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學人為(wei) 什麽(me) 推崇朱子學？

作者：樂(le) 愛國

來源：“朱子理學搖籃武夷山”微信公眾(zhong) 號

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正月十八日丁醜(chou)

           耶穌2015年2月25日

編者按：本文係第六屆海峽兩(liang) 岸（武夷山）朱子文化節期間，廈門大學哲學係教授、博士生導師樂(le) 愛國，在紀念《近思錄》成書(shu) 840周年海峽兩(liang) 岸學術交流會(hui) 上的演講摘編。

民國時期的新文化運動提出“打倒孔家店”，對儒學造成了一定的衝(chong) 擊，但是在此背景下，卻有不少學者推崇作為(wei) 儒學重要組成部分的朱子學。民國學人為(wei) 什麽(me) 推崇朱子學？分析其原因，大致可以概括為(wei) 三個(ge) 方麵：第一，從(cong) 學術層麵看，以為(wei) 朱子學為(wei) 宋代理學之集大成；第二，從(cong) 社會(hui) 價(jia) 值看，以為(wei) 朱子學為(wei) 救世之良藥；第三，從(cong) 現代性看，以為(wei) 朱子學內(nei) 涵現代科學精神。一、朱子學為(wei) 宋代理學之集大成民國時期對於(yu) 朱子學的研究，至少應當追溯到1910年出版的蔡元培《中國倫(lun) 理學史》所述“宋明理學時代”第九章“朱晦庵”對於(yu) 朱熹倫(lun) 理學思想的闡述。在這裏，蔡元培將朱熹與(yu) 孔子相提並論，並明確稱二者皆為(wei) “吾族道德之集成者”。他的這部著作在民國時期影響之大，其中對於(yu) 朱子學在中國傳(chuan) 統文化中的重要地位的肯定，也對後世產(chan) 生了重要影響。

需要指出的是，民國時期稱朱子學為(wei) 宋代理學之集大成，不僅(jin) 限於(yu) 推崇朱子學的學者，即使是那些對朱子學持批判立場的研究者，也有不少認同這一說法。1935年，李石岑的《中國哲學十講》第八講“什麽(me) 是理學”有“晦庵思想的批判”一節，其中說道：“晦庵的思想是融合儒、道、釋三家思想而成的，又為(wei) 周、張、二程諸人思想之集大成者，在中國思想界確實是個(ge) 有數的人物。”後來，呂振羽的《中國政治思想史》第九編第二章“地主階級內(nei) 部的分化和朱陸兩(liang) 學派的對立”，在批判朱熹學說的同時，認為(wei) 朱熹“可算是中國封建時代第一個(ge) 偉(wei) 大的哲學家”。趙紀彬的《中國哲學史綱要》第四篇第十四章“作為(wei) 宋學集大成的朱熹的理氣二元論及朱陸對立的階級與(yu) 哲學意義(yi) ”，既認為(wei) 朱熹是“南宋商工業(ye) 階級的思想家”，又認為(wei) 朱熹的思想為(wei) 宋學集大成。

