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公正的法官為(wei) 什麽(me) 受到“圍攻”？

作者：吳鉤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表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年五月初七日己巳

           耶穌2015年6月22日

“司法獨立”是現代西方社會(hui) 普遍采用的一項分權製度，但這並不意味著中國的傳(chuan) 統社會(hui) 就沒有“司法獨立”的觀念。中國最早的大法官皋陶曾對大禹說過一句話：“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敦哉！”這句話的意思，我的理解是，皋陶認為(wei) ，法律與(yu) 法官的司法權來自上天的賦予，而不是世俗的權力王所授予。這便是司法獨立的法理淵源，從(cong) 這裏衍生出獨立於(yu) 世俗權力王的司法權威。所以當有一個(ge) 叫做桃應的人詢問孟子：“舜為(wei) 天子，皋陶為(wei) 法官，舜的父親(qin) 瞽瞍殺人，應怎麽(me) 處理？”孟子毫不猶豫就說：“皋陶當然是將瞽瞍抓來治罪。”桃應又問：“舜不可以幹預嗎？”孟子說：“舜怎麽(me) 幹預？皋陶的司法權是獨立的。”

後世君權大熾，但仍未能阻止一部分法官對於(yu) 獨立審判權的追求。張釋之，漢朝名臣，受文帝賞識，拜為(wei) 廷尉，即首席大法官。一日，文帝出行，經過長安城北的中渭橋時，有一個(ge) 人突然從(cong) 橋下跑出來，導致拉皇輿的馬受驚，文帝也差點受了傷(shang) 。於(yu) 是皇帝命令侍衛將那人擒住，交給張釋之審訊。經訊問，原來那人是長安縣的鄉(xiang) 下人，因為(wei) 聽到開路禁行的喝道聲，便躲到橋下，過了許多，以為(wei) 皇帝的乘輿車騎已過，便跑了出來，誰知就衝(chong) 撞了皇輿（在當時，這叫做“犯蹕”）。

張釋之向文帝報告了案情，然後提出處罰意見：“依大漢朝的法律，一人犯蹕，當課罰金。”文帝聽後大怒，說：“此人驚了我的馬，幸虧(kui) 這馬兒(er) 馴良，要是換了別的馬，說不定就將我摔傷(shang) 了。廷尉你竟然隻判處他罰金？”張釋之告訴文帝：“法者，天子所與(yu) 天下公共也。今法律如此規定，當依法執行。陛下如欲加重懲罰，則法不信於(yu) 民也。那人犯蹕之時，陛下你若將他殺了也就罷了，但現在已交到我廷尉這裏，廷尉，自當公正執法，若有偏差，則天下的法官都會(hui) 任意輕重，那老百姓豈不是要手足無措？望陛下明察。”文帝思之良久，說道：“廷尉當是也。”承認張釋之是正確的。

顯然，法官張釋之所秉持的司法理念是，一項法律確定下來之後，天子當與(yu) 天下人共同遵守；一個(ge) 案子進入司法程序後，應由法官依法裁決(jue) ，皇帝也不可幹預。張釋之那句擲地有聲的宣言——“法者，天子所與(yu) 天下公共也”，也多次為(wei) 後世的司法官所引述，用來對抗君主徇私枉法的意圖。

如果故事就這樣結束，還不足以體(ti) 現我們(men) 的先賢追求司法獨立與(yu) 司法公正的那股認真勁兒(er) ，我也大可不必專(zhuan) 門寫(xie) 一篇文章來講述一個(ge) 簡單的故事。這個(ge) 故事最有價(jia) 值的地方在於(yu) 它後麵引發的討論。

張釋之當廷尉，秉公執法，“時無冤人，綿曆千祀，至今歸美”；他對“犯蹕案”的審判，也不可謂不公正。但後世的學者、法官提起這個(ge) 案例時，還是對張釋之很不滿意，因為(wei) 張釋之不僅(jin) 說了那句“法者，天子所與(yu) 天下公共也”，還說了一句“那人犯蹕之時，陛下你若將他殺了也就罷了（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他們(men) 認為(wei) ，作為(wei) 負責司法的廷尉，實在不應該說出這種違背法理的昏話。

宋代的洪邁說，這一句“上使誅之則已”，無異是“啟人主徑殺人之端”。唐代的杜佑也認為(wei) ，張釋之所言，就算是“一時權對之詞，且以解（文帝）驚蹕之忿”，也伏埋下無窮後患，因為(wei) “王者至尊無畏忌，生殺在乎口，禍福及乎人”，如果皇帝“淫刑濫罰，引釋之之言為(wei) 據”，則將“貽萬(wan) 姓有崩角之憂”，使老百姓生活在暴虐統治的恐懼中。因此，杜佑提出，班固著《漢書(shu) 》之時，應當將“方其時，帝使誅之則已”此話刪去不載，以免誤導後世帝王。

