我個(ge) 人比較讚同牟宗三的說法，覺得明道與(yu) 伊川的區分是有必要的。

朱子像

但是，我雖然認可明道與(yu) 伊川的區分，但與(yu) 牟宗三有著根本不同的地方。因為(wei) 我認為(wei) ，宋明理學要根本解決(jue) 的問題，就是個(ge) 體(ti) 成聖成賢的問題。各派在這個(ge) 問題上的區別，不過是成聖成賢的路子不同而已，這就是工夫論上的差異。這種差異猶如佛教講的頓、漸或南宗、北宗的區別，王陽明晚年也講到了這種區別。而在宋明理學那裏，這種工夫論上的差異可以追溯到二程兄弟，即明道主張“上達而下學”的工夫，這是上根人做的“頓”的工夫；伊川則主張“下學而上達”的工夫，這是下根人做的“漸”的工夫。禪宗的慧能與(yu) 神秀曾把人心比作鏡子，認爲心之本體(ti) 就像那晶瑩透徹的鏡子。那麽(me) ，如何才能達到本體(ti) 呢？按照“下學而上達”的工夫，得把灰塵擦拭幹淨，這用朱熹的話來說，就是“閑邪存誠”，即把不好的東(dong) 西都去掉，久而久之，自然使那個(ge) 明亮而瑩徹的本體(ti) 呈現出來了；若按照“上達而下學”的工夫，則直接從(cong) 洞徹本體(ti) 入手，像明道、胡五峰以為(wei) ，“一悟本體(ti) 即是工夫”，即通過對本體(ti) 的了悟，而心上的塵埃就像瓜熟蒂落一樣，自然就去掉了，不需要額外再有一段掃除塵埃的工夫。可見，陸王在工夫上屬於(yu) 下學派，與(yu) 伊川、朱子並無分別，而明道、五峰則屬於(yu) 上達派。這是我自己主張的“三係”說。

《學刊》：如何看待大陸新儒學對政治的重視？

曾先生：最近，大陸新儒家批評港台儒家沒有政治的向度，而李明輝先生在不同場合都為(wei) 此進行了辯護，認為(wei) 牟宗三等新儒家其實有很多政治方麵的論述。我覺得，李明輝先生並不了解大陸新儒家的這種批評。

那麽(me) ，大陸新儒家為(wei) 什麽(me) 這樣說呢？我覺得主要有兩(liang) 點：其一，理學家也講政治，這方麵可以參看餘(yu) 英時的《朱熹的曆史世界》，裏麵對理學家的政治關(guan) 切進行非常深入的剖析。此外，理學家也很關(guan) 注社會(hui) 層麵的製度構建，譬如宗族的重建和鄉(xiang) 約，都是非常有成效的。但是，經學家講的政治構建，與(yu) 理學家是很不同的，我們(men) 隻要讀讀《公羊傳(chuan) 》，就不難發現裏麵討論的那些問題，在理學家那裏基本沒有涉及，更不用說“接著宋人講”的現代新儒家了，他們(men) 這方麵的論述是非常薄弱的。當然，也有共同的主題，如夷夏之辨等。其二，港台新儒學的政治目標不外乎是西方的自由、民主之類的東(dong) 西，故致力於(yu) 從(cong) 儒家心性之學開出這些東(dong) 西，簡單地說，港台新儒學隻是想著與(yu) 西方接軌而已，而缺乏對中國古代政治傳(chuan) 統有同情和深入的了解。大陸新儒家則不同，即立足於(yu) 對傳(chuan) 統政治資源的合理闡釋的基礎上，而由此發展出一套具有現代生命力的政治架構，而不願意簡單地追隨西方的自由、民主。我接觸了包括李明輝在內(nei) 的許多港台新儒家，發現他們(men) 都對這兩(liang) 點缺乏自覺。

自孔子以來，儒家素來關(guan) 心政治。且不說孔子本人棲棲遑遑，孟子傳(chuan) 食於(yu) 諸侯，至漢以後，儒家莫不以得君行道爲目標，這是爲什麽(me) 呢？這不僅(jin) 因爲政治是儒者行道的前提和助力，而且，又基於(yu) 儒家對人性的全麵了解，不像宋儒受佛教的影響，而過分看重個(ge) 體(ti) 的自覺。

