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一介先生的學術與(yu) 時代精神

作者：景海峰

來源：天津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九月初十日辛未

           耶穌2015年2月16日

湯一介先生過世後，學界同聲一哭，為(wei) 失去一位少有的宅心寬厚、勇於(yu) 任事而又待人謙恭的當代大學者而悲戚。作為(wei) 著名的思想家、哲學史家，湯先生的學術成就無疑為(wei) 我們(men) 這個(ge) 時代立定了醒目的標尺。作為(wei) 當代中國哲學界的代表性人物，湯先生為(wei) 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哲學的發展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貢獻，在這幾十年中國哲學發展的重大關(guan) 節上，我們(men) 幾乎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從(cong) 上個(ge) 世紀80年代的關(guan) 於(yu) 範疇研究、真善美探討、中國哲學框架問題的思慮，到90年代的對文明對話之關(guan) 注與(yu) 中國哲學現代轉型的思考，再到新世紀對創建中國解釋學問題的提出、儒家倫(lun) 理與(yu) 企業(ye) 家精神的追尋、新軸心時代之矚望，以至晚年還多所擘畫的儒釋道三教歸一、儒家與(yu) 馬克思主義(yi) 對話等大課題，均已成為(wei) 當代中國學術演進的一個(ge) 個(ge) 裏程碑。正是緊扣時代脈搏的不停思考和勇於(yu) 探索的曆險精神，使他成為(wei) 了我們(men) 這個(ge) 時代屈指可數的標杆性思想家和哲學界具有代表性的探索者之一。作為(wei) 著名的學者和學界領軍(jun) 人物，湯先生又以布衣之身把握住一切時機，事不畏艱，盡己所能，為(wei) 當代中國學術的複興(xing) 做出了常人難以企及的貢獻，就中國文化書(shu) 院和《儒藏》工程這兩(liang) 大事項來說，便足以彪炳史冊(ce) 。和一般學院化的知識分子相比，湯先生有著非常難得的道義(yi) 心腸和社會(hui) 責任感，胸懷天下，不鑽故紙堆，不作媚時語，以自己的信念和持守，從(cong) 學術的內(nei) 在理路既保持了一個(ge) 學者的理性品格，同時在他身上又體(ti) 現出傳(chuan) 統讀書(shu) 人的特有風骨，即士的精神。正是在不斷地思考、探索和精神曆練當中，這些看似尋常而實不平凡的業(ye) 績，成就了湯一介先生的學術風範和人格魅力，才贏得了那麽(me) 多人的敬仰、稱道和讚許，在一定意義(yi) 上，他已為(wei) 我們(men) 的時代樹立了一個(ge) 思想者的典範。

大變革時代思想轉型的探索者

一個(ge) 時代有一個(ge) 時代之學術，我們(men) 的時代是思想解放、打破禁錮、從(cong) 封閉走向開放的時代，是中西文化激蕩、社會(hui) 大變革、思想範式發生轉型的時代，湯一介先生的學術研究和哲學思考正是隨著這個(ge) 時代的脈搏一起跳動和起伏的。按照他本人的理解，哲學的特征就是思考，哲學家所做的工作就是思考他所處時代的那些根本問題。在這一點上，湯先生是個(ge) 勤奮的哲學探路人，是我們(men) 這個(ge) 時代傑出的思考者。

2014年6月19日，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為(wei) 十卷本的《湯一介集》召開了發布會(hui) ，湯先生最後一次在公眾(zhong) 場合做了長篇發言，對自己的思想進行了梳理和總結。從(cong) 當時的講話中我們(men) 可以非常強烈地感受到他那種不斷思考、不斷探求的精神，幾乎沒有止息過。他差不多講了半個(ge) 小時，真的是拿生命來做的一段抒發，因為(wei) 他的身體(ti) 已經非常不好，是坐著輪椅來的，講完之後可能用氣太過，身體(ti) 就更差了，所以那次講話可以說是他用生命來為(wei) 自己的學術思考做了最後一篇證辭。他對自身學術的總結是從(cong) 改革開放之後中國哲學研究起步時的情形講起的，所以我們(men) 要回到上世紀70年代末。

