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政治之城

作者：貝淡寧

          吳萬(wan) 偉(wei)  譯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原載於(yu)  當代大陸新儒家文叢(cong) 《儒家政治哲學：——政治、城市與(yu) 日常生活》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年六月十二日甲辰

          耶穌2015年7月27日

2009年初。我搭乘從(cong) 歐洲到北京的中國國際航空公司班機長途飛行。在座位上坐下後，有人讓我到飛機的前麵去。我忐忑不安地走上前去，被告知我進入了商務艙。正要問為(wei) 什麽(me) ，但是我克製了自己找到真相的欲望：萬(wan) 一他們(men) 發現弄錯了該怎麽(me) 辦？坐下後舒適地喝著一杯香檳酒，我看了菜譜，準備要一份“中式牛柳”，正要點菜卻發現一個(ge) 注釋：“這道主菜是專(zhuan) 門為(wei) 政府高級官員準備的。如果您的第一選擇無法滿足，請接受我們(men) 的道歉。”[1]我自言自語：中國其他航空公司如上海航空或者深圳航空（更不要提私有企業(ye) 海南航空）是否有類似注釋呢？我懷疑。隻有以北京為(wei) 基地的全國航線才這麽(me) 公開地確認政治權力的主導地位。我開始閱讀從(cong) 孔子網站上打印出來的中文材料，我的心一沉，我看到北京一個(ge) 上年紀的學者對儒學的無理攻擊，他認為(wei) 儒學必須在馬克思主義(yi) 框架下解讀。[2] 雖然沒有提到我的名字，但顯然矛頭是針對我的。我知道這個(ge) 學者已經給其他儒家帶來了政治麻煩。需要喝更多香檳的時間到了。

飛機降落後，我感到頭疼欲裂。當海關(guan) 官員比通常花費的時間更長時，我感到有些緊張，但一切還算順利。我乘出租車回家，直接坐在了後排。通常我坐在前排和司機聊天，我希望他看出來今天我沒有心思說話。可他沒有注意到這一點，開始了典型的北京政治侃大山。司機回顧了老北京，說那時候人們(men) 雖窮但更快活。人們(men) 的生活壓力沒有這麽(me) 大，城市汙染沒有這麽(me) 嚴(yan) 重，政府沒這麽(me) 腐敗。我們(men) 又遇到堵車，因為(wei) 這是一年一度兩(liang) 個(ge) 星期的人大政協會(hui) 議期間，街上擠滿了全國各地政府官員的轎車。司機咒罵那些通過專(zhuan) 用車道在我們(men) 眼前飛馳的政府公用車。

幾天後，我飛到上海做演講。應邀在教師俱樂(le) 部吃美味的午餐，我們(men) 圍繞西方式長方形餐桌就座。我在想，若在北京，我們(men) 可能坐在更“和諧”的圓桌前就餐。上海人傾(qing) 向於(yu) 采用最新的西方時尚，不管好壞。難道他們(men) 不在乎帝國主義(yi) 曆史嗎？1930年代上海有世界上最高比例的妓女：每130個(ge) 婦女中就有一個(ge) 人從(cong) 事這個(ge) 行當。許多人為(wei) 西方帝國主義(yi) 者服務，她們(men) 不需要遵守中國的法律。1870年代進入上海的1300萬(wan) 磅鴉片呢？（是這個(ge) 時期進口到中國的鴉片的一半）[3] 不要提上海黃埔公園那臭名昭著的牌子“華人與(yu) 狗不得入內(nei) ”[4]。主人派一個(ge) 研究生帶領我參觀市區。我發現她是黨(dang) 員，但她不願意談論政治。導遊告訴我她喜歡上海，雖然我認為(wei) 上海風格的公民精神常常伴隨著對其他國人的蔑視。上海的承諾圈子直接從(cong) 家庭和城市擴展到（西方）世界，基本上跳過了對對國家的承諾。不管怎樣，導遊帶我到現代藝術博物館，做出了一些有深度的評價(jia) 。隨後我自己一個(ge) 人閑逛。迷路後問路，好心的路人用磕磕絆絆的英語回答我。在北京，如果我用漢語問的話，他們(men) 總是用漢語回答我。我不喜歡上海人討好西方人的方式，雖然我是受益者。我想說我來自蒙特利爾，不會(hui) 說英語，但我隻是說謝謝（用漢語）。我在有利於(yu) 行人的狹窄彎曲的街上行走，這和北京寬闊的大街形成鮮明對比。我還注意到街上沒有鼓勵道德修養(yang) 的標牌或圖片。許多時髦的女性戴著很酷的太陽鏡，難怪有人稱上海是“東(dong) 方的巴黎”。實際上，如果和北京相比，上海整個(ge) 城市顯得女性氣息濃厚。我從(cong) 一個(ge) 紮著馬尾辮的可愛小女孩身邊走過，她尖叫一聲，跑掉了。這是一個(ge) 小弄堂，老人在打撲克，穿著睡衣散步，但附近的路牌上寫(xie) 著（英語）“Benny Image Consultant”是的，我知道尋找“真實性”是愚蠢的，但是上海人似乎陶醉在外觀世界中[5] 許多年輕人穿著寫(xie) 有英文口號的體(ti) 恤衫。啊，這裏有一個(ge) 寫(xie) 著法語，一個(ge) 年輕姑娘的體(ti) 恤衫上寫(xie) 著 “Tu veux sortir avec moi?”(你想和我一起出去走走嗎?)，胸前是兩(liang) 個(ge) 心形圖案。無恥。而且還有這麽(me) 多成對的跨國男女，上海女人一點都不克製，她們(men) 跨著西方男友的胳膊，這種情況在北京很少看到。我在想，這些人難道沒有民族自豪感嗎？但是，接著我想到自己也娶了個(ge) 中國姑娘，我怎麽(me) 能反對異族人相愛呢？或許我在北京呆的時間太長了。[6]

北京人有強烈的公民意識，這個(ge) 城市充滿了國家的象征，所以對城市感到自豪也意味著對國家感到自豪。批評這個(ge) 城市也意味著批評這個(ge) 國家，無論如何，在北京發生的事具有更大的政治隱含意義(yi) 。無論政府高官還是著名社會(hui) 批評家都住在北京。本章的第一部分討論北京在政治上的崛起。500多年來，北京是皇權時代中國的首都，在統治者眼中還是世界首都。中國最終認識到它隻是許多國家中的一個(ge) ，而且還不是最強大的國家，帝國體(ti) 製在1911年被推翻。毛澤東(dong) 領導下的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在1949年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把北京作為(wei) 首都。毛認為(wei) 中國可以與(yu) 過去割裂，建造一個(ge) 嶄新的共產(chan) 黨(dang) 未來，但這證明是奪取了千百萬(wan) 人性命的幻想。

本章第二部分討論當今時代。中共現在是馬克思主義(yi) 政黨(dang) ，它相信經濟力量是政治力量的關(guan) 鍵。在政府看來，建設經濟的最好辦法（抓住權力）是讓人們(men) 去政治化。但是，僅(jin) 僅(jin) 從(cong) 國家層麵的政治權力角度看待政治是錯誤的：儒家提醒我們(men) 政治力量的真正來源是自下而上的。未來，北京注定要成為(wei) 重大政治變革的誕生地。什麽(me) 變化呢？藐視曆史以及貶低其道德義(yi) 務的共產(chan) 主義(yi) 已經死亡，也應該死亡。有些人回到曆史中去尋找未來的走向。在有些人看來，它意味著提醒中國受西方列強欺侮的不幸曆史，建造能夠在世界上說一不二的富強國家，無需考慮其道德義(yi) 務。在其他人看來，它意味著建設更加人性化的管理、吸收中國最優(you) 秀的傳(chuan) 統、通過道德力量感化世界其他人的國家。

過去：抹去過去的痕跡

一個(ge) 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工作的朋友來到北京，他有參觀紫禁城花園整修地的特殊門票。按照官方的說法，該花園是被試圖掩蓋其掠奪證據的太監放火焚燒的，但導遊說這是中國末代皇帝溥儀(yi) 正在私人放映室觀看查理·卓別林的電影時，不小心偶然燒掉的。無論如何，這個(ge) 花園確實很漂亮，美麗(li) 的花草和各種植物與(yu) 並不引人注目的亭台樓閣和諧一體(ti) ，渾然天成。有人告訴我們(men) ，這個(ge) 花園建成後是不會(hui) 對公眾(zhong) 開放的。隻有國家高級官員和他們(men) 的客人才有資格進入參觀。

北京是中國最後一個(ge) 也是最持久的帝國首都。在10世紀到12世紀，它是若幹區域性亞(ya) 洲帝國的首都之一。13世紀，它成為(wei) 蒙古人統治下的整個(ge) 中國的首都。該市的規劃更加悠久：“北京獨特的平衡布局因素出現在更早的帝國首都如長安（現代的西安）、洛陽、汴京（現代的開封）。北京後來的建設者吸取了反映古代信仰和機構的共同先例，尤其是那些聲稱擁有皇帝獨特權威的先例。中國首都城市規劃和建築的持久性源於(yu) 同連續朝代的政治合法性密切相關(guan) 的傳(chuan) 統。”[7]

