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賓四先生與(yu) 現代中國法政學術話語之再思

作者：任鋒

來源：弘道書(shu) 院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年七月初三日甲子

           耶穌2015年8月16日

講話稿上篇

任鋒：“康黨(dang) ”、“錢黨(dang) ”這樣的說法，其實是修辭而已。今天傳(chuan) 媒時代，人們(men) 總是希望搞些噱頭。

媒體(ti) 需要，希望你們(men) 掐。但實際上，咱們(men) 自己有自己的意求。錢先生說他不喜歡“黨(dang) ”，我覺得黨(dang) 見不僅(jin) 僅(jin) 指政治意識，在思想文化上麵其實也是這樣。門戶之間過深的話，對於(yu) 我們(men) 這個(ge) 文化傳(chuan) 統、文明傳(chuan) 統的生長是非常有破壞力的。實際上，20世紀最大的一個(ge) 壞人心智的東(dong) 西就是黨(dang) 見，以及背後的諸多套現代政治意識形態的惡性競爭(zheng) 。儒家的智慧，恰恰是來克製、克服、對治那種20世紀愈演愈烈的黨(dang) 見、黨(dang) 爭(zheng) 與(yu) 意識形態戰爭(zheng) 。錢穆先生生於(yu) 甲午之役後，恰恰是中國思想文化上的轉型時代開啟，卒於(yu) 一九九零年。在這個(ge) 黨(dang) 爭(zheng) 激烈的二十世紀裏，他代表了源自傳(chuan) 統的那份平正與(yu) 通達。

所以說，我在開始就表明了自己的立場，就是所謂什麽(me) 黨(dang) 、什麽(me) 黨(dang) ，僅(jin) 僅(jin) 修辭而已。如果說有什麽(me) 實質性意義(yi) ，它是凸顯出我們(men) 現在麵對中國問題、麵對現代中國這樣一個(ge) 轉型大挑戰，傳(chuan) 統資源具備的一個(ge) 豐(feng) 富性和多樣性。像康有為(wei) 先生這樣的思考，在我看來和錢穆先生比較起來，我在這次會(hui) 議的提交論文當中有一兩(liang) 句話，初步概括了我的想法。就是說，康先生的思路是在共和鼎革、易政之初，對於(yu) 共和國精神根基與(yu) 權威危機的對治。也就是說，君主製和國教論是對共和初立期，人們(men) 過於(yu) 強調共和的民主性，他提出強調共同體(ti) 維係在精神上與(yu) 體(ti) 製上的傳(chuan) 統維度。

錢穆先生呢，剛才秋風兄主要是從(cong) “教”的角度來講。我想，政教是一個(ge) 大概念，我們(men) 還需要從(cong) “政”的角度，特別是從(cong) “政”所代表的、我最近比較強調的憲製角度，來重新認識。我們(men) 看到錢穆先生是依托孫中山先生的“五權憲法理論”而做出一個(ge) 深入的解釋、論證與(yu) 改善、改進。這一點，其實是他相較於(yu) 康有為(wei) 的一個(ge) 重要時代價(jia) 值。或者說，這個(ge) 時代價(jia) 值到現在還有效，為(wei) 什麽(me) 呢？因為(wei) ，它依托孫中山“五權憲法”理論所進行的解釋與(yu) 改進，恰恰裏麵很有針對性地要化解“黨(dang) ”的問題、針對我們(men) 後來比較熟悉的“黨(dang) 國結構”的問題，而提出透過一套基於(yu) 中國政治傳(chuan) 統精華的憲製方案，來有效遏製引入了政黨(dang) 政治之後的政治弊病。比如說，它透過考試、選舉(ju) 、監察，這幾個(ge) 不同的權力機構的設置，來凸顯賢良參政、賢能參政的意義(yi) 。比如說，他怎麽(me) 樣透過元首製，吸取以往君主製優(you) 點，在新的五權架構當中重新安頓總統代表的政治角色，他對於(yu) 這個(ge) 角色的闡發不同於(yu) 國民黨(dang) 的《五五憲草》方案，更強化了它相對於(yu) 國民大會(hui) 的一個(ge) 超然角色、強調了超乎黨(dang) 派之爭(zheng) 的仲裁者角色。這些方案，其實都是要落實他自己對於(yu) 我上午提到的中國政治“公忠不黨(dang) ”這樣一個(ge) 認知，他認為(wei) 這是一個(ge) 更為(wei) 民主、其實我們(men) 也可以說更為(wei) 共和的政治精神傳(chuan) 統。