早在那時，湯先生就考慮如何突破“兩(liang) 個(ge) 對子”的哲學史，走出思想禁錮的藩籬，他從(cong) 當時國內(nei) 的實際狀況出發，對哲學界普遍關(guan) 心的問題做了深入地思考和大膽的探索。因為(wei) 文革的關(guan) 係，湯先生直到1980年才恢複講課資格，那時他複開的第一門課叫作“魏晉時期的玄學和佛教、道教”，當時的一個(ge) 突破性意識就是要走出“兩(liang) 個(ge) 對子”的哲學史研究理路，用一種新的視角和方法來重新進入中國哲學。在這門專(zhuan) 題課中，湯先生通過對外來思想文化與(yu) 本土文明之關(guan) 係的揭示，探討了馬克思主義(yi) 和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關(guan) 係，首倡比較哲學和比較宗教學的研究。他最先發起了哲學史概念範疇的討論，用以衝(chong) 破唯物、唯心的單調線索，嚐試從(cong) 範疇體(ti) 係入手來研究中國哲學，而避免以西方哲學的範式來生搬硬套中國。同時配合一些學者的呼籲，重啟了哲學史方法論的大討論，試圖用一種新的哲學方法來為(wei) 這個(ge) 新的時代開路。

我記得非常清楚，當時是一個(ge) 春季學期，那個(ge) 課是一個(ge) 選修課，是77、78級合上的，選課人數約在200人左右。因為(wei) 那個(ge) 時候這類選修課是限製性的，選修課比必修課的受歡迎程度要大得多，所以大家都特別踴躍，還要發選課證。除了77、78級的本科生之外，來上課的還有當時已經恢複招考的研究生們(men) ，另外還有一些年輕老師以及一些從(cong) 全國各地來進修的教師，尤其讓我們(men) 今天很難思議的是有些年紀比湯先生還要大的教授也來聽這門課。一進教室，前麵坐了一排白發蒼蒼的老師，像周一良先生，他比湯先生要大十多歲，當時也坐在第一排，而且從(cong) 頭聽到尾。湯先生在課上強調，研究中國哲學要有一個(ge) 本土文化和外來文明比較的視野，這種觀念在當時是極為(wei) 難得的，因為(wei) 對外來文化包括對馬克思主義(yi) 的研究，不會(hui) 從(cong) 所謂中西比較、中和外的理路來講。湯先生特別強調要從(cong) 中西文化比較的視野來研究中國哲學，要理解當代世界文化的格局，才能處理好馬克思主義(yi) 和中國文化的關(guan) 係。另外就是他特別強調哲學方法論，在80年代初期，哲學方法論也是一個(ge) 熱門話題，當時做西方哲學、中國哲學的都在講哲學史方法論問題。湯先生認為(wei) ，一個(ge) 新的哲學方法可以為(wei) 一個(ge) 時代開路，而且體(ti) 現了這個(ge) 時代哲學的水平和特點。此外他還特別強調思想發展的內(nei) 在規律性，認為(wei) 研究哲學史本身就是研究哲學最好的方法和路徑，可以增加邏輯思維和哲學實踐的強度。在80年代初，國內(nei) 學術界尤其是中哲界還比較封閉僵化，在此狀態下，這門課一開始的起點就和左的那一套理路表現出了決(jue) 然的不同。

湯先生這樣做，在當時是有著強烈的時代感和現實意義(yi) 的，是具有開創性的，其努力的結果與(yu) 學術思想之結晶便是《郭象與(yu) 魏晉玄學》一書(shu) 。這本書(shu) 出版之後，獲得了巨大的學術聲譽，成為(wei) 新時期中國哲學發展的標誌性成果之一。著名哲學家傅偉(wei) 勳認為(wei) 這部著作的“詮釋學創見”，在當代玄學研究領域，足以與(yu) 錢穆的《莊老通辨》和牟宗三的《才性與(yu) 玄理》相媲美，推崇備至。但這還隻是一個(ge) 站在大陸局外的海外學者之純粹學術性的觀察，就當時國內(nei) 的社會(hui) 環境和學術局麵而言，其30年漫漫長路的轉折意味和方法上、觀念上的一係列“突圍”意義(yi) ，則顯得更為(wei) 重要。在經曆了“文革”嚴(yan) 冬之後，當時的政治氣候乍暖還寒，人們(men) 還普遍地處在心靈滯塞的狀態，頭腦僵固尚未消除，禁區猶在，壁關(guan) 重重。正是在這種困難的情況下，湯先生首先想到的是要衝(chong) 破學術上的種種教條，尋找新方法，提出新見解，走出中國哲學研究的困境。