二、朱子學為(wei) 救國治世之良藥民國初期，為(wei) 挽救民族危亡，救國思潮盛行，實業(ye) 救國、教育救國以及科學救國成為(wei) 重要的社會(hui) 思潮。於(yu) 是，學者們(men) 反對空談心性，甚至有些學者排斥宋明以來的理學思潮，將理學與(yu) 科學對立起來。對此，湯用彤於(yu) 1914年發表的《理學譫言》就明確提出：“理學者，中國之良藥也，中國之針砭也，中國四千年之真文化真精神也。”把宋明理學看作是治國之良藥，予以大力推崇。1930年，唐文治所撰《紫陽學術發微》是民國時期最為(wei) 重要的朱子學研究著作之一。該書(shu) “自序”在論及朱熹與(yu) 陳亮之爭(zheng) 時指出：朱熹曾駁斥陳亮的“義(yi) 利雙行，王霸並用”，而陳亮反以為(wei) 朱熹空談性命，唐文治則為(wei) 朱熹辯護，認為(wei) 是朱子之學造就了宋末有民族氣節的抗敵英雄。該書(shu) 還明確指出：“國家之興(xing) 替，係乎理學之盛衰。理學盛則國運昌，理學衰則國祚滅。人心世道恒與(yu) 之為(wei) 轉移。”認為(wei) 朱熹理學改變了人心世道，因此，理學之盛衰關(guan) 乎國家之興(xing) 替。1936年，唐文治撰《朱子學術精神論》，把朱熹的講學精神歸結為(wei) “孝”、“仁”，而且還進一步指出：“朱子一生出處精神，惟以氣節為(wei) 重。讀壬午、庚子、戊申、己酉《封事》諸篇，浩然正大之氣，溢於(yu) 楮墨之表。嗚呼！盛矣！厥後文文山先生廷對策問，謂政治之本在於(yu) 帝王不息之心，其說實本於(yu) 朱子《戊申封事》。而謝疉山、陸秀夫諸賢接踵而起，豈非講學之精神有以致此！然則宋末氣節之盛，實皆朱子提倡之功，有以激厲之也。而餘(yu) 向所深佩者，尤在攘夷狄、複疆土兩(liang) 事。特節錄於(yu) 左，以興(xing) 起吾人愛國之精神。”在唐文治看來，朱熹主張“攘夷狄”、“複疆土”，表現出浩然正大之氣節，而這種氣節不僅(jin) 影響宋末，而且可以振奮民國時期人們(men) 的愛國精神。由此可見，唐文治推崇並研究朱子學，既有學術上的考量，也希望通過提倡朱熹之學而達到“善國性、救人心”之目的，實現理學救國。1944年，賀麟發表《宋儒的評價(jia) 》，針對當時有人把宋朝國勢的衰弱和宋明之亡於(yu) 異族歸罪於(yu) 宋明儒學，甚至於(yu) 說宋學盛行時期，就是民族衰亡時期，提出不同意見。他說：“平心而論，這些宋明道學家當國家衰亡之時，他們(men) 並不似猶太學者，不顧祖國存亡，隻知講學。他們(men) 尚在那裏提倡民族氣節，願意為(wei) 祖國而死，以保個(ge) 人節操，民族正氣。”在賀麟看來，宋明理學家不是單純的為(wei) 學術而學術的學者，他們(men) 在國家民族危亡之時，倡導民族氣節，保持個(ge) 人節操。顯然，賀麟推崇包括朱熹在內(nei) 的宋明時期理學家對於(yu) 民族文化和民族複興(xing) 所做出的重要貢獻。至於(yu) 宋明理學家的思想學說，賀麟說：“他們(men) 思想學說裏，暗寓尊王攘夷的春秋大義(yi) ，散布恢複民族、複興(xing) 文化的種子。試看宋以後義(yi) 烈彪炳民族史上的大賢，如文天祥，如方孝孺，如史可法，皆是受宋儒熏陶培植的人才。”在這裏，賀麟關(guan) 注的是宋明理學中所具有的“尊王攘夷”、複興(xing) 民族文化的思想，及其對於(yu) 培植人才的積極意義(yi) ，甚至還把包括朱子學在內(nei) 的宋儒學說思想與(yu) 民族英雄聯係起來。1927年，陳複光發表的《陽明學派與(yu) 朱子學派之大別》主要討論朱子學派與(yu) 陽明學派的差別，但是又與(yu) 民國時期的救國主題聯係起來。1938年，郭斌龢發表《朱熹與(yu) 南宋學者之抗戰精神》。針對當時所謂朱熹以及南宋理學“空談性命，不知抗戰”的言論，闡述了朱熹等南宋理學家的主戰、複仇的思想。該文大量引述朱熹主戰而複疆土的言論，並予以高度評價(jia) 。應當說，這些對於(yu) 朱熹為(wei) 政實踐所體(ti) 現的思想以及政策主張的研究，也是民國學人對朱熹政治思想研究的重要方麵。三、朱子學內(nei) 涵現代科學精神與(yu) 民國時期新文化運動倡導科學相一致，民國學人之推崇朱子學，還由於(yu) 在他們(men) 看來，朱子學內(nei) 涵現代科學精神。胡適是民國時期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之一，讚賞“隻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吳虞，同時又十分推崇朱熹的學說，是最早從(cong) 朱子學中發掘其科學精神之內(nei) 涵的重要學者。1919年，他發表《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原名為(wei) 《清代漢學家的科學方法》），把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與(yu) 科學方法聯係起來，並進一步追溯到朱熹的格物致知說，因而對朱熹的格物致知說作了深入的分析和闡釋。胡適認為(wei) ，朱熹《大學章句》“補格物傳(chuan) ”所言“即物而窮其理”，要求通過研究具體(ti) 事物而尋出物的道理來，“這便是歸納的精神”。他還認為(wei) ，“補格物傳(chuan) ”所謂“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這是很偉(wei) 大的希望，科學的目的，也不過如此”。