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商的宋朝氣象與(yu) 輕商的洪武型體(ti) 製

作者：吳鉤

來源：史太Long 微信公眾(zhong) 號

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正月廿二日辛巳

           耶穌2016年2月29日

黃仁宇先生這麽(me) 描述宋王朝：“公元960年，宋代興(xing) 起，中國好像進入了現代，一種物質文化由此展開。”而當他將目光投向明朝時，則認為(wei) ，朱元璋創立的“洪武型財政”過於(yu) 遷就農(nong) 村經濟的習(xi) 慣，無力扶助村鎮工業(ye) 和地方上的商業(ye) 作進一步發展。

大體(ti) 上，我是認同這一判斷的。宋政府給我的印象，就如地中海資本主義(yi) 興(xing) 起之時的威尼斯商人，它的一切經濟政策的目標仿佛隻有一個(ge) ：如何從(cong) 市場中汲取更多的財政收入。而朱元璋則像是一名中世紀的族長，更希望將全國建成一個(ge) 安寧的大農(nong) 村，沒有一個(ge) 人遊手好閑，大家都安居樂(le) 業(ye)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於(yu) 是我們(men) 看到，在多項政策上，宋政府與(yu) 朱元璋都表現出大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態度。比如對於(yu) 采礦，宋朝仿佛有一種近乎資本家的熱情，因為(wei) 挖出來的銅礦、銀礦、金礦，全都是赤裸裸的非常誘人的錢哪。為(wei) 尋找到更多的礦脈，宋政府不但設有專(zhuan) 門勘探礦產(chan) 的專(zhuan) 業(ye) 技術人員，也鼓勵民間探礦、報礦。宋代的礦場數以萬(wan) 計，“監務礦井，殆幾萬(wan) 計”，許多地方出現“礦石雲(yun) 湧，爐炭之焰，未之有熄”的盛況。

而明王朝立國者朱元璋顯然就喪(sang) 失了這種對於(yu) 礦業(ye) 經濟的興(xing) 趣。曾有官員上書(shu) 請求設立官營煉鐵工場，朱元璋說：“今各冶鐵數尚多，軍(jun) 需不乏，而民生業(ye) 已定。若複設此，必重擾之，是又欲驅萬(wan) 五千家於(yu) 鐵冶之中也。”將上書(shu) 人杖責，流放海島。

又如，宋朝政府極看重海外貿易，因為(wei) “市舶之利，頗助國用，宜循舊法，以招徠遠人，埠通貨賄”。曆代中原王朝均重視朝貢製度，以“萬(wan) 國衣冠拜冕旒”為(wei) 榮，但宋朝卻悄然抑製諸蕃國的朝貢，同時鼓勵民間的海上貿易。宋時沿海多個(ge) 城市，都是因海外貿易而繁華，如泉州，無疑是13世紀世界上最繁榮的港口城市之一。有一首宋詩這麽(me) 描繪南宋泉州港：“漲海聲中萬(wan) 國商。”與(yu) 唐人詩句“萬(wan) 國衣冠拜冕旒”，恰好是兩(liang) 種完全不同的景象。

後來的朱元璋顯然更希望重現“萬(wan) 國衣冠拜冕旒”的大唐盛況，而對“漲海聲中萬(wan) 國商”的海上貿易則毫無興(xing) 趣。他建立明王朝之後，立即扭轉了宋元以來開放的港口開放製度，厲行海禁：“明祖定製，片板不許入海”，“敢有私下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與(yu) 此同時，薄來厚往的朝貢貿易卻重獲重視，外國非入貢不準互市，原先主管海上貿易的市舶司徹底淪為(wei) 接待朝貢使團的機構。

宋政府的重商與(yu) 洪武型體(ti) 製的輕商，自然產(chan) 生了完全不同的政策後果。首先表現在國家財稅結構上，宋代的工商稅與(yu) 征榷收入比重超過70%，而明中葉，田賦占全部賦稅的75%。這還不是最重要的政策影響，更重要的影響體(ti) 現在市場工具的創新上。比如出於(yu) 激勵開礦、使更多的礦場得到開發的考慮，宋政府會(hui) 為(wei) 采礦的商人提供貸款，礦冶戶若無本錢，可向政府預借啟動資金，包括燈油這樣的采礦用品，等到煉出礦產(chan) 品，再歸還政府本錢，以後的利潤則歸礦冶戶所有。