在隨後的學術研究中，湯先生始終保持了這種突破的意識，蕩滌陳規、不囿舊見，不斷地思考，不斷地探索，不斷地尋求新的方式，表現出了充沛的思想活力和學術識見。到了90年代，學界對儒學的正麵肯定越來越多，如何深入到儒學的內(nei) 在機理來進行研究，成為(wei) 那時候麵臨(lin) 的一個(ge) 問題。早年的時候，湯先生對儒學並沒有太多的好感，甚至說有一些反感，這可能跟他之前的經曆有關(guan) 係。再加上剛開始他是做道教史研究、道家研究，特別是將魏晉玄學作為(wei) 主要的學術領域，所以對儒學沒有太多的關(guan) 注。到90年代之後，湯先生的學術研究所致力的方向明顯有一個(ge) 轉型，即從(cong) 早期的道家、道教轉移到了儒學。越到後來就越覺深入，直到晚年編《儒藏》。牟鍾鑒先生有一篇紀念文章，說湯先生的學術有一個(ge) “由道歸儒”的路徑，我大致讚成。

90年代的儒學研究，湯先生入手的幾個(ge) 問題明顯跟海外學界有關(guan) 聯。早在1983年，他在哈佛大學做訪問學者時，受邀出席蒙特利爾第17屆世界哲學大會(hui) ，那時候杜維明先生已經提出了儒學當代發展的一些問題，包括儒學第三期的問題。他們(men) 是一起去開會(hui) 的，湯先生在會(hui) 上有一個(ge) 發言，題目就叫“儒學第三期發展的可能性”。那個(ge) 發言在當時是具有爆炸性效應的，因為(wei) 那時在大陸，儒學還難覓蹤影，處在一個(ge) 被禁錮的狀態，在海外講儒學第三期發展無疑有一種天方夜譚的感覺，這和大陸的環境有較大的距離。所以這個(ge) 話題在會(hui) 上引起很大的反響，後來劉述先先生在一篇學術散記中就寫(xie) 了當時的情景，把這件事作為(wei) 一個(ge) 重頭戲，濃墨重彩地描繪了一番。因為(wei) 在當時，一個(ge) 大陸來的學者做這樣一個(ge) 發言是很奇怪的，如果是港台學者做這樣的發言還不出奇。所以當時台灣學者馮(feng) 滬祥就提出了一個(ge) 帶有挑釁色彩的質疑：大陸不是講馬克思主義(yi) 嗎？你講的儒學發展和馬克思主義(yi) 有什麽(me) 關(guan) 係？在《湯一介集》的發布會(hui) 上，湯先生還對這個(ge) 話題做了一番回憶和說明。他說：當時那個(ge) 台灣學者問我儒學和馬克思主義(yi) 有什麽(me) 關(guan) 係，我那時還沒有想過，突然這個(ge) 問題就成了我生命中的一個(ge) 大問題。我記得當時是從(cong) 實踐性、民本性這些角度試圖做了些回答，但他窮追不舍提問道，你講了半天，裏麵連馬克思主義(yi) 的影子都沒有，那你怎麽(me) 能說這是馬克思主義(yi) 哲學呢？我說你沒有聽懂，我講的都是事實，馬克思主義(yi) 最講實事求是，我講的這些都是符合這個(ge) 原理的。

90年代以後，隨著傳(chuan) 統文化的升溫，儒學的價(jia) 值被正麵肯定，怎樣對儒學做當代反思就成了湯先生思想探索裏的一個(ge) 核心課題。90年代初在香港中文大學召開的第一次“儒耶對話”會(hui) ，湯先生就參加了，後來他在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的《儒道釋與(yu) 內(nei) 在超越問題》，書(shu) 裏也是以這個(ge) 話題為(wei) 中心的。像“內(nei) 聖外王”的問題，是在80年代中國文化書(shu) 院期間就開始討論的，實際上一開始是拿這個(ge) 話題來批評儒家，但到90年代，他對此有了一些新的理解。在《我的哲學之路》這篇文章中，他說，當時對內(nei) 聖外王之道采取否定的態度，應該說是沒有深入理解它的真精神。另外就是和現實之間的微妙關(guan) 聯，有一種知識分子的反省和批判意識在裏麵，是想從(cong) 這個(ge) 角度討論內(nei) 聖外王，從(cong) 而否定聖、王合一的觀念。因為(wei) 在文革時代，形成了造神運動，當時要否定文革，批判個(ge) 人崇拜，就要批評所謂聖王合一的這種觀念。如果跳出現實的糾纏，儒家內(nei) 聖外王的合理性就可以有別樣的理解。作為(wei) 政治文化的最高理想，王和聖應該是統一的，中國社會(hui) 和政治的典範就是塑造了堯舜禹這樣的聖王，成為(wei) 人們(men) 世代敬仰的對象和理想政治的楷模，可以說深入人心。聖人的理想隻有在具體(ti) 的社會(hui) 實踐活動中才能實現，而這種強調社會(hui) 性和實踐性的情景，恰恰體(ti) 現了中國傳(chuan) 統實踐理性的精神，即實踐高於(yu) 理論，這是中國哲學思維的特點。內(nei) 聖外王重在聖的要求，把道德修養(yang) 放在社會(hui) 存在及其活動的首位，所謂“自天子以至於(yu) 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wei) 本”，這才使得中國在世界上被稱為(wei) 禮儀(yi) 之邦，中國文化是君子文化。從(cong) 這些正麵的價(jia) 值意義(yi) 再來理解內(nei) 聖外王，思想麵就打開了，它的價(jia) 值和意義(yi) 就呈現出來了。