對外行來說，北京為(wei) 什麽(me) 被挑選為(wei) 中國的首都，為(wei) 什麽(me) 連續800多年一直是首都遠非顯而易見的。這裏氣候惡劣，每年都有沙塵暴，風景也不出色，而且中國是世界上少數幾個(ge) 首都不是在沿海或沿江大城市的國家。那麽(me) ，為(wei) 什麽(me) 統治者建都北京呢？意料之中的是，答案在於(yu) 獲得政治權力的需要。北京接近蒙古和滿洲，這些地方常常是前現代中國權力爭(zheng) 奪者的誕生地。這些中亞(ya) 地區產(chan) 生了4個(ge) 定都北京的非漢人朝代：契丹人的遼國(916年-1125年)、女真人的金國(1115年-1234年)、蒙古人的元朝(1279年-1368年)和滿族人的清朝(1644年-1912年)。漢人明朝統治者(1368年-1644年)最初建都南京，後來遷都北京，因為(wei) 他們(men) 認識到南京離需要捍衛的邊境和邊關(guan) 太遠。他們(men) 重新修建了標誌中國北方邊界的長城和供應城市糧食的通道大運河。北京本身的設計就體(ti) 現了天、地、人的和諧[8]，帝國皇宮紫禁城位於(yu) 正中心。

我在北京中部迷路了，詢問該怎麽(me) 走。有人告訴我，從(cong) 這裏向西，再向南，然後再向東(dong) 幾個(ge) 街區，可我還是不可救藥地糊塗了。北京人怎麽(me) 有這種超自然的方向感呢？我感到納悶。太陽並不能作為(wei) 向導啊，通常因為(wei) 嚴(yan) 重汙染，根本看不見太陽。

紫禁城從(cong) 北到南大概一千米，位於(yu) 城市的中軸線上，這條線從(cong) 天壇向北延伸一直到北城牆（奧運體(ti) 育館就建立在這個(ge) 傳(chuan) 統中軸線的北部延長線上）。在明朝，北京的人口達到一百萬(wan) ，或許是15世紀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此後就一直在增加。今天它有1700萬(wan) 常駐人口，包括400萬(wan) 打工者。

從(cong) 1928年到1949年，國民黨(dang) 定都南京。關(guan) 鍵的問題是，為(wei) 什麽(me) 共產(chan) 黨(dang) 人在1949年上台後把首都遷回北京。畢竟，共產(chan) 黨(dang) 的革命應該是掃蕩一切封建殘餘(yu) 的。而且應該終結受到殖民列強控製的“世紀恥辱”，這個(ge) 恥辱的標誌就是北京西北角的圓明園遺址，它在1860年被英法聯軍(jun) 放火焚燒。共產(chan) 黨(dang) 領袖尤其是主席毛澤東(dong) 挑選北京作為(wei) 首都的主要原因是，其他任何城市都不能像北京一樣代表新政權獲得的政治權力和合法性。顧問們(men) 告訴毛，首都有三個(ge) 可能的選擇：北京、南京和西安。南京與(yu) 國民黨(dang) 統治太緊密，西安的榮華過於(yu) 古老。[9]

像我這一代許多西方人一樣，我第一次關(guan) 注天安門廣場是在1989年的5月。當時，它被一百多萬(wan) 親(qin) 民主的學生示威者占據。那是激動人心的時刻，關(guan) 心自己政治命運的人們(men) 呼籲專(zhuan) 製政權進行政治改革，整個(ge) 世界似乎都站在學生一邊。對我來說，它也是激動人心的時刻，因為(wei) 我還遇見了一個(ge) 中國姑娘，她後來成了我的妻子。在牛津大學讀研究生期間，像其他海外中國學生遊行一樣，我們(men) 參與(yu) 了示威遊行支持天安門廣場的學生運動。但是在1989年6月4日，民主運動遭到鎮壓，鄧小平命令軍(jun) 隊武力鎮壓親(qin) 民主運動，開槍射殺了天安門廣場的幾百名和平示威者。這種最赤裸、最野蠻的國家暴力讓中國海外留學生陷入痛苦中。妻子告訴我，我們(men) 再也不要回到中國去，我不得不放棄訪問這個(ge) 國家的夢想。我們(men) 曾這樣想，到了2003年，我們(men) 來到北京，此後就一直住在這裏。我在培養(yang) 了大部分中國政治精英的清華大學講授政治理論（包括民主理論），妻子則在中國的一家總部設在美國的大型投資銀行當大律師。

而且，北京被視為(wei) 在決(jue) 定革命力量取得勝利的決(jue) 定性階段發揮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天安門廣場與(yu) 20世紀的反抗運動及群眾(zhong) 運動密切相關(guan) 。“1919年5月2日？抗議凡爾賽和約把中國領土交給日本的示威遊行，1926年3月18日的愛國遊行，1935年9月9日的示威遊行開始了反抗日本侵略者的鬥爭(zheng) ，1947年5月20日內(nei) 戰期間的反獨裁遊行等”[10] 所以當毛提出一個(ge) 計劃，引用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把天安門廣場作為(wei) 新北京的零點（中心）後，天安門廣場就成為(wei) 新中國的誕生地。而天安門廣場也被選為(wei) 國徽圖案，五個(ge) 金星代表了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的領導和革命民眾(zhong) 的大團結。[11]

毛澤東(dong) 個(ge) 人決(jue) 定把政府確定在北京中心，反對以梁思成和陳占祥為(wei) 首的一群保護古建築的建築師在老北京西邊建造新的行政中心的建議，他們(men) 希望曆史古城得以保留。正如巫鴻注意到的，保護計劃的失敗“是必然的，因為(wei) 它與(yu) 中共當時的基本思想觀念衝(chong) 突，中共強調革命而不是保護。對梁思成和陳占祥來說，太明顯不過的是這將給古城帶來太大的壓力，除非行政中心建在城外，否則具有曆史意義(yi) 的北京的破壞就不可避免，因為(wei) 它肯定成為(wei) 越來越多現代建築的場所。但是，對毛來說，這種擔憂是無關(guan) 緊要的，革命就意味著破壞和改造，在中國獲得新生的時候重建北京是天經地義(yi) 的。”[12]此後的幾十年講述了破壞的曆史。毛個(ge) 人下令拆除被梁思成稱為(wei) 漂亮的“國家項鏈”的城牆[13]，在他看來，城牆象征著他們(men) 剛剛戰勝的特權統治階級的權威和腐朽的舊社會(hui) 。[14]老的城市中心漸漸地被重新開發以適應發展的需要，修建了通向四麵八方的道路和環形道路（今天，以天安門廣場和紫禁城作為(wei) 第一環的象征，圍繞它們(men) 的是“環形道路”已經有了六環路）。1958年，中共領導人決(jue) 定在北京建造十大蘇聯風格的建築，作為(wei) 社會(hui) 主義(yi) 建設成就看得見的表現，包括在天安門廣場上建造的人民大會(hui) 堂、中國曆史博物館和中國革命博物館。同年，廣場中心的人民英雄紀念碑落成，毛下令擴建廣場，以象征與(yu) 過去決(jue) 裂並讓天安門廣場成為(wei) 世界最大和最漂亮的廣場。市長彭真要求臨(lin) 近的長安街應該足夠堅硬可以讓最重的裝甲車通過而不破壞路麵。天安門廣場的最後一個(ge) 永久建築是1977年建造的毛主席紀念堂（毛的屍體(ti) 陰森森地盯著路人觀看）。從(cong) 那以後，天安門廣場從(cong) 時間上說就基本靜止了，或許是北京唯一一塊沒有受到新開發影響的區域。[15] 曾經是新中國最靚麗(li) 的象征逐漸變成了一個(ge) 過去政治時代的代表[16]，一個(ge) 僵化的政治結構，在需要時不惜依靠殘忍的武力維持其存在。

按官方的說法，中國仍然是馬克思主義(yi) 國家。中共說，現有體(ti) 製是“社會(hui) 主義(yi) 初級階段”，意思是它是向更高的更優(you) 越的社會(hui) 主義(yi) 轉變即馬克思所說的“社會(hui) 主義(yi) 高級階段”的過度階段。經濟基礎和法律及政治等上層建築在未來都要變化。最著名的是，馬克思說國家將要“消亡”。在共產(chan) 主義(yi) 社會(hui) ，物質財富極大豐(feng) 富，可以實行按需分配，誰也不需要為(wei) 生存而工作，社會(hui) 將沒有階級差別，不再有用以維護統治階級利益的國家的存在必要。但是，我們(men) 該如何得到那種社會(hui) 呢？什麽(me) 時間會(hui) 到達那裏呢？在我看來，這是馬克思主義(yi) 國家應該提出的重要問題。不久前，我訪問了中共中央編譯局，這是負責把馬克思著作翻譯成漢語的官方馬克思主義(yi) 研究機構。希望找到更多東(dong) 西，中國的馬克思主義(yi) 者是如何理解共產(chan) 主義(yi) 的。該機構獲得政府的大量撥款，這裏的工作人員相對自由，可以思考在中國實行共產(chan) 主義(yi) 的合適條件和機製，可是我空手而歸。人家遞給我包裝精美的共產(chan) 黨(dang) 宣言的譯稿，和我交談的人談到了需要處理的當代中國的經濟不平等問題，但他們(men) 似乎對我提出的中國共產(chan) 主義(yi) 未來問題感到困惑不解。他們(men) 說，讓我們(men) 先對付當前問題，隨後再考慮長遠的未來。