馬遠《孔子像》

《學刊》：儒家與(yu) 左右之爭(zheng) 有什麽(me) 關(guan) 係？

曾先生：現在的左右之爭(zheng) 跟幾年前大不一樣，我感覺，大概自薄事件以後，左派的聲音可以說很小了，隻是零星的發聲而已。我有很多左派朋友，據我的觀察，他們(men) 現在的思想主要表現在兩(liang) 方麵：其一，對弱勢群體(ti) 的關(guan) 注，這使他們(men) 在很多方麵都表現出民粹主義(yi) 的色彩。但是，他們(men) 也有非常奇怪的地方，有時會(hui) 傾(qing) 向於(yu) 站在國家機器的立場，充當所謂“五毛”的角色。這種立場常常不免給他們(men) 塗上了不道德的麵色。其二，與(yu) 民族主義(yi) 的結合。本來左派是反民族主義(yi) 的，而主張“工人沒有祖國”，但目前中國的左派卻將他們(men) 對世界資本主義(yi) 體(ti) 係的反抗與(yu) 民族主義(yi) 結合起來。至於(yu) 右派，則比較重視個(ge) 體(ti) 的自由和權利的保障，這是他們(men) 非常堅定的一個(ge) 訴求，算是他們(men) 的底色。因此，他們(men) 致力於(yu) 削弱政府的力量，不論是主張自由經濟和民主政治，背後都基於(yu) 這種考慮。可以說，左右之間的立場基本上是不可調和的，所以，我們(men) 發現左派罵右派是漢奸、帶路黨(dang) ，而右派則罵左派是五毛、愛國賊。

這幾年來，隨著大陸儒家的複興(xing) ，中國思想界原有的左右相爭(zheng) 的格局被打破了，形成了三派之間的互動。不過，左右兩(liang) 派對新興(xing) 的儒家，態度是有差異的：一方麵，常常是左派對儒家的敵視，視儒家為(wei) “還鄉(xiang) 團”；另一方麵，右派則試圖靠攏儒家，主動吸納儒家中的某些資源。至於(yu) 儒家，心態是比較健全的，完全可以采取超越左右之爭(zheng) 的態度，既吸納左右兩(liang) 派合理性的方麵，又拒斥兩(liang) 派那些偏頗的地方。譬如，儒家可以吸納左派關(guan) 於(yu) 現代國家的論述，而摒棄他們(men) 那種民粹主義(yi) 的立場；而右派對個(ge) 體(ti) 自由的關(guan) 切則是值得儒家欣賞的，至於(yu) 他們(men) 盲目追捧外來的製度和價(jia) 值，則應該保持足夠警惕。

一百多年來，現代中國的主導思潮可以歸結爲改良與(yu) 革命兩(liang) 派。如果說從(cong) 孫中山到毛澤東(dong) 走的是一條革命道路的話，那麽(me) ，從(cong) 康有爲到鄧小平，則展現了一條改良的道路。革命派就是要徹底推翻一切舊世界，我們(men) 通常認為(wei) 右派多主張全盤西化，其實左派何嚐不是如此？因為(wei) 馬克思主義(yi) 完全是來自西方的東(dong) 西，落實到現實層麵，則完全采取徹底否定舊製度的激進姿態，相反，右派多少還有保守主義(yi) 的麵向。我們(men) 如果把傳(chuan) 統看作一座舊宅，革命派常常采取完全推倒然後重建的辦法，然而，如此重建的房子終究不過是贗品而已，絕無曆久彌珍的價(jia) 值。儒家的態度則不同，既不是敝帚自珍，而是以保護文物的態度對待舊宅，即不改變舊宅的基本結構，但可以采用新材料來加固修繕，從(cong) 而使舊宅煥然一新。可以說，這種對待古建築的態度就是儒家的改良道路，這是儒家根本不同於(yu) 左、右兩(liang) 派的地方。

《學刊》：家庭在儒家看來是否有重要地位？

曾先生：儒家素來重視家庭，直到今天，依然如此。但是，家庭在現代生活中的重要性，顯然遠不如古代，至於(yu) 相關(guan) 的家庭倫(lun) 理，如孝道，亦遠不如在古代那麽(me) 受到重視。儒家在今天的複興(xing) ，一定要有製度的基礎，那麽(me) ，家庭或許就構成了儒家在今天最低限度的製度基礎，也許是最牢固的製度基礎。

今日的家庭基本上是核心家庭，即以夫妻爲軸心，形成下養(yang) 子女爲主、上養(yang) 父母爲輔的這樣一種結構。顯然，夫妻關(guan) 係構成了現代核心家庭的主軸，這與(yu) 古代的大家庭不同，亦與(yu) 古代的核心家庭不同。因爲在古代家庭中，父子關(guan) 係纔是真正的主軸，其中意義(yi) 是多方麵的，不僅(jin) 在經濟關(guan) 係上意味著財產(chan) 或祖業(ye) 的保存和延續，而且還具有形上的意義(yi) ，即個(ge) 體(ti) 的生命延續正是通過父子相繼來實現的。所以，古人視子女爲自己的“遺體(ti) ”，即遺留在這個(ge) 世界上的另一具身體(ti) ，隻要能世世繁衍下去，那麽(me) ，個(ge) 體(ti) 生命通過整個(ge) 家族的存在而實現不朽。所以，對古人來說，家庭或家族的存在高於(yu) 一切，而個(ge) 體(ti) 的自由倒是次要的。隻要有家庭或家庭存在，個(ge) 體(ti) 雖然消亡了，但卻不能說是灰飛煙滅，而是通過薪火相傳(chuan) 的方式延續下去。