除了儒學問題的思考之外，到90年代後期，就是“中國解釋學的建構”這一命題的提出，在今天，經典詮釋學已經遠遠超出了它原有的脈絡和情景，成為(wei) 一個(ge) 大家共同關(guan) 注的課題，湯先生最早的倡議和探索，可以說是功不可沒。還有就是“文明對話”的研究，這個(ge) 話題湯先生雖然寫(xie) 的東(dong) 西不多，但是他在《哲學研究》上發表的那篇批評亨廷頓“文明衝(chong) 突論”的文章很有影響力。還有就是“新軸心時代”這個(ge) 話題，湯先生在晚年做了很多研究，後來也出了書(shu) ，他最後的一本著作就叫作《矚望新軸心時代》。

從(cong) 早期道教史的研究到儒道釋與(yu) 內(nei) 在超越問題的探討，從(cong) 儒學第三期發展的構想到對當代儒學問題的深刻反思，從(cong) 創建中國解釋學到對新軸心時代的展望，在這些探索性的學術領域或富有創見性的思想話題當中，始終閃現著湯先生不倦的身影。他的思想敏銳性、問題意識和永不止息的思考，在當代學人中堪稱典範。這些永無止境的探索，也使他成為(wei) 了這個(ge) 大轉型時代之思想的一根標尺。

新時期中華文化複興(xing) 的領路人

不管是80年代的文化大討論，還是90年代興(xing) 起的國學熱，或進入新世紀後中華文化複興(xing) 的大潮，湯先生都是一個(ge) 引人注目的代表性人物。他的身上有中國傳(chuan) 統士的精神，做事有分寸、有持守，堅持學人的良知，又有現代知識分子的學術理念和敬業(ye) 精神，把這兩(liang) 個(ge) 東(dong) 西有一個(ge) 很好的結合。他繼張岱年先生之後，擔任了中華孔子學會(hui) 的會(hui) 長，也是國際中國哲學會(hui) 、國際儒學聯合會(hui) 、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hui) 等機構的重要學術領頭人。2014年5月4日，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視察北大時，特意看望了湯先生，這成為(wei) 國內(nei) 外矚目的一件大事，也是近年來傳(chuan) 統文化在主流意識形態中升溫的標誌性事件之一。衡諸湯先生30多年來所做的工作，他完全秉承了中國文化的優(you) 良傳(chuan) 統，恪守“士”之本分，堅持學人的良知，以現代知識分子的學術理念和敬業(ye) 精神，鞠躬盡瘁，勇往開拓，才取得了如此燦著於(yu) 世的成績，成為(wei) 新時期中華文化複興(xing) 的重要帶路人。這其中，他投入精力最多、花費時間最長、也最有影響的兩(liang) 件工作，一是創辦中國文化書(shu) 院，領導了這間在20世紀中國學術史上留下了重要印記的民辦學術機構；二是發起《儒藏》之編纂，主持了這樣一項新世紀巨大的學術工程。