共產(chan) 主義(yi) 革命已經失敗。更準確地說，毛在世時實現共產(chan) 主義(yi) 的希望就破滅了（我還沒有碰見一個(ge) 人真的認為(wei) 共產(chan) 主義(yi) 在近期將實現）。或許毛本人從(cong) 來就沒有真正希望實現共產(chan) 主義(yi) ？否則，為(wei) 什麽(me) 共產(chan) 黨(dang) 的口號是“偉(wei) 大的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萬(wan) 歲（字麵意思就是一萬(wan) 年）”，這口號仍然可以在天安門廣場的正麵看到。這似乎與(yu) 國家應該最終消亡的理想發生衝(chong) 突。另一方麵，毛顯然希望實現某種共產(chan) 主義(yi) 社會(hui) ，無休止的群眾(zhong) 性政治運動就是要實現這個(ge) 目的。但是，不管他心中想的什麽(me) ，毛本人認識到曆史現實沒有能實現他的期待：1972年美國總統理查德·尼克鬆劃時代的訪問中國時，試圖恭維毛說他的著作“改造了中國”“改變了世界”，毛回答說“我沒有能改變它。我隻不過改變了北京郊區的幾片地方而已。”[17]從(cong) 積極的一麵看，毛或許太謙虛了，中國革命確實極大地提高了人均壽命，促進了男女平等，把中國建設成為(wei) 不再被外國列強欺侮的大國。從(cong) 消極的一麵看，他的政治活動讓國家陷入動蕩和混亂(luan) ，很少有人會(hui) 反對這種觀點，徹底切斷過去創造嶄新的共產(chan) 主義(yi) 未來的努力是失敗了。

那麽(me) ，為(wei) 什麽(me) 失敗了呢？有若幹原因。隨著年齡越來越大，毛本人似乎變得越發狂熱和幻想。或許他生性殘酷無情，更關(guan) 心個(ge) 人權力而不是國家建設，這是最嚴(yan) 厲的批評家提出的觀點。[18]另一個(ge) 原因是毛對儒家的敵視。儒家對家庭紐帶的強調深深地紮根於(yu) 中國文化中，任何試圖把國家紐帶淩駕於(yu) 家庭紐帶的嚐試注定是要失敗的。類似論證還有試圖用政治激情取代儒家教育觀也是注定要失敗的。不是認同中國反儒的秦始皇（被認為(wei) 是中國第一個(ge) 皇帝），毛或許應該吸取這個(ge) 皇帝短命任期（公元前221年到206年）的教訓。從(cong) 最好處說，靠中央集權和恐怖統治是對付動蕩時代的短期戰略，並非國家長治久安之秘訣。毛或許應該吸取埃德蒙·伯克對法國革命的批判：追求烏(wu) 托邦變革的專(zhuan) 製工程必然帶來恐怖和暴力。

在北京講授政治理論的自由令人吃驚（出版物則受到嚴(yan) 格控製）。在7年多的時間裏，我隻遭遇過一次限製：有人警告我不要過多講授馬克思主義(yi) 。講授民主和人權可以，但如果我對馬克思主義(yi) 的解釋過分偏離官方立場，就可能遇到麻煩。但是，在過去這些年，我履行了一些自由，講授了幾節有關(guan) 卡爾·馬克思思想的課。有一次，我給一群本科生講了一節馬克思的曆史理論。我總結說，在我看來，鄧小平對馬克思理論的理解比毛澤東(dong) 更好，因為(wei) 鄧小平認識到馬克思的觀點，共產(chan) 主義(yi) 社會(hui) 需要經過資本主義(yi) 社會(hui) 來發展經濟這個(ge) 階段。我的學生似乎非常驚訝，所以我問學生“你們(men) 在馬克思主義(yi) 必修課上學到的內(nei) 容是什麽(me) ？”一個(ge) 玩世不恭的學生回答說中國官方的“馬克思主義(yi) ”可以用一句話總結“服從(cong) 黨(dang) 的領導。”

但是，我要說毛的共產(chan) 主義(yi) 理想失敗的主要原因是他根本上錯誤理解了馬克思的曆史理論。[19] 毛似乎把列寧主義(yi) 觀點推向極端，一個(ge) 社會(hui) 可以從(cong) 貧窮、不發達、半封建社會(hui) 直接邁向光明的共產(chan) 主義(yi) 未來。[20]大躍進是通過發揮革命能量在幾年內(nei) 實現工業(ye) 化的嚐試，結果造成千百萬(wan) 人的死亡。馬克思本人也會(hui) 反對，貧窮國家必須經過資本主義(yi) 發展這個(ge) 階段。[21]原因如下：資本主義(yi) 生產(chan) 方式僅(jin) 僅(jin) 把工作當成生產(chan) 過程中的工具，為(wei) 了少數資本家的利益而使用新技術。但它確實有重要的好處：它比其他經濟模式更容易發展生產(chan) 力。理由是資本家相互競爭(zheng) 以獲得利潤，因此他們(men) 有動機和熱情開發新的更有效的生產(chan) 商品的手段，創造更多物質財富。如果沒有這些，共產(chan) 主義(yi) 是不可能的。如果共產(chan) 主義(yi) 在沒有用來支撐物質極大豐(feng) 富的發達的生產(chan) 力的條件下實施（先進的技術和使用新技術的知識）是不能持久的。正如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誌意識形態》中所說的，沒有“絕對必須的物質前提”，“物質匱乏成為(wei) 普遍的現象，而匱乏一旦存在，爭(zheng) 奪必需品的鬥爭(zheng) 就會(hui) 重新開始，從(cong) 前的醜(chou) 惡現象就會(hui) 恢複。”[22]這就是為(wei) 什麽(me) 馬克思支持英國人在印度的帝國主義(yi) ，是的，它對印度工人來說是剝削和苦難，但它可以為(wei) 共產(chan) 黨(dang) 的統治打下基礎。

所以，這是毛失敗的主要原因：他不應該試圖越過資本主義(yi) 階段單單通過依靠政治宣傳(chuan) 和群眾(zhong) 運動直接進入共產(chan) 主義(yi) 。如果毛更認真地學習(xi) 馬克思主義(yi) ，千百萬(wan) 人的生命或許就可以幸免。

現在：去政治化的政治

今天，北京繼續代表中國的政治權力。[23] 北京人說的語言成為(wei) 中國其他地方遵循的標準。同樣的，京劇被認為(wei) 是國家形式的劇種。天安門廣場仍然像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裏一樣是神聖的政治中心，是國慶節遊行的場所和高度象征性的國旗儀(yi) 式場所。但是，自從(cong) 1989年以後，再也沒有見到遊行示威活動了。原因很明顯：遊行將威脅執政黨(dang) 的政治合法性。因此，遊行示威的任何跡象都會(hui) 被扼殺在萌芽狀態，在任何遊行出現之前，一直在場的安全官員就會(hui) 離開采取行動。

但是，在北京其他地方或中國其他地方，我忍不住想說已經基本上去政治化了，即國家放鬆了對社會(hui) 的控製。中國仍然實行政治壓迫，但已不再是專(zhuan) 製國家。國家對經濟的控製已經受到削弱，自由市場改革造成了20年十位數的經濟發展速度。大部分中國人的個(ge) 人自由在三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學生畢業(ye) 時不再由國家分配工作，宗教限製很少，人們(men) 可以自由地結婚、離婚，自由地到國外旅行，隻要有錢。不同的人群都有自己的酒吧和迪斯科歌廳，包括同性戀群體(ti) 。實際上，多數人可以自由地做他們(men) 想做的任何事，隻要他們(men) 把政治留給7800萬(wan) 黨(dang) 員。可是，真的那麽(me) 簡單嗎？

一方麵，按照官方的說法，每年都有數千起社會(hui) 和政治示威遊行，2009年前三個(ge) 月有5800次“群體(ti) 事件”（罷工、街頭抗議、堵塞道路和其他形式的群眾(zhong) 抗議）[24]，這顯示情況並不像表麵那樣好。中國不斷擴大的貧富差距已經接近拉美國家的水平，具有把國家分裂為(wei) 不同階級的威脅。宗教自由在西藏和新疆受到嚴(yan) 格限製。國家呼籲“和諧社會(hui) ”可以被看作間接地承認現在社會(hui) 不那麽(me) 和諧。不過，與(yu) 毛時代不同，今天的中共說衝(chong) 突必須通過和平方式解決(jue) ，而不是通過階級暴力來解決(jue) 。

作為(wei) 12歲的男孩，我非常自豪家鄉(xiang) 蒙特利爾舉(ju) 辦了1976年的夏季奧運會(hui) 。這意味著蒙特利爾作為(wei) 國際大都市的地位得到確認。當我第一次進入奧運會(hui) 體(ti) 育館的時候，我驚訝地說不出話來：馬上感到渺小和宏大的強烈對比。但是讓我長久失望的是，加拿大運動員在運動會(hui) 上表現不佳。奧運會(hui) 曆史上第一次主辦國沒有獲得一塊兒(er) 金牌。[25] 當加拿大跳高運動員格雷格·喬(qiao) 伊在和波蘭(lan) 競爭(zheng) 者爭(zheng) 奪金牌的時候失掉機會(hui) ，我一連幾天情緒低落。這次活動之後外出，我不明白蒙特利爾人怎麽(me) 還能麵帶笑容，這似乎是缺乏尊重和忠誠的表現。後來，在認識到奧運會(hui) 沒有能真的把蒙特利爾變成全球大城市後感到有點沮喪(sang) 。傾(qing) 向獨立的運動興(xing) 起造成隻說英語的單語者加拿大人外流，蒙特利爾作為(wei) 金融首都和人口第一大城市的地位很快被多倫(lun) 多取代。今天，蒙特利爾是個(ge) 漂亮的、休閑的、雙語的城市，但是它的光榮日子或許已經結束。（請參閱蒙特利爾一章）