後來宋政府覺得礦冶戶獲利太大，又提出利潤分成，這樣，作為(wei) 出資人的政府與(yu) 礦冶戶之間，結成了新型的股份關(guan) 係，或者說，政府這時候的身份就不再是貸款方，而是相當於(yu) 風險投資人了。這樣的商業(ye) 製度，在當時無疑非常先進。

其實也不必驚訝。在國家重商政策激發的商業(ye) 化進程中，自然會(hui) 發展出越來越豐(feng) 富的市場工具與(yu) 商業(ye) 製度，信用貨幣、有價(jia) 證券、遠期合同、信用結算、金融組織、廣告商標、信托投資、交易中介、物價(jia) 反饋等市場機製全都在宋代產(chan) 生，豈是無因？

這是國家重商政策觸發的連鎖反應。道理很簡單：

為(wei) 了汲取更多的財政收入，宋政府勢必要將注意力從(cong) 總額有限而征收成本高企的農(nong) 業(ye) 稅轉移到商業(ye) 稅之上；而為(wei) 了擴大商業(ye) 稅的稅基，政府又勢必要大力發展工商業(ye) ；為(wei) 此，宋政府又需要積極修築運河，以服務於(yu) 長途貿易，需要開放港口，以鼓勵海外貿易；而為(wei) 了便於(yu) 長途貿易、大宗貿易的進行，政府又需要發行信用貨幣、有價(jia) 證券與(yu) 建立金融網絡（總不能讓商人帶著一船銅錢從(cong) 江南駛到開封去做生意吧）；為(wei) 保證紙幣的信用，宋政府又發展出一套“稱提之術”（指政府運用貴金屬貨幣儲(chu) 備等手段回籠超發的紙幣，這叫做“稱”，使流通中的紙幣購買(mai) 力保持堅挺，這叫做“提”）；為(wei) 鼓勵貿易，政府又需要完善民商法，以保護交易者的產(chan) 權、對付日益複雜的利益糾紛……

這一重商政策激發出來的連鎖反應，最後極有可能促成資本主義(yi) 體(ti) 係的建立。

一些朋友也許會(hui) 認為(wei) ，放任自流的市場經濟機製，完全可以自發地推動構建出一個(ge) 近代化的經濟體(ti) 係。但這從(cong) 來隻是假想，而非事實。從(cong) 曆史來看，不管是近代西歐國家，還是明治時期的日本、晚清時的中國，近代化的啟動，總是以國家積極介入經濟活動的重商主義(yi) （許多人將“重商主義(yi) ”理解成國家對貿易順差的追求。這無疑太狹窄了）為(wei) 先導，給近代化的啟動提供第一推動力。

當然，我必須申明，這樣的判斷隻適用於(yu) 近代化啟動之時，當市場在重商主義(yi) 的觸發下而發展起來之後，國家應當從(cong) 大商人的角色轉為(wei) 守夜人的角色。

還是來跟“洪武型體(ti) 製”比較吧。朱元璋一再申明采礦“損於(yu) 民者多，不可開”，甚至將建議開礦的上書(shu) 人流放海島，這一切都顯示了朱皇帝對於(yu) 農(nong) 業(ye) 與(yu) 民生的關(guan) 心。然而，我們(men) 以曆史的目光來看，這種對商業(ye) 稅的淡然，不過是明王朝財政緊縮的“脈脈溫情”而已，意味著政府對開拓市場與(yu) 發展商業(ye) 既無絲(si) 毫動力。明王朝要到中晚期時，隨著社會(hui) 逐漸擺脫了“洪武型體(ti) 製”的束縛，才出現了商業(ye) 複興(xing) ，乃至有所謂的“資本主義(yi) 萌芽”。

責任編輯：葛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