80年代初，撥亂(luan) 反正，百廢待興(xing) ，與(yu) 各種新思潮之萌發湧動相配合的是體(ti) 製改革的呼聲，很多創造性的想法和舉(ju) 措在那個(ge) 時期都湧現出來。就教育機構而言，1949年後，民辦的書(shu) 院逐漸消失，公辦大學成為(wei) 唯一的高等教育機構。1984年，以北大哲學係中哲史教研室成員為(wei) 核心，醞釀籌組的民間性的中國文化書(shu) 院，可以說是20世紀中國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當時以湯先生為(wei) 院長的這個(ge) 學術機構，集合了一大批碩學鴻儒，像年長的梁漱溟、馮(feng) 友蘭(lan) 、張岱年、季羨林、周一良等先生，以及比他們(men) 稍微年輕一些的、在今天我們(men) 以大師稱之的這批人物，差不多都匯聚在文化書(shu) 院的旗下。中國文化書(shu) 院在當時舉(ju) 辦的各種活動，都有著非常深遠的影響。比方說當時辦的四屆在全國學界引起過巨大反響的“文化係列講習(xi) 班”，學員裏的很多人都已經是今天學界的頂梁柱式人物，通過講習(xi) 班活動，年輕一輩得到了學術聚合，相互間有啟發和感染。當時講習(xi) 班的規模就非常大，另外還主辦了有數萬(wan) 名學員參加的全國性的“中外文化比較研究”函授班，像龐樸先生他們(men) 都到全國各地去巡回輔導、跟這些學員見麵。另外就是以中國文化書(shu) 院為(wei) 平台，和海內(nei) 外學術界開展了廣泛的文化交流活動，並且在海峽兩(liang) 岸的學術“破冰”方麵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像當時台灣的學者來大陸是難乎其難的，公辦機構不能做這些事，有諸種限製，而文化書(shu) 院的這種民辦身份正好提供了這樣一種平台。還有從(cong) 海外來的華裔人文學者，他們(men) 登台亮相差不多也都是在文化書(shu) 院。此外，中國文化書(shu) 院還多次召開國際性的學術研討會(hui) ，出版了一大批係列的專(zhuan) 著、文集、教材、資料集等，像新儒家代表人物梁漱溟、熊十力的集子，就是在這個(ge) 時候整理的。這一係列活動，在當時都反響強烈、影響巨大，對八、九十年代的中國文化研究起到了極大的推促作用。

我體(ti) 會(hui) 湯先生在學界能有那麽(me) 大的影響，大家對他那麽(me) 尊敬，這跟他在中國文化書(shu) 院那段時間的投入和付出有很大的關(guan) 係。那個(ge) 時候，我也參加過文化書(shu) 院的一些活動，親(qin) 眼目睹，有一種切身的感受，就是湯先生作為(wei) 中國文化書(shu) 院的掌門人，他為(wei) 之所付出的巨大心血和艱苦努力，是一般大學教授很難做到的。當時的很多事情都是白手起家，要靠自己通過各種方式去努力，才得到了一點點發展的空間，這份成功是與(yu) 他的人格感召和寬廣胸懷分不開的。文化書(shu) 院的成員來自四麵八方，沒有學科之間的分際，也沒有身份和等級之間的差別，大家都懷抱著一顆為(wei) 中國文化複興(xing) 事業(ye) 添磚加瓦的滾燙之心，不計名利，不計得失，捐棄前嫌，萬(wan) 眾(zhong) 一誌，才共同做成了這件大事。而作為(wei) 書(shu) 院的主事者，湯先生的處事風格和開放心態不能不說是起了關(guan) 鍵的作用，這和他本人兼收並蓄的為(wei) 學宗旨，以及思想上的包容性和待人寬厚有著極大的關(guan) 係。後來季羨林先生在中國文化書(shu) 院建院十周年的紀念集裏有一篇文章，寫(xie) 得非常感人，說出了他當時的思想狀況和一種想法。他說：“對中國文化書(shu) 院的回憶我隻有甜蜜，隻有興(xing) 奮，隻令人歡欣鼓舞，隻令人感到柳暗花明又一村。”季先生是講他當時的心境，是覺得文化書(shu) 院真了不起，有這樣一批有成就的文史哲學者聚在一起，來共同推動中國文化的建設，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事情。那種和諧的人際關(guan) 係和令人向往的氣氛，固然與(yu) 老一輩學者的涵養(yang) 和修為(wei) 有關(guan) ，但是我們(men) 都很容易體(ti) 會(hui) 到的一個(ge) 事實是，它和湯先生作為(wei) 一個(ge) 掌門人的處事風格與(yu) 開放心態是分不開的。