2008年，我也為(wei) 北京歡呼。我很自豪地向遊客展示北京四環路上令人驚歎的鳥巢奧運會(hui) 體(ti) 育館。我用妻子和嶽父母的中國人身份證申請奧運會(hui) 門票的搖號，獲得了很多賽場的門票。雖然我有點吃驚外國人對北京奧運的報道，他們(men) 似乎熱衷於(yu) 壞消息，但這並不阻礙我欣賞體(ti) 育比賽。我承認，我為(wei) 中國在獎牌總數上戰勝美國而歡呼。我認為(wei) 這是對更值得向往的多極化政治未來的一個(ge) 合適的象征，沒有一個(ge) 國家有力量在全球反對的情況下侵略另一個(ge) 國家。我認為(wei) 中國球迷和運動員沒有傲慢地展示他們(men) 的新力量，他們(men) 對他國遊客和運動員往往非常友好。[26]

馬基亞(ya) 維裏《君主論》第21章的開頭是這樣的：“沒有什麽(me) 東(dong) 西比舉(ju) 行大型活動或從(cong) 事不同尋常的行動更能讓統治者獲得威望的了。”[27]他接著讚美了當時的西班牙阿拉貢國王費迪南追求征服活動“讓卡斯蒂利亞(ya) 貴族的心思集中在戰爭(zheng) 上，不再考慮反叛計劃。”國王“繼續使用宗教，求助於(yu) 針對絕無僅(jin) 有的悲慘者的殘酷和明顯虔誠的政策。因此，他總是策劃和取得偉(wei) 大的業(ye) 績，在臣民們(men) 等待結果時，從(cong) 來不缺少緊張刺激和驚心動魄的體(ti) 驗。他的行動一個(ge) 接一個(ge) 緊密相連，沒有人有足夠時間能發起反對他的叛亂(luan) 。”我們(men) 稱這些策略就是去政治化的政治。統治者有意識地進行一些能夠把民眾(zhong) 的注意力從(cong) 政治議題上轉移開來的政治活動。

像奧運會(hui) 這種體(ti) 育活動也可以這樣來看。在同一章，馬基亞(ya) 維裏警告說“在每年的適當時候，他（君主）應該用宴會(hui) 和宏大活動讓民眾(zhong) 娛樂(le) 。”中國政府的發言人聲稱“把奧運會(hui) 政治化是與(yu) 奧運精神格格不入的”[28]，但這個(ge) 說法不可能是真誠的。奧運會(hui) 當然具有政治功能：它是展示在過去幾十年裏中國在中共領導下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櫥窗，是的，至少暫時轉移人們(men) 對中國社會(hui) 和政治問題的注意力。它的確起到了這種作用。除了少數社會(hui) 批評家外，大部分中國人對奧運會(hui) 感到自豪，反對在奧運期間搖晃政治船的行為(wei) 。

這是壞事嗎？這取決(jue) 於(yu) 獲得國家榮譽所采用的手段。馬基亞(ya) 維裏對血腥入侵和“空前苦難”的稱讚在道德上存在嚴(yan) 重的問題，這同樣適用於(yu) 中國傳(chuan) 統中的法家“馬基亞(ya) 維裏主義(yi) 者”如韓非子，他稱讚使用嚴(yan) 酷刑罰控製人民，增強國家力量，但是中國奧運會(hui) 不同。不錯，中國政府支持（間接地）蘇丹、津巴布韋、緬甸等糟糕的政府，但聲稱中國政府的不當行為(wei) 應該遭到抵製奧運的懲罰就有些牽強附會(hui) 。（在我看來，作為(wei) 對美國入侵伊拉克的反應，抵製美國隊的比賽反而是更好的做法）另外，它也取決(jue) 於(yu) 政府在國內(nei) 的所作所為(wei) ，如果奧運會(hui) 被用來支持或者炫耀推行種族主義(yi) 的政權，如1936年的柏林奧運會(hui) ，抵製它當然有道理。但是，那些常常把北京奧運和納粹奧運的“大屠殺”進行對比的人，從(cong) 最好處說也是令人懷疑的。是的，西藏出現了壓迫，但有誰真的相信中國將在奧運會(hui) 後實施大屠殺或者發動戰爭(zheng) 呢？納粹意識形態核心的官方種族主義(yi) 在哪裏呢？我還沒有看到中國政府的任何一個(ge) 聲明有這種效果。事實上正好相反，前任文化部長王蒙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hui) 議上發表了一篇精彩的發言，其中他明確批評了中國跨欄運動員劉翔的說法，他說他的金牌（2004年奧運會(hui) ）顯示“黃種人”也能跑得快。王蒙補充說“我們(men) 不能老是用受氣的小媳婦吐苦水的語氣說話。”相反，他稱讚在比賽失利後不久向劉翔祝賀的黑人運動員。[29]在北京，政府盡最大努力鼓勵運動員和觀眾(zhong) 和公民在奧運期間對他國人友好和禮貌。[30]政府或許使用了一些嚴(yan) 厲手段，如為(wei) 了給奧運場館建設騰地方，強迫一些居民拆遷而沒有提供充分賠償(chang) [31]，但我看不出中國犯下了什麽(me) 值得做出抵製奧運的罪行。最終，或許歸結為(wei) 那些愛好競爭(zheng) 性體(ti) 育運動和無此愛好者之間的衝(chong) 突。缺乏體(ti) 育興(xing) 趣的人或許懷疑像奧運會(hui) 這種壯麗(li) 盛景最終成為(wei) 政府用來賦予合法性，轉移反對派注意力的政治工具。在他們(men) 看來，體(ti) 育真的是政治問題。而那些熱愛體(ti) 育的人會(hui) 說批評家也有落後之處，政治的要點就是創造美好生活的條件，而美好生活就包括了體(ti) 育。所以，政治的確是體(ti) 育問題。如果政府成功地舉(ju) 辦了國際體(ti) 育比賽，人們(men) 玩得很高興(xing) ，政府就是做了應該做的事。隻要在此過程中沒有犯下嚴(yan) 重罪行，人們(men) 對這個(ge) 重大活動感到自豪沒有什麽(me) 不好，我們(men) 不應該對整個(ge) 事件的道德寓意感到痛苦。

2007年末，位於(yu) 天安門廣場右側(ce) 的巨蛋形狀的北京國家大劇院開張後不久，我去觀看了一場音樂(le) 會(hui) 。我對這個(ge) 結構感到驚歎，似乎就是漂浮在人造湖上。走進去，音響效果完美無缺，這個(ge) 大廳感覺很親(qin) 切，雖然我坐在最後一排。演出結束後，我乘出租車，司機馬上開始對新建築大加批判。他抱怨說這個(ge) 建築是外國人設計的（法國建築師保羅·安德魯)。我回答說在過去，中國許多著名建築也都是外國人合作設計的。我問他是否反對新的奧運會(hui) 體(ti) 育館（也是外國人設計的），他說當然不。我注意到國家大劇院的屋頂有陰陽象征，或許這是中國文化最常見的標誌。接著司機說真正的問題是這個(ge) 建築與(yu) 周圍的建築不協調。[32]我試圖開玩笑，就回答說其他建築都太醜(chou) 陋，為(wei) 什麽(me) 不能與(yu) 這個(ge) 風格一致起來呢？他沒有笑。然後我試圖提出儒家和而不同的觀點，但他說仍然存在風格和意義(yi) 的連續性問題。他指出附近的建築具有政治意義(yi) ，天安門廣場是中國政治結構的中心，周圍的建築應該具有政治意義(yi) 。我問道天安門廣場另一邊的北京飯店:它不是政治建築。歌劇院有什麽(me) 錯？他回答說賓館具有政治功能，因為(wei) 全國人大代表每年來開會(hui) 時就住在那裏。[33] 我說他們(men) 來到這裏後也可以去看看歌劇啊。出租車司機搖搖頭說“那是娛樂(le) 消遣。”

北京國家大劇院

中國主要的政治傳(chuan) 統儒家學說基本上是一種社會(hui) 責任哲學：我們(men) 追求的應該不僅(jin) 僅(jin) 是個(ge) 人品德修養(yang) 而且要盡可能關(guan) 心他人，當權者應該實行仁政。但是，在儒家經典“母本”---孔子的《論語》中有一篇文章，似乎與(yu) 儒家強調社會(hui) 責任的觀點形成鮮明對比。這篇文章似乎是該書(shu) 中最長的一篇，似乎可以作為(wei) 非政治性的（或反對政治性的）解讀。在本篇中，孔子和他的四個(ge) 學生坐在一起，他問他們(men) 各自的不同理想（先進第十一.26)。第一個(ge) 學生子路說他想管理一千輛兵車的中等諸侯國，用三年時間他將打敗外國入侵的軍(jun) 隊，戰勝國內(nei) 的饑荒，讓民眾(zhong) 有勇氣，懂得大道理。孔子的反應是撇嘴笑笑表示懷疑。冉有接著說，他比較謙虛，他可以管理更小一點的國家，讓民眾(zhong) 富足，但是需要賢德君子來修明禮樂(le) 。公西華更謙虛，他說他隻能做個(ge) 小小的司儀(yi) 。最後一個(ge) 學生曾皙的回答或許是最讓人感到困惑的。他說他要和朋友一起洗澡後，一邊唱歌吟詩，一邊往家回。孔子讚許地點點頭。（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wei) 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wei) 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le) ，以俟君子。”“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hui) 同，端章甫，願為(wei) 小相焉。”“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shang) 乎？亦各言其誌也。”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yu) 點也”。）講解《論語》的暢銷書(shu) 作家於(yu) 丹認為(wei) ，這篇文章意味著個(ge) 人態度比政治承諾更重要。她借助於(yu) 宋朝大學者朱熹的權威，認為(wei) 曾皙的理想相比來說微不足道，但實際上比別人更勝一籌，這是因為(wei) 曾皙旨在培養(yang) 內(nei) 在的態度和自我修養(yang) 的提高，而不是具體(ti) 計劃。後來，她再次討論曾皙的理想，使用道家的語言指出欣賞大自然的重要性。然後提到了莊子的思想“獨與(yu) 天地精神往來”以解釋孔子對曾皙理想的讚賞。[34]