怎麽(me) 樣在依托孫中山“五權憲法”的架構下，把它落實下來？這一點呢，我覺得他和康先生處理的是一個(ge) 階段性不同的問題。也就是說，共和初期黨(dang) 治的問題還不是很突出，到了國民黨(dang) 一黨(dang) 訓政的時候，其實黨(dang) 國架構的問題在現代憲製當中，它的中心地位是比較凸顯了。那我們(men) 怎麽(me) 樣利用中國傳(chuan) 統的政治智慧來馴服其中的一些毛病？我想，這是錢先生在黨(dang) 國體(ti) 製下、重新構思現代中國憲製的一個(ge) 極大的貢獻。《政學私言》的命名裏包含了一種超脫黨(dang) 見的“不合時宜”。這樣的貢獻，讓我總是回想起董子在漢武帝的秦漢政治架構下，他的一個(ge) 現實運思的特征。也就是說，他真是在時代所衍生出來的一套架構下運思，而不是完全基於(yu) 自己的學術理論重新想象一套政治架構。而依照義(yi) 理重新想象政治架構，在當代蔣慶先生的思考中張揚著這樣一種氣質，體(ti) 現的是一種理論性建構。是否與(yu) 康有為(wei) 有些類似，值得辨析。這樣的政治思想氣質與(yu) 現實的政治脈絡之間產(chan) 生的張力相當大。我想，這是我們(men) 需要注意的第一個(ge) 方麵。

今天我們(men) 講錢先生這個(ge) ，我覺得還有一點就是，我在讀他作品的時候，最震撼的就是他對於(yu) 時代意見和時代精神的那種警惕。我想，20世紀的學界和政界，在這一點上普遍是深深地要麽(me) 被時代精神所裹脅、要麽(me) 被權力政治所俘虜。錢先生大體(ti) 上在這兩(liang) 個(ge) 方麵，尤其是在針對時代精神這方麵，特別是對於(yu) 新文化運動以來的時代精神，他能夠保持一個(ge) 學術上相對獨立自主的尊嚴(yan) 和品質也好、學術和實踐的立場也好。這一點對我們(men) 現在的啟示尤其大。也就是說，我們(men) 無論看現在儒學的發展、政治學的發展、社會(hui) 科學的發展，很難跳出要麽(me) 對時代精神的逢迎、要麽(me) 對權力政治的諂媚，很難跳出去。

那麽(me) ，能跳出去的這種資糧在什麽(me) 地方？我覺得，錢先生最大的啟示就是，他深深地進入到我們(men) 這個(ge) 學統、道統中去了。他能夠以這樣一個(ge) 幾千年的學術傳(chuan) 承、政治治理的傳(chuan) 統作為(wei) 一個(ge) 依憑，才有底氣針對這個(ge) 時代精神以及時代精神塑造下的權力政治，提出他那些非常具有洞見的、獨立的主張。我覺得，這是他的一個(ge) 非常貢獻。而他這個(ge) 貢獻，實際上在他對於(yu) 中國現代政治的發展展望當中也有很強的表現。所以，我觀察到在他論述我們(men) 中國的法治和憲政的時候，他有一個(ge) 講得非常好，他不斷強調法治、法治，我們(men) 要引入它，就應注意到法治在文明係統中的一些條件。是什麽(me) 條件呢？他講了一個(ge) 條件非常明白，他概括作：“尊師重道、自由講學、獨立思想”，他認為(wei) 這是中國曆史上學統、道統之所以能夠對政統、治統發揮提攝作用的一個(ge) 非常重要的精義(yi) 。他在講這一點的時候，不斷批評國民黨(dang) 以來的政府主導壟斷教育和思想的權力這個(ge) 現狀。他對此甚為(wei) 不滿。他認為(wei) 這個(ge) 方麵恰恰是我們(men) 20世紀中國學人、中國思想界，沒有生機、沒有理論創造力，從(cong) 而影響在實踐當中也總是隨著西方人打轉的一個(ge) 根本原因所在。我覺得，這一點是他在經受了現代精神熏染之後、又重新基於(yu) 中國傳(chuan) 統做出的一個(ge) 闡發。也就是說，對於(yu) 法治理想，是有一個(ge) 儒家的獨立自主、自由的精神和心智的發揚。這一點，我覺得是今天需要反複強調的。