進入新世紀後，湯先生又籌劃發起了《儒藏》的編纂工程，這是迄今為(wei) 止我國人文學界在新的曆史條件下所啟動的最大項目。作為(wei) 中國文化的主幹，儒家的典籍向無匯纂，而自宋以來，曆代王朝都編有《佛藏》和《道藏》，卻始終沒有編成《儒藏》，這與(yu) 儒家在中國曆史上的地位是極不相稱的。雖說《四庫全書(shu) 》的內(nei) 容庶幾近於(yu) 儒家之總集，外延甚或過之，但修纂未善，錯漏百端，體(ti) 例又未必全符，晚近的百多年更是付諸闕如。所以，編纂一部名副其實、體(ti) 例精良的《儒藏》，就不但必要，而且很適時。從(cong) 2004年正式啟動，《儒藏》工程已經曆了十年，在湯先生的掛帥下，匯聚了國內(nei) 外40多家機構的數百位學者，這是一個(ge) 多麽(me) 龐大的陣營，事務繁雜，千頭萬(wan) 緒，對於(yu) 人文學者而言，其間的配合又是何其的艱難！如果沒有湯先生坐鎮軍(jun) 中的巨大感召力，這個(ge) 工程的運作是很難想象的事。迄今為(wei) 止，《儒藏》精華編已出版了百卷，九卷本的《中國儒學史》也已經完成了。但規模巨大的《儒藏》大全本，以及計劃中的“儒家思想與(yu) 儒家典籍研究叢(cong) 書(shu) ”百種、《儒藏》總目和提要、配套的電子版讀物與(yu) 檢索工具等，尚在繈褓之中，這也成了湯先生的未盡之願。

最近樂(le) 黛雲(yun) 先生整理了一篇算是湯先生的遺言，是他當時臨(lin) 入醫院前跟《儒藏》編纂中心一些工作人員的談話。裏麵叮嚀再三，最放心不下的還是《儒藏》這件事。《儒藏》這項工作可以說是湯先生最後十年所耗費精力和心血最大的一個(ge) 事情，雖然這十年間他也寫(xie) 了一些其他的文章和參加了一些其他的活動，但都不能和他全力以赴投入的《儒藏》相比。他幾乎是事無巨細地操心，每個(ge) 細節都是親(qin) 力親(qin) 為(wei) 。我們(men) 可以想象一個(ge) 已經八十多歲的老人，在那麽(me) 一個(ge) 身體(ti) 狀況下，要在心理上和身體(ti) 上承受那麽(me) 大的壓力來做這樣一個(ge) 事情，是多麽(me) 地不易。包括《儒藏》的編纂隊伍和機構組建，都是從(cong) 零開始的，一直做到現在的狀況，其中的艱辛我們(men) 可想而知。

現在《儒藏》的大全本最後能不能編成，或者最後是一個(ge) 什麽(me) 樣的情況，我們(men) 還不能準確地預料，但是這個(ge) 工作從(cong) 湯先生的本意和發願來講，應該說是令人讚佩和感動的。因為(wei) 這和過去修《四庫》不一樣，那是一個(ge) 國家的浩大工程，由上而下組織，是官方的行為(wei) ，而《儒藏》完全是學界在做，由學者自己來組織完成。當然，完全靠學者自己又不可能把事情做成，還得財政的支持，國家要投入，所以形式上好像是“盛世修書(shu) ”，但又不同於(yu) 曆史上的情景。另外，就是對《儒藏》一直也有各種非議，包括編纂的必要性，以及對質量表示擔憂等。這些問題時時刻刻都對湯先生有一種壓力，他要不斷地去想這些問題，怎樣做得更好，能無愧於(yu) 這個(ge) 時代。

具有現代意識的君子儒

湯一介先生是一個(ge) 現代知識分子，是學術體(ti) 製化形態之下的大學教授和從(cong) 事專(zhuan) 業(ye) 研究工作的學者，但他同時也是我們(men) 這個(ge) 時代少有的最具有儒者氣象的一介書(shu) 生。在中國社會(hui) 劇烈變化、中西文化雜陳而思想新舊交錯、傳(chuan) 統文化飄零如絮的轉型時代，作為(wei) 中國思想文化的傳(chuan) 道者和“守夜人”，在湯先生的身上依舊保留了濃厚的“士”的氣質：彬彬有禮、謙遜好學、關(guan) 注社會(hui) 、心憂天下而弘道不輟。