但是，如果該篇真是關(guan) 於(yu) 追求個(ge) 人幸福，或者與(yu) 大自然和諧相處，天人合一，那就奇怪了。在這樣一本強調社會(hui) 關(guan) 係和政治關(guan) 切的重要性的書(shu) 中，上述有關(guan) 個(ge) 體(ti) 性追求的觀點該如何展開呢？在我看來，該篇是關(guan) 於(yu) 政治關(guan) 切的，但孔子強調政治關(guan) 切的手段不僅(jin) 僅(jin) 是管理國家。考慮一下該篇的末尾，孔子和曾皙對話時解釋他對冉有和公西華的反應。孔子說，他們(men) 仍然在思考社會(hui) 和政治關(guan) 切的重要形式，即使他們(men) 並沒有挪去國家權力的最高杠杆（於(yu) 丹對孔子就該問題的進一步討論無法做出解釋，如果她的解釋正確，那麽(me) 《論語》的那段話就應該在曾皙闡述其理想之後即告結束才對，沒有必要再寫(xie) 下去。）那麽(me) ，曾皙的理想如何呢？如果把它放在《論語》其他篇章的背景下來考慮，其意思就清楚了。孔子指出與(yu) 關(guan) 係密切的人的非正式社會(hui) 交往以及吟詩唱歌的重要性，這是支持社會(hui) 和諧的信任紐帶所不可缺少的東(dong) 西。曾皙描述與(yu) 朋友一起吟詩唱歌有助於(yu) 形成社會(hui) 信任即“社會(hui) 資本”(借用當代社會(hui) 科學的用語)。孔子讚同這種活動是因為(wei) 它是在道德上可行的更高層次的政治活動的基礎和必要條件。子路認為(wei) 僅(jin) 僅(jin) 通過個(ge) 人性格和正確政策來做出改變就能管理國家，但是他忽略了能夠讓那些政策有效實施的社會(hui) 信任的必要性，難怪孔子最不讚成他的理想。如果我們(men) 用這樣的解釋來分析曾皙的理想(以及孔子對這個(ge) 理想的反應)，整篇文章的意義(yi) 就更加明確了：政治承諾大到體(ti) 現在管理國家的理念，小到與(yu) 親(qin) 朋好友的非正式交往準則，而後者在某種意義(yi) 上更重要。

這聽起來不大可能嗎？對那些決(jue) 心摧毀政治體(ti) 製的暴君並非不可能。聰明人知道他們(men) 必須遵照社會(hui) 規範行動。因此，當阿裏斯托米達斯在公元前534年推翻庫馬的政府後，他不僅(jin) 血洗參議院，而且係統地摧毀了健身房。那時候，健身房是製度化的雞奸活動場所，在健身房形成的社會(hui) 紐帶鞏固和支持了整個(ge) 社會(hui) 的紐帶。通過關(guan) 閉健身房和強迫所有年輕人在城市養(yang) 大，蓄長發，穿姑娘的衣服，阿裏斯托米達斯企圖打擊“高貴的男子漢精神”，將那些渴望恢複從(cong) 前秩序的人分散開來。[35]換句話說，限製結社自由，防止傳(chuan) 統的社會(hui) 聚集是破壞舊政權的關(guan) 鍵。從(cong) 積極的方麵說，像與(yu) 朋友一起唱歌和遊泳這種沒有政治性的活動實際上是真正創造社會(hui) 和諧與(yu) 政治穩定的因素。

所以，如果當時想到這些，我肯定會(hui) 說給出租車司機聽的。政治也是音樂(le) 問題。

2009年10月1日。在中共“解放中國”60周年紀念活動時，我接到邀請在國家電視台談論教育和社會(hui) 趨勢。這個(ge) 城市的道路因為(wei) 準備大型的軍(jun) 事閱兵而被封閉，我被要求在電視台附近的一家賓館過夜。我出來散步，除了安全保衛人員和一個(ge) 提著金絲(si) 雀鳥籠散步的老人外，街上空無一人。人家告訴我節目是關(guan) 於(yu) 什麽(me) 內(nei) 容的，也問我可能要說什麽(me) 話。節目是現場直播，不能出現任何閃失。我確實反對其中一節，其中硬搖滾歌手崔健在1980年代被描述為(wei) “代表性音樂(le) 人”。崔健是個(ge) 有才華的音樂(le) 人和激動人心的表演者，我在紐約的一個(ge) 小型俱樂(le) 部中親(qin) 眼看過他的演出，但我不認為(wei) 他能代表那個(ge) 時代。台灣歌手鄧麗(li) 君在學生中更受歡迎，她也受到不同群體(ti) 人的歡迎。鄧麗(li) 君受到唐朝詩歌激發的甜蜜優(you) 美的歌曲至今仍然受到民眾(zhong) 歡迎。所以，我改變了腳本在直播中提到鄧麗(li) 君。我有點擔憂，是否踩在了政治敏感區，因為(wei) 鄧麗(li) 君是終身的反共主義(yi) 者，從(cong) 來沒有訪問過大陸，希望沒出岔子（畢竟，我那84歲的老丈人，一個(ge) 參加過三次戰爭(zheng) 的老軍(jun) 人，中國最後的真正的共產(chan) 主義(yi) 信徒之一也是鄧麗(li) 君的歌迷）。好像沒有出什麽(me) 問題。後來我再一次到電視台作節目，應邀談論有關(guan) 孔子的新電影。

早期中國統治者會(hui) 派代表到民間采風，聽取、記錄和匯報人們(men) 唱的種種歌曲。如果歌曲是高興(xing) 的、歡快的，說明人民感到滿意，國王就覺得安全。如果他們(men) 的歌曲是悲傷(shang) 的、怨憤的，他們(men) 不滿意，國王就處於(yu) 危險中。[36]但是，音樂(le) 不僅(jin) 僅(jin) 被用來作為(wei) 了解和判斷民眾(zhong) 政治情緒的調查手段。統治者也被鼓勵通過適當的音樂(le) 提高人民素質。儒家模式仍然是多樣性的和諧。據說《樂(le) 記》是孔子本人編纂而成的書(shu) ，但被漢代（公元前202年-公元220年）的眾(zhong) 多學者編輯和重新撰寫(xie) 。該書(shu) 說“在偉(wei) 大的音樂(le) 中，存在著天地之間盛行的和諧。（大樂(le) 與(yu) 天地同和）”。各地的音樂(le) 可能不同，但道德影響是一樣的。“在整個(ge) 世界，都有同樣的愛情，音樂(le) 的風格不同，但它們(men) 表達的愛情是一樣的。（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le) 者異文合愛者也）”音樂(le) 本身也呈現出和而不同的理想。“平和舒緩、曲調豐(feng) 富而節奏簡明的音樂(le) ，人民感到安康和幸福。（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le) ）”這種音樂(le) 能激發快樂(le) 的感情，或許還能使人們(men) 的身體(ti) 活動起來。“當標記和聲音不夠，人們(men) 的手臂不知不覺中就開始晃動起來（隨著音樂(le) 和歌唱），腳也開始動起來。”最重要的是，推動適當音樂(le) 的寓意是保護社區中的弱小成員。如果人們(men) 的欲望不受到和諧音樂(le) 的調整，社會(hui) 將陷入混亂(luan) ，結果造成“強者欺壓弱者，多數壓迫少數，聰明人占愚蠢人的便宜，膽大者欺負膽怯者，老人、小孩和孤兒(er) 寡母（沒有社會(hui) 關(guan) 係保護）無人關(guan) 照。（強者脅弱，眾(zhong) 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yang) ，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luan) 之道也。）”

當然，另一麵是我們(men) 應該擔憂造成道德上的壞影響的音樂(le) 。2000年前的新音樂(le) 在古代人看來是有問題的：

今天的音樂(le) 不如古樂(le) 那樣歡快。（在過去，表演者）齊進齊退，整齊劃一，樂(le) 聲諧和、雅正，而且氣勢寬廣。性格得到陶冶，家庭得以管理，和平與(yu) 正義(yi) 在整個(ge) 王國得以實現。但現在，（表演者）進退曲折，或俯或僂(lou) ，但求變幻不求整齊，樂(le) 聲淫邪，沒完沒了烏(wu) 七八糟，而且有俳優(you) 侏儒側(ce) 身其間，男女無別，不知有父子尊卑，如彌猴麕（ｑúｎ，群）聚。音樂(le) 終結之後無餘(yu) 味可尋，又不與(yu) 古事相連。現在你詢問的是音樂(le) ，但喜歡的不過是聲音。[37]（今夫古樂(le) ，進旅退旅，和正以廣。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今夫新樂(le) ，進俯退俯，奸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you) 侏儒，糅雜子女，不知父子。樂(le) 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今君之所問者樂(le) 也，所好者音也！）