我舉(ju) 個(ge) 例子，前幾年，劉小楓提出“國父論”。但是我們(men) 看到，錢穆先生論及孫中山先生的時候，就有一個(ge) 地方講到，他說認為(wei) 當時，國人遇到大小節日都要紀念國父，這一點其實走過了。其實，孫先生再厲害，也隻是一個(ge) 治統上的權威，我們(men) 在道統上還另有權威。自古以來，我們(men) 在祭祀帝王之外、紀念帝王之外，我們(men) 是尊孔的，我們(men) 自有道統。治統上的事功再大，也不應該僭越了道統的地位。我覺得，這一點講得非常好！用他來反觀我們(men) 當下“國朝”學界的這些人物的流行做法，其實是高下自見。儒家在這方麵是有它的底氣和風骨的。這尤其是我們(men) 看到錢先生對於(yu) 傳(chuan) 統的堅守、對於(yu) 現代精神的吸收之後，所顯示出來的一個(ge) 現代新儒家的麵貌。

圖：錢穆先生

講話稿下篇

任鋒：剛才這位同學也分享了很多困惑。我順著吳兄講，其實我們(men) 觀察20世紀學者對於(yu) 宋學、對宋代文明的一個(ge) 敬意，其實是達到一個(ge) 非常高的高度。比如說，大家熟知的陳寅恪先生的那個(ge) 論斷，包括嚴(yan) 複的論斷。像陳寅恪先生研究曆史，推崇卻不主攻宋代，這個(ge) 很有意思，他對宋代的文明高度推崇備至，但是他不研究宋代曆史。

吳鉤兄剛才提的一個(ge) 現象，其實應該這樣表述，錢穆先生思想的活力主要來自於(yu) 宋學。也就是說，他的思想上那種精神力量、那種構建力量、那種評價(jia) 價(jia) 值的力量來自於(yu) 宋學，但是他對宋政、宋史評價(jia) 卻不高。怎麽(me) 樣解決(jue) 這一係列的問題？其實，放在20世紀一個(ge) 學術思想、文化史的脈絡當中來看待，我覺得這很有意思。背後一個(ge) 問題是，怎麽(me) 樣重新理解中國的自宋以來開端的一個(ge) 具有現代性特質的這種文明精神，按照這種文明精神在20世紀的變遷當中，透過曆史的重新啟示，把它貫徹下去。剛才有朋友提到平等性問題，宋代社會(hui) 結構和政治體(ti) 製其實恰恰發展出了自身的應對，錢穆先生對此是有明確提及的。宋儒的那種大公天下情懷也因此而生。新宋學的工作，我想是錢穆先生、陳寅恪先生在20世紀給我們(men) 提出來的一個(ge) 具有文明根本性質的挑戰。也就是說，你要用一種源發於(yu) 中國文明內(nei) 在精神的視野，來重新認識自己所經曆過的傳(chuan) 統與(yu) 現代的變遷。這個(ge) 問題是他們(men) 提出來了，但具體(ti) 做其實是剛開始。我覺得，在這個(ge) 意義(yi) 上，秋風兄也好、吳鉤兄也好，他們(men) 做的恰恰是這樣一個(ge) 工作。也就是說，無論是秋風做的《華夏治理秩序史》，還是吳鉤做的宋代以及老金他們(men) 做的宋代曆史的重新解讀，其實恰恰是做這個(ge) 工作。