在闡發朱熹的格物致知說所蘊含的科學精神的同時，胡適又以科學方法為(wei) 依據，從(cong) 科學方法的角度對朱熹的格物致知說所存在的缺陷作了具體(ti) 分析。盡管如此，胡適還是強調朱熹的格物致知說內(nei) 涵現代科學精神，指出：“宋儒的格物說，究竟可算得是含有一點歸納的精神。‘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一句話裏，的確含有科學的基礎。”而且，他還進一步引述《朱子語類》中的兩(liang) 段語錄：“今登高山而望，群山皆為(wei) 波浪之狀，便是水泛如此，隻不知因什麽(me) 事凝了”，“嚐見高山有螺蚌殼，或生石中。此石即舊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卻變而為(wei) 高，柔者卻變而為(wei) 剛。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驗者”，並且明確指出：“這兩(liang) 條都可見朱子頗能實行格物。他這種觀察，斷案雖不正確，已很可使人佩服。西洋的地質學者，觀察同類的現狀，加上膽大的假設，作為(wei) 有係統的研究，便成了曆史的地質學。”顯然，對於(yu) 朱熹的格物致知說，胡適既肯定其中具有科學的內(nei) 涵，並認為(wei) 朱熹通過格物，觀察自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同時又指出其作為(wei) 科學方法，本身存在著很大的缺點。胡適從(cong) 科學的角度詮釋朱熹的格物致知說，從(cong) 中發掘內(nei) 涵的現代科學精神，對於(yu) 當時的學術界影響頗大。1926年，朱謙之所撰《〈大學〉研究》一文對朱熹的格物致知說作出闡釋。他完全讚同胡適的觀點，認為(wei) 朱熹《大學章句》的“補格物傳(chuan) ”，“的確是含有一點歸納的精神，的確含有科學的基礎的方法論”。針對當時有學者認為(wei) 朱熹的格物致知說旨在“‘一旦豁然貫通’時的‘表裏精粗無不盡，而吾心之全體(ti) 大用無不明’”的絕對真理，而不同於(yu) 科學，朱謙之指出：“雖然他們(men) 所求者，或者不是這個(ge) 物的真理，那個(ge) 物的真理，乃是‘至於(yu) 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的哲學上的絕對真理。但他們(men) 的哲學是以科學方法為(wei) 依據，這一點無論如何是不能否認的。”同年，李石岑的《人生哲學》在討論朱熹人生觀時則明確指出：“朱晦庵的格物，完全是本著程頤川‘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的精神，和近代科學上歸納的研究法很相似。他這種說法，影響於(yu) 中國學術界很不小。後來由明而清，有許多看重知識、看重考證的學派，可以說大半是受了這種格物說的暗示。”1929年出版的周予同《朱熹》從(cong) 認識論的角度詮釋朱熹的格物致知說，指出：“其論理的方法為(wei) 歸納，而含有近代科學之精神。”。1930年，常乃惪的《中國思想小史》指出：“朱氏之學本從(cong) 格物入手，他的窮理致知之說，實在是近代科學家的態度。”同年，吳其昌發表《朱子之根本精神——即物窮理》，其中認為(wei) ，朱熹“實有‘實驗’精神”，而這是“中國稚弱的原始的科學思想之種子”。一直有學者堅持從(cong) 科學的角度詮釋朱熹的格物致知說，或是分別從(cong) 科學和理學的角度加以詮釋。1936年，牟宗三發表《朱王對話——向外求理與(yu) 向內(nei) 求理》，認為(wei) 朱熹的“即物窮理”具有三個(ge) 涵義(yi) ：（1）科學家可以應用；（2）我們(men) 道學家可以應用；（3）理是普遍的存在，在科學家為(wei) 物理，在道學家為(wei) 倫(lun) 理。他還說：“科學家因‘即物窮理’而得概然之自然律；道學家因‘即物窮理’而時時警惕以歸於(yu) 至當。”顯然肯定了朱熹的格物致知說對於(yu) 科學研究的價(jia) 值。1945年，熊十力的《讀經示要》出版，其中雖然對朱熹的格物致知說有所疑義(yi) ，但仍然肯定其對於(yu) 科學的價(jia) 值，指出：“朱子以致知之知為(wei) 知識，雖不合《大學》本義(yi) ，卻極重視知識。……且下啟近世注重科學知識之風。程、朱說理在物，故不能不向外尋理。由其道，將有產(chan) 生科學方法之可能。”這一觀點實際上包含了對於(yu) 朱熹的格物致知說內(nei) 涵現代科學精神的推崇。1948年，嚴(yan) 群發表《〈大學〉“格物”“致知”朱子補傳(chuan) 解》，其中指出：“嚐謂朱子‘補傳(chuan) ’不及數百言，顧於(yu) 知識之形成，及其主觀客觀之條件，皆已具其端倪，實與(yu) 近代西哲之知識論相發明，而‘即物窮理’之論尤與(yu) 科學精神相脗合，惜乎後儒之識淺，而不能竟其緒也。”明確認為(wei) 朱熹的格物致知說與(yu) 近代西方哲學的知識論以及科學精神相一致。需要指出的是，民國時期，不少學者或是認為(wei) 朱子學為(wei) 宋代理學之集大成，或把朱子學看作救世之良藥，或以為(wei) 朱子學內(nei) 涵現代科學精神，所表現出來的對朱子學的推崇，與(yu) 以往單純的盲目崇拜是完全不相同的，而更多的是一種實事求是的學術研究，因而對於(yu) 朱子學，在肯定中又有批評，在批評中則有肯定，能夠推動朱子學研究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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