湯先生的這種教養(yang) 和氣象，首先是來自家學和門風，他身上有詩書(shu) 傳(chuan) 家的很深厚的傳(chuan) 統。他的祖父湯霖是晚清進士，後來定居在北京，留下了“事不避難，義(yi) 不逃責，素位而行，隨適而安”的十六字家訓。他的父親(qin) 湯用彤在學術上通貫中西，擷精立極，創辟一代風氣；在立身處事方麵，則奉長慈幼，家庭雍睦，被錢穆先生稱為(wei) “儼(yan) 然一純儒之典型”，是“聖之和”者。湯先生從(cong) 小生長在這樣的書(shu) 香門第，耳濡目染，後又子承父業(ye) ，不光在學術上深受先輩的影響，而且在做人方麵也延續了這種家風。他極為(wei) 看重個(ge) 人的品行修養(yang) ，於(yu) 家風傳(chuan) 承惶恐唯誠、念茲(zi) 在茲(zi) 。從(cong) 他身上，我們(men) 能真切感受到老一代學者立身行己的那些優(you) 良品德，他的為(wei) 人處世、待人接物在學術界更是有口皆碑。作為(wei) 名人之後的湯一介先生，不僅(jin) 在學術上繼承先誌、光大門楣，而且在家風的傳(chuan) 承上又有進者，將“事不避難，義(yi) 不逃責”的精神發揚到了新的境地。湯先生做人比較謹慎、謙遜、彬彬有禮，對天下家國卻有很強的關(guan) 注和擔當情懷，這可以說是士的精神在當代活生生的體(ti) 現。但這並不影響當下，我們(men) 說湯先生又有著很強的現代精神，就是在現代的知識分子當中，他也被大家認為(wei) 是一個(ge) 很好的學術同伴和事業(ye) 夥(huo) 伴。在學術體(ti) 製化的形態之下，一個(ge) 大學教授到底應該是一個(ge) 什麽(me) 樣的形象？在今天這也是一個(ge) 讓現代知識分子很困擾的問題。我們(men) 究竟應該怎樣立身處世？應該是一個(ge) 學者的形象，還是一個(ge) 公知，或者是一個(ge) 像過去那種傳(chuan) 統的融通狀態？這樣一種不同的典範，一些不同的線索，我們(men) 今天應該怎樣去繼承、怎樣做才能恰如其分？這在今天依然是一個(ge) 很難的課題。

與(yu) 父輩相較，湯先生這代人經曆了更多的精神的曆練和思想的磨難，對社會(hui) 百態和人世艱辛有更多的體(ti) 味，因而對社會(hui) 的了解與(yu) 關(guan) 注也就遠遠地超過了上一輩。從(cong) 純粹做學問而言，或者“為(wei) 學術而學術”的狀態來看，顯然湯先生所處的時代和各種機緣是不能與(yu) 前代人簡單相比的。湯先生經常有一個(ge) 話頭，就是跟他父親(qin) 相比，他自認比不上湯用彤先生，在學術成就上常自歎不如。這不是一種矯情，也不是一種對長輩的尊敬之詞，而是湯先生對自己學術的客觀判斷，我們(men) 作為(wei) 一個(ge) 外人來看，也是比較合適的。如果從(cong) 一些純粹的學術標準，湯用彤、湯一介父子倆(lia) ，我們(men) 今天來看，他們(men) 哪一個(ge) 學術成就更大？可能大部分人都會(hui) 認為(wei) 是湯用彤先生的學術成就更高，因為(wei) 他的學問做得更深。但是我們(men) 也看到，用彤先生在1949年之後，實際上也不能保持之前的學術生命力，這一點他自己也有反思。我想用彤先生在四九以後所遇到的這種困境恰好是湯先生在80年代以前所處的困境。湯先生和用彤先生這一輩學者相比，他是在四九以後的學術環境中成長起來的，經曆可以說是更為(wei) 複雜，也經受了更多的精神磨難和社會(hui) 曆練，對社會(hui) 百態和人世艱辛的體(ti) 會(hui) 可能是上一代學者所無法想象的。所以湯先生晚年也有一個(ge) 總結，他說生當這樣一個(ge) 時代的學者，我們(men) 可能對社會(hui) 的了解、對社會(hui) 的關(guan) 注超出了上一輩；而就純粹做學問而言，或“為(wei) 學術而學術”的狀態來看，則大不如前。顯然1949年以後，像湯先生這一輩的學者，他們(men) 的各種機緣和時代條件是不能簡單和前代人相比的，在時代背景上有根本的差別。