顯然，今日家庭的結構不同於(yu) 古代，意義(yi) 也不一樣。因爲現代家庭是由夫妻雙方的勞動所得而構建出來的，既沒有承襲祖產(chan) 的重擔和蔭庇，也沒有將夫妻打拚出來的家產(chan) 傳(chuan) 遞給子女的必要，而且，現代國家對遺產(chan) 稅的高額征收，本身就意味著對家族永恒意義(yi) 的否定。說白了，家庭由個(ge) 體(ti) 而建立，亦隨著個(ge) 體(ti) 的死亡而終結，不過是個(ge) 體(ti) 的寓所或驛站而已，沒有更多的意義(yi) 。因此，如果儒家在今日還有必要重視家庭的話，必須要思考這種新型家庭能夠提供多少意義(yi) 。

此外，現代家庭的前景到底如何？這是個(ge) 很重要的問題。從(cong) 西方兩(liang) 千多年的曆史來看，家庭的規模是越來越小的，這種趨勢與(yu) 中國是一樣的。而且，我們(men) 還看到在古希臘時的斯巴達城邦，以及柏拉圖的某些論述裏，都有家庭消亡的設計。這就是采取社會(hui) 化的辦法，即小孩出生後交由社會(hui) 撫養(yang) 成長，這樣，子女跟父母的血緣關(guan) 係就失去意義(yi) 了。不像在儒家那裏，血緣的紐帶是不能割斷的，因而是根本重要的。直到馬克思那裏，依然把未來社會(hui) 設想成“自由人的聯合體(ti) ”，顯然，這種未來社會(hui) 中是不會(hui) 有家庭的，即便有家庭，也不過是兩(liang) 個(ge) 自由體(ti) 基於(yu) 愛情的自由結合，而父子這種血緣關(guan) 係完全沒有意義(yi) ，甚至可以不存在。而且，馬克思把婚姻關(guan) 係理解爲純粹基於(yu) 愛情的結合，那麽(me) ，男女之間的結合是非常自由的，甚至是隨意的。正因如此，不論是蘇聯還是中國，都認可沒有法律關(guan) 係的同居，也就是事實婚姻。按照事實婚姻的概念，男女之間的結合隻是需要，並沒有神聖性，至於(yu) 法律意義(yi) 上的契約及義(yi) 務關(guan) 係，更是無關(guan) 緊要。可以說，共產(chan) 黨(dang) 不論在理論上，還是落實的具體(ti) 實踐中，可以說都是主張消滅家庭的。直到八十年代，隨著革命史觀的終結，家庭開始回歸了，其價(jia) 值也日益被浸染了幾千年傳(chuan) 統文化的中國人所接受。

不過，即便在儒家內(nei) 部，也考慮過家庭消亡的問題，最有代表性的莫過於(yu) 康有爲的《大同書(shu) 》。康有爲設想了一套非常詳盡地消滅家庭的辦法，這包括兩(liang) 個(ge) 方麵：其一，消除婚姻的契約性，使男女雙方真正成爲兩(liang) 個(ge) 自由的個(ge) 體(ti) ，然後個(ge) 體(ti) 基於(yu) 感情和意願相結合。既然沒有契約，那麽(me) ，這種婚姻關(guan) 係就是暫時的，視雙方的感情和意願可以隨時終止。如果退一步，還可以訂三個(ge) 月的短期契約，三個(ge) 月後，如果覺得不合適，雙方還可以分開；當然，也可以續約。可見，絕對自由的婚姻使家庭的消亡成爲可能。其二，斬斷父母與(yu) 子女的血緣關(guan) 係。康有爲的辦法與(yu) 古斯巴達人是一樣的，都是通過社會(hui) 化的方式來實現。如果父子之情沒了，就談不上孝道，而孝道恰恰是儒家的核心價(jia) 值。可以說，儒家倫(lun) 理本是建立在血親(qin) 的基礎上的，即便是那些超血緣的關(guan) 係，如君臣、朋友以及人與(yu) 自然的關(guan) 係，其實都是由血親(qin) 原則推廣而來的。那麽(me) ，如果到了未來社會(hui) ，家庭真得消亡了，儒家又從(cong) 哪裏找到自己最堅實的製度基礎呢？

康有為(wei)