在《論語》中，孔子非常明確地指出應該禁止在道德上有危害的音樂(le) ：“舍棄鄭國的樂(le) 曲，斥退諂媚的人。鄭國的樂(le) 曲淫穢，諂媚的人危險。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衛靈公第15，10）但是，他也指出禮儀(yi) （連同適當的音樂(le) ）比強大的法律能更有效地改造人的心靈（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所以，或許結論是國家不應該限製音樂(le) ，但需要小心地挑選公共儀(yi) 式和孩子們(men) 所在的學校中的適當音樂(le) 。雖然有人或許喜歡崔健（或我最喜歡的搖滾樂(le) 隊“碰撞”），但它不是政府應該提倡的音樂(le) 。[38]

未來：複興(xing) 過去

住在北京的快樂(le) 之一是人們(men) 不(主要)以賺錢多少評價(jia) 他人。那些確實有錢的人喜歡顯示他們(men) 的文化，他們(men) 常常與(yu) 不同社會(hui) 背景的人交往，如政客或藝術家（和香港對比，香港更多是金錢取向的，人們(men) 往往堅持和自己所在的社會(hui) 階層的人交往）同樣的人常常做不同的事情。對“你是做什麽(me) 的？”的問題，常常有兩(liang) 三種不同的答案。至於(yu) 我自己，我是大學老師，但我也經營餐館。我幫助創辦了一家餐館，我的書(shu) 就存在那裏，我到那裏和朋友們(men) 交流對話。這家餐館名字叫紫蘇庭，主要由另外兩(liang) 個(ge) 股東(dong) 在經營，我的中國朋友阿文和她的瑞典丈夫托比。阿文有自己的衛浴水暖生意，而托比是在北京演奏爵士樂(le) 的音樂(le) 人。

共產(chan) 主義(yi) 到底什麽(me) 樣呢？不幸的是，馬克思本人很少談論共產(chan) 主義(yi) 社會(hui) 的社會(hui) 生活。在他40多卷的著作中，隻有很少段落談到共產(chan) 主義(yi) 社會(hui) 。最著名的是1846年寫(xie) 的《德意誌意識形態》，當時馬克思還是年輕人：在共產(chan) 主義(yi) 社會(hui) 裏，每個(ge) 人都可能“隨自己的心願今天幹這事，明天幹那事，上午打獵，下午釣魚，傍晚從(cong) 事畜牧，晚飯後進行批判活動。這樣就不會(hui) 使我老是一個(ge) 獵人、漁夫、牧人或批判者。”[39]或許馬克思隻是想說人們(men) 的選擇不受經濟上必要的勞動分工所決(jue) 定。但這些例子是怪異的，因為(wei) 共產(chan) 主義(yi) 社會(hui) 的特征是技術高度發達（這是物質財富極大豐(feng) 富所必須的，這能夠讓人們(men) 免於(yu) 從(cong) 事不喜歡的工作），所以人們(men) 不大可能會(hui) 選擇如養(yang) 牛這樣的牧業(ye) 活動。或許馬克思克製自己沒有進一步預測共產(chan) 主義(yi) 社會(hui) 的本質，因為(wei) 他認識到技術將導致他自己時代難以想象的東(dong) 西（他能想到因特網嗎？）。不過，負麵影響是大門敞開，各種浪漫的幻想家如毛）把自己瘋狂的夢想強加在共產(chan) 主義(yi) 理想之上。

馬克思更清醒的學界闡釋者已經試圖表達出共產(chan) 主義(yi) 的樣子。特裏·伊格爾頓的《人生的意義(yi) 》是對各種可能性的學問高深的批判。他在最後幾頁得出他的理想的積極內(nei) 容。這是一個(ge) 人人都能實現個(ge) 人獨特才華，允許和鼓勵其他人繁榮發展的社會(hui) 。更具體(ti) 地說，這意味著什麽(me) 呢？伊格爾頓借用馬克思主義(yi) 政治理論家柯恩的形象：爵士樂(le) 隊。這裏值得全部引用：

一個(ge) 即興(xing) 表演的爵士樂(le) 隊顯然不同於(yu) 交響樂(le) 團，因為(wei) 在很大程度上，每個(ge) 成員都是自由地任意表現自我。但是，她這麽(me) 做的時候敏感地認識到其他音樂(le) 人的自我表現。他們(men) 形成的複雜和諧並非來自集體(ti) 的演奏而是來自每個(ge) 成員在他人自由表現的基礎上進行的自由的音樂(le) 表現。隨著每個(ge) 演奏者在音樂(le) 上更加嫻熟，其他人也能從(cong) 中獲得靈感並得到激勵從(cong) 而達到新的高度。在這裏，自由和“整體(ti) 的善”之間沒有衝(chong) 突，不過，其形象正好是專(zhuan) 製的反麵。雖然每個(ge) 表演者為(wei) “整體(ti) 的善”做貢獻，但她這麽(me) 做不是通過殘酷犧牲而是通過表現自我。其中有自我實現，但那是通過自我在音樂(le) 整體(ti) 中的消失而達成的。其中有成就，但它不是自我吹捧的成功問題。相反，成就（音樂(le) 本身）充當了表演者之間關(guan) 係的媒介。從(cong) 這種藝術活動中可以得到快樂(le) ，因為(wei) 這裏有自由的成就感和力量實現，同時有一種欣欣向榮的感覺。因為(wei) 這種成功是相互的，我們(men) 甚至可以籠統地比喻性地說，這是一種愛。[40]

那是對共產(chan) 主義(yi) 理想的動人描述，但也暴露了共產(chan) 主義(yi) 的弊端：它貶低了曆史的重要性和伴隨曆史的道德義(yi) 務。在現實世界中，無論我有多少錢，我麵對的決(jue) 不僅(jin) 僅(jin) 是在社會(hui) 中與(yu) 他人一起發揮自己才能的問題。我還擁有對他人的義(yi) 務，這是我從(cong) 前的角色、現在的角色和未來將要擔任的角色決(jue) 定的。曆史非常重要。這基本上是儒家道德的深刻洞察力之關(guan) 鍵所在。父母花費多年時間辛辛苦苦把我養(yang) 大，在他們(men) 年邁體(ti) 弱之後，我有義(yi) 務照料他們(men) 。如果父親(qin) 生病，我就不能在自由選擇的群體(ti) 中忙著提升自己。[41]我要照料他，即使這妨礙我平常喜歡做的事。我的行動受到限製，也應該受到限製。這不一定是“殘酷的犧牲”，實際上如果我在照料父親(qin) 時表現出這是一種犧牲，它會(hui) 傷(shang) 害我父親(qin) 。但是，這確實是一種犧牲。[42]

北京大學有傲人的社會(hui) 承諾的曆史，它的學生在20世紀領導了中國眾(zhong) 多政治運動。[43] 幾個(ge) 月前，我和妻子在這個(ge) 校園裏散步。我們(men) 路過在1920年因為(wei) 反對軍(jun) 閥鬥爭(zheng) 而被殺害的學生的紀念碑。妻子評論說有一天，將會(hui) 有一個(ge) 紀念碑來紀念1989年6月4日被殺害的學生。

如果我在中國學到了什麽(me) 東(dong) 西的話，那就是耐心。是的，政治改革將會(hui) 發生，但它需要時間。我的最令人尷尬的錯誤之一是預測在2007年6月4日，在政府對1989年6月4日的屠殺道歉之後會(hui) 出現政治改革的憲法會(hui) 議。[44] 就在我寫(xie) 本書(shu) 的2010年，我們(men) 還沒有看到任何實質性的政治改革或為(wei) 6月4日道歉的跡象。總有一天會(hui) 有實質性的政治改革，但那一天可能還很遠。2007年2月，溫家寶總理說中國必須堅持目前的發展方針至少100年，改革者比較樂(le) 觀。改革派學者周天勇在2007年中共第17次全國代表大會(hui) 後發表的研究報告顯示，中國需要至少60年時間（從(cong) 1979年算起）才能過渡到現代市場經濟和更高程度的政治民主。從(cong) 2021-2040年的最後階段將涉及到發展經過改善的民主的政治體(ti) 製框架和形成現代化國家的“中等發展水平”的成熟民主和法治。[45]其中沒有特別提到選舉(ju) 。

我的一本書(shu) 討論過儒家學說在當代中國政治和日常生活中的複興(xing) 。有個(ge) 朋友建議適當的封麵或許是一張（修補的）孔子照片取代天安門廣場上毛的照片。這似乎是個(ge) 不錯的主意，但我認識到那樣可能在政治上太敏感了（1989年學生示威遊行時，有兩(liang) 個(ge) 學生給毛的畫像上潑紅色油漆被關(guan) 進監獄很長時間）。我和編輯討論了這個(ge) 問題，我們(men) 想到了另外一種可能性：把孔子照片和毛照片並列。[46] 最後，我們(men) 決(jue) 定完全放棄這個(ge) 想法。心照不宣的假設是這種封麵會(hui) 讓我在清華大學講授政治理論的職位陷入危險中。