1949年後，“洗心革麵”的知識分子哪一個(ge) 不是磕磕絆絆，摔了多少跟頭？如果不是改革開放，甚至湯先生80年代以後的這些學術創造活動和這些成績，我們(men) 今天都是很難設想的，這是一個(ge) 曆史的事實，是真實的境況。50年代初期，湯先生是作為(wei) 一個(ge) 馬克思主義(yi) 的宣傳(chuan) 員在北京市委黨(dang) 校給學員講聯共（布）黨(dang) 史及馬克思主義(yi) 哲學經典，他最早所做的教學工作和學術研究是在那麽(me) 一個(ge) 特殊的環境中。他自己也說，如果不是因為(wei) 偶然的機緣重回北大，後來的路可能就不是這樣了，可能就成了黨(dang) 校係統的一個(ge) 人了。1956年秋天，湯先生回到北大哲學係，當時馮(feng) 友蘭(lan) 先生是中哲教研室的主任，把他派給湯用彤先生做助手，幫著整理《魏晉玄學論稿》，因為(wei) 這個(ge) 機緣，他也參加了五七年中國哲學史問題座談會(hui) 這些大的活動，後來也寫(xie) 了一些文章。實際上，這個(ge) 時期除了對史料下了工夫和有所收獲以外，寫(xie) 出的東(dong) 西基本上是沒有價(jia) 值的，湯先生自己也常常說這根本算不上是什麽(me) 學術研究。所以湯先生對自己所處的時代有著清醒的認識和理解，從(cong) 不自我陶醉、居功自傲，而是對自己的人生經曆常做痛切的反省，一再強調自己不是哲學家，更不是外界所封的“大師”，認為(wei) 其真正意義(yi) 上的學術工作是從(cong) “文革”結束以後才開始的。他常常說他這一輩人和大師的標準已經相去甚遠了，我想湯先生這樣一種對自我的理解，不是一個(ge) 謙詞，並不是說他不當哲學家誰來當哲學家？不是這個(ge) 問題。他是從(cong) 他整個(ge) 一生和這樣一個(ge) 曆史背景，從(cong) 他對學術的一種理解和真誠追求，來下這個(ge) 斷言的。所以他給自己學術的時代定位是——處在撥亂(luan) 反正、改革開放之際，新時期的中西思想交流、民族文化複興(xing) 之時。正是在這樣的大環境下，湯先生順應了時代的潮流，盡其所能，為(wei) 當代的中國文化建設殫精竭思、貢獻力量，做出了常人難以望其項背的成績。所以我們(men) 今天也不必去誇大湯先生所有的學術工作，我認為(wei) 他給自己的定位是恰如其分的，也是合乎事實的，我們(men) 隻能在這個(ge) 特定的時代裏麵來理解湯先生的價(jia) 值和意義(yi) 。如果說他是我們(men) 這個(ge) 時代的典範，也是在這樣一個(ge) 背景下，是在這樣一個(ge) 限定的狀況下，來講他的成就和所做出的貢獻。

就所從(cong) 事的專(zhuan) 業(ye) 而言，湯先生是一個(ge) 哲學史家，以研究中國哲學而享譽學界；就學術領域來看，湯先生是出入儒、道、釋三家，諸學並弘，少有門戶；就人格典範來說，他又是無愧於(yu) 我們(men) 這個(ge) 時代的一位真正的儒者。我認為(wei) 湯先生是把曆史上的傳(chuan) 統的儒者精神和現代意義(yi) 上的理性的知識精神融合在了一起，他把傳(chuan) 統的儒者、君子和現代的學院知識分子做了一個(ge) 盡其所能的完美結合。在他的身上，既體(ti) 現出那種現代學術的規範性要求，同時又保持了中國傳(chuan) 統對儒家所描繪的那種理想人格的追求，所以我們(men) 說他是一個(ge) 具有現代意識的君子儒，是今天這個(ge) 時代當之無愧的一個(ge) 君子。因為(wei) 君子在湯先生看來也是一個(ge) 不容易達到的稱號，需要在一個(ge) 複雜的社會(hui) 情景當中，經過不斷的努力和不懈的追求，才可能比較接近於(yu) 古人所講的那個(ge) 標準。

(作者為(wei) 深圳大學文學院院長、國學研究所所長、哲學係教授，在北大求學時師從(cong) 著名學者湯一介先生)

景海峰

深圳大學文學院院長，國學研究所所長，哲學係教授。1978年入北京大學哲學係本科，1982年攻讀北京大學中國哲學專(zhuan) 業(ye) 研究生，師從(cong) 湯一介先生。1985年獲碩士學位，同年分配至深圳大學任教至今。1991年評為(wei) 副教授，1998年評為(wei) 教授。1991年4月，為(wei) 香港中文大學“明裕”訪問學人；1997-1998年，為(wei) 美國哈佛大學“燕京”訪問學者；2001年7-8月，為(wei) 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訪問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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