《學刊》：如何看待最近建立國學學科的主張？

曾先生：“國學”這個(ge) 概念本來是從(cong) 民國開始的，是以傳(chuan) 統國粹爲研究對象的學問，其中有一個(ge) 大背景，就是西方文化的強勢主導。所以，民國時人談國學，更多是防禦和保守的姿態。目前的國學熱，以及某些學校和學者建立國學學科的努力，背後卻是文化自覺和民族複興(xing) 的背景。可見，現在講國學與(yu) 民國有著根本的不同，雖然還是在用同一個(ge) 名詞。

目前關(guan) 於(yu) 傳(chuan) 統思想或文化的研究，可以分成四個(ge) 層次。最狹窄的就是“中國哲學”這個(ge) 概念，當然還可包括部分中國曆史和文學的研究，這屬於(yu) 體(ti) 製內(nei) 的傳(chuan) 統學科，又是按照西方學術範式建立起來的現代學科。但是，這些學科研究的範圍卻是最窄的。譬如，“中國哲學”這個(ge) 二級學科，基本上限於(yu) 宋明理學、魏晉玄學和先秦諸子等方麵的研究。此外就是“經學”，兩(liang) 千多年來曾長期占據官學的主導地位，主要以《五經》爲研究對象，直到晚清“癸卯學製”中，依然保留了“經學”一科，後來到民國初年纔被廢除。這部分內(nei) 容有很多不能納入文、史、哲這些現代學科研究的範圍，隨著目前經學的複興(xing) ，期待著可以得到全麵的研究。第三是“儒學”，其與(yu) “經學”與(yu) “哲學”的不同，主要突出了其現實關(guan) 懷的傾(qing) 向。不難發現，目前很多從(cong) 事“中國哲學”研究的學者，卻可能是反儒的，可以說，這些人的研究算不上“儒學”。至於(yu) 目前講的“國學”，則是一個(ge) 包容最廣的領域。不僅(jin) 學院裏的研究是國學，而且，民間的少兒(er) 讀經算國學，而且，讀古書(shu) 是國學，琴棋書(shu) 畫及太極、中醫、算命都可以冠以“國學”這個(ge) 名。就此而言，這種“國學”概念太寬泛了，並沒有確切的研究對象。我想，將來大學教育體(ti) 製中如果要建立“國學”學科，範圍還是窄些爲好。

在我看來，“國學”作爲一門學科，主要應該凸顯自己不同於(yu) 文、史、哲等現代學科的研究方法。譬如，“中國哲學”科可以研究《論語》，社會(hui) 上的國學愛好者也可以讀《論語》，但是，從(cong) 經學角度去研究《論語》，應該是不一樣的。其他經典的研究，如《詩》、《書(shu) 》、《禮》、《易》、《春秋》，國學都要建立自己不同於(yu) 文、史、哲等傳(chuan) 統學科不同的研究方法。那麽(me) ，這種方法從(cong) 哪裏來呢？古代最爲成熟的學術研究，自然是以《五經》爲研究對象的經學研究。不論是漢代的師法、家法，還是清人訓詁、音韻、考據等，都是古人治經的研究方法，值得現在的“國學”學科加以繼承。至於(yu) 不同的經典，研究方法又各不同，譬如，《春秋》崇尚“條例”，那麽(me) 治《春秋》就應該從(cong) “條例”入手。毫無疑問，這些傳(chuan) 統的經學研究方法都不是文、史、哲這些現代學科能夠範圍的。

至於(yu) “國學”科的研究對象，同樣應該將《五經》確立爲自己的主要研究對象。古代有經、史、子、集這四部分類，其中，很多內(nei) 容可以交給現代學科去研究，譬如，集部中的詩文類就沒必要納入國學，完全交給中文係就行了；史部中的大部分都可以交給曆史係，也不納入國學；再就是子部，包括部分集部，原來很多是中國哲學研究的對象，也不必納入國學。但是，古代書(shu) 籍中最重要的經學類，卻幾乎無法納入現代學科研究的範圍，因此，國學科不僅(jin) 在研究方法上，還是在研究對象上，都應該與(yu) 經學大致重合。這就不僅(jin) 恢複了晚清的經學科的設置，而且接續了漢魏以來的博士之學。

《四庫總目提要》

當然，經學中有些內(nei) 容也可以爲現代學科去研究，但是，這首先得立足於(yu) 傳(chuan) 統的研究方法，否則，不過是把傳(chuan) 統經學當成任意分割堆砌的材料，簡單地塞進來自西方的框架中而已。譬如，有的搞西學出身的學者，看到現在《公羊》熱了，就不顧自己以前反《公羊》的立場，轉而拿些西方理論與(yu) 《公羊》相比附。顯然，這種研究，自然毫無價(jia) 值可言。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