回想起來，為(wei) 什麽(me) 像我這樣的西方人會(hui) 真心支持1989年的學生運動呢？我感到好奇。我對中國一點都不了解，我怎麽(me) 如此肯定學生代表了中國的未來呢？或許這是一種自戀。我支持學生是因為(wei) 他們(men) 渴望成為(wei) 像我們(men) 這樣的人？或許學生運動本身就有點天真了。當然，政府向和平的示威者開槍是不對的，他們(men) 最終將不得不為(wei) 此道歉。但這並不能推論說學生就站在曆史的正確一邊。他們(men) 有一種理想化的沒有受到任何民主實踐經驗汙染的民主觀（因此，就像毛的共產(chan) 主義(yi) 理想，民主代表了他們(men) 最浪漫的幻想）。既然很多學生出國留學，世界新聞可以在中國被廣泛閱讀（因特網比印刷媒體(ti) 受到限製更少，如果和嚴(yan) 格控製的全國性新聞相比，國際新聞相對來說更自由一些），中國受教育的民眾(zhong) 對民主的優(you) 缺點有了更加知情的認識和判斷。一方麵，美國入侵伊拉克玷汙了民主模式在許多中國人眼中的形象：美國似乎代表了霸道的強權政治而不是民主理想。中國的經濟崛起使中國人對中國自身的傳(chuan) 統有了新的自信。未來，天安門廣場可能有更多的政治示威遊行，但激動人心的形象將不再是自由女神像。

2009年6月。在北京參加了有關(guan) 儒學的跨學科學術會(hui) 議之後，偉(wei) 大的儒家學者蔣慶在我家小住了幾日。在批評家看來，蔣慶是個(ge) 試圖顛覆曆史的“儒家極端主義(yi) 者”。我覺得，他是一個(ge) 能獨立思考的思想家，試圖從(cong) 豐(feng) 富和多樣的儒家傳(chuan) 統中尋求靈感來思考中國的政治改革，同時對其他傳(chuan) 統的影響保持開放態度。他的三院製國會(hui) 的建議（通過民主選舉(ju) 方式產(chan) 生議員的庶民院，通過考試選拔德才兼備的精英的通儒院和由中國多樣的文化傳(chuan) 統的代表組成的國體(ti) 院）成為(wei) 人們(men) 深入討論的話題。[47]

我們(men) 參觀了1306年由蒙古征服者忽必烈汗首次建造的儒家寺院雍和宮，有大概15個(ge) 儒家青年學者在等待蔣慶。他們(men) 對蔣畢恭畢敬。我們(men) 走向大廳，向孔子像鞠躬，有人請蔣擔任司儀(yi) 。還有人問我是否應該參加這個(ge) 儀(yi) 式，蔣堅決(jue) 反對這個(ge) 問題背後的狹隘民族主義(yi) 思想。蔣說，儒家學說是為(wei) 天下的。然後我們(men) 走到隔壁皇權時代中國的最高學府國子監。成千上萬(wan) 的學生就是通過國子監的大門來參加科舉(ju) 考試的最後階段，那些成功者由此博取功名。我們(men) 被帶領參觀了皇帝本人每年春天講授儒家經典的講壇，皇帝的禦旨口口相傳(chuan) 給三千名考生。蔣說那不對。他指的是17世紀儒家社會(hui) 批評家黃宗羲，此人提出太學祭酒應當“推擇當世大儒”，其權力和地位應該與(yu) 宰相平等，皇帝及宰相六卿大臣等官到太學，應就弟子之列，聽祭酒講學和對朝政過失的批評。[48]

當今中國有兩(liang) 種民族主義(yi) 。一種是思想封閉的、充滿怨恨的民族主義(yi) ，這更多地歸功於(yu) 中國式的法家而不是儒家。這種民族主義(yi) 者企圖把中國建設成為(wei) 軍(jun) 事強大，經濟發達，可以向世界其他地方“說不”的大國，[49]不受任何道德約束。另外一種民族主義(yi) 者對中國文化傳(chuan) 統感到自豪，同時對其他影響保持開放態度。這些民族主義(yi) 者創造性地解釋傳(chuan) 統價(jia) 值以便它們(men) 符合當今現實，滿足當代人和未來人的需要。他們(men) 夢想一個(ge) 民族，同享一種建立在道德理想而不是民族或種族基礎上的文化，他們(men) 的政治目標是建設一個(ge) 讓人們(men) 過上幸福生活的國家，主要通過道德力量感化世界其他地方。[50]現在預測哪一種民族主義(yi) 取得勝利還為(wei) 時尚早。不過可以肯定的是，政治劇場即將在北京上演。

選自《城市的精神》重慶出版社，2012年，吳萬(wan) 偉(wei)  譯。

【注釋】

[1] 我把菜單留下了，誰若不相信這個(ge) 故事，我就可以拿給他看。中文菜單有類似的腳注，雖然它說這道菜是專(zhuan) 門為(wei) “國家領導人”準備的，而不是為(wei) “高級領導”準備的。

[2] 20090219儒家郵報第85期。

[3] Stella Dong, Shanghai: The Rise and Fall of a Decadent City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2001), 45, 53.

[4] 雖然中國人禁止進入公園，但沒有證據證明存在這樣的招牌。請參閱 Robert A. Bickers and Jeffrey N. Wasserstrom, "Shanghai's 'Dogs and Chinese Not Admitted' Sign: Legend, History and Contemporary Symbol," China Quarterly, no. 142 (1995): 444-66.

[5] 上海人比北京、廈門、福州的人更喜歡西方產(chan) 品和名牌。請參閱Wei R. and Pan Z., “Mass Media and Consumerist Value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11, no. 1 (1999): 75-96.

[6] 2011年初，我和上海交通大學簽訂了學術崗位合同，我希望，這讓我能在這個(ge) 城市花費更多時間對這個(ge) 城市的精神有更加細膩和平衡的描述。

[7] Lillian M. Li, Alison J. Dray-Novey, and Haili Kong, Beijing: From Imperial Capital to Olympic Cit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8.

[8] 王博《北京：一座失去建築哲學的城市》(沈陽：遼寧科學技術出版社2009), 26-27. 但是，在滿族統治下，這個(ge) 城市的設計更少和諧特征：少數民族滿族建立了一個(ge) 準種族隔離的政權，禁止漢族人居住在城市內(nei) 城。請參閱Roger Darrobers, Pékin: Capitale Impériale, Mégapole de Demain (Paris: Gallimard, 2008), 29.

[9] Li, Dray-Novey, and Kong, Beijing, 173.

[10] Wu Hung, Remaking Beijing: Tiananmen Square and the Creation of a Political Spa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7), 15. 新中國中央銀行發行的第一套革命後的鈔票上也是天安門的畫麵。

[11] Ibid., 66. 五星也在中國旗幟上，但是不清楚這些星實際上代表什麽(me) ：https://commentisfree.guardian.co.uk/daniel_a_bell/2006/10/post_502.html.

[12] Wu, Remaking Beijing, 8. 軍(jun) 事上的考慮，尤其是建造地鐵，或許一直是為(wei) 拆除城牆辯護的因素。請參閱 Yue Zhang, “Re-imagining Chinese Modernity: The Demolition and Restoration of the City Walls of Beijing, 1949-2005,” manuscript,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Chicago, 13.

[13] 引自Li, Dray-Novey, and Kong, Beijing, 176. 梁提交了一個(ge) 計劃，沿著城牆創建花園人行道，讓它們(men) 變得更加漂亮。請參閱插圖Geremie R. Barmé, “Beijing, a Garden of Violence,”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9, no. 4 (2008): 617. 在共產(chan) 黨(dang) 掌權之前，北京市長（1933年）已經強調了類似於(yu) 梁的計劃的保護目標，也是旨在吸引外國遊客。請參閱Madeleine Yue Dong, “Defining Beijing: Urban Reconstruction and National Identity, 1928-1936,” in Remaking the Chinese City: Modern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 1900-1950, ed. Joseph W. Esherick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0), 121-35.

[14] 19世紀末20世紀初，都市改革者也試圖將中國城市現代化，增強它們(men) 的國家功能。請參閱 Kristin Stapleton, Civilizing Chengdu: Chinese Urban Reform, 1895-1937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0), 1-2, 257. 但是，毛把這些觀點推向極端。

[15] 更準確的是，革命前時代的建築有5%仍然留在北京。賈斯珀·貝克爾注意到“即使豪斯曼男爵也對19世紀的巴黎留下40%的建築沒有拆遷。”請參閱Jasper Becker, City of Heavenly Tranquility: Beijing in the History of China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8), 8. 最近有關(guan) 北京的很多書(shu) 哀歎老北京的大規模破壞，請參閱 Michael Meyer, The Last Days of Old Beijing: Life in the Vanishing Backstreets of a City Transformed (New York: Walker & Company, 2008)。從(cong) 積極的方麵看，大躍進和文革期間鏟平紫禁城的計劃被放棄了。請參閱 Geremie R. Barmé, The Forbidden City (London: Profile Books, 2008), 15. 紫禁城是北京列入世界文化遺產(chan) 名錄的六大名勝之一（中國總共有34處）。請參閱羅哲文、李江樹《老北京》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6), 2-4. 有關(guan) 北京的中文書(shu) 往往不是專(zhuan) 門談論建築，它們(men) 也討論更加具有持續性的北京文化的方麵，比如施連芳、上官文軒編著的《趣談老北京文化》(北京：知識產(chan) 權出版社2005年)的上半部分就是談論北京的飲食文化。

[16] Wu, Remaking Beijing, 134, 240. 但是，邁克爾·杜頓和合著者注意到天安門廣場是中國遊客的國家的強有力的象征。請參閱 Michael Dutton, Hsiu-ju Stacy Lo, and Dong Dong Wu, Beijing Tim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2-3, 11, 206. 雖然如此，從(cong) 了解1989年6月4日醜(chou) 陋事件的我的學生的經驗來判斷，我可以猜測天安門廣場的象征意義(yi) 已經不再激動人心，一旦對這些事件的公共討論不再是個(ge) 禁忌。

[17] Jonathan D. Spence,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London: Hutchinson, 1990), 631.