因為(wei) 錯說一句話，張釋之就這樣成了“箭垛子”，曆代反駁他的人很多，也駁得很在理，其中尤以明代理學家丘浚說的最為(wei) 深刻。丘浚在編撰《大學衍義(yi) 補》時，借用“楊氏曰”的口吻，說道：“既曰‘法者，天子所與(yu) 天下公共’，則犯法者，天子必付之有司，以法論之，安得越法而擅誅乎？”意思是說，張釋之既然明白“法者，天子所與(yu) 天下公共”，那麽(me) 凡是觸犯法律的人，都必須一概交給法司依法裁斷，豈可容許天子“越法而擅誅”？換言之，天子是沒有權力越過司法程序、“使誅之則已”的。顯然，丘浚的理解更加接近“司法獨立”的精神。杜佑尚認為(wei) “王者至尊無畏忌，生殺在乎口”，丘浚已經不承認天子擁有“至尊無畏忌，生殺在乎口”的特權。

那麽(me) 如果皇帝非要“越法而擅誅”呢？以丘浚對司法原則的理解，他一定會(hui) 說，不必考慮皇上的意見，依照法理來裁判即可。我這麽(me) 說，當然是有依據的。丘浚講述過一個(ge) 典故：唐代太宗朝，一度出現“刑網日密”的趨勢，法官斷案，寧可“失入”，也不“失出”，寧枉毋縱。唐太宗問大理寺卿（首席大法官）劉德威：“近日刑網稍密，何也？”劉德威答道：“個(ge) 中原故在主上，不在君臣，人主好寬則寬，好急則急。陛下倘一斷以律，則此風立變矣。”唐太宗覺得他說的有道理，“從(cong) 之，由是斷獄平允”。但丘浚卻對劉德威的見解很不以為(wei) 然。他說，人主好寬則寬，好急則急，這不是司法之道。“為(wei) 刑官者，執一定之成法，因所犯而定其罪，豈容視上人寬急而為(wei) 之輕重哉？”司法官的準繩是法理、天理，而不是君主的愛惡，“刑獄之事，實關(guan) 於(yu) 天。典刑者，惟一循天理之公”。

還有另一位大儒——宋代的理學家陸九淵，也對張釋之提出了深刻的批評。他從(cong) 一個(ge) 很刁鑽的角度發出詰問：假設漢朝的法律規定“犯蹕者殺無赦”，那廷尉是不是也應該堅定地按照法條辦案，將那個(ge) 倒黴而無辜的鄉(xiang) 下人殺掉呢？

陸九淵的答案當然是不可殺。因此，陸九淵說，張釋之不應該隻是以“今法如是”來塞皇帝的嘴，更應當向皇帝闡明“不可殺”的法理所在。這個(ge) 法理，陸九淵追溯到《尚書(shu) 》記載的一項古老的司法原則：“乃有大罪，非終，乃為(wei) 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這段話，需要逐字翻譯一下：非終，指偶犯；眚災，指因過失造成災害；適爾，指偶爾；道極厥辜，指坦白自己的罪行。整句話的意思是說，如果有人犯了大罪，但屬偶犯、出於(yu) 過失而非故意，而且坦白了自己的罪行，那麽(me) 他就不可被判死刑。

根據這項古老的司法原則，陸九淵認為(wei) ，“犯蹕案”中的那個(ge) 鄉(xiang) 下人，隻是偶爾的過失，不存在犯罪故意，即使他使漢文帝受了傷(shang) ，也應該從(cong) 輕發落，何況文帝並未受傷(shang) 。如果當時的法律條文違背了這樣的司法原則，“苟法有不善”，張釋之身為(wei) 廷尉，則有義(yi) 務提請皇上修訂法律，使法條合乎正義(yi) 。但張釋之不能闡述清楚法理，“以去文帝之惑”，而隻知道說“今法如是”，這個(ge) 廷尉當得可不合格，難怪後世出現了“任法之弊”。

陸九淵非凡的見解，拓寬了曆代對張釋之“犯蹕案”的批評維度，也拓深了先賢對司法原理的認識深度——法官，不僅(jin) 要據法決(jue) 斷，也當依照古老而永恒的法理審查法條。這些法理蘊含於(yu) 永恒的天道人情（自然法）中，記錄於(yu) 古老的法典中，由飽學的儒家給予發現、闡述。顯然，皇帝應當接受這些先於(yu) 他存在的法理；以皇帝名義(yi) 製訂出來的法條，也要符合永恒法理，方為(wei) “善法”。這樣，既能夠保持司法之獨立，也可以避免法家式的“任法之弊”。說到這裏，您也許會(hui) 發現，這種儒家式的法官，已經相當接近普通法係下的大法官了。

圍繞張釋之“犯蹕案”所展開的批評，雖然發生在不同時段，卻似乎在曆史深處相互響應，讓我覺得，仿佛有一群飽學而莊嚴(yan) 的法官，聚在一起檢討某一個(ge) 有缺陷的判例，並再三確認了他們(men) 對於(yu) 司法原則的理解：法官司法的準則，唯法，唯法理，而不是君主的意誌與(yu) 權力。

今人以為(wei) 中國古代的君主“言出法隨，賞戮由心”，又以為(wei) 古人沒有“司法獨立”的精神，傳(chuan) 統文化是構建現代司法製度的無形障礙，殊不知這都是深深的誤會(hui) 。與(yu) 其厚誣古人，不如反省自身。

責任編輯：葛燦燦