我們(men) 從(cong) 這個(ge) 角度來理解錢先生，我一直看待錢先生的曆史學工作，除了剛才誌超講的那些複雜的麵向之外，其實我一直有一個(ge) 感歎是什麽(me) 呢？就是在20世紀以來，我們(men) 對於(yu) 曆史的態度和實踐、政治之間的有機聯係大大地減弱，甚至是到了一個(ge) 從(cong) 對抗到相互拆台的混亂(luan) 地步。也就是說，我們(men) 的實踐政治的積累是以曆史的黑暗化、汙名化和解構作為(wei) 一個(ge) 同時生成的現象。這個(ge) 東(dong) 西和傳(chuan) 統中國政學的基本精神是相當違背的，和我們(men) 看到的像英格蘭(lan) 憲政裏麵，像普通法憲製，他們(men) 一路處理曆史的實踐性的態度也是相去甚遠的。比如說中國傳(chuan) 統，我們(men) 看到宋代宋人對宋政的了解，那是放在一個(ge) 祖宗之法積累的傳(chuan) 統當中去浮現出來的。在這個(ge) 意義(yi) 上，你才能夠真正進去把傳(chuan) 統政治的精妙之處講出來。

比如說，吳鉤兄今天的那個(ge) 論文，我覺得你可以看看呂中的《大事記講義(yi) 》。其實，《大事記講義(yi) 》裏麵就是一個(ge) 用宋學的理學和事功學的精神，來解讀宋代政治發展。而這個(ge) 傳(chuan) 統，我們(men) 在20世紀，即使我們(men) 看到像賓四先生這樣的大家，他也和這之間是有一些距離的。其他知識人就更相距遼遠了。這一點，其實我們(men) 一比較就能看出來。所以說，在這個(ge) 意義(yi) 上，我們(men) 恰恰是沿著錢穆的這樣一個(ge) 學術脈絡，來推進錢穆先生們(men) 沒有充分展開的一個(ge) 事業(ye) 。講中國的共和傳(chuan) 統、自由傳(chuan) 統、保守傳(chuan) 統，脫離開這一條基線，是無根之木。

再回到剛才那位同學講的，實踐的著力點在什麽(me) ？我們(men) 通過錢穆先生對於(yu) 中國曆史傳(chuan) 統，文化傳(chuan) 統和政治傳(chuan) 統的一個(ge) 總結就能看出來，曆代政治之轉變都首先在於(yu) 教化之轉變，教化之轉變在於(yu) 人心價(jia) 值精神之覺醒。我們(men) 看漢代、宋代對於(yu) 曆史的啟示都非常清楚。比如說，蘇湖教法對於(yu) 範仲淹改革，這樣一係列的政教之間，教與(yu) 政的這種提撕。那放在20世紀，其實同樣，我覺得他的啟示同樣適用21世紀。也就是說，政的變化仍然在於(yu) 教的變化，隻有把握到政教相維的一個(ge) 基本結構，我們(men) 才能夠把握到中國政治轉變下一步的可能性在什麽(me) 地方。所以說，這個(ge) 地方具體(ti) 落實還是人心價(jia) 值之覺醒，隻不過這個(ge) 覺醒，今天表達為(wei) 一個(ge) 更強烈的回歸傳(chuan) 統的這樣一種麵向。在這個(ge) 方麵，你要在精神覺醒之外，不僅(jin) 僅(jin) 是一種理性之學和知識之學的重新係統的國學建立，而是有一個(ge) 精神的麵向。這也是我們(men) 今天能坐在一起討論錢先生意義(yi) 最大的地方，你那個(ge) 東(dong) 西信不信、怎麽(me) 行，這是最重要的。你的困惑很多，但是你做了多少？中國的學問妙處在於(yu) 知行互動。按照這樣的一個(ge) 先賢的方式去做，按照朱子的方式去做，那是最重要的，而不隻是坐在學齋當中講困惑，這是我一直的一個(ge) 感受。