[18] Jung Chang and Jon Holliday, Mao: The Unknown Story (New York: Anchor, 2006).

[19] 卡爾·馬克思的曆史理論的權威描述是G. A. Cohen, Karl Marx’s Theory of History: A Defence, expanded edi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20] 毫無疑問，他也受到1950年代初期俄國例子的啟發：當時，它似乎是成功跳過資本主義(yi) 階段的國家。

[21] 有人可能指出，馬克思在臨(lin) 終的時候暗示像俄羅斯這樣的農(nong) 業(ye) 國家走向共產(chan) 主義(yi) 的可能性。但是他可能排斥像大躍進這樣的努力，同樣的，他會(hui) 排斥在他那個(ge) 時代實施烏(wu) 托邦社會(hui) 主義(yi) 的努力。

[22]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The German Ideology, in Collected Works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75-98), 5:49.

[23] 這並不是暗示北京隻有一種政治權威。存在兩(liang) 個(ge) 重要的政治權威---國家和北京市的事實有時候使得解決(jue) 北京問題更加困難，比如交通擁堵，它在過去幾年裏變得越來越嚴(yan) 重。有時候，市政府在挑戰中央政府的權威：按照薄智躍的說法，首都和中央在1966-1995期間出現過兩(liang) 次對抗，中央都取得了勝利。請參閱Bo Zhiyu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orruption: Beijing beyond ‘Beijing,’”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9, no. 25 (2000): 484-86.

[24] https://libcom.org/news/58000-mass-incidents-china-first-quarter-unrest-grows-largest-ever-recorded-06052009.

[25] 加拿大在1988年卡爾加裏市的冬季奧運會(hui) 上重複了這個(ge) 不光彩的成績。我很高興(xing) 地報告說加拿大最終在2010年卡爾加裏的冬季奧運會(hui) 上終止了“奧運羞辱的世紀”，該國位居金牌榜榜首。

[26] See www.blog.newsweek.com/blogs/beijingolympics/archive/2008/08/12/a-harmonious-day-at-the-races.aspx; www.blog.newsweek.com/blogs/beijingolympics/archive/2008/08/15/view-from-the-stands-patriot-games.aspx.

[27] 這裏和隨後的馬基亞(ya) 維裏引語來自《君主論》 The Prince, ed. Quentin Skinner and Russell Pr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chap. 21.

[28] 引自Edward Cody, “China Steps Up Its Argument over Darfur: World Leaders’ Plans to Attend Olympics Used to Push View of Games as Apolitical,” Washington Post, 8 March 2008.

[29] https://news.sohu.com/20070312/n248674721.shtml.

[30] https://commentisfree.guardian.co.uk/daniel_a_bell/2007/04/a_great_leap_forward.html.

[31] 賈斯珀·貝克爾評論說：“北京承諾給世界“人民的奧運”，但是對古代城市的這種重大改變若非在專(zhuan) 製社會(hui) 則根本不可能完成。”(Jasper Becker, City of Heavenly Tranquility, 292)但是，羅伯特·摩西可能感到著迷的是西方民主背景下的野蠻拆遷（請參閱紐約一章）。

[32] 對國家大劇院的特別嚴(yan) 厲的批評，請參閱王博《北京：一座失去建築哲學的城市》，第4章。王認為(wei) ，這個(ge) 建築與(yu) 周圍建築不協調，從(cong) 環境上說，它是一種浪費，和中國人的信仰發生衝(chong) 突，不是特別的有創新，不能服務於(yu) 人民的需要，整個(ge) 事情就是政客決(jue) 定的，很少考慮大眾(zhong) 和專(zhuan) 家的意見。王認為(wei) 這個(ge) 建築代表了北京最近的一種趨勢，即外國建築師把這個(ge) 城市作為(wei) 試驗場，檢驗那些在西方根本不可能得到批準的怪異和昂貴的建築。但是，王並不反對外國建築師的作用，他高度讚揚了奧林匹克體(ti) 育館（鳥巢），由瑞士建築師雅克·赫爾佐格和皮埃爾·德默隆設計的。這個(ge) 體(ti) 育館是受到中國陶瓷的研究的啟發，表達了中國文化和現代美學的和諧的結合。(Wang, Beijing, chap. 5, sec. 3).

[33] 最早的北京賓館是法國人在1915年建造的。在革命後的中國，人民大會(hui) 堂的建築師張博設計了一個(ge) 分部，讓老建築相形見絀。這個(ge) 賓館將接待重要的外國客人，打算做出這樣的政治聲明，“中國最終砸碎了殖民時代的鐐銬，共產(chan) 黨(dang) 解放了這個(ge) 城市和國家”。(Dutton et al., Beijing Time, 78) 現在它是一個(ge) 豪華賓館，由總部設在新加坡的萊佛士連鎖酒店Raffles chain經營。當然，萊佛士是創建了現代新加坡的英國帝國主義(yi) 者（請參閱新加坡一章）。

[34] 請參閱於(yu) 丹《論語心得》北京：中華書(shu) 局, 2006), 90, 91, 93, 99.

[35] Thomas S. Scanlon, Eros and Greek Athle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268.

[36] Philip J. Ivanhoe, “Asian Tradition and New Humanity,” in 2009 Global Civilization and Peace (Seoul: Jimoondang, 2010), 123-33.

[37] 這裏和其他地方，我修改了《樂(le) 記》的翻譯https://chinese.dsturgeon.net/text.pl?node=10113&if=en.

[38] 有一些社會(hui) 科學證據支持儒家的音樂(le) 觀點。在最近的試驗中，十多歲的孩子聽音樂(le) ，沒有關(guan) 心他人的內(nei) 容(比如邁克爾·傑克遜的“拯救世界”)更容易表現為(wei) 好的撒瑪利亞(ya) 人，如果和采用中立影響聽音樂(le) 的人對比的話（Peter Walker, “Positive Lyrics Keep Teens on Right Track,”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8 January 2010)應該說，如果受試者聽搖滾樂(le) 隊“性手槍”的英國的無政府主義(yi) 之類歌曲的話，影響可能更加明顯。

[39] Robert. C. Tucker, ed. The Marx-Engels Reader, 2nd ed. (New York: Norton, 1978), 160.

[40] Terry Eagleton, The Meaning of Lif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171-73.

[41] 艾維納本人在成為(wei) 學者之前就做了幾年的職業(ye) 爵士音樂(le) 人，他提醒我爵士音樂(le) 人也尊重曆史。“你知道，曆史是人類演奏的第一句。你通過尊重這個(ge) 句子而即興(xing) 表演，接著第三個(ge) 樂(le) 手通過尊重前兩(liang) 個(ge) 及其所做的事進行即興(xing) 表演，在第一個(ge) 樂(le) 手的句子上建造。”雖然如此，儒家確實不怎麽(me) 強調自我表現和即興(xing) 表演。即使我在關(guan) 照父母的時候不是具有創造性的，我仍然有義(yi) 務照料他們(men) ，因為(wei) 我占有的角色和他們(men) 從(cong) 前對我所做的一切。

[42] 我應該承認，我父親(qin) 最後那幾年基本上是由我的妹妹照料的。我花時間撰寫(xie) 如何孝敬父母，而她則花時間實踐這種孝道。

[43] 請參閱Xiaoqing Diana Lin, Peking University: Chinese Scholarship and Intellectuals, 1898-1937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5); and Fabio Lanza, “The Beijing University Students in the May Fourth Era: A Collective Biography,” in The Human Tradition in Modern China, ed. Kenneth J. Hammond and Kristin Stapleton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8), 117-34.

[44] 那是拙著《東(dong) 方遭遇西方：東(dong) 亞(ya) 的民主與(yu) 人權》(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的第五章。它的中文版已經推遲到2017年了。該書(shu) 已經在台灣出版，但還沒有得到中國大陸的批準。

[45] 周天勇“攻堅：17大後中國政治體(ti) 製改革研究報告”2008年3月12日， https://hi.baidu***.com/wilianwu/blog/item/a9dd1a301650189da8018e3b.html (accessed September 2010; article has subsequently been deleted).

[46] 這樣的一天或許不像我想象的那樣遙遠。2011年1月11日，一個(ge) 龐大的31英尺（9.5米）的雕像在天安門廣場東(dong) 側(ce) 揭幕，麵對毛的畫像。請參閱Mark MacKinnon, "Rehabilitation of Confucius Complete," Globe and Mail, 14 January 2011.

[47] 請參閱範瑞平編著《儒家社會(hui) 與(yu) 道統複興(xing) ：與(yu) 蔣慶對話》上海：華東(dong) 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

[48] 請參閱黃宗羲《明夷待訪錄》Huang Zongxi, Waiting for the Dawn: A Plan for the Prince, trans. William Theodore de Ba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83.

[49]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hina_Can_Say_No.

[50] 這樣的民族主義(yi) 者不需要隻從(cong) 儒家那裏尋求靈感。比如閻學通為(wei) 受到先秦思想家多樣的思想啟發的一種人道的民族主義(yi) 辯護。請參閱Yan Xuetong, Ancient Chinese Thought, Modern Chinese Power, ed. Daniel A. Bell and Sun Zhe, trans. Edmund Ryde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責任編輯：陳汝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