對於(yu) 中國學術文化發展，甚至是實踐議程的一個(ge) 設定權，到底是在誰手裏？這是一個(ge) 非常重要的問題。也就是說，學術或者政教發展的議程有個(ge) 設定，這個(ge) 議程設定的權力掌握在誰手裏？這其實也是一個(ge) 需要我們(men) 思考的問題。因為(wei) ，我讀錢先生書(shu) 的時候，我就深刻感覺到這一點，他是明顯受到了來自於(yu) 民主、憲政、法製、自由這種西學話語強大的挑戰壓力，他是生活在這個(ge) 壓力之下的。當然，從(cong) 曆史學來講，他是生活在革命派曆史撰述的壓力之下。但是，他又不幹甘於(yu) 妥協於(yu) 那樣的一種敘事、那樣的一種價(jia) 值引進下的一種跟時髦、趕潮流。因此，他是要開辟一個(ge) 不同的探討這些問題的方向。

所以，我讀他的很多論政法的文章，他不斷強調，我們(men) 現在談民主憲政，一談就是談英美。但是，我談就要談漢製、唐製、宋製、明製，我就要談儒家、道家、法家，我就要談君主大臣、諸司群吏。你們(men) 認為(wei) ，我這樣談，難道就不是在談民主憲政嗎？他有很多這樣的辯解。而且，我發現他談的這個(ge) 路子，其實要比直接用西學資源來談民主憲政，對於(yu) 我的啟示更大，這就是他的價(jia) 值所在。比如說，他談民主憲政，他從(cong) 君主大臣、諸司群吏這樣的一個(ge) 結構性的構成來講憲政。他指出，憲政、憲製的最終目的是分處於(yu) 不同角色的人、政治人物如何盡可能地發揮其政治自由、養(yang) 成其政治能力，這是憲製的最終目的。當他借用這樣一個(ge) 結構性的視野來觀察憲政的時候，我覺得他其實恰恰提出了一個(ge) 遠比我們(men) 20世紀流行的個(ge) 人主義(yi) ，或者後來人權本位的、過於(yu) 現代的西方自由主義(yi) 憲政視野更為(wei) 豐(feng) 厚的圖景。

比如說，他會(hui) 從(cong) 這裏麵講元首。就像曾亦兄講康有為(wei) 也是不斷地提醒，在一個(ge) 成熟的憲政體(ti) 製，需要很重要的元首製度，特別對中國這種大國來講。比如說，對大臣，他會(hui) 講到“大臣尊嚴(yan) 、體(ti) 貌大臣、優(you) 禮大臣、禮臣”，這也是中國的憲政傳(chuan) 統非常重要的一個(ge) 環節。他會(hui) 提出來，這個(ge) “大臣之道”我們(men) 中國的傳(chuan) 統裏麵有，但是在西方隻有英格蘭(lan) 憲政、責任內(nei) 閣製度成熟之後才有“大臣之道”。像他這種觀察民主憲政的方式、路數，我覺得非常高明地體(ti) 現出了依據曆史經驗，發掘、提煉這樣的一種憲製理論的非常好的思路。

總體(ti) 上來看，一方麵，他是活在民主、憲政、自由的這種話語壓力之下；另外一方麵，他又嚐試從(cong) 不同的進度來處理這個(ge) 問題。最後就回歸到我剛才講的，民主、憲政、自由這樣的一個(ge) 特殊的處理方式，多少仍然是活在上午秋風兄講的“抵禦性”立場。就是說，在話語議程的設置上，我們(men) 還處於(yu) 防禦性，來做出一個(ge) 辯護、辯解性的方案、回應性的方案。今天呢，我們(men) 其實要比錢先生野心更大一點，再往前一步，在今後的中國政教發展的議程設置當中，怎麽(me) 樣把主動權體(ti) 現出來、表達出來、確立下來。我覺得，這個(ge) 挑戰的難度對於(yu) 我們(men) 蠻大的。

責任編